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 陆一《中国股事钩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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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股事钩沉》
陆一，上世纪90年代初至今，一直工作在证券界，现供职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研究中心。中国证券市场是一个在特殊时期、用特殊方式诞生的特殊市场。作者收集、整理了诸多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史中的小故事、小花絮，与读者分享，也希望激发起当年亲历者的记忆，共同来还原中国股市20年的真实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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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中文网今起推出《中国股事钩沉》专栏。中国证券市场是一个在特殊时期、用特殊方式诞生的特殊市场。作者陆一自上世纪90年代初至今，一直在证券界工作，现供职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研究中心。他收集、整理了诸多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史中的小故事、小花絮，与读者分享，也希望激发起亲历者的记忆，共同来还原中国股市20年的真实历史。————编者
1986年11月10日至13日，中国人民银行在北京举行了中美金融市场研讨会，当时的媒体用“华尔街大亨将‘金融市场’带到人民大会堂” （1986年11月17日《世界经济导报》）这样的标题来形容这次史无前例的高规格会议。
美国《时代》杂志驻北京的首席记者吉米（Jaime A. FlorCruz）当时撰写的一篇新闻稿《中国初出茅庐的股票市场向美国内行取经》的报道中写道——“上周在北京召开了一个不寻常的研讨会。会上，有20个身着细条子服装的最高水平的美国证券商人、银行家和律师，向200多个穿毛式制服的中国银行业和金融官员，解释了难以理解的美国西部股票贷方市场基础知识。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在会上说：“我们要学习和吸收其他国家有用的经验!”
这批美国来宾中就有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约翰•范尔霖(John J. Phelan, Jr.)。会后，邓小平在11月14日会见参会的纽约证交所董事长约翰•范尔霖，并同他作了长时间的谈话。在会见时范尔霖向邓小平赠送了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证章，邓小平回赠给他的是一张中国公司的股票。
在会见之前准备回赠的礼物时，中国人民银行从沈阳、广州等各地找来十几张股票，但发现大多数股票都缺少部分必备要素、不符合国际通行标准样式。于是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就打电话给上海分行行长李祥瑞（后担任交通银行董事长、上海证交所理事长），要上海送股票进京。上海选送了最早发行的一张面值50元的“小飞乐”股票，由当时的金融管理处处长、后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兼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的朱小华专程送往北京。由于“小飞乐”股票票样上各项要素齐全、又是由上海印钞厂印制的，陈慕华行长看到这张股票很满意，便正式决定用它作为回赠的礼物。因此，邓小平回赠给范尔霖的就是这张“小飞乐”的股票。
就这样, 范尔霖成为了第一位拥有中国股票的美国金融家，从而享有上海飞乐音响公司这家社会主义企业的股份权｡（插图1：邓小平向范尔霖赠送小飞乐股票）这也是中国当时中央最高层第一次用具体的行动肯定了企业发行股票这件事的正当性。

在邓小平接见范尔霖之后，因为那张“小飞乐”股票，还发生了一场非常有趣的后续故事，成为中国证券市场20年发展史中一个著名的花絮。
当年上海方面在选送这份礼物时，为表示这张股票的正规和真实有效，特地在股东栏填上了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副行长周芝石的名字。当时范尔霖接过股票，眼睛一亮，异常高兴。但他毕竟是证券业的行家，细细看了两眼后就提出了问题：“这股票上面是谁的名字?”“周芝石。”翻译告诉他。
“噢?我的股票不能用别人的名字，我要到上海去过户。”范尔霖令人措手不及地说，又自我满意地搓搓手：“That’s a good idea!”于是，会议结束后，约翰•范尔霖就带领一批随行人员和美国记者乘飞机飞往上海来。
约翰•范尔霖一行飞抵上海，住进了锦江饭店，正好是周末。他的随行人员对上海接待方面提出：“要用警车开道。”上海方面为难了。因为本来不想把事情搞大，就说：“这没有先例。一般只有国家元首、总统来访，我们才用警车开道。”
随行人员说：“我们董事长是美国经济界的里根!在美国他比任何政府官员都重要。”由于美国人的坚持，上海的接待人员便找了一个下台阶的妥协方法：要么由董事长自己出钱，自费雇用上海市公安局的警车开道，这样不破先例。
“多少钱？”
“2000美元。”
“OK!没问题。”随行人员爽快地说。
当时，有一些上海接待人员真看不透：这个美国佬凭什么花2000美元雇警车，去办一张50元人民币股票的过户手续呢?
第二天下午1点，约翰•范尔霖一行由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行长李祥瑞陪同，在警车引导下威风凛凛地驶到静安寺附近的中国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证券业务部。
座落于南京西路1806号的静安证券业务部，在两个月前的9月26日开业之前还是一爿一开间的小理发店。范尔霖在静安业务部经理黄贵显的迎接下走进营业厅，他一面按规矩将那张小飞乐股票交给柜台内的工作人员“过户”，一面在10来个平方米的营业厅里来回走走，饶有兴趣地仔仔细细看了看。他问等候在里面的静安业务部副经理胡瑞荃:“你们是如何发行股票的?怎样过户?”
胡瑞荃一一回答，还作为主人赧然地说了一句：“我们这个地方太小了。”谁知范尔霖毫不在意：“没关系，我看挺不错了。我们美国开始股票交易是在路边的梧桐树下进行的，连房子都没有。”
工作人员将改成约翰•范尔霖英文名字、并盖上印鉴的股票以及新开的股东卡递给他，并免收了当时1元钱的过户手续费，作为“友好服务”。范尔霖看了看，满意地收下了，他在柜台边同李祥瑞、黄贵显三人合了影，然后走了。（插图2：1986年11月16日，纽约证券交易所主席约翰•凡尔霖手持飞乐音响公司股票到静安证券业务部办理过户手续）

谁也没有想到的是，这件事在20多年后却在发生的日期上出现了两种说法。
原来我根据所掌握的历史资料考证，范尔霖到上海过户的日期应该是11月16日，因为“中美金融市场研讨会”是在11月10-13日举行、邓小平接见是在11月14日，他15日到上海、16日去过户，这个日期应该是顺理成章的。我在自己的书里采用的也是这个日期。
但是在筹备20年成就展的过程中，我从申银证券公司早年出版的资料中发现，说是范尔霖是在11月23日、星期天，到静安证券业务部办理过户手续的。当时我仅以“静安证券业务部是申银证券公司的前身，申银公司早年的历史记载应该相对更接近事实”这样的简单推理，就在展板上将范尔霖过户的日期改为11月23日。
展览结束，回上海以后，我脑海里一直不停地在琢磨这个日期的出入。当年的1月16日和23日同样是周日，这两个日期在各种回忆记载中都有出现。
最后，我终于从其他渠道找到了来自纽交所存档的当年这几样文物的照片。尽管并不十分清晰，但还是可以看出来：一张小飞乐股票、上面股东一栏写着周芝石的名字；一张是印制在股票反面的过户记录单，其中“让股人”一栏写着是周芝石、盖着李祥瑞的印签（应该是陪同的李行长代为签章的），“受股人”一栏写着是约翰•范尔霖的英文全名John J. Phelan, Jr.；还有一张是飞乐音响公司股东卡、上面股东一栏同样写着约翰•范尔霖的英文全名。而股东卡发证日期和过户记录单上的转让日期，明确地写着“86.11.16”。（见插图3：存放于纽交所的小飞乐股票和股东卡）这样，存疑在我心中好几个月的谜底终于在实证面前揭晓。

写到这里时，上海证交所已经决定开始筹备本所的博物馆。这样的话，也许我们上海证交所博物馆的海外藏品，第一件就应该是来自于纽交所的那几张珍贵的历史文物的高仿真复制件？或者在我们博物馆建成时，也许应该和纽交所协商，借用这几件文物的原件回中国展陈？——这真是一个令人期待的设想，但愿纽交所的同行听到这个建议也会像范尔霖当年那样来一句——“That’s a good id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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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改革孕育股份制改革
邓小平向纽交所董事长约翰•范尔霖（John J. Phelan, Jr.）赠送小飞乐股票这件事，是整个20世纪80年代中国股份制改革的一个最亮点，是中国当时中央最高层第一次用具体的行动肯定了企业发行股票这件事的正当性。
股份制改革在中国，是70年代末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伴生体，而在上一世纪中国改革中取得巨大成功的农村改革，给股份制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最为适宜的温床。
上一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政治社会的大转折，起始于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它标志着中国开始将工作重心从政治运动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此开始了改革之路。
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一颗市场经济的种子悄然着床于计划经济的母体，并在这母体中躁动着、孕育着、成长着，等待着瓜熟蒂落、破土而出、呱呱落地的那一刻……
中国的改革最初切入点、并取得最大成功的是农村改革。
在农村改革上，中央政府实际上没有也根本不可能投入更多资源，所给与的只是对长期“一大二公”的所有制关系进行了针对农村实际的部分调整。在这种背景下，生产关系的调整激发了被长期压抑的中国农村生产力的爆发性增长；而同时，在农业和农村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过程中，对资本投入的需求和中央政府农业投入无法满足实际需要之间的差距，迫使中国农村开始寻找新的资本投入来源。
因而早在1979年，中国农村就有了以集资入股的社队企业，因此，中国股份经济的萌芽实际上是始于农村改革。
国务院1979年7月3日在《关于发展社队企业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中，对社队企业解决资金来源就肯定了：“可从大队、生产队公积金中提取适当数量的入股资金。”
1983年，中共中央在《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在历史上被称之为“第二个中央1号文件”）中进一步明确指出：不能“一讲合作就只限于按劳分配，不许有股金分红”。自此，中国乡镇企业的经营机制逐渐向股份经济机制过渡，许多乡镇企业的资金来源都是农民集资入股而成的。
1983年7月8日，中国最早的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宝安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组建时名为“深圳市宝安县联合投资有限公司”）成立。(见插图：1983年7月8日，深圳宝安县联合投资公司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家经地方政府批准向社会招股集资的公司。图为该公司当时发行的股金证。)

插图：深圳市宝安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1984年1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中明确提出了“鼓励农民向各种企业投资入股”的号召，“允许农民和集体的资金自由地或有组织地流动，不受地区限制。鼓励农民向各种企业投资入股；鼓励集体和农民本着自愿互利的原则，将资金集中起来，联合兴办各种企业，尤其要支持兴办开发性事业。国家保护技资者的合法权益。”促进了中国合股经营企业的大发展，特别是农村供销社的大发展。
经过全国农村工作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85年1月1日发出《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其中第八条“按照自愿原则和商品经济要求，积极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制”，提出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农户家庭经营长期不变。要继续完善土地承包办法和林业、牧业、水产业、乡镇企业的责任制。有些合作经济采用了合股经营、股份分红的方法，资金可以入股，生产资料和投入基本建设的劳动力也可以计价入股，经营所得利润的一部分按股分红。这种股份式合作，不改变入股者的财产所有权，避免了一讲合作就合并财产和平调劳力的弊病，却可以把分散的生产要素结合起来，较快地建立起新的经营规模，积累共有的财产。这种办法值得提倡，但必须坚持自愿互利，防止强制摊派。”
从上世纪80年代几个中央一号文件中可见，中央政府从农村改革的一开始和取得初步成功以后，就有意识地促使农村改革、农村的商业（供销合作社的市场化改造）和工业（乡镇企业）的发展，但计划经济的体制使得当时的政府不可能、也没有能力投入资金和资本，只能依靠当时流行的做法，在体制外寻找和促进“新的经济增长点”，在农村商业和工业的发展资金和资本的投入上，允许和鼓励依靠股份制方式吸引农民个人股份的投入。
这就成为中国股份制改革的第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乡镇企业也就在早期股份制企业、以及之后最早的上市公司中占了很大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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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股份’初衷为知青”
在中国改革的历史上，有几位学者以自己的学术观点而在江湖上扬名立万，比如以推动市场化改革闻名的吴敬琏被称为“吴市场”、以鼓吹股份制改革为己任的厉以宁被称为“厉股份”、以推动破产法而著名的曹思源被称为“曹破产”……
不过，厉以宁最初提出股份制并没有过分强调企业制度的改革，其意更重要的是在解决知青回城就业难题。
这是因为，早期在农村轰轰烈烈开展改革之时，中国的城市却面临着严峻的社会问题的考验。
1978年10月31日至12月10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会议总结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经验和教训，12月12日中共中央批发了两个文件：《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和《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要求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业问题。
历时十多年的上山下乡运动中，有无数知识青年从城市进入农村，而当初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城市就业压力很大。
1981年10月，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办公室起草了一份《二十五年来知青工作的回顾与总结》，对这场运动的起因、发展、失误、教训等重大问题提出了基本看法：1、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50年代，根据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就业难的国情提出来的，目的是解决就业问题。2、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本来是就业问题，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的10年中，当成政治运动去搞，指导思想偏了，工作上有严重失误，造成劳民伤财，人民不满。1981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由劳动部门统一管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工作，解决上山下乡运动的遗留问题。全国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基本结束。
过去在“左”的思想指导下，中国的所有制形式曾片面追求“一大二公”，不顾生产力水平低、层次多的特点，人为地搞所有制形式的升级过渡，轻视集体经济，消灭个体经济，使所有制的经济形式越来越向单一发展。这给我国经济建设、劳动就业和人民生活带来很多困难。特别是在“文革”以后，这种困难和问题首先以劳动就业为薄弱环节表现出来。因为“文革”期间国民经济停滞不前，国有工商企业又因体制问题和政治原因，长期人浮于事，冗员充塞，无法容纳更多的人员就业。
到1979年，回城知识青年大约1700万，再加上320万没有就业的留城青年，总数达到2000多万，大体上相当于当时中国城镇人口的十分之一。成千上万的返城知识青年要求政府分配就业，而政府和企业又无法满足这么多待业人员的要求。矛盾非常突出，甚至出现了包围火车站、包围各地省市政府要工作的群体事件。（见插图：知青上访）

