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 借尸还魂

自觉的梦游人

从华国锋下台到胡耀邦下台

胡绩伟

说明
作为《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从华国锋时代到胡耀邦时代，胡绩伟是其间中共政权许多重大事件的亲历者。这部著作，正是他根据自己亲身经历的第一手材料撰写而成，也是至今为止第一位中共正部级高级官员勇敢地批露毛泽东去世之后十年间（一九七六～一九八六年）最高层斗争的情况。
与坊间相关的研究著作或报告文学相比，这部著作无疑具有更重要的史料价值、更可信的内幕性。
这部著作数易其稿，原名《借尸还魂》，来源于作者的同志兼老友胡耀邦的一句话：“四人帮要卷土重来是不可能的，但是要借尸还魂还是可能的”。作者说，所谓“借尸还魂”，简单地说，还的是专制主义的魂。
众所周知的原因，这部回忆录在大陆被禁止出版。
作者简介：
受大伯父、叔祖父的影响，胡绩伟少年时崇拜孙中山。两位胡家前辈均是国民党元老、老同盟会会员。
就读大学之后，胡绩伟却投身中共，一九三九年便前往延安，一九五二年即成为《人民日报》副总编辑。
文革中一度遭到批斗。
一九七五年参与《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编辑工作，次年被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采用激将法调回《人民日报》。
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最高负责人，《人民日报》的社长、总编辑，胡绩伟提出了“人民性高于党性”的观点，又与中共宣传系统霸主胡乔木、邓力群等人进行无畏抗争，使他成为胡耀邦麾下的改革大将。
胡耀邦与胡绩伟并非一般上下级关系，勘称“难兄难弟”。胡耀邦评价胡绩伟“又可笑又可气”；胡绩伟撰文纪念胡耀邦时，以《从可爱到可恨的胡耀邦》为题。
一九八九年胡耀邦去世引发学运，胡绩伟以全国人大常委身份率先签名支持召开全国人大常委紧急会议，后来因此遭到撤职和“留党察看”处分。

自觉的梦游人

序　言
一九九六年序
这部书稿是一九九一年写成的，一九九四年作过一次修改。
五、六年过去了，在生我养我的乡土上，我的书稿无法出版。几次想拿出去，总是犹豫不决。
今年正逢八十诞辰，想拿出去出版，作为纪念。
特请挚友胡鉴美女士作了很细致的修改、补充和编辑工作。我又作了章节上的调整，把原来的六章合并为四章。又请我的老伴狄沙仔细校正了一遍，经过半年多的努力，总算大功告成了。
重读这部书稿，把我的思绪拉回到“文革”后十年的岁月。最使我永志不忘的是在我回忆每一椿重大事件时，都一再触发我对胡耀邦同志的怀念和崇敬。
这十年，是胡耀邦攀登党国高峰，施展才干的最为光辉的十年，也是我主持人民日报取得比较突出成效的年月，因为我每前进一步，都离不开耀邦的引导支持和鼓励。
这本小书，是我在这段时期内某些重要往事的回忆，事实上也是回忆耀邦在这一时期对人民日报从政治上引导到组织上指挥的主要往事。
本书的最后一章《从可爱到可恨的胡耀邦》，更是侧重回忆他批荆斩棘、开山架桥、胜利前进中所遭到的重重阻挡和种种明枪暗箭，以至于被逼辞职的简要情况；当然这仅仅是我所知道的一个侧面。
一九八六年，是他重新上台十年的日子。一九九六年，是他下台后又一个十年的日子。时光转瞬即逝，二十年后的今天，我想，如果此书能够与读者见面，更可以作为向耀邦英灵的一个小小的献礼，奉上我亲手培育出来的一束鲜花，以表达亿万人民对他的不尽哀思！
我满含热泪，把耀邦同我最后一次见面时的合影找了出来。那是一九八八年八月，在烟台一个幽静的别墅里。他的腿有点毛病，行动不方便。摄影时，我先坐在他的沙发扶手上，他侧了一下身子，把我拉下来，同他挤坐在一起。这张照片是秦川同志拍摄的。是一张多么珍贵的照片！
我把它找出来，特别安排在本书中，以增加千万读者对他的思念。他的卓越的才华和高尚的品德，以及他辉煌的业绩，将在中华大地上永存，将在中国历史上留下值得人们永远怀念的一章。
这些年来，我国经济有长足发展，但政治改革总是短足。国家虽是在跛脚前进，毕竟危机四伏，十分令人担心。朋友笑我：“何必为古人担忧”？但我还是有些忧心忡忡，总想作一点力所能及的贡献，这也是努力改出这一书稿的一个动力。
几十年来，常常是好心得不到好报。冷静想来，这书如果真能问世，还不知是祸是福？只能说：听天由命了！
一九九六年八月二日于北戴河
一九九四年序
一九八五年初，我正式辞去人民日报社长的职务。当时，有朋友就劝我，索性摆脱开公事，专心撰写回忆录。我有些动心，因为确有好多东西可以写。谁知人民日报的公事没有了，人大常委和全国新闻学会的事仍然很多，还是挤不出时间。也安不下心来写回忆录。“**”事件以后，罢了官职，又受了党纪处分，反而成了好事。
我们这个制度，在整人方面是很彻底的。一划入另册，公事活动被剥夺了，民事活动也不言而免。报纸上一公开点名大批判，就成了危险人物，全国报刊都不敢登我的文章了，原来邀请我去参加的各种会议也不敢请了，各种人来人往的应酬也大大减少了。
这样，就有了闲暇时间，这真是多年来求之不得的好事。从此，自己才真正成为时间的主人，独立自主地安排自己所要做的事才有了可能。这样，我才下决心开始写自己的回忆录，而且埋头苦干、坚持下来了。一九九Ｏ年、九一年九二年，三年时间，基本上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写回忆录。前前后后，拉拉杂杂，写了几个主题，总算塑成几个雏形。
这中间，我以为这本《借尸还魂》是比较成熟的。这是从一九七六年底到一九八四年底，我主持人民日报时期，围绕报纸宣传反映了中央高层的政治斗争中的几件大事的纪实。这一错综复杂的斗争，内容十分丰富，我仅就自己亲身参与的几件大事，比较概要地记录下来。我不是文学家，缺乏文学天才，不能写成一部生动活泼的文学性的回忆录，我只能写成夹叙夹议地简单明了的纪实性回忆录，把主要事实和主要资料记述下来。
这部书稿是一九九一年九月完成的初稿，这次又进行了一些修改。但是，从当前的情况来看，这本书还是没有出版社敢出版的。因为这是历史的忠实记录，而那些左倾理论权威和政治权威肆意歪曲历史已经成为他们维持统治的一个法宝，他们就怕这种忠于事实的记录。
历史的真实是不容篡改和歪曲的。我相信这本书在不久的将来总会与世人见面。
一九九四年五月
一九九一年序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整了我十年；完全没有想到，“文革”以后，又整了十年。前十年的罪名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后十年换了一个名字，叫什么“资产阶级自由化”。都说我要把社会主义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不同的是这次我大大“升级 ”了。前十年我只是数不清的“走资派”中的小焉者，后十年，我却是为数不多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重点典型，而且这次是被那些曾经被打成“走资派”的大人物打成“自由化” 的。联想起来，实在滑稽可笑。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政治运动的主题是揭批“四人帮”，那时我还是上下公认的坚决反对“四人帮”的有功之人；以后，主题变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就逐渐变为有罪之人，成为历次大批判的新闻界的代表人物。无论批白桦，批周扬，批王若水，批李洪林，等等人，总要连着批我。因为我是人民日报的第一把手，“左”倾权威们说我“反对四项基本原则”、“不同中央保持一致”、“自以为比中央高明”，等等，用他们一句有名的口头禅来说，就是“不听话！”他们历次大批判的一个很重要的不可告人的目的，就是要把中央党报这块重要的舆论阵地，完全掌握在他们这一帮人的手中，这就不能不搞掉我这个“不听话”的总编辑。
我在一九八八年十月写的《听话，不听话？》一文（见《猛醒的时刻》一书，中外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原来是很听话的干部，十年内乱以后，却被认为不那么听话了。”这是真的。“文革”以前，我从一九五二年秋调到人民日报社以后，我一直是协助总编辑的第一副手，分管报纸版面和报社内务，我不仅在业务上是听话的，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我也是比较听话的，在一些场合，我还跟着批人整人，我没有因为自己发表过什么独立见解而成为批斗对象。
“文革”以后，我在政治上有所醒悟，慢慢地有了一些独立见解；同时，我又被推上总编辑的岗位，又有一点自作主张的可能。这样，我对党中央的决策，就不那么盲从，不那么百依百顺，有一点敢于“持不同政见”。特别是对于分工领导报社工作的中央首长胡乔木同志的指示，并不认为“句句是真理”，敢于不那么言听计从了。虽然有一些自作主张，其实也是在组织原则许可的范围内行事的。可是，就是这样，也被认为是“不听话”的干部。这一时期，我所主张的理论观点，就是强调党报也是人民的报纸，党报在强调党性的同时，也要强调人民性；我认为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没有人民性就没有党性，应当从加强人民性方面来加强党性。
我这一观点，被顶头上司胡乔木同志认为是把人民性同党性对立起来，是反党性的。他们认为我这一观点就是要党报不听党的话，“在政治上不同中央保持一致”，要办一个不听话的“自由化”的报纸。因而，在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中，我总是重点批判对象。“八九民运”以后，被一棍子打倒，已经批了两年，还批个没完没了。
毛泽东同志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是“ 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他最有名的一个“最高指示”就是：“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毛泽东的某些继承者，在口头上说毛的这些理论观点是错误的，实际上，他们还是捧着这个衣钵，当成看家的法宝。他们朝思暮想、念念不忘的头等大事，就是把舆论工具死死地控制在手中，十年来，贯穿我国政坛的专制同民主的大搏斗，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争夺人民日报领导权的斗争。斗争的总目标就是要推翻在改革开放中建立了丰功伟绩的以胡耀邦为代表的改革势力。
历史的逆流在短时间内竟如此猖狂泛滥了。人民日报终于完全落入他们的掌握之中，耀邦这个首脑终于被“宫廷政变”推翻了。坏事做得越多，自己也就变得越坏。那些“左”倾的政治权威和理论权威日渐蜕化的真面目，也就大白于天下了。
十年内乱结束的初期，很多人对我国的前途还是忧心忡忡。
我们党会不会再出现林彪、江青一类的阴谋家、野心家？他们会不会再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新闻界也提出同样的问题：中央党报会不会再被两面派所掌握，成为篡党夺权的舆论工具？有的人直截了当地提出：四人帮会不会卷土重来？当时，耀邦同志很明确地答复： “四人帮卷土重来是不可能的，但是要借尸还魂还是可能的”。这句话成为当时流行的一句名言。看来，耀邦同志对这种“借尸还魂”早就有所警惕。但是心地光明的人总是把事情想得太好，把某些人想得太好，容易丧失警惕，或者容易因形势的好转而放松警惕，我看耀邦自己就是这样。他的预言不幸言中了。
当然，耀邦同志的警惕性到底如何？他的处境、他的苦衷、他如何同这类人又斗争又妥协的情况，属于我党高层的机密，我不得而知。希望将来总会有知情者和党史专家来揭示这场高层斗争的内幕。我只能从自己亲自经历过的事实，从一个侧面来反映这段历史，只能从自己的角度来观察分析。这当然是有很大局限性的。何况自己水平不高，有些观点是由错误到比较正确，有模糊到比较清醒，是在斗争中才不断有所长进的。
在这本小册子里，我只想围绕对我的长期批判和我的一部分申辩，来回述这场“借尸还魂”斗争的过程。
我还想说明：一、这场斗争十分复杂，我知之不多不详，只是回述自己亲身经历过的第一手资料，对我没有直接参与的第二手材料很少引用；二、在本书中，我插入了我一些没有发表过的讲话和信件的原稿，没有作任何修改，其中即使是我的错误认识或者是幼稚可笑的观点，我也原封不动地照抄出来。目的是想用这些实实在在的历史材料来说明当时的情况，比用现在的观点和语言来叙述当时的情景，更是真实可读；三、由于自己缺乏“心眼”，多年来忽视积累资料，也没有写日记的好习惯，因而很多材料散失了，或者记不清了。好在很多老同志还健在，希望对这本小册子和观点提出补充和更正，提出批评和建议；四、这一斗争到“清除精神污染”以后就变得更激烈、更复杂，因为我从此已经被排挤出人民日报，已经不是当事人了，也就不再作什么具体的记述了。以后的七八年，围绕人民日报的这场斗争还在继续，希望有同志继续写下去。
一九九一年九月九日

