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经君键：代价沉重的空想社会主义大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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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01、《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几个问题》调查报告的产生
02、一九五八年农村公共食堂的产生与发展               
03、在整社的同时整顿食堂
04、庐山会议反“右倾机会主义”
05、公共食堂再次大发展
06、重新整顿食堂
07、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大规模调查研究
08、农业“六十条”（草案）开始了对食堂的否定
09、农村公共食堂的终结与《食堂报告》案的平反
10、农村公共食堂兴散的启示
11、附件：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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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一年底，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覆盖之下，我国农村中遍地出现了公共食堂，数亿农民扶老携幼地过上了集体生活。
      农村公共食堂当时被视为人民公社的基石，社会主义阵地和通往共产主义的桥梁。 中共中央要求的目标是全国农村百分之百的食堂化。
      赞成还是反对建立食堂，在当时是划分政治立场的重要标志之一。号称“自愿”的原则下，反对食堂的社员会强遭“辩论”，或当作富裕中农、坏分子批判、斗争，干部则会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
  就在这三年（困难时期）里，中国大地上的非正常死亡数以千万计。 如此浩劫酿成（酿成如此浩劫），农村公共食堂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农村公共食堂是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事物（产物），即使在世界历史中也是空前的、罕见的。
      往事已逝四十余载，“公共食堂万岁”这震天价响的口号业已远远淡去，那段生活却给数亿农民留下刻骨铭心的经历和沉痛的记忆。
      以数千万生命谱写的篇章是不该忘记的。 这段历史的亲历者应该如实地写下这极具中国特色的悲惨一页。
      一九五八年，我有机会参加一次对农村人民公社的调查，目睹了也参与了农村人民公社的实践，包括农村公共食堂的实践。
      所以我想就与农村公共食堂有关的问题记下来。
      现在就从一份有关农村公共食堂问题的调查报告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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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几个问题》调查报告的产生
               
  一九五九年五月，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河北昌黎工作组写了一份题为《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以下简称“《食堂报告》”）当时由工作组组长董谦在中共经济研究所核心组扩大会议上作了报告，讨论通过，决定由董谦分送中宣部、学部、河北省委、昌黎县委等有关领导。
  这篇报告是该调查组的成员在河北省昌黎县果乡公社，经过四个月的“四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工作）所获得的一手资料写成的。
  报告首先肯定了人民公社化前夕公共食堂曾起过良好的作用，但因各地条件不同，食堂仍然存在许多问题。
  《食堂报告》所反映是在昌黎县果乡公社的真实情况。
  《食堂报告》指出食堂存在七个问题：第一是食堂化并没有解放劳动力。报告说，食堂成立前后，真正参加农业劳动的妇女人数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过去出勤的，现在仍然出勤；过去不出勤的，现在仍然干她们自己的事。妇女劳动时间的长短食堂成立前后变化也不大。做饭在一个农妇一天的生活中所占的时间是很少的，对她们参加生产影响不大。
  由于做饭把身子缠在锅台上不能参加劳动的情况是极少的。
  农村妇女结了婚，一般都有三四个孩子，照顾孩子的问题并不是食堂所能解决的。
  做饭这件事由原来的分散劳动集中起来成为集体劳动，这就引起了做饭方法上、燃料上、条件上的一系列变化。
  公共食堂需要集中厨房、饭厅和大型的锅、灶。
  原来是做三两斤米，甚至斤把米的劳动，现在变成了做几十斤、几百斤米的劳动；本来挑一担水可以全家吃一天，现在挑几十担水才够做一顿饭。
  因此，原来一个老年妇女附带就可以做的事情，现在不得不占用一批强劳力固定下来做，食堂占用劳动力的比重是相当大的，而且都是壮劳力。
  因此，从妇女劳动力的解放这一点来说，有相当一部分食堂没有起到其应有的作用。 第二是浪费粮食。
  报告说，一则忙闲不分，去冬放开肚皮吃干粮，今春春耕粮食不够发生问题；二则不能用野菜来当粮食；即使可以，也没有那么多人去挖野菜。
  食堂全部要用真正的粮食；三则口粮定量不够，如果把粮食按照定量分发到户的话，其浪费是不可能超出这个定量的。
  四则责任转移。过去粮食分到户，够不够自己负责。现在粮食归食堂掌握，社员吃不饱就要找食堂，找领导。
  第三是影响社员不能养猪积肥。
  食堂化以后，粮食加工集体化，糠、麸归了食堂；做饭、吃饭集体化，泔水也没有了，使得社员私养猪只大大减少。
  不但影响城市副食品供应和减少社员收入，更严重的是积不了肥，从而影响农业增产。 第四是烧柴紧张。
  食堂化后，社员不烧火做饭，既不能积肥，又增加了煤炭供应的紧张程度。尤其是冬季，社员家里不做饭也得烧炕，燃料双方支出，很不合算。
  烧煤也增加了社员的生活费用。 第五食堂占用房屋、家具，一定程度地影响了这些社员的生产积极性。
  第六是只有大集体，得不到小自由。
  有些干部片面强调生活集体化，不管社员住家离食堂多远，不管天寒地冻，也不管年老体弱，有病，小孩，一律都得到食堂吃饭，不准把粮食打回去自己做。群众的口味爱好不一，食堂也很难做到大家满意。
  群众反映只有大集体，得不到小自由。
  第七是缺乏管理食堂经验。
  约有一半食堂从来没有公布过账目，更有个别干部压制民主，不准对食堂提意见，这也一定程度地影响群众生产积极性。  
  报告还说到，“很多群众参加食堂，是“化”进来的。相当多的生产小队长和更多的群众对食堂有意见，但是不敢讲，怕挨‘辩论’”。
  根据以上情况，报告提出建议，“可以不搞经常性的公共食堂，化整为零，把粮食按照定量分到户里去。”
  “即使一些单身汉或劳力多人口少的户需要有人帮他们解决做饭问题，或者农忙时需要延长劳动时间，要求搞农忙食堂，也可以搞。但最好以互助形式出现，用小食堂代替大食堂，化大为小，一般一个食堂不超过十户或一个小队为宜。
  这样才便于以女劳力代替男劳力，以弱劳力代替强劳力；才可以不添置过多的设备，使用过多的煤炭；同时，因为占用吃饭时间少，也才更有利于生产活动。”
  报告最后还说，“当然，有的地区或小队真正可以解放劳动力，可以很好地解决上述问题，并且群众愿意的话，仍然可以而且应该继续搞大食堂。总之，要做到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群众满意，有利于生产。”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报告虽然指出食堂存在那么多问题，但并没有提出彻底解散食堂的主张；其建议是相当“温和”的。
  实事求是地说，我作为主要调查者和执笔人在写这个报告的时候，跟调查组的许多同志一样，并不了解当时全国公共食堂存在的更为严重的问题以及各地食堂解散的情况。
  我们只是反映在昌黎调查的实际情况，并提出改进意见而已。
  但《食堂报告》指出的问题，几乎包括了下面将要提到的1961年毛泽东组织的食堂大调查时发现的所有问题。
  这篇调查报告以《农村食堂究竟有无优越性》为题刊于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三日出版的第三十六期《宣教动态》。完全出乎意外的是，在同年七月的“庐山会议”上，它受到毛泽东严厉的批判；但在两年之后，又得到毛泽东的充分肯定。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只有弄清毛泽东在农村公共食堂兴衰过程中的态度和所起的作用，才能得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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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九五八年农村公共食堂的产生与发展

  一九五八年三月八日至二十六日的成都会议上，批评一九五六年反冒进，确立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五月的八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总路线及其基本点。 国民经济各条战线要全面“大跃进”。
  一九五八年下半年，按照《人民日报》的说法，已经是“东方欢乐西方愁”的时代，国民经济全面大跃进，“在不久的将来，就可以超过英国。”在农业方面，据正式报导，已经放出了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湖北麻城），花生亩产一万多斤（福建南安）的卫星，据说这是证实了毛泽东在一九五五年冬的“科学预见”：“将来会出现从来没有被人们设想过的种种事业，几倍、十几倍、以至几十倍于现在的农作物的量。”
  河北省徐水县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当面汇报，秋季要收十一亿斤粮食。 毛泽东听了很高兴。  
  他在河南省襄城县听到了叶烟“已经长到一人多高，每棵有七十多个叶，每亩计划产三万斤”。长葛县的玉米计划亩产两万五千斤。
  他都相信了；至少在当时，没有见到有关他怀疑这些数字的报导，相反，他在赞扬和鼓励。
  在山东历城县北园社，他听到过去一亩只产二、三百斤的田现在要争取产四万斤，高兴地叫“好”。  
  毛泽东高兴之余所想到的是如何处理这么多的粮食。所以他在徐水时提出问题：“你们全县三十一万多人口，怎么吃得完那么多粮食？粮食多了怎么办？”
  他相信，这些数字就是千百年来广大贫苦农民梦寐以求的吃饱肚皮愿望的物质基础。
  农业战线掀起了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高潮。 凭着铁锹、镢头进行大型水利工程，只能依靠人海战术。
  人们想尽一切办法动员所有的劳动力出勤，充分利用每个劳动力的所有时间，以满足工程的需要。 妇女劳动力出工的要求日益迫切。
  为此，劳动力组织实行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出现了各种服务事业，如托儿所、敬老院等，最重要的是农村公共食堂。
  农业生产合作社规模太小，已无法满足上述要求，人民公社应运而生。
  农村公共食堂的产生，催化了人民公社的产生，也被认定是人民公社的重要基石。 《人民日报》陆续刊出有关农村公共食堂的报导。
  这些报导引起毛泽东的密切注意。
  据毛泽东的秘书李锐回忆，“早在一九五八年四月左右，以大搞农田水利建设为中心的生产高潮掀起以后，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层中的许多人，已在开始思考和酝酿新的农村基层组织结构问题。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二日，新华社《内部参考》上刊载了湖北省粮食厅工作组《农业社办食堂对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有很大促进作用》一文，介绍农业社办食堂的经验。
  文章说，湖北省京山县合作乡八一社，早在一九五五年就办起农忙食堂，开始时由于管理不好，两次垮台，三次兴办，一九五七年全社五个队都办起了常年食堂，全社二百五十二户都自愿地参加。食堂对促进生产、改善生活有四大好处：第一节省了劳动力，第二扩大了社员收入；第三节约了粮食；节约了燃料减少社员开支；第四有利于发展生猪生产。
  很可能是报导中所说食堂的屡垮屡兴，使得食堂产生和存在的必然性有了具体的例证，毛泽东看后，当即（十四日）批示《红旗》杂志总编陈伯达发表。八月一日出版的《红旗》第五期全文刊载。
  这是我们看到的毛泽东关注农村公共食堂问题的第一个记载。
  八月上旬，毛泽东到徐水视察时，听到保定地委书记李悦农汇报当地的妇女都脱离了“四台”（炕台、锅台、磨台、碾台），高兴地说，“是呀！人人都吃食堂，社社都办幼儿园……。”他对食堂解放妇女劳力很感兴趣。
  一个月后，九月五日，他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农民劳动起来是有纪律的，军事化，干劲甚大。
  公共食堂一来，节省时间，免得往返。节省粮食，节省柴火，节省经费，此外，还节省大批时间。这是徐水县的经验。”
  这是毛泽东首次在会议上肯定公共食堂。
  八月七日公布的河南省遂平县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章程（草稿）第十七条规定，“公社要组织公共食堂、托儿所和缝纫小组，使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
  为了便于管理，公共食堂和托儿所一般地以生产队为单位建立。 不愿意参加食堂和托儿所的，听其自便。
  参加食堂的，也可以自己另备小菜。
  公共食堂、托儿所和缝纫小组工作人员的工资供给，由公社负责；他们为社员服务所收的费用，按照不赔不赚的原则规定。
  公共食堂要经营菜地，喂猪喂鸡，不断地改善伙食。”
  这个章程规定公社建立托儿所、幸福园（养老院）、医疗机构、学校、图书馆、剧场，统一建设住宅以及公共墓地。  
  按家庭人口得到免费的粮食供应，实行粮食供给制。社员要交出全部自留地，并将私有的房基、牲畜、林木等生产资料转为全社公有，但可以留下小量的家畜和家禽。
  这样就可割掉“资本主义尾巴”。这是第一个人民公社章程，是一个示范性的文件。毛泽东加了批示，“此件发各同志讨论。似可发各省、县参考。”并对这个简章做了几处修改，有力地推动了人民公社化运动。
  从此，公共食堂和粮食供给制（也就是吃饭不要钱）正式进入文件。就在小社并大社和大跃进的情况下，农村开始办起了一批公共食堂。
  小社并大社开展得最早的河南省，到八月份，全省已建立公共食堂二十六万五千四百六十二个，参加人数三千五百五十八万人，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九。
  八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把公共食堂和幼儿园、公共浴堂、幸福院等并列，认为它们可以“把农民引向了更幸福的集体生活，进一步培养和锻炼着农民群众的集体主义思想”。
  九月中、下旬，毛泽东在安徽合肥、舒城等地视察，再次赞扬食堂，说没有公共食堂及其它公共福利设施，妇女不可能彻底解放。20同时，第一次公开称赞吃饭不要钱。他说，“吃饭不要钱，既然一个公社能办到，其它有条件的社也能办到。
  既然吃饭可以不要钱，将来穿衣服也就可以不要钱了。”  
  《红旗》杂志社论则把食堂提高到理论高度来认识。
  说由于公共食堂普及到全体社员等原因，许多地方的人民公社，“已经消除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某些最后的残余”。
  与此相提并论的是，“在实行社内的粮食供给制这类的发展中，人们还不难看出共产主义的萌芽的生长。”
  九月八日，毛泽东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第二次讲话中说：“人民公社是一件大事。 人民公社大概九月就差不多搭架子搞起来了。
  看样子，来势很猛，没有办法阻挡，你叫他慢，那不行。
  至于把一些问题搞清楚，充实这个架子，那就要冬春。 这件事要好好领导，要采取欢迎的态度。
  人民公社的特点是大公社，这是最近这几个月出来的新事件。”
  截止到一九五八年九月四日，全国农村才建立九千零三十四个人民公社。但到了九月底，全国共建起二万三千三百八十四个人民公社，加入农户一亿一千二百一十七万四千六百五十一户，占总农户的百分之九十点四。
  到了十月份，全国广大农村基本实现了公社化。 其后的根本任务就是如何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人民公社制度”了。
  巩固人民公社的任务，关键何在？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社论《办好公共食堂》回答了这个问题：“办好公社的集体福利事业，特别是办好公共食堂，已经成为当前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成为巩固人民公社的一个基本关键。”
  公共食堂成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社会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成败，被提高到与人民公社的成败密切相关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了。
  九月底时，据江西、陕西、河北、福建四省不完全统计，共建立公共食堂五十六万三千三百七十三处。据东北、华北地区九个省市初步统计，已经建立起来的公共食堂有一百零七万四千个，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户参加了食堂。
  上述《人民日报》社论认为，公共食堂将“成为我国人民的新的生活方式。”
  “公共食堂不是一般的生活问题，而是五亿农民的生活问题，不久还会变成全国人民的生活问题。这不是小事情，而是很大很大的事情，是全民的大事情。
  特别是实行了吃饭不要钱的粮食供给制或伙食供给制以后，公共食堂问题，实际上已经成了全体社员劳动果实的分配问题的一个方面，办不好就会影响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和公社的整个生产。”
  “它在解放生产力和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中起着十分巨大的作用。”
  所以“办好公共食堂，不仅是一件极其重要的经济工作，也是一项十分重大的政治任务。”食堂与共产主义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社论》对如何办好食堂进行极为具体的指导。
  提出了办好公共食堂的主要标准：（详细到要磨豆腐、腌小菜等等）；规定了公共食堂的规模；以及要求“党委负责，书记动手”以及思想教育、提高警惕防止破坏等。这篇《社论》是有关食堂的纲领性文件；以后各地关于食堂工作的汇报，以及中央有关文件中对食堂的要求，大体就是这些。
  十一月八日，毛泽东在为提交部分中央和地方领导人会议（即第一次郑州会议）讨论的文件《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一九五八——―九七二年）》初稿上，加上了“要把为食堂服务的工作，看成是为人民服务的一种崇高的工作”一句话。
  一个时期后，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农业部部长廖鲁言关于农业生产和农村人民公社情况报告中用了这句话。毛泽东在这句话前后加上：“关于生活问题，主要有吃饭、睡觉、带小孩三件大事。睡眠一定要有八小时，加上吃饭和休息时间四小时，共计十二小时，一定不可少。
  劳动时间，一般为八小时，忙时可以有十小时，最忙也不可超过十二小时，以为持久之计。”“生产和生活两方面，必须同时抓起来。
  不抓生活，要搞好生产是困难的。 生产好，生活好，孩子带得好，这就是我们的口号。”
  这是食堂问题第一次正式进入中共中央的纲领性文件。
  自此以后大约长达两年的时间，农村公共食堂问题再也没有离开毛泽东的脑际。
  十一月十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一篇社论，再论办好公共食堂。 提出把食堂要管供菜一事“务必当做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来完成”。
  这篇社论中称赞说：“江苏有个很好的口号：‘鼓足干劲生产，放开肚皮吃饭’。它把生产和生活的关系说得非常清楚，要鼓足干劲生产，就要放开肚皮吃饭，要放开肚皮吃饭，就要鼓足干劲生产。”
  “三餐干饭不要钱”的口号也传遍全国。
  当时，粮食的丰产程度被无限夸大。
  有人说当时粮食有一万亿斤以上，有的说有九千亿斤，棉花有六七千万担；也有的说，粮食要多少有多少，现在是工业大大落后于农业。总之，粮食已经多得不知怎么办好了。
  吃饭不要钱，放开肚皮吃，粮食供给食堂化，肚子再大也不怕。这种情况，有识之士无不担忧。 真正的农民也对此政策不解。
  十二月十七日，彭德怀在韶山毛泽东故居谢家屋场食堂，就听到一位老农说：“家有千贯，不能放开肚子吃饭。
  吃食堂，人人都放开肚子，吃吃就吃穷了。再吃，遇上灾年怎么办？谁家都没有一点粮食了。”
  但也有不怕的，一个年轻人说：“有国家撑着，怕什么？又不是哪一家哪一户？”彭德怀没有讲话。
  全国各地建立的公共食堂，到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底止，共有二百八十九万多处。
  参加食堂的农户一般都达到当地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九十，多的达到百分之百。
  这些所谓的成绩，被当时报刊连篇累牍的宣传文章用以证明国民经济形势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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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整社的同时整顿食堂