因此，1980年四五月份，为了解决知青回城的就业问题，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和国家劳动总局联合召开了劳动就业座谈会。在这个会上北大教授厉以宁提出股份制设想，认为可以号召大家集资，兴办一些企业，企业也可以通过发行股票扩大经营，以此来解决就业问题。但是，厉以宁的这个提议没有得到中央政府应有的响应。（见插图：厉以宁）

三个月后，在中共中央专门召开的，由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万里主持的“全国劳动就业工作会议”上，厉以宁再一次提出用股份制办法解决就业的社会难题，得到了与会的于光远、童大林、冯兰瑞、蒋一苇、董辅初、王珏、赵履宽、鲍恩荣、胡志仁等学者附议，都说股份制是好办法。
那是改革开放的初期，绝大多数领导对西方经济学不熟，对资源配置的理论也不熟。实际上，许多人仅仅把股份制作为一个解决就业问题的政策，而没有认识到股份制将重新构造微观经济的基础。但这是众多学者第一次公开呼唤中国建立股份制。
1984年4月，国家体改委在常州市召开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会议纪要提出城市集体企业和国营小企业要进一步放开、搞活的办法是“允许职工投资入股，年终分红”。
这期间，农村企业和城市的小企业有了股份制的雏形，其特征是从浅层次的集资入股型到深层次的合股经营、股份合作型发展。例如，1982年6月中国南山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与广东深圳市地方企业实行横向经济联合，公司全权负责筹资开发深圳经济特区赤港2.2平方公里地域，建设并经营具有一定规模的新型深水海港。
由此可见，农村改革后的乡镇企业兴起和城市集体企业的发展，以及寄生于原有体制下所出现的筹融资困境，是中国社会和经济生活中出现股份和股权的历史因素。
这两者成为整个股份制改革的两个重要的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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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开国企股份制先河？
改革开放以后，为了打破原有计划经济体制条块分割的束缚，大中型国有企业开始采用“横向联合”的改革办法，开辟了向股份制改革发展的另一条途径，成为萌发股份制的土壤之一。
1980年4月22日，赵紫阳在长期计划座谈会上讲话中就提到：“要采取必要的政策、措施，把各种资金引到国家建设需要的方向上来，弥补国家建设资金的不足，解决以小挤大、重复建设的问题。有效的办法，就是要在经济上搞联合，走联合之路。现在实行两级财政和扩大企业自主权后，地方和企业的钱会逐年增多。但无论如何再不能把地方和企业的钱收上来，这条路不能走。只能采取经济的办法，自愿协商，实行互利，搞合营或联合，把资金引导到国家急需的、重要的建设上来。比如轻工，与其各个地方自己搞，不如集中在条件好的地方搞，可以成立股份公司，分利润，分产品。 国家要制订有关的政策，要立法，所有制不能随便变。这样，矛盾会缓和些。”
据笔者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的丁宁宁采访，当时地处湖北襄樊的第二汽车制造厂（简称“二汽”）采取了和一机部系统以外的军工企业和地方企业“横向联合”的办法，终于使汽车产量达到设计目标，引起了中央高层的重视。1983年，根据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的指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洪带队到二汽调研，总结二汽“横向联合”的改革经验。在起草和修改调研报告时，一些同志提出，为了进一步推动改革，可以把“横向联合”中的投资和固定资产折成股份，组成紧密型的股份公司，“横向联合”就更巩固了。针对当时“股份制就是私有制”的疑虑，中心同志引证马克思“股份制是对私有制消极的扬弃”的原文进行辩驳。马洪在关于二汽调研报告给总理的信上，写下了一段关于股份制可能更有利于巩固“横向联合”的观点。赵紫阳看了非常高兴，在批示中写下了“这个办法好……荣誉共享，利益均沾”等等的一段话。并打电话给马洪，提出有了股票，就有个流通问题，在理论上还有一些障碍。马洪要中心的同志继续从马克思原著中寻找排除障碍的理论根据。于是就有了《股份制与资本市场问题》这篇稿子，并在不久后将稿子中的一部分交给《世界经济导报》于1985年2月4日发表，定题目为《社会主义要有资本市场》。(见插图：1985年2月4日《世界经济导报》版面)

1985年，我国企业横向联合迅速发展，从而强有力地促进了股份制的发展，而股份制的发展，也更有利地使企业的横向联合趋于完善。这一年，股份制不仅仅在农村得到了发展，而且在商业、金融业、轻工业、水产业等各个方面，都得到了初步的发展。
1986年8月2日至6日赵紫阳主持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听取并讨论体改方案研究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明后两年经济体制改革意见的汇报。改革方案领导小组办公室在“关于明后两年经济体制改革的意见”中提出，“改革金融组织机构，实行专业银行企业化经营。”“改变专业银行分业垄断局面。”“组办股份制的交通银行，并按经济区设置分支机构”。“继续调整所有制结构，按照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原则，扩大公有制企业经营方式改革的试点。积极试行股份制。”“横向联合的企业群体和企业集团，明年可普遍推行股份制。今后联合投资的新建企业，尽可能采取股份制的形式。各省、市和自治区，都可选择若干大中型全民所有制企业进行股份制试点。”
1987年，我国的大部分国有企业实行了承包、租赁等经营形式，在此期间，股份制也受到了部分国有企业的青睐。国务院1986年12月《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指出：“各地可以选择少数有条件的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进行股份制试点”。因此，企业的股份制改革在这一阶段快速在国有企业中展开。
这阶段，在国务院批准下，上海、深圳两地开始加快企业股份制试点工作。1986年10月15日深圳市人民政府颁布了《深圳经济特区国营企业股份化试点暂行规定》。上海1986年下半年起在市委、市政府直接领导下，由市体改办负责组织研究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股份制试点的改革方案。上海真空电子器件股份有限公司是上海第一家全民所有制试行股份制的大型企业，在坚持国家股为主体的前提下，向国内城乡居民和职工发行5000万元人民币股票，打破了原先企业单一全民所有的模式，形成国家、集体、个人资产并存于一个企业中的多元化资产所有权结构。北方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于1988年5月正式成立，标志着一种股权式企业集团的崛起。（见插图：第一家试行股份制的大型国有企业上海电真空股票）

农村改革后的乡镇企业兴起、城市集体企业的发展，再加上国有企业加入其他所有制企业之间的横向联合并以资本纽带建立起新型的产权关系，使得中国股份制改革的基础出现了三足鼎立的大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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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制改革是市场行为吗？
股份制是自觉的制度设计吗？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研究中国30年改革历史研究的学者。近年来有关证券市场的历史研究中，许多年轻学者都把股份制描述成为市场发展中自生的行为，是自下而上的改革突破。但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来看却不尽然，而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人避讳的历史空缺所造成的。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立了“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样的政治共识；并阐明了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股份制也由此开始进入了正式试点阶段。
1985年1月15日至3月8日，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在听取国家计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向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汇报“七五”计划的总体设想以及“七五”能源工业计划、运输邮电计划、原材料工业计划、人民生活、轻工市场计划、基本建设计划、财政计划、信贷计划的初步设想时，对于“国营企业管理体制”问题着重讲了：“世界银行调查报告中，提出国营工厂实行社会主义股份制。中国国营企业应该实行多种国家机构所有制，国家机构组成董事会，这样可以打破条条块块。我觉得，社会主义机构股份所有制加董事会也是个办法。私人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国家可以收买股份，插进去。”
1985年4月29日至5月2日，赵紫阳在听取“七五”计划纲要起草小组汇报时，就“股份经济问题”表示：“我对搞股份企业是有兴趣的。 企业扩大自主权以后，企业成为独立的经济实体。谁代表固定资产所有者的利益？过去是靠计划、财政来控制，放开以后谁来代表？弄不好，就是职工利益代表一切，经营者是顶不住的。 可以实行股份所有制形式，这可能成为公有制的一种新形式。 这种形式把财产所有者代表具体化了。 现在的财产代表太抽象，分解为几股有好处，所有者、经营者、工人三者之间可以相互制约。 问题是，这种股份所有制发展趋势如何? ”
在中央决策者的鼓励下，1984年，北京、广州、上海等地进行了股份制试点。广州、上海等地的少数企业进行了本厂职工发行内部股票的试点。1984年7月，北京天桥百货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同年11月，上海第一家股份制企业——上海飞乐音响公司成立，并向社会公开发行了每股面值为50元人民币的股票1万股。1985年1月，上海延中实业有限公司发行了每股面值为50元的股票10万股。上海爱使电子设备公司发行了每股面值为50元的股票6000股。这些股份制试点企业诞生，并发行股票，引起了众多投资者的兴趣，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86年8月2日至6日，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主持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听取并讨论体改方案研究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明后两年经济体制改革意见的汇报。对于明后两年经济体制改革的意见，会议明确要求“积极试行股份制。 横向联合的企业群体和企业集团，明年可普遍推行股份制。 今后联合投资的新建企业，尽可能采取股份制的形式。 各省、市和自治区，都可选择若干大中型全民所有制企业进行股份制试点。”
1986年11月14日，赵紫阳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国务院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草稿)》。会议认为，企业改革总的思路是：搞活大中型国营企业，除已有的改革措施外，关键是要在把企业所有权和企业经营权分开上做文章。……将来企业的资产可能由国家资产、企业自有资产和股份持有者资产组成。企业纳税后的利润，由国家、企业和其他股份持有者按各自占有的资产多少来分配，以鼓励、调动企业扩大积累的积极性。这篇文章做好了，不仅会使国营企业的状况有一个根本的改观，还会涌现出一批企业家和企业家集团。 放开经营权，加上股份制，国营企业的活力将会大大增加。 上述设想需要深入研究和进行试点，积极摸索经验。
据此，1986年12月5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其中第二条是：推行多种形式的经营承包责任制，给经营者以充分的经营自主权——各地可以选择少数有条件的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进行股份制试点。 企业之间互相技资，或联合投资新建企业，一般宜采取股份制形式。第八条是：鼓励发展企业集团——有条件的企业集团可实行股份制。
据不完全统计，在这一阶段股份制试点中有数千家企业在集资发行股票，其特点是小企业多，集体企业多，乡镇企业多，自发进行的多，不上市的有限责任公司多，多半是小量、分散、债权式的股票，处于不规范的起步摸索时期。但是，相当一批的企业和单位利用股份集资获得成功，在全国银根抽紧形势下，企业的融资需求得到满足、企业的产权模式得到改变、企业的生产规模得到发展。
这一期间，股份制试点从工业企业发展到商业企业、房地产企业、金融企业。上海豫园商场股份有限公司、兴业房产股份有限公司和新世界贸易股份有限公司相继成立。

