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吴思：一直没找到批评我们的严谨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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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21ccom.net/articles/sxpl/pl/article_2011090945063.html吴思：一直没找到批评我们的严谨文章
发布时间:2011-09-09 14:05 作者:吴思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1283次

吴思 著名作家、历史学者 　　今天年轻人读史的条件更好了，不像我们年轻时，只准一种声音，所有历史现象都有固定的解释规范，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更多的解释方法。条件好了，更容易得出正确判断，关键看有没有兴趣，如果就是喜欢随波逐流、浅尝辄止，非相信拿步枪一枪就能打下两架飞机来，那也没什么办法。——吴思 　　吴思老师写本书，难过翻越一座大山。 　　人们能看到《潜规则》、《血酬定律》的风靡一时，却不知吴思为此记下400万字以上的史学读书笔记，如果加上史学之外的笔记，他的电脑里已容纳了600万字以上的东西。 　　出门时，吴思不会忘记带手机，它有录音功能，有什么想法立刻录下来。每读一本四五十万字的书，他要阅读相关的六七本书，留下10万字的笔记以及1万字的书评。 　　所以，吴思老师写东西特别慢。每年最多写4篇，最少写2篇，每七八年，凑成20多篇后出一本书。按这个节奏，他的新著也该问世了，可要命的是，他突然想起了两个话题，想单独写两篇文章，这一写就是3年，可写完后自己又不满意，只好暂时放在一边，这让他的新书一拖再拖。 　　于是，只有拿出这本《我想重新解释历史》了，它是吴思老师接受各媒体访谈的合集，至于计划中刚写完一半的那本书，吴思满脸遗憾：“再等两年吧。” 　　我曾经读不懂历史 　　北京晨报：您怎么想起出这本书了？ 　　吴思：这本书是我10年来接受各媒体访谈的合集，共29篇，复旦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希望出版，我也没理由反对，这些媒体主要面向那些对学术有兴趣的读者，提问相对学术化，与我以前两本书定位的读者群不完全相同。 　　北京晨报：本书定名为《我想重新解释历史》，意味着您对历史不同的读法？ 　　吴思：我们这一代人的理论框架一开始就被固定了，可带着那个理论去读史，发现很多地方读不懂。《史记》还好，能当故事看，《资治通鉴》就不行，感觉像流水账，不热闹，看了犯困。那么多宫廷斗争，用生产力、生产关系学说套不进去，军阀相争，农民很少出场，阶级斗争在哪儿呢？感觉都是无用信息。可10多年读下来，渐渐就找到了不同读法。 　　历史热变成了娱乐历史 　　北京晨报：您的《潜规则》堪称是当下历史热的开篇之作。 　　吴思：也不能那么说，历史热始终都存在，上世纪80年代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出版后，历史就热了，黄仁宇也当过记者，记者写史的优点是文笔流畅，没那么多学术名词，十年砍柴、李亚平也都是记者出身。10多年过去了，今天加入的人更多了，比如易中天、当年明月等，大家共同特点是写得比较好看，突破了以往对历史的认识，不过我更倾向于从历史故事中寻找出一个规律来，否则宁可不写。 　　北京晨报：可能这就是当下历史写作的问题所在，转向了过度娱乐化，您怎么看？ 　　吴思：这只是个感觉，不能称为判断，下判断要进行更严谨的调查，如果仅仅是感觉的话，讨论不太容易进行下去。不过，我也有类似的感受，从读者角度看，一是网络把人们的时间变得更零碎了，长时间的、艰苦的深度阅读受冲击，二是竞争压力大，人们更倾向于消费性阅读。从作者角度看，他们面对更多市场诱惑，此外批判性的东西要承担风险，如果写一本好书生前却出不了，靠写作吃饭的人自然没法坚持。 　　历史是制度知识 　　北京晨报：中华民族有漫长的史学传统，为什么古人这么重视读史？ 　　吴思：因为历史为我们提供的是制度知识，这和其他知识完全不同。比如西汉有霍光专权、王莽篡汉，到了东汉末年，何进想剿灭宦党时，人们就说：想想霍光、王莽吧。这说明当时人认识到汉代体制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应总结历史教训，随时警惕这个危险。