  一九五八年秋季，国民经济的严峻形势已经显现了。
  农村瞒产私分普遍，农产品收购却完不成任务；粮食、油料、猪肉、蔬菜全面紧张，情况相当严重了。李锐这样写道：“据我接触到的材料，由于办公共食堂，一九五八年尾到第二年初，河南、山东、安徽、云南、湖北、江苏等省不少县，‘共产风’刮得厉害，粮食又超征购的社队，已发生浮肿病和饿死人现象。
  有的食堂每人每天六两，由于有人多吃多占，十天里有八、九天喝薯粉汤或吃萝卜喝开水，已开始吃各种瓜叶、野菜。”  
  “据河北省委书记解学恭一九五九年一月调查，当时徐水县浮肿病2447人，死亡 262人。
  高林公社高林村对二十名浮肿病人统计，一至九岁儿童占45％，老人占50％，壮年人占 5％。
  容城公社 316名浮肿病人中，有74人因饥饿引发心脏病、肾衰竭而亡，病死率24.4％。
  另据徐水有关部门统计，一九五九年春，徐水有 11352人被迫外逃，县委不得不在车站设站劝阻。”
  这些情况已使毛泽东清楚地看到，“凡是违背客观规律的，就要受挫折。
  现在没有蔬菜吃，副食品百货严重不足，就是因为我们脱离了客观规律。”
  他也看到了党的领导“跟农民的关系在一些事情上存在着一种相当紧张的状态”。
  原因何在？毛泽东认为“主要地应当从我们对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认识和我们所采取的政策方面去寻找答案。”
  答案就是“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地上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
  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这就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中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否认生产队的所有制，“不可避免地引起广大农民的坚决抵抗。
  从一九五八年秋收以后全国性的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就是这种反抗的一个集中表现。”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认识到“社会对于粮食的需要总是会不断增长的，因此，至少在几年内不要宣传粮食问题“解决”了”。
  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到十二月十日，武昌。）按照毛泽东的意见，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提出要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至一九五九年四月的五个月时间，“对本地区人民公社进行一次教育、整顿和巩固的工作，即整社工作”。
  毛泽东并不认为上述情况跟农村公共食堂有什么关系，也没见对饿死人、浮肿病等残酷现实有什么反映，他还是坚持要搞好公共食堂的。
  他说，“食堂吃冷饭，有饭无菜，也会垮掉一批，认为一个不垮，是不切合实际的。
  因搞得不好而垮，这是很合理的。总的来说，垮掉是部分的，暂时的；不垮是永久的，总的趋势是发展和巩固。”又说，“我是到处讲倒霉的事，无非是公共食堂、公社垮台，党分裂……打游击。我们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规律管着，不管怎样，这些倒霉的事总是暂时的、局部的。我们历史上多少次失败，都证明了这一点。”
  为八届六中全会做准备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批发了两个有关食堂的文件。
  其中一个是湖北省委拟订的《关于做好当前人民生活的几项工作的规定》。这个文件规定了办好食堂的十二条非常具体的要求。
  连“社员，来了客人，可以带到食堂吃饭，食堂不另外添菜招待”都在规定之内。
  毛泽东为这份规定拟了标题：“关于人民生活问题”，并写了批语，命印发大会。另一个是河北省委关于农村人民公社问题向中央的报告，其中也包括食堂问题。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底至十二月初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十分具体地规定了对农村公共食堂的要求，强调“要保证所有的社员吃得饱、吃得好、吃得干净卫生，并且适合民族习惯和地方习惯。
  公共食堂要有饭厅，要经营好菜园、豆腐坊、粉坊、酱园，要养猪羊、养鸡鸭、养鱼等。饭菜要多样化，要有味道。
  要同营养学家商量，使食品当中包含有生理上必需的热量和营养成分。
  对老人、小孩、病人、孕产妇和哺乳的母亲，在伙食上要给以必要和可能的照顾，并且可以允许某些社员在家做饭吃。
  公共食堂要实行管理民主化。 食堂的管理人员和炊事员要选择政治上可靠的人员担任，最好经过民主选举。”
  这些内容，很多取自湖北省委拟订的《关于做好当前人民生活的几项工作的规定》；而这个规定的许多具体内容，又多采自上述《人民日报》社论。
  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闭幕的前一天（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九日），毛泽东在长篇讲话中大谈两种可能性问题，把公共食堂的巩固与垮台作为例证，与共产党、共和国的巩固与垮台相提并论。
  他说“食堂、托儿所、公社，巩固和垮台两种可能都存在。垮台是部分的和暂时的。党的巩固和分裂，都可能。
  小分裂是必然的，几乎每天都有，无此不能发展。大分裂也有可能。大、中分裂都是暂时的。
  人民共和国，或者胜利，或者灭亡，如果有灭亡的情况出现，它只是暂时的，而世界上资产阶级的灭亡，则是永久的。”足见，这时公共食堂问题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也可看出，毛泽东坚信办食堂是为了广大农民，特别是为了贫下中农的福祉。他仍然对搞好人民公社和食堂有十足的信心。
  他可能已经感觉到了公共食堂有问题，但是对食堂破坏性的严重程度，及其对五亿农民生产积极性的伤害程度，严重估计不足。在坚持人民公社和坚持公共食堂的前提下，毛泽东认为一平二调应该反，但平调的东西“有些是不得不借用的，如公社公共事业所需要的部分房屋桌椅板凳和食堂所需要的刀锅碗筷等”。52他不认为公共食堂无偿占用群众的生活资料是平调了农民财产，是侵犯农民的财产权。
  朱德对食堂有自己的看法。一九五九年二月十七日，他在对中共广东江门地委负责同志谈话时说，“农村办公共食堂，都吃一样的饭菜，像军队一样，这有点生硬。
  军队都是年轻人，又是作战部队，可以这样办。社员的生活如果这样长期搞下去，就成问题了。
  这是一个关系到几亿人口吃饭的大问题。”
  这个意见，也许毛泽东并不知晓？对于公共食堂存在的问题，毛泽东此时当然不会全然不觉。
  例如，他说“食堂太大不好”，“食堂也不能办得太大，跑几里路吃饭，吃饱饭走回家又饿了。”  
  他也曾考虑过“半粮食供给制（例如 250斤），是否应当正式规定，范围多大（是否占全省 25%的食堂）？”“非农忙时食堂散伙，在一部分地方，如何？”“富裕中农不参加食堂，如何？”
  吃饭不要钱，毛泽东仍是坚持的。
  五九年三月二十日，他同江西省委和部分地、市委负责人谈话时说，“对供给制你们有什么意见？有的地方提出搞半吃饭不要钱，也有的提出老人小孩不要钱，青壮年要钱。
  吃饭不要钱这个办法不能变，变了贫农、下中农不赞成，我们中国人太苦了。你们现在不要动，可以研究一下，摸一个底，进行一些试验，多想点办法。”
  一九五九年三月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在第二次郑州会议纠左成果的基础上，又有所前进，但正如《毛泽东传（1949－1976）》一书作者所评：“应当说，这个“前进”还是远远不够的，表现出这个文件的局限性，实际上是反映了毛泽东和中共其它领导人在认识上的局限性。
  文件的局限性还表现在：一是农业生产继续搞高指标，维持了八届六中全会的决定。
  二是仍然保留公共食堂和供给制这两个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严重影响生产积极性、严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制度。
  三是整个的政策调整，还是放在将来要向公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集体所有制过渡的基础上。”
  五月，中共中央再次强调要“认真地整顿公共食堂”，提出了“积极办好，自愿参加”的方针，规定了“口粮分配到户”的原则。与此同时，恢复了社员的自留地，允许社员私养家畜家禽。按照中央的精神，各地食堂进行了初步整顿。
  主要是按照便于生产、便于社员生活的原则，调整了食堂规模，一般以生产队为单位建立食堂；根据大集体、小自由的原则，采取各种灵活的办法，尽量给社员吃饭以方便；实行了口粮分配到户、分配到社员，以人定量。
  在食堂吃饭的，粮食交给食堂，节约归个人；不在食堂吃饭的，粮食全发给个人保管使用。
  可是，同时又提出，既要使参加食堂的社员真正自愿，又不能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把食堂一风吹散。
  在这次整顿中，有的地区从实际情况出发，取消了供给制，解散了公共食堂。
  山西参加公共食堂的人数一度剩下不到农村户口的百分之二十；
  青海也曾有诉食堂的苦，刮了解散食堂的风；辽宁全省有百分之四十左右的生产队食堂没有恢复；甘肃省通渭县，全县二千八百多个食堂，只剩下十几个。
  五月中旬，四川泸州地区在地委书记邓自力的指挥下，解散了公共食堂。
  湖南慈利县于五月底风闻整顿食堂的批示后，几天之内就散了一千三百六十六个食堂。整顿工作持续进行一段时间，七月四日安徽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安徽省副省长张恺帆到无为县检查工作，他感到最突出的问题是公共食堂不能再办下去了。他在新民公社王福大队向队干部和群众宣布吃饭还原、住房还原、小块土地还原的“三还原”，并要县委向下贯彻。
  到七月十五日，全县六千多个食堂被“一风吹散”，并对少数“雷打不散”的也下令统统解散。其它如青阳散掉百分之九十九，贵池散掉百分之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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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庐山会议反“右倾机会主义”

  1、 会议开始前浓厚的反左气氛
  刊有《食堂报告》的那期《宣教动态》出版后，没有见到毛泽东表示任何态度。此时他正在考虑反左，解决一平二调等问题。
  在这种大背景下，他决定外出了解情况。
  本应在六月份召开中央会议，六月十三日毛泽东下令推迟了；他认为，现在农村中要解决的问题是食堂如何办，他想摸一下，准备最近出去，中央会议六月不开了。
  由此也可看出，他是希望把食堂坚持下去，但对下面的情况并不放心，知道食堂是存在不少问题的，想了解个究竟。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改于七月份在庐山召开。
  毛泽东准备在这次会议上继续反左，以解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几个月以来出现的各种问题。 上山之前，他回到自己的家乡看看。
  六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在韶山故居公共食堂谢家屋场的墙上看到大标语：“公共食堂好，饭菜样样香，男女老少喜洋洋。”
  他连念了两遍，笑着说：“搞得不错嘛！饭菜样样香，能样样香吗？”他很开心。
  毛泽东于六月二十九日到庐山后，为庐山会议讨论项目提出了十四个问题，其中第七项就是食堂问题。
  七月二日常委会上的谈话又为会议拟定了十八个议题。他对其中食堂问题讲得很多：“要积极办好。按人定量，分粮到户，自愿参加，节余归己。
  吃饭基本上要钱。在这几项原则下，把食堂办好，不要一哄而散，都搞垮了，保持百分之二十也好。”
  “办食堂全国有两种办法：一为河南的积极维持，一为湖北的提倡自愿。
  湖北的基本解散了，有的未散，暂时回去了。湖北拟从少到多，开始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五十，将来达到百分之八十。
  食堂要小，形式要多种，供给部分要少些，三七开或四六开，可以灵活些。食堂和供给制是两回事。”
  李锐回忆说，“在刚上庐山的七月二日常委会上，毛讲了十九个问题”，食堂问题是其中的第五个。”
  这个问题，“就是采纳了“科学院经济所昌黎”调查组的意见的。”
  “吃饭基本上要钱”以及“食堂和供给制是两回事”，跟他以前的提法已经有了变化；但他对食堂的基本态度没有变，仍然是“积极办好”，“不要一哄而散”。
  从六月底到七月二十三日前，有多位中央和地方负责同志，通过相互交炎、和毛泽东交谈，或者在小组会发言，对办不办食堂，发表各种不同意见。
  根据李锐的回忆，庐山会议前，大多数人还是要保食堂，认为这是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的一个标志。
  不赞成大搞公共食堂的领导同志也不少。例如，朱德在上庐山前后，对许多地方负责同志说过对食堂的否定意见。  
  六月十六日，朱德在听取中共吉林省委负责同志汇报时说：“吃饭不要钱不行。要把粮食分给个人，由个人负责调剂，加点菜和薯。
  过去我们说粮食问题不大，是因为把粮食分到社员家里，自己掌握。一办食堂，就会造成很大的浪费。
  不吃大锅饭，可以节省很多东西出口，换回来更多的钢铁、机器。
  只有生活资料归个人所有，归个人支配，才能调动社员的积极性。有些人怕因此发展了资本主义，这种顾虑是多余的，因为生产资料掌握在集体和国家手中。
  群众的生活应该是越富越好。”
  七月九日他对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同志说“吃大锅饭，我一向就担心。这么多人的家是不好当的。如果去年不刮那么一股风，不知能出口多少东西！”
  七月十一日，他对周小舟说：“食堂若不退回去，就要改造，以自愿为原则。
  把粮食分到户和节约粮食结合起来。农民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
  去年试验了一下，他们知道在家吃饭比在公共食堂吃好，可以把粮食节约下来，把猪、鸡、鸭喂起来。
  这样，看起来是保留了私有制，但实际上对公有制是个补充。这两年我们只强调最好是消灭私有制。
  现在保留一点私有制，保留家庭事业，农民才愿意多生产出一些东西来供应市场。你不这么搞，他就不生产。
  去年吃大锅饭把东西吃掉了，这是个极大的教训。”  
  七月十六日，他又对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说：“参加农村食堂，还是要实行自愿原则。
  想回家吃饭的也要允许，对人们不要歧视，不要戴帽子。在家吃饭，有自留地，吃饭，吃薯，吃粮食的保险系数比公社包起来还大。
  即使食堂都垮了，也并不影响公社的巩固。 人们不向公社要吃要穿，公社反而会巩固起来。
  回家吃饭，让农民自己建家和管家，老的，小的，都由他们自己管。
  靠公社管就下不了台。在家吃饭还可以发展副业生产，烧炕取暖也方便。
  去年如果不是吃大锅饭，像高级社那样再维持几年，农民就皆大欢喜了。至少肉、蛋、鸡会有得吃。
  今年农业还是跃进，但要过穷日子，慢慢积点东西下来。我担心仍然吃大锅饭，就难搞好。
  成立食堂靠党团员带头，退出去也要靠党团员带头。
  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不赞成办常年食堂，认为办食堂浪费物力人力。他曾对彭德怀说“现在吃大锅饭（公共食堂），就要大锅大灶，烧柴火也不节省，劳力也不节省；小锅小灶，妇女、弱劳力都可以煮饭；现在非强劳动力不可。
  搞了公共食堂，家庭用水也不方便，群众对公共食堂有意见。”湖南省委书记周惠就曾当面向毛泽东明确表态说：“大办食堂这个提法不能再讲了，浪费太严重”；并把带来的材料交给他，说，绝大多数同志都是主张“自愿为主，不能再硬性规定，强办下去。”
  毛泽东说“公共食堂要自愿参加，但也不要一哄而散；对群众的积极性不要泼冷水；要团结，不要过于看重一个指头、两个指头、三个指头的问题。”
  “要看大局，算大账。”
  周小舟说，“湖南粮食情况较好，是由于没搞敞开肚皮吃，但其它方面一样紧张。”
  “食堂问题，湖南的反对派有六条理由：一、根本不节约；二、不利于养猪；三、破坏林业；四、不能积肥；五、不节约劳力；六、吃得不愉快。不过，我们还是要努力办好，采取些措施，粮食指标分配到户，按月领，以防浪费”。
  毛泽东说：“斯大林讲过，集体农庄加食堂就是公社。他吃亏在于只许说好，从不讲缺点，所以有错不能很快纠正。”“拒绝批评不行。
  有意见还是叫人家说出来好。否则怎么能统一思想？”还说“粮食、钢铁、公社和食堂，都发生了问题，承认。
  下面讲了些假话，可以转告大家，心情也不要那么沉重。”刘少奇认为食堂问题，决不能大办，劳民伤财，应自愿为主。
  七月六日上午，朱德在中南组讲了一段语重心长的话：要认识农民还有私有者这一面。 以农民私有制看得重些。
  办公共食堂，对生产有利，但消费吃亏。供给制是共产制，工人还得发工资，农民就那样愿意共产吗?  
  食堂自负盈亏，公家吃总亏，办不起来不要硬办，全垮掉也不见得是坏事。……食堂要吃饱、吃好，人心才能稳定。他甚至尖锐地提出，“食堂即使全部都垮了，也不一定是坏事”
  尽管有这许多否定食堂的意见，这时毛泽东在食堂问题上尚能容忍不同意见和批评意见。
  他除仍坚持“积极办好，不要一哄而散”，“对群众的积极性不要泼冷水”，“不要过于看重一个指头、两个指头、三个指头的问题”，“要看大局，算大账”等意见而外，看不出有什么过激的反应。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所说“有意见还是叫人家说出来好”的目的不是修正自己的意见，而是把大家的思想“统一”到他的意见上来。
  七月十日，他批转了河南省委关于公共食堂优越性和改进公共食堂的报告。
  这个报告强调食堂解放劳动力特别是妇女劳动力；食堂适合公社化后集体生产的组织形式；食堂便于改善群众生活；食堂可以节约粮食、燃料和用具；食堂便于进行基本建设，实现炊具改革；食堂便于搞小集体事业生产；食堂便于搞好公共卫生，以及食堂可以养成集体生活习惯，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和文化学习。并提出今后的四项改进意见。
  毛泽东没有对这个文件多加评论，但印发给会议参考。
  这个报告的内容明显符合他的想法，印发参考的用意也是十分清楚的。
  一九五九年七月十日下午，毛泽东召集会议并作第二次讲话。
  他着重讲对当前形势的看法，他说：“去年北戴河会议的时候，人心高涨，但埋伏了一部分被动。
  不论谁批评，都要承认当时有一部分缺点错误。……引起了各方的不满。现在我们有些被动，但也不是完全被动，不会因此垮台。
  我不相信公社会垮，可能垮一部分，以后再办。食堂即使垮了三分之一，也是好事。食堂准备留它一半，也是好事。
  垮了和坚持下来，我都赞成，两边都支持。其实，公共食堂在公社化之前就有了。”
  他说：“从总的形势来说，就是这样：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 “算总账不能说得不偿失。”   
  庐山会议原来安排要通过的一个会议纪要，即《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由毛泽东指定胡乔木、杨尚昆、陈伯达、吴冷西、田家英等五人小组起草；后命增加陆定一、谭震林、陶鲁茄、李锐、曾希圣、周小舟等成为十一人小组。“从人员组成情况来看，毛泽东无疑希望这个文件是一个继续纠左的文件。”
  因为“这几个人这次不只是当作所谓‘秀才’看待，而是被认为对‘大跃进’确有不少中肯的意见”。七月十四日，写出《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第一稿，十六日印发。
  其中第十一个问题是公社食堂问题：“公社食堂，凡是有条件办的地方，应当坚持办下去，并且努力办好。如果条件较差，困难较多，可以缩小，成为一部分人参加的；可以把常年性的食堂改为临时性的农忙食堂；也可以暂时不办。”“秀才”们以为，把周小舟放在起草十一人小组内，表明毛泽东是赞赏湖南的做法的。
  彭德怀刚从东北、西北、湖南等地视察回来，了解了大量的真实情况，对工作中左的现象及其恶果非常忧虑。
  上庐山后，多次发言直抒己见。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四日，写了一封信，送毛泽东参考。
  毛泽东在这封信上加了一个标题《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批示印发给各同志。
  彭德怀的信，提到诸如“过早提出吃饭不要钱，某些地区认为粮食丰产了，一度取消统销政策，提倡放开肚皮吃”等，但没有直接涉及公共食堂是否应该办，或者食堂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与会同志继续发表关于食堂问题的不同意见。
  如李先念在小组会上主张食堂“要坚持自愿参加的原则，分别不同情况办常年的、季节的、临时的、一部分人参加的食堂。”
  他肯定食堂的好处是可以节约劳力，但他提出了三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是否多吃和浪费粮食？
  三百六十斤口粮肯定不够，在家吃饭可以糠菜半年粮；燃料问题，北方用煤要增加，今年预计要销八九千万吨；副食品的商品率是否会下降？（有人插言：肯定要下降。）”93如果这三问题解决不了，对食堂的肯定实际上成了空话；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内心是在否定食堂。
  有不少人对彭德怀的信持不同意见。 程子华就赞成办，他说：“对食堂不满意的，也只是少数人”。
  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说，“经过几年努力实现‘吃饭不要钱’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
  他说，“办食堂是个正确方向，但可以根据地区的不同，灵活执行，不必强求一致。”
  他不同意有的同志提出的“根据条件可办可不办”的方针，认为“积极办好，自愿参加”的方针是对的。
  陈正人、贺龙、柯庆施、李井泉等也表示不同意彭德怀的意见。
  七月十六日，毛泽东突然提出，延长会期，重新编组，并从北京调一些重要人员来参加会议，为会议转向做了一系列部署。
  七月二十一日，张闻天在小组会上作了三个小时的长篇发言，在肯定成绩是伟大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以后，系统论列了“大跃进”以来的缺点和错误，并从理论上进行了分析。对彭德怀的信是肯定的，对其中一些受到非议的观点进行了辩护。  
  他说，“农村除受七千万人上山的影响，又对粮产估计过高，办起公共食堂，实行‘吃饭不要钱’，而且闹了一阵‘放开肚皮吃饭’，因而浪费粮食不少。”“强迫命令也还有：要退出公共食堂，就不给你粮食，而且要斗你。”
  他建议取消“吃饭不要钱”，改为实行社会保险，照顾少数丧失劳动力的人。
  同时明确指出，我们不能搞平均主义，还是要按劳分配，“不缩小供给部分，按劳分配的原则就贯彻不了。
  现在有些人把供给制、公共食堂等同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怕取消供给制就不够进步，退出食堂就不是社会主义。
  其实，这完全是两回事，是两个不同的范畴。社会主义并不一定要采取供给制、公共食堂这种办法。”今天看来，如果当时会议接受了张闻天的意见，全国将少死两千多万人无辜的农民。张闻天的发言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注意。

