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邵燕祥：遥远又不遥远的林彪

showcraft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wcq/article_2011090544728.html邵燕祥：遥远又不遥远的林彪
发布时间:2011-09-05 10:26 作者:邵燕祥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4953次

即使从“反党、反革命、反毛泽东”罪的耻辱柱上解下来，难免还要捆绑到“助纣为虐”的耻辱柱上。这就是林彪的悲剧命运。——作者题记 　　说林彪于我很遥远，不是指时间上他垮台已经四十年，年轻人已经在问“林彪是谁”了，也不是指空间上他飞逃异域，葬身于千里外；而是说无论他生前死后，我都觉得很远，似乎跟我无关。 　　我1949年春夏之交在河北正定的华北大学一部受训，如果不是调回北平，便将在5月底随大批同学参军南下，所参之军必将是第四野战军，成为林彪麾下的一名列兵，那末此后即使复员，不说对林彪有多深的感情，却也会多多少少关心他的消息，对其出处动向不致完全置之度外了。 　　林彪垮台的1971年“九一三”，我已经在河南淮阳的“（中央广播事业局）五七干校”劳动了一年八个月。1970年春节之前去的，两个春节都没有获准回家度假。虽然从在北京时的“专政对象”降格为“专案对象”了，但“革命群众”过节探亲，我不得与焉，看来人家是“有期”，而我则是“君问归期未有期”，也就是“无期”了。心境不佳，只好自己营造一个心灵世界以逃避现实。干校由军代表挂帅，广播局的军管小组是中央军委派出的，林彪正是中央军委副主席，我却从没意识到我的行止会跟林彪发生关系。 　　10月18日，连部忽然通知我，即日可以回北京探亲。我二话没说，抬腿就走，怕一游移，又会生变，这是早有教训的。经周口赶到漯河，买上车票北上，郑州下车，直奔中原区工人路姐姐家。晚饭桌上，姐夫提起话头，才知道他们早已听过“林彪死了”的传达——自然是按“先党内后党外、先干部后群众”的顺序，始而吃惊，继而学习讨论，“加深理解”着。从“九一三”起，已经过了一个月零五天。于是恍然，若没有发生这件大事，还轮不到我回北京探家的份儿。林彪跟我之间，似乎又不是全无关系，这微妙的关系藏在哪儿呢？ 　　在北京，林彪之死已经尽人皆知。似乎只是瞒着外国人，听说有外国记者在大街上找小学生求证，打听“你们的林副主席”现在何处，小学生答得好：“嗝儿屁着凉大海棠啦！”让自命中国通的老外摸不着头脑，这句北京土话类似四川说“翘辫子”，连外省的人也未必听得懂啊。曾几何时，被万民“晨昏三定省，早晚一炉香”祝祷“毛主席万寿无疆”同时祝祷“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的主儿，转瞬间一落千丈，好像过去五年中的一切都没发生过一样。不能不感叹白云苍狗，变幻无常，又不能不感叹左邻右舍的闾巷平民，到底不愧是经过“红八月”锻炼的，具有超常的定力。这就是毛主席在某一次“七、八、九三个月”讲话里（那时他每每在“七、八、九三个月”出巡讲话）说的“真正发动起来了”的群众吗？我怎么觉得相比于我的安之若素，街坊市民们更显得无动于衷呢？怕是折腾累了，都想自己过自己的日子吧。 　　我如期返校，还是准备着继续被折腾的。虽是戴罪之身，毕竟尚保留公职，拿着工资，有什么布置，都须行礼如仪。可干校的空气渐渐有些变化了。回想“九一三”的当天早晨，我的专案组还给我出了一份交代什么问题的题目，让我忙了半日。后来就一直没了动静。最突出的一个感觉是，过去每逢上边揪出一个党内的敌人，都要下联其“社会基础”——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右，我作为“老右派”，尽管是所谓死老虎，但次第被指控为“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的、“王（力）关（锋）戚（本禹）”的、“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的、萧华（一个人，没有三人成众）的“社会基础”。 　　我是他们的“社会基础”，意味着他们在党内，在高层，代表着民间的我和像我这样的一些人的利益——他们代表着我的利益？什么利益？怎么代表的？真是天晓得！ 　　现在我等着成为林彪的“社会基础”，但没等上。无法高攀。后来才悟到，专案组放我一闸，这是当时周恩来一度借批判林彪以批判“极左思潮”的缘故。而如果以林彪为极左的代表，他物色“社会基础”时绝不会青眼于我；再把我挂在林彪这个司令部上，怎么说也显得更不靠谱了吧。而且在“批林整风”时似已不大提“司令部”，我臆想，一个毛泽东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又一个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林彪原是前一个司令部的副统帅，现在另张一帜，不是继北京红卫兵之后，领军另一个“三司”了吗？ 　　再后来，我才知道，周恩来的批左部署，被毛泽东否决了。还是要批林彪的“右”。但大批判“大势已去”，至少在我们干校，批林也都近乎走过场，我于是被轻易放过。总之免于再当又一个“社会基础”的指责。而且记得还让我在班会上作过“批林”的发言（以前我只有被批判的份儿，没资格参与批判别人），但不记得我是批其左还是批其右了——如是在林彪垮台不久，可能是批其“左”，如过了较久，就多半是后者，或者既批其“左”，又批其“右”，因为当时不但我，就是干校基层干部，也都弄不清林彪是左还是右了，更弄不清上面在批左批右上的分歧，且绝大多数连想也不敢想毛、周之间会有什么分歧的。 　　原先我每作自我检讨，上纲上线时还稍加斟酌，尽量别太过分。现在施之于林彪这真正的死老虎，也无非上纲上线，对这样的顶级人物，奉旨批判，则如套话说的“怎么说都不过分”了。若按如今“穿越”时空的影视手法，还原当时情境，就可以看到像我这样一个自视为受迫害者，要求别人以实事求是待我的人，在绞肉机前，斗兽场上，竟能表现得何等势利，又是如何的不负责任，信口开河！（请问邵某：你对林彪其人其事其言其行究竟知道多少，不用说幕后的，台前的讲话你听过看过？你的批判发言，到底有几分根据？）如果说国民有劣根性，这也就是我——作为知识分子之一的劣根性吧。 　　