其实王莽篡汉时，同样谈历史，举出当年周公辅政的例子，以示外戚干政是一个健康模式，但事实上他给升级成篡权模式了。这说明，大家都在以史为鉴，只是方法不同。 　　北京晨报：方法不同指的是？ 　　吴思：举一个当代的例子，苏联解体，久加诺夫认为是三个垄断造成的，但也有人认为是公开化、政治改革造成的，双方都有史实支持，只是看的角度、深度、客观度不同罢了，大家都在以史为鉴，但他就从那个角度看，你也没什么办法。 　　历史教训不易吸取 　　北京晨报：从历史上看，教训历历在目，亡国败家者相望于道，可为什么历史教训经常被忽视呢？ 　　吴思：其实每一代都在总结历史教训，比如秦灭亡后，汉代在所有重大政策上都刻意与秦相反，称秦为“暴秦”，可汉武帝就差点成了“暴秦”，每个王朝刚开始时都会警惕自己不重蹈覆辙，但形势比人强。皇帝要统治，就要垄断权力资源，官僚们很快就明白，向下负责没用，向上负责才能利益最大化，这样官势必然越来越强，民势越来越弱，层层加码之下，一两百年就会崩溃，中国历史上，40%的政权因此而颠覆。 　　北京晨报：除了因此而颠覆，还有什么原因？ 　　吴思：就是官家内部关系处理不好，因为只对上负责，战斗力必然下降，管得太严，就像清代八旗、绿营一样，不堪一战，管得太松，就像唐代藩镇、宋代岳家军一样，战斗力是强，可对皇权有威胁。为了解决这个矛盾，皇家采取了亲属封王的制度，可照样解决不了内部权力失衡的问题，汉有八王之乱，晋也有八王之乱，甚至给一点兵权都不行，明代朱棣不就夺了侄子的江山吗？在中国古代，另40%的政权因此而崩溃。 　　难以超越的宿命 　　北京晨报：如此看来，历史中存在着难以超越的宿命？ 　　吴思：每个时代都在努力总结前人的教训，清代曾信誓旦旦地表示“皇朝盛世，永不加赋”，可太平天国爆发后，八旗、绿营占着军饷却打不了仗，只能靠地方团练，可又没钱去支持，只能给政策，任由他们在地方征税，统治者想不过分使用民力，但情势所逼，已不可能做到。后来一边编练新军，一边防范新军，可越防范就越激化矛盾，清不是不想杀袁世凯，但武昌起义爆发，又不能不用他，如此反复，袁世凯又怎么可能忠于清王室呢？到了这个分上，统治者想总结历史教训，也来不及了。从历史的角度看，一个朝代很少死于前朝的病因，但前前朝的病因呢？三代以上的病因呢？ 　　北京晨报：可遗憾的是，许多人却不肯面对历史。 　　吴思：晋明帝让大臣给他讲史，说到“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说到如何谋杀高贵乡公曹髦，晋明帝头抵在案上，遮住了脸，为什么？因为权力来源不正当，他感到惭愧。历史不仅仅是过去的事，它与时代相关，自身不合法，别人也可以这么来对待他。所以清入关后，读书人写明史往往引来杀身之祸，而刘邦登基后，便四处宣扬斩白蛇、吞鸟蛋等传奇，总之，神话自己，丑化对手，这也是自然而然的事。 　　读史关键在兴趣 　　北京晨报：今天年轻人更偏于娱乐化读史，对严肃阅读不够重视，您对他们的建议是什么？ 　　吴思：今天年轻人读史的条件更好了，不像我们年轻时，只准一种声音，所有历史现象都有固定的解释规范，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更多的解释方法。条件好了，更容易得出正确判断，关键看有没有兴趣，如果就是喜欢随波逐流、浅尝辄止，非相信拿步枪一枪就能打下两架飞机来，那也没什么办法，不过我相信有书找，总比找不到书要好，今天年轻人还是关注严肃阅读的，我那几本书都印了几十万，能说他们不在阅读吗？ 　　北京晨报：历史书籍这么多，该怎么选择？ 　　吴思：最重要是兴趣，先看好看的，故事性强的，从中生出问题后，再去解决问题，比如读明史，就可以从《万历十五年》开始，上瘾了再看看张居正、海瑞、万历的传记，关键看你兴趣发生在哪儿。 　　我们从来是好好说话 　　北京晨报：在历史写作之外，您在从事《炎黄春秋》的工作，但一些网民对这本杂志有争议，为什么？ 　　吴思：是有一些压力，但我们自认为是实事求是的，我们杂志谈的都是事实，对于批评意见，如果能有扎实的调查、准确的数据、严格的论证，那么我们也会刊登。如果觉得写出事实本身就是冒犯了他，给我们扣上“××派”的帽子，这就是偏见了。事实上，我们一直在寻找批评方的意见，希望看到他们严谨的文章，可一直也没找到，想刊登也刊登不出来。 　　北京晨报：在批评者中，不少人的学问很好，可为什么在表达上特别偏激，甚至污言秽语呢？ 　　吴思：我不上微博，不太了解，也许在那上面容易搂不住火吧，但我们在杂志上从来是好好说话的，不管文章与我们自身观点相距多远，我们都坚持依据事实来说话，希望批评者也能心平气和，用讲道理的方式来沟通。

