[转帖] 杨早：辛亥：不战的革命最难得——评《1911年中国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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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6-19 12:48:00|  分类： 书尚可买 |  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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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学院派著作的读者，拿到《1911年中国大革命》可能会倍感疑惑：很少注释，没有参考文献，惯例交代写作动因的前言后记也欠奉——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啊？
本着对作者马勇不是见不得光的枪手，以及社科文献出版社不是为了省纸的信任，我试着揣测一下他们的用意：这样做或许是为了尽可能地拆除写/读之间的障碍。上述那些东西，如果不是遵循拿学位评职称的规范操作，或是试图向学界证明自己的严谨，原本就是可有可无。
这样说并非认定本书只是一本学术含量有限的通俗小册子，恰恰相反，我倾向于认为它包含着与一般史著不太一样的追求。
辛亥革命研究算是近代史研究中的巨无霸（或者美国人说的大土豆），一百年来，合两岸及海外学术界之力，辛亥革命前后的史实大致清晰完备；也正是合两岸及海外学术界之力，研究辛亥革命的史观有着很明显的偏差与异化。革命法统所在的孙中山及同盟会诸贤被凸显至伟人境界，而他们当时及之后的对立面如清廷、袁世凯、黎元洪等人，却被弱化愚化甚或妖魔化。风云时代的多方博弈，被演义成顺天应人的实至名归，最明亮的光环掩盖着最斑驳的投影。
虽然《1911年中国大革命》一书中几乎未出现对过往研究结论的引述，但那个时时在字里行间出现的“过去的老说法”，其实代表着辛亥革命研究的主流观点，也是作者试图对话与纠偏的对象。
在过往的研究中，革命党的对手几乎是符号化的存在：清廷是不思悔改的，袁世凯是老奸巨猾的，立宪派是软弱妥协的，黎元洪及反正的旧官僚是被迫革命的，这些因素汇聚起来，最终的结论必然是：虽有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艰苦努力，创立民国，但辛亥革命是不彻底的革命，是失败的革命。
这套革命叙事本身是自洽的，如果论者在其中打转，纵使史料再丰备，结论也不会有什么大异。重述辛亥革命，最大的问题，是能否建立新的解释框架，从而将辛亥革命的意义予以全新的定位。
我相信，正是基于这个目标，《1911年中国大革命》没有亟亟于资料的爬梳与论证，而且采用了最直接的叙述方式，不但舍弃了繁琐的注解、考辨，甚至连直接引语都很少使用，所有的叙述都指向新的解释框架的建立。
《1911年中国大革命》的特异之处，概括起来不外乎二端：一是尽可能地“以宽容的心情对待每一条历史记录”，对各方人物均抱以了解之同情，推断其行为的合理性，并将其言其行放置在整个清末的大背景中考察；二是尽量发掘辛亥这场革命中的正面资源，不仅仅是帝制覆灭共和创立这种转变，也包括在这场转变中各方应对化解转制难题的艰巨与曲折，作者以法国大革命为喻，认为共和历程能够以战止战，不战而成，实是“中国人的大智慧”所致。
在这个新的解释框架里，清末革命与立宪的赛跑，革命一度高涨，但在日俄战争的刺激下清廷决定立宪，立宪反超革命。在之后五六年“民主政治的春天”里，主要对话者是清廷与立宪派，革命日益边缘化。因此，与其说是革命派的努力最终冲决了大清朝最后的堤防，不如说是清廷面对立宪风潮与街头政治的举措失当，给了革命党翻盘的机会。
立宪派并非全无错处，在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颁布后，立宪派因为国内外时势的动荡，不断要求提前开国会的时间。最终慈禧太后在世时制定、也取得立宪派认可的九年立宪被缩短成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场纠纷不仅耗尽了清政府的政治威信，而且使中国的民主道路走上了一个非常奇怪的道路。”
当时的中国社会，确实都处于某种躁郁的气氛之中，大大影响了政治的良性发展。以书中没有谈及的科举为例，也是拟议的变革年限不断变更，最后陡然在1905年为这项千年制度划上了句号。或许主其事的张之洞与袁世凯都没有想到，这场准备极不充分的大变革会给日后的中国社会带来多大的不安定因素，成为“五四”以及一系列社会风潮的滥觞。
即如清廷最为人诟病的“皇族内阁”，作者在充分剖析其危害后，也略迹原情地指出：摄政王载沣并非冥顽不化的执政者，他坚持组织皇族内阁，或许是担忧筹备国会的余下两年中，内阁难以抵御利益日益受损的满洲权贵反弹，皇族内阁更能保证改革的顺利过渡。载沣是否过分自信清廷权威，自当别论，但这种政治设想，不能说全无道理，只是根本没获得实现的机会。
又如辛亥革命最大的导火索铁路国有政策。力主此举的盛宣怀、端方，都是当世公认的开明官僚，且稔熟洋务。特别是端方，能招降刘师培这样的革命学者，可知决非守旧者。但就是这样一些“愚蠢的明白人”，坚持无弹性的朝廷权威，最终激起绅商公愤，连自身并大清朝一并葬送。
至于清廷和平退位，作者许为“一个王朝本有的潇洒与智慧”。这件事即使在当时，各方看法亦不相同。但认定清朝是自愿辞位以求民众福祉，而非在强力下覆灭的大有人在。1918年梁济自沉，遗书中说他不死于辛亥而死于今日，非为殉清，又是殉清，因为民国“辜负清廷逊让之心”，也就失去了当初国人赞成共和之美意。
辛亥百年，传统的解释框架资源已经耗尽，如无新视角出现，徒为纪念，无裨于世。马勇教授这本看上去不甚规范的《1911年中国大革命》，比起许多大部头学术巨著来，带给我们的或许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