自觉的梦游人

第一章 反对“两个凡是”及华国锋的是是非非
一九七五年春节。为了迎接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显示一下我们党团结知识分子的政策，周恩来总理再一次指示管辖人民日报的极左首领张春桥、姚文元停止对报社老干部的批斗，吸收一些人参加工作。报社的头头找我谈话，宣布对我的“审查告一段落”，要我参加编辑工作。我当然不愿意在极左分子的的严格管制下做什么编辑工作；这时，正好医生说我的肝炎比较严重，需要休养。于是我要求回到四川老家找中医治病。批准以后，我第一次以一个普通老百姓的身份回到了成都，住在老朋友冯诗云家里。冯在“文革”前是全国总工会的宣传部长兼工人日报的总编辑，他的双目已经失明，早就离休回到成都当老百姓。
在成都住了八个月，一方面专心治病，把身体搞好；一方面逃避那个乌烟瘴气的政治斗争。在周恩来总理病情严重，由邓小平负责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工作以后，决定在国务院成立一个政治研究室，负责国家大政方针的研究和宣传，企图逐渐纠正极左的那一套宣传路线。在胡乔木和吴冷西的推荐下，我返回北京，被调到政研室，参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编辑工作。
《毛选》五卷编委会办公室，设在中南海内紧靠怀仁堂西面和原来邓小平官邸的北面，我每天上下班由国务院车队派车接送。平常，轿车进中南海西门，直接送到办公室门口。一九七六年十月七日晨，车到西门，门口加了哨兵，不让我的车进去，经我出示工作证，只准我步行到办公室。沿途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荷枪实弹，如临大敌。
我快步走到办公室，先到的同志告诉我：“四人帮抓起来了”！
“就在怀仁堂”。
“昨晚八九点钟”。
“江青是在她住的万字廊被捕的。”“昨晚上玉泉山中央政治局通宵开会”。
一肚子的闷气、怨气、怒气，憋了十年，才算出了一口气！好象在黑屋子里闷了十年，忽然一下打开窗户那样，感到心情舒畅。
也是这一天，人民日报进驻了以迟浩田为首的中央工作组，接管“四人帮”忠实走卒～那位草包总编辑的大权，揭开了人民日报历史新的一页。
据说，报社好些同志要求我回报社主持工作，迟浩田同志接受了这个意见，向中央作了反映。这时，吴冷西同志也向华国锋推荐我回报社主持工作。而我，却不愿意回报社。我到政研室参加编辑毛选以后，觉得编书比编报工作好，一是风险不那么大；而是不那么辛苦紧张。加上一想到报社在“文革”中搞的那一套整人花样，就心里发烦。
在十月底的一天，为这事，华国锋同志专门找我单独谈了一次话，劝我回报社。我不好直接说我不愿意回报社的原因是因为报社是危险的是非之地，只好搬出另外的理由，说我多年来都是做第二把手，辅佐第一把手，报社第一把手责任重大，里里外外工作繁重，自己深感能力太差，不能胜任。
他忽然用了一个激将法，激动地对我说：“你能力差？难道还不如那个草包总编高明”？
我当然不服气，说：“当然比他高明”！
他说：“他干得了，你干不了”？就这样，他肯定地说：“好，中央决定让你回去，明天就去报社”！
我只好服从。
反对“两个凡是”的是非曲直
我这个人，不干则已，一干就全力以赴。回到报社以后，我住在办公室，好多天都没有回家。经过十年“文革”的磨练，我过去那种驯服工具的品格也有了很大变化，有了比较自觉的自主精神，加上对那条极左路线恨之入骨，因而一开始就集中精力、千方百计地从各方面去肃清“四人帮”的流毒。
这时一个特别好的条件，就是胡耀邦同志指挥着宣传工作，凡是大的宣传决策和具体稿件的写作，都是在他直接领导下开展的。他把指挥党报宣传作为他推动全党工作的重要一环，在这方面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效果。
第一个重大的战役就是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决策和指导思想，开展“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下面，我就这场意义深远的讨论作比较详细的回述。
开展真理标准讨论的政治背景
毛泽东同志曾经给华国锋写了一张字条，说：“你办事我放心”。华国锋等也把“按既定方针办”作为主席的“政治遗嘱”。
虽然，坚持推行毛泽东那条左倾路线的“四人帮”被粉碎了，但这条左倾路线仍然被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治国法宝。
这就出现了很难调和的矛盾：广大人民欢迎粉碎“四人帮”，要求纠正这条祸国殃民的左倾路线，把国家从濒临崩溃的边缘挽救过来。经过十年灾难，广大人民群众要求纠正过去的错误和开始新的生活，可是无论总结过去还是创建未来，都是阻力重重，一切拦路虎的总根子就是毛泽东那条左倾路线以及那一套方针政策。而新的当权者，特别是华国锋、汪东兴等人，却顽强地继续推行这条既定方针的错误路线。这是华、汪同广大人民群众的矛盾。
另一方面，华、汪同在“文革”的打击迫害中仍然活下来的邓小平、陈云等一大批党的领袖人物又出现了尖锐的矛盾。同这些领袖人物相比，华、汪无论在资历、才力和威望上都差得很远。为了巩固自己从“四人帮”时期就继承下来的最高权力，华国锋在汪东兴等人的辅佐下，也不愿意这批党国元老重返政坛。他们最大的“政敌”就是邓小平。这批元老都是毛泽东亲自决定打倒的，都有毛泽东的讲话和他批发的文件为凭。要继续压制这批元老，不给他们平反昭雪，唯一的法宝还是毛泽东的“句句是真理”。而“句句是真理”是“四人帮 ”喊臭了的话，因而华、汪同他们的大秀才们换汤不换药地造出一个“两个凡是”的“天条 ”，就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持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他们提出“两个凡是”，很明显，首先就是要阻止邓小平同志重新主持中央工作。早在这之前，汪东兴在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八日的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就说：“邓小平不要抱有幻想，他那两下子不怎么样”！他还说：“邓小平的错误是严重的，一直发展到天安门事件”。 “天安门事件到底怎么看法？反革命掺进去，这是肯定的，是反革命暴乱”。
很明显，“四人帮”把小平同志诬陷为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而汪东兴却极力反对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反对为小平同志平反。他还特别指示：“要把批‘四人帮’和批邓结合起来”。
这场“两个凡是”的斗争，首先是党中央领导集团内部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只是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元勋是站在推动历史前进的一边，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愿望的。而华、汪等却是站在阻碍历史前进的一边，提出“两个凡是”只是他们争夺权利的一种手段。
尽管经过了十年内乱的灾难，毛泽东的权威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特别是在领导干部中，还是植根很深的，“两个凡是”的思想还是有广阔的市场。这就不能不借助思想理论上的斗争，才能比较顺利地冲破“两个凡是”的桎梏。对于这一点，知识界感觉比较锐敏。这就是提出和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的政治背景。
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九日，我在理论务虚会上作了一次发言，比较清楚地叙述了《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情况》。这个发言是人民日报社几位同志研究写成的。写作前后，我征求过杨西光、曾涛、华楠、王惠德和于光远几位同志的意见，经过他们对初稿提出修改意见以后，才作为我们六人的联合发言印发给大会，并由我作为六人的代表在小组会上发言。经过大家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我们又作了一些补充，对一些不确切的事实也作了更正。转瞬十年，现在重新看看，还是一个值得读一读的材料。
现在我将理论工作务序会上的发言抄录于后，因发言篇幅较长，因而在编辑本书时，为方便读者查阅，故而加了一些提要的小标题。
在理论务虚会上胡绩伟代表六人发言
同志们：
这是杨西光、曾涛、华楠、王惠德、于光远、胡绩伟六位同志的联合发言。
我们完全同意昨天胡耀邦同志的引言和讲话。他讲的开这次理论工作务虚会的目的和开会方法，对两年来思想理论战线形势的估计，以及在全党工作中心转移之后，理论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都是很重要的问题。我们一定要根据这些精神，努力把这次会议开好。
华国锋同志在三中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前一个时期，全国报刊上开展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对于党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开动机器，砸碎林彪、‘ 四人帮’的精神枷锁，进一步发扬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讨论，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胡耀邦同志在引言讲到这场讨论的重要意义，是使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重新统一到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的基础上来，统一到正确的思想路线上来。
在揭批“四人帮”一步步深入的时候，重新提出这个问题，的确打中了林彪、“四人帮 ”的要害，同时也深深触动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态度问题，所以引起了思想理论战线的一场大风波。只有在这个问题上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才能顺利实现全党工作中心的伟大转变。因为这个问题在党内、特别是在党的理论宣传工作干部中还没有达到深刻的认识，所以中央决定要召开这次会议。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些同志，可能对这场争论的许多经过情况并不完全了解，因此，我们作这个联合发言，将我们所知道的事实，作简要的介绍。我们的观点不一定都对，请同志们批评、指正；我们提出的材料也不一定都准确，请同志们纠正、补充。
关于“两个凡是”争论的由来
这场争论，最初是从一九七七年二月七日两报一刊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引起的。这篇社论提出：“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持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是“两个凡是”的出处。这篇社论，名义上是两报一刊的社论，实际上，不但两报一刊事先不知道，连当时的中央宣传口事先也不知道，是李鑫同志领导中央理论学习组起草的。二月四日汪东兴同志在社论清样上批：“这篇文章，经过李鑫同志和理论学习组同志多次讨论修改，我看可以用。”他决定发两报一刊社论。这篇社论发到中宣口，耿飙同志找几个负责宣传工作同志讨论，他认为：“发这篇文章，等于‘四人帮’没有粉碎。如果按照这篇文章的‘两个凡是’，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了。”可是，因为这篇社论是中央批发下来的，各报只能照登。这篇社论发表的时间，是在一九七七年三月工作会议以前，当时全国人民普遍希望邓小平同志赶快出来工作，看到这篇社论的“两个凡是”，认为是不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讯号，纷纷责问报社，为什么要发表这篇社论？
　　事实上，在这以前，就有许多使人担忧的迹象，最突出的是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八日主管宣传工作的汪东兴同志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座谈会上的讲话，他对邓小平同志说了许多难听的话，他说：“他（指邓小平同志）不听毛主席的，还是搞他过去的那一套东西。”汪东兴同志还反对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主张办“朝农”，要放映电影《决裂》，说这都是“主席讲过”，“是主席的指示”。同年十一月三十日，吴德同志在四届人大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的，我们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他在谈到“四人帮”罪行时，还说“天安门事件中反‘四人帮’是错的，那时他们还是中央领导，那是分裂中央！”“要把批‘四人帮’和批邓结合起来”等等错话。
　　从此以后，在一系列问题上，都发生了争论。例如，广大人民群众强烈要求纪念周总理，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汪东兴同志却一再加以阻挠。在理论问题上，一九七七年初，《人民日报》及其他报刊，刚开始批判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文章，《红旗》杂志就打报告向汪东兴同志请示，对张春桥的这篇文章和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两篇文章是否可以点出篇名批评，二月四日，汪东兴同志指示：“这两篇文章是经过中央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看过，”只能“不点名”批评文内的错误观点。实际上就压制了对这两篇在国内外都引起很大影响的文章的批评。一九七七年五月份，《人民日报》查对了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六日两报一刊编辑部纪念十月革命节的文章的原稿，事实证明这篇文章中第一次提出的关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六个要点，都是没有经过中央正式讨论，是由起草人商量，根据康生讲话，由陈伯达、姚文元定稿的。其中关于“全面专政”的提法，不是毛主席的原话，是陈伯达、姚文元自己写的，排成黑体字，伪造毛主席的指示。后来，《人民日报》写的这份材料在中宣部的简报上刊出后，吴冷西同志打电话责问朱穆之、胡绩伟同志，说不应该登这个材料。此外，在实际工作中也发生了不少分歧。其中最突出的是关于农业政策的宣传。一九七八年初，人民日报等报导的四川、安徽落实农业政策的经验，政治局主管农业工作的同志认为是“右”了。后来，在所有制过渡、集市贸易、自留地等问题上，人民日报、新华社和其他报刊宣传党的政策，山西省委认为这是“宣扬资本主义 ”，是“同学大寨对着干”，发生了许多争论。一年多来，在落实干部政策，解决冤案、错案问题上，也发生了许多争论，有些同志坚持这些案件是“某某批的，不能改”。
　　正是由于这种种情况，许多同志认为，“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就是一切照搬的本本主义思想，是产生这一系列争论的总根源。坚持这种意见的同志，实际上是在维护林彪、“四人帮”所设置的禁区，甚至搞新的禁区。如果不打破这个禁区，大家就不能大胆提出新问题、分析新问题、解决新问题，我们就无法前进。一九七七年七月，邓小平同志在十届三中全会上讲话，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体系，就是针对“两个凡是”的本本主义思想来的。