来源: 北京晨报 | 来源日期：2011-9-7 | 责任编辑：王科力

鞍山仁者

有时间一定读读吴思学兄的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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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原来仁者老师是人大的？

老木匠

实际上“严谨”的人一般都不看吴思的书，自然也就没有“严谨”的评论

看吴思书的“妄人”居多，自然“妄论”“胡评”也就越多

周泽雄

虽然这个标题肯定是编辑代拟的，与吴思关系不大。但其中透露的逻辑，还是很头疼的，貌似不少人都陷入局中而不自察（典型的如余秋雨），即，对方针对你的批评是否“严谨”，竟然由你说了算。而实际上，你是此际最没有资格判定对方是否严谨的那个人。我是说，如果你没有提供具体的证据而只是泛泛而论的话。

老木匠

吴思是新闻记者出身，大概没有几个史学界的人看过或愿意来评论他的研究成果的。

把历史归纳为几个公式，然后就自称获得了历史的真谛，可以适用于任何历史时期，这和原来的明君忠臣史观或农民战争史观、实际上是一样的路子。所以最受媒体以及一些最喜欢“掌握”命运的读者的喜爱。

尤其是把历史上的“恶”解释为“成本”，解读为“规则”甚至上升为“规律”，客观上具有替作恶多端的原始积累的权贵们清洗良心的作用。所以经常在党校之类的干部及国企培训中心看到他这类书长盛不衰的销售业绩。

当然，批评是否严谨，由吴思——不用思考——说了算。反正上个月在一个酒席上看到一个极其自以为是的官媒官员频频引用吴思的观点来为现在种种丑恶社会现象辩护，就有点泛恶心。

周泽雄

在不存在规律的领域强行概括规律，如果成功了，也就是像沃尔特·李普曼说的那样，整理出了一套成见系统。有了该系统，大量历史现象也就随之拥有了一套说辞，而该成见系统的运作模式则是：“试图把所有能塞进去的都塞进我们的成见，塞不进去的则抛到九霄云外。”

李大苗

吴思的东西，大约算是现象学，从历史的表面刮些浮尘，摆在自己的格子里，就令人觉得煞是可眼儿。如同黄仁宇的一些文字，读读呢，大抵不会让人费脑筋，或许还能引起对历史的爱好。不同的是，吴思的思路近似厚黑学，而黄仁宇的呢，会让很多高中生有趣于史学。