  2、 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突然“反右倾”
  七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找几个人谈话。 柯庆施、李井泉对纠左不满。
  柯庆施说，现在很需要毛主席出来讲话，顶住这股风，不然队伍就散了。他认为，彭德怀的信是对着总路线，对着毛主席的。
  当天晚上，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商量准备第二天开大会。
  如果说，彭德怀的信触动了毛泽东，对改变毛泽东着力纠左的初衷起了主要作用，张闻天的发言更进一步影响了这个变化；那末，柯庆施等人对毛泽东的进言，则直接促使毛泽东下了“反右倾”的决心。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三日上午，毛泽东终于开始了反击。他上来就没好气：“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点把钟头，可不可以？”
  随之，批判右派言论，充分肯定反右派斗争、大跃进的正确性，批判彭德怀提出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论点。
  认为刮“共产风”的主要是县社两级干部，只一个多月就把风压下去了。“我说就是硬着头皮听，无非是骂祖宗三代。 这也难。
  我少年中年时，也是听到坏话就一股火。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
  这个原则，我现在也不放弃。”“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一定灭亡，应当灭亡。
  那我就走，到农村去。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组织红军去，另外组织解放军。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批评在关键时刻动摇、在历史的大风大浪中不坚定的人；认定一部分同志“重复了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一九五七年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他们不是右派，但是他们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把自己抛到离右派三十公里，接近三十公里。”
  “这种同志采取边缘政策，相当危险。不相信，将来看。”毛泽东这样的讲话，已经失去了最高领导应有的风范。
  就在这种紧张气氛中，讲到了公共食堂问题。
  他说：基层干部率领一亿几千万人民，“要办公社，办食堂，搞大协作，大规模耕作，非常积极。
  他们要搞，你能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不是小资产阶级，是贫农、下中农、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
  总之，“一亿五千万人在一个时期内有狂热性，他们要搞。”
  “食堂问题。食堂是个好东西，未可厚非。我赞成积极办好，赞成那些原则，自愿参加，粮食到户，节约归已。
  如果在全国能保持三分之一，我就满意了。我是讲全国范围。我这一讲，吴芝圃就很紧张，生怕把你那个食堂搞掉。
  还有一个四川、一个云南，一个贵州，一个湖北，还有一个上海( 上海有11个县 )，百分之九十以上还在食堂里。试试看，不要搞掉。
  不是跳舞有四个阶段吗：‘一边站，试试看，拼命干，死了算。’有没有这四句话? 我是个野人，很不文明。我看试试看。
  三分之一人口对五亿农民来说，多少人?  
  一亿五千万，坚持下去就了不起了，开天辟地了。第二个希望，一半左右，如果多几个河南、四川、湖北、云南、上海等等，那么，一半左右是可能的。
  要多方面取得经验，有些散了，还得恢复。《红旗》登的一个食堂，败而复成，这篇是我推荐的。
  食堂并不是我们发明的，是群众创造的。并不是公社发明的，是合作社发明的。
  湖北有个京山县，京山县有一个合作社，那个合作社就办了个食堂。河北1956年就有办的，1958年搞得很快。
  曾希圣说，食堂节省劳力。我看还节省物资，包括粮食油盐柴草菜蔬，比在家吃得好。 如果没有后面这一条，就不能持久。 可否办到?
  可以办到。我建议河南同志把一套机械化搞起来，如用自来水，不用人挑水。这样可以节省劳力，还可以节省物资，节省粮食。
  我跟你们谈，你们说可以嘛。现在散掉一半左右有好处。总司令，我赞成你的说法，但又跟你有区别。
  不可不散，不可多散，我是个中间派。河南、四川、湖北等是左派。
  可是有个右派出来了；一个科学院调查组，到河北昌黎县，讲得食堂一塌糊涂，没有一点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学那个宋玉的办法，写《登徒子好色赋》( 接着就讲这个故事的原委 )。我讲食堂，走了题了。科学院的调查，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食堂哪没有缺点。无论什么事都有缺点。无论什么人都有缺点。 孔夫子也有错误。
  我看过列宁的手稿，改得一蹋糊涂；没有错误，为什么要改?
  食堂我看可以维持，可以多一些，再试试看，试它一年，二年，估计可以办得下去的。人民公社会不会垮台?
  我看现在这样大风大浪里头，没有垮一个，将来准备垮一半，还有一半；垮七分，还有三分。要垮就垮。
  食堂、公社办得不好，一定要垮。共产党就要做工作。
  办好公社，办好一切事业，办好农业，办好工业，办好交通运输，办好商业，办好文化教育。”
  这段话讲得十分明确，食堂是个好东西，食堂不是他发明的，但是由他提倡、推动而普及的。
  他是“中间派”，没有左的问题。这时他只片面地强调公共食堂应该有的优点，而无视已经暴露的诸多问题，完全没有考虑现实生活中已经出现的浮肿、死人现象，以及这些现象与供给制、公共食堂之间有什么关系。
  虽然没说搞公共食堂要像跳舞那样“拚命干，死了算”，至少“试试看”的态度是十分坚决的。
  他想起了宋玉反击登徒子的方法，抓住登徒子使丑陋的老婆生下五个儿子这一点，证明登徒子好色，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方法攻击他人。
  而“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恰是毛泽东最痛恨的手法之一。在他看来，这是敌人使用的手段。
  一九五八年一月他制定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第三十五条写道：“‘攻其一点或几点，尽量夸大，不及其余。’这是一种脱离实际情况的形而上学的方法。
  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他们用的就是这种方法。
  我党在历史上吃过这种方法的大亏，这就是教条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期。立三路线也是如此。
  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也用这种方法。陈独秀路线和抗日时期的王明路线，就是如此。一九三四年，张国焘也用过这种方法。
  一九五三年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用的也是这种方法。
  我们应当总结过去的经验，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加以批判，使干部觉醒起来，以免再吃大亏。
  好人犯个别错误的时候，也会不自觉地采用这种方法，所以好人也要研究方法论。”“科学院的调查组”（即经济所的《食堂报告》的作者）既然使用这种方法，其为“右派”业已定案了。
  如前所述，彭德怀的意见书中并没有明确反对食堂。反对食堂的人很多，其中意见最为尖锐的是张闻天。
  张闻天个人有意见尚可，他却支持彭德怀。二人联手是毛泽东难以容忍的。
  他现在把《食堂报告》抛出，定性为“右派”，倒不是因为报告本身突然变得重要起来，而是他信手拈来的一个代用品，棍子落在代用品上，目标却是打击彭德怀和张闻天。
  《食堂报告》的作者实际上成了杀给猴看的鸡。
  毛泽东之所以选中《食堂报告》为代用品，可能因为这是在他上山之前看到的唯一一份系统否定食堂所有优点的文字材料，印象特别深刻，现在越想越恼火了。
  庐山会议后半段，从工作上的纠左，变质为政治上的反右，斗争气氛日益升温，施行对事也对人的方针，对彭、黄、张、周等人展开批判。
  随后定性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的斗争。食堂问题的争论已经成为这场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至少在当时，食堂本身存在的诸多问题，已经不是毛泽东考虑的重点了。食堂只能继续坚持下去，他决心用五亿农民“试试看”。
  有一件事很值得注意。在七月二十三日下午，即毛泽东批判彭德怀的当天，朱德在小组会发言中，仍然对食堂持否定态度。
  他问道：“去年农业是好收成，粮食为什么还紧？”他的答案是，“主要是吃大锅饭吃掉了。好的，吃了，坏的，烂了。
  农民对私有制习惯了，分散消费可能节省一些。”
  在毛泽东刚刚大发雷霆之后，还敢公开尖锐批评食堂的，唯有朱老总一位。
  在当时的形势下，毛泽东不予理会，没有批他已经不错了。
  尽管他的意见没能起任何作用，但他在食堂问题上一贯坚持实事求是，坚持为人民说话的精神，非常令人敬佩，是很值得后世学习的。
  九月份，反右倾运动在全国范围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把好人、讲老实话的人整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
  庐山会议上首当其冲的《食堂报告》在全国都出了名，钦定的案件当然地成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反右倾运动重点事件。   上送这个报告的经济研究所昌黎“试验田”的组长董谦则在劫难逃，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
  我作为《食堂报告》的主要调查和起草人则在不同的范围和场合接受应有的批判。报刊上批判《食堂报告》内容的文章连篇累牍。
  经济所的《经济研究工作通讯》编辑部和经济研究所昌黎试验田第二期工作组发表《公共食堂万岁》一文，称《食堂报告》是“彻头彻尾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报告”。
  经济所又组织干部再赴昌黎，写了《对昌黎农村公共食堂的重新调查》证明“有许多事实同他们上次调查的完全相反”，也在《宣教动态》刊出，用以表明经济所的态度，支持毛泽东对《食堂报告》的批判。

  3、 庐山会议后期继续批判反对食堂的言行
  七月二十九日，毛泽东要求将《赫鲁晓夫谈苏联过去的公社》、《番禺县有些农民自办小型食堂》和《增城县重灾公社见闻》等三篇报道印发与会人员。他为此写的批语中说：“不合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掉，人为地维持不垮是不可能的。合乎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不了，人为地解散也是办不到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
  七月三十一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说一九五九年“六月十五日北京开会，二十一日从北京出来。
  对于右倾，我也给了些影响，我说过食堂留一半、留三分之一也好的话。
  出现了两种传话，先念传达的是三分之一，吴芝圃传达的是百分之百。
  到郑州，还有人以为我是不主张办食堂的人，食堂未可厚非，平江一个大队书记下令解散，第二天群众又自动集合办起来。”
  “所谓办公社的物质基础问题，西方国家物质基础雄厚，波兰等国家也不错，但他们要办食堂、办公社就难。”
  八月二日至八月十六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正式宣布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这是前一阶段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继续。
  毛泽东在第一天会议上就宣布了会议的主题：“我们反了九个月‘左’倾了，现在基本上不是这一方面的问题了，现在庐山会议不是反‘左’的问题了，而是反右的问题了。因为右倾机会主义在向着党，向着党的领导机关猖狂进攻，向着人民事业，向着六亿人民的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事业进攻。”
  八月五日，毛泽东为中共湘潭地委工作组整理的《湖南省平江县谈岑公社稻竹大队几十个食堂散伙又恢复情况》的材料加了长篇批语：“此件很值得一看。
  一个大队的几十个食堂，一下子都散了；过一会，又都恢复了。 教训是：不应当在困难面前低头。
  像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这一类的事情，是有深厚的社会经济根源的，一风吹是不应当，也不可能的。
  某些食堂可以一风吹掉，但是总有一部分人，乃至大部分人，又要办起来。
  或者在几天之后，或者在几十天之后,或者在几个月之后，或者在更长时间之后，总之又要吹回来的。
  孙中山说：“事有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为先知先觉者决志行之，则断无不成者也。”
  这句话是正确的。我们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属于这一类。
  困难是有的，错误也一定要犯的，但是可以克服和改正。悲观主义的思潮，是腐蚀党、腐蚀人民的一种极坏的思潮，是与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意志相违反的，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违反的。”
  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前面已经提到的安徽省委书记、副省长张恺帆解散食堂的事件。
  其实，张恺帆在无为县是在贯彻中央一九五九年三月郑州会议、四月上海会议的精神，贯彻毛泽东《党内通讯》的六条指示，采取一系列措施整顿干部思想作风，抢救病人，制止死亡，帮助群众安排生产和生活。其中包括解散食堂。
  八月四日，安徽省委给中央并告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一份报告，说张恺帆“下令解散食堂，并以怀疑的心情责令县委办公室调查公社化前后几个情况的变化，结果引起无为县工作上的混乱。”毛泽东八月十日为之批示，借题发挥：
  “印发各同志。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委员会里有，即军事俱乐部的那些同志们；省级也有，例如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
  我怀疑这些人是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
  他们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散布他们的影响，涣散无产阶级先锋队，另立他们的机会主义的党。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分，原是高岗阴谋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就是显明证据之一。
  这些人在资产阶级民主改革时，他们是乐意参加的，有革命性。 至于如何革法，也是常常错的。
  他们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准备，一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们就不舒服了，早就参加高岗反党集团，而这个集团是用阴谋手段求达其反动目的的。
  高岗集团的漏网残余，现在又在兴风作浪，迫不及待，急于发难。迅速被揭露，对党对他们本人都有益。只要他们愿意洗脑筋，还是有可能争取过来的，因为他们具有反动与革命的两面性。
  他们现在的反社会主义的纲领，就是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不要被他们的花言巧语所迷惑，例如说，总路线基本正确,人民公社不过迟办几年就好了。
  要挽救他们，要在广大干部中进行彻底的揭发，使他们的市场缩得小而又小。一定要执行治病救人的方针，一定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还要给他们革命与工作的出路，批判从严，处理从宽。”  
  批语的内容只是根据毛泽东的“怀疑”设定张恺帆的所谓历史问题，将莫须有的罪名强加于人，进行反右倾斗争，其实与食堂问题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
  一个星期以后，即八月十六日这段批语基本精神经过毛泽东亲自审定，收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的决议。不同的是，在决议中“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的罪名均已坐实，不是什么“怀疑”了。
  八月十六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闭幕，做出四项决议：《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在《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中再次强调：“农村的公共食堂应该坚持积极办好、自愿参加的原则，粮食依人定量，分配到户，食堂凭票吃饭，节余归己。”
  从此，以“五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重新泛滥，终致酿成其后严重经济困难的局面。
  一九五九年九月，中央发出通知，决定把《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先后传达到党内外；随即在党内开展了一场“反右倾”运动。
  运动中一大批党员干部受到错误的批判和处分，许多敢于讲真话、说实情的同志被错误地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有的甚至被打成“反革命分子”。
  经毛泽东亲自点名批判的《食堂报告》在劫难逃，当然地成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和经济研究所反右倾运动的重点。
  经济所昌黎工作组组长董谦也当然地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
  随之，各种报刊刊登了许多批判《食堂报告》内容的文章。历史证明，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发动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是错误的，在全党开展的“反右倾”斗争也是错误的。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同样是完全错误的。
  庐山会议以后，毛泽东仍然把食堂问题放在重要地位，十分关注。
  《人民日报》为了批判“右倾歪风吹掉公共食堂”，于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二日发表了《公共食堂前途无量》的社论。全面批判帝国主义者、一切反动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对农村公共食堂的“种种谩骂”。这篇社论写道，公共食堂“受到几亿农民的热烈赞扬”，“自觉自愿地在那里办”。
  社论认定的事实是“公共食堂一成立，就解放了大批妇女劳动力，使她们有可能直接投入农业生产、副业生产或者工业生产”；“确是保证了农民生活的改善，而且将保证它的继续改善”；“带给许多农民家庭更大的幸福”；“节约不少物资”；家务劳动社会化，妇女开始把琐碎家务普遍改造为社会主义大经济。
  社论强调公共食堂的产生“有深厚的社会经济根源”，“绝不是一阵风吹起来的，也不是一阵风吹得散的”，社论认为，公共食堂和大跃进、人民公社，“在现阶段，将大大有助于加速社会主义的建设”；而在将来，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时候，“必将发展成为完全的共产主义！”
  随之，好消息不断传来。
  一九五九年十月八日，薄一波给毛泽东一封信，十分兴奋地告诉毛说，薄的家乡“公社化后粮食大增产，工业也搞得很好”；“公共食堂五十九座，看来是基本上都到公共食堂了”；“群众情绪高涨”。（薄一波给毛泽东的信，原件，1959年10月 9日。转引自《毛泽东传》下册，页1007。）
  这些好消息是毛泽东非常乐于听到的。  
  九、十月间，毛泽东多次外出视察。在各地事先精心安排的情况下，毛泽东一路所见所闻，都是粮棉高产，一片丰收在望的景象，使他基本上信以为真，确认国内的经济形势已显着好转：“庐山会议后，八月上旬起，设备、条件还是那样，但是产量、产值就变了，而且变得很显着。变得不显著，人家不信。”
  在他看来，真的是通过反右倾运动把群众的劲鼓起来的，生产真的搞上去了。（《毛泽东传》下册，页1017－1709。）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编印的《情况简报》第一七四期上摘登的三份材料。其中《农村公共食堂恢复和发展很快》一文说，据十二个省、区的材料看来，最近两三个月，农村公共食堂恢复和发展都很快，常年食堂也有很大的增长。
  目前各地在积极恢复和发展食堂的同时，开始大力抓食堂的巩固工作。  毛泽东批语认为“可看”，交江青、林克等阅。
  这些为了愉悦圣听而精心制造的各种繁荣假相，在他看来，都是庐山会议斗争的伟大成果。
  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毛泽东是不会把食堂存在的问题当回事的。
  从1959年下半年起，高指标、浮夸风、“共产风”随着反右倾运动在全国范围愈演愈烈，全国农村在更大范围出现了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亡数字加剧，人口外流现象严重。
  毛泽东坚持公共食堂“试试看”，数亿农民只能继续在痛苦中煎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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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共食堂再次大发展
                 