反正因为林彪垮台，干校的政治管束日渐放松，专案组不大来纠缠了，像我这样的人遂得以享受苟安的“小自由”。以前除了规定的文件“非礼勿视”，现在可以看《东周列国志》了，那理由很充分：批林。林彪的“政变经”就涉及熊掌难熟之类故事，典出于此。干校在淮阳，旧称陈州，不止是包公放粮之地，更是两千年前的陈国所在，那个能量不小的夏姬，不但令人想起鲁迅笔下的阿金，更会想起当今的江青——自可意会，不必言传。 文革时的林彪 　　林彪1966年5月18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那个有名的讲话，不但宣扬“政权就是镇压之权”，替一切都是为了“权”大搞论证，更指控有人为了夺权酝酿政变，并上溯中国古老的政变源流，这一套该都是他在养病期间习文读史的心得。这当然耸人听闻。而同样有趣或说无趣的，还有他在这次会上出示的简短声明，强调他和叶群结婚时叶是处女云云。固然在党内外政治运动史上，围绕乱搞男女关系抛档案、传秽闻，以“搞臭”某人，早已是行之有效的传统斗争策略，但党的副主席以受诬者家属身份，郑重其事地把这类臭事端到全国最高的政治场面上来，还是出人意外，叫人怎么说好？ 　　这件丑闻，我不是听的文件传达，而是看的文革小报，后来印证史实，果有其事，并非造谣。而在批林整风中据以讨论的则是中共中央有关林彪事件的正式文件了。当时倾盆大雨，只记住点点滴滴，除了所述林彪仓皇出逃的狼狈以外，印象最深的却是文件塑造的毛泽东形象：他以最高统帅之尊，却像重耳流亡，坐不安席，南下武汉、广州，甚至在火车上找各地党政军负责人谈话，“打招呼”，似乎危机四伏，险情频发，犹如江青当年说只有到上海才能找到人帮她写大批判似的：何至于如此大绕弯子，大费周章？更不理解的是说到第二次庐山会议，怎么“称天才”就成了反党的思想纲领，“设国家主席”就成了反党的政治纲领？不过我也不求甚解。反正林彪是死定了，“称天才”那一段话过去也随大流朗读过，以后不读就是了（但也不可进一步论证毛主席不是“天才”），国家设不设主席，那是上面的事，还是林彪说的，“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吧，何况，设不设主席都不需要我去“执行”什么，与我何干？ 　　对林彪也有不理解处，完全是从世俗之见出发，明明已经把接班人地位写进了宪法党章，干嘛非急着“抢班夺权”（这是文件说的）不可呢？那份“571工程纪要”，谈不上作为“武装起义”方案，但有些话倒是说到了点儿上，如给毛泽东当过秘书的都没好下场，以及有关入党做官论，劳动惩罚论等，确是那么回事。这些林立果带领的“小舰队”年轻人，其观点都是来自林彪的言教吗？毛林之间果如文件所说矛盾之深，文件却不说毛林二人反目成仇的过程从什么时候、什么事情开始。我们看到的，尽都是“亲密战友”间的密切合作。连林彪在天安门上拉长声音念发言稿，毛泽东都站在旁边，像老师以慈祥亲切的眼光看着心爱的学生上台朗诵似的，生怕他念错了。 　　早在文革前，林彪接任国防部长，并主持军委工作，他的部署集中到一点上，就是带头从全军到全国神化毛泽东，大力推动对毛的迷信。他曲意迎合毛要作世界革命领袖的意图，一版再版成百万册印制毛泽东的语录，在其《再版前言》中，歌颂毛泽东思想的“顶峰”地位，甚至独尊毛著以顶替马克思主义经典，提倡“活学活用”，以此实现全军上下“非常政治化”，即惟毛之话是听，指到哪里打到哪里；卷首是他为学习雷锋运动题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作为对他掀起的空前颂圣运动的回报，毛泽东则号召“全国学人民解放军”来一唱一和。于是邪教式的个人迷信在中国大地上如狂飙骤起，不断升级，莫之能御，至文革而登峰造极。这都是林彪表示他忠于毛泽东干下的丰功伟绩。但因后来蒙暗害毛的恶名，而通通埋没了。 　　我也知道，这些涉及林彪对毛的功罪，乃大是非，属于“不该我来想”的事，但管不住自己的脑子，想啊想啊，想到我早年读毛选第一卷，就知道毛泽东在革命低潮时批评过林彪的动摇，我1959年春全民写诗运动中写的七古《长江篇》里，于歌颂毛泽东的英明伟大时，还提了一句：“山在水在党在群众在，何问‘红旗到底打得多久’？”挂上一笔，原来我和林彪还有过这么一点关系。 　　接着，就在那一年秋天，第一次庐山会议之后，《红旗》杂志发表了林彪和康生两篇长文批判彭德怀。把林彪的文章发给我们当学习文件，在我平生这是头一回。彭德怀说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里返还，说彭德怀等都不过是资产阶级民主派，过不了社会主义这一关。取代彭德怀就任国防部长的林彪，说彭德怀只是革命的同路人，不能革命到底。这些康生同样谈到了。两年前，毛泽东审阅周扬关于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的总结报告，就已把这番意思加了进去，所以这也不是林彪、康生的首创之见。 　　不过，对彭德怀等的这一批判之词，被认为对我辈也适用，所以感同身受，记住在当时振振有词的大批判家里，林彪名列前茅。能够算林彪之创见的，似乎只剩“称天才”和“设国家主席”了。但1970年《红旗》杂志不点名地批判“政治骗子”时，作为公开言论，是把这笔账记在陈伯达身上的。——历来的大批判，经常用这种指桑骂槐手法，如在中苏交恶中，起初总是借骂铁托以及法共多列士、意共陶里亚蒂来影射苏共和赫鲁晓夫。——陈伯达与我，倒的确有过一点思想影响方面的关系，我最早读的中共宣传品，是他写的《评〈中国之命运〉》，很是佩服，后来才读到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为之倾倒。1949年建国以后，陈伯达不大在前台活动，对他的印象也淡化了。直到文革之初，他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巡视广播局，大庭广众间大放厥词，对于聘有多国专家的国际广播电台，竟斥为“特务联合国”，岂不是信口胡吣！由此对他产生了恶感。《红旗》批“政治骗子”，我一看就知道是指陈伯达，却对他的命运毫不同情。 　　那末，对林彪这样一个饱经烘烤的“功狗”有所同情么？一样没有，尽管他死得够惨。只是像看到凶杀现场照片似的觉得恶心，却也并无称快之意。探讨内心，还是觉得与我无关，林彪其人很遥远。