吹笛在湖北

实际上“严谨”的人一般都不看吴思的书，自然也就没有“严谨”的评论

看吴思书的“妄人”居多，自然“妄论”“胡评”也就越多
老木匠 发表于 2011-9-10 15:16

怎么讲？愿听其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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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十年来，吴思的书籍，文章，访谈我自认看的算蛮全的，也颇有体悟，学到了不少。木匠师傅的论点自然在理，我也当面受教过，不过正如哥伦布与鸡蛋的故事那样，包括类似的李宗吾，我从没认为吴思是说出了什么秘而不宣的高深之道，恰恰他只是从繁杂史料中归纳出了“史之常情”以及背后的某些逻辑，然后横看成岭侧成峰，在中国某种传统文化的“酱缸”中我们往往对这些常情常理习以为常或者对其背后的逻辑缺乏思考。而吴思这方面做的不错，而且我认为他归纳出这些丑恶现象背后的逻辑路数，其实应该是站在批判的立场，木匠师傅所言的官员则是无耻抑或幼稚到六经我注，一切解释权在我了，而这正如强盗拿刀杀人，只应怪强盗而不能怨卖刀的，因为卖于识货者，刀也能救人，将人的思想砥砺的更锋利明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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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雄老师的箴言好啊，因为由孤芳自赏到刚愎自用，往往先天存在着惯性润滑，很难在界限内收住而不越线。
另外，就我的阅读体会而言，吴思架构的体系并非是为了包罗万象，事实上也不可能存在这种万能体系，他是为了归类逻辑相仿的类似现象。事实上潜规则，血酬定律等名词他本就未作明晰严谨的定义，读者有所得，更多类似于“意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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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篇douban上叶子风的书评：
http://book.douban.com/review/2404595/
“血酬定律”是学术垃圾
　　 “血酬定律”是我经常在读书人口中听到的流行词，已经很多年了。我知道它的发明者是吴思，在知识界有些名气，但我向来崇洋媚外，对国内学人缺乏兴趣，所以一直没读他写的书，也不明白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前阵子逛街，见路边摊上有《潜规则》和《血酬定律》合集，很便宜，就买回家。但才翻几页，我就有了不良反应，胸闷鼻塞，情绪低落。我很震惊，这么一个荒唐的概念，竟被那么多读书人接受，乃至口口相传。中国知识分子真极品，本来脑子就乱，还非要造新词把自己弄得更乱。
　　 什么是“血酬”？吴思这样定义：“强盗、土匪、军阀和各种暴力集团靠什么生活？靠血酬。血酬是对暴力的酬报，就好比工资是对劳动的酬报、利息是对资本的酬报、地租是对土地的酬报。”这真是匪夷所思的类比，工资、利息、地租都来自交易行为，可是暴力劫掠不是交易，怎能混为一谈。交易是双方皆有所得，劫掠有一方是净损失，赃款怎么成了酬报？受害人付给加害人酬报？还有一次在访谈里，吴思这样说道：“劳动换取的收益是工资，土地换取的收益叫地租，资本换取的收益叫利息，那么，流血拼命换取的收益叫什么？我称之为‘血酬’。血酬的价值，取决于拼争对象的价值。”这种错误太低级了。甲去给乙打工，甲提供劳务，乙支付工钱，这是“换取”。但是甲去打劫乙，甲给了乙什么？吴思说，甲的收益是“流血拼命换取的”，难道乙得到了“流血拼命”？那还不如说甲给了乙一场爱匪主义教育呢。
　　 吴思发明“血酬”，本意是想从经济学角度探讨集体暴力行为，却彻底暴露了他对经济学的无知。“交换”是向别人提供物品或服务而取得收益。那么，有没有人通过“流血拼命”换取收益？有，但不是抢匪，而是镖师。他们向别人提供“流血拼命”的服务获得收益。其实，如果换成经典的经济学解释，吴思的谬误就更加清楚了。萨伊的定义：“对借用劳动力所付的代价叫做工资。对借用资本所付的代价叫做利息。对借用土地所付的代价叫做地租。”请问，强盗、土匪、军阀和各种暴力集团，他们出借了什么令别人付出代价？当然没有，他们是压榨者、抢劫者、破坏者，“流血拼命”只能说是风险——剥夺别人的生命和财产可能遭致反抗。即便发生了“流血拼命”，这也不是可以“换取收益”的东西，因为对方不需要，也无法从中得到好处。