自觉的梦游人

　《真理标准》一文的发表经过  
　　早在一九七六年冬天开始，中央党校一千多高、中级干部讨论我们和林彪、“四人帮” 的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时，就得出这样的认识：分清路线是非的唯一标准，只能是革命的实践。
　　一九七八年三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第三版刊登了一篇思想评论《标准只有一个》，提出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真理，但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这篇思想评论很短，没有引起普遍重视。但文章发表之后，报社收到二十几封读者来信，除一部分赞成这篇文章的观点外，大多数是提出问题的。写这些信的大多不是理论工作者，他们主要认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认为标准是两个，而不是一个。（六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邢贲思的文章《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答复了这个问题。）此外也还提出一些理论上需要进一步阐述的问题，如：理论的指导作用和实践检验的关系，认识的条件、方法和检验真理的手段，逻辑证明和实践检验的关系等问题。（后来《哲学研究》作了答复）
　　这时候，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同志给《光明日报》投了一篇稿子，阐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杨西光同志刚调到《光明日报》工作，认为这篇文章不错，编辑部在原稿上加上了“马恩列斯毛从来不认为凡是他们的决策都要维护，凡是他们的指示都要遵循” 。后来，编辑部和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组的同志一起修改，保留了作者的原意，但是，考虑到二月七日的社论是经过中央领导同志审阅过的，还是删去了这句话，避免正面批评“凡是” 的提法。（直到现在人民日报上也还没有正面批评“两个凡是”）这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于五月十一日在《光明日报》发表，当天，新华社转发了《光明日报》的这篇文章。第二天，五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全国各省市报纸绝大部分都转载。当时没有转载的报纸，以后也都陆续转载了。广大读者普遍反映很好，认为提出这个问题很重要。  
　　　　　　　　吴冷西说：《真理标准》一文“很坏很坏”  
　　就在五月十二日晚上，吴冷西同志打电话给胡绩伟同志，批评这篇文章（见附件）。他说：“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的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很坏很坏。”他说：“文章否认真理的相对性，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他举出列宁关于一国可以取得革命胜利的学说和十一大路线在提出来时就是真理，说“文章提倡怀疑一切，提倡真理不可信、不可知，相对真理不存在，真理在开初提出时不是真理，要经过实践检验以后才是真理。这是原则错误。”他说：“文章在政治上很坏很坏。作者认为‘四人帮’不是修正主义，而是教条主义。”“文章结尾以为当前要反对的就是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教条上，甚至拿现成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革命实践，就是要反对所谓教条主义，要向马列主义开战，向毛泽东思想开战。”他说文章用很大的篇幅讲马、恩、毛如何修改自己的文章，“作者的意思就是要提倡我们去怀疑毛主席的指示，去修改毛泽东思想，认为毛主席的指示有不正确的地方，认为不能把毛主席指示当僵死的教条，不能当圣经去崇拜。很明显，作者的意图就是要砍旗。文章批判林彪‘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难道一句顶一句也不行吗？难道句句都不是真理才对吗？”
　　吴冷西同志在电话中虽然说这是他个人的意见，不要外传，当时胡绩伟同志就回答他： “你既然在政治上提得这么高，我必须和别人讨论你这些意见究竟对不对。”
　　五月十三日，前任红旗总编辑打电话给曾涛同志，说新华社转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转发了一篇错误的文章，当时被曾涛同志顶了回去。但是他还是对别人说《光明日报》这篇文章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思想上是反动的，在政治上是砍旗子的。”“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犯了错误”。
　　五月十七日，汪东兴同志在一次小会上说：“理论问题要慎重，特别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原则》两篇文章，我们都没有看过。党内外议论纷纷，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我们的党报不能这样干，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按：《按劳分配》这篇文章，是邓小平和李先念同志审查过的。）要坚持、捍卫毛泽东思想。要查一查，接受教训，统一认识。当然，对于活跃思想有好处，但人民日报要有党性，中宣部要把好关。”他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的矛头是指向毛主席思想的。”
　　第二天，五月十八日，张平化同志在中宣部召开的参加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各省市文教书记和宣传部长座谈会上，专门讲了《光明日报》这篇文章的问题。他说：“我就听到了两种相反的意见，一种意见说文章很好，另一种意见说很不好。我也还没有完全摸透。”“大家可以看看，小范围可以议论议论，发表不同意见，不要认为《人民日报》登了，新华社发了，就成了定论。有不同意见是好事情，可以活跃思想，展开辩论。不仅这篇文章，还有另外的文章，《人民日报》批‘顶峰论’，还有一些文章，省市委同志小范围有不同意见都可以议论，有不同意见希望向我们反映，中宣部研究问题可以活跃些，对中宣部有帮助。毛主席生前对省市委负责同志讲不论是从那里来的东西，包括中央来的，都要拿鼻子嗅一嗅，对不对，不要随风转。”张平化同志最后还向到会的同志拱手说：“拜托，拜托！”
　　此后，社会上就传说人民日报犯了严重错误，中央已经派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了。
　　五、六月间，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李曼村同志的讲话也认为凡是毛主席、华主席讲过的话，都不能改动。这次会议根据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恢复发扬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作为指导思想，李曼村同志反对提“新的历史条件”，说什么这不符合华主席提出的“新的历史时期”，“和中央的口径不一致”；他还反对提我军是“无产阶级性质”，说什么毛主席没有提过。
　　六月二日，邓小平同志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精辟地阐述了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
　　小平同志还针对这种本本主义的错误思潮，很鲜明地提出：“我们党有很多同志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这是很好的，我们一定要继续发扬。但是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主席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际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小平同志特别指出，这不是偶尔的，孤立的。这是一种 “思潮”。  
　　　　　　　　汪东兴极力维护“两个凡是”  
　　六月十五日，汪东兴同志召开了一个宣传单位负责人的小会。汪东兴同志批评报纸“党报要有党性。党性和个性的关系，是个性要服从党性。”他说，宣传要注意被国内外敌人“ 利用，挑拨关系”。他批评人民日报的一位同志在全国政协会上讲的天安门事件应该翻案，说：“明明是毛主席说的，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他们不是反毛主席反谁？”他还说： “有些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对干部问题评得很不对，只讲了一面，凭感情，不凭党性。好象有股气，要出气，利用文章出气不对。这要研究，我有意见。”他特别批评四月十日《人民日报》登的一个老干部给青年的信（这是胡耀邦同志的写的），他说，这封信的“提法有问题，报社的按语捧得那样高。文章说青年在错误路线干扰时就跟着跑是很难避免的遭遇，说没有什么窍门避免这种遭遇。这就不符合马列主义，对青年起煽动作用，引导青年犯错误。 ”
　　汪东兴同志还特别批评人民日报在报导邓小平同志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时的标题是新华社消息的导语《邓副主席精辟阐述毛主席实事求是光辉思想》，他说：“对华主席的讲话、叶副主席的讲话为什么就不标‘精辟阐述’呢？难道华主席、叶副主席的讲话就没有精辟阐述毛主席思想吗？这样标题不是有意的吗？”（在汪东兴同志批评以后，七月份《红旗》杂志评论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文章中，果然就按照等级作了报导，说华主席是“极其精辟地阐述”，叶副主席是“指示我们”，邓副主席是“讲话中强调指出”。）
　　在这次会上，汪东兴同志还批评长江日报不应该批极左，说：“主席说过：什么极‘左 ’，右得不能再右嘛。”最后，汪东兴同志专门请已经调到外交部的前任《红旗》总编辑介绍了国外对中国的议论，特别强调，国外说中国在搞“非毛化”。这个发言很明显地表示关于真理标准的一些文章是在宣传“非毛化”，而且他还批评新闻单位“不是高举毛主席的旗帜”。  
　　　　　　　　罗瑞卿支持在《解放军报》上发表《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理》  
　　六月二十四日《解放军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理》，文章不指名地回答了吴冷西同志那些批评意见，说：某些人拘守旧口号，“其原因，除了人们的思想往往落后于实际这一点以外，还因为有一部分人的利益或多或少地同这些旧口号联系在一起的缘故。”
　　这篇文章，是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同志写的，罗瑞卿同志亲自修改过两次，审阅定稿。韦国清同志也看过，表示同意。罗瑞卿同志不幸逝世了，但是我们想到他那种反对本本主义思想的坚定立场，那种支持报纸维护真理的战斗性的坚定态度，我们是十分感动的。
　　七月五日开始，中国科学院理论组和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联合召开理论讨论会，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问题，批判林彪、“四人帮”在理论和实践关系问题上制造的混乱。
　　七月十七日至二十四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哲学研究》编辑部召开了全国各省、市同志参加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讨论会。周扬同志讲了话。周扬同志说：“这个问题的讨论，关系到我们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也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
　　据说，七月二十一日，邓小平同志找中宣部部长张平化同志谈话，向他详细介绍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争论经过，并提出要张平化同志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拉向后退了”了。
　　七月份，汪东兴同志去山东，据萧望东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汪东兴同志对山东省负责同志讲过三句话：“一不要砍旗，二不要丢刀子，三不要来一百八十度的转弯。”
　　七月底，胡绩伟同志到医院去看望吴冷西同志。吴冷西同志说：“我看了《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那篇文章以后，更认为我那天晚上向你提出的意见是正确的。”
　　胡绩伟同志说：“你可以写文章来进行答辩和批判嘛。”吴说：“我认为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根本不应该提出这个问题，根本不应该讨论这个问题。”
　　八月初，张平化同志去东北，在黑龙江、吉林、辽宁都讲了话。大家希望他讲讲真理标准问题，他不仅避而不谈，反而在吉林说：“国内外的阶级敌人，都在骂毛主席，恶毒攻击毛主席。…人民内部呢，也有些思想动态值得注意。比如，在我们宣传战线上有个别人不承认毛主席是我们党的缔造者。”他说有些外国评论家说：“现在我们否认了毛主席是神，那意思是说我们原来把毛主席当神了，那就是我们信仰毛主席是宗教信仰，把他当神了，迷信了。这完全是污蔑。”“现在国际上一些不怀好意的评论家，都说现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在悄悄地改变毛主席路线，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这是一种恶毒的诽谤。”他还说：“我们只能宣传一个领袖，过去宣传毛主席，现在宣传华主席。”
　　张平化同志的讲话，在干部中引起了思想混乱。吉林省委宣传部的同志讨论时提出：现在中央强调要宣传实事求是，而张平化同志讲话的精神与此完全不同。他们提出六点意见，要求省委转给中央。
　　林乎加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过：九月十八日，汪东兴同志曾经批评贾庭三同志，要他处理问题一定要照本本办事，使北京市一系列问题不好解决。
　　林乎加同志说：“群众提出要解决天安门事件的问题，十七年的问题，彭（真）、刘（仁）反革命集团案的问题，等等。在处理中间我们不能不考虑东兴同志的批评，处在两难的地位。”  
　　　　　　　　邓小平在东北阐明什么是“高举”  
　　九月份，邓小平同志视察东北，在听取吉林省委汇报时说：“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思想问题，也是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问题，关键恐怕还是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
　　小平同志还说：“现在国内外的人都赞成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什么叫高举？怎么高举？大家知道，过去有一种议论，‘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凡是毛主席圈阅过的、讲过的都不能动，凡是毛主席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呢？不是！搞得不好，要损害毛主席。”
　　小平同志在听取辽宁省委汇报时说：“我提出完整地、准确地领会毛泽东思想体系，就是针对‘两个凡是’来的。”“‘两个凡是’是损害毛泽东思想的。”
　　八月四日，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同志在省委扩大会议上，讲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问题。以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第一书记和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都在各种会议上发表讲话，在理论上都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批评本本主义，还结合实际工作，阐明只有实事求是才能搞好工作、实现四个现代化等问题。
　　九月初，《中国青年》杂志第一期出版，但立即被汪东兴同志以没有登毛主席的诗词、没有华主席的题词，认为天安门事件的英雄韩志雄有问题，以及刊登了童怀周编的天安门诗抄为理由，不许发行。这件事引起《中国青年》编辑部和许多群众的不满，纷纷写信、贴大字报提出责问，以后大字报越来越多，慢慢就发展成了现在的西单民主墙了。  
　　　　　　　　红旗杂志的消极态度  
　　九月份，《红旗》杂志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长期保持沉默之后，起草了一篇题为《重温实践论》的文章。
　　文章虽然也讲了实践第一、实事求是等观点，但没有着重阐述实践检验真理的问题，却大批什么怀疑论、不可知论，批“毛主席也有错误”等观点是所谓“海外奇谈”。
　　文章结尾说：“批评家们的袭来，对我们倒是一个有益的警告。它告诉我们，当我们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的时候，阻力和干扰是不会少的。我们必须提高警惕，擦亮眼睛，克服阻力，排除干扰，坚定地走自己的道路！”“在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迎接一个新的光辉而壮丽的日出！”
　　这篇文章的草稿送给哲学研究所、中央等单位征求意见。哲学研究所总支书记提了六点意见，不同意文章的主要观点。
　　这篇文章送到中央审查，叶剑英同志建议中央召开一次理论务虚会，大家把意见提出来，在充分民主评论的基础上，统一认识，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
　　这样《红旗》没有发表这篇文章。但以后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熊复同志对此还很不满意，说《红旗》长期没有发过这方面的文章，不能怪他们，因为他们写了文章，中央不让他们发表。
　　红旗杂志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一直迟迟不表态，引起广大群众的不满。许多群众去信提出责问，说对这样重大的理论问题，红旗杂志一直迟迟不表态，主管宣传工作的中宣部，也一直不表态，这是为什么？有人把大字报贴在红旗杂志社前面。
　　国外评论也纷纷议论，认为《红旗》与《人民日报》态度不一样，以此来推论党中央集团有分歧。  
　　　　　　　　胡耀邦提出三个“不管”  