与此同时，经国务院批准，总部设在上海的交通银行，恢复重建为一家股份制的银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上海万国证券公司为第一家股份制的证券公司。(见插图1：上海第一家股份制证券机构万国证券公司。摄影：新华社记者杨溥涛)上海浦东还组建了第一家以乡镇企业为发起人的公开发行100万股股票的申华电工联合公司。至此，上海比较规范的股份制企业为11家，股本金总额为8.8亿元。深圳股份公司约达80多家。据不完全统计，到1988年10月底，全国已涌现了股份制企业16000多家，股份集资额为60多亿元，但其中债券化的股票占90%以上。
1988年12月8日至10日，国家体改委在北京西直门宾馆召开了“征求关于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的实施方案”的座谈会，这次重要会议被称为“西直门会议”。会议以后国家体改委根据会议上的各种建议，起草了《国务院关于企业进行股份制试点的通知》，于1989年2月11日报送国务院。1989年1月25日，国家体改委小范围召开了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有必要建立正规的股票交易所，使股票交易合法有序。认为上海是大城市、深圳市经济特区，应该在这两个城市试点。
因此可以这么说，20世纪80年代股份制改革在中国的兴起，绝不仅仅是完全自发的市场行为，而有着当时政府主动的引导和鼓励在其中……
插图2：北京天桥百货股票

插图3：小飞乐股票

插图4：股票认购者正在向延中实业有限公司交付股票现金。(摄影：新华社记者柳中央)

插图5：上海最早的三大证券公司之一申银证券公司威海路营业部。(摄影：佚名)

插图6：上海最早的三大证券公司之一海通证券公司营业部。(摄影：新华社记者徐义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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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第一个股票交易柜台的诞生
在邓小平赠送纽交所主席范尔霖小飞乐股票、而范尔霖到上海将小飞乐股票过户之前不到两个月，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股票交易柜台才刚刚开张。
1984年底、1985年初，小飞乐和延中两个股票的发行，曾是当年上海经济生活中的大事。而这两个股票发行的背后推手就是中国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分公司的经理黄贵显和副经理胡瑞荃，当时这两个股票的发行报告就是胡瑞荃写的。

（插图1：1984年11月15日，《新民晚报》关于“小飞乐”发行股票的报道）

（插图2：上海发行股票 延中实业）
1986年，两个股票第一次发放红利，延中针对股民的“房屋摇奖”也着实热闹一番：那个中奖获得两室一厅的衬衫厂小青工，引来全城茶余饭后好长时间的热议。
但热闹过后，股票又静悄悄地躺在那里，像一堆死钱。有人一时急着想用钱，却又不能拿着股票去开销。
于是，有人找中国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分公司来打听股票好不好转让？怎么转让？
在1984年8月10日，上海市民人民政府的沪府办发（1984）58号文件批准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关于发行股票的暂行管理办法》中，是有可以转让这一条，但规定很死：凡股票持有者要转让股票，需通过代理发行的公司代为寻找客户。
一位在静安分部负责分发红利的退休职工，当年曾向记者讲了一个典型事例：
“当时，有一位股民要出国，想把价值3万元的延中股票转让出手。这时已经是1986年9月份了，还有4个月就可以拿到红利，那时红利是1分5厘。我们公司有人想买，但不允许，我给他找到附近一个解放前就做股票买卖的冯先生。冯先生那时已经70多岁了，带了3万多元现金来。但如何计息呢?按惯例，可以按6厘的利息结算，但这时上面连6厘的利息也不同意，只允许用1厘8的利息结算。那个股民急于出国跑路，肉痛也只好出手，结果冯老先生买得实在太便宜，自然非常高兴，但那人却受了不应当有的损失……”
有一天，一位穿着时髦的青年跑来，说要出国留学，急于用人民币买美元。他手中有一笔数字不小的延中股票，本想转让给亲戚，但彼此间无法讨价还价，只好找到静安分公司来了。但经理黄贵显和副经理胡瑞荃几天时间里到哪里去替他找来接手的客户呢?那个青年只好失望地又走了。

（插图3：王贵显、胡瑞荃照片）
后来上门来找的人越来越多了：有的分到新房子，要装修需要花钱；有的老人要买墓地，需要钱；有的人住院需要钱……他们都需要把股票卖掉以解燃眉之急。有一位股民老人跑来央求半天，最后看解决不了问题，便怨怨地扔下一句话：“有女总要出嫁，有儿总要结婚。这样不婚不嫁，难道只好眼看着等到老死去买棺材？”
股票不能成为死钱——于是黄贵显、胡瑞荃开始想到要建立股票交易柜台。为此他们向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融行政管理处打报告申请开放股票市场。
第一个报告送上去很长时间，如石沉大海。
第二个报告又送上去，仍不见音信。黄贵显和胡瑞荃有些苦恼了。在金融界没有上级主管部门的批准，是不可能擅自开展新业务的。但面对天天来找的股民们，他们感到自己左右为难又无能为力。
事情就在绝望中出现转机，1986年8月16日、星期六，上海市体改办（上海市政府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的金志(时任市体改办综合处副处长、市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急匆匆跑来找黄贵显和胡瑞荃，说有重要事情。她告诉黄贵显和胡瑞荃，江泽民市长星期天要召开市里有关部委办负责人会议，听取关于股份制改革的汇报。
关于这次会议的背景，据笔者周末找金志核实相关细节时告知，是当时国务院明确将推进股份制改革所促使的。为此，笔者重新翻查了相关的历史资料：1986年8月2日至6日，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主持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听取并讨论体改方案研究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明后两年经济体制改革意见的汇报。对于明后两年经济体制改革的意见，会议明确要求“积极试行股份制。 横向联合的企业群体和企业集团，明年可普遍推行股份制。 今后联合投资的新建企业，尽可能采取股份制的形式。 各省、市和自治区，都可选择若干大中型全民所有制企业进行股份制试点。”也许正因为此，上海市政府特地在8月17日周日召集了这次市长汇报会。
由于金志持续参与了上海最早发行股票和股份制试点工作，写过诸多调研报告，所以一听说有这个会议就赶紧来找黄贵显和胡瑞荃：“你们明天去参加，准备一下。可以直接向江市长提出报告。”
黄贵显认为胡瑞荃的表达能力较好，要求他去参会汇报。“可我又没有接到通知，怎么好去参加呢?”胡瑞荃虽然觉得这是一个直面陈述的好机会，但难免忐忑不安。
“我同办公厅打招呼了，明天我们一起去。”金志说。
这一天晚上，胡瑞荃整整一夜没有睡着觉。考虑如何向市长汇报。最后他用 “股票的生命在于流动”作为总题目，分别写了5个要点，每个要点各写在一张纸上。第二天他就揣着这五张纸，就随金志到了康平路小礼堂。不知道是否是金志和办公厅同志的有意安排，胡瑞荃的座位正好在市长的正对面，脸上的表情都看得很清楚。
轮到胡瑞荃讲了。他清了一下嗓子，便把那位股民老人说的话引过来做开场白，不过他把最后一句过于愤激的话改了：“股民有了股票，就像有了女儿要出嫁，有了儿子要结婚一样，不婚不嫁会带来矛盾……”
市长抬头，眼睛看着他，好像一下子被这句话吸引住了。
胡瑞荃这下放开胆量讲了，话语也变得流畅起来。他按照昨天半夜里写的五张纸顺序，逐条汇报：
一、股票的发行给企业带来的好处；
二、光有一级市场不行，一定要有二级市场；
三、股票的生命在于流通，不流通就会丧失生命力；
四、买卖股票利大于弊，不会有很大的投机；
五、我们已经打了报告……
胡瑞荃讲到这里，就把事先准备好的一份申请建立股票交易柜台的报告递送到市长面前。江市长看了看，转脸问人行上海市分行行长李祥瑞（后成为交行董事长、上海证交所筹备三人领导小组组长、上海证交所第一任理事长）：“老李，你知道这件事情吗?这报告你们批了没有？”
李祥瑞的脸骤然红了，回答说：“这件事比较具体，我还不太清楚……”
散会走出会场，李祥瑞遇见胡瑞荃，很大度地对他说：“这是件好事情，不是坏事。你赶紧把报告再送一份来。”
胡瑞荃又把报告送上去了。又过了一天，他打电话给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办公室应俊惠，想探探风声：“李祥瑞行长有什么动静?”
“好家伙，李行长现在正在召开各处处长会议，对他们大发脾气，要求加快研究你们的报告呢!”应俊惠说。
果然，没过两天，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就把静安信托投资公司申请设立股票交易柜台的报告批转下发：“同意。”
就这样，全国第一个股票交易市场——中国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证券业务部呱呱落地了。1986年9月26日，在南京西路1806号，黄贵显、胡瑞荃接到人民银行“批准书”后盘下一爿生意不好的理发店，它只有一开间门面、10来个平方米，经过匆匆忙忙的简单装修就热热闹闹地开张了。（遗憾的是，这个对于中国现代证券市场史来说不亚于华尔街梧桐树的历史遗迹已经在南京西路恒隆、中信泰富、梅陇镇等现代商业开发中被无声息地拆掉了）

（插图4：静安业务部外景照片）
久违了，股票市场

尽管许多“老上海”对“股票行情”一词早已淡忘，尽管许多“小上海”更不知“股票交易”为何物，9月26日一大早，与金融界阔别了30多年的股票交易市场一恢复，还是吸引了数以千计的市民。(见右插图：当时人民日报的报道。)
……飞乐音响公司的700股股票，在开业两小时内，出售一空。延中实业公司的1000股股票，到下午4点15分收盘时，也出售了840股。
由于购者拥挤，原定采用现货交易形式，也无法办理，只得给予临时收据。

(插图6：当年文汇报的报道。)
我在策展“中国资本市场20周年成就展”时，曾在新华社的图片库里找到过一张静安业务部开业第一天拍摄的柜台即景照片：

（插图7：开业第一天柜台照片。新华社记者柳中央摄）
柜台前人头攒动，好多只竭力伸长的手，伸向柜台内坐着的一个老人，他清瘦的面孔照得十分清晰。这就是新中国第一个接受股票交易的柜面交割员，他叫励荣泉，没过两年他就因病去世了。那时在柜台内紧张忙碌的，还有吴毓明、王毓玲、张洁、柴昌明、王桂根等人。
据《文汇报》记者秦恒骥回忆，在拥挤的人群中，第一个购进股票的是一位坐在轮椅上的残疾男子，他携带了1千元人民币，买了18股小飞乐。他不肯透露自己的姓名，但说曾摸过飞乐音响公司的“底细”；“飞乐的产品正走红，我吃准了才向它投资，不会吃亏。”
前面提到过的以利息1厘8买进延中股票的冯老先生，这天又叫在华美无线电厂做工的女儿前来代购，一下子又买进230股“延中”，此时人们才知道他叫冯润清，已经80多岁了。
在这里不厌其烦地写下这些历史皱褶中芸芸众生的名字，是因为历史细节才是组成社会变革的血肉，无论大人物小人物都理应得到历史的承载……
（7月6日，从阚治东的微博得知当年静安业务部副经理胡瑞荃去世的消息，不胜唏嘘。特赶写这篇文字刊发于FT专栏，以纪念胡瑞荃老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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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交所成立的前后
一、
每当说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成立，那一张开业时的照片是必不可少的历史见证。（见插图1）