即使我又想起一件事：1968年我在机关军管后的专政队接受专政时，正大兴“三忠于四无限”热潮，因锅炉工人带我劳动，我奉命给锅炉房写了一副楹联，模仿林彪笔体的题词“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但这也就是一项技术性活动罢了。并不经过大脑，更不动心不动感情。口号啊题词啊，只是一个通用的政治符号，甚至可以说，林彪于我，也不过只是一个人名，一个略略区别于一般人名的政治符号而已。 　　毛泽东也可以作如是观。有些不同的是，直到他逝世，我还寄希望于他能够在有生之年为反右派斗争中打出来的“右派分子”（当然包括我）平反。相信以他的威望，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掀掉我们头上的沉重右派帽子。因为我想，经过林彪这样的事情，他应该看到，我辈这类“右派分子”手无寸权，更无寸铁，不可能如林彪那样对他形成威胁，那末何苦树敌太多呢？假如斯大林能在生前平反了他所制造的若干冤案，则身后不致留下千古骂名。……这都是连亲友家人都不能探讨的话题，只能是自己默默地胡思乱想，且“适可而止”，咽到肚子里去。说到底，是以小人物甚至臣民、奴隶之心度大人物之腹，还阿Q地自以为是替大人物身后的名声着想呢。 　　不过，由于有这一点愚忠，当别人从“九一三”事件联想到林彪之被树为接班人，联想到文革的缘起，从而对伟大领袖的“绝对权威”产生质疑的时候，我迟慢了不止半拍。这也从一个方面，表明了毛泽东改造知识分子政策的成效（其中有我自觉“合作”的一份贡献），而这正是毛泽东伟大功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或问，你既然葆有一份愚忠，那你看到纪录片中“九一三”后毛泽东明显衰老的容颜，近于麻木的表情，以笨重迟缓的动作同埃塞俄比亚老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相见，惺惺相惜地长久握手不放时，是不是有悲从中来之感？我说，不，完全没有。可见我并不真心关注他的健康和精神状态。你不是还盼着他为你恢复名誉吗？可见你只是有求于他的“恩典”，全是从个人利益出发，并不属于什么“无产阶级的阶级感情”，思想并没真正改造好；二则表明所谓对毛抱一线希望，潜意识里也还是感到十分渺茫，慰情聊胜于无，只是姑妄盼之的弱者心理吧。 　　总之，毛泽东于我，也跟林彪于我一样，只是一个政治符号。如说毛曾是神，神不也就是一个符号吗？ 　　所以我说，遥远的林彪。 　　却不能简单地说——遥远的毛泽东。毛在世时，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无不牵动着每个人的祸福安危。他离我们很近，并不意味着亲切；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个大多数中，竟也包括了林彪及其家人），他是笼罩在头上的阴影。 　　然而，我们头上这个庞大的阴影中，不也晃动着林彪的身形么？ 　　林彪死去40年了，毛也已经35年。回头看历史，其实这一对“亲密战友”真不愧为亲密战友。毛说他自己一辈子干了两件事，一是把蒋介石赶到海岛上去，一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林彪一生，最突出的不也就是追随毛泽东打胜内战、进了北京，配合毛泽东发动文革、稳定大局吗？ 　　对于林彪前半生，特别是在辽沈、平津两大战役中的表现，虽然在“批林整风”中一度抹煞，近年体现在军事博物馆的陈列中，还是恢复了肯定的评价。总不能一会儿一枝花，一会儿豆腐渣，后来在各级岗位上“坐江山”的革命接班人们，说到底还得念他“打江山”的好处。至于林彪后半生参与的文革，虽然一些为林彪辩护者摆出他文革出山的迫不得已（我相信大体也是事实），但到底是如毛泽东所说的，“说不介入也是介入了”。 　　对于所谓文化大革命，如替毛泽东总结失败的教训，那就是打击面太宽了，打击地富反坏右以至老资产阶级这些异己，没人心疼；但“大水冲了龙王庙”，势必惹得官怨沸腾。毛泽东物故后通过的有关决议和决定中，对文革加以“彻底否定”——看来一时还不致就来个“否定之否定”。——不过，这个否定留了个很大的尾巴，即谁应该对文革十年浩劫负首要责任。虽说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却又说是被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为什么不说是毛泽东利用了两个“反革命集团”呢？）于是两个反革命集团定谳在案。对林彪也等于一再进行了缺席审判，只是把被告的自我辩护留给他们的后人推迟代行而已。 　　在争议文革罪责时，若只如主流舆论一样光提“林彪、‘四人帮’”，显然不能自圆其说，欲盖弥彰，无以服人。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民间就提出实际上是“五人帮”之说，补充的一人呼之欲出，除了毛泽东还能是谁？毛在党内党外，实行独裁，史有明文。1943年作了关于中央书记处三人领导中毛泽东具有“最后决定权”，虽然同时规定书记处大事须向政治局汇报，政治局主席也是毛泽东；自己向自己报告，无限的权力就此到手。1953年毛泽东批评刘少奇、杨尚昆越权，规定（包括已经形成的中央会议决议）必须“经我看过”始为有效的批示，白纸黑字俱在。其间，1949年《论人民民主专政》文中，毛志得意满地揶揄说：“‘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说对了。”这不正是历史性的招认么？至少在上述长达33年的政治实践中，毛泽东像旧日皇帝似的一言九鼎，言出法随，如果说周恩来文革中许多表态都属于人们说的“违心之言”，林彪是在私下奉行“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的哲学，而毛泽东却在1966年江青的信里自炫过“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他当然该对其一切绝不违心的言行后果负完全责任，而不是像他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时所谓“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那么轻描淡写。并非今天人们把一切归罪于毛泽东，这是一切归功于毛泽东的逻辑归宿，所谓好汉做事好汉当也。