　　十月三日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同志在全国信访工作会议召集人会上，对胡耀邦同志讲的“凡是不实之词，不管什么时候，不论什么情况下，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改正过来”，进行了毫无道理的批驳，坚持要在文件中删掉。他说：“现在有人要翻天安门的案，这不又是在压中央嘛！”他还说：“有些文章确实有问题，而且有些问题比较严重，矛头是指向毛主席的。有篇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中有些话有问题。有些人不同意发表，有些人说好得很，一篇篇的登。当然可以百家争鸣，但有的人用主席的话批主席。”“有的不仅是针对毛主席，也是针对华主席。有的逼省委表态。黑龙江的杨易辰说不怕，不对嘛。这股风很大，要顶得住是不容易的。我向张平化说，你是宣传部长，你要掌握方向。有人说要全面、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但是做起来就不那样了。 ”
　　十一月，在中央工作会议开会初期，红旗杂志社就谭震林同志写的纪念毛主席的文章，写信给中央，说谭震林同志文章的指导思想是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如果登了，就是要使红旗卷入这场争论。
　　对此，邓小平同志批示：“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我改了一下，如红旗不愿登，可以送人民日报登。为什么红旗不卷入？应该卷入，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看来不卷入本身可能是卷入。”
　　李先念同志批示：“红旗不登，太被动，现在已经很被动了。”
　　熊复同志还不甘心，又特别向汪东兴同志请示怎么办，后来他告诉红旗的同志：“汪副主席讲，只好如此。”在《红旗》第十二期上，才发表了谭震林同志的文章。
　　十一月二十二日，红旗杂志社两位同志贴大字报揭发熊复同志，说：“最近，熊复同志在召集一些同志座谈宣传问题的会上，当有的同志提到《红旗》没有刊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很被动时，熊复同志激动地说‘你被动什么，我并不被动’，‘这没有什么关系，不要怕这种人’，‘中央是放的方针’，‘有人跳得很高，其实，他做了什么，中央很清楚，我今天不点他的名字。’”
　　这张大字报还揭发：“熊复同志还多次在会上说：‘现在文章中为什么不提走资派呢？不是有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吗？’在七月三日的全社大会上，他竟然号召全社同志要对付可能出现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在目前情况下，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胆子，提出这样的问题，矛头是着谁？其用意何在？”  
　　　　　　　　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争论  
　　在中央工作会议的讨论中，许多同志发言都讲到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争论问题，但吴冷西、胡绳、熊复、李鑫等同志一直不表态。
　　但是，十一月二十七日，中央工作会议正转到讨论经济问题时，胡绳同志却出来谈有关实践的问题了，他说：“有的同志在公开的讲演中宣布（也就不能不反映到报刊上）：现在党内在这样的问题上存在着分歧，这种分歧不仅仅是思想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是路线问题，是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问题。我认为，这种宣布是过于轻率的，虽然其用语不过是种八股老调，但在国内和国际引起了人们对安定团结的局面的疑虑，其影响是不好的。”
　　胡绳同志的发言，遭到与会很多同志的批驳。同志们批评他（和接着出来发言的吴冷西、熊复等同志），说他们在会议开始时不表态。现在会议转入讨论经济问题时，他们又都出来说话了，是扭转了会议的方向。
　　同志们说胡绳同志给在实践问题上发过言的同志扣上“过于轻率”和“八股老调”的帽子，他不仅是批评各省的第一书记，而且是批评小平同志在东北的讲话。同志们指出，实际上是胡绳等同志，他们自己反对实践检验真理的意见，才真正是“过于轻率”和“八股老调 ”。
　　十一月三十日，张平化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中发言说，他对实践问题的讨论没有公开表态，“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自己理论水平低，实事求是的勇气不足，这是主观方面的原因。二是我到中央机关不久，对于中央领导活动的过程不了解，我感到像这样涉及全局性的重大问题，应该有中央的指示才好办，我希望中央能够有个正式的文件，总觉得这样大的问题，没有中央文件不放心，这也是我迟迟没有表态的重要原因。”
　　同志们批评张平化同志，说邓小平同志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是中央讨论过的，是既发了中央文件又在报纸上公开发表的，怎么还不算中央文件？小平同志还专门找他谈过这个问题，为什么不听？  
　　　　　　　　吴冷西说，胡绩伟歪曲了他的意思  
　　十一月二十九日，吴冷西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谈了他对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一些看法，继续坚持他原来的意见，他说胡绩伟同志歪曲了他的意思，他并不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观点。
　　经过同志们询问，十二月三日吴冷西又发言说他在电话中讲了四条意见：一、文章割裂了毛主席《实践论》中关于理论与实践相互关系的学说的完整性。文章的这种观点是片面的，因而在理论上是错误的。二、文章实际上是提倡怀疑一切，提倡不可知论，提倡相对主义，否认相对真理，这是严重的理论错误。三、文章号召修改毛泽东思想，这样，我们党还能团结一致吗？全国能安定团结吗？读者会提出：这究竟是要举旗还是要砍旗？四、文章混淆了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界限，现在主要是批教条主义，这就颠倒了主次，方向错了，是不符合党的十一大提出的批判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谬论的任务的。
　　同志们发言批评了他这些论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的那篇文章首先是讲了理论是实践的概括和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第二，那篇文章明明讲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立场、观点、方法，必须坚持，决不能动摇，这怎么能说是“怀疑一切”和 “不可知论”呢；第三，那篇文章说，理论经过实践的检验而得到补充、丰富或者纠正，这怎么能说是“修改”和“砍旗”；第四，毛泽东同志也曾讲过，批判修正主义包括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两者都是修正马列的。林彪、四人帮用“顶峰”、“句句是真理”等教条主义的手法搞修正主义，批判他们，怎么能说是“混淆了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界限”？
　　有的同志提出，就拿吴冷西同志自己讲的这四点讲，可以证明胡绩伟同志的电话纪录是可信的。十二月十一日，吴冷西同志又作了书面发言，说他在“电话四点意见中没有肯定文章的正确方面，只说到这个原则没有疑问，而对文章中不同意的某些论点加以引伸和推理，是主观武断的。”
　　十二月三日，熊复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言说：“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重大历史问题，都涉及到毛主席。国外早就有猜测，以为我们在实行‘非毛化’。现在北京街头的大字报，又提出了重新评价毛主席的问题，大肆宣扬毛主席的错误，要对毛主席倒三七开。这个对待毛主席的问题，很值得我们注意。”
　　他说，在关于实践问题的讨论中，“有的文章内容，直接间接提到毛主席，有一种诱导人们去议论毛主席的错误倾向，我以为是不恰当的，后果是不好的。”他还认为，“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作为理论问题，是可以从容讨论，允许发表不同意见的。”“如果在这些理论问题上，不允许有不同意见的争论，甚至根本容不得不同意见，那就无法正确处理问题。 ”
　　他说：“红旗在这个问题上表态确是太迟了。不过，我在这里要说，国外引起的对于我国局势的猜测，红旗迟迟没有表态固然有一定的影响，但从国外猜测的内容来看，主要的猜测是说我们在实行什么‘非毛化’，在批判毛主席的错误，在重新评价毛主席，这却不是红旗能够负责的。”
　　同志们对熊复的发言，特别是他所说的“非毛化”，进行了驳斥。有的同志说，他们这些同志的主张实际上是“按既定方针办”，“句句是真理”的翻版。有的同志说，他们“实际上是一股错误思潮，不容忽视。”
　　十二月五日，李鑫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发言说：“《学好文件抓住纲》这篇社论，是我负责起草的，出现两个‘凡是’的问题，我负有重大责任。”
　　但是吴冷西、胡绳同志都说他们事先并不知道“两个凡是”的观点，不同意这个观点。
　　　　　　　　华国锋作自我批评  
　　十二月十三日，华国锋同志和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即将闭幕时讲话，都讲了这个问题。华国锋同志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承担了责任，作了自我批评，指出“那时不提 ‘两个凡是’就好了”。而汪东兴同志作了书面发言，他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开始我对这个问题没有引起重视，当听到有些不同的看法以后，，我对展开这一讨论，对于解放思想，恢复和发展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彻底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的积极意义估计不足。相反，在思想上存在着一些顾虑，主要是怕因此对捍卫和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产生不利影响。”
　　同志们对汪东兴同志的这个发言很不满意，认为：在一九七七年提出“两个凡是”之后，华国锋同志很快就在十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全部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工作，接着又在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中采用了“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的提法。而汪东兴同志却一直坚持“两个凡是”的观点，不贯彻十一大路线，而且一直不作自我批评，这是极不应该的。
　　同志们，上面我们把这场争论的主要情况，以及双方的主要论点，简要地作了介绍，许多已经公开发表过的观点，我们都省略了。其中有的事实可能不完全准确，可能还有重要的遗漏，请同志们纠正、补充。
　　对这个问题持反对意见的同志已经来参加这次会议。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他们提出，因为中央工作会议的议程没有列入这个问题的讨论，所以他们没有充分说明他们的看法。这次理论工作务虚会，按照叶剑英同志提出来的意见，就是要在这个问题上分清是非，统一认识的。
　　我们相信，他们一定能详细地阐述他们的观点，讲心里话的。如果这些同志对于我们的介绍有不同意见，也希望他们批评。  
　　　　　　　　推行“两个凡是”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问题  
　　现在我们再来讲一下，为什么说这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争论，是个政治问题，是关系到党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问题。大家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但是一小部分同志要坚持本本主义的思想路线，他们还给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同志扣大帽子，什么 “砍旗”、“丢刀子”、“非毛化”。近两年来在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上发生的分歧，根子都在于思想路线上的分歧。林彪、四人帮打着“高举”、“句句是真理”的旗子，干了不少坏事。现在仍然坚持这种意见的同志，他们的许多言论和行动，都是阻碍揭批四人帮，阻碍拨乱反正，阻碍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害于党和国家前途的。
　　我们从下面十个方面列举事实加以说明。  
　　　　　　　　第一、阻碍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  
　　最明显的就是汪东兴同志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八日在全国宣传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他说：“邓小平这个人也是有错误的，而且错误是严重的。他不听毛主席的，还是搞他过去那一套东西。”“邓小平的问题，主席已经有了四号文件。四号文件里边，不管怎么样是正确的，是毛主席的指示。”“主席讲过邓小平的问题还是以观后效，保留党籍。华国锋同志是很英明的，是我们党的接班人，我们的英明领袖。”“邓小平那两下子不如华总理，差得远，对邓小平试了一下不行嘛，他对文化大革命还是不理解，‘三个正确对待’做得不好。” 所以，李鑫同志领导中央理论组那么急急忙忙地写了那篇社论，抢在三月中央工作会议以前发表出来，想定调子，实际上是为不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制造舆论。  
　　　　　　　　第二、阻碍广大群众要求悼念周总理  
　　“四人帮”被粉碎后，很快就到了周总理逝世一周年，广大群众要求盛大悼念。但是，汪东兴同志指示中央宣传口，说只许登几篇文章。又说，对周总理的评价只能按悼词的口径，因为悼词是毛主席看过的。
　　当时，两报一刊写了一篇纪念社论，称周总理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毛主席的亲密战友”。送审时，因这些评价超出了悼词，汪东兴同志不准刊登这篇社论，还责问说： “你们是不是想写一篇悼词？”因此，在纪念文章中，编辑同志带着很反感的情绪，勉强把这几句重要评价的字眼都删去。群众非常愤慨，责问说：“为什么康生可以称‘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杰出的反修战士’？周恩来竟不能称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群众知道耿飙同志不只是宣传口的领导人，而且是中联部部长，因而特别在中联部附近贴了一个“周总理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大标语。一直到一九七八年三月四日，外交部写的纪念文章中提到周总理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因为这篇文章是李先念同志审查同意的，人民日报的编辑同志很高兴，照样发表了。汪东兴同志问罪之师，给胡绩伟同志扣了一个大帽子：“党报不听党的话”。同时还下了一道禁令：不准登个人署名的回忆纪念文章，说个人写的这类文章，是宣传自己。结果，使很多很感动人的好文章不能刊出。一九七七年清明节，人民日报编了一版悼念周总理的天安门诗选，也被汪东兴同志扣住不让发。
　　一九七七年三月五日，北京各报纪念毛主席为雷锋题词发表十四周年。中宣口向汪东兴同志报告了版式，把毛主席、华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叶副主席的题词分两天都放第一版。五日凌晨，汪东兴同志先后给耿飙、朱穆之和华楠同志打电话，大发脾气，责问为什么五个题词都放第一版？还要挟说，你们这样安排，我不管了，你们说怎么办就怎么办。最后，他确定把周总理、朱委员长、叶副主席的题词放在第二版。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和七机部等单位先后编印了《革命诗抄》和《天安门文选》，他们请人民日报转送给中央领导同志。汪东兴同志收到后，一再下令追查是不是人民日报印刷的，是人民日报哪个负责人批准印刷的。他还特别指出：《革命诗抄》最后一首诗的后两句“ 总理奇冤今日白，清明旧案何时清！？”说“这个最坏”，“已经讲过不要再提了，为什么还要提？”
　　一九七八年三月，五届人大开会期间，适逢周总理诞辰，电视台搞了一个电视片《周总理的办公室》。片子开头有天安门广场和花圈，还有人们列队进入周总理纪念馆的镜头，汪东兴同志审阅时提出一定要删掉。新华社发了一条人大代表参观周总理纪念馆的消息，汪东兴同志要记者作检查，理由是“这是内部展览”。新华社二月二十八日发的消息《“周恩来同志纪念展览”继续展出》，汪东兴同志也质问：是谁批准的？要检讨。
　　文物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纪念周恩来总理文物选刊》，由叶剑英同志题的封面，前言中写清楚这是经邓颖超同志看过并提过修改意见的。报纸上报导了出版这本书的消息之后，汪东兴同志又下令追查，“是谁批准的？”  
　　　　　　　　第三、阻碍天安门事件平反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八日，汪东兴同志在宣传会议上说：“邓小平的错误是严重的，一直发展到天安门事件。”“天安门事件到底怎么看？反革命搞进去，这是肯定的，是反革命暴乱嘛。”“把汽车烧了，砸了，把人打了，另外反动标语也出来，攻击毛主席，攻击党中央，这不是反革命是什么？”“同志们提出来，这中间有一部分人对四人帮不满，贴了很多四人帮的标语呀，漫画呀，诗词呀，这是有的。当然在那个时候，看起来也分不清，四人帮在台上嘛，你恨在心里和你怒在脸上，写在花圈上，你怎么分得清呢？他们做这种事情比较蠢。你对四人帮有意见可以提出来，不要与反革命搞在一起，搞在那些反革命里面就不行。 ”
　　从此，就对天安门事件以及其他各地的类似事件都定了性，不许翻案；让许多当时反对四人帮的英雄继续关在监狱里，含冤受折磨。汪东兴同志又籍口天安门事件是毛主席批准定的，不准再提了。因此谁要提出为天安门事件翻案，他就给扣上“反对毛主席”、“反对华主席”的大帽子。
　　上面已经提过的一九七八年六月十五日，汪东兴同志在宣传部门负责同志会议上批评人民日报的一位同志，以及他扣发《中国青年》杂志，都扣这些帽子。一直到一九七八年十月，张耀祠同志在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还讲这种话。  
　　　　　　　　第四、阻碍陈云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参加中央工作  