  庐山会议以后，左倾错误恶性泛滥，导致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农业生产遭到了极大的破坏。
  在毛泽东坚持办下去的方针下，各地公共食堂有了更大的普及。
  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提供的数字是，“经过整顿以后，河南省共有公共食堂三十二万个，参加食堂的人数占农村总人口的９９％。
  四川农村有五十九万多个公共食堂，安徽农村有二十万五千个公共食堂，上海市郊各县有两万多个公共食堂。北京市郊区有七千多个公共食堂，最近还在不断增加；此外，还有湖南、云南、贵州等省，农村公共食堂都办得比较多、比较好。
  其它各省和自治区的农村公共食堂，也都采取了各种适应当地条件的措施而日见巩固。”
  报纸上赞扬食堂的文章、报导像雪片一般，连篇累牍。国家统计局一九六○年一月整理的《一九五九年年底全国农村公共食堂发展情况》材料说，截到一九五九年底，全国农村已办公共食堂三百九十一万九千个，参加食堂吃饭的约四亿人，占人民公社总人数百分之七十二点六。
  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口参加食堂的有河南、湖南、四川、云南、贵州、上海、安徽七个省市；百分之七十到九十的人口参加食堂的有北京、新疆、浙江、广西、广东、河北、山西七个省市区；百分之五十到七十的人口参加食堂的有湖北、福建、江西、陕西、江苏、宁夏六个省区；百分之五十以下人口参加食堂的有甘肃、山东、青海、吉林、黑龙江、辽宁、内蒙古七个省区。参加食堂人口的比例最高的是河南，为百分之九十七点八；最低的是内蒙，为百分之十六点七。
  这些数字使得毛泽东甚感欣慰。 在他看来，这些资料证明公共食堂绝不会垮。
  他在材料上写了一条批语：“中央认为，这样的统计极为有益，使读者对全国面貌，一目了然。”  
  这样的成绩还没有达到要求的百分之百。 一九六○年毛泽东继续大抓，多次批示文件材料，指挥全国农村食堂的建设。
  一九六〇年一月七日至十七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批准了国家计委《关于一九六〇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提出今后三年和八年的设想，继续“大跃进”。
  会议要求本年内大办公共食堂，试办和推广城市人民公社。
  毛泽东坚持认为困难是暂时的，凡是他要干的就是对的。
  他对河南省委负责人说：“方针、政策、计划是否正确，不是理论的问题，而是实践的问题，横直去做，做出结果出来了，就是正确。
  方针政策是否反映了客观实际，是要靠做。”
  这种否定理论指导作用的提法，显然是十分错误的，是不符合他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原则的。
  这且不论，“横直去做，做出结果出来了，就是正确”的提法，说明白了就是只要他想干的，永远正确。
  一九六○年二月二十四日，贵州省委给中央并毛泽东的报告，汇报主要讨论农村公共食堂问题的地、州、市委第一书记会议内容。
  报告说，贵州省十三万多个食堂中，固定的或基本上固定的占百分之八十左右，其中出现了一批办得很好的，已成为生产小队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中心，巩固了人民公社，生产也搞得很好，显示了食堂的优越性和重要性。
  有的还提高了集体化的程度，形成了较大的居民点，为建设新农村创造了条件。不固定的食堂有三种情况，一是虽然集体做饭，但做得不够吃，分给各户，推出了事；二是时办时停；三是各户单独起伙，食堂有名无实。
  在这些地方，个别的已发生外逃、肿病和死人现象。主要原因，一是基层组织有问题，有的被富裕中农把持，千方百计地拖垮食堂，挖人民公社的墙脚。
  二是实际工作抓得不紧、不具体、不切实，听任食堂涣散下去。   会议决定采取措施，立即组织干部带着粮食供应指标下去整顿。   这个报告提出，“富裕中农同我们作斗争的主要矛头是针对食堂”。“所以食堂也是我们必须固守的社会主义阵地，失掉这个阵地，人民公社就不可能巩固，大跃进也就没有保证。”
  两天后，中共中央将这一报告转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三月四日毛泽东写了批语，并以中央的名义发给各地：“华东局，各协作区委员会，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写得很好，现在发给你们研究，一律依照执行，不应有例外。
  中央所以这样下断语，是因为贵州这一篇食堂报告，是一个科学总结，可以使我们在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事业中，在一年到十年内，跃进一大步。
  因此应当在全国仿行，不要例外。 仿行时要有步骤，要有坚强领导，要提高干部和群众的觉悟，要走群众路线。
  在一九六〇年一年内，全国食堂达到贵州现时的那种水平，也就很好了。
  在领导不强的地方可能一年达不到，那就在1961年达到也可以。 即使更长一点时间达到，也可以。总之一定要达到，并且还要提高。
  请你们在今年春季专为食堂问题开一次规模较大的会议，是为至要。此件及附件，可登党刊，并可转发公社党委。”
  贵州报告成为样板，命令各地食堂达到贵州的水平。贵州报告中说到的“外逃、肿病和死人”的“个别情况”，其实这已经不是一个省的情况了。中共山东省委一九六〇年二月二十七日的报告说：“去秋至今累计，全省共外流人口包括流向外县和外省的达九十多万人”。
  同时，饿饭群众增加，山东农村同期患水肿病的达九万多人，非正常死亡一千多人。
  问题已经严重到如此程度，都没有引起毛泽东的重视，在他看来，贵州的情况既然认定富裕中农的主要斗争矛头是食堂，只要清理了食堂中的富裕中农，问题自然可以得到解决。
  各地开始调整食堂工作人员。
如河南的信阳、洛阳、许昌三个专区清洗各类不纯分子或调换不适合的管理人员和炊事员二万八千多人。
  三月五日，中共黑龙江省委农村工作部电话汇报食堂情况说，黑龙江省常年食堂占百分之七十五左右，季节性（农忙）食堂占百分之二十五左右。从性质上分，劳动力食堂占百分之九十左右，全民性食堂占百分之十左右，但发展趋势是向全民食堂过渡。大多数食堂办得较好，各级领导对食堂也抓得很紧，不少地方实行统一领导，分片包干，一手抓生产，一手抓生活。
  毛泽东也写了批语：“加强领导，全民食堂，猪菜丰富，计划用粮，指标到户，粮食到堂，以人定量，凭票吃粮，节余归己，按月算账，明明白白，账单上墙，生活生产，两样都强，人心振奋……”。
  三月七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编印的《情况简报》第一一七号刊载了《八个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河南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一九五九年年底全国农村公共食堂发展情况》三份材料。
  毛泽东为此替中央起草批语，批给上海局、各协作区委员会，各省委、市委、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说这三个文件“都好，使人看了高兴。
  现在发给你们研究，参考、仿行。 其中放在括号内的一些指示性的断语，是中央加上去的。
  请你们对这个极端重要的公共食堂问题，在今年一年内，认真大抓两次，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学贵州、河南等省那样做出科学的总结，普遍推行。
  从省到社四级都应组织生活福利委员会，派一个懂得政治、热心肯干、善于分析问题、勤于到食堂考察研究而没有一点官僚主义作风的书记去充当领导。
  在每一个食堂内都组织一个食堂管理委员会。工厂、矿山、街道、机关、学校、团体、军队的公共食堂，一律照此办理。中央，三月十五日。”
  可见，当时公共食堂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仍是极端重要的问题。
  在这三个文件上的批语分别是：
  一九六○年三月七日在中办整理的《八个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材料中的一段话，毛泽东加以修改并写批语：   
  “建立了民主管理制度，认真执行了统一用粮，指标到户，实物到堂（中央指出，一部分不能到堂吃饭的，如老人，病人，孕妇，婴儿，则将他们的粮食送到他们自己手中，另一部分不愿参加食堂吃饭的人，例如少数富裕中农及其它阶层的人，也照这样办。就全国说来，能够争取占全体农村人口百分之八十的人到食堂吃饭，就很好了。像河南、湖南、四川、云南、贵州、上海、安徽七个省市争取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到食堂吃饭，当然更好。
  但其它各省、市、区，暂时达不到这个程度的也不要勉强，两三年内争取逐渐达到，是可以的）”  
  按人定量，凭票吃饭，节余归己，定期结帐，帐单上墙，人人有底，乐意欢心等办法。
  除此之外，毛泽东还对《八个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中写了多条批语：例如，《材料》的第五条写道，“有几个省认为，口粮分配实行“指标到户，粮食分到食堂”的办法好，对于掌握粮食，减少浪费，搞好生活，巩固食堂有极大好处；而有一些食堂，把粮食分配到户，现在已没有吃的了，造成很大被动。”
  他批示：“中央认为，这个问题，必须坚决地逐步地实行解决，一律按照河南、湖南、四川、云南、贵州、上海、安徽七省市的办法去做为好。”又如《材料》的第七条写道，“办好食堂的关键还在领导，黑龙江省委决定从省到社都要成立各级生活福利委员会。
  甘肃省委指示，各级党委必须有一个书记经常抓公社的生活福利工作，而重点是办好食堂。
  河南各级党委都有一个书记抓公共食堂工作，而且派干部深入食堂大搞试验，亲自当管理员、炊事员。 这是办好食堂的一条重要经验。”
  他批示：“请各省、市、区党委注意，从省到社，一律建立生活福利委员会，而以办好食堂为重点任务。”132
  《河南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即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办公室一九六○年三月五日关于这一情况的电话汇报）中说，“河南全省有农村公共食堂近三十三万六千个，在公共食堂就餐人数占到农村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九，其中办得最好的一类食堂占百分之六十六，二类食堂占百分之三十一点二，三类占百分之二点八。”并说：“这些公共食堂一般是以生产队为单位建立的，各级党委都有一位书记在抓这项工作，不少党委和干部深入食堂大搞“试验田”，有的县提出三级书记进食堂，通过搞“试验田”、干部当炊事员和管理员，巩固了食堂。”
  毛泽东也写了批语：“中央认为，这些办法极好。”
  毛泽东于三月十六日给刘少奇、邓小平写信，要求“迅速办理”他三月七日的那些批示，并“请邀集有关同志谈一下，如同意，请迅速发出去。
  如有意见，请径作修改。”
  他写的“中央认为”，谁又敢“径作修改”呢。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四、二十五日，毛泽东在天津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通称天津会议）。这次会议基本上还是“大跃进”、人民公社的路线，仍然要求城乡食堂普遍化，要求城市人民公社普遍化等。《红旗》杂志一九六○年第八期刊登署名文章，说当时“全国农村参加公共食堂的人，已占公社人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但是就全国范围来说，距实现公共食堂普遍化，还有相当的距离，已经办起来的公共食堂还需要改进和提高。因此，继续大办公共食堂，办好公共食堂，是我们当前一个极端重要的政治任务。”
  四月六日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在人大二届二次会议上的报告中，也再次强调要“继续大办食堂，办好食堂”。一九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又一次南下视察。河南是左害重灾区，是死亡最为严重的省份之一。
  毛泽东听到的汇报是怎样的呢？全国形势很好。
  谭震林、廖鲁言等汇报说，“我们派了十几个考察团到安徽阜阳专区，考察的结果，他们反映的材料，事实上，那个死人是个别的，多数人治好了，外流的人数也不多，而且粮食吃得相当多。”。吴芝圃则把死人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只是“去年工作上也有毛病，搞基本建设公用粮食太多，抗旱也多吃了粮食”。“信阳专区说病了十来万人。正常死亡与浮肿病死亡也很难分，死亡率是增加的，信阳专区可能增加好几万人。”“今年浮肿病多，主要是信阳专区，旁的专区也都有一点，不怎么严重”。  其它地方，如粮食有问题的河北大名县，谭震林等“派了一个组去摸一摸”后得出的结论是“人的脸都红光满面，不像吃八两粮食的样子”。
  一个专区就病了十来万人，死亡增加好几万人，竟然认为“全国形势很好”，问题“不怎么严重”。
  这就是当时主管农业的副总理、农业部长和河南省委书记对形势的基本估计！ 这样的估计正也是毛泽东乐于听到的。
人命之轻，乃至于斯！
  不过，事实是无情的。工业方面大讲持续大跃进，生产指标越提越高，工业规模扩大过快，基本建设项目上得过多，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农村和城市的缺粮状况日趋严重。经济形势已很紧张。
  物资供应全面紧张。上海纱厂甚至因为没有棉花供应而停工。到一九六〇年四五月间全国经济形势的恶化程度已相当严重。
  这时毛泽东才感到十分被动。就在这种情况下，一九六○年六月十日至十八日在上海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上毛泽东做了《十年总结》讲话，批评“管农业的同志，和管工业的同志、管商业的同志，在这一段时间内，思想方法有一些不对头，忘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有一些片面思想（形而上学思想）”。 他说“我本人也有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  
  他所说的有“许多错误”主要是指高指标。 对此，他认为只要改过来就完全主动了。 对他来说，最主要的是如何掌握主动权。
  他说自己在庐山上“基本上取得了主动权”。
  反击“右倾机会主义猖狂进攻”，“获得胜利”。
  就是说，到一九六○年年中，全国经济形势极度恶化的情况下，左倾指导思想还是得到充分肯定的。
  关于食堂问题的又一次被提起，是在一九六○年七月五日至八月十日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这次会议主要讨论国际问题（中苏关系），对国内问题没有深入讨论。
  毛泽东在会议最后一天讲话中谈到经济问题时，承认过去批转贵州省关于食堂办得好的地方不要自留地的那个文件，是有毛病的。
  九月，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关于农村的十项政策中规定，必须贯彻执行“粮食归大队，按期拨食堂，粮证发到户，节余归自己”的办法。
  湖北省委关于调动群众积极性的十项措施也强调坚决执行“凭票吃饭，节约归己，定工吃饭，旷工出钱”的制度。河北省委书记阎达开十月二十日关于农村口粮标准、办好食堂和分配等问题的几个措施的口头汇报要点中的第二条是办好食堂采取两个措施，“一是专门给食堂拨出菜地，社员自留地在外，这样办好食堂有物质基础；二是派最好的干部认真办食堂，建立制度，杜绝各种不合理现象。”
  毛泽东于十月二十七日批示印发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参考。
  总之，食堂必须办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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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重新整顿食堂