showcraft

　　说到文革，作为副统帅的林彪，能说因为“临危受命”出于勉强，就可以撇清责任么？他们各有各的账，谁也赖不掉。毛泽东在发动文革前，决定“（打鬼）借助钟馗”，钟馗指的就是他，借助的是他的军权。江青在1966年春，又借所谓“林彪同志委托”之名召开部队文艺座谈会，兴风作浪，颠倒历史，横扫文坛，抬高自己，逼得已经被动的中共中央宣传部不得不赶紧抛出四十篇“有问题”的文艺作品表示紧跟。江青在1967年的一次讲话中，也明确亮出“借解放军的尊神”以行号令的战略底牌。这个底牌当然出自毛泽东的韬略，他深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只有让林彪元帅为他坐镇，才能确保其文革大计的实施。以林彪的盖世聪明，他能不懂得毛泽东对他的“大用”，以至“大用”背后的玄机？若不懂得，又何至于把毛让他当“接班人”的批示一把丢到痰盂里？正是深知他自己在毛这盘棋上的位置和分量，甚至潜藏的危险，这才有他与毛的暗中斗智斗法，时时如履薄冰。


　　我说林彪盖世聪明，盖世云云，不像说“普世价值”涵盖全球；这里只限于中国境内。我认为在中国，最聪明，最了解毛泽东的只有两个人，周恩来和林彪，不分伯仲。另有一个蒋介石，从他与毛泽东打交道的历史看来，似还略欠一筹。