　　一九七七年十届三中全会上，许多同志都希望陈云同志出来参加中央领导工作，提出陈云、邓颖超、王震三位同志应该进政治局。
　　据说，汪东兴同志籍口说毛主席说过，陈云同志一贯右倾，不得重用，反对陈云同志进政治局。  
第五、阻碍悼念朱德、陈毅、贺龙等同志  
　　一九七七年四月间，《人民日报》编了一版陈毅同志诗选，以纪念陈毅同志逝世，送审不批。汪东兴同志为此还很生气地说：“为什么送我审？又不是我叫你们搞的，谁叫你们搞的叫谁审！”七七年五一游园，汪东兴同志审查节目，有一首歌歌颂朱总司令的扁担，汪东兴同志说，为什么只歌唱朱总司令的扁担，难道毛主席没有担过扁担吗？这样，就把这个节目“枪毙”了。以后，关于贺龙、朱德同志的逝世纪念，也都不让写文章了。  
　　　　　　　　第六、阻碍大量冤案、错案、假案的平反  
　　一九七八年六月十五日，汪东兴同志在宣传会议上针对在全国政协会上有的同志提出要求查清天安门事件究竟死了多少人，要为死难烈士昭雪的问题说，“简直是什么都要翻。” 实际上，许多重大的冤案、错案、假案都是中央办公厅不让平反，使许多问题迟迟不能解决。四月七日，张平化同志向汪东兴同志汇报宣传会议筹备情况时，汪东兴同志说：“毛主席批评‘阎王殿’，不仅是批陆定一，也有抬轿子的。当时的北京市是针插不进，水泼不透。 ”
　　汪东兴同志反对为宣传部是阎王殿平反。一直到一九七八年十月三日，张耀祠同志在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还要把胡耀邦同志提出的“凡是不实词，不管是什么时候，不论什么情况，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改正过来”，加以批判和推翻。
　　一个办公厅的副主任，公然不经请示，就擅自把组织部长的讲话稿中这段十分重要的话从文件中一笔删掉。我们一直很怀疑，张耀祠同志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胆子。  
　　　　　　　　第七、利用起草文件，制造错误理论  
　　在二七社论中写进“两个凡是”是一个例子。还有，在一九七七年三月中央工作会议以前，由中央理论组为华主席起草的报告草稿中，他们把四人帮的几个重要理论，如：批判所谓“唯生产力论”、“全面专政”、“资产阶级法权～按劳分配是产生资产阶级的根源”等谬论，都当作正面的理论，写了进去。
　　在起草的过程中，就有人反对，但李鑫同志坚持要写上。会前，在征求意见的会上，由于到会同志的反对，才删掉了。
　　在起草这个文件时，很多同志都反对把天安门事件说成是反革命事件，在起草过程中几经反复，有一稿已经去掉“反革命”三个字，但李鑫同志还是坚持写上了“天安门反革命事件”。
　　在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中，写了不少错话。例如：十一大政治报告本来是批判“四人帮” 的“民主派变为走资派”的谬论的，但他们又写上了这样一段话：“建国以来党内斗争的实践表明，走资派来自两部分人：一部分是混进党内的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新生资产阶级等阶级敌人；另一部分是党内那些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因而不赞成甚至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人，包括那些思想还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的人。”实际上还是承认“民主派到走资派”是对的。
　　又如，“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这段话中的“始终”两个字，不是毛泽东同志的原话，是康生改的，在理论上是讲不通的，尽管在会上有的同志提出反对的意见，但还是坚持写进十一大的政治报告，还写进了党章中去。
　　像这类例子，我们在这次会议上讨论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问题时，将可以在不少文件中，发现许多问题。  
　　　　　　　　第八、保护康生  
　　林彪、四人帮所散布的谬论，许多是康生提出来的，如批判所谓“唯生产力论”等等，（在这次会议上，还将进一步揭发出这方面材料。）而李鑫同志，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不但不批判这些谬论，反而千方百计要把这些东西当作正确的理论继续宣扬。他们甚至在四人帮的材料之一中写进了康生临死前揭发江青、张春桥的历史问题，这是为康生搽脂抹粉、开脱罪责。这个材料的标题是《“四人帮”大搞阴谋诡计，妄图打倒周恩来、康生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把康生列为被四人帮要打倒的“中央领导同志”；从编进的材料来看，四人帮反对周恩来同志和其他领导同志的材料一件也没有，只有康生揭发江青、张春桥的历史问题的一个材料。群众看了材料之后，纷纷提出责问：既然康生知道江青、张春桥的历史有问题，为什么不早提出来？不自己直接向毛主席提出来？在起草十一大报告时，在悼念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部分，开始并没有康生的名字，是由李鑫把康生放在“毛主席的久经考验的亲密战友”周恩来和朱德委员长的行列中。讨论时大家提了意见，才改了的。康生在中央专案组搞了不少诬陷、迫害老干部的法西斯罪行，汪东兴、李鑫同志不但不揭发，而是百般掩护，甚至继续推行。他们以“这是康生批准的”为理由，阻碍了许多老干部的昭雪平反，阻碍落实党的干部政策。这方面的事实是很多的，我们不在这里一一列举了。  
　　　　　　　　第九、阻碍揭批四人帮  
　　这些同志，在思想上是接受四人帮和康生的一些谬论的。所以他们要坚持批判所谓“唯生产力论”、坚持“全面专政”和“资产阶级法权～按劳分配是产生资产阶级的根源”等等谬论。当群众批判四人帮的这些谬论时，他们就要百般阻挠，压制批判。汪东兴同志不让指名批判张、姚的两篇文章。张姚在写这两篇文章时曾编过一本经典作家论无产阶级专政的三十三条语录，他们在编辑过程中进行了歪曲，捣了很多鬼。早在一九七六年十二月，耿飙同志就要中央编译局写一篇文章来公开批判，编译局给汪东兴同志写了一个请示报告，汪东兴同志一直压着不答复。结果，对张姚这一罪行至今没有批判。在王惠德同志写批判全面专政的文章以后，汪东兴同志又叫李鑫同志给王惠德同志带话，说：“东兴同志看了你的文章，要我给你打个招呼，以后再也不要谈这个问题了。”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所以，由李鑫等同志负责编出的“四人帮”材料之三，名义上是关于思想、理论、路线方面的材料，实际上对于“四人帮”的那些重要的反革命理论，却很少触及。群众原来对这份材料寄托很大希望，想以它为指导开展大规模的从理论上揭批“四人帮”的重大战役。但看到材料之后，很多人觉得失望，一段时间内，第三战役搞得冷冷清清。甚至当其他报刊从理论上批判这些谬论时，《红旗》杂志的有些文章还继续宣传这些谬论，在理论界制造混乱。所以，这些同志对这些理论问题究竟如何看法，在这次会议上似乎也应该说清楚，才能和“四人帮”真正划清界限。
　　“四人帮”把毛主席的“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四句话中，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删去“百花齐放”，文艺界同志要进行批判，汪东兴同志不同意。当时，国务院研究室写了一篇文章，讲这个问题，宣传口耿飙同志两次批准可以发表，但汪东兴同志批 “不发”。
　　听说中宣部原来搞了一些有关“四人帮”的理论材料，汪东兴同志看了之后批评说：“ ‘四人帮’有什么理论？王洪文是流氓，江青只会打棍子，张春桥、姚文元是书呆子”。原来在这位领导理论宣传工作的汪东兴同志眼里，“四人帮”是没有理论的，对于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根本是不需要进行的。这就是他的指导思想。  
　　　　　　第十、邓小平同志恢复工作以后，他们多次同小平同志作对，不同意中央的大政方针  
　　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开会期间，群众纷纷提出要批判“两个估计”，邓小平同志支持这个要求，汪东兴同志就从迟群的笔记本上找了一段说是毛主席讲的话，用此来否定“两个估计”。许多群众反映：如果没有迟群的笔记本上的这段话，难道就不能批判“两个估计”了吗？这还不是用“两个凡是”去反对“两个凡是”吗？
　　在全国科学大会开会以前，邓小平同志提出，对知识分子的情况要重新估计，应该承认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和工人、农民一样都是劳动人民。小平同志的意见经中央讨论通过。有的同志却还是认为这个估计不对，在方毅同志向科学大会作报告的前一天，吴冷西同志打电话要把“绝大多数是无产阶级自己的一部分”这样的话删去。最后只好再请示小平同志，小平同志说坚持不改。后来，张平化同志准备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听说主题就是要讲对知识分子只能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不同意把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无产阶级自己的一部分这个估计写进报告里去。前面讲到张平化同志在吉林讲话时说有人“不承认毛主席是我们党的缔造者”，很多人认为，实际上也是针对邓小平同志的。因为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列宁讲过，党的领袖是多数人，而不是只有一个人，缔造我们党和军队的，不只是毛主席一个人，还有其他许多同志。邓小平同志的提法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提法，有些同志却不赞成，他们总是要突出个人。
　　小平同志在全军政工会议上阐明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批评了他们那种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潮。吴冷西同志在这以后还坚持他的错误观点。熊复同志和平化同志在他们主持编写的稿件中，坚持删去这一词句。张耀祠同志到十月三日的讲话还攻击《光明日报》的文章是反对毛主席。
　　在汪东兴同志看来，似乎只有他自己是代表党中央的，其他副主席都不能代表党中央。上面我们已经提到，由国务院研究室写的那篇关于按劳分配的文章，是小平同志和先念同志都看过同意的，汪东兴同志却责问说：“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外交部写的纪念周总理的文章，经李先念同志看过同意，华国锋同志说不再看了，可是，《人民日报》刊载以后，汪东兴同志却说这是“党报不听党的话”。在他的影响下，虽然小平同志在全军政工会上的讲话早已公开发表了，张平化同志却认为“中央没有正式的文件”。
　　虽然熊复同志在《红旗》杂志上坚持不刊登真理标准的讨论文章，说他的方针是“放” ，是“让他们跳”。在去年七月三日全社大会上，熊复同志公然号召大家“随时准备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民主的方法，对付可能出现的刘少奇、林彪、‘四人帮’那样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我们的确可以嗅到一股可怕的气味。
　　是不是有人还在准备有朝一日再来一次“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再来一次“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呢？同志们，这些事实难道不正是说明，这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确确实实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大问题吗？
　　从以上这些事实（仅仅是部分的事实）不是可以充分说明，如果不把他们坚持的“两个凡是”的本本主义思想从理论上和政治上加以深刻的批判，不但四个现代化不能实现，“四人帮”的流毒不能肃清，连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国家，也都有亡党亡国的危险。
　　从汪东兴同志在山东说：不要砍旗，不要丢刀子，不要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张平化同志在东北的那些讲话；吴冷西同志几次打电话干扰，指责别人“砍旗”；以及熊复同志那样强调“非毛化”问题，看来他们对党中央执行的方针、政策，是有不少不同看法的。我们希望在这次会议上，他们能够坦率地讲出来，充分发扬民主，让大家讨论、辩论，以便弄清是非，统一认识。这样就可以真正将这次会议开好。
附件：吴冷西给胡绩伟的电话记录  
　　（注）下面是吴冷西同志的电话记录稿。与此同时，《红旗》的负责人也向人打电话，说同样的话。汪东兴也说了同样的话，因而一时在社会上传言很多。冷西同志要我把他的电话记录给他，这就是我给他的信和记录稿。  
　　　　冷西同志：
　　你要的电话记录，送上。社会上流传的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这是我当时整理的记录。你当时在电话上讲得很清楚，我也听的很清楚。我不会速记，记录中当然有不少不完全是原话。但你主要的话，主要的意思，我没有记错。
　　　　　　　　　　　　　　　　　　　此致敬礼
　　　　　　　　　　　　　　　　　　　　　　　　　　　　　绩伟
　　　　　　　　　　　　　　　　　　　　　　　　　　　　十月十七日  
　　　　　　　　吴冷西同志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意见  
　　（五月十二日夜十一点电话）
　　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很坏很坏。
　　文章否认真理的相对性，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文章说马克思主义要经过长期实践证明以后才是真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个别国家可以取得革命胜利的学说，只有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实践以后，才能证明是真理，就是说列宁提出这个学说时不是真理。按这种说法那么现在党提出十一大路线就不是真理，一定要等到二十三年以后，实践证明了才是真理。那么，人们怎么会热烈拥护，会为之贯彻执行而奋斗呢？文章提出怀疑一切，提倡真理不可信，不可知、相对真理不存在，真理在开初提出时不是真理，要经过实践检验以后才是真理。这是原则错误。
　　文章在政治上很坏很坏。作者认为“四人帮”不是修正主义，不是歪曲篡改毛泽东思想，而是死抱着毛主席的教条不放。因而现在主要不应反“四人帮”，反修正主义，而是应该反对教条主义。如文章说的“要粉碎人们的精神枷锁”，就是要反对“圣经上说了才是对的 ”，所谓要冲破禁区，就是要冲破毛泽东思想。文章结尾认为当前要反对的就是“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公式去限制、宰割、剪裁无限丰富的革命实践” 。就是要反对所谓教条主义，要向马列主义开战，向毛泽东思想开战。
　　文章用很大的篇幅讲马克思恩格斯如何修改共产党宣言，毛主席如何修改自己的文章，作者的意思就是要提倡我们去怀疑毛主席的指示，去修改毛泽东思想，认为毛主席的指示有不正确的地方，认为不能把主席指示当僵死的教条，不能当圣经去崇拜，很明显，作者的意图就是要砍旗。文章批判林彪“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难道一句顶一句也不行吗？难道都不是真理才对吗？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团结的基础，如果都去怀疑主席的指示有错，认为要修改，大家都去争论哪些错了，哪些要改，我们的党还能团结一致吗？我们的国家还能安定团结吗？所以这篇文章在政治上是要砍倒毛泽东思想这面红旗，是很坏很坏的。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对于毛泽东长期推行的左倾路线来说，标志着一个巨大的转折，可惜它没有把这条错误的路线完全扭转过来。
　　这一讨论，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制订出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邓小平同志说：“就全国范围来说，就大的方面来说，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两个凡是 ’的争论，已经比较明确地解决了我们的思想路线问题，重新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又说：“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基本建设，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订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三中全会以来》第一百六十一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及会前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和会后举行的理论务虚会议，开始纠正和结束毛泽东那条越演越烈的左倾路线的斗争。在理论务虚会上，已经有同志提出应该区别毛泽东的前期思想和后期思想。前期（包括八大时）思想基本上是正确的，有好些光辉的思想观点；而后期（八届二中全会以后）思想基本上是错误的，甚至是很坏的（如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如果不实事求是地分析和区别，就不能真正维护和坚持毛泽东思想。就是说，对毛泽东思想也只能肯定其正确的、否定其错误的；既不能因为后期错误就否定其前期的正确，也不能因为其前期正确就肯定其后期的错误。但是，当时吴冷西、熊复、胡绳、李鑫以及其后的如胡乔木、邓力群等人，偏偏反对对毛泽东思想的分析态度，把这种分析态度说成是反对毛泽东思想；他们实际上是要以拥护毛泽东的正确思想为名，连毛错误思想也维护起来。这就是他们以后在维护和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幌子下，肯定毛泽东后期的错误，继承推行毛泽东那条左倾路线的原因。
　　这种思想理论上的分歧，在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时已经显露出来，这是思想解放的好现象，但在那种政治性和工作性的会议上，不可能在思想理论上展开讨论。因而在叶剑英同志的倡议下，中央决定在三中全会以后，专门召开了这个理论务虚会。务虚会遵循“双百 ”方针，用民主、平等的方法畅所欲言，展开讨论，产生了很好的效果，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上有很大的突破和发展。这就对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扭转十年危机、开创改革开放新局面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同时，也就逐渐扼制了党内外专制独裁的逆流，开创了我国民主发展的新时期。