这一张由原《世界经济导报》摄影记者张萍（现为香港文汇报高级记者）拍摄的照片，记录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典礼的盛况，浓缩了中国证券市场诞生和发展历史中的诸多要素——未来中国证监会的前四任主席刘鸿儒、周道炯、周正庆、周小川都在现场（照片中出现了其中的前两位）；未来中国人民银行的三位行长朱镕基、戴相龙、周小川也都在现场；未来主管经济金融的两位副总理朱镕基和黄菊在场，其中的一位后来还成了国务院的总理……
除此之外， 后来者无论是证监会的主席、还是普通投资者，每当看到这张照片，都会情不自禁地发问：画面中间那个优雅美貌的女士是谁？她为什么会跻身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场合的中心地位？
如果我告诉诸位：这位优雅美貌的女士20多年前的行程，决定了上海证交所在1990年12月19日的开业；假如不是她，上海证交所可能不会赶在1990年底诞生——这也许会让大家更吃惊、并更加急于想了解这个女士的背景。
这个女士名字叫邓莲如，DBE，JP（Lydia Selina Dunn, Baroness Dunn，1940年2月29日－），受英国册封的女男爵，是第一位取得英国终身贵族身份的华人。当年是香港贸发局的主席，后来成为英国上议院议员。
她和上海证交所的关系，完全是由上海证交所筹建和诞生的那段特殊历史时期所决定的。
二、
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把经济体制改革扩展到城市，明确了要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新体制。……之后，国务院决定成立金融体制改革研究小组，刘鸿儒任组长，有谢明、周小川、楼继伟、宫著铭等参加。该小组所提出的有关金融体制改革的初步方案中，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建立证券交易所：“允许企业用发行股票、债券的方式直接融资。在经济特区试办证券交易所，取得经验后再向大中城市逐步推广。”
20世纪80年代，伴随第一张飞乐音响公司股票的发行，当时国内最为活跃的报纸——《世界经济导报》就陆续刊出了下列署名文章：《社会主义要有“资本市场”》、《上海要大胆成立证券交易所》、《设立证券交易所必须具备的条件》、《证券交易所立法的三个问题》……
1988年深圳市政府成立了资本市场领导小组，开始正式筹建证券交易所的探索。
1988年7月9日，中国人民银行在北京万寿宾馆召开了证券市场座谈会，会议决定组建“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小组”，并起草《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1988年11月9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姚依林和秘书长张劲夫在中南海国务院第三会议室听取了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小组有关《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的汇报（参加会议的还有财政部副部长项怀诚、原国家经委副主任吕东、体改委副主任安志文、高尚全、央行金融管理司司长金建栋等30多人）。
但是，因为1988年中央政府面临“双轨制”带来的经济纷乱、“价格闯关”引起的社会不稳定、以及因为“反精神污染和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引发的政治争议，在这些背景因素的影响之下，对于中国证券市场创设的初期研究以及在体制内、在中央层面上的实际推进很快就因“目前条件尚不具备”而被搁置。1988年11月9日有关《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的汇报会最后形成的共识是：从总体上看，建立证券交易所，目前条件尚不具备，但从今后改革发展趋势来看，这是必然的。（详见张劲夫《股份制和证券市场的由来》，《百年潮》2001年第2期）
催生中国证券市场出现的契机完全是经济以外的因素——这也许是很多经济学家和参与决策者意想不到、也可能至今都不太愿意完全认可的。
1989年五、六月间，中国发生了共产党建政以来最严重的政治风波。紧接着，西方七国集团对中国实行了经济制裁。
尽管在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中国改革开放的整体进程在诸多领域因为意识形态的强烈影响而有所犹豫、迟疑、停滞和后退。但为了冲破随着80年代末的社会冲突带来的国际封锁，中国的最高决策者非常希望采取适当的市场和政府行为来重新获得国际认可、树立改革进程仍在继续推进的国家形象和国际形象。
因此在1989年底，上海市政府所采取的一个顺从了中国整个改革开放进程历史逻辑的主动行为，使得中国证券市场的创建出现了一个实质性的进展。
1989年12月2日，上海市委书记、市长朱镕基，在康平路市委小礼堂就如何“深化上海金融体制改革”的问题举行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受到邀请与会的有金融、学术界的部分专家、学者和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还有市政府经济智囊团高级金融顾问、交通银行董事长李祥瑞（李祥瑞为原中国人民银行〈工商银行尚未分离出去时〉上海市分行行长，即龚浩成的前任，后担任上海证交所第一任理事长），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行长龚浩成（后担任上海证交所执行理事），上海市体改办主任贺镐圣。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后担任中国证监会第一任主席）受邀专程从北京飞到上海参加会议。
参加会议的上海理论界代表还有华东师范大学的陈彪如教授和上海财经大学的年轻教师刘波（后担任上海证交所副总经理、南方证券公司总经理）。
就在这次会议上，朱镕基在听取了刘鸿儒等专家的意见后拍板决定，上海要加大金融改革的步子，重现国际金融中心的风采，其中首要的工作是开放外资银行进入和建立证券交易所，这是上海金融体制改革中两个最迫切的问题。在会上，朱镕基先提出了他的想法。他说，自他来上海之后，一直在抓财政，但收效不大。他认为要调整部署，从金融改革抓起，建立证券交易所和成立外资银行。他希望上海要作出自己的努力，加快改革的步伐，为上海树立新的形象。
在这个会上，成立了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三人小组，由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牵头，市体改办和市政府咨询小组各出一个人（三人分别为龚浩成、贺镐圣和李祥瑞）参加，李祥瑞为组长，具体负责领导这项工作。三人小组的工作直接对市长负责，不需要通过单位和所属系统领导机构层层汇报。同时，三人小组下设办公室（在1989年12月20日召开的“三人小组”第一次会议上确定的办公室成员有：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行政管理处处长王定莆、金融研究所所长王华庆和陈泽浩、外资管理处处长余航、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调研部副总经理金大建、上海市体改办处长陈瑜），放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具体负责制订方案和规划。
为重新树立对外开放的国家形象，在会议上甚至基本决定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的日期。因为1990年12月份，香港贸发局的主席邓莲如女士将率一个大型的香港贸易代表团来上海访问，所以会上初步的决定是尽量争取在那个时间点开业。
三、
1990年初，三人小组在汇报设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筹备方案中，曾根据现实筹备进展的实际情况，建议1990年实现交易所的试运行，正式开业时间安排在1991年四、五月间。但朱镕基仍坚持加快筹备进度的要求，1990年2月28日对此批示“请抓紧一些，可否力争今年开业”。（见插图2）