　　 最基本的概念都搞错了，由此而来的推论更是不堪入目，吴思的整本书可以说是一堆废纸。书中有这样一条所谓“定律”：当血酬大于成本时，暴力掠夺发生。吴思还煞有介事地罗列了几项成本。第一项就骇人听闻：“良心，同情感和正义感”。一个强盗掳掠财物，他的良心居然有价，要打入成本。好吧，姑且假设，强盗第一次打劫成本很高，失去了做好人的机会。那么，第二次打劫，他还有这一项良心的成本吗？上一次他的良心都泯灭了，难道会自动长回来？按照这种良心成本的说法，添加三聚氰胺的牛奶要比正常的牛奶成本高很多，同情和正义感都搭进去了，最好卖得贵点，否则可能亏本。吴思还有一项成本更诡异：人命。他将付出这一代价的过程叫“卖命”。按照阿尔钦的定义，“成本”就是为了获得某物而放弃的东西。可是，“生命”不可能是成本，因为一个人把命都放弃了，他就什么也获得不了。只有“防范死亡”或“护卫生命”才有成本。对强盗来说，盔甲和盾牌是成本，他们的命不是。但吴思不这么想，他一步错就步步错，最后得到一个结论：“血酬定律就是以生命换取生存资源的过程。”这完全是精神错乱，“生命”交出去，都死翘翘了，还要“生存资源”干什么？恐怖分子当“人肉炸弹”，用命来换的也不是什么资源，那是永恒的天国。
　　 吴思将“换取”与“抢劫”同等看待，都视为经济计算的结果。他说：“人类在拿命换钱的时候，或者在以钱买命的关头，如何评估盈亏得失？这是一个非常古老又非常基本的问题。也许是我孤陋寡闻，没有看到前辈学人提出并解答这个问题。”不得不指出，吴思确实孤陋寡闻了，这个问题已有前辈大师解答过。甚至可以说，经济学本身就是一种解答，它将交易行为与暴力行为区别开来，并解释了为何市场法则不同于丛林法则。如布坎南所言，经济学研究交换关系，政治学研究强制关系。谁也不会否认人类历史上有大量的战争以及各种暴力抢掠行为，但即便最残酷的环境里，仍会有微弱的分工与合作，进行着生产与交换。文明来自后者的建设性，而不是前者的破坏性，这就是经济学的视角。假如经济学不承认文明与野蛮的界限——和平才能分工合作，暴力会毁坏自由交易，那就应该改名了，叫“掳掠学”。在经济学里，有很多对暴力和强制行为的解释，但都是将其作为“交易秩序”的外部威胁来看待的，而不是其中的一部分。关于历史中频繁的豪取强夺现象，米塞斯这样说道，“人们之所以互相争斗，是因为他们深信消灭敌人是增进自己福利的唯一手段。”他认为，这类行为既是动物本能，也是“无知”的结果；不是“经济计算”，恰恰是不懂“经济计算”。当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合作与分工的好处，通过市场交换满足需求，有了更多“经济计算”，文明才得以进步。为此米塞斯反对功利主义的解释，他说：“对于那些不是市场买卖的事物给以金钱的估价，用那些不涉及实际的妄断的项目来作计算，那是毫无意义的。”他还强调，“人、生命和健康，都是商业交换以外的东西。在自由人的社会里面，保持生命与健康是目的，而非手段，不是计算程序所考虑的问题。”
　　 归根结底，吴思的错误还是源于那个古老的偏见——商场如战场，一方获益依赖于另一方的损失。其实稍微动下脑子，就知道这是错的。社会生产的模式是分工，人与人的合作，不是食物链的关系。市场是共赢模式，参与者各有所求，也各有所得，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但这种偏见如此根深蒂固，由很多知识分子信奉并传播，至今仍在大众舆论中占据主流。像长平说的“资本是贪婪的”，木心说的“商业极权”，梁文道说的“市场经济带来阶级剥削”等言论，都是这一偏见的变种。简单说来，它就是对商业社会的仇恨。吴思将“掠夺”等同于“交易”，并不是对暴力的赞颂，却绝对是对市场的贬低。他甚至将盗匪比作资本家，说他们“追求血酬最大化”，谁能看出来，这是对“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拙劣模仿。实际上，说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这本身就隐含着恶意，似乎企业家为求利润不择手段，任意妄为。但现实并非如此，企业家没有什么手段使“利润最大化”。真正能决定他们获利多少的是消费者。无论是生产要素的价格，还是产品的价格，都由消费者决定。如果企业获利丰厚，那也是远见或运气的作用，并不是用了什么“最大化”手段。只有强制行为，才可能通过压榨对方而获取“最大化”收益。但企业家和资本家没有强迫谁，他们获利是通过消费者的自愿选择，吴思将他们与盗匪相提并论，可以说是一种诽谤。