　　关于周恩来，说来话长，此处不议。


　　本来，林彪深知“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惯例，警惕“功高震主”会惹祸招灾，从一建国就尽量称病退后以自保；但他一旦上马便如骑虎，难下来了。1959年庐山会议上就是他助毛翻盘，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又是他替毛解围。不管他是怎样的动机，怎样的心态，总之林彪从文革一开始，就对毛泽东所有决策全力支持，斗垮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还扯上朱德、贺龙等，出言恶毒，厚诬构陷，无所不用其极。到毛泽东一放难收时，乞灵于林彪适时实行“三支两军”即全面军事管制，稳定了全国局势。此中功过，有待详评，以军队稳定全国局势，究竟为功为过？在彻底否定文革的语境下，有功于捍卫毛泽东及其路线的，在何种程度上即等于“助纣为虐”？当然，文革期间全国发生的大事小情，林彪并非完全与闻，像“清查‘五一六’”偌大案件，就似与林无关；武力镇压青海“八一八”群众组织，制造青海日报血案，也有其他人须承担相应责任，等等。但从整体来说，所有文革的罪行（在是非颠倒的年代是叫作“辉煌胜利”的），无不是在林彪作“钟馗”，而以军队为后盾的前提下赖以实施的；这也正是毛泽东所期待于他的，在颠倒黑白的年代则被歌颂为林彪对文革胜利的重大贡献。


　　当然，论文革之“功”，毛泽东是第一份，然则论文革之罪，毛也难逃祸首之责。林彪作为毛的重要“合伙人”，在这场不论以什么口实发动，导致成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经济濒于崩溃、道德文化沦丧的民族灾难中，总不能辞其咎。自然，林彪对文革的介入，不同时期不同问题上有深有浅，但即使只是画个圆圈，也是默认默许了。至于在哪些问题上他曾对毛的错误指示有所抵制，抑或“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需要实事求是地予以厘清。对毛和林应加区别，对林与其他文革责任者之间，也应有所区别。具体厘清和区别对待的同时，也就把对毛泽东的研究引向深入。


　　林彪生前被毛泽东逼到墙角，走投无路，死后又从反党集团升格为反革命集团，此中他和受他株连的人的冤屈，应该由党史学家加以澄清。林彪前期在中共革命军事活动中的作为，要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如同对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的功过一样做出评价，不宜采取双重或多重标准。对林彪作为军事指挥员，他在实战中的战术成就，应该由军事研究家做出专业总结。


　　为林彪洗冤，例如搜集证据，表明林彪并无发动政变、杀害毛泽东的意图，也没有什么反党或反革命集团，他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只是上下级的工作关系等等，目前虽尚无正式结论，但有关的努力将有助于进一步恢复历史真相。然而所有这方面的活动，都只是为弄清林彪与毛泽东的矛盾，他们党内关系之间的分合、恩怨、利害，相互的猜疑、戒备或误解。林彪个人的历史，不但有同毛泽东的关系一面，还有更重要的一面——同人民群众、同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关系。除前期军事活动外，后期特别是从1959年再度出台，直到垮台，其间有整整五年是他辅佐毛泽东大搞文革（包括主持军委，实行“三支两军”的重大举措）的五年，之前还有他推动个人迷信等应视为文革的思想政治准备，而文革对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犯下的种种罪行，林彪确有不可推卸的、仅次于毛泽东的罪责。这是不能由于他最后遭到毛泽东的冤屈，就两相抵消的。所有这些，即林彪“忠于毛泽东”的历史，对林彪进行审判时当作光明面而有意抹煞的，在恢复历史真相的过程中，自当重新提出。然而这样一来，很可能会在把林彪从“反毛泽东”罪的耻辱柱上解下来后，又在另一个耻辱柱上，同毛泽东捆绑到一起。这是单纯想为林彪的“反革命集团”案翻案的人们，也许始料不及的吧。然而，历史有情又无情，只好这样了。这才是林彪的真正悲剧所在。


　　三十年来，由于维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政治需要，对文革历史采取掩耳盗铃的态度，竭力避忌，更讳言毛泽东对文革应负的罪责，其手法是推出林彪、“四人帮”，把他们从毛泽东那里剥离开来，好像身为副统帅的林彪和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四人帮”竟可以置身于毛泽东的视野和指令之外，自行其是，自犯其罪。这不但不符合事实，也根本不合逻辑。


　　然则是不是一切归咎于毛泽东，再加上一个林彪，就算把文革的由来、后果和责任清理到家，完事大吉了呢？毛泽东，或者加上林彪等人，的确以他们“卓越”（这是通行的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用语）的个人作用施之于当代历史，形成一次向皇权专制主义的大倒退；然而任何个人，即使是多么“卓越”的个人，也无法摆脱特定的历史规定性。因此，评价那段党史和国史，我们不可能把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从中共的体制剥离开来。这个体制是被尊称为“列宁斯大林党”的俄（苏）共的翻版，实行的是俄（苏）式的无产阶级专政（政治上一党执政，暴力代替法治；经济上政府垄断，取消市场经济；社会文化归于一统，全面精神控制）。用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2010年5月初接受《消息报》采访时的话，“苏联是个很复杂的国家。如果照直说，苏联形成的那个制度，只能叫做极权制度。很遗憾，在这个制度下，基本的权利和自由都受到压制。”毛泽东及其战友的十年文革，正是这一种名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极权政权发展的极致。文革的实践，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逻辑发展。毛泽东的所作所为，固然有其随意性的一面，但这朵恶之花，也正是在这样的体制土壤上顺理成章滋长绽放开来的。即使没有毛泽东，没有林彪，那或许不会发生跟文革一模一样的事变，但一定无改于在中共一党执政下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局面。例如换了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主持全局，可能比毛泽东较多理性和务实的灵活性，但看不出他们会有切实实行民主宪政、放弃计划经济的迹象。充其量是“共产党领导”的开明专制，以一党操控所谓多党合作，即建国初期按照《共同纲领》所做的那样。如现在有人指出的，毛要搞的是“家天下”，而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等与毛不同之处，则是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即党天下的。当然，历史不容假设。不揣冒昧地这样设想，无非是说，从“以俄为师”到1949年中共执政，历史的轨迹注定了当代中国的宿命。