1990年4、5月间，上海市委书记、市长朱镕基访问了美国、新加坡等地。尽管整个筹建工作还没有进入实质性的阶段，在抵达最后一站香港时，他还是在一个记者招待会上宣布说：“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在年内宣告成立。”
外电纷纷评论说，这“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的目标不会变”，“上海证券市场及金融发展将矗立起一块新的里程碑”。
这个典型的外宣姿态，划定了上海证交所筹建的时间底线，给三人小组施加了巨大的压力。直接造成了具体筹建工作小组负责人的更换（原来是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行政管理处处长王定莆），最后决定由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行政管理处主持工作的正处级副处长尉文渊担任筹建工作小组负责人，后来尉文渊成为上海证交所第一任总经理。
可以这么说，成立上海证券交易所是政府主动驾驭资本市场的一次重大决策。这个举动之所以说它政治意义大于经济作用，是因为中国的最高决策者希望通过它向全世界昭示，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关闭。
朱镕基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仪式上的讲话，谈到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的重大意义时，首先就表明：“它标志着我国将坚定不移地继续奉行改革开放的政策”。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筹建过程中，朱镕基曾反复关照三人小组，证券交易所的建立对外可以宣传、但对内不作或少作宣传。要求大家多做少说、甚至只做不说。正因为如此，在1990年11月26日上海证交所举行成立大会的当天，新华社从上海发出只是一则寥寥200字、措辞极其谨慎的消息：“响应深化经济改革的呼唤，我国大陆第一家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今天正式成立。这一绝迹4O多年的证券买卖专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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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交所的“出生证”
在中国证券市场并不算很长的20年发展历史中，有一件历史公案一直延续在其中，每一年的12月份都会浮现出来引起一番讨论和争议。
上海证交所一直把1990年12月19日作为自己的所庆日，而深圳证交所却对外宣称自己是1990年12月1日率先试营业，并也在每年的12月1日庆祝自己的生日。
在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早期，两家证交所都各自归属地方政府管理时，这样的争议一直没有平息。就是在两家证交所都划归中国证监会统一领导之后，这样的争议还是若隐若现、没有间断。据中国证监会第一任主席刘鸿儒回忆：“2003年1月，我作为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的代表，参加了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在大会上朱镕基总理说，他看到一个材料，说是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成立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之前，问我这是怎么回事。他说他曾专门向邓小平同志汇报过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事情，对此比较了解。我回答说，深圳证券交易所是试营业在先，上海证券交易所是正式开业在先。”
因此，在我们筹备“中国资本市场20周年成就展”时，从写作大纲开始就遇到了这个问题。历史事实的展示来不得任何投机取巧，尊重历史也就是尊重我们自己，所以这成了我们在策展过程所面对的第一个无法绕开的问题。
在一开始，我们在大纲里用一句话：“1990 年，中国政府允许在有条件的大城市建立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深交所)于1990 年12 月先后开始营业。” 既表述了历史史实又回避了先后的争议。
在最初的形式设计中，我们也仅仅用上海证交所和深圳证交所筹备过程中的文件资料、各自开业典礼的照片和老大楼照片来展示这个历史过程。
但从我个人角度来说，作为一个这段历史的研究者，始终感觉这样的描述和表达方式，并不能真正反映历史的真实。
一个机构的成立，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体制环境中，得到相关监管机构的批准，应该是一个符合当时法律规定的相对客观和真实的衡量标准，不然的话，任何有关谁先谁后的争议都失去了评判的标准和基础。
但我为什么在20周年成就展的设计中一开始会采用回避争议的表达方式呢？其实这背后的原委，和这段争议有关的历史资料缺失有很大关系的。
2008年5月底，我已经将研究中国证券市场历史的拙作《闲不住的手——中国股市体制基因演化史》基本完稿，但有一个问题始终困扰着我，那就是我手里只找到有关上海证交所所有的成立的请示和批复的文件。这里面包括：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向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上报的《关于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请示》（沪银金管〈90〉5123号）（插图1）、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和上海市政府联合向国务院上报的《关于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请示》（沪银发〈1990〉234号）（插图2），以及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复给上海市分行的《关于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批复》（银复〈1990〉387号）（插图3）。而有关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建立请示和批复，却只有一份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的文件《关于同意成立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批复》（深府办〈1989〉996号）（插图4），但深圳市政府办公厅的这个批复是完全不足以给深圳证交所的成立提供一个合规的法律基础的。
根据我对历史史实的考证和研究，相比较而言，筹备建立证券交易所，深圳市其实在某些方面比上海准备得更充分和前行一点。
1988年5月，深圳市委书记、市长李灏就提出深圳要利用政策优势，创建资本市场，通过这个市场，使企业筹集更多的建设资金，转换企业运行机制，调整特区产业结构，提高经济效益。而李灏当时更主要的想法是，作为改革开放实验田的深圳，在资本市场的实验探索中也应该先行一步，为在全国推广而积累更多的经验，让深圳在通向资本市场之路上也做一回“拓荒牛”。
因此，在1988年6月到9月，深圳市举办了四期资本市场基本理论培训班。1988年11月，深圳市政府成立了资本市场领导小组，下设专家小组和顾问小组。
1989年9月8日，深圳资本市场领导小组起草并向深圳市政府上报了《关于筹组深圳证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的报告》。1989年11月15日，深圳市政府下达了《关于同意成立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批复》，并成立深圳证券交易所筹备小组。当时主要成员只有王健和禹国刚。而在1989年12月28日，深圳证券交易所筹备小组就拟定了《深圳证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筹建方案》。
1990年11月22日，深圳市领导经视察交易所筹备情况后决定：1990年12月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开始集中交易。同时，决定由深圳市委书记李灏进京向中央有关部门说明建立证券市场的必要性，争取中央有关部门的批准。
所以，尽管深圳证交所在1990年12月1日抢先试营业了，但那时没有得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正式同意建立的批复，也就是说在试营业时确实没有符合当时法律规定的合法出生证。
正因为如此，在1990年12月1日试营业之后，深圳市委书记李灏等多次到北京争取、周建南（原电子工业部部长、时任中顾委委员）受江泽民委派专门来深圳对证券市场作调研、刘鸿儒几次带领中央多部委联合调查组来深圳调查，在这些给中央的汇报中都要求“尽快批准正式成立证券交易所及证券登记公司（均已报人民银行总行）”。
而据我的调查考证了解，有许多亲历者的回忆中都说：深圳正式得到人民银行总行批复同意建立深圳证交所的时间是1991年4月11日，据此举行深圳证交所开业典礼是在1991年的7月3日。
我并不想因为我自己上海证交所研究人员的身份，给这样一本研究中国证券市场历史的著作落下一个只偏重上海证券市场历史资料的公众印象。于是我开始停顿书稿的交付而转向寻找有关深圳证交所建立的请示和批复文件等历史资料。但在2008年底我书稿出版前，无论从什么地方都无法找出这些文件资料，深圳证交所的朋友甚至去所有可能发现这些文件的机构找过：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深圳市证监局、深圳市体改办、深圳市档案局……但最终的结果都是没有！
为此，我的书稿整整被搁置了三个月，最终我只能带着遗憾交稿付印了。
新书出版后，我在赠送新书给深圳证交所现任总经理宋丽萍和其他深圳证交所的管理层朋友时，多次表达过这样的遗憾，并半开玩笑地说：你们深圳证交所可是至今都属于“无证经营”啊！
此后，我仍旧没有放弃寻找深圳证交所的出生证明文件等历史资料。为此，在我交往多年的老朋友唐杰被任命为深圳市分管金融的副市长后，我几次和他见面要求他帮助寻找深圳证交所的“出生证”。可惜的是无论他利用分管副市长的身份反复查询，结果还是没有。
一晃一年多过去了，2010年5月，中国证监会决定在年底中国资本市场20周年庆祝活动中举办“中国资本市场20周年成就展”，我参加了成就展的策展工作。可是直到10月初，深圳证交所上报上来的展出资料素材中有关深圳证交所成立的文件，仍旧是当年那个深圳市政府办公厅的批复件。
为了解开这个历史谜团，我希望能够在成就展的筹备过程中为深圳证交所寻找到当年准许他们出生的证明文件，这最后的途径只有人民银行总行的档案了。一直到了10月底，我才通过各方面朋友的帮助，最终从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找到了当年给予深圳证交所出生证明的所有档案资料。
为此，我们修改了成就展相关内容的展陈设计，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复给上海市分行的《关于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批复》（银复〈1990〉387号）和批复给深圳特区分行的《关于建立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批复》（银复[1991]182号）两个文件，作为主要的历史资料展陈品，用同一个评判标准来说明上海和深圳证交所先后成立的历史史实。至于谁先谁后，就无需再多加一个字的说明，类似争议在史实和中国证券市场整体发展过程面前已经显得毫无必要了。事实也正是这样，有关这方面的议论，在整个成就展的后期审查和展出过程中，再没有出现过。我想，也许以后也不应该无谓地再延续了吧。
通过对历史资料的分析研究，同时也纠正了广为流传的亲历者回忆的偏差。
其实，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给予深圳证交所的出生证明文件一共有两份，一份是“《关于〈深圳市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章程〉的批复》（银复[1991]154号）（插图5，见右），一份是《关于建立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批复》（银复[1991]182号）（插图6，见右下）。前者的批复日期才是1991年4月11日，而后者的批复日期则是4月16日。由此可见，批准深圳证交所成立的日期应该为1991年的4月16日，而不是坊间流传了20年的4月11日。
同时，有关上海证交所出生的几个相关日期，其实在对外表达中也是有所含混的。真实的历史事实是，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复给上海市分行的《关于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批复》（银复〈1990〉387号）日期是1990年11月14日，上海证交所举行成立大会的日期是11月26日，而长期作为所庆的12月19日，准确说来其实应该是上海证交所开业的日子。
因此，以后上海证交所若要举行成立周年庆，也许应该选择11月26日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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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深证交所首单落谁家？
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第一天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试营业的当天都发生了一些有趣的故事。
目前对于上海证交所开业当天的历史描述比较有代表性的流传着两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来自于上海解放日报记者时赛珠采写的题目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第一天》的通讯：
上海证交所开市不到1分钟，首场交易的首笔生意成交了。上海海通证券公司抛出以前自营的50股上海“真空电子”股票，上海申银证券公司以每股（即100元）356.70元的价格代理客户买了进来。由于这两家证券公司一个最快输入卖出信息，另一个最早输入买入信息，电脑就为他们“配对”了。
在经纪人上岗考试中获过第一名的6号经纪人（郭纯）告诉记者：“昨天早上，我的单位申银证券公司传来了客户要求委托买进2000手股票的信息，为了尽可能实现客户的要求，一开市我们就急速输入信息‘抢’了买进第一名。”说话间，这位年仅26岁的经纪人头上汗津津的。谁是建国以来首家证券交易所首场交易中首笔买卖的“幸运儿”呢？下午记者电话追踪采访，得知这50股股票的买主是委托人中排在第一位和第二位的两位先生。据了解，那位1号张姓市民于前一天6时到申银证券公司去委托按市价买进40股股票，他如愿以偿了，那位2号姓顾的市民要求买进20股，但只能满足10股。首场交易的首笔买卖结束了。
这种说法也被筹建上海证交所三人小组成员之一龚浩成主编的《上海证券市场十年》（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版，第55-56页）一书所采用。
但市场上却广泛流传着另外一种说法，说上海证交所开业“第一笔交易对象是电真空股票，由海通证券公司抛出，未达3秒便被万国证券公司抢去，被宣布无效。再次竞价，申银证券公司吃进，成交价365.70。如此，上海三大券商都露了脸。”（详见《大话中国证券市场十年》，王安著，华艺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第88页。）此说流传甚广，不少媒体在历年回顾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历史的内容时，大都不加考证地直接采用了这个说法。
我在梳理历史资料和考证事实的时候，面对这不同的说法感到有些迷惑：首先，时赛珠所记录的价格是一个不标准的概念，“每股（即100元）356.70元的价格”——究竟是100元、还是356.70元？其次，王安的说法太过戏剧性，按他的描述，上海证交所开业第一天就失去了公正性；况且他在上海证交所开业10年以后出版的书中所描述的价格“365.70”，和时赛珠当年现场采写的新闻事实又对不上。
事实只有一个，但以上两种说法在史实上都有误。
据笔者向上海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当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时电脑交易系统的负责人谢玮求证。他说，上海证交所开业第一天开始就用电脑撮合交易、并显示行情，那种“宣布无效”、“再次竞价”的说法除非存在于口头竞价、手工撮合的人工交易方式，而在上海证交所开市的当时是不可能出现的。
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当天是11点整正式鸣锣开市的，11点半前市收市。前市成交49笔，成交金额为5,879,008元；后市是下午2点整开市，3点半全天收市。当天全天共成交93笔，成交金额为10,161,622元。
上海证交所开业当天第一笔交易成交时间为11:00:57，是由代码为107的卖方公司海通证券公司卖出证券代码为602的电真空股票，由代码为116的买方公司申银证券公司买进，成交数量为50股、成交价格为100元、成交金额为5000元。
谢玮为此找出了他保存的上海证券交易所1990年交易数据软盘，打开这张20多年前的数据盘，其中成交编号为1的栏目中，明确地列出了以上交易数据。

（插图1：上海证交所第一天交易记录软盘照片）
但是，这电脑记录的第一笔成交纪录在下午3:30收市以后却被改写了。原因据谢玮分析，应该是在当天上午开业时，为了抢着创造沪市第一单的历史记录，卖出方海通证券公司的出市代表情急之中将卖出报价按当时真空电子股票的面值100元输入了电脑，而申银证券公司的出市代表出于同样的原因将这个错误的卖出报价作为买入价输入了电脑并在第一时间成交了，而当日该股票的市场价格为384元（上海证交所当日下午14:09:53第63笔成交纪录的成交价格就是384元，这是该股票当日在上海证交所的第三笔交易。而该股票的第二笔交易，发生在当日上午11:17:05，成交序号为31，买卖双方都是申银证券公司，挂牌和成交价格也是100元）。当事后发现这个错误，买卖双方便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安排之下，于当日收市之后进行协商，最后按照协商达成的价格365.70元交割，同时更新了成交序号为1和31的这两笔交易成交价纪录（交易发生的成交顺序不变）。
当日由于各种原因更新成交记录的还有成交序号为15，证券代码为651的飞乐音响股票；以及成交顺序号为24，证券代码为089的国库券；成交顺序号为38、39、40，证券代码为431的大众汽车企业债券；成交顺序号为52，证券代码为403的石化债③等几种债券。开业第一天交易中总共牵涉更改的有8笔交易。
数据显示，上海证交所开业第一天中股票交易的笔数为17笔，占总交易笔数18.28%；股票交易金额为494,311 元，占总交易金额的4.86%；股票交易的数量为131,100股，占总交易数量的94.20%。其余成交的都是企业债、金融债和国债。
深圳证交所试营业的第一天仅有一只股票挂牌。
这是因为在“老五股”中，安达首先办好了托管手续，当时本着先托管、先上市的原则，于是安达便成了深圳证券交易所第一支挂牌上市的股票。
那一天因为场外柜台交易已经获取大量利益的券商和新创建的证交所场内交易将改变原有利益格局这样的矛盾，报进深圳证交所场内参加集中交易的只有一单（这个说法来自于深圳证交所原副总经理禹国刚的记载。但据笔者对深圳证交所创办者、第一任法人代表王健的访谈，深证证交所试营业第一天共成交了五笔交易）。当天，安达成交8000股，买卖双方成交单位及出市代表分别国投基金部的温彤筠和有色证券部的伍德民。

（插图2：深圳证交所试营业第一天，汪景钢摄）
1990年12月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开始试营业，当日成交深安达8000股。
深圳证交所创办人之一、副总经理禹国刚在多年后接受采访时回忆说：那一天只有一单交易，这是我们让有色金属证券部报进来的。所以那一天收市以后，证券商为之一震，尤其是那三家老证券部的，中行的、市国投的、特区证券的。他们说，我们都没有报买卖单啊，哪有这么一单？有色金属就说是我们报的。这三家老证券部啊，底下做了工作，说交易所12月1日开业，那一天买单卖单都不给他们报到大堂里去，叫他零成交。可这件事被我们早两天破译了，于是我们也不声张，不去说他们什么，也做了工作。假如说我们事先不知道这个事情，没有做好这个准备，开业第一天就是个零成交，这个历史写下来，多具有讽刺意义。
深圳证交所原本可以在试营业时就一举推出股票电脑自动交易系统，但由于各种原因却在试营业开始时，将现成的IBM大机和理想的自动撮合软件搁置一边，采用了最原始的手工撮合报价方式。1990年12月1日深圳证交所试营业第一天，采用的就是口头唱报和白板竞价相结合的手工撮合交易方式。成交后由卖方出市代表立即填写记录单，一式三栏，在打卡机上打上成交时间和成交纪录单号码。然后将红色一联交买方出市代表，黄色一联交交易所管理人员查验。蓝色一联交卖方电话员并通过本部将成交结果告知投资人。交易所工作人员将价量变化输入电脑向社会公布，但投资人看到的行情实际上是几分钟以前成交的行情。

（插图3：深交所试营业时采用的白板交易方式。汪景钢摄）
直到1992年2月25日，深圳证交所才采用电脑自动撮合系统替代上述手工交易方式。
而上海证交所在1990年12月19日正式开业时就采用了PC网络系统实现证券自动交易和行情传送的方案。从而实现了委托电脑录入、证券委托电脑系统自动撮合成交、以及成交行情信息远程自动传递等自动交易功能。