  庐山会议前毛泽东本打算抑制工作中左的错误，庐山会议突然改反左为反右以后，左的问题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一九六○年下半年，国民经济形势已相当严重，农村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
  粮食年产量下降到二千八百七十亿斤，比一九五七年减少百分之二十六以上。
  全国范围生产下降，物质匮乏，因粮食、食品严重不足而患浮肿症者城乡都相当普遍，农村尤为严重。
  河南、甘肃、安徽等由于“灾荒”和“阶级斗争”，均出现大量死人的现象。
  一九六一年春，河南省正阳县已死八万多人，新蔡县已死近十万人。  
  两年前曾由毛泽东亲自修改章程的遂平县嵖岈山人民公社，此时死亡近四千人，占总人口百分之十，有的队人口死亡达百分之三十左右。“不论淮南、淮北广大群众在经济上都遭受了极大的摧残，生活异常困难，真正是十室九空，家贫如洗。”
  我们未能看到政府公布确切的全国人口死亡数字，难以知道到一九六○年初时的真实死亡情况。
  根据学者计算，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二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口合计约三千二百五十万，其中四川人口死亡最多，达九百四十万；安徽次之，六百三十三万；河南、湖南再次之，分别为二百九十三万和二百四十八万。非正常死亡人口占灾前人口的比例排序，安徽第一位，为18.37%，四川第二，为13.07%，贵州第三，为10.23%。这是三年的总和。我们无法确切得知截至一九六○年十月时的数字。
  假设只占三年总和的二分之一，则为一千六百二十五万；如占三分之二，则为二千一百六十六万。
  姑取中数，将近一千八百九十五万，这是六十多次唐山地震才能达到的死亡人数！
  基层干部问题极多，坏人不少。用毛泽东的话说，“三分之一地区的不好形势，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
  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
  他把问题的最终缘由归结为阶级斗争，基层干部里对社会主义仇视的“坏人”的破坏。
  一段时间以来，毛泽东看到不少反映农村严重情况的报告。他开始有些寝食不安了。据说，从十月开始，毛泽东开始吃素，不吃肉了。他对护士长说：“国家有困难了，我应该以身作则，带头节约，跟老百姓共同渡过难关，不要给肉吃，省下来换外汇。吃素不要紧。”
  身材高大的毛泽东这时的体重下降到七十五公斤。
  一九六○年十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六日，毛泽东召集华北、中南、东北、西北四个大区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要负责人开会，听取他们关于农业情况的汇报，主要是讨论如何纠正和堵塞“共产风”的问题，以及问题严重而暴露比较早的山东、河南两省的问题。
  河南省委主要负责人汇报了信阳事件，大家十分震惊。会议对他进行批评，指出他在政策上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
  左倾错误酿成的后果已经如此严重，必须采取紧急措施加以纠正。
  中央委托周恩来主持起草《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的紧急指示信》，即《十二条》，经毛泽东审改后，于一九六○年十一月三日发出。
  《十二条》在充分肯定成就伟大而且史无前例、总路线完全正确、人民公社无比优越、整个形势大好的情况下，要求从所有制、按劳分配等方面纠正“一平二调”的“共产风”。
  规定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至少七年不变，按劳分配制度至少二十年不变。  
  其中第二条，食堂等集体福利事业借用房屋家具，承认社员的所有权，付租金；第七条，在分配给社员个人消费的部分中，供给部分与工资部分三七开。
  能实行伙食供给制的就实行伙食供给制，不能实行伙食供给制的就实行粮食供给制，不能实行粮食供给制的就实行粮食半供给制。
  实行粮食半供给制的时候，口粮还是按标准全部发给食堂，在供给范围以外的那一部分口粮，价款由各人所得的工资中分别扣除。   第九条“安排好粮食，办好公共食堂”的全文如下：
  “公共食堂必须办好。‘政治到食堂，干部下伙房’，是办好食堂的关键。
  食堂一定要由在食堂入伙的人民主管理。管理员、炊事员应该由品质好、作风好、成分好、办事公平的人担任，必须民主选举，并且随时接受群众的监督。
  食堂帐目必须按月公布。 坚决实行以人定量、指标到户、粮食到堂、凭票吃饭，节约归己的制度。
  各人节余的粮食，愿意要粮的发粮，愿意要钱的发钱，坚决兑现。
  “公共食堂的制度必须坚持。
  但是，在北方，在严寒季节和燃料缺乏的地方，经过县委批准，可以允许采取由食堂统一管理、由各户分散做饭的临时办法，适应社员家庭取暖的需要。
  “食堂必须自己种菜，自己养猪，大搞副食品的生产，逐步做到：粮食由生产队供应，油盐柴菜从食堂自己生产和经营的副业收入中解决。
  食堂还必须大搞瓜菜和各种代食品，实行粮菜混吃，既节约粮食，又保证吃饱。
  “食堂种的菜、养的猪和打的柴草等等，不能在食堂与食堂之间无偿调拨。必须进行调剂的时候，一定要按照自愿两利、等价交换的原则办事。
  食堂自给有余的蔬菜和柴草，可以到市场出售。”
  同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贯彻执行“紧急指示信”的指示》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在十二月中旬以前“必须原原本本地向群众传达，不折不扣地切实执行”。
  供给制与工资制三七开和食堂制不在这次反左的范围之内，仍然继续坚持，未见松动。
  中共中央紧急指示信发出后，毛泽东密切关注着各地贯彻执行的情况。
  他“看到反映农村严重情况的报告越来越多，包括像信阳事件那样的报告，对他震动极大。
  ‘五风’造成的损失是惨重的。粮食严重减产，农村中饿病逃荒死人现象大量出现。
  特别是在有些地方，干部蜕化变质，违法乱纪，摧残人命，无法无天，使人感到，这种地方已经不是共产党领导的天下了。”
  一九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至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分析了当前的农村形势，这时对“存在着性质不同和程度不同的严重问题”的县、社、队的估计，缩小为百分之二十。  
  总结了各地整风整社试点经验，讨论了进一步开展农村整风整社运动和贯彻执行中央十二条紧急批示的问题。  
  一月二十日发出《中央工作会议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要求彻底检查和纠正“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生产风、特殊化作风、强迫命令风，要彻底反对贪污、浪费、官僚主义。
  要求必须彻底清算平帐，坚决退赔。退了东西，赔了钱，还必须向群众作检讨。
  “以人定量、粮食到堂、凭票吃饭、节约归己的办法，必须切实实行。
  社员节约的口粮，除了确实自愿要钱不要粮的以外，一律发给粮食”。所谓粮食“到堂”者，到公共食堂也，坚持食堂制仍然不在话下。
  只要左的方针不变，供给制不取消，食堂仍旧坚持，问题是得不到根本解决的。整顿得再好，也只治标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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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大规模调查研究

  左倾错误的继续发展，使得国民经济发展从一九六○年下半年已经开始面临严重的困难。
  一九六一年初，“据公布的统计数字，一九六○年粮产二千八百七十亿斤，比一九五九年减产五百三十亿斤，人口净减一千万人。”食堂暴露的问题越来越明显，实在办不下去了。
  在北京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一九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至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上，毛泽东对形势已有所认识。
  他在闭幕时的发言中说，“现在看来，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要那么十分急。
  十分急了办不成事，越急就越办不成，不如缓一点，波浪式地向前发展。”这就是说，他认为左一套做法不是错了，而是“急”了。
  全国人民付出这样大的代价，使他认识到这一点已经很不容易了。即使认识到这个水平，对今后的降温也是十分重要的。
  他还说，“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我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
  他建议各级领导于一九六一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使自己心里有底，不再只凭想象和估计办事。
  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
  他没有像以前那样亲自进行深入的调查，这是事实，但是说各地的真实情况无一送达他的案头，恐怕很难令人相信。下面食堂出现的问题，在送上的调查、报告中早就不断反映，只因不合他的口胃，故视而不见，或者不予重视罢了。
  正如《毛泽东传（1949－1976）》的作者所说，“毛泽东的性格，凡是他认定的事情，非坚持到底不可，谁都难以改变。”但形势已经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他可能已经感到，再坚持下去是要出大乱子的。
  国民经济发展的恶劣形势，迫使毛泽东不能继续沉浸在虚言假话吹成的“大好形势”之中，而必须认真对待真实情况了。或者面临崩溃，或者改弦更张，不得不重新抉择。
  国民经济主要症结在农业，农业的症结在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农民的积极性最主要的问题是三级所有制问题和食堂问题。
  要想挽狂澜于既倒，必须从这里开始。
  国民经济的现状使得毛泽东意识到，共产主义不是左倾方针就可很快到达的，违反客观经济规律必然受到惩罚。
  他决心从农业，从三级所有、供给制、食堂等问题入手解决。 他必须实事求是地了解和承认事实真相。
  其实，事实真相早就反映很多了，只不过他不认为那是真相而已。他要自己转这个弯，所以开展大规模的调查研究。
  一九六一年一月十四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按照毛泽东的意见，要求国民经济要波浪式、螺旋式发展，提出在大发展以后需要“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会议结束后的第三天，即一月二十日，毛泽东命令三大秘书：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田家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陈伯达、和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胡乔木，各带一个调查组，每组六人，分别去浙江、广东和湖南的生产队调查。
  十天到十五天后，到广东与毛会合。
  在给田家英的信中，只要求调查“最好的”和“最坏的”生产队，但对调查内容没有提出要求。一月下旬，他亲自到杭州指导三个调查组的工作。
  途中，毛泽东在专列上先后听取了河北、山东、江苏三省党委负责人关于贯彻中央工作会议、八届九中全会精神的汇报，包括调查研究问题，整风整社问题，人民生活问题，轻工业生产和市场问题，这些都是毛泽东当时最关心的问题。看来，这些问题应该也是他让田家英等调查的内容。
  田家英主持的浙江调查组，有关食堂问题得到两种不同的意见。
  在一个点上的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应如何把食堂办好；在另一个点上，群众对食堂有强烈不满情绪，认为食堂难乎为继，应当解散。
  田家英参加了那后一个点的调查，赞成他们的意见。
  当田家英向毛泽东汇报的时候，不少人曾因反对食堂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事记忆犹新，中央刚刚发出强调必须“坚持食堂”的《十二条》批示信，更何况主张维护食堂的大有人在，包括一些高级负责人。 他不能不考虑后果。 但他最后还是勇敢地汇报了真实情况，并陈述了自己的意见。
  二月六日他汇报后，毛泽东说了一些意见：“食堂问题。 按群众要求办事，可以多种多样。
  单身汉、劳力强没有做饭的，要求办常年食堂，多数人要求办农忙食堂，少数人要求自己做饭。
  这个问题要调查研究一下，使食堂符合群众的需要。
  三十户有五户要求办常年食堂的，那就要办。 养猪的要求在家里做饭，是可以的。
  总之，要符合群众的要求，否则总是要垮台的。”
  同一天，毛泽东听取浙江省委负责人江华等汇报时讲到食堂问题，他说：“食堂划小为好，几户人家办一个，大了恐怕对生产不利。要多样化，有长期食堂，有农忙食堂，也有自己烧饭。办食堂一定要适合群众的要求。
  总而言之，不论办什么事一定要适合情况，适合情况了就能增产，适合情况了群众就高兴。”毛泽东听了“食堂难乎为继，应当解散。”的提法而没有发火。
  食堂问题已经不再是摸不得的禁区了。“养猪的要求在家里做饭，是可以的”，也可以有“自己烧饭”，表明毛泽东已经对食堂问题有所松动，为自己原来坚持办下去的立场台阶了。从此，毛泽东开始踏上了逐步解决食堂问题的历程。
  二月十日，毛泽东在江西在听取省委负责人杨尚奎等汇报关于食堂问题时说：办食堂要满足三种人的要求。
  比如没有结婚的单身汉，或者结了婚没有孩子的，他就愿意吃常年食堂，就办常年食堂；比如有孩子的人，农忙时愿意吃食堂，农闲时愿意在家里自己做饭吃，就办农忙食堂；还有一部分人不愿意在食堂吃的，那就满足他，可以不参加食堂。
  二月十一日、十二日两次听取湖南组的胡乔木和湖南省委负责人张平化等的汇报。当张平化、胡乔木汇报食堂问题的时候，毛泽东一开始就提醒说，吃食堂不能勉强，并问，你们这里是不是还勉强？
  胡乔木认为，根据他们的调查，食堂这个制度现在还不算勉强的。他说：“我们原来很留神研究这个问题。长沙县的情况很特别，非常明了，食堂根本不可能散了，它把好多人家连到一起去了，一个食堂就是一个屋场，所谓屋场就是一个小队。”
  毛泽东问：“为什么弄成这个样子？”
  胡乔木说：“这是因为拆房子拆得多，搬房子搬得多，已经搞到这一步，再返回去就没有必要了，群众现在习惯了，他觉得这样有好处。
  我们问了一些贫农、下中农，他们对食堂都还是满意的。他主要是觉得痛快、干脆，不管那么多的闲事了，这个群众还是高兴的。”
  毛泽东又问：“这是并了的，没有并了的呢？ 要走那么远的路去吃饭，谁人来吃呀？”
  张平化接过来回答：“有这个问题。这次我专门回家看了一趟，在大山区里头。他们那个生产队原来有五个食堂，以后并成三个。
  这一次整社，群众要求再分成五个，还有个别较远的单家独户，允许他单独开伙。”毛泽东又问：“你们有没有农忙食堂？”
  张平化答：“没有。 我们有个规定，冬天的时候，晚上可以回家做一顿，因为要烤火。” 毛泽东特别嘱咐：“烤火问题要解决。”
  张平化说：“食堂办得好不好，柴火关系很大。”
  讲到柴火，毛泽东联想到浙江的调查，他说：“浙江同志讲，食堂实际上是一个造饭工厂，它不做菜的，社员把饭打回去吃，回去凉了，又要热一顿，结果柴火两头分散，家庭要烧柴火，食堂又要烧柴火。”张平化说：“我们也有这种情况，因为居住分散，回家他还得煮一次。”
  毛泽东说：“那何必呢？”
  胡乔木接着又谈起他们调查的情况：“我在一个小队里面，住了五六天的样子，他们那个大队食堂搞得好，食堂都有桌子，一桌一桌地坐，我们在那里和大伙一起吃饭。
  吃饭还是有保证，粮食、菜、油、盐这些都有保证，所以社员对这一点还是满意的。”
  张平化紧接着说：“食堂办得好，它是受社员欢迎的。办得好的食堂，把各家各户的特点都照顾到了。”
  毛泽东在湖南听到的都是对食堂肯定的话，这与浙江的调查正好相反。
  他进一步提问：“既然社、队有一、二、三类，难道食堂就没有三类的？”
  张平化说：“去年我们排了一下，办得比较好的占百分之十；办得差一点的占百分之二十。 总的来说，垮食堂还没有成风。”
  胡乔木又补充了一句：“它遇到灾难的时候，还起到很大的作用。”胡乔木调查的是一个好生产队，所以食堂情况也比较好。
  由陈伯达带队的赴广东调查组在新兴县和南海县调查。
  在新兴县达里洞公社蒙坑大队，找了梁纪南等干部群众了解情况，并到公共食堂、粮仓去察看。他们了解到，分配上实行平均主义，大家都到公共食堂吃大锅饭。就餐人数和就餐地点不固定，吃饭不限量，造成粮食大量浪费，很快就出现粮食紧张的局面。这一切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整个大队农民收入大幅度下降( 每人日劳动报酬都降至 0.4元 )，群众在公共食堂吃不饱饭，很多人患了水肿病，有的甚至饿死。
  二月十三日，毛泽东抵达广州。
  十九日，他接到广东调查组的《调查纪要》。《纪要》认为，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主要表现在供给与工资的比例、公共食堂的某些制度上。
  公社干部认为，“劳动力强的和弱的都一样地吃，能挑百斤泥的人没有劲了，劳动力弱的也不积极，有些人就‘走自发’，谁也瞧不起工分了。”
  三月五日，在广东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在庐山会议之前，我们对情况的了解还是比较清楚的，但在庐山会议之后就不大清楚了。因为庐山会议之后一反右，有人讲真实话，讲困难，讲存在的问题，讲客观实际情况等等，都被认为是右的东西。
  结果造成一种空气，不敢讲真实情况了。相反就产生了另外一种情绪，不讲实际了。”
  毛泽东之所以对食堂问题较前有所松动，是因为他开始对庐山会议的后果有所反思了，这时开始认真分辨真话、假话了。
  在会议进行中，毛泽东问周恩来，今年的钢产量能不能搞到去年的水平。
  周恩来回答毛提出的问题，汇报钢、煤的生产和市场供应情况。汇报进行中，毛泽东却突然打断周恩来的话，把话题转到了食堂，说“食堂可以搞多种多样，有长期的；还可以办农忙食堂；另外一些人可以让他去家里单独吃，但是这一种我们不提倡。”他接着又说，“总而言之，要适合群众的要求，要反映群众合情合理的要求。食堂也是一样。”  毛泽东只按照自己的思维进程行事，甚至对周恩来应有的礼貌都不顾了。
  由此也可看出，此时此刻在他的心目中，食堂比钢铁问题重要得多。
  他似乎是在检讨：“不要批文件过多，过去我也是热心家，也批了许多文件。我就批了贵州关于食堂问题的那个文件，结果对各省影响很大。”
  这就是前面提到的，一九六○年二月二十四日，贵州省委向中央并毛泽东汇报地、州、市委第一书记会议讨论农村公共食堂问题的文件，毛泽东批示要求公共食堂“全国仿行，不要例外”，达到并超过贵州省的水平。对于这个指示，毛泽东已经是第二次检讨了。（第一次是一九六○年八月十日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
  三月七日，毛泽东向王任重了解湖北农村情况。
  他又谈起食堂问题，说：“参加食堂也是要大家愿意。如果不愿意就搞农忙食堂，不愿意吃食堂的也可以让他在家里吃。”
  但他又说：“我们办食堂这个制度是肯定了的。”
  王任重说：“食堂不办不行，肯定还是要办，因为妇女要参加劳动，还有一部分贫农确实要吃食堂。
  但有一部分中农也确实不愿意吃食堂，因为不如家里吃得好。”
  毛泽东说：“城市里头吃食堂的人才占百分之四十，农村有百分之二十的人吃食堂就行了。”
  王任重说：“河南他们还是肯定吃食堂，现在就是一个烧柴问题。好多人去拾柴供应食堂，结果没有多少劳动力去搞生产。
  有的拆房子烧，有的拆桥烧，有的甚至把修好了的水闸拆了当柴烧。”
  毛泽东说：“那就非得改变不可！”
  在食堂问题上，这时的王任重比毛泽东还左。
  毛泽东的真实想法到底如何？有关公共食堂的调查研究结论，到底有无禁忌？
  人们并不摸底。所以很难说清，这时王任重是真的主张办食堂，还是出于摸不透毛泽东的真实意图，慑于庐山之鉴，不敢否定食堂。
  当时，在领导干部中，这样的同志可能不少。
  三南会议期间（中南、西南、华东三个地区的大区和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参加、在广州开。），中央和省委调查组请了新兴县里洞公社蒙坑大队总支书记梁纪南和苏品芳到广州来，于三月十四、十五日就有关人民公社的几个重要问题与他们交换意见。
  关于食堂问题，他们主张粮食分到户，农忙办食堂，这样生产队菜地就有可能给市场提供更多的菜，社员也能养猪、积肥。
  三月十三日，“三南会议”最后一天，毛泽东讲到食堂问题时说，“有些食堂难以为继。
  广东有个大队总支书记说，办食堂有四大坏处：一是破坏山林，二是浪费劳力，三是没有肉吃（因为家庭不能养猪），四是不利于生产。
  前三条都是讲的不利于生产，第四条是个总结。这个同志提出的问题值得注意。
  这些问题不解决，食堂非散伙不可，今年不散伙，明年也得散伙，勉强办下去，办十年也还得散伙。
  没有柴烧把桥都拆了，还扒房子、砍树，这样的食堂是反社会主义的。
  看来食堂要有几种形式，一部分人可以吃常年食堂，大部分人吃农忙食堂。
  北方冬季食堂非散伙让大家回家吃饭不可，因为有个取暖的问题。”他这里提到的食堂情况，就是新兴县里洞公社蒙坑大队梁纪南向广东省委常委、副省长安平生写信反映的。
  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的毛泽东正式肯定对食堂的批评意见。
  他没有把这位广东的大队总支书记说成是阶级敌人、富裕中农或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而尖锐地指出“这样的食堂是反社会主义的”。
  此时，毛泽东在解决食堂问题上已经迈出了一大步。 不过他还没有要彻底解散食堂的意思。
  这次调查研究的成果是显着的。
  其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果，实际上是国民经济的发展已经遇到了极大的困难，特别是农业生产遭爱严重破坏，农村凋敝，饿殍遍野，使得毛泽东不得不放弃过去坚持的错误政策。但这种转弯需要寻找一个体面的方式。调查研究可能是最好的下台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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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农业“六十条”（草案）开始了对食堂的否定

