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绍芬回忆录节选：真假落选

有些记忆，仅仅是为了回想，回想昨日的情谊与相携；有些记忆，只是为了正视——正视历史的真实与真实的历史！
　　我们党、我们国家的选举制度，正在不断地进步、完善着。其中，差额选举就是民主进步的一种体现。在我六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有过从基层、市、省到中央多次顺利当选的纪录，也有过落选的经历，落选的滋味，我是品尝过的。但是，我仍然赞成差额选举，而且希望有新的进步和提升。
　　2005年，邓力群同志的自述——《十二个春秋》出版后，北京的朋友告诉我：那里面写到他“十三大”落选了，也写到你落选了。我不在意地笑笑说：那次我是当选的，可能你们听错了，或者记错了，这位老同志比我资格老，写上我还是看得起我哩！后来，又有香港朋友告诉我，在香港出版的此书写到你十三大落选了。连续有多个朋友对我说起这件事，还有同志将这本书送给我看。该书“1987年的风浪”一章第六节“十三大中央委员落选”写到作者本人的落选情况和态度后，紧接着写道：
　　“万绍芬十三届中央委员也落选了，急得不得了，跑到王老那里去诉苦，让王老给想办法。王老就对万绍芬说，你应该向某某某同志(《十二个春秋》的作者) 学习，他不是也落选了吗，他不在乎，你何必那么着急呢。”
　　我看到这段完全不符合事实的文字，感到非常惊讶。1987年11月1日党的十三大闭幕式上，宣布了选举结果，公布了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中顾委委员、中纪委委员的名单，我的名字在中央委员的名单里，按照姓氏笔划为序，就在万里同志后面。11月2日各大新闻媒体都公布了这份名单。我百思不解，心想他是不是忘了？但十三大时，他是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就坐在主席台前一二排，我是主席团的委员，也坐在主席台上。宣布选举结果时他也在场，就坐在我前排。我想给他打个电话，或写封信，希望他和出版社能够作个更正，以免在国内外以讹传讹。但同时又考虑到他年龄比较大，身体不太好，贸然行事，可能会给他带去不愉快。经过再三考虑，我给中央领导写了一封信，汇报了情况和要求，得到热情的回应。
　　后来，没有看见作者和有关出版社对此做出更正，听说香港的这家出版社也找不到了。
　　作者落选的心情我能够理解，因为我本人也有过落选的经历和感受，但不是在十三大，而是在1988年的中国工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那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落选，而且是在我刚从省委书记任上调到北京工作才三个月、还是中央委员的情况下。当时，对我的打击可谓不小。
　　1988年夏，我服从组织，调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作，担任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当时全国总工会的党组书记、主席是政治局委员倪志福同志。我熟悉了一下情况，就去东北三省作调研。回京后，参与了大会的筹备工作。
　　工会代表大会是10月22日至10月28日召开的。中央很重视这次大会的召开。大会第一天，中央政治局全体成员都出席了开幕式。我认识到，这次大会是在一个重大历史时期召开的，对全总担当今后的历史重任十分重要。我夜以继日地工作，不敢懈怠。
　　大会前几项议程都进行得比较顺利，但进入选举时，出现了一些异常情况。工作人员即时向我作了汇报，我认为事关重要，请有关同志直接向倪志福同志汇报。当时，我也听到一些关于我的流言蜚语：“是从江西落选才来全总的……”等等。但我认为大会会介绍我的考察材料，流言蜚语也就会不攻自破，所以并不在意。另一方面，我认为自己是新来的，在全总没有任何恩怨，自信不会出问题。事实上，我太大意了。
　　10月26日下午进行了大会选举。在等候公布选举结果时，倪志福同志和总监票人把我叫到后台，以颇为紧张、遗憾的神情对我说：“这次选举出了问题，你的选票数差了一点。某某书记也差了一些。”我问：“是不是我们两个人落选了？” 他点了点头。总监票人给我看了选举计票结果，我的赞成票是百分之七十几，离当选还少几张票。他们建议我先到休息室休息一下，我说不必了，便回到了大会主席台的座位，继续开会。接着大会公布了选举结果。
　　回到大会住处，代表们议论纷纷。当晚，许多代表络绎不绝地来到我的房间看望。先是全总机关代表包括几位老主席和工作人员来看望我，安慰我，他们说：“太意外了，太不正常了，我们正向组织反映，有些代表还要求补选。”江西代表纷纷前来安慰我，有的代表流泪了。北京的、上海的、天津的、东北三省的、广东的、陕西的、湖南的、湖北的，还有港澳的代表们都来看望我，他们的话语是那样的热情诚恳。新疆的代表向我赠送了漂亮的维吾尔族帽，西藏的代表给我送了哈达。这一切，都让我从心底感到温暖。