我就在新华社的图片库里发现了一张上海证交所开业第二天交易大厅里的场景照片，由新华社记者柳中央拍摄（插图见右：上海证交所开业第二天照片。摄影：新华社记者柳中央）。画面中最显眼的是巨大的行情显示屏，而在中央监管工作区端坐着的是目前在上海证交所行政服务中心任总监的殷叶亮。原来殷老师长期在上海证交所交易部担任总监，从画面中他穿着黄马甲在“召见”红马甲的神态中就可以见到当年的场内监管风采。坐在他身边的是中科院上海冶金所半导体研究室的工程师王科峰，他主要的任务是负责维护交易大厅LED行情显示屏的正常运转。
这可是不可多得的上海证交所最早的场内运行实况的画面记录。

showcraft

深圳柜台交易的疯狂
8月4日晚，我们导报的老作者、老朋友吴稼祥在微博上就深交所开业前的老5股是否有公开买卖发出询问。之后两个小时，不见有人回应。于是我在微博中简要地就史实做了一个应答：“深圳证交所成立之前，已经有所谓老三家（即特区证券、国投、中行证券业务部）在进行柜台交易。最早上柜的是1988年4月1日开始交易的深发展，后来就形成所谓的老5股。在1988年-1990年初，市场基本平稳。但1990年2月-5月出现暴涨。”
整个周末，由于“梅超风”（超级台风梅花）的光临只能宅在家中，翻检深圳早期证券市场的历史资料，感觉网上的许多争议和不解，其实是对深圳证券市场史前的那一段疯狂的历史不甚了解所造成的；媒体所传播的诸多所谓史实，其实也并不完全准确；而那一段狂热疯癫的造富历史及其后果，对理解现在的证券市场诸多表象应该大有帮助。我作为一个市场历史的研究者，只能在这里把我所了解的深交所成立前深圳证券市场历史史实提供给读者。
在深圳证交所诞生之前，深圳证券市场在1987年前后就已经形成了相当规模的柜台交易市场。当时，深圳就有“老三家”之说，也就是指：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特区证券公司（简称“特区证券”）、中国银行深圳国际信托咨询公司（简称“中行证券”）、深圳国际信托投资总公司（简称“国投证券”）
1985年9月27日，经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准，中国人民银行深圳经济特区分行试办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1987年9月19日，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由深圳人行兴办改为由10家金融机构出自合办的股份制企业。9月29日，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经营金融业务，公司正式注册营业，成为新中国第一家证券公司。

（插图1：特区证券）
深圳在1983年7月8日，就诞生了中国最早的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宝安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组建时名为“深圳市宝安县联合投资有限公司”）。1985年8月，当时的国务院副秘书长李灏被任命为深圳市长，第二年加任深圳市委书记。此后加快了深圳市股份制改革和筹建证券市场的步伐。（详见中国股市历史钩沉之八）
1986年10月，深圳市政府颁布了《深圳经济特区国营企业股份化试点的暂行规定》。1987年3月，决定筹建一家股份制的银行，这就是新中国首家挂牌上市的银行——深圳发展银行（简称“深发展”）。
深圳发展银行在1987年5月采用自由认购的方式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但因为当时社会对股票缺乏认识，早期的股份制改革中发行的股票又大多既不能退股又不能还本、也没有市场转让，因此认购并不活跃。
据筹建并担任深圳发展银行第一任法人的王健（离开深发展后又成为深交所的筹建负责人、第一任法人）对笔者回忆：1987年5月正式批准深圳发展银行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原来计划发行50万股、筹资1000万元，但由于人们对股票认识不足，推销工作十分困难。虽然深发展发动全体员工四处兜售，也还是没有完成发行计划。社会认购实际仅占发行总额的49.9%。在此期间，深圳市领导本着对新生事物的支持而带头认购，并曾号召各级党政干部带头认购深发展股票来支持改革，但就是这样，最终发行筹集的股份仍只有39.65万股、筹集了793万元，只达到发行总额的80%不到。
1988年4月1日，深圳发展银行股票，首先在深圳也是全国最早成立的证券公司——特区证券公司的柜台上交易。
深发展的发行价为20元，1988年4月配售时尚有诸多老股东弃权。到1989年3月送红股及配售时，优厚的分红收益开始吸引投资者的眼睛。1990年3月分红时将股票面值由20元拆细为每股1元，配股溢价为3.56元。深发展历年的派息很高：1987年度为普通股每股派息2元；1988年度为普通股每股派息7元（优先股每股派息9.11港元）；1989年度为普通股每股（按面值20元计）派息10元（优先股每股派息12.25港元）。
此外，前后陆续公开发行股票的有深万科（1988年12月28日首次发行，发行时股票面值每股1元）、深金田（1989年2月8日首次发行，发行时股票面值每股10元）、深安达（1989年12月首次发行，发行时股票面值每股1元）、深原野（1990年3月3日首次发行，发行时股票面值每股10元）。这就是深圳证券市场历史上著名的“老五股”。

（插图2：深发展）

（插图3：深万科）

（插图4：深金田）

（插图5：深安达）

（插图6：深原野）
由于早期深圳证券市场的股份由上市公司自行登记，1988年4月后，改由证券经营机构代理登记。直到1990年11月26日，深圳证券登记公司开始试营业，这时才开始统一的证券账户登记工作。因此，深圳证券市场史前的股东账户资料应该已经很难考证。
据深圳证交所筹建者之一禹国刚向笔者描述，以及当时受国务院之命国家审计署会同中国人民银行组成联合的调查组赴深圳进行调查的报告：
深圳股市自1988年4月第一只股票深发展上柜交易，到1990年12月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开始集中交易前，股市走势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1．1988年4月至1988年底的徘徊阶段
由于股票对普通公众来说比较陌生，人们对股票的投资意识相当淡漠，许多人也担心一旦投资股票而没有正常运转的交易机构，就会缺乏变现能力。因而股票价格一直与发行价格保持一致，直到1988年4月深发展股票上柜交易，公开转让，依然有行无市。由于多数投资者仍属于尝试性的买卖，整个交投不活跃。1988年7月、8月后，行情略有好转，深发展股价也不过在20元-22元徘徊，年成交量仅400多万。
2．1989年初至1990年2月的温和攀升阶段
深圳于1988年12月和1989年2月，先后又批准了万科、金田股票发行上柜交易。深发展高额的分红派息送红股远远高于银行利息，更超过了人们的预期回报。因此，股票交易开始活跃，公众投资意识增强。发展银行股票带动了相当一部分公众投资万科、金田股票。已有上柜公司3家，证券商3家。1989年全年成交量达3253万元。1990年仅元月、2月分别上升到495万元和920万元。深发展股价一路上升，市盈率不断升高，成交量不断扩大，到1990年2月，深发展股价已跃升至120元以上。成交量也由过去每日5万、10万上升至每日成交几十万，上百万元。
3．1990年2月至6月的狂热暴涨阶段
自1990年2月以后，市场突然出现异想不到的狂热。公众投资意识突然增强，市场供不应求，交易异常活跃。成交量1-3月为3600万元，4月3100万元，5月份已达1．17亿元，6月份骤增至2.6亿元，上半年达到4.44亿元。
3月10日，深圳发展银行开始派发1989年股息，老股拆细，每股面值20元的普通股，拆为每股面值1元，即变为20股，发行价3.56元，到6月底市价最高达到25元。深万科股票1988年12月每股按1元面值发行，1990年6月底最高价8.25元。深金田公司股票1989年2月每股按10元面值发行，1990年2月配股发行价为15元，6月底最高价83.5元。深安达股票1989年12月按1元面值发行，1990年6月底最高价8.8元。深原野股票1990年3月按面值10元发行，6月底最高价54.5元。先前被视为“疯子”、“傻子”的人们，现在都成了十几万、几十万元富翁。
股票靠送股分红是条生财之道，但这样的发财速度慢了一点。自从有了股票柜台交易之后，股票的价格一下子像产生了极大的磁力，魔幻般地吸引着人们。金田股票在1989年2月公开发售时，各家证券部的门口，通宵达旦地出现了排队的长龙。原计划公开发行45.2万股金田股票，5天就全部售完，最后应股民的要求，又增发了7万股。于是银行存款纷纷流向股市，红荔路（当年深圳证券营业部集中的地方）不知不觉之中，已不再是深圳人特有的地盘。“深圳的股市能赚钱!”消息像无线电波似的以深圳为圆心，向全国各地扩散。从1990年5月起，各路英雄云集深圳，在股票市场大展拳脚，“老五家”上柜交易的股票被抢购一空。
据刘鸿儒当年的调查统计，到1990年4月，深圳发展银行股票价格为每股176.78 元，比接近于实际价值的发行价格上涨了784%；4月拆股后，6月末又上涨到每股24.85元，比4月时的价格上涨598%。截至6月底，其他几种股票的上涨情况是：金田股票每股83元，比发行价格上涨730%；万科股票每股7.13元，比发行价格上涨613%；安达股票每股8.76元，比发行价格上涨776%；原野股票每股53.21元，比发行价格上涨432%。（见《突破——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之路》，刘鸿儒著，中国金融出版社，2010年版，第62页。）
深圳证券市场在证交所诞生前的这种史前的疯狂，引起了中央的关注、并在1990年5月至年底导致在深圳证交所成立之前就发生了严厉的市场整顿治理：
受国务院委托，国家体改委、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国家外汇管理局组成联合调查组，从1990年5月中旬起对深圳证券市场进行调查。
5月29日，深圳实施股票交易的涨跌停板10%。
6月中旬，国务院批转国家体改委“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制改革不再铺新点”，市场认为这将加剧股票的短缺。
6月18日，深圳将涨跌停板缩窄至5%；6月26日，将涨幅缩至1%，跌幅还是5%，政策导向是鼓励下跌而不鼓励上涨。
7月1日，深圳开始实行《关于对股权转让和个人持有股票收益征税的暂行规定》，卖出股票需缴纳6‰的印花税；红利所得超过银行一年期利息部分，要缴纳10%的个人收入调节税。
7月，《人民日报》编发了《深圳股市狂热，潜在问题堪忧》的情况汇编，说股票市场使机关人去楼空。这个内参差一点使得整个证券市场的试点、两个正在筹备中的证交所胎死腹中。
7月3日至17日，当时国务院总理和分管副总理批示，由国家审计署会同中国人民银行组成联合调查组赴深圳进行调查。
1990年10月，深圳市委、市政府做出决定，处级以上党政干部不得买卖股票。11月20日，深圳党政干部响应红头文件的规定，纷纷踏入股市开始抛股。
这样，半年以来始终上涨的深圳股市从12月8日开始掉头向下，自此开始9个月的长跌。9个月中，深市总市值抹去七八个亿，市值只剩35个亿，一片恐慌。
这几个月的一系列整顿措施，对整个中国证券市场20多年的发展，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而这些后话将容笔者陆续道来。

namo

所有一切都来之真不易啊~~~

showcraft

红黄蓝马甲的由来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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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证券行业里，常常把场内交易员（有时也称为券商派驻证交所的出市代表）称为“马甲”。但其实这是不完全确切的。在有形席位的证券交易所内，除了场内交易员，还有证交所的场内管理人员。为区分出现在证交所交易大厅的场内人员，一般根据不同的人员身份穿上不同颜色的马甲。上海和深圳证交所的场内，迄今为止，出现过三种颜色的马甲：红的、黄的和蓝的。

插图1：上海证交所01号红马甲、浙江证券公司的出市代表
上海证交所的场内交易员所穿的红马甲和场内管理员所穿的黄马甲，现在许多人都以为是国际惯例，但其中的黄马甲，其实是尉文渊在上海证交所筹备过程中误打误撞定下来的。
当时开始着手创建上海证券交易所时，找房子花很长时间，从接到指令的第一天起，尉文渊就带着一班人在上海的大街小巷穿行，寻找着合适的交易场地。先有人建议把交易所建立在上海汉口路422号，这里在上海解放前就是旧上海的证券交易所，但是实地一看，陈旧的房屋、拥挤的街道，显然已经不适合今天的需要；又有人建议开设在北京东路四川路口当时的火车售票处，但很快也被否决了；还有人提出，可以选择在南外滩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的办公大楼，虽是一个好的想法，但是大楼可供交易所使用的面积太挤，显然也不利于今后的发展。