  一九六一年三月十四日晚上，毛泽东在广州召开中央中央工作会议，主要围绕公社体制问题、食堂问题、供给制问题进行了讨论。
  对待这些问题，特别是食堂、供给制问题，意见仍是很不一致的。但会议最后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六十条”草案）
  “六十条”草案中的第三十四条是这样写的；“在一切有条件的地方，生产队应该积极办好公共食堂，真正做到便利群众，便利生产。
  公共食堂必须严密制度，杜绝贪污；必须实行民主管理，定期选举工作人员和公布账目。公共食堂必须真正实现自愿参加的原则，根据具体情况和社员要求，可以办全部人参加的食堂，也可以办一部分人参加的食堂；可以办常年食堂，也可以办农忙食堂。在居住分散或者燃料困难的地方，也可以不办公共食堂。社员的口粮，可以分到食堂，指标到户，节约归己；也可以分配到户。口粮分配到户的办法，可以分期发，也可以一次发。”同时，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给全党同志的信》。
  信中提到，“关于群众生活的问题，例如供给制问题，食堂问题，特别要慎重处理，绝对不允许把群众（尤其是生活困难的群众）丢下不管。
  同时，还要防止坏分子乘机进行反动宣传和破坏活动。”
  “六十条”在食堂问题上有了较大的松动。
  规定强调“在一切有条件的地方”办好食堂；允许多种形式的食堂存在；特别关键的是，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不办食堂”。比起过去的规定有了一定的灵活性。
  广州会议闭幕后，从中央领导人到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包括毛泽东直接领导的三个调查组，带着“六十条”草案，深入基层，征求意见，开展更大规模的、更加深入的调研。
  四月九日，毛泽东在长沙先后与张平化（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胡乔木谈话。
  张平化说：“讲食堂好的，讲得很多；讲食堂坏的，也讲得很多。我听了以后，觉得原来自己对食堂的看法有些片面，好像不喜欢食堂的就是那些富裕中农。”毛泽东说：“才不是哩！”张平化说：“现在看来不见得。”毛泽东肯定地说：“不是。愿意参加食堂的是少数人。
  食堂的确存在这几个问题，所说用工太多，浪费劳动力嘛！浪费柴火，破坏森林嘛！还有浪费粮食，再一个就是社员不能养猪。
  得两头搞，一头是搞食堂，一头是家里开伙。”毛泽东对张平化说，“供给制，是多劳多得，还是多劳不能多得？平均主义问题嘛！食堂也是个平均主义问题嘛！”张平化顺着毛泽东的意图逐步试探的神情，跃然纸上。
  平均主义是毛泽东反左的主要内容之一。把食堂看成是平均主义问题，意味着毛泽东明确地否定公共食堂了。
  同一天，胡乔木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的家乡韶山大队的情况。
  关于这次谈话的情况《毛泽东传（1949－1976）》也有十分生动的记录，现把其中关于食堂问题转抄如下。胡乔木说：“食堂问题在目前特别突出。干部很敏感，群众也很敏感，一谈就是食堂。
  原来我在长沙看到的情况，是食堂搞得好的。
  同时还有这么个原因，就是过去省委一贯强调这个东西，干部不敢议论这个问题，群众也不敢议论，所以就没有发现怀疑的言论了。
  这回‘六十条’这么一说，好些大队反映，说念这一条的时候，群众最欣赏的是末了一句：‘可以不办’。
  我们在韶山大队为着先试探一下，找三个小队长和这三个小队的一部分社员，一起座谈‘六十条’里面的主要问题。
  座谈会一开始，就对食堂问题展开了非常尖锐的争论。双方都举出理由，针锋相对。”毛泽东问：“你参加了？”
  胡乔木答：“我参加了。
  我们原来都没有这个思想准备。我原来对于食堂还是比较热心的，经过几次辩论以后，觉得他们提出不办食堂的理由是有道理的，是对的，应该考虑。”
  胡乔木列举了一些理由，肥料减少了，山林被破坏了。毛泽东说：“还有，浪费劳动力。浪费劳动力，破坏山林，不能养猪，就是广东提的那几条。还有一条，是不是浪费粮食的问题。”
  胡乔木说：“他们也讲到这个问题。家里吃饭，多一点少一点，他就是量体裁衣了；而吃食堂呢，有那么多定额，反正要吃掉，吃掉了还觉得不够，吃得不好。”
  毛泽东又说：“还有一条，在食堂吃饭没有家里搞得好吃。”接着又问：“现在马上散行不行呢？”
  胡乔木答：“农村里头有些问题了。”
  毛泽东：“锅灶、柴火、粮食。”胡乔木：“主要还有房子问题。
  根据韶山公社五个大队的统计，八十九个食堂，已经散掉五十个，讨论‘六十条’以后，估计还要继续散。”
  毛泽东又问：“他要维持干什么呢？”胡乔木：“有个思想没有解放，因为省委宣传部宣传得比较久，都说食堂是社会主义阵地。”
  毛泽东：“河北也是这么宣传的嘛，什么社会主义食堂万岁。” 胡乔木：“《人民日报》写过社论，也说公共食堂万岁。
  我觉得，第一，现在解散有利；第二，现在可以解散。”毛泽东：“要看现在有没有锅灶，有没有粮食，有没有柴火，有没有房子。”
  胡乔木根据实际调查的情况说：“我们倾向于快一点解决为好。虽然有些困难，分过了之后，群众还是会陆陆续续自己去解决的。”
  胡乔木这次对食堂问题的汇报与上一次汇报不同了。
  他的汇报，把广大群众对解散食堂的迫切希望和要求，活龙活现地展示出来，给人以身临其境的感觉。所以，毛泽东听完汇报后说：“听你这一讲，我现在到韶山去，也看不出什么名堂出来，还不是你讲的这一套。”
  湖南调查组关于食堂问题再调查的结果，对毛泽东后来下决心全部解散食堂，肯定是有重要影响的。
  胡乔木又汇报分配问题。 他说：“食堂问题也跟分配问题连在一起，如果把食堂问题解决了，分配的问题也就好解决了。”
  四月十四日胡乔木报送了四份材料。 第一份材料是《关于在韶山公社解决食堂问题的报告》。
  报告说，“在韶山公社干部和社员讨论农业六十条的时候，我们遇到的最突出问题就是公共食堂问题。
  从群众反映看来，大多数食堂目前实际上已经成了发展生产的障碍，成了党群关系中的一个疙瘩。
  因此，我们认为，这个问题愈早解决愈好。”
  报告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它同工分值降低、社员收入减少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直接联系在一起，又在群众的日常生活中引起了许多不便。
  生活用工往往占生产队全部用工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因而大大降低了农业劳动的工分值，直接影响了劳动积极性；食堂不利于发展养猪等家庭事业，粪肥减少，生产队和家庭事业收入都减少了；食堂烧大柴，破坏山林，同时又减少了灰肥；食堂供给制使得许多辅助劳力本来可以劳动的，也不劳动了；很多社员感到吃饭“不自由”，纠纷增多了；基层领导干部领导食堂比领导生产花的精力更多。
  报告说“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食堂势在必散，而且散了并不是什么损失，反而对整个工作有利。”
  韶山公社六个大队的汇报会，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参加了。 会上决定，每个大队除了研究一个可以办好的食堂之外，研究一个食堂的有领导地分散，以便取得经验。
  “这个经验证明，群众要求散的食堂不但应该散，而且可以散得很快很好。”  
  这份报告最后讲了实情：“事实上，韶山公社各大队的食堂，在讨论六十条以前即有一半处于停顿状态，在讨论六十条以后，散的已经是绝大多数，而且散了以后，对生产只有好处。”
  并且说，“因此，我们认为，对于这个问题应该毫不犹豫，当机立断。如果群众确实要办的，也应该独立核算，同生产队的包工和分配分开，以便提高劳动日的工值和克服社员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现象。”
  胡乔木报送的第二份材料是《韶山公社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情况简报》。
  报告举出大量数字说明，多数人不自愿办公共食堂。 有的社员说：“只要允许私人煮，沙罐王也要过好生活。”
  胡乔木报送的第三份材料是《关于韶西大队杨家生产队食堂分伙后的情况简报》。
  《简报》说，农业六十条与干部、群众见面后，杨家生产队召开了管理委员会，一致同意马上散食堂。
  接着又开了社员会，经过讨论，从第二天起就正式分伙做饭。
  干部和部分社员向我们反映，散食堂以后出现了如下情况：第一，节省了很多福利工。第二，提高了劳动积极性。第三，增加了肥料。第四，节省了烧柴。第五，社员用粮更加灵活，更加精打细算，能节约用粮。第六，为吃粮、吃菜而互相怀疑、“扯皮”的人和事少了。由此看来，真正是群众要求散的食堂不如早散为好。
  胡乔木报送材料时给毛泽东的信中讲到湘乡死人的情况：“我们原听说邻近韶山的原东郊公社现龙洞公社死人情况严重（从一九五八年十月到一九六一年三月，三个大队死七百零七人，占现有人口百分之十三点五），拟去该处调查。结果因为道路不便，临时到原东郊公社现陈赓公社的楠香大队、七星大队、水底大队、石匠大队的几个生产队看了一下，发现这几个大队的情况也很严重，楠香和石匠两大队三年来死亡率都达百分之二十左右。据县委说，全县三年约死三万人，去年约死二万人，而以去年年底最为严重。全县病人在去年年底达七万人，现已减至一万余，但我们去的地方，有些生产队病情尚未停止。经过彻底整风的地方，群众敢于讲话，气氛较好，倒是一类二类的队，因为没有整风，现在问题反而多些。全县粮食都由大队而不由小队保管和加工（据说邵阳全区从一九五八年以来就这么办），对于社员安排口粮和发展养猪都很不利。”
  “未经整过风的社队，县委也准备在插秧后着手整风。湘乡原被认为一类县，从我们所看到和听到的问题说来，其严重不下于湘潭，而在去年年底大量死人这一点上还有过之。”
  胡乔木报送的这些材料，对食堂问题的最后解决起了催化剂的作用，是非常关键的。
  毛泽东于四月十五日上午写了批语：“张平化同志：胡乔本同志来信一件及附文四件，送上请阅。
  我看可印发你们的三级干部会议各同志，予以讨论。
  请在今日印好发出。发出时，请送刘少奇同志、王任重同志、王延春同志各一份，送我二十份，为盼。”
  四月十六日晚，毛泽东召集刘少奇、陶铸（时任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胡乔木、王任重开会。会上，“谈到食堂问题，大家都认为这是脱离群众、最不得人心的一件事。办了公共食堂妨碍了生产的发展，对于救灾非常不利。”
  这段时间，中央及地方的许多负责同志根据毛泽东的要求到各地调研公共食堂问题。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小平和田家英一道起草一个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要求各省、市、区党委的负责同志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起草委员会的委员们五月十五日前来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
  会议的任务是继续广州会议尚未完成的工作：收集农民和干部的意见，修改工作条例六十条和继续整“五风”。
  要求与会同志在到会前先对农村中的若干关键问题（食堂问题，粮食问题，供给制问题，自留山问题，山林分级管理问题，耕牛、农具大队有好还是队有好问题，一、二类县、社、队全面整风和坚决退赔问题，反对恩赐观点、坚决走群众路线问题，向群众请教、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问题，恢复手工业问题，恢复供销合作社问题）进行重点调查。
  会上要解决的诸多问题当中，食堂问题被毛泽东列于当时农村关键问题的首位。
  他同时也给一些负责同志如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农机部部长陈正人等单独发函，要求进行调查。
  四月二十六日，中央发出《中共中央转发毛泽东批示的几个重要文件——胡乔木关于公社食堂问题的调查材料》全文如下：“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根据
  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现将胡乔本同志的一封信和附文四件转给你们，请你们仔细研究，作为研究和解决食堂问题和有关问题的参考。
  这个文件是否转发至下级，由你们自行决定。”
  转毛泽东发胡乔木的调查材料，实际上是在向中央工作会议的参加者宣布他要解散食堂的意图，反对公共食堂问题已经不会被扣上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了。
  在这段时间里下去调查并向毛泽东汇报的负责同志很多，例如朱德到四川、河南、陕西进行调查；刘少奇到长沙和他的故乡湖南宁乡县调查；周恩来到河北武安县伯延公社调查；胡乔木到湖南调查；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在思茅地区普洱、景谷两县调查；邓小平和彭真在北京顺义、怀柔调查；张平化在湖南省浏阳县文家市公社大江大队调查，等等。
  他们向毛泽东报告的信函中的反映的公共食堂存在的问题大体包括：浪费劳力、浪费时间、浪费烧柴、群众不便、平均主义、和发展私人养猪、家庭副业有矛盾等，没人强调公共食堂的优越性。
  他们所反映的群众对公共食堂的态度是：周恩来报告说：河北武安“绝大多数甚至于全体社员，包括妇女和单身汉在内，都愿意回家做饭”；朱德报告说：豫东地区
  “允许群众回家做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浮肿病即下降百分之四十至五十。”
  胡乔木报告说：韶山公社对于在短短的三天时间内基本解决全公社的食堂问题，“群众反应热烈的程度难以想象，有的甚至说这是‘第二次解放’”。“有农民说，六十条只要三条就能吃饱饭，一是不办食堂，二是按劳分配，三是超产全奖”。
  张平化报告说：湖南省浏阳县文家市公社大江大队的群众“对农业六十条非常欢迎，对小自由表现非常积极”；“听到食堂可以不办，就认为是‘松了绑’”。
  “有人说：‘共产党是走群众路线的，现在两条群众路线，已经走了一条，食堂可以不办了，还有一条，就是分田到户，迟早也是要走群众路线的。’”只有邓小平、彭真在北京顺义、怀柔的调查认为“食堂问题比较复杂”，
  “群众意见很不一致。”
  “近郊菜区入食堂的多些，远郊区各县入食堂的少些；一类队，收入少，甚至一二类队，食堂办得糟的，入伙的很少，有的全部散了。
  有的，在同一个大队中，有的生产队全退了伙，有的生产队，吃食堂的却仍有百分之二三十、五六十，甚至更多的。”
  “现在情况还在变化，有些人退出食堂自炊一个时期后，又要求入食堂，散了食堂的地方，也有少数人要求再办。”他们认为，“吃不吃食堂的问题，比较复杂，不能像供给制一样，一刀两断地下决心。
  尤其要走群众路线，让社员慢慢考虑，好好讨论，完全根据群众自愿，他自己感到怎样合算就怎样办。”
  这是最近一段时间内最为欢迎食堂的情况反映。
  五月十四日，毛给张平化的回函说，“你的这封信，可发湖南全省各地、市、县、社党委研究，仿照办理。
  都要坚决走群众路线，一切问题都要和群众商量，然后共同决定，作为政策贯彻执行。各级党委，不许不作调查研究工作。
  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做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  
  毛泽东承认“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是要“害死人的”；而这种害死人的政策，乃是“党委少数人”“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做出的。
  他一再坚持的公共食堂政策，正是这样的政策，导致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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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农村公共食堂的终结与《食堂报告》案的平反