　　现在来谈论林彪这样的当代中国历史人物，遥远吗？并不遥远，他们活动的舞台，他们坐大的环境，依然影影绰绰，他们的人生策略乃至官场秘诀，还有人真心服膺，他们的精神传统，继承者并不乏人。


　　更不用说毛泽东，犹如马克思名著中引用法兰西故事时说的，有人至今还要“请出往日的亡灵”，甚嚣尘上，却不是为了娱乐的目的。


　　这样看来，毛泽东和林彪，都不遥远，他们都非与我们无关。他们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不仅当时影响着国运民命，其烙印如不正视，还会殃及而今尔后的政治走向。为了你我当代中国人和后代子孙计，梳理毛泽东、林彪他们那一时代的历史是非，清点他们留下的遗产，迫在眉睫。


　　没有细节就没有历史。应该感谢所有对有关林彪的回忆和研究做出贡献的人们，包括黄吴李邱本人及其家属提供鲜为人知的史料，特别是近期吴、李、邱三人的回忆录，也还包括林豆豆（立衡）有关她家内部矛盾等的证词，以及她对当时北京不及时阻拦林彪座机起飞的质疑，还有林彪身边工作人员曾有的回忆等等，为有关林彪、毛林关系、文革历史的专业研究奠定了实证的基础。这方面的研究，将大大有助于驳斥今天仍在继续的美化、神化毛泽东的悖谬言论。


　　对于被着意遮盖的那段历史，对话的路径似不畅通，那就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吧。毕竟今日之中国，已经不是毛家之天下了！


　　2011年5月4日


　　邵燕祥，著名作家。“九一三”事件发生时38岁，在中央广播事业局五七干校（河南淮阳）接受审查和监督劳动。


来源: 《记忆第74期九一三专辑 | 来源日期：2011-09-03 | 责任编辑：左小刀

李大兴

邵先生好文！

林是毛发动文革主要帮手，于是论功行赏当了接班人。

毛除林不仅出于对权倾一时的林之猜忌，更有要传位给自家人的意思。

showcraft

前两天转的一篇文章，金雁：在陇西的日子
最后一段这样说道：
有个女生一屁股坐在门槛上哭了起来，不由得我鼻子也酸酸的，但是我没有哭，只是在想小饲养员的第一句话，“给到嘴边都咽不下去，还怎么活人。”我原来以为自己已经历练得相当坚强了，现在看来不管是心理还是体力都没有融入当地社会，又在想他的第二句话，“我们饿死了都没有人管”，我在心里犯嘀咕：为什么大家累死累活就养活不了自己呢，整个大队没有几户是一年管足一年的，并不完全是地里收成太少，那么就是“公家”收得太多？公家收公粮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是为了让人民生活得更好，可是在老乡嘴里“忆苦思甜”，说的都是张仲良（大跃进时代的甘肃省委书记，当时甘肃“放卫星”刮“五风”上“引洮工程”导致饿殍盈野，妇女“走陕西”与人同居活命，老百姓对张十分痛恨）的“引洮工程”害死了多少人，我们村里姑娘媳妇有多少人走了“陕西”。这是我们要的社会主义吗？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不久前传达的“林彪反党集团材料”里那份《571工程纪要》中的一些话：“农民生活缺吃少穿；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我陷入了困惑。

showcraft

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1/2707/34/46/2_1.html

《五七一工程纪要》草稿。
/来自中华网社区 club.china.com/

《五·七一工程纪要》全文

/来自中华网社区 club.china.com/
/来自中华网社区 club.china.com/

时间：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二——二十四
人物：  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

目  　  录
   （一）可能性
　 （二）必要性
　 （三）基本条件
　 （四）时机
　 （五）力量
　 （六）口号和纲领
　 （七）实施要点
　 （八）政策和策略
　 （九）保密和纪律
   （一）可能性
   
    92（指中共九届二中全会，1970年８月在庐山召开，会上毛、林分岐公开化。——编注）后，政局不稳，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右派势力抬头。军队受压，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统治集团内部上层很腐败、昏庸无能，众叛亲离。　　
  　 ⑴一场政治危机正在蕴酿。
　　⑵夺权正在进行。
　　⑶对方目标在改变接班人。
　　⑷中国正在进行一场逐渐地和平演变式的政变。
　　⑸这种政变形式是他们惯用手法。
　　⑹他们“故计重演”。
　　⑺政变正朝着有利于笔杆子，而不利于枪杆子方向发展。
　　⑻因此，我们要以暴力革命的突变来阻止和平演变式的反革命渐变。反之，如果我们不用“五七一”工程阻止和平演变，一旦他们得逞，不知有多少人头落地，中国革命不知要推迟多少年。
　　⑼一场新的夺权斗争势不可免，我们不掌握革命领导权，领导权将落在别人头上。
　　◇我方力量
　　经过几年准备，在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水平都有相当提高。具有一定的思想和物质基础。
　　在全国，只有我们这支力量正在崛起，蒸蒸日上，朝气勃勃。　　
    革命的领导权落在谁的头上，未来政权就落在谁的头上，取得了革命领导权就取得了未来的政权。　　
   