筹建小组最终看中了位于外滩北侧的浦江饭店（原名礼查饭店）。方案很快报了上去又很快得到了批准。说起这个浦江饭店，还很有一点历史渊源，礼查饭店过去在老上海很有名，1865年建的，这里曾经是旧上海名流云集的地方，底层的大厅(交易所建立以后它成为最早的一个交易大厅)曾经是一个高级舞厅。但是，几十年的风雨沧桑，这里的一切早已面目全非了，高级舞厅已经演变成了一个嘈杂的餐厅。尉文渊带领着一班人开始了艰苦的改建工作。
尉文渊和年轻的伙伴们接到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任务时，还只是从电影电视中看到过经过艺术渲染的国外证券交易所的情景，除此以外，没有任何非艺术印象。但是，上级主管部门又限定了上海证券交易所12月开张的日期。没有任何退路，只能尽力赶工了。(右图：上海证交所第一位藏族红马甲)
上海证交所这个交易大厅怎么形成设计概念的?据尉文渊回忆，一开始大家就想啊，最初就打算摆桌子，当时大家对交易台就是这么理解的。吴雅伦（后来成为上海证交所副总经理）是他们筹备组比较重要的成员，他原来是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组建上海第一个证券公司——申银证券的总经理。最早吴雅伦他们设计的就是摆办公桌，说是买几张办公桌摆这儿。后来尉文渊想，这交易大厅摆办公桌怎么看不像个事儿。他突然想起香港联交所交易大厅的照片，像个钢琴一样，上面有电脑、边上还摆着电话。尉文渊一看，这个倒挺好，那就按这个来做吧。
礼查饭店的包厢特别漂亮，都是那种汉白玉大理石。它的柱子都是非常经典的一些欧式的建筑东西。装修的时候，设计院也不懂什么叫股票市场，该怎么装。他们就按照一般的美学观点去理解，去装饰。既然大理石柱子都是这样的，所以他做的包布都是淡颜色，银灰色，跟它才能协调。当时尉文渊想，股票交易所，都是冷色调，看着感觉冷。尉文渊说这不行，咱们让色彩跳一跳吧。既然大理石是白的，墙布都是银色的，桌子是黄的木头普通的颜色，于是就把地毯搞成红色的，就搞成红地毯。让它色调有点活泼，能够跳出来。搞了红地毯，马甲的颜色原来定的也是红的，穿上红马甲，红颜色很惹眼，很热火。香港联交所场内交易员的马甲也是红颜色的，所以也带有点儿借鉴性质。定夺之后，尉文渊就到香港访问去了。
在访问期间，尉文渊打电话回来询问筹建工作情况，负责服装的同志告诉尉文渊，他去买布做马甲的时候，看黄颜色觉得比红颜色好看，因此他自说自话做了一个决定，买黄颜色的布来做马甲。尉文渊一听就急了，尉文渊说：你不能买黄的，红颜色的选择是跟场内的整个色调的一种配合。我原来是因为颜色太淡才用红的，你再这么一改，不整个把事就搞反了吗？尉文渊告诉他，黄马甲不能做，立刻买红布做去。结果后来又去买了红布重新做马甲。到交易所开业的时候，因为已经做了几件黄马甲样式，因此临时决定交易所进场内的管理人员穿黄马甲。这样，上海证交所的场内管理员的马甲就这么延续下来，一直是黄色的。

插图3：图为上海证交所所原交易部场内黄马甲洪伟的工作照，由上证报摄影记者徐汇拍摄，此照片在1997年以前长期成为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外公共形象的典型照片，洪伟也就在很长的时期内成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形象代言人
由于上海证交所一直采用有形席位的交易方式，因此在搬迁到浦东之前，在浦江饭店所在黄浦路附近一共开辟过8个交易大厅，最多时有5000多个交易席位。当时中午休市吃午饭时，附近大小马路上来来往往的红马夹，形成了一片红色的人流，蔚为壮观。1997年底上海证交所搬迁到浦东新大楼后，开始采用交易的无形化方式，但仍旧在新大楼的交易大厅保留了1068个席位。直到如今，尽管上海证交所的交易99%都实现了交易席位无形化的方式，但还是保留了交易大厅和一小部分B股的有形交易席位，所以在上海证交所的交易大厅里仍旧可以见到红黄马甲的身影。
反过头来看深圳，在筹备和开业时深圳证交所采用手工竞价、电脑辅助交易。各会员证券部派驻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出市代表分为“蓝马甲”（负责本部门买卖指令的接收登记）和“红马甲”（负责依本部门指令代客竞价买卖股票）。即投资人到证券商柜台办理委托之后，证券商将客户委托书记载的内容通过热线电话传至其派至交易所的出市代表。出市代表在接到委托指令后，立即登记在各自的买卖申请记录簿上，按价格优先、时间优先，客户委托优先的原则进行公开竞价。口头唱报竞价时穿蓝马甲衣的出市代表接到本部指令后，立即登录，交给穿红马甲的出市代表，后者以最快的速度跑至红色地毯上用手势口头唱报，竞价应价后，即签字成交。白板作业是穿红马甲的出市代表将买卖盘写在白板上方的左右两栏，每栏又可有两个价位，按买卖价高低顺序登录白板竞价。成交后由卖方出市代表立即填写记录单，一式三栏，在打卡机上打上成交时间和成交纪录单号码。然后将红色一联交买方出市代表，黄色一联交交易所管理人员查验。蓝色一联交卖方电话员并通过本部将成交结果告知投资人。交易所工作人员将价量变化输入电脑向社会公布，但投资人看到的行情实际上是几分钟以前成交的行情。

插图4：深圳证交所开业初期，各会员证券部派驻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出市代表分为“蓝马甲”（负责本部门买卖指令的接收登记）和“红马甲”（负责依本部门指令代客竞价买卖股票）。
这和上海证交所又有很大的不同，而且在1997年深圳证交所彻底实现无形化交易后，场内交易员正式退场，红马甲就在深圳证交所彻底消失了。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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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交所的开市锣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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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交所开业时采用的是和当时纽交所一样的开市钟，所不同的是，纽交所的小钟原来是固定在贵宾参观平台齐栏杆高度的面前（现在已经改用类似于法官一样的小锤），而深交所则是挂在一人左右高度的大厅中间。

图1：深交所试营业时王健敲响开市钟

图2：深交所第一个开市钟，现陈列于深圳博物馆

图3：深交所现在的开市钟
可是上海证交所开业时却采用了形式完全不同的开市锣。
要说起开市锣的由来，不得不回顾上海证交所创建时期那难忘的几个月。
1990年7月3号，尉文渊受命到上海证交所筹建小组报到，承担起上海证交所在年底前按时开业的重任。上海证交所的创业者是在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开始筹备建立证券市场的，他们面临的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断代，而这三五十年的断代要靠他们这些人在短短的时间把它衔接起来，这是个很大的困难。
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应该用怎么个仪式？当时大家都想象不出来。
由于在筹建过程中已经决定采用电脑撮合交易而不是美国那样的打手势报盘，那怎么举行开市仪式？大家一时都不知道该怎么弄。想了半天，尉文渊说：我看电视报道美国股市黑色星期一的新闻里，纽约证券交易所就是弄个小钟这么敲的。于是定下来用敲锣来开市，他对曹琴（上海证交所参加筹建的第一批员工、现为香港交易及结算有限公司上海特派代表）、顾巍（上海证交所参加筹建的第一批员工、现在上证通信公司）他们说：“你们去找吧。”
曹琴、顾巍他们就去逛十六铺、城隍庙，满上海地找。一开始找来就是锣鼓队用的那种锣，那个锣就脸盆那么大、又很单薄，敲上去的声音龇牙咧嘴的，都没法听。最后他们在城隍庙找到一个，回来跟尉文渊说，那个地方有这么一个锣，你去看看行不行。尉文渊和曹琴他们一起去一看，那个锣直径七八十公分、中间的部分鼓出来很大一个大疙瘩。往上一敲声音嗡嗡的、挺浑厚的。尽管还不是特别理想，但是时间已经来不及让他们再去找了。于是尉文渊就当场拍板说，就是它了。这个东西在当时还算是挺贵的，要600多块钱。买来后筹备组让木工做了个架子把那个锣绑在上面。当时大家都觉得弯腰敲这个东西比较麻烦，尉文渊还事先演练过这个腰怎么弯。以后大家都按照这样的姿势一直敲到现在……

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
根据尉文渊向笔者回忆：那天的开业典礼程序是，我站在二楼那儿迎接，领导来了握个手。迎接完了以后在浦江饭店二楼的餐厅举行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典礼。开业典礼上各位领导讲话，介绍我们证交所领导班子这几个人。领导讲完话下楼，在门口举行揭牌仪式，接着进入交易大厅观摩交易。因为我前一天发病，腿肿得无法走路，所以领导讲完话我先不动窝，就在二楼靠墙站着，当各级领导来宾们下楼去门口外揭牌时我再一步一步挪到敲锣的地方（当时那个锣就放置在二楼靠交易显示屏一边的走廊上，见右图：上海证交所老开市锣），等他们进入交易大厅，我就敲锣开市，然后再去参加午宴。
原来的议程约定好，领导和来宾们揭牌完毕进入交易大厅后，在11点由时任理事长李祥瑞宣布授权交易所开市，时任总经理尉文渊再鸣锣。可当时大家都没有经验，开业程序的时间控制不是那么严格，活动搞得有点儿耽搁。尉文渊在二楼等着，看着交易大厅却一直看不到领导们进来，好半天领导们才慢慢地一个、两个陆陆续续地走进交易大厅。领导们还没有全部进到交易大厅，11点就到了，于是电脑交易系统就按时自动启动了交易。
尉文渊说：我一看就急了，当时灵机一动，哐一下就鸣响了开市锣。结果还没有来得及授权，我就鸣锣开市了。不过，在事后发的新闻稿中对外宣传还是讲“经李祥瑞授权，尉文渊鸣锣开市。”
因为鸣锣开市是一个仪式，所以上海证交所开业后每天早上开市都由老总敲锣，闭市还敲过。大概弄了十多天就改了，因为这个仪式意义不是很大，随后就慢慢把它取消了。最后只是在新的公司上市时由公司老总来敲当天的开市锣，那个锣也就从浦江饭店二楼，搬到了一楼的交易大厅里，成为一个荣誉性的象征。

图5：新股上市第一天上市公司老总鸣锣开市
1997年，上海证交所迁址浦东陆家嘴证券大厦，有了一个宽敞、明亮、具有现代气息的交易大厅，那个千辛万苦找来的开市锣被放置到了交易大厅最显眼的地方，继续行使它的历史使命。但和号称当时亚洲唯一无立柱的豪华交易大厅相比，这个锣就显得有些寒酸。

图6：1997年底上海证交所迁入浦东新大楼，时任上海市长徐匡迪鸣锣开市
1998年6月底，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根据日程安排，7月1日将来上海证交所参观并和上海民营企业家举行午餐会。作为迎接美国总统的重要礼节，日常不对外开放的上海证交所交易大厅将开门迎接这位远到的贵客。为此，上海证交所决定对交易大厅进行一番修饰，将原来的主席台改为活动式圆弧二阶高台，同时重新铸造一面形制稍大、显得更加华丽庄重的开市锣。以便作为同时在上海、香港和纽约三地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兖州煤业”当天举行上市仪式时使用。
当决定作出时，已值5月初，时间紧迫，可是新的开市锣是什么样的呢？甚至还没有一个设计草图。上海证交所行政部的同志找到当时的上海铜响器商店，定制了直径80公分和60公分的铜锣各一面，但虽然经过多次制作，终因在工艺、音响效果上均达不到要求而无法使用。
时间越来越紧迫，为了圆满完成接待任务，几经周折，找到了上海交通大学“中华青铜公司”，委托其设计制作一面铜锣。中华青铜公司通过紧张的设计，最终确定制作一面由响铜合金铸造的铜锣一面，直径80公分，重80公斤，铜锣中心圈铭铸“上海证券交易所”中英文字样及迁址浦东的日期“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十九日”。同时，再铸造纯青铜落架一副，高1.8米，宽96公分，重达300公斤，样式颇具中国传统青铜铸造风格。经过仅仅17天的铸造，一面全新的带架铜锣就矗立在交易大厅主席台。