  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一日至六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修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形成《（修正草案）》，于六月十五日公布。
  《（草案）》共计十章六十条，简称“农业六十条”。  第五章第三十六条：“在生产队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
  凡是要办食堂的，都办社员的合伙食堂，实行自愿参加、自由结合、自己管理、自负开销和自由退出的原则。
  这些食堂，都要单独核算，同生产队的财务分开。”“生产队对于社员办的食堂，应该给予可能的支持和帮助，但是在经济上不应该有特殊的待遇。
  对于参加和不参加食堂的社员，生产队都应该同样看待，不能有任何的歧视。”
  “社员的口粮，不论办不办食堂，都应该分配到户，由社员自己支配。
  口粮分配到户的办法，可以在收获后一次发，也可以分期发。”
  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自己决定，对参加或不参加食堂的社员同样看待，终于把选择吃饭方式的权利还给了农民。不参加食堂不再是富裕中农思想，不再受“辩论”。
  对不参加食堂吃饭的社员不能有任何的歧视，他们可以堂堂正正地做人了。
  食堂问题的彻底解决，亿万农民的感受正如湖南农民所说，是“松了绑”，得到了“第二次解放”。六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坚决纠正平调错误、彻底退赔的规定》，要求各级党组织必须下最大的决心，坚决纠正平调错误，全部、彻底进行退赔。
  规定的处理原则中，农民被平调的生活资料，如房屋、家具、锅、碗、刀、灶、炕、床、被、衣、缸、桶等，与生产资料一样，应该首先退赔，并且主要用实物退赔。
  其中包括了在大办食堂而平调社员的有关物资。  食堂终于解散了，社员为建立和维持食堂而无偿提供的物资得到了应得的退赔。
  至此农村公共食堂问题总算划上了句号。
  毛泽东在北京会议上承认，庐山会议以后，“把好人、讲老实话的人整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现在看是犯了错误”。“凡是冤枉的人都要平反。”（《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 6月版，第 273页。）
  经济所昌黎“试验田”的《食堂报告》和作者们的命运也因此得以改变，毛泽东点名下令平反。
  一九六一年初调查研究食堂问题时，毛泽东对王任重说，“看来，过去过分强调办农村公共食堂是不对的。”
  还说，“一九五九年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有一个调查组到河北丰润县作过调查，不赞成办农村食堂，调查组的同志还因此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在看来当时只有那个调查报告是正确的。”
  他在广州对胡乔木也谈了这个看法。
  胡乔木于一九七八年时说，“一九六一年，我在广东参加搞人民公社六十条的时候向毛主席提到经济所的调查，主席当时早已察觉了这个问题，说看来他们的意见是对的。
  我说他们受了处分，主席说赶快撤消。”
  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七日，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在党组扩大会议上说，“董谦为食堂问题被批判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在主席、少奇同志指示要平反。”
  经济所昌黎“试验田”一案至此宣告结束。经济所昌黎“试验田”的《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几个问题》产生于一九五九年五月，董谦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撤消于一九六一年五月，前后历时整整两年。
  《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几个问题》只是一篇短短调查报告，其用意不过是向上级反映一点所看到真实情况，提出一些改进建议而已。作者们完全没有想到它会引起如此轩然大波，在庐山会议上变右倾机会主义的典型。
  毛泽东对这个报告的认识，从最初的不表态，到定性为“右派”意见，再到“当时只有那个调查报告是正确的”，呈现马鞍形的大波动。
  这个波形全程长达两年，与数以千万计的所谓非正常死亡，与数亿农民的身心苦难紧密联系着。
  作为《食堂报告》的起草人，并没有因为得到平反而欣喜。因为所谓平反，只是承认其无罪而已，并非有功。
  实际上《食堂报告》变成了无效劳动，没能对食堂政策的调整有所帮助。
  半个世纪过去了，领导者们谁曾为数千万饿死的冤魂做过虔诚的悼念、致哀？谁曾给过数亿遭受苦难的农民一点物质补偿？
  谁曾勇敢地承担责任，向他们低下头来说一声对不起呢？
  谁曾想到做点什么以使后世永远不会忘记这样的悲剧，而不是尽量缩小事实、回避问题，抹杀人们的记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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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农村公共食堂兴散的启示

  从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社论《办好公共食堂》发表开始，到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五日《六十条（修正草案）》正式公布为止，全国数亿农民吃了两年八个月的公共食堂。
  在机械化水平极低、以人海战术为基础来进行的大规模水利工程建设过程中，临时性的公共食堂在提高劳动力出勤率方面曾经起过一定的作用。但强行把食堂普及化、常年化，作为全体农民军事化、组织化、集体化的手段，成为人民公社组织的基本内容之一的时候，恰似多走了一步的真理，食堂变成荒谬的事物。
  各项左倾措施的影响使得全国百姓“饿了两年饭”，“有不少的人害过浮肿病”，甚至在全国范围许多地区出现饿死人的现象。
  对于如此严重的后果，吃饭不要钱的食堂起了推波助澜的恶劣作用。
  “七分人祸”严重挫伤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破坏了农业生产力，给国民经济建设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也大大损害了共产党在人民心中的形象。
  农村公共食堂是当时左倾思潮的代表性产物，它的兴衰始末聚集很多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其中苦涩足供几代人品味。
  经验、教训不是我这样的平民可以妄谈的，只想就此谈些个人体会。
  人民有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农民吃不吃公共食堂，似乎只是吃饭的形式问题，比起整个国民经济工业、农业生产建设事业以及文化、外交国防等各项事业来，是微不足道的。
  但是，民以食为天，俗话说，“一日三餐不可少，一顿不吃饿得慌”，吃饭一事是群众最为切身的利益。这件事情处理的正确与否，关系到全国数亿农民的切身利益，直接影响他们的情绪和生产积极性。
  作为个体的农民，每家每户都有自己传统生活方式的自由，完全可以自行解决。自由选择生活方式是公民应有的权利。
  如果把生产、分配以及生活方式的选择都变成为集体行为，以政府行为强制个人进公共食堂吃饭，情况完全不一样了。
  集体和政府承担了责任。过去吃不饱吃不好是农民自己的事，食堂化后吃不饱吃不好，农民当然要找集体、找政府了。
  这是集体和政府不可能做好的事，一定要这样做，无异于给自己背上一个根本背不动的沉重包袱。  
  更重要的是，在生产资料已不属于自己、连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和权利都已失去的农民，已经不成其为现代意义上的公民，而近乎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封建农奴了。毛泽东引用孙中山的话：“事有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为先知先觉者决志行之，则断无不成者也。”这话确实没错。
  农村公共食堂在当时就是一个既不顺乎天理、应乎人情，也不合乎人群之需要，更不适乎世界之潮流的东西。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战后复苏的世界经济在高速增长，许多小国和落后地区的经济正在起飞。
  同一时期，我们国家的最高领导却花费大量宝贵的时间和精力，起劲地干那悖乎天理人情不得人心的蠢事。
  公共食堂在毛泽东以全党全国之力的强大支撑之下最终还是垮了。
  正如毛泽东所说，“不合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掉，人为地维持不垮是不可能的”。
  自由选择生活方式是公民应的基本权利，不是可以任意剥夺的。
  试图剥夺人权的事肯定不合乎人群之需要，不合乎历史要求，更逆溯于世界潮流，怎么可能不垮呢。
  公共食堂的推广是空想社会主义的一次大试验，也成为中国古代贫苦农民平等愿望的大实践。  
  李锐在分析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形成有诸多原因，包括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冲击、中国小农经济的影响、现行体制的障碍和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的负效应、个人崇拜与标新立异的心态、狭隘的经验主义和实用的教条主义等等。就食堂问题而言，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和小农经济的平均主义思想对他的影响，可能是重要原因。毛泽东在青年时代曾受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构想过改造社会的“新村”蓝图。上世纪五十年代，据说当时在领导层中，空想社会主义颇感兴趣的不只毛泽东一人。
  毛泽东之所以坚持大办食堂，从主观方面看，他可能是真心地希望贫苦的农民百姓都不愁吃穿，希望食堂能够解决亿万农民的吃饭问题，使他们既能过上好日子，又能全力以赴地投入生产，早日进入吃穿不愁，大家一样的共产主义社会。
  达到这个目标的时间越短越好，一县范围甚至一社范围也行。他也欣赏斯大林说的“集体农庄加食堂就是公社。”
  他认为公社就是共产主义的理想模式；食堂是公社的基本内容之一，反对食堂就是反对走向共产主义。几千年的小农经济意识和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平均主义在毛泽东的思想深处也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
  一九五八年底，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期间，正在极力推行人民公社制度的毛泽东对陈寿《三国志》中的《张鲁传》发生极大兴趣。《张鲁传》有一段话的大意是：
  张鲁字公祺，本是沛国丰人。承祖、父之传，在益州（四川）“造作道书以惑百姓”，行“五斗米”教，世号“米贼”。
  后来据汉中之地，“以鬼道教民”。自号“师君”；初来学道的人，都叫“鬼卒”。资深者称“祭酒”，各管理一部分信徒。
  管得多的，为“治头大祭酒”。要求信徒们诚信不欺诈。有病自首其过。大都与黄巾相似。要求祭酒们都作“义舍”，类似驿站。
  将义米肉悬挂于义舍之中，行路者经过，吃饱为限；如果吃用过多，辄会受到鬼道的惩罚。
  犯法者，可以原谅三次，再犯者行刑。不设置官吏，都由祭酒来治理。汉民夷民群众都很高兴这种办法。以此张鲁“雄据巴、汉垂三十年。”
  十二月七日，他在武昌批示印发《张鲁传》，并写了一段批语：
  “这里所说的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像我们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不过那时是神道的，也好。 那时只好用神道。
  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 大约有一千六百年的时间了。
  贫农、下中农的生产、消费和人们的心情还是大体相同的，都是一穷二白。不同的是生产力于今进步许多了。
  解放以后，人民掌握了自己这块天地，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但一穷二白古今是接近的。 所以这个《张鲁传》值得一看。”
  毛泽东认为，历代大小规模不同的众多农民革命斗争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极端贫苦农民广大阶层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一方面，带有资产阶级急进民主派的性质。
  另一方面，则带有原始社会主义性质，表现在互助关系上。
  第三方面，带有封建性质，表现在小农的私有制、上层建筑的封建制——从天公将军张角至天王洪秀全。”
  “带有不自觉的原始社会主义色彩这一点就最贫苦的群众来说，而不是就他们的领袖们来说，则是可以确定的。
  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期间写的，并印发给与会同志的文件。  
  十二月十日，在这个批语的铅印件上，作者用墨笔划去，另写了一篇。
  修改后的批语，基本上没有与当前的人民公社运动等相联系。倒像是一篇单纯评论历史的札记，
  实际上，毛泽东向大会印发材料不可能是为了谈论历史；修改前的批语才能真正代表他当时的心境。
  原来在毛泽东心目中，“义舍”开公共食堂之先河。
  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就类似于一千六百年前五斗米教的“义舍”，吃饭不要钱，吃饱为止。
  他强调了古代和当前的共同点——一穷二白。似乎越穷越要搞吃饭不要钱。
  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他在安徽赞扬“吃饭不要钱，既然一个公社能办到，其它有条件的社也能办到。”
  而且还扩大到穿衣服也不要钱了。中国古代小农经济下的贫苦农民，不患寡而患不均，均贫富是中国农民千百年来的最大愿望。
  供给制和吃饭不要钱，正在最大限度上满足农民的愿望。
  不过，张鲁“义舍”中的免费餐是给行路人准备的，好像并没有命令村子里的所有农民全去白吃；毛泽东的公共食堂超过张鲁者多矣。更有甚者。毛泽东说过，“武王伐纣，实行三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那时恐怕还是奴隶时代。
  为什么公共食堂军队能搞，农村就搞不得？……公共食堂一不死人，二不瘦人，甚至还胖一点，这总不会犯原则错误吧？”他明知道武王是在对奴隶实行三化，却非要把社会主义的农民百姓也军事化、组织化、集体化，难道不是农民奴隶化吗？
  “三化”组织中的农民，即使真的能填饱肚子，还有自由可言吗？
  试图用奴隶时代的三化来组织社会，这不禁令人怀疑起他为了农民能过上好日子的动机是否真纯？
  “公共食堂一不死人，二不瘦人，甚至还胖一点”的预期没能实现，饿死、浮肿、逃亡的残酷现实正在全国农村蔓延，毛泽东正在犯着严重的“原则错误”！
  我们姑且承认毛泽东推行并坚持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其出发点和动机是好的，是为贫苦农民大众谋利益的，但是他急于到达的所谓共产主义彼岸的思想，却是空想社会主义和小农意识的混合物。
  这是极具有中国特色的空想社会主义。 人民为这场大试验所付出的代价是生命、健康、财产和自由。
  错误的思想加上无限制的权力产生极大的破坏力。农村公共食堂问题不是毛泽东一时心血来潮的结果。
  从前面介绍的情况看，农村公共食堂最初并不是毛泽东提出要办的，但是当他发现了这一事物后，推行最力者非他莫属。
  食堂的推广、发展过程，基本上是毛泽东亲自抓的。大量的口头指示、会议讲话，撰写批语、转发文件、召开会议，撰写、修改并定稿中央文件以及报刊社论等等，都表明他全力以赴地搞好农村食堂。在这个问题上，他的个人意愿多于集体意愿，甚至凌驾于集体之上。
  从一九五八年三月成都会议算起，到一九六一年九月北京会议止，三年半时间里，中共中央开了大约二十五次最高领导层会议，几乎所有会议都曾讨论食堂问题。
  他以中共中央的名义签发各种批示。
  从前面叙述的历史过程看，虽然写着“中央认为”，其实并没有经过中央全会或政治局会议的讨论，甚至文件发出前并未向与中共中央其他成员告知。
  各个会议的决议中有关食堂的决定，大多是不加注明地直接引用他的话，或者由他亲自补充修改。
  所以有关食堂问题文件中绝大多数的“中央认为”不能理解为是中共中央集体领导的结论。
  毛泽东个人意志和行动在农村公共食堂问题上起决定性的作用，是肯定无疑的。
  毛泽东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他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
  一九四九年以来的历次运动已经表明，在实际上，他的思想、言论和行动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政府。  
  他拥有实际上的绝对权力，党之内无与抗衡，党之外没有制约。
  在庐山会议期间，周恩来曾经对计委、经委的负责人说过这样一段话：“主席对大家的谈话，有的是启发性的，有时是征求意见性的。
  大家听到以后，不加思考，就以为件件都是主席的决定，就照样传达执行。
  这样一来，以后主席就不好随便给大家谈话了，那主席的日子还怎么过法？
  见了面只好今天天气哈哈哈，或者只有考虑成熟了，一开口就宣布命令。那党内还有什么民主呢?!这实际上等于封锁主席嘛！”
  他举了钢产量指标的例子。
  一九五八年的一千零七十万吨钢，本来主席是提出来问问的，我们没有经过多少调查研究，全党就行动起来，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
  根据谷牧的回忆，“总理讲这番话的时候，神情很严肃，也显得很激动。”事实上，在已经被神化了的毛泽东面前，谁能分辨他的哪句话是成熟还是未成熟的呢？
  在他随时可能将人置于万劫不复境地的情况下，谁又敢不把他的话当成圣旨呢？
  再以前面提到过的张凯帆一案为例。
  张凯帆是安徽省委委员、副省长，毛泽东八月四日收到曾希圣的报告，批示于一九五九年八月十日，十六日就已写入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的决议中去了。
  当然，有两种可能，一是组织部门办事效率极高，对张的所有历史和现行问题的审查在五六天内全部调查清楚，立即结案并由毛泽东宣布。
  另一可能是在此之前已经对张凯帆进行过长期审查，毛泽东批示时早已得到组织部的结论，只是藉此机会宣布而已。
  如果这两者都不是的话，只能理解为毛泽东以其个人的情绪决定“即兴”地将莫须有的罪名强加给全会决议了。
  毛泽东无视公共食堂造成的恶果，坚持“试试看”方针，多次拒绝改正的机会。  
  一九五八、五九年之交，豫、鲁、冀、皖、滇、鄂、苏等许多省份都已出现死亡、浮肿、外逃，这时他曾经认识到了“我们脱离了客观规律。”但他不认为这跟公共食堂有关，坚持认为食堂垮台“是暂时的、局部的”，“总的趋势是发展和巩固”。
  一九五八年年底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把公共食堂的巩固与垮台与共产党、共和国的巩固与垮台相提并论。
  一九五九年年中,中共中央再次强调要“认真地整顿公共食堂”，提出了“积极办好，自愿参加”的方针，规定了“口粮分配到户”的原则。
  在这次整顿中，晋、青、甘、川、皖等省从实际情况出发，取消了供给制，解散了公共食堂。这时正是彻底解决问题的好机会。
  一九五九年七月庐山会议前段，许多中央和省级领导指出食堂问题很多，证实地方解散食堂是正确的。  
  几天以后，反左突然变为反右，公共食堂大大发展，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完全丧失。 其后的时间里，左的错误所形成的恶劣后果被推向极端。
  一九六○年年中在上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做《十年总结》讲话时，已经感到食堂问题严重。  他再次错过改正的机会。
  同年十月份，信阳事件已经出来了，但直到年底，还是强调要把食堂办下去；十一月三日经毛泽东审改后《十二条》中命令还强调“公共食堂必须办好”，坚持搞“粮食到（食）堂”。
  六○年年底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工作会议，据公布的统计数字，一九六○年粮产二千八百七十亿斤，比一九五九年减产五百三十亿斤，人口净减一千万人。”食堂暴露的问题越来越明显，实在办不下去了，这时他才不得不正视现实。  
  饿殍遍野，农村凋敝，国民经济遭受极大破坏，长达三年之久，举国上下无人能够改变毛泽东的意志。
  可见错误思想加上无制约的绝对权力，会产生多么可怕的破坏力。建立一种可以制止这种情况发生、发展的制度是非常必要的。
  调查研究的关键在于领导对调查研究的态度。
  调查研究是毛泽东最为熟悉的工作方法之一。
  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他就提倡调查研究。他的《反对本本主义》写得多么好啊。一九六一年初，毛泽东再次提倡大搞调查研究，并且身体力行，要求大家“要把实事求是的精神恢复起来”。
  他用了大约半年的时间，组织多个专门的调查组，进行没有思想禁区的调查，掌握了人民公社存在的许多情况。
  在取得一定成效，制定相应《六十条》（草案）后，又要求中央及地方主要领导同志再深入基层调查，听取群众意见，《六十条》（修正草案）最终割掉了已经长了两年的各种左的尾巴。这次空前规模的调查活动，一直被人们当成实事求是的楷模。
  通过对食堂兴衰过程的考察，我们感到，认真的社会调查研究，肯定是获得真实情况的好方法，是无可争议的。  
  更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反映真实情况的调研结果是否能够得到上级领导的正确对待。  
  一项调查，假定其结果是真实的，结论是正确的，上报以后可能受到不同的对待：第一种情况，调查结论与领导意图相符。
  这样的调查报告可能成为领导决策的依据。
  如果领导的意图是正确的，调研结果会起到很好的作用；如果领导的意图是错误的，调研结果将为一项错误政策的制定推波助澜。第二种情况，调查结论与领导意图相左。
  领导可能采取的态度有三种：
  第一种态度：认真研究，取其精华，修正或推翻原来的想法，做出更符合实际的决策。
  即使调查结论是不正确或不完全正确，也可反复论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对调查人员而言，汲取经验、教训而已。
  这是最为理想的处理方式，调研结果得以发挥应有的作用。
  第二种态度：不予置评，束之高阁了事。这种方式使调查研究的结果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可能因为没有接纳调研的正确意见，而制定了错误的政策，或者使决策包含了本来可以避免的缺陷。
  第三种态度：大加挞伐，批判调研内容，乃至罪及调研者。这是完全错误的态度。即使决策者的意见是正确的，也不应该采取这种态度。
  决策者的意见如果是错误的，采取这种态度的后果肯定很严重。 施行言者有罪的方针，调研者往往屈获不白之冤。
  其后果不但阻塞言路，使人不敢讲话；而且鼓励投机分子巴结领导，孳生諂佞。
  调查研究作为一种工作方法，业已失去它应有的作用和意义，沦为证明领导英明的工具了。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有些同志惯于拿帽子压人，一张口就是帽子满天飞，吓得人不敢讲话。”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与会者上山前，许多负责同志在各地进行了调查，对食堂是有不少反对意见的。
  事实表明，大家调查结果遇到的正是上述第三种态度。《食堂报告》也一样。
  不但调查内容遭批，而且罪及言者。庐山会议以后到一九六○年年末，关于食堂问题的调查不可谓不多，却异口同声地称赞食堂的优越性。
  这段时间里，公社干部和社员是在“公共食堂万岁”、“公共食堂是通往共产主义桥梁”，反对食堂就要“挨辩论”（批判、斗争）的背景下应对调查的。
  调查者写下调查结论的时候，首先想到的不是事实如何，而是满天飞舞的“右倾机会主义”帽子，考虑的是不是冒险反映事实。
  这种状态其实不是一九五九年才开始的。 自从反右派以来，以言获罪几成不成文法。
  “引蛇出洞”教给人们必须谨慎从事，不可贸然上达真情。面带微笑的上级，背后或许攒着棍子和帽子；朝夕相处的同事，可能正在打“小报告”揭发你的言论。
  现实生活教给人们如下经验：讲缺点、谈问题有危险，讲优点、报成绩很保险；宁左勿右的表态是避祸的护身法宝；打探中央精神与揣摸上级意图以顺势迎合，成为风气。大跃进以来，报喜不报忧之风更是变本加厉。
  一九六一年初的情况很不一样。毛泽东派出的食堂调查组开始向毛泽东反映真实情况了，撤消食堂的意见占了上风。
  毛泽东没有发火，没有批判，表现为上述第二种情况下的第一种态度：调查意见与领导相反，但领导认真研究，取其精华，修正或推翻原来的想法，做出更符合实际的决策。 所以，这次调查成为毛泽东实事求是的典型例证。
  但是从前面叙述的过程来看，毛泽东组织这次调查，是他已经看到形势和问题的严重性，已经准备暂时放弃原来坚持的东西，如三级所有制、供给制、公共食堂等。
  一九六一年一月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时他已有了这种改变。
  所以，这次调查所遇到情况实际上不是第二种情况，而是第一种，即调查结论与领导意图相符，调查的结果帮助毛泽东下定调整政策的决心。
  这次大调查与其说反映毛泽东善于纳谏，不如说，仍旧是在“一言堂”框架内的行动。谁能设想，如果毛泽东仍然在坚持原来食堂观点，官员们敢写出大量的否定公共食堂的调查报告？
  食堂兴散的历史，给人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即各级领导要掌握好调查研究这个好方法，更重要的是应该以正确的态度对待调查研究的结果。
  主要问题不在下级“敢不敢”上达真实情况，而在于在真理与事实面前，上下级是不是平等。
  只有当上下级在真理面前平等的时候，调查研究才能给上级决策以有益的帮助。领导所持的态度正确的话，他所主张的意见正确与否，不是关键；因为即使他原来的主张不正确，下级提供的真实情况能够帮助他坚持正确，修正错误。
  换言之，有了民主才有利于科学决策的产生。一个极为浅显的道理，手中的权力和掌握的真理不一定成正比，更不是当然统一的。
  解决之道，古人早有明训：兼听则明。手中有权力的人往往是记不住，或者根本不想记往这个浅显的道理。
  人们在讨论食堂的兴衰史所得到的经验教训时，大多是强调实事求是的作风和调查研究的重要性。 这对研究者来说是必要的。
  但对于各级领导来说，仅此还是远远不够的。应该永远端正对待调研成果的态度，不带成见地吸收其中的正确意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粗暴地对待它们；更要对事不对人，不轻易对在工作上持不同意见的同志进行政治上的处理，更不可进行刑事上的处理。
  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时毛泽东实施“阳谋”以后，人们噤若寒蝉。
  一九五八年三月他鼓励人们敢于讲话，他在成都会议上说，“从团结、帮助出发而采取的尖锐性，只会使党团结，不会使党分裂。有话不说，则相当危险。”  反问道：
  “怕带〈戴〉机会主义帽子，怕撤职，怕开除党籍，怕老婆老公离婚，怕坐班房，怕杀头，六怕不好，都要准备。难道为了这些就不说话了吗？”
  还说“舍得一身剁〈剐〉，敢把黄〈皇〉帝拉下马。”  
  他紧握“戴”、“撤”、“开”、“离”、“关”、“杀”法宝不放，反要人们不怕，“都要准备”接受这些惩罚，这样才能“使党团结”。
  事隔一年，在庐山会议上，“六不怕”的敢说真话的人都挨了整，根本没想“把皇帝拉下马”的直言者，都险些挨了剐。
  有话明说，实际上是钓饵。
  三年大灾难之后，他在一九六二年一月的七千人大会上又说，“我们提倡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目的就是要使人心里不怕，敢于讲意见。”
  不要让人“一犯错误，从此不得翻身，”听起来这话的内容与他好像没关系，他是要取消“抓、戴、打”的。
  这是他从“大跃进”、“人民公社”得来的最重要的教训之一。 但是，人们不会因此而欢欣鼓舞。
  “不提倡”只能理解为领导有施行“抓、戴、打”的权力，只不过现在不提倡使用而已。
  不使用乃是一种恩赐，一种策略，必要时还是可以随时动用的。
  “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是对他人人权的侵犯，是违法的，没有人被授予这些权力。
  “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法律应该受到制止，根本不是什么提不提倡的问题。 何况这“不得翻身”的人是否犯了错误，尚未可知。
  “言论”即使错误，也不是行动，并未触及法律，凭什么要言者“不得翻身”呢？  “抓、戴、打”不彻底制止，大量的冤案将不断产生。
  人民需要的是言者无罪，言论自由。
  所以，“要使人心里不怕，敢于讲意见”最重要的不是什么“提倡”“三不”，而是定“抓、戴、打”为非法，使“言者有罪”永远成为过去，迎来没有“家长”的法制社会。仔细研究一下前面叙述的食堂发展进程，人们也可以提出这样的疑问，对于解散公共食堂来说，一九六一年的调查真有必要吗？
  此前许多有关的调查以及中央和省地官员向他反映的情况为什么被置之不理，甚至有罪呢？  
  其实，国民经济形势已经极坏，问题已经十分严重，毛泽东是十分清楚的。
  这一切，主要应该由他负责。如果庐山会议不搞突然反右，而把反左继续下去，情况会全然不同，问题不会发展到这种程度。
  历史事实却是，他的个人独断把反右硬拖了两年，使左的错误酿成全世界史无前例的灾难，几千万善良无辜的百姓成为饿殍。
  情况已经清楚到根本无须什么调查，形势迫使他必须改弦更张了。这时还要兴师动众地调遣中央及地方大吏大搞调查研究，给人的印象是：以前的一切他都不知情，是受了属下的蒙蔽，情况不明才制定了不适当的政策，最多是官僚主义的错误，是他提出调查研究才搞清事实，现在由他提出调查的方法，力挽狂澜，才得改正错误。
  所以出现了他比调查组先说出食堂不能搞了的怪现象。 这就是说，所有的调查只是证实他的想法正确。
  如果这个分析可以成立，那么一九六一年初毛泽东组织的大调查根本不是什么“实事求是的典范”，而是为自己精心安排的转弯落地的台阶。
  （二○○四年三月十四日初稿，二○一一年四月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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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几个问题