    革命领导权历史地落在我们舰队头上。（舰队以及下文的联合舰队等均为本文件起草者林立果等人的自称，这些名词以及后文中的“江田岛精神”等出自《啊，海军》和《山本五十六》等日本电影。——编注）。和国外“五七一工程”相比，我们的准备和力量比他们充份得多、成功的把握性大得多。和十月革命相比，我们比当时苏维埃力量也不算小。
　　地理回旋余地大，空军机动能力强。比较起来，空军搞五七一比较容易得到全国政权，军区搞地方割据。
　　◇两种可能性：夺取全国政权，割据局面。
　　（二）必要性、必然性
　　
    Ｂ－５２（指毛泽东——编注）好景不长，急不可待地要在近几年内安排后事。对我们不放心。如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在政治上后发制人，军事行动上先发制人。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正在受到严重威胁，笔杆子托派集团正在任意纂改、歪曲马列主义，为他们私利服务。他们用假革命的词藻代替马列主义，用来欺骗和蒙蔽中国人民的思想。当前他们的继续革命论实质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他们的革命对象实际是中国人民，而首当其冲的是军队和与他们持不同意见的人。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
    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式的。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家长制生活。当然，我们不否定他在统一中国的历史作用，正因为如此，我们革命者在历史上曾给过他应有的地位和支持。但是现在他滥用中国人民给其信任和地位，历史地走向反面。实际上他已成了当代的秦始皇，为了向中国人民负责，向中国历史负责，我们的等待和忍耐是有限度的！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三）基本条件　
　
    ◇有利条件：
　　
    国内政治矛盾激化，危机四伏。
    独裁者越来越不得人心，统治集团内部很不稳定，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几乎白热化。　　
    ——军队受压军心不稳　高级中上层干部不服、不满，并且握有兵权。一小撮秀才仗势横行霸道，四面树头脑发胀，对自己估计过高。　　
    ——党内长期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击的高级干部敢怒不敢言。农民生活缺吃少穿。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　　
    ——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已经发现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 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　　
    ——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
    ——国外矛盾激化，中苏对立。整苏联。我们行动会得到苏联支持。　　
   最重要的条件：我们有首长（指林彪——编注）威信名望、权力和联合舰队的力量。
　 从自然条件上讲，国土辽阔、回旋余地大，加之空军机动性强，有利于突袭、串联、转移，甚至于撤退。
　 ◇困难
     目前我们力量准备还不足。
　 群众对Ｂ－５２的个人迷信很深。
　 由于Ｂ－５２分而治之，军队内矛盾相当复杂，很难形成被我们掌握的统一的力量。
   Ｂ－５２身居简出，行动神秘鬼窄，戒备森严，给我们行动带来一定困难。
　（四）时机
　 敌我双方骑虎难下。　　
   