　　 安兰德在《致新知识分子》中指出，在人类的文明进程里，有一支蔑视商业活动和物质财产的同盟军，里面有两种人，暴徒和信徒。暴徒靠抢掠和剥削为生，践踏他人财产权，信徒则巧舌如簧，为各种强制行为粉饰，以“公共”的名义将其合理化。在古代，他们是酋长的匪帮和巫师。在今天，他们是政治领袖的军队和知识分子。这种知识分子是为统治者服务的，因为不事生产，所以对生产与经营者，包括商人和劳动者，总是不怀好意。他们以一副道德家的面目出现，强调生产关系的不和谐、市场的不完美，只是为了便于让强权插手，从中渔利。吴思的“血酬定律”证明了他就是其中一员：巫师型知识分子。一个绑匪撕了票，没有人能看见他的良心，但吴思却可以，他认为这是绑匪付出的成本。这种视角完全是强权者的，因为只有强权者才看得见自己的良心。
　　 以前我听人讲起吴思都是一些好话，说他身在体制内却忧国忧民，是“良心知识分子”。今天读了他的书，我才明白原来是这么一种良心。作为知识界精英，身体受“体制”禁锢是无奈，头脑被“体制”禁锢却是可耻。记得以前有一次，我和南方报业的某人聊天，他大谈知识分子的责任，说到处个人利益至上，缺少理想主义关怀，应该用“政右经左”来纠偏，为中国的自油民煮事业扫清障碍，我忍不住顶了他一句：你还扫清障碍？你自己就是自油民煮的障碍。我想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吴思。不懂自由，奢谈良心，还是歇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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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记：
　　
　　 这篇文章贴出后，引来一些为吴思辩护的声音。有的说他不是谈经济，而是谈历史。这个辩护吴思会生气，以制度经济学眼光看历史，是他最引以为豪的地方。还有人说，中国的现状从来如此，官商匪一家，有的黑帮都开公司了。这也是莫名其妙，我反对将“抢劫”定义为“交换”，并不意味着我否认有黑帮开公司的现象。
　　　　 目前看来，最有力的辩护词集中在吴思的“血酬”的定义上，说“血酬”其实是甲乙丙三方关系产生的，是甲雇佣了乙去掠夺丙，我用“甲乙”关系来反驳是错的。就这一点我做点补充：
　　　　 （一）吴思是这么说的，暴力集团靠什么生存，靠血酬。那么，这样表述没错吧：暴力集团甲靠血酬为生。然后吴思说，血酬就像工资、地租或利息。这也没错吧：假如甲不是暴力集团，是装修队，它就以劳力获得酬报；假如它是地产公司，就以土地获得酬报；假如它是银行，就以货币获得酬报。现在问题来了，工资、地租、利息都是交换来的，对方有所得。但是如果甲是暴力集团，对方得到了什么？
　　　　 （二）吴思的定义里，“血酬”就是甲（暴力集团）从乙那里抢劫来的东西。“血”是指甲付出了辛劳（实际上可能乙流了血），“酬”是指甲得到了回报（实际上是乙的损失）。巧妙的文字游戏，打劫成了交换，这是不是荒谬？即便是他表达能力有问题，心里想的是三方模式，实际上一样。这就成了是A雇了B组成了甲（暴力集团）抢劫了乙。
　　　　 （三）即便“血酬”只能用“三方交易”模式来解释，也还是错的。因为工资、利息、地租，都是只需要最简单的“两方交易”模型就能说清楚了。为什么独独“血酬”要这么表述？这当然是搞鬼啦。两方擅自将第三方的财产“交易”，这就是偷窃或抢掠，转多少个弯都没用。如果吴思真把这层想明白了，他就该想到，拿去与“血酬”类比的不该是利息、工资或地租，而是“税收”。政府征税的理由，借口就是“为人民服务”要收酬劳。不过，有了“血酬”概念后，政府也就没必要羞答答的了。抢劫的赃款都成酬劳了，征税就更不用经得纳税人同意了，还要找什么借口，横竖都是酬劳。
　　　　 （四）吴思把强盗行为包装成了交易行为，强盗团体是企业的一种，或者企业本质上就是强盗团体。对于强盗来说，这是很开心的。但是对于企业家来说，这是羞辱。吴思的头脑还停留在斯大林时代，只是换了新词而已。
　　　　 （五）吴思很喜欢生造新词，参考奥威尔的说法，就知道这个习惯与老大哥的宣传手段是多么神似了。