  人民公社化的前夕，一些地方为了解决劳动力紧张的问题，建立起公共食堂。这方由于实现了食堂化，解放了妇女劳动力。与此同时，它们在余粮户与缺粮户间起了粮
  食调剂作用，解决了一部分缺粮户的口粮。“点”的经验，大力推广。很快，全国农村就普遍实现了食堂化。至今，已经八、九个月了。各地都取得了一定的经验。
  但是，还不等于万事大吉了。由于条件不同，一些地区的食堂化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现在把我们在昌黎果乡人民公社看到的一些情况写下来，并提出我们的看法。
                                 
一、食堂与妇女劳动力的解放
               
  我们说，解放妇女劳动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出勤妇女名额的增加。也就是原来被束缚在锅台上不得脱身的妇女，由于成立了食堂，摆脱了锅碗瓢盆的“束缚”，投入生产。她们从家庭走上社会，由消费者变成了生产者。其次表现在妇女出勤时间比过去延长。就是说，妇女们本来可以出勤的一部分时间耽误在做饭上，成立了食堂以后，她们把这部分非生产时间变成了生产时间。
  就我们遇到的情况看来，事实并不那么理想。一般说来，食堂成立前后，真正参加农业劳动的妇女人数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过去出勤的，现在仍然出勤；过去不出勤的，现在仍然干她们自己的事。以施各庄为例，第一生产小队妇女整、半劳力45名，成立食堂以后，出勤没有任何变化。第二生产小队妇女整、半劳力69名，食堂成立以后，情况也是一样。秦印庄现在出勤的18名妇女，没有一名是在食堂化以前不出勤的。原来在家里带孩子做饭的老年妇女，现在不做饭了，只带孩子。她们本来就不能参加田间劳动，现在仍然如此。
  其次，从妇女劳动时间上说，食堂成立前后变化也不大。这个地区妇女出勤时间，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比男社员要短。因为她们早饭前不上班。这一点并不由于食堂的成立而有所改变。食堂成立以前，她们清早起床以后三件大事：做饭、餵猪、带小孩。早起，把一天的饭都做出来。叫做“一天一冒煙”。饭或粥做好以后就放在锅里，中午下地回来，加把柴热一下就行了。有时连晚饭也带出来了；不然就下班以后回家做晚饭。更多的户是家里有不能参加田间劳动的老年人在家里做饭。总之，做饭在一个农妇一天的生活中，所佔的时间是很少的，对她们参加生产影响不大。由于做饭把身子缠在锅台上不能参加劳动的情况是极少的。从前面引证数字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现在有了食堂，看来可以着重解决妇女早晨出勤的问题了。事实并不如此。农村妇女结了婚，一般都有三四个孩子，照顾孩子的问题并不是食堂所能解决的。从而，不解决农村儿童的全托，单靠食堂化是不能彻底解决妇女出勤问题的。而农村儿童的全托，目前谈何容易！
  做饭这件事由原来的分散劳动集中起来成为集体劳动，这就引起了做饭方法上、燃料上、条件上的一系列变化。需要集中的厨房、饭厅和大型的锅、灶。原来是做三两斤米，甚至斤把米的劳动，现在变成了做几十斤、几百斤米的劳动；本来挑一担水可以全家吃一天，现在挑几十担水才够做一顿饭。因此，原来一个老年妇女附带就可以做的事情，现在不得不占用一批强劳力固定下来做，就菓乡公社目前情况看，大约每 45-70人需要一名炊事员以耿庄管理区印庄第一生产小队为例，170 人用饭的食堂占用劳动力的情况如下：
          食堂占用劳力 （2）              全小队五、四级    食堂劳力占全小队
时间 （1）共计  其中：五级  其中：四级    劳力合计          五、四级劳力的 %
春耕前      6         3           3         24                25
目  前      4         1           3         24                16.6
最近将来    5         2           3         24                20.8
  注：（1） 该队春耕前粮食由本队自己用畜力碾子加工。春耕时期粮食由其它管理区的电碾加工。今后，由于电碾加工能力有限，大部分粮食仍需自己加工，所以，在人力上有变化。由此也可以看出米面加工机械化对节省劳力的作用。
      （2） 菓乡公社劳力工资为五级制。五级为最高级。
  从这个表上可以看出食堂占用劳动力的比重是相当大的，而且都是强劳力。
  因此，我们任为，从妇女劳动力的解放这一点来说，有相当一部分食堂没有起到其应有的作用。
                  
二、食堂与粮食问题
               
  第一，忙闲不分。今年，粮食问题是相当紧张的。究其原因，除去根本上的生产水平一点而外，还有很多。其中之一，是去年食堂成立以后尽量吃饱吃好，但其中有浪费现象。这个地区农民吃粮从来都是遵循这样的原则：农忙吃干、农闲吃稀；主要劳力吃干，不参加田间劳动的人吃稀。食堂成立以后，则来了一个无冬无春，不分老少，一律平等，大家一样。去年冬天，放开肚皮吃，而且吃干的。春耕了，粮食发生了问题。
  第二，先吃粮食。以前农民的口粮定量是原粮 360斤，现在是400 斤。为什么今年粮食问题还这么突出呢？原因是：有的地区过去有超产粮，他们吃的不止 360斤，甚至不止 400斤，超产粮没有了，从而粮食紧张。因为 360斤定量实际上是不够吃的。过去没有超产粮的地区，除去按照前述原则自己安排吃粮以外，还要找一部分野菜、青菜来作代食品。而食堂就不能用野菜来当粮食；即使可以，也没有那么多人去挖野菜。食堂全部要用真正的粮食。
  第三，节约问题。在食堂集体吃饭，比起从食堂往回打饭要节约。比起分户吃也要节约。但就目前情况来看，主要是口粮定量不够的问题。把粮食按照定量分发到户的话，其浪费是不可能超出这个定量的。一般说来，农民是真正知道爱惜粮食的人。
  第四，责任转移。集体吃饭对农民说来是破天荒的一件大事。他们要求吃饱，吃好。这个要求是自然的、合理的。过去粮食分到户，够不够自己负责。现在粮食归食堂掌握，社员吃不饱就要找食堂，找领导。
  为使人人对粮食负责，无论是分户吃或在食堂吃，都应考虑采用粮票制。
                  
三、食堂与肥料
               
  肥料问题是农业增产的关键。一口猪四亩肥（每亩按5000斤计算），而且是肥效很大的圈肥。目前，农村的积肥运动应该以养猪为中心。食堂化以后，粮食加工集体化，糠、麸也归了食堂；做饭、吃饭集体化，泔水也没有了。社员要养猪只有靠那干巴巴的 120斤以白薯干为主的精料，是不可能把猪养好的。因此，在食堂化以后，社员私养猪只大大减少。过去很少农户不养猪，现在养猪的户是个别的，集体养猪又由于缺乏足够的经验，养不好，育肥率低而死亡率高。这不但影响城市副食品供应和减少社员收入，更严重的是积不了肥，从而影响农业增产。
                  
四、食堂与燃料
               
  食堂化以前，社员们主要依靠老年人、小孩或者自己农闲时间上山搂柴禾做饭，很少用煤。这样，不但省煤，而且烧柴禾还又积下了草木灰当肥料。食堂化以后，情况恰恰相反。既不能积肥，又增加了煤炭供应的紧张程度。尤其是冬季，社员家里不做饭也得烧炕，燃料双方支出，很不合算。烧煤也增加了社员生活费用。
                  
五、食堂的房屋设备
               
  食堂占用了社员不少房屋和家具，有些还没有给予合理的报酬，也一定程度地影响了这些社员的生产积极性。要付房租，又要增加食堂开支，增加社员的生活负担。
                  
六、食堂与生活集体化
               
  有些干部片面强调生活集体化，不管社员住家离食堂多远，不管天寒地冻，也不管年老体弱，有病，小孩，一律都到食堂吃饭，不准把粮食打回去自己做。很多社员对此不满。
  再者，群众的口味爱好不一，食堂也很难做到大家满意。少量粮食粗粮细作比较简单，几百人的伙食细做起来所花人力和时间就很多了。群众反映成立食堂以后吃不到想吃的东西，吃不到可口的东西，食堂做什么就得吃什么，只有大集体，得不到小自由。
                  
七、食堂与管理水平
               
  搞食堂经验不足，未能从小到大地逐步实现食堂化，从而出现了一些管理上的缺点。以 梁各庄管理区为例，24个
  公共食堂有一半从来没有公布过帐目。有的把现金和粮票混在一起，帐目不清；有的空报人口，多领粮食。对此，社员们是有意见的。更有个别干部压制民主，不准对食堂提意见。当然，关于管理水平的问题，一方面是个别现象，一方面是初期不可避免的问题，不能把它看作是食堂所固有的缺点，但是，这也一定程度地影响群众生产积极性。
  从上述情况反映可以看出，有些地区的食堂化是存在不少问题的，要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是考虑生产小队的具体条件，不可强求一致。在即使成立食堂也不能解决上面提出的这些问题，尤其是劳力问题的情况下，我们任为，可以不搞经常性的公共食堂，化整为零，把粮食按照定量分到户里去。这样做并不影响供给制的实行。因为，这只不过是把“伙食”供给制变成“粮食”供给制罢了。但却同时可以解决一系列的矛盾：粮食问题、燃料问题（在实行了包工包产以后，社员可以自己去找茅柴来解决了）、养猪问题、灰肥问题、取暖问题等等。同时，它也怒影响妇女劳动力的出勤，或者说，影响很小。
  即使一些单身汉或劳力多人口少的户需要有人帮他们解决做饭问题，或者农忙时需要延长劳动时间，要求搞农忙食堂，也可以搞。但最好以互助形式出现，用小食堂代替大食堂，化大为小，一般一个食堂不超过十户或一个小队为宜。这样才便于以女劳力代替男劳力，以弱劳力代替强劳力；才可以不添置过多的设备，使用过多的煤炭；同时，因为占用吃饭时间少，也才更有利于生产活动。
  最后，要强调一下自愿原则。
  现在很多群众参加食堂，是“化”进来的。相当多的生产小队长和更多的群众对食堂有意见，但是不敢讲，怕挨“辩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还不大办为好。
  只有按照群众的意见办事，才能人人皆知满意，个个心情舒畅，从而发挥群众更大的生产积极性。
  当然，有的地区或小队真正可以解放劳动力，可以很好地解决上述问题，并且群众愿意的话，仍然可以而且应该继续搞大食堂。
  总之，要做到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群众满意，有利于生产。
  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昌黎工作组
  1959年 5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