自觉的梦游人

关于华国锋的是非功过  
　　在议论反对“两个凡是”争论的是非之后，也应该议论一下华国锋的是非功过，也是很有必要的。
　　这里，我不想评论华国锋整个政治生涯的是非，只想就他在粉碎“四人帮”前后一段时期内的政治是非，作一点简要的议论。
　　对一个领袖人物的政治评价是一件很严肃认真的工作，可惜一九八Ｏ年在他快要卸职时，我曾经作过一个十分不恰当的估计。老实说，我当时还是受阶级斗争为钢的思想影响很深，在分析问题上也有片面夸大，无限上纲的遗风，因而对华国锋同志作过错误的估计，向党中央写过一个正式的意见，不知对他的下台是否起过不好的作用。我认为这是欠了一笔政治账，我想在这里作一个自我批评，把当时的事情经过公之于众。
　　毛泽东去世，中国人送走的还是一个皇帝。他希望传位于华国锋。但华无论从那一方面来说，继位的条件都很差。当时，像邓小平这样的老资格革命家，因为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挂帅人物，曾经被毛作为刘邓路线的第二号人物来一再打倒，因而在党内外享有很高的威信，全国一致盼望把邓等老革命家解放出来，主持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华是一个过渡性的人物是很明显的。
　　忠实执行毛的左倾路线的人，在毛去世以后，势力还是很大。其中几个人物拿毛的所谓遗言“你办事我放心”作为遗诏，拥戴华继了位，并不是由于有这个遗诏，而是因为他参与了粉碎“四人帮”的斗争，把“一举粉碎‘四人帮’”的功劳归之于华。
　　当时众望所归的继位人是邓小平。党内外比较一致的政治力量，就是一方面促成邓很快解放，重掌大权，一方面促成华早日结束这个过渡期。
　　究竟华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处人什么地位，起着什么作用，像我这样的高级干部也不清楚。  
　　　　　　　　　　杜修贤提供了一张令人吃惊的“八人照片”  
　　一九八Ｏ年初，人民日报得到了一张十分重要的照片，这张照片令人大吃一惊。我们把这张照片和拍摄经过送给了中央纪委主任陈云同志。这个材料对于以后促成华很快下台起了什么作用，我也不得而知。当然，不会是最主要的作用，恐怕也不会是微不足道的做用。
　　回想当时处理这张照片的情况，是富有历史价值的。我把这张照片的来龙去脉写在下面：
　　我们党的主席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的确确是史无前例的。它革掉了共产党的命，把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党，在一段时间内革成一个封建法西斯的党。毛泽东曾经预言，共产党可能变成法西斯党，他自己造成的事实，证明了他自己的预言。 “林、江反党集团”是毛泽东一手提拔、长期重用的，他决定以他们完全控制的“中央文革小组”踢开党委闹革命，取代了中央政治局，成为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所以，“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 （《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
　　一举粉碎“四人帮”，是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中央领导同志发动的一场宫庭政变式的斗争；先把“四人帮”抓起来，然后才经过政治局同意的。并没有发动又一场革命，革掉毛泽东这一条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路线，还是要“按既定方针办”。而且把 “四人帮”逮捕起来，也是打着毛泽东的旗号，说是为了维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革命行动。
　　当时说：“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这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长期斗争取得的伟大胜利”。（新华社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
　　这当然同事实有很大出入。因为当时早就没有政治局了，也早就没有党中央了，上上下下的党组织早就一脚踢开了。文革以后很早就说：“党的领导就是毛主席的领导”，除了毛主席唯一的亲密战友林彪以外，其他中央的领袖人物都可以打倒，事实也是这样。所以，很早就只有毛主席，没有党了。怎么可能有什么同毛主席、同他的左倾路线和同当时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中央文革小组”相对立的党中央政治局来毅然粉碎“四人帮”呢？
　　说是执行人民的意志，这又对又不对。对，是人民早就想打倒“四人帮”，结束这场灾难的“大革命”。不对，是人民还没有形成打倒“四人帮”的有组织的力量。丙辰“四五” 天安门的集会示威是充分显示了人民对“文化大革命”的憎恨，那毕竟是人民忍无可忍的自发行动。当时共产党是站在人民的对立面，没有去领导，反而去镇压；也没有其他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去领导，把它引导到去胜利完成打倒“四人帮”的历史航程上。
　　粉碎“四人帮”之所以是宫庭政变式的斗争，因为组织领导这一伟大行动的是党的最高领导集团中几位元老级人物。他们并不反对毛泽东，也不反对他那套左倾路线。他们中的主要人物如华国锋和汪东兴，只想把“四人帮”拉下台，以保全已经到手的统治大权。在毛泽东去世以后，华、汪同“四人帮”的关系是十分亲密的，是同他们妥协的。只是“四人帮” 看不起华、汪，争夺要当毛的继承人，以便独霸最高领导核心。连华、汪这样的人也容不得，想把他俩搞掉，这才逼着华、汪下决心同坚决反对“四人帮”的叶剑英、李先念同志等站在一起，共同把“四人帮”抓起来。
秘密拍摄“八人照片”的经过
这里有一张很不容易保存下来的、引起震动的“八人照片”，是在毛主席逝世后第三天凌晨拍摄的；他们手拉着手肃立在主席遗体前沉痛告别。这八人，除了“四人帮”以外，还有华国锋、汪东兴、陈锡联和毛远新。
这张照片的拍摄者是中南海摄影小组（正式名称是中央外事摄影协作小组）组长杜修贤同志。拍摄的经过很神秘，杜对此有过详细叙述。一九八Ｏ年二月，杜修贤找到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秦川，谈到这张照片的情况，秦要他写下来。二月二十二日，秦川和我，把杜写的拍摄经过连同照片一起送给陈云同志。
现在将这封信的底稿抄录在下面：
陈云同志：
送上一张很重要的照片。
我叫杜修贤，粉碎“四人帮”以前，一直是中央外事摄影协作组的组长（兼新华社摄影部副主任），长期负责拍摄有关毛主席的照片。这张照片是我在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二日（毛主席逝世以后第三天）早上拍摄的。
九月十一日晚上，我在人民大会堂准备悼念毛主席的摄影活动时，汪东兴对我说：“你带上照相机跟我去”。
我当时没有带照相机，借用别的同志的照相机和三个胶卷，向汪东兴报到。
汪问我：“你带了几个卷”？我说三个。汪东兴又说：“多带一些胶卷”。我又去借了一些胶卷。汪东兴对我说：“你和我一起走，坐我的车”。我就跟汪东兴一起走出大会堂，坐了汪东兴的随车，跟在汪东兴的车后面。但我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去照什么像。
进了中南海，到了毛主席的住处，下车后，汪东兴把我带进为毛主席新修的住所，叫我在过道的一个小房间里等着。这时已是九月十二日的早晨了。我在过道里等了有四十分钟后，才看到华国锋、陈锡联同志，还有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毛远新从里面的房间走出来，有的一边走，一边剔牙，我才知道他们在里面才吃过饭，上厕所去。
当姚文元看到我时，对我说：“我也打电话找你，今天要你完成一个重要任务”。
江青看到我时说：“你就带了一个闪光灯？又是平版光”。我觉得当时的气氛很紧张，我没有讲话。我这时还不知道要照什么像。过了一会儿，把我叫到停放主席遗体的大房间里，其他人员一概免入，就连张耀祠、张玉凤也不得进入。接着，他们八人走进来，每人围绕停放主席遗体的床走了一圈后，八个人排成一行在主席遗体前合影。从左至右是：张春桥、王洪文、江青、华国锋、毛远新、姚文元、陈锡联、汪东兴。
照完合影后又手挽手在主席遗体前照合影。照完后将主席遗体运入大会堂。当时我想为什么叶副主席没有来呢？看当时的情况是很正式的在主席遗体前向主席致哀告别。中央的主要负责人都来了，虽然政治局委员不全，但副主席、常委都在，就少叶副主席。叶副主席当时又在北京，身体很好，无论如何叶副主席是应当参加的。如果说只是负责主席医疗组的中央领导人向主席遗体告别，姚文元、陈锡联又不是负责主席医疗组的成员，他们两人为什么又参加呢？我对这个问题不理解。
我照完这个像以后，回到摄影部，值班记者告诉我，说姚文元来了几次电话找我。这就是说姚文元、汪东兴为此事都亲自找我，江青又说是用平版光，可见照这个像，江青、姚文元、汪东兴事先是计划好的。
过了两天，江青、姚文元、汪东兴都向我要这次照片的样片看。（三个人同时要看一个活动的照片样，这还是第一次，可见此次活动的重要性）。我洗了三份样片，给他们三个人送去。每份有七、八张，有合影的，有几个人在一起的。照片送去后，江青首先选定了六、七张，其中有合影两张，一张是八个人手挽手的，一张没有挽手的。
江青选定后，写了一张条子，大意是：国锋、洪文、春桥、文元、锡联、东兴、远新，我意每人洗一套留作纪念。七个人都在条子上划了圈。江青把她选定的样片连同上面七个人圈阅过的条子一同寄给我，要放大八套，并在条子上写上“退江青”。过去江青洗照片时从来不把其他中央负责人圈阅过的文件给我看。这次她完全可以叫我放大八套照片就行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她将圈阅过的条子寄给我。　　
汪东兴诬陷杜修贤
粉碎“四人帮”以后，汪东兴就放风说我是摄影界的一霸。在天安门庆祝粉碎“四人帮 ”的百万人大会的第二天晚上，我到玉泉山送审稿件时，汪东兴就当着华国锋的面，气势汹汹地质问我：“你知道不知道华国锋是第一副主席？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过第一副主席没有？你为什么不突出宣传华主席”？
随后，汪东兴又在一九七六年十月十八日召开全国宣传会上，捏造罪名对我进一步迫害。他造谣说：“华主席在追悼毛主席大会上致词的五人照片是从电视里搞了三天三晚上搞出来的，是贬低华主席，突出四人帮，思想偏到四人帮一边去了”。
从此，我就成了新华社的重点审查对象。进驻新华社的郑屏年到新华社以后，我给他看过这张八人照片。于是，郑屏年的五人小组向汪东兴呈报重点审查我的“材料”。汪东兴亲自审批了审查我的问题，并以中央要审查的名义向群众宣布限制我自由的规定。命令我交出所有的有“四人帮”的照片、底片。当时我没有交出这次拍的底片、照片。后来专案组的宫天一同志要我把这些底片、样片全部交给汪东兴。因此，我将这次拍摄的全部底片、样片密封后，交给专案组的宫天一同志交朱穆之同志转交汪东兴。因为我在拍摄这些照片时就有想法，我认为没有叶副主席参加是不合适的。所以，我在拍摄致词的五人照片时，就把叶副主席拍上，而且影像大，这是我针对那张八人照片不要叶副主席有感产生的拍摄思想。因此，我在交这些底片、样片时就留了一张八人手挽手的底片。因为怕对我进行查抄，我将这张底片做了转移保存，留存至今。
从汪东兴当着华主席的面骂我不宣传华主席到全国宣传会议上点名造谣整我，我反复想，我的错误究竟是什么呢？汪东兴说五人照片是我从电视中搞了三天三夜拼接出来的，是纯属造谣，因为照片是第二天就见报了，电视片还没有洗出来呢。汪东兴说五人照片贬低华主席、突出“四人帮”，更是欲加之罪。追悼会排列的位置是中央排的，我怎会知道拍成照片就是犯罪呢？而且我的拍摄角度是华主席、叶副主席最大，又是在百万人在场的天安门广场拍摄的，怎会就犯了罪呢？
请问汪东兴，你们九月十二日早上在主席家里安排拍摄的手挽手八人照片是突出了谁？贬低了谁？排挤了谁？作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应有起码的道德是说实话，共产党更应该从自己嘴里说的、用手写的都应该经得起实践的考验，是实事求是的。汪东兴诬陷我的目的是十分清楚的，他要杀人灭口。
现将八人照片和五人照片送上，两张照片可以比较一下，是哪张突出了“四人帮”？
这张照片我藏了很久，不敢拿出来。现在送给你，我认为是一张很重要的照片，同时请求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检查汪东兴对我的打击迫害。
敬礼！
杜修贤
一九八Ｏ年二月二十二日
我上书陈云要求查清是“四人帮”还是“八人帮”
这张照片送给陈云同志时，是中央十一届五中全会的开始，这次会议将调整中央最高领导班子。我们在这个时候送上这个材料，是想趁这个机会促成压低华国锋和汪东兴的领导地位。到了这年十二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时，我给陈云同志的秘书王玉清同志写了一封信，附上我对八人照片的说明，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扩大传阅这个八人照片。
陈云同志考虑不必扩大，因而我写的这个材料就压了下来。现在把它也抄在下面：
玉清同志：
前天向你提的几点意见再重复一下：
一、那张八人照片已经传得更多人知道了，有人来找我要看。　　我估计，在中央工作会议时，会有更多的同志要找我看。我觉得不好不给看。所以，我想是否可以索性拿出来？请你考虑，是不是应该拿出来？如可以，我写了一个照片说明，请你看是不是适当？（用与不用，都请退我）
二、人民日报希望刊登陈云同志的文章，比如六二年的三篇，我们认为现在登出来，对统一全党思想、贯彻落实调整方针很有好处。在这个时候，陈云同志的文章比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文章都重要。请你请示一下，希望陈云同志批准。如批准了，请你代报社写一个［编者按］，当然，如果能写一篇介绍文章更好。
三、这次中央工作会议，要解决的既是十分重大的政治问题，也是十分重大的经济问题。我以为这样的会议，除了党政领导同志以外，最好吸收一小部分党内专家参加。是否向陈云同志反映一下。
以上意见是否适当，希考虑。
此致　
敬礼！
胡绩伟
十月十二日
附件：对八人照片的说明
请同志们看看这张照片，这说明了什么问题？
这张照片，是毛主席逝世后第三天（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二日凌晨）在主席卧室的灵床前拍摄的，摄影者是中南海摄影组（真名是“中央外事摄影组”）组长杜修贤同志（他又是新华社摄影部副主任）。
十一日夜，汪东兴叫杜修贤同志跟着他从人民大会堂到中南海。到了主席住地，姚文元见到杜就说：“我也打电话找你，今天要你完成一个重要任务”。江青说：“你就带了一个闪光灯？又是平版光”。
拍照片时已经是十二日早晨了。
照片拍好以后，过了两天，江青、姚文元和汪东兴都向杜要这次的照片。杜洗了三份样片，每份七、八张，分送他们三人。江青选了几张，其中合影两张，一张是八个人手挽手的，一张没有挽手。江青选好以后，写了一个条子，大意是：国锋、洪文、春桥、文元、锡联、东兴、远新：我意每人洗一套留作纪念。七个人都在条子上划了圈。江青把她选的几张连同那张条子寄给杜，要杜放印八套，并在条子上写上“退江青”。杜洗了八套连条子一起送江青。
粉碎“四人帮”以后，汪东兴大骂杜是摄影界一霸，在宣传工作会议时骂杜贬低华主席、突出“四人帮”。以后汪东兴、郭玉锋向新华社派出以郑屏年为首的工作组，把杜作为清查“四人帮”的重点对象，抄了他的家，没收了摄有“四人帮”的所有照片和底片。杜偷偷留下了这张八个人手挽手的底片，转移到一个朋友家里保存起来。
三中全会前，杜把这张底片洗了出来，，交了一张照片给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秦川同志。我们看了很惊异，不敢拿出来，怕影响安定团结。
今年八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后，我们又拿出这张照片，反复研究，觉得应该拿出来了。所以，我们鼓着勇气送给中央副主席兼中纪委主席陈云同志。
现在，政治局已经很顺利地解决了粉碎“四人帮”以后到三中全会期间的严重错误问题，听说华国锋同志还没有坦率地承认错误。所以，我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把这张照片交给同志们，请大家看一看，想一想；请中纪委认真清查一下；希望华国锋、汪东兴、陈锡联同志作出交代。
一首打油诗：《问？》
下面一首打油诗，是我看了照片以后写的，作为这张照片的说明，抄在下面，帮助同志们思考。
问？
一看这张照片，
使人大吃一惊！
一连串的问题，
一个接着一个问。
似乎坠入五里雾，
越问越不清；
又像看破了一线天机，
找到了很多怪事的总根。
那是“四人帮”，
怎么还有陈锡联、毛远新？
怎么还有华国锋、汪东兴？
他们不是四个，
怎么会是八个？
是政治局成员的集体告别？
为什么又多一个毛远新？
为什么又偏偏没有李先念、叶剑英？
这八个人是偶尔碰在一起？
还是谁约集起来？
谁是召集人？
在主席的灵床前，
他们是那样虔诚。
为什么你拉着我、我拉着他，
八个人结成了一股绳？
他们仅仅互相——手儿握得紧又紧，
还是心儿连着心，
八条心也结成了一条心？
他们是在灵前话别——永远紧记：“你办事，我放心”。
是永远“按既定方针办”？
请老人家在天国放心？
他们仅仅是在向过去告别？
还是为将来在海誓山盟？
胡绩伟
十月十二日
翻出这些材料来，是一九九一年，事情已经过去十几年了。当时，我是把这一照片事件作为是“八人帮”的证据。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判断是不对的。我只强调他们在思想上的共同点和他们团结在毛主席周围的一个方面，而看轻了他们之间的矛盾、特别是争夺接班人的矛盾，低估了“四人帮”想排挤华、汪，独霸天下的又一个方面。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八人照片虽然不能说明他们就是“八人帮”，但足以说明，华国锋、汪东兴同志同“四人帮”的关系还是相当亲密的。
华、汪同“四人帮”这种亲密关系，也决定了他们在继位以后的当权时期，对于揭批“ 四人帮”的思想批判和组织清理的软弱和妥协性。这就是在思想上并没有认真批判“四人帮 ”那条极左路线，反而提出“两个凡是”的总方针。