　　驻会的新华社国内部主任记者李尚志同志，及时向中央写了內参，反映了选举会内会外的有关情况。当时，负责这次选举的中央书记处书记阎明复同志对我说：“你这次落选，是会务工作的问题，是意外的情况，我当时认为你的当选不会有什么问题，忽视介绍你的考察材料，而是着重介绍了主席候选人倪志福同志和新从江西调到劳动部工作的党外人士李沛瑶等同志的情况。”出了这个意外，他向我表示歉意。也还有负责同志对我说，对我的工作，中央会认真考虑，也征求了我个人的意见，并希望我把这次会开完，参加闭幕式。我表示，我会保持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态度，大会还有两天，没有闭幕我的任务就没有完成。我会参加应该参加的会，还要送送代表。至于工作问题，是以后的事，我谢谢组织上的关心。
　　1988年10月28日，大会举行闭幕式。当我走上大会主席台，王光美同志和丽莎同志(李立三夫人)立即与我热情拥抱，鼓励我。我以平常的心态和1700多名代表一起庆祝大会顺利闭幕。会后，工作人员转告我，代表们说：“她的风格令人钦佩，不再担任总工会的领导实在太可惜了。”当然，我不会没有注意到另外的一种态度和声音。
　　大会闭幕后，我回到会议住所，突然发现有几张条子放在我房间的桌上。一张是来自四川代表团的，一张是来自河北代表团的，一张是来自铁路代表团的，都是表示希望我到代表团去和代表们见见面，写的日期都是选举前两三天的。我问秘书，这条子是哪来的。她也不知道。我让她去问问大会陈秘书长(当选的工会副主席)，因为联系的这些事一般都会经过大会秘书处的，再一想，心中有点数了，不必了。我对秘书说：“代表都要回去了，行前代表团还要开会，我趁此机会看看代表，这是职责。”秘书说：“这时候去，已经没有意义了。”我对她说：“代表对候选人有知情权，虽然对选举来说是晚了，但是我还应该去，这是一种弥补，也送送代表。”虽然她不很理解，但还是陪我去了。
　　闭会的次日，用过早餐，我首先赶到四川代表团的驻地。他们正在会议室开全团会议，谈回去传达和代表团离京的事项。我让秘书先进门打了一个招呼，代表团团长迎了我进去。四川省100多位代表都用惊讶的神情望着我，代表团长欢迎我讲几句话。我诚恳地对大家说：“我来看望大家，为大家送行，昨天晚上我才见到你们希望我来到代表团见面的便条，今天来向大家表示歉意。虽然我今后不做工会工作了，但我还会关心工会工作，希望十一大以后，我们的工会工作能开创一个新的局面，我今天来送大家，祝各位代表一路平安。”会场上顿时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这掌声和几位代表的热情话语表达出的不舍之情，我甚为感动。
　　离开四川代表团，我又赶到了铁路代表团的驻地。他们也正在开会，没有等我说明来意，代表们就纷纷问道：“您怎么早两天没有来，现在才来呀？”我又同样表示抱歉，说：“对不起，来晚了。昨天晚上我才见到你们的条子，今天匆忙赶来看望大家，送送大家。”我在那里和大家热烈交谈了几分钟，便告辞了，因为我不能耽误他们的宝贵时间。
　　当我赶到河北代表团的驻地时，会已经散了，只在过道上碰到两三位代表。我说明了来意，请他们向代表团转达致意。
　　跑完了这几个团，心里感到一种慰藉，好像完成了一项光荣使命似的。
　　这期间，我得到了许多领导和同志的热情关怀。康克清、帅孟奇、刘英、邓六金、黄甘英、王云、孙克悠等大姐，王照华、张帼英、刘丽英、郝克明等同志以各种方式，给了我许多安慰和鼓励；在我任职期间，曾到江西视察的中央领导同志，如：彭真、万里、习仲勋、余秋里、方毅、郝建秀、尉建行等同志以及肖克、杜平等将军都甚表关心；胡耀邦同志在当时那种处境下，他和家人还关心着我；宋任穷同志和夫人种月琴大姐专程到全总下属的日坛宾馆来看望我，令我十分感动；团中央第一书记宋德福同志，书记处书记刘延东、李源潮等同志对我也给予了热情的关心，有的还专程来住处看望我；江西的干部群众不断来电、来信、来访；日坛宾馆的经理和工作人员比我在任时更加热情；炊事员比以往更加精心地给我准备饭菜，还常说：“万主席，您多吃一点，保重身体。”
　　一次次看望、一声声问候、一个个慰藉，使我感受到了真情的温暖和力量，是真情伴我度过了一段难言与无眠的日子。如今回想起来，感激之情难以用语言来表达，感恩之情依然涌动在心中……
　　后来，我到中央统战部上任。当时，中央统战部部长是阎明复同志，我任副部长(正部长级)。大家对我的到来表示欢迎。我坦诚地告诉大家：“我在全总落选了 ……”他们热情地说：“要不是因为这样，我们还没有机会在一起工作呢，这是缘分，我们非常欢迎您来。”几句话，一下子把彼此的感情拉近了。
　　当时我在想：接受党委以的重任是一种考验，经得起历史的“委屈”与“误解”也是一种考验。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无论身处怎样的坦途与坎途，都应该勇敢面对。

收藏分享评分

回复引用

订阅 TOP

爬坡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