目前表面上的暂时平衡维持不久，矛盾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是一场你死我活斗争！只要他们上台，我们就要下台，进监狱、卫戍区。或者我们把他们吃掉，或者他们把我们吃掉。
　　◇战略上两种时机：
　　 一种我们准备好了，能吃掉他们的时候；
　　 一种是发现敌人张开嘴巴要把我们吃掉时候，我们受到严重危险的时候；这时不管准备和没准备好，也要破釜沉舟。
　　◇战术上时机和手段　
　
    Ｂ－５２在我手中，敌主力舰（指毛的主要助手——编注）均在我手心之中。属于自投罗网式。
　　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
    先斩局部爪牙，先和Ｂ－５２既成事实，逼迫Ｂ－５２就范，逼宫形式。
　　利用特种手段如毒气、细菌武器、轰炸、５４３、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
　 （五）基本力量和可借用力量
　　◇基本力量
　　联合舰队和各分舰队（上海、北京、广州）
　　王、陈、江四、五军骨干力量（指王维国、陈励耘、江腾蛟以及他们控制的空四军，空五军——编注）　　
     九师、十八师
　　二十一坦克团
　　民航（文革时民航由空军接管——编注）
　　三十四师
　　◇借用力量
　　国内：
　　二十军
　　三十八军
　　黄（指黄永胜——编注）军委办事处
　　国防科委
　　广州、成都、武汉、江西、济南、新疆、西安
　　社会力量、农民、红卫兵青年学生、机关干部、工人
　　国外：　　
      苏联（秘密谈判）
　　美国（中美谈判）
　　借苏力量（箝）制国内外其他各种力量。
　　暂时核保护伞。
　 （六）动员群众口号、纲领　
　
       全军指战员团结起来！
　　全党团结起来！
　　全国人民团结起来！
　　打倒当代的秦始皇——Ｂ－５２，推翻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建立一个真正属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
　　对外：
　　全世界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联合起来！
　　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
　　我们对外政策是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承认现有的与各国的外交关系，保护使馆人员的安全。
　　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全军指战员团结起来，全党团结起来。
　　用民富国强代替他“国富”民穷，使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得到真正解放。
　　用真正马列主义作为我们指导思想，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代替Ｂ－５２的封建专制的社会主义，即社会封建主义。
　　全国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各行各业要坚守岗位，努力生产，保护国家财富和档案，遵守和维护社会秩序。
　　因此，各地区、各单位、各部门之间，不准串联。全国武装力量要服从统率部的集中统一指挥，坚决严厉镇压反革命叛乱和一切反革命破坏活动！
　 （七）实施要点
　　三个阶段
　　第一、准备阶段
　　⑴计划
　　⑵力量
　　指挥班子　江、王、陈
　　两套警卫处公开的李松亭。秘密的上海小组负责。新华一村（林立果等在上海的秘密据点——编注）教导队
　　四、五军部队训练（地面训练）
　　南空（指南京军区空军——编注）直属师工作（十师）周建平负责。争取二十军（江、王、陈）
　　扩大舰队
    ——加速根据地建设　京、沪、杭、蜀、穗
　　⑶物质准备
　　武器  领　自造
　　通讯器材（包括０１工程）（指林立果主持设计的一种收发报机——编注）
　　车辆
　　掌握他们仓库地点、只要军械库
　　⑷情报保障
　　掌握三个环节　搜集　分析　上报
　　第二阶段，组织？面联好，然后奇袭。一个先斩后联。一个上下同时进行。
　　一定要把张（指张春桥——编注）抓到手，然后立即运用一切舆论工具，公布他叛徒罪行。总的两条：一是奇袭，二是一旦进行开始、坚持到底。
　　第三阶段　巩固阵地，扩大战果，夺取全部政权
　　⑴军事上首先固守阵地
　　尽力坚守上海，占领电台、电信局、交通，把上海与外地联系卡断
　　力争南京方面中立，但做好防御
　　固守浙江、江西
　　掌握空降、空运
　　⑵政治上采取进攻
　　上面摊牌
　　掌握舆论工具　开展政治攻势
　　组织上扩大
　　迅速扩军
　　四方串联
　 （八）政策和策略
　　打着Ｂ－５２旗号打击Ｂ－５２力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缓和群众的舆论。
　　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解放大多数，集中打击Ｂ－５２及其一小撮独~裁者。我们的政策：解放一??击一小撮独裁者及其身边的人。他们所谓打击一小撮保护一大批不过是每次集中火力打击一派，各个击破。
   他们今天利用这个打击那个；明天利用那个打击这个。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来就是一大批。他利用封建帝王的统治权术，不仅挑动干部斗干部、群众斗群众，而且挑动军队斗军队、党员斗党员，是中国武斗的最大倡导者。他们制造矛盾，制造分裂，以达到他们分而治之、各个击破，巩固维持他们的统治地位的目的。他知道同时向所有人进攻，那就等于自取灭亡，所以他今天拉那个打这个，明天拉这个打那个；每个时期都拉一股力量，打另一股力量。今天甜言密语那些拉的人，明天就加以莫须有的罪名置于死地；今天是他的座上宾，明天就成了他阶下囚。从几十年的历史看，究竟有哪一个人开始被他捧起来的人，到后来不曾被判处政治上死刑？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与他共事始终。他过去的秘书，自杀的自杀、关压的关压，他为数不多的亲密战友和身边亲信也被他送进大牢，甚至连他的亲身儿子也被他逼疯。
　　他是一个怀疑狂、疟待狂，他的整人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每整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嫁祸于别人。戳穿了说，在他手下一个个象走马灯式垮台的人物，其实都是他的替罪羊。
   
     过去，对Ｂ－５２宣传，有的是出于历史需要；有的顾全民族统一、团结大局；有的出于抵御外来侵敌；有的出于他的法西斯的压力之下；对广大群众来说，主要是有的是不了解他的内情。对于这些同志，我们都给予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予以谅解和保护。对过去Ｂ－５２以莫须有罪名加以迫害的人，一律给于政治上的解放。
　　（九）保密、纪律
　　 此工程属特级绝密，不经批准不得准向任何人透露。
　　
     坚决做到一切行动听指挥，发扬“江田岛”精神（江田岛，日本海军学校所在地——编注）。不成功便成仁。泄密者、失责者、动摇者、背叛者严厉制裁。
注：　１、文中一些＂问号＂及不通之处原始文本如此，编者照录。
      　 ２、“ 五•七一”也是“武装起义”的谐音
               

来源：1971年《批林批孔材料》（内部学习用）

半醉汉

邵先生好文！
林是毛发动文革主要帮手，于是论功行赏当了接班人。
毛除林不仅出于对权倾一时的林之猜忌，更有要传位给自家人的意思。
李大兴 发表于 2011-9-6 23:34

同感。
很真实，很平实。
淡然而大义凛然。

showcraft

还有不少黑色幽默的地方。

jianmin

这篇文章琐碎得到命，婆婆妈妈的，没有看出来好在哪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