半醉汉

九十年来，从山寨到宫廷，哪有一点工人阶级和人民的影子？

自觉的梦游人

第二章 四个坚持和四根棍子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邓小平同志在一九七九年三月三十日理论务虚会第二阶段大会上代表中央作的报告中提出来的。他说：“中央认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大家知道，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粉碎‘四人帮’以至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一直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
听了这个报告以后，当时有一些同志认为之所以要强调“四个坚持”，就是要用这作为 “四根棍子”来打击“真理标准”的同志，是想要阻挡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开创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进而把中央以反左为主的方针扭转为以反右为主的方针。十年来的事实证明，这些同志的预见是正确的。老实说，我当时的思想还是比较保守的，只在具体的提法上有一些意见，特别是我只认为应该在如何坚持方面多作研究，以便同林彪、江青反党集团所坚持的假社会主义划清界限。谁知就是这样，也被视为异端。
“四个坚持”是“四个念念不忘”的翻版
其实，“四个坚持”是从“四个念念不忘”摇身一变而来的。“四个念念不忘”是林彪提出来的。在一九六六年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以后的第三天，林彪发表了杀气腾腾的《五。一八讲话》，“四个念念不忘”就是在这个讲话里提出来的。林在这个讲话中，一方面从揭发所谓“彭、罗、陆、杨反革命集团”开始，大讲国际上和我国历史上的“反动政变”，大讲反对所谓资产阶级复辟，因而提出“念念不忘政权”，说什么 “政权就是镇压之权”，提出“这里最大的问题，是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颠覆，防止‘苦迭打’”；还提出社会上的反动派，混进党内的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都要镇压，有的杀头，有的关起来，有的管制劳动，有的开除党籍。
另一方面，林彪在这个讲话中，又大肆宣扬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说：“毛主席广泛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代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十九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恩格斯。二十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还说：“毛泽东思想是人类的灯塔，是世界革命的武器，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林彪进而提出：“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岁，一百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当时林彪就提出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要“打掉一批中国的纳吉”、“ 一批中国的赫鲁晓夫”。林彪在两手并用的情况下，提出了杀气腾腾的“四个念念不忘”，他说：“我们一定要严重注意资本主义复辟这个重要问题，不要忘掉这个问题，而要念念不忘。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然的话，就是糊涂虫。不要在千头万绪、日理万机的情况下，丧失警惕；否则，一个晚上他们就会杀人，很多人头要落地，国家制度要改变，政权要变颜色。”
重读林彪的这篇讲话，是很令人深思的。邓小平同志深受“文革”之苦，他对林彪强调 “四个念念不忘”的历史不可能不熟悉。有的好心的同志认为，“四个坚持”是起草讲稿的同志提出来的，小平同志没有注意，是上了当！当然不能这样说，英明的小平同志对这样重大的原则问题不可能马马虎虎，不可能不注重、不深思，不可能像一般大官僚主义者那样只是照念稿子。
关键是在反对“两个凡是”以后，的确又冒出了新的“凡是”的苗头。
领袖的“凡是”，就是领袖的话“句句是真理”；就像“皇帝”的“凡是”，就是皇帝的“金口玉言”。总之，都是要全民奉若神明，上上下下都听话、都遵从，都坚决照办、都坚决贯彻，违者必究、从严治罪。这是维持统治的法宝；对封建主义来说是这样，对我们历届革命的领袖来说也是这样。
坚持毛泽东思想是四个坚持的核心
“四个坚持”的核心是“坚持毛泽东思想”。因为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而“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坚持无产阶级专政”都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所以“四个坚持”实际上是“一个坚持”，就是“坚持毛泽东思想”。
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是“文革”结束后头等重大的问题。“文化大革命”既然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十年运动的整个过程都是毛泽东思想活灵活现的大试验、大贯彻，结束这一史无前例的大浩劫大悲剧之后，全国干部和全国人民都不可能不想到毛泽东的责任。
把责任推给林彪、江青，推给“四人帮”。当时的最高领导是这样想的，指导思想和舆论导向也是这样做的。但是，无论是批判林彪、江青反党集团、和揭批“四人帮”的罪行，也无论是拨乱反正、平反一切冤假错案，都不能不牵涉到毛泽东极左路线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和他的一系列极左的理论观点，也就不能不牵涉到毛泽东思想的严重错误部分。
这同很多已当权的和未当权的权威人物多年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老传统大相径庭。因而就暴发了“两个凡是”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一场大论争。
在这些“高举”的权威人物中，显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已经当权的，他们“高举” ，就是用毛的“两个凡是”来压制尚未当权的权威人物，以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而另一类就是那些未当权的，为了使自己从毛的极左路线下解放出来，就不能不反对“两个凡是”。但是，一旦自己当权以后，仍然感到毛泽东思想这杆大旗放不得，一是因为自己多年来就是在这种思想培育下成长起来的，二是自己无其他权威理论来维持自己的权威地位，因而不能不继续仰仗这杆大旗来作虎皮。
在反对“两个凡是”的人物中也显然有两类。这两类人虽然都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可是一类人仅仅是用这来反对阻碍自己当权的“两个凡是”，因为这句话也是毛泽东的话，他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另一类人也打着这一红旗，用这一理论观点作为反对“两个凡是”的武器，但到此并不止步，他们不只反对“两个凡是”，而且反对毛泽东思想中一切错误的观点和相应的一系列的方针政策。
这就很自然地形成了新的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斗争。
提出“四个坚持”的政治背景
粉碎“四人帮”以后，毛泽东多年来苦心经营的专制独裁统治被冲破了，首先在政治领域和思想领域出现了一个极为难能可贵的思想解放时期。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最大贡献，就是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新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运动使我们从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下解放出来，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顺利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三中全回确定了社会主义建设应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抛弃几十年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基本纲领。三中全会第一个发展农村经济的决定，动摇了毛泽东极左路线在农村的基础～一大二公的人民公设制度，促进了农村经济的飞速发展，从而扭转了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危局。
在这个意义上说，三中全会最大的功劳，就是使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开始打破了毛泽东极左路线的禁梏，是我国反对极左路线的最伟大的胜利。
这对新解放出来的邓小平来说，的确是很大的喜悦。同时，也使他产生了忧虑。因为他赖以起家的毛泽东的政治权威和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权威，更加被证明是错误的和失败的。特别是在三中全会后的理论务虚会上，思想解放后的各种理论观点，不仅分析了毛泽东思想的大错特错，而且有一些先进人物还分析批判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很多错误观点，这对正要树立新的“凡是”的邓小平来说，都是很大的威胁。
这才是小平同志在务虚会上提出以“坚持毛泽东思想”为核心的主要原因。一方面在清算林彪的极左错误，一方面又搞一个“四个念念不忘”的翻版；一方面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要批判毛泽东思想中最主要的错误，一方面又不加分析地笼统提出“坚持毛泽东思想” ，实际上就是要坚持毛泽东一系列左的错误。这当然是十分矛盾的决策。因而明眼人一看就认为“四个坚持”是“四个念念不忘”的翻版，是“四根棍子”。老实说，当时我的思想还比较迟钝，没有认识到这个翻版就是“四根棍子”。
我对四个坚持的几点补充意见
当时，当局的领导意图是把思想解放运动局限在“坚持毛泽东思想”为核心的“四个坚持”的范围内，坚持在二十几年来的“巨大成绩”和维护一党专政的体制“基本正确”的范围内。以后我才懂得，当时把批判“四人帮”和反对“两个凡是”统称为“拨乱反正”，就是要返回到过去的“正确道路”，因为几十年的历史是“基本正确”的。而我的思想还没有完全突破这种“拨乱反正”的老圈子。
当时我认为，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当然应该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但是在长期的左倾路线和林彪、“四人帮”的严重破坏以后，重新提出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就不能不根据二十几年来的新情况提出如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新问题，如究竟是坚持真社会主义还是假社会主义等新问题，如果对这些新问题不加阐述，就很容易坚持错误的原则，很容易同林彪、“ 四人帮”的所谓“坚持”划不清界限而混淆起来。当时，我和一些同志在拥护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条件下，提出一些补充、修改和澄清理论是非的意见。这在理论上是值得考虑的，在组织上也是合乎党内民主原则的，可惜这些意见却被少数权威人物扣上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大帽子，一口咬定是什么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以后甚至上纲为在政治上同中央不保持一致，是偏离马克思主义的正道、走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邪路，同党“分道扬镖”了。
当时其他同志提出好多意见，我不去转述，只把我的意见，简要地复述如下：一、我认为在宣传“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时，应该讲总结十年内乱的惨痛教训，分清真社会主义和假社会主义；二、应把“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改为“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三、在宣传“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时，应注意讲改善党的领导，如果不改善多年来那一套错误的领导，就不可能真正坚持党的领导；四、主张分清毛泽东前期和他后期的错误思想。
这四点意见，哪点是反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呢？怎能说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自由化思想呢？
这种对待原则分歧意见的恶劣态度，的确是思想专制主义的重新抬头，就是我前面说的 “新凡是”的真实面目。由于在“真理标准”讨论以后，他们已经很难拿出什么有说明力的理论来树立自己的“凡是”权威，因而，他们打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旗号的目的，一是标榜他们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四项原则”作为“四根棍子”来打击那些坚持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同志，认为这些人是对他们的“凡是”权威的最大威胁。以后，他们又一再强调什么“在政治上同中央保持一致”、“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而且自封为代表中央，谁同他们不一致就是同中央不一致。而且发动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来整肃异己和重用亲信，都是为了树立自己在党内外的绝对权威。说穿了，无非是“句句是真理 ”、“一言堂”、“个人迷信”那一套专制独裁的翻版。
要分清真假社会主义
左倾路线那一套重新抬头，从我上面所说的那四点意见上，就可以明显地反映出来。比如：
一、很多同志主张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方面，要分清真假两种社会主义。因为那条左倾路线、特别是林彪、“四人帮”搞了那么久的假社会主义、穷社会主义、专制独裁的社会主义～封建法西斯主义，流毒颇广。
如果不注意分清这种真假社会主义，就很可能坚持的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拿农村来说，中央提出要进行农村体制改革，“新凡是”却要坚持过去人民公社那一套一大二公的穷社会主义的体制，反对各种联产承包责任制，反对尊重农民的自主权，也就是反对八亿农民行使农村工作和农业生产的民主权利。他们指责联产承包、特别是家庭承包是“变集体经营为个体经营，实际上是分田单干，背离了社会主义方向，包产到户是一种倒退”。还是几十年惯用的老帽子：“搞资本主义”。
一九八一年五月，人民日报刊登广东高要县陈志雄夫妇承包渔场扩大到三白五十五亩，承包金额到五万零九百二十三元，并且雇工经营的新闻，引起强烈的反映，称赞的反对的都很多，报社受到胡乔木同志的严厉批评。报社决定开展一场公开的讨论。广东省有两位学者去作过专门调查，他们认为：“陈志雄的经营方式同旧社会（资本家）实在没有什么差别” 。当时处于理论权威地位的胡乔木同志还给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写信，认为陈志雄承包渔场， “离开了社会主义制度，需要作出明确规定予以制止和纠正，并在全省通报。事关农村社会制度的大局，故请省委考虑”。省委、地委和县委都纷纷组织调查组。最后，省委调查组认为：陈志雄在全公社首开专业承包的先例，效果显著，对当时冲破左的思想束缚，落实生产责任制起了积极作用。他们还认为：这种以雇佣劳动为主的大面积承包已带有一些资本主义因素的经营方式，但不能和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划等号，因为在陈的经营收入中，大部分作为承包金交给了集体，这种经营方式，就其经营效果看，比吃大锅饭先进得多。
以后，我到广东，一些同志告诉我，说人民日报这一讨论，大大促进了广州市的淡水鱼供应，因为市周围的渔场承包了，很多低洼地也变成渔场了，广州市变成了全国淡水鱼供应又多又新鲜又便宜的城市。
把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改为坚持人民民主专政
二、我和很多同志主张，“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应改为“坚持人民民主专政”。
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专政。在三大改造以后，我国的剥削阶级已经基本上不存在了，工人阶级也不再是受剥削受压迫的无产者了。因而，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著作中，都对新中国的国体确定为“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和我国第一部宪法也是这样写的。宪法序言中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在反右派斗争以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已经发展到相当严重的情况下，“无产阶级专政”一词才又开始广泛使用，“人民民主专政”不敢再提了。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九七五年，由张春桥主持修改宪法时，才把宪法第一条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九八Ｏ年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决定修改宪法时，就有一些同志提出修改宪法第一条，主张把“无产阶级专政”改为 “人民民主专政”。一九八二年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宪法第一条作了修改，把其中的“ 无产阶级专政”改成了“人民民主专政”，还是用第一部宪法的写法。可惜，在宪法的序言中，仍然肯定“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把两者划了一个等号。这样一写，既然人民民主专政同无产阶级专政完全一样，宪法第一条把“无产阶级专政”改为“人民民主专政 ”就什么没有必要了。因而，我和一些同志对序言中这句话提出修改意见，但几次提出都没有被接受。在正式表决通过的前夕，我实在憋不住，还是给主持宪法修改工作的彭真写了一封信。因为这是很多同志的意见，最后修改时终于把“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改为 “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
现在我把给彭真同志的信抄在下面，留下一份历史资料：
彭真同志：
这次宪法草案，修改得更完善了。你向大会所作的报告，我完全拥护。
我觉得草案有一点美中不足，还是序言中仍然保留“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说法，用“即”字把两者等同起来，我认为是不够科学的。
你这次的报告，比四月份在人大常委会上的说明，作得更好，更深刻；这次你没有再引用序言中那句话。这次，你的解释是科学的解释。“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是正确的，用“实质上就是”，是很恰当的，比用“即”字好。因为人民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是既有共同处，又有不同处的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划等号，不是一个完全等同的概念，用“即”字等同起来是不科学的。
如果两个概念完全一样，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三中全会以前，一九七五年和一九七八年宪法中把“人民民主专政”改为“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什么不对，现在也不必改回来了。
十月四日耀邦同志同乔治。马歇同志的谈话中说：“我个人认为，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在两个方面、四个问题上走了弯路。…第一方面是国内问题。国内的第一个问题是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第二个问题是经济问题。在专政问题上我看是曲解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抓了很多人，甚至杀了很多人。我们也犯了这个错误。我们没有认真考虑社会主义的民主问题。”他又说：“你们党、意共、西共，都不赞成提无产阶级专政，我们现在也不提无产阶级专政。…我反复说，无产阶级专政，包括人民民主专政不要多讲，把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结合起来就好了。”（见中联部（八二）一四九号文件）　　所以，我提议把序言中这句话稍加修改为好，把“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得到巩固和发展。”改为：“我们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得到巩固和发展。”
这个意见，我已经提过几次，还向你当面呈述过。可能中央另有考虑，认为还是不改为好。我因为不知道有什么考虑，所以又提出。　有人说我很固执，坚持己见。我也确有这个毛病。本来我不想再提了，在这次会上我也不会去发言，再次公开提出。但经过再三考虑，我想还是应该向你单独提出，因为你是受中央委托的修改宪法的主持人。你多年领导我工作，我对你是十分尊重的，终于还是向你再次提出。你如认为不必改了，我也同意。我这意见，希望你也不必再告诉别人了。再次打扰你，如果我做得不对，希望你批评指示！
此致敬礼！
胡绩伟
十一月二十七日（一九八二年）
要改善党的领导才能坚持党的领导
三、很多同志主张，在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时应该特别注意“改善党的领导”，只有改善党的领导才能坚持党的领导。
也没有想到，这个意见被认为是反对共产党的领导，遭到胡乔木的斥责，他指责说：“ 首先要承认党的领导，然后再谈党应该怎么样领导，因为，如果根本不承认党的领导，那么去讨论怎么样去领导，这就是毫无意义的。正像你说个‘Ｏ’，这是一个什么‘Ｏ’？是一个大的‘Ｏ’，还是一个小的‘Ｏ’？这是毫无意义的。”老实说，这种远远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所谓权威，很难体会到，经过二十几年左倾路线的领导，特别是经过十年内乱的封建法西斯式的领导，我们自称为共产党的领导，早已是威风扫地，只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才开始恢复一点声誉。在这种情况下，的确不是什么大“Ｏ”小“Ｏ”的问题，而是这“ Ｏ”还是不是“Ｏ”的问题，是真“Ｏ”还是假“Ｏ”的问题。只有先改善党的领导，先得到群众承认，然后才谈得上得到多赞成还是少赞成的问题。因而只有先从政策到措施，先从言到行，首先解决是“Ｏ”不是“Ｏ”的问题，如果群众承认是“Ｏ”，才谈得到是大“Ｏ ”还是小“Ｏ”的问题。当我们重新提出“坚持党的领导”的时候，人们当然有必要问“坚持什么样的领导”？是坚持左倾路线的领导？坚持一言堂、家长制、个人迷信的领导？坚持十年来“四人帮”那一套法西斯的领导？坚持穷社会主义的领导？坚持那种迫害好人、重用坏人的领导？
这些尖锐的问题人们是要问的。如果我们不下决心改革这种不得人心的领导，广大人民群众会心甘情愿地接受我们党的领导吗？这种领导能够坚持下去吗？当时，问题的严重程度是世人皆知的，而这些权威竟然还摆起架子来训人，实在可笑。当时，在报纸上宣传究竟是强调坚持领导还是强调改善领导，究竟是写“坚持领导，改善领导”，还是写“改善领导，坚持领导”，这不只是先后次序问题，而是真坚持还是假坚持的问题，是能坚持下去还是不能坚持下去的问题。
　　这一争论持续了一年，最后，耀邦同志在一篇社论中，把“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改为“用改善党的领导来坚持党的领导”，而且明确地向报社同志说：“只有在改善党的领导的前提下，才能坚持党的领导。”这样，胡乔木才不得不暂时停止这种喋喋不休的指责。
　　这里，很可喜的是保留下当时我给耀邦同志的一封信，讲到了他对“改善党的领导”的修改，提出了我对这个问题的意见。
　　现在把这封信抄在下面。  
　　　　耀邦同志：
　　我们收到《论苏联建国初期的党政领导制度》一文，当然不能发表，连内部参考也觉得不好登。但是我认为应当送你看看，考虑考虑这类问题，是十分必要的。（注：这篇文章已送耀邦同志，我没有留下复印件，很可惜，因而无法回述文章的具体内容。）以俄为师，使我们革命从此走上胜利的道路。这个老师给了我们十分珍贵的教益。不可否认，也给我们一些很不好的影响。当然，这不能怪老师，主要怪我们当学生的在学习好东西的同时，也学了不少不好的东西。这些不好的影响，列宁在世时已经研究改进，斯大林不仅没有去继承列宁这种革新精神，反而助长和发展了这些不好的东西。这些不好的东西在我们这里又有所发展，成为我们遭受巨大挫折的一个原因。这些历史经验教训是值得思考和研究的。五中全会后，我们送一篇社论给你审查，你把“加强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一句，改为“用改善党的领导来加强党的领导”，这不是简单的文字修改，表达了目前我们一项十分重要的建党思想。
　　（注：这次我又查了一下，原来送审的是一九八Ｏ年七一社论，社论中有一段说：“为了搞好四化建设，为了担负起摆在我们面前的各项繁重任务，必须加强党的领导。”耀邦同志在“必须”之后加了几个字“用改善党的领导来加强党的领导。”这就摆正了改善党的领导和加强党的领导的位置了。）
　　小平同志在去年八月政治局扩大会上提出改革党政领导制度，是十分重要的。
　　可是，有的同志不高兴听“改善党的领导”的话，小平同志关于改善党政领导制度的指示也遇到相当大的阻力。在如何改善党的领导方面，有什么想法和说法，很容易受到责难，说是要摆脱和反对党的领导，一些同志也就不大愿意说了。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改进我们一切工作的核心也是我们党的领导。改革党的领导制度是根本问题，非想不可，应当提倡大家去想、去研究。尽管这中间，有的同志可能想得不对，甚至想得很错，可以批评，但不要责备，更不要戴帽子。
　　有人说我太大胆，其实我也是心有余悸的。当然，对我是毁誉都有的。在毁词贬语之中，什么违背四项基本原则、摆脱党的领导、否定派，等等，时有所闻，至于更骇人的说法也在不少地方传播着。所以，我把这篇文章送给你，只是请你看看、想想。请求你不要把这封信批转给其他同志，我怕又会给我增加一个新的“罪例”。
　　振兴中华，关键是振兴我们党。也可能是我了解的情况广一点，多一点，深一点，因而在大好形势的鼓舞中，仍然免不了有些忧虑，忧国忧民，特别是忧虑党。但是我自信绝不是怀疑、反对党的领导。
　　如果你看出我有什么毛病、偏差，欢迎你批评！
　　　　　　　　　　　　　　　　　　　此致敬礼！
　　　　　　　　　　　　　　　　　　　　　　　　　　胡绩伟
　　　　　　　　　　　　　　　　　　　　　　五月十日（一九八一年）  
　　　　　　　　　　要分清毛泽东思想的正确部分与错误部分  
　　四、我和一些同志认为，在提出“坚持毛泽东思想”时，应该严格区分毛泽东前期的正确思想同他后期的错误思想，不能混淆起来。
　　这是在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前提出的意见，也竟然被指责为反对毛泽东思想。六中全会才肯定了这个意见。粉碎“四人帮”以后，实际上存在两种偏差：一种是因为他后期的错误思想企图整个否定毛泽东思想；另一种是因他前期的正确思想企图坚持他后期的错误思想～特别是坚持他长期推行的左倾思想。决议指出：“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对毛泽东同志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态度，以为凡是毛泽东同志说过的话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只能照抄照搬，甚至不愿实事求是地承认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并且还企图在新的实践中坚持这些错误，这种态度也是完全错误的。这两种态度都没有把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而这种区别是十分必要的。”可见，我们当时提出的意见是对的，根本说不上反对毛泽东思想，恰恰相反，这正是为了正确地维护毛泽东思想。
　　那种不愿意实事求是地承认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的错误态度，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平反、特别是在为平反所写的社论稿《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时，表现得很突出。这一点，报社主持评论的几位同志同社论的主笔人胡乔木发生了一场争论。这篇社论稿是上面写好交报社发表的。主题是把为刘少奇平反说成是“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而且以此作为社论的题目。原文把毛泽东迫害刘少奇说成是毛在个别场合做的一件错事，这完全违反历史的真实，违反实事求是的基本精神。因为迫害刘少奇是毛泽东在很长时期内推行左倾路线的一个必然的恶果；这篇社论稿甚至认为，毛泽东这种严重的错误同他“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毫无矛盾，这同我们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旗帜也毫无关系。”人民日报主持评论的几位同志提出了不同意见，把题目改为《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集体研究出一个修改稿。我先把这个修改意见向社论的主笔者胡乔木口头提出过，却遭到批驳和不予理睬，最后我只好把我们的修改稿送去，意见信就压下来没有发出。现在把这封信抄在下面，留下一个历史资料。  
　　　　乔木同志转耀邦同志：
　　编辑部经常撰写评论的几位同志讨论了《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这篇社论。大家认为，这篇社论十分重要，比“国庆讲话”前进了一步。在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出来之前，下一点毛毛雨，逐步让群众有思想准备，这还是有好处的。实际上，群众早就在想这个问题了。特别是在为刘少奇平反时，这个问题更是无法回避。社论实事求是地讲到了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因而比较有说明力。
　　但是，同志们还觉得这篇社论仍有一些可以修改一下的地方，我们试作了修改方案，供参考。
　　大家说，看到《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这个题目，总觉得不能自圆其说。尽管文章作了不少解释，仍觉得勉强。这牵涉到什么是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倒刘少奇，是席卷中国大陆、长达十年之久的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并有毛泽东同志一整套的理论思想来进行发动和作为指导。毛泽东本人用这种思想否定了他在五七年以前的许多思想，一直到去世前他也没有改变。所以，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倒刘少奇，不能说是毛泽东同志在某一个场合或者一时作出的错误决策，不能说不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一部分。
　　另外，也不能说，“实事求是”的思想是毛泽东同志独有的。作为唯物论者，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是讲“实事求是”的，只是他们没有用中国古代成语来表达罢了。甚至资产阶级、封建阶级在审理案件时，也不是根本不要弄清事实。
　　《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这个题目，如果用在理论上的拨乱反正方面，也许是合适的，但为刘少奇同志平反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我们想还是用《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为好。
　　至于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或什么是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这个问题很大，现在认识还不统一，最好在作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时，由大家讨论来解决，这篇社论最好避开这个用很少文字难于阐述清楚的大问题。
　　社论中说，为刘少奇平反，“这同我们尊敬毛泽东同志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毫无矛盾。”同志们认为，说“毫无矛盾”太绝对了，也是不够实事求是的。因为毛泽东打倒刘少奇，是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这个错误不可能不损害毛泽东同志的威望，实际上已经损害了。还有，社论说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几乎坐视‘四人帮’镇压民众而难于坚决制止”，人们将会问，那么“四五”天安门事件时，如果毛泽东同志要制止的话，不是办不到的，并不是难于制止的嘛！
　　根据同志们的讨论意见，我们试作了一些修改，现一并送上，仅供参考。
　　　　　　　　　　　　　　　　　　　此致敬礼！
　　　　　　　　　　　　　　　　　　　　　　　　　　　　人民日报编辑部
　　　　　　　　　　　　　　　　　　　　　　　　　　　一九八Ｏ年四月三十日  
　　这一社论发表将近一年以后，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毛泽东思想所下的定义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可见这里所说的“毛泽东思想”，既不是他个人的思想，也不是他的思想的主要部分，因为只是他所作的“科学的指导思想” ，只包括他的正确思想，扬弃了他的错误思想，当然早已不是他的思想的本来面目。因为他的思想的本来面目，当然要包括他正确的和错误的主要思想两个方面；特别是在他后期二十几年中长期坚持左倾路线的思想，以后还发展为所谓“无产阶级继续革命论”的思想体系，怎么能说这不是他的思想本来面目所包含的一个主要部分呢？
　　仅就以上几点分歧，就可以看出，我当时还没有觉悟到对“四个坚持”应该采取否定的态度，我所提出的几点意见，只是想分清坚持什么和如何坚持，以便作到真正的坚持。