老木匠

历史学实际上是病理解剖学，它不是解剖刀本身。

解剖的时候将病变解释成“健康”，还不经意间将病毒和霉菌抖落散布一地，恰似这次农学院事故，还是怪刀具？

老木匠

转篇douban上叶子风的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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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酬定律”是学术垃圾
　　 “血酬定律”是我经常在读书人口中听到的流行词，已经很多年了。我知道它的发明者是吴思，在知识界有些名气，但 ...
showcraft 发表于 2011-9-10 23:09

这个就是吴思说的：不严谨的书评

吴思这个所谓定律，就是某个大佬在20多年前的血案后说的那个2000万人换来的天下，要换天下拿2000万人头来换云云的注释版而已

李大苗

叶子风的评论也不对。

但凡功利的事情，都会有收益与成本的比较，“交换”或者说“商业”、“市场”，其要点在于两个主体间的平等，进而再关乎到产权。

showcraft

解剖的时候将病变解释成“健康”

对于这些病态现象，吴思的态度更多应是“存在即合理”的“合理”，而绝非“健康”，卿本佳人，奈何做贼，当然吴思确实较少作出道德批判，更多的是一种旁观纪实的口吻。厚黑学我也曾奉为妙文，但至少我读时清醒，深知这是一种批判解构或者调侃揶揄，而非正名宣扬，流芳后世，类似的还有韩非子，君主论等。但确实有脑子不清醒的读者鸡同鸭讲，抑或故意搅混水的读者拿来主义。

老木匠

解剖的时候将病变解释成“健康”

对于这些病态现象，吴思的态度更多应是“存在即合理”的“合理”，而绝非“健康”，卿本佳人，奈何做贼，当然吴思确实较少作出道德批判，更多的是一种旁观纪实的口吻。厚黑学我也 ...
showcraft 发表于 2011-9-10 23:22

我想任何读者读厚黑学，都能够感觉到作者的批判性

而吴思，并不试图显示出批判性，宣扬可接受的“恶”

showcraft

14# 老木匠
是的，枪杆子的拥趸，类似的还有“中国人穷是穷点，但打起仗来是不怕死的。”，“我们等候美帝国主义打进来，已经等了十六年。我的头发都等白了。”，等等。

老木匠

吴思书的出现与流行不是偶然的，是朝廷失去了道义合法性后，公然以博人命为永远掌权依据的主旋律下的一个主动配乐，也是原始积累的权贵洗脱自己罪恶的很好的“历史依据”。

showcraft

我想任何读者读厚黑学，都能够感觉到作者的批判性

而吴思，并不试图显示出批判性，宣扬可接受的“恶”
老木匠 发表于 2011-9-10 23:26

同感，有些地方，至少在文末应该有些自己的议论或感慨，吴思的文章确实过于冷静，过于“无我”之境了。用王国维的境界论，该“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的时候，吴思先生依旧淡定，“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这方面，唐德刚先生做的就很好，哪怕被人讪为行文太感情用事，呵呵。