图7：上海证交所成立八周年仪式上，上海市原市长汪道涵用新开市锣鸣锣开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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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交所领潮中国电子商务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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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电子商务起步较晚。现在大家习以为常的东西，在20年前证券交易所创建前后，还是一片空白。那时，电脑刚刚引进，286的IBM可是中央科研机构和大学才有的稀罕物；而电话才刚刚对个人开放，申请一门电话线需要走后门托关系花上好几千元。上海证交所在筹备过程中，提出需要50门电话，最后报告一路从电话局一直打到上海市长、市委书记朱镕基那里，得到市长批示才得以“协调解决”。
电话、手机、中继线、卫星传输、光缆、宽带…… 电话委托、行情实时传输、个人电脑网上委托交易、异地交易结算信息交换和传输…… 寻呼机同步传输证券行情、手机上网显示行情甚至上网委托交易、网上个人电脑查看行情、网上数据分析直至网上交易…… 这些目前已经在我们习以为常的电子商务硬件、软件、商业模式、行为方式，近20年里在中国呈现几何级的爆发性增长，这种巨量市场需求的原爆点，就在1990年12月两个证交所创建的上海和深圳。
其实，在上海证交所的筹备过程中，究竟是采用国际上通用的用手势进行人工交易，还是用电脑系统进行交易？一开始是有争论的。而当时在国际上，象美国那样证券市场最发达的国家，都采用手势进行交易，人家是站着的，场内不需要交易设施的，最多搞一个电子显示或辅助系统。最终决定在开市时就采用电脑撮合交易系统和行情信息系统，这和上海证交所第一任总经理尉文渊的一段经历有很大关系。
据尉文渊对笔者回忆：这个过程其实要追溯到我刚进人民银行。在我主管金管处的工作时，其中一项工作就是管理国库券的柜台交易。每个月做月报、统计交易额，由于全部采用手工操作，统计一次非常麻烦。1个月一共才几个亿交易额，轧账却轧得要死。因为这个事，我说：“能不能开发一个统计系统，用计算机来做？”正好上海财经大学、我自己的母校有一个信息系，我就去找他们、向财大提出，请信息系帮我们开发一个统计软件。这时候谢玮（现上海证交所副总经理）从华东师范大学学数学专业毕业后到财大信息系做助教，他夫人是复旦大学读计算机毕业、也是这个系的老师。他们就带一帮子人过来，其中还有一个叫周定真的，是从美国学计算机回来的硕士。其实按今天的话来讲，这就是开发一个很简单的加加减减的统计软件，现在随便什么人就能搞这种统计软件。但就在开发这个统计软件的过程中间，我的工作岗位发生了变化，转到了上海证交所筹备的工作上来，我就管不了这个事了。
在筹建上海证交所的过程中，筹建小组一开始就碰到是否要采用电子交易所交易系统的问题，也谈论过交易方式应该怎么搞。讨论中间，就谈到计算机竞价撮合交易问题，但大家只听说台湾和新加坡在搞，但谁也没有见过，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议论来、议论去，普遍的观点都觉得这个不可能，没有一个人赞成，都说：我们还是老老实实从头开始吧。
尉文渊告诉笔者：我记得，朱小华（当时是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常务副行长）当时也反对：“你会有多大交易量嘛，打手势那个东西才有氛围，那才是股票市场的文化、有气氛，用计算机怎么可能呀？”
后来，尉文渊跟人民银行分管副行长罗士林说起这个事。十几年以后尉文渊对笔者说起这事还是很动感情：罗士林这个领导非常好，他虽然不懂、但很开明，愿意听你的。和他提了这个事情以后，尽管有一些争论，但好在当时大家都不懂，他也没明确和我说搞与不搞，我就当作默认。后来，罗士林问起过我，我说：“罗行长，反正这个事情我来搞吧。”他也就没再干预我。
筹备上海证券交易所，尉文渊从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借了500万元，第二年就全部还掉了。只有500万筹办经费，但尉文渊下决心：“就花100万搞电子交易系统，搞不好算我的责任。”事过十几年，尉文渊谈起这件事还是有些后怕：一直到今天，我仍旧不懂电脑，我从不上网，看到键盘就头晕。但是搞电脑交易系统，我当时是最坚持的。这是一种对市场趋势的理解、一种对技术发展的眼光。也不知道搞得成搞不成，就强行坚持这么搞。
就这样，筹备组把谢玮他们找来了。尉文渊先跟周定真谈了他的想法，周定真说：“不可能、不行。”于是尉文渊就转向跟谢玮谈，他说：“谢玮，交易所搞一个电子交易系统怎么样？一起干？”他说：“行。”尉文渊半开玩笑地对笔者说：现在可以称之为“中国证券市场技术发展中非常重要的人物”的谢玮，其实当时也不算懂得太多。所以尉文渊很感慨：有时候，一些想法跟内行谈，肯定干不成事；跟不那么内行的谈，反而能干成。
就这样，谢玮以财大教师的身份参加了上海证交所的筹备工作。最后到1992年，谢玮才正式将人事关系转到交易所来。
上海证券交易所电子交易系统的筹建是1990年8月初开始的，由谢玮负责。要实现现代化的电脑网络运作，对于刚刚起步的上海证券业来说是极富挑战性的。于是，尉文渊和谢玮两个人，坐着公共汽车跑来跑去。当时和工商银行谈他们的IBM设备，他们说，最多带30个终端平行组，还有大型机、中型机。一谈几千万。尉文渊说：“我们才500万，别搞了。”一听就不可能。

插图1：上海证交所开业前夜，46张经纪人工作台、每张工作台配有电脑一台、内外线电话各一门。厅内4.7米×2.2米的大型电子显示屏能随时将证券行情和成交情况显示出来。摄影：新华社记者柳中央
这时谢玮跟尉文渊谈起现在有一种网络概念。什么叫网络？谢玮说：“可以采用模块化不断增加的网络系统。” 尉文渊一听就乐了：“这个符合我们需要。”于是他们两个人坐了电车，到位于肇嘉浜路的中科院上海分院，在路边见了深圳黎明电子工业公司的经理邓一辉。他们当时是国内先接触Novell网络的，而Novell网络是全球最早的一个微机联网系统。就这样，上海证交所采纳了深圳黎明电子工业公司提出的用PC网络系统实现证券自动交易和行情传送的方案，并于1990年9月15日与该公司签订了项目合同，委托他们开始开发。经过90多天不分昼夜的工作，工程技术人员终于在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之前完成了交易系统的安装调试工作。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当天，交易大厅显示屏上出现各种股票、债券的买卖信息，系统运作一切正常。
上海证券交易所在证券交易中首先引进网络技术，建立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电子交易系统，从而实现了委托电脑录入、证券委托电脑系统自动撮合成交，以及成交行情信息远程自动实时传递等自动交易功能，而工程投资仅为香港联交所电脑系统建设投资的2%。
因此尉文渊在十几年后还是很自豪地对笔者说：在筹建过程的早期，上海证交所的规则里面，还保留了口头竞价的交易规则，等于是两套交易方式备用。直到12月14日，开业前5天最后决定采用计算机交易系统，当时系统还没有完全调试完，根本来不及做完整的系统运行测试。在整个筹建交易所的过程中，其他都是被动的，就这个是我主动选择的。可以很负责任讲这句话，如果不是我坚持，中国（证券市场）就不可能这么早开始证券交易电子化这个历史，绝对没有这个历史。
过不久，深圳证交所的创建者、第一任法人副总经理王健到上海来交流，他说：“搞电子计算机，我们准备分三步、四步才走到这个阶段，而你们一步就上去了，你们胆子大。”结果他一问，这个系统还是深圳的黎明电子公司为上海证交所开发的，他感觉很意外。
十几年后，王健和笔者谈起这段往事，还是很后悔，因为要搞电脑交易系统，深圳证交所的创建者们很早就提出来了，但到1990年12月1日深交所试营业时，因对使用电脑自动交易各方认识不同，他们与市工商银行联合开发的IBM4381大型计算机股票交易系统备而未用，采用的还是口头唱报、白板竞价这样的手工交易方式。1991年3月20日，深交所才推出电脑辅助交易系统，开始手工作业向电脑化操作的初步转变。1991年7月26日，禹国刚代表深交所与深圳黎明电子公司签约，决定搞深圳证券业电脑网络系统。最终一直到1992年2月25日，深圳证交所才用电脑自动撮合系统替代了口头唱报和白板竞价相结合的手工竞价方式。
1992年5月26日，深圳黎明电子公司利用64K数字传输网络技术，在深交所与深圳同城券商营业部间搭起了国内第一个64K数字网络。在这个网的营业部端，邓一辉设计了一套自动报单系统，营业部可以通过网络直接将股民的委托下到交易所的撮合系统里，原来忙碌不已的红马甲失去了作用，沦为自动报盘的备份手段。这样，券商营业部与交易所之间的交易通道由以往几个出市代表的有限实体席位一下子拓展为理论意义上无限多的虚拟无形席位。在这个环节上形成的证券市场效率瓶颈，从此迎刃而解。1993年4月13日，深交所在国内首创借助卫星通信手段传送股市行情。1993年7月28日，深交所TANDEM大型机自动撮合系统取代了微机交易系统，实现了“三级跳”。1997年6月2日，证券经营机构派驻深交所的“红马甲”正式退场，深交所的证券交易从此完全实现了无形化交易。这时，深圳才后来居上，在交易系统电子化上改变了被动局面并在交易无形席位化上超过了上海证交所。

插图2：深圳证交所目前的运行机房。摄影：汪景岗
采用计算机电子交易系统是中国证券市场发展过程中，科学技术进步的第一个大亮点、第一个重大的选择。如果不是一开始就把电子计算机的交易系统推上去，把交易建立在计算机微电子处理基础上，就不会有后面的无纸化，也不可能有后来的中央交收系统，更不可能有以后股息、红利、代发、增发、配股……等等所有的市场附加功能的实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这一系统不仅符合国际证券市场发展的最新潮流，而且在当时世界上大多数股票市场仍采用传统的实物交收手工背书过户的情况下，无纸化交易和自动过户系统处于领先地位，因此受到国内外同行的高度赞许，为年轻的中国证券市场赢得了声誉。
要知道，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中国没有一个行业是具备电子计算机商务交易体系的。当时，微机刚刚开始出现，银行刚刚开始引进计算机，信用社和银行营业部日常操作当时也全部都是手工的。那个时候交易所创建伊始就采用了电子交易系统，这样，证交所的电子交易系统的水平就代表整个中国金融行业的现代化水平。证券业的电子信息化就是交易所推动才搞起来的。

插图3：上海证交所新系统运行机房。摄影：陆钧
“中国的电子商务，在所有行业中，证券业绝对排在最前列。”尉文渊对笔者说，正因为此在2000年前后《计算机世界》杂志特地来找尉文渊，要他谈这段历史。事后才了解到，他们作为计算机行业的专业刊物，对整个世界电子商务发展趋势看得很清楚，才为此做了专门的深入报道。
在专题报道中，《计算机世界》杂志对当年的场景做了精炼的描写：“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第一声锣响之前的最后一周，尉文渊终于拍板：摒弃国外沿用了百年的手势/写板交易。但后人很难想象，号称在全球率先起用自动撮合系统并实现无纸化交易的中国证券技术平台，当年竟是从几台自攒的386PC服务器起家；而成功鼓捣出全套撮合、清算、柜台、电话委托以及卫星传输系统的早期开发者，也清一色是中国大陆汉子。……中国证券市场运用信息、通信技术，创造了很多世界证券行业的第一：第一个在交易所核心业务系统中采用微机局域网；第一个实现发行、交易、清算全程无纸化；第一个创造了交易所席位无形化；第一个建立了世界最大的证券卫星专用网；第一个实现了实时成交回报；第一个创新了数字电话委托系统；单个交易日交易笔数达到世界前列……”
本文编辑：吴铮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