老木匠

本来么，这样的书写写问题也不大，就是连自己都麻醉到自命权威，没有人可以批评，那就病得不轻了

showcraft

吴思书的出现与流行不是偶然的，是朝廷失去了道义合法性后，公然以博人命为永远掌权依据的主旋律下的一个主动配乐，也是原始积累的权贵洗脱自己罪恶的很好的“历史依据”。
老木匠 发表于 2011-9-10 23:34

吴思身为“炎黄春秋”编辑，要说他主动与主旋律合流，我觉得这不成立，应该是个人风格的“无心插柳柳成荫”吧，类似于陈道明喜欢深居简出，旁人目为清高。
事实上吴思字里行间，褒贬倾向也不算太模糊，比如这篇《恶政是一面筛子》，结尾：
由此看来，
清朝的史学家已经意识到，恶政可以培育出一个自我膨胀的具有独立生命的利益集
团。这个集团在最高层笼络皇亲影响皇帝，在官场中清除异己，在各地招收爪牙，
在民间吸吮膏血——肥肥壮壮地扩展自己的生存空间，一层又一层地自我复制。势
力所及之处，人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不成体统，实施的政策也越来越背离帝国公开
宣称的政策。恶政与恶棍集团相得益彰，迅速膨胀到老百姓不能承受的程度，一个
王朝的循环就临近终点了。在万历死去的时候，距离该轮循环的终点还有二十四年。
在汉灵帝卖官鬻爵修复宫殿的时候，离他本人实际上也是东汉王朝的“脑死”日期
只剩下四年。

showcraft

21# 老木匠
木匠师傅明鉴，吴思此文中说的“批评我们”，这里的“我们”指的应该是《炎黄春秋》杂志，而并非他吴思一人的学说，若这点自知之明也没有，吴思看来是真要向余大师靠拢了。当然，以他吴思编辑的标准，是否真的“没有一篇”严谨的批评文章，涉嫌夸张，则是另一个话题了，不过和他本人的自大无关。
正如木匠师傅所言，吴思并非历史科班，而是半路出家，当然按他自己说，对于明史花过不少功夫，也看得出对于科斯，诺斯一派的制度经济史颇为得心应手。吴思当然算不上是一名优秀的史家，却是个不错的思想者，路数上近于顾准吧，对于问题采取了一种换角度的思考，他的文章我看来思想价值，甚至经济学价值大于史学价值。

周泽雄

……

他是为了归类逻辑相仿的类似现象。事实上潜规则，血酬定律等名词他本就未作明晰严谨的定义，读者有所得，更多类似于“意会”吧。

showcraft 发表于 2011-9-10 23:03

吴思：“不过我更倾向于从历史故事中寻找出一个规律来，否则宁可不写。”

showcraft

吴思近来也算低产，原来正如泽雄老师指出，“走火入魔”了。

sunchuanzhao

赞同木匠的观点和叶子风的文章。
在中国真正击中邪恶要害的著作，不会成为畅销书的。
何清廉女士当年的著作瞄准要害，没有击中，可以一时畅销书，因为瞄准要害，最终还是仓皇出逃。涉及要害的著述都要付出精神和物质两方面自由的代价的

吹笛在湖北

吴思书的出现与流行不是偶然的，是朝廷失去了道义合法性后，公然以博人命为永远掌权依据的主旋律下的一个主动配乐，也是原始积累的权贵洗脱自己罪恶的很好的“历史依据”。
老木匠 发表于 2011-9-10 23:34

，嗯，懂了。我也觉得历史是社会学，社会学不是科学而是一门善（良心）的学问。

三苗

道德能够成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不是社会学的鼓吹对象。某些人应该做的是入门。

三苗

16# showcraft

存在合乎理性，和吴思的正好相反，是存在（这个“存在”也不是通俗理解的“存在的具体事物”的意思）作为理性的展开，受后者的规范的意思。

jianmin

赞同木匠的观点和叶子风的文章。
在中国真正击中邪恶要害的著作，不会成为畅销书的。
何清廉女士当年的著作瞄准要害，没有击中，可以一时畅销书，因为瞄准要害，最终还是仓皇出逃。涉及要害的著述都要付出精神和物 ...
sunchuanzhao 发表于 2011-9-11 06:27

孙老师能推荐几本“瞄准要害”的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