自觉的梦游人

　　　　　　　　　　应该弄清楚坚持什么和如何坚持  
　　我是人民日报总编辑，摆在我面前的任务也是从理论上如何解决“坚持”中的一些原则问题，以达到真正坚持的目的。
　　当时报社的几位领导同志认为在“四个念念不忘”的十年中，这“四项原则”已经赤赤裸裸地成为推行假社会主义、实行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破坏共产党领导和宣扬假马克思主义的护身符！它在这十年内乱期间，早已名不符实、声名狼籍，成为虚伪的口头禅了。粉碎“ 四人帮”以后，换了一个说法，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如果要痛改前非，要真心实意地坚持下去，那也是好事。要真坚持，首先就必须正视这几十年的现实，必须充分吸取这一反面经验，必须分析批判这种假坚持才能做到真坚持。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贡献，就是重申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重新确立了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而重新确立了我们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既然任何真理都要经受实践的检验，四项基本原则当时也不能例外。
　　当时，重提“四个坚持”有一定的必要性，用实践标准来进行检验也是必要的。原因来自两方面。一是十几年的左倾，加上十年内乱时期的极左路线，把四项基本原则糟蹋到濒于全面瓦解的地步，很多中老年党员干部都产生了很大的误解和曲解，弄不清几十年来我们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究竟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哪些坚持得不正确？唯一检验的标准既不是书本本，也不是最高指示和红头文件，唯一的标准只能是几十年的实践～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如果不从这几十年的实践出发，分清大是大非，肯定应该肯定的，否定应该否定的，只是原则上提出“四个坚持”，连这些中高级干部中的很多人都不知道究竟要坚持什么，如何坚持，也就达不到真正坚持的目的。这是一方面。从另一方面说，广大青年怀疑“四项基本原则”，当时出现了“三信危机”，对社会主义几十年的实践、理论和前途都几乎完全丧失信心。对这种情况，如果不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不根据几十年来的客观实践的成就，实事求是地批判错误、肯定成绩和总结经验教训，只是原则地提出“四个坚持” ，广大青年当然很难接受，其中即使有人想接受，也不知坚持什么具体内容，不知如何具体地进行坚持。
　　可见，在重申“四个坚持”以后，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对坚持什么和如何坚持进行具体的宣传解释，特别是从理论上加以深入浅出的阐明。当时，报社理论部同志提出要组织一批文章，我征求过胡耀邦同志的意见，他支持报社的计划，于是我们特约当时参加中央文件起草工作的李洪林同志撰写几篇文章。
　　结果，李洪林同志为我们写的三篇文章《我们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我们坚持什么样的无产阶级专政》和《我们坚持什么样的党的领导》发表于一九七九年五月九日、六月二十日和十月五日的《人民日报》，受到读者热烈欢迎。
　　可是，这又偏偏受到我们顶头上司的胡乔木责备。他认为：“这三篇文章，都是从反面提出问题，不是积极宣传四项基本原则，而是在根本问题上制造了思想混乱。”于是，从这时起，胡乔木等人就用“反对四项基本原则”作为“四根棍子”打人，首先就打在我和人民日报的头上，当然也打在李洪林同志头上。
　　真不明白：多年在左倾路线的领导下，越来越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社会主义，搞了很多年的假社会主义，如穷社会主义、兵营式社会主义、封建法西斯社会主义等等，在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原则问题上，造成了严重的思想混乱，人民日报刊登这种分清真假社会主义的文章，澄清了是非，拨乱反正，怎么反而是“制造了思想混乱”呢？邓小平同志在一九八五年八月《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中说：“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一百一十五页）可见，在提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五、六年以后，小平同志还说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还没有完全搞清楚。那么，在当时写一篇《我们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的文章犯了什么大罪呢？  
　　　　　　　　　　目的是把反左为主扭转为反右为主  
　　原来人民日报这一段时间集中批左，李洪林的文章也是肃清左毒的，这都惹得他们火冒三丈。因为他们正在千方百计地企图把三中全会反左为主的方针扭转为反右为主。到一九八三年，他们发动所谓“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批判李洪林时，他们就明目张胆地暴露了他们的真实目的了。
　　在批判李洪林同志的时候，他们引用了邓小平同志重提四项基本原则时的一句话，进行了歪曲篡改，这就恰恰暴露了胡乔木、邓力群等人之所以大叫“四个坚持”，正是为了继续坚持毛泽东“左”倾路线那一套。李的文章中有这样几句话：“当前，我们强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包含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我们要防止从右面来的危险；另一方面，尤其是要反对从‘左’面来的破坏社会主义的危险。”中央书记处政治研究室《情况通报》第三二五期却说：李这篇文章是“针对邓小平同志《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提出的在两条战线斗争中当前要‘着重对右面来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进行一些批判’的方针”而写的。
　　这是对邓小平同志讲话的公然歪曲和篡改。邓小平在反左为主的问题上虽然是动摇的，但他还不能公然放弃以反左为主，他当时讲话的原文是这样说的：“关于林彪、‘四人帮’ 所散布的极左思潮（毫无疑问，这种思潮，也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只是从‘左’面来反对），我们过去已经进行了大量的批判，今后还需要继续开展这种批判，不能放松。现在，我想着重对从右面来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进行一些批判。”显然，小平同志在这里并没有提出什么着重反右的方针。他们把邓讲话原文中继续批左的部分删去，然后又把“ 现在我想”四个字删去，换上小平同志没有讲的“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当前要”的字样，中间摘引了小平同志的半句话（就是“着重对从右面来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进行一些批判”），后面又加上小平同志没有说过的“方针”，于是，小平同志这句话就被有意篡改为“着重反右的方针”了。
　　这完全不符合小平同志的原意，也不符合三中全会的方针。请大家看看小平同志讲这一段话的原文（见《三中全会以来》第八十八页），小平同志在开头说明中央决定有很大必要来强调宣传这四项基本原则的根据，一方面是“党内这个总方针”只是根据几个月来的新情况，认为在继续反“左”时，也应注意反右，这是小平同志代表中央第一次提出批右的问题。小平同志的全篇讲话的要求，是在继续批左的同时，大力批右，根本没有改变三中全会以后着重批左的方针。
　　对小平同志讲话这样公然歪曲篡改，恰恰暴露了他们急于想把三中全会反左为主的方针改变为反右为主的方针。
　　应该认识，对重大问题甚至路线方针问题存在不同意见，那怕是截然相反的意见，都是正常的。对待这种正常分歧必须采取正确态度，只能是让它们在不同场合得到充分的发表，开展讨论，进行争辩；双方处于平等地位，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口服心服。争论的结果，或者一方胜于他方，或者互相取长补短，形成一个比较一致的意见，或者保留自己意见继续进行讨论。如果需要作出决议，应当采取“讨论自由、行动一致”的列宁原则，经过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通过决议，在行动上服从多数，同时尊重少数保留不同意见的权利。这里所要强调的是言论自由，平等讨论，以利服人，民主决定，虚心求同，宽怀容异。
　　可惜，多年来，我们党的领导思想并不是一贯这样，经常处决摇摆偏倒的状态，在若干重要时期，甚至采取完全相反的方针。从最高领袖起，越来越严重地实行家长制、一言堂，唯我独尊，胸襟狭窄，容不得不同意见，动辄就把不同意见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来加以批判、打击和扼杀。特别是一次又一次地发动所谓反倾向的政治运动，把几位威望较高的好同志当成重点人物，罗织几条不同意见作为反动言论，开展全国性的大批判，甚至把一般分歧也上纲为原则分歧，把一般同志也诛连在一起，，打击大大片。他们死抱着“阶级斗争为纲” ，在“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帽子满天飞十年之后，又炮制出一个“资产阶级自由化” 的帽子，换汤不换药地作为打倒不同意见、推行专制独裁的法宝。这就不仅在政治上组织上把很多具有独立见解的优秀人才当成党的异己分子～所谓“持不同政见者”来加以清除，而且在社会上更是经常制造“红色恐惧”，使得好些人要么违心地顺应潮流，要么谨小慎微，少说为佳。特别是对领袖的话，更是不敢说一个不字。我们的国家，就这样不幸地不几年就出现一次一言堂、一边倒、舆论一律、高度统一的严重局面，也就是万马齐喑、鸦雀无声的专制局面。
　　这种想把中央反左为主的方针改变为反右为主的方针，是“文革”中那种极左思潮在新形势下的继续发展。成为我们在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以后，埋藏下来的新的祸根。在“ 四个坚持”提出时，胡乔木、邓力群等几位左倾权威就把思想理论界某些好同志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断言这些同志已经同党“分道扬镳”。他们自己是正统，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把那些同志划入另册，阵线是划分得很清楚的。从那时起，实际上已经开始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一场新的阶级斗争～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这是林彪、“ 四人帮”阴魂不散的表现。早在粉碎“四人帮”初期，胡耀邦同志就说过：“‘四人帮’的势力要卷土重来是不可能的，但要借尸还魂还是可能的。”可惜，广大善良的人们和书生气很重的理论界人士，对这种“借尸还魂”的新斗争认识不足。一是因为一些同志自己也没有真正摆脱教条主义和左倾思想的影响；二是没有像某些政治和理论水平高的同志那样，一就就看出这场斗争的严重性和长期性；三是对某些权威人士的政治品质认识不够，在组织措施上心慈手软，一让再让，事实上是起了怂容包庇、伏下后患的作用。而我，当时的觉悟还是很低的，只是在以后斗争中才逐渐清醒过来的。
　　到了一九八一年六月六中全会的时候，中央决定全面总结“文革”前十七年、特别是“ 文革”十年的经验教训。开初，中央的方针是“成绩讲够、错误讲透”，这是很鼓舞人心的，大家很乐观，抱着很大希望，认为这是认真总结过去，大胆开创未来的大好转机。因而，在讨论《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草案的四千人会议中，与会同志在各个小组会上解放思想，畅所欲言，摆出了很多宝贵的材料，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意见，比较尖锐地批评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重大决策。这种生动活泼的政治上和理论上探讨的空气，是我们党得以新生、大有希望的表现。很可惜，一些政治权威和理论权威却相当反感，他们以维护毛泽东的伟大功绩和伟大思想为由，把毛的很多严重错误，特别是他晚期错误保护起来，没有开展比较深刻的解剖和批判，反而把那些解放思想，畅所欲言的同志认为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是什么资产阶级自由化在党内领导层的反映。
　　老实说，暴露这种严重分歧并不是坏事。问题是在对待这种分歧所采取的原则态度和基本方法是十分错误的。因为分歧，只能在党内外的民主生活中，在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下，经过平等的自由讨论才能解决。相反，用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的办法，用各种限制、压制、打击的办法，只能适得其反。这就不仅不能解决那些原则分歧，更可怕的是把我们党推入恶性循环的死胡同：错误～压制不同意见～更错误～更压制～更错误以至逐渐走向不可救药的悬崖绝境。
　　严重的问题就在这里！埋下新的祸根就在这里！悲愤也正在这里！  
　　　　　　　　　　批《苦恋》引起的分歧  
　　如果说党中央对这点完全不认识，当然不符合事实，在中央文件上和领袖们的讲话中，都多次发出过警告。可惜，包括最高领袖邓小平同志在内，都在这一点上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他们自己也都是“大批判”的重点受害者，但是自己照样用这种办法来迫害别人。就在六中全会以后，开展了一场对《苦恋》的批判运动。当时《解放军报》的文章，就是 “大批判”的腔调，因为这类批判的文章加的“帽子”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党反社会主义。而引起人们反感的正是这种扣帽子、打棍子式的“大批判”。在六中全会一月以后召开的“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就是以批判《苦恋》为主要典型。
　　现在我无法把《苦恋》改编的电影《太阳与人》找出来再看一次。只记得作者写的是一位高级知识分子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残酷打击和百般凌辱以后，在痛苦地离开了祖国时说：“我爱这个国家，但这个国家不爱我。”这就被认为是“不爱国”，并进而上纲为“不爱社会主义就是不爱国。”甚至于说：这个电影“只能使人得出这样的印象：共产党不好，社会主义制度不好。不爱社会主义还说得上什么爱国主义呢？”而“自由化的核心就是反对党的领导，没有党的领导也就没有社会主义制度。”这样，“反党反社会主义 ”的棍子就打下来了。我记得那年七月十七日，小平同志找几位宣传部门负责人谈这个问题，我在场亲自听到他把问题看得这样严重。当时，小平同志着重批评了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软弱涣散，他说：“党对思想战线和文艺的领导，存在着涣散软弱的状态，对错误倾向不能批评，一批评就说是打棍子。”
　　尽管如此，当时中央领导关于批判的方法还是一再强调不能搞政治运动。小平同志当时说：“对待当前出现的问题，要接受过去的教训，不能搞运动，批评的方法要讲究，不搞围攻。”又说：“对待这些问题，我们不能再走老路，不要搞什么政治运动，但一定要掌握好批评的武器。”胡耀邦同志在当时几次会议上也一再重申：不能以一部作品和某些言论加罪知识分子，更不能发动一次运动。
　　负责掌握思想战线的主帅胡乔木同志根据小平同志和耀邦同志的指示，在这次思想战线会议上讲得更具体。他为“资产阶级自由化”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他说：“从原则上否认、反对和破坏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否认、反对和破坏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主义的领导。” 他还提醒“我们使用这个概念时防止滥用，注意划清一些重要界限。”同也一再强调“不能再走老路”，不能重复搞“大批判”的错误，他重申：“在人民内部进行思想争论过程中，无疑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双百’方针，也就是坚持学术领域、艺术领域内的社会主义民主，不但允许批评，而且允许反批评，允许发表不同意见，要给被批评的同志以进行申辩的条件，同时给他们以认识错误和改正错误的条件。”“在批评的时候，一律不要围攻，不要压服，不要无限上纲…”“这种讨论和批评应当力求是真正同志式的、入情如理、恰如其分、令人信服的，并且允许反批评。”可惜，乔木这些话，都是自己不实行、也不让别人实行的漂亮话。
　　在实际上开展批判《苦恋》时，就违背了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先是《解放军报》和《时代的报告》杂志所写的批评文章就是“大批判”的腔调，扣的帽子很大：“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但说理很差，很难令人信服。人们都看不到这本小说，更看不到这部电影，因而很难断定批得对不对，特别是对于这种批判的方法是有意见甚至是反感的。主持批判的乔木同志一再指示人民日报要全文转载《解放军报》的批评文章，但报社编委会很多同志不同意，我们只好自己赶写批评文章，在写作过程中由于领导思想也不一致，迟迟未能定稿。这样，人民日报也受到指责，报社和我的“自由化”罪状又加重了。因而在这一批判开展以后，受批判的范围还是很广，受到批判的人还是很多，批判的方法还是“走老路” ～搞政治运动。
　　对于这次批《苦恋》，当时我并不认为《太阳与人》没有毛病，不该批评，事实上《人民日报》早在《解放军报》之前一个月，就已经在评论中不点名地批评过“我爱祖国，祖国不爱我”的观点。问题不是不该批评，而是不该一下就扣上“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帽子，把作者放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与党和人民对立的地位；而不是先摆事实、讲道理，在批判中甚至在批评一段以后再给戴上一顶适当的帽子；如果真要戴什么帽子也不要由领导者一开始就戴、先戴后批，最好由批评者在进行调查之后去戴、先批后戴。这样才可能防止出严重偏差、产生重大的冤案。上述观点是我在一九九一年写作此文的认识。在今天看来，这种观点仍然没有完全摆脱过去几十年搞大批判的影响。我现在认为：对待文艺作品的批评，应当实事求是，就事论事，不搞无限上纲，不搞定性定调，不扣帽子，不搞人身攻击。如果作者不同意这些批评，可以争论，有关报刊（刊登批评文章的报刊）应以平等态度予以发表，更可以保留意见，提出批评一方不能以各种压力手段来强迫创作者接受批评。因为对待文艺问题，还应贯彻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才有利于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发展。
　　作为思想战线领导者胡乔木同志都是这样，他们手下的虎将就更厉害了。因而每次发动政治运动时，上面都一再说“不搞运动”，实际上都在搞运动，人们戏称为“不叫运动的运动”。每次都信誓旦旦地宣称“坚持三不主义”，实际上照旧施以“无情打击、残酷斗争” 。
　　这当然不是简单的言行不一的问题，而是多年来左倾路线的遗风问题。
　　首先是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迷信崇拜。中国人民热爱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是因为共产党领导人民抗日救国，推翻“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独裁专制的统治，建立了独立、民主、平等的社会主义国家。要保持人民对党、对国家和社会主义的信任和拥护，应该靠我们党在决策上的正确和政绩上的显著。如果我们党长期犯严重错误，像十年内乱时期那样，推行封建法西斯专政，使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人民理所当然地不会继续热爱这样的党、这种社会主义和在共产党这样领导下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因而对“我爱祖国、祖国不爱我”和“爱祖国但不爱社会主义”这类话，应该进行实事求是地分析，不能上纲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太阳与人》影片中的那位主人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那样“ 无情打击”和“残酷斗争”，仍然能说出“我爱祖国”，只是“祖国不爱我”，已经算是很可敬的爱国主义者了，对于这样的共产党和这种社会主义祖国搞得遍地红色恐怖和一片民穷国危，能够责怪他不爱党和社会主义吗？能够责怪他不爱这个残酷迫害他的党和社会主义吗？我不知道那些权威人物在“文革”中爱那个在“四人帮”统治下已经变成害国害民的党吗？他自己在受到迫害时，是不是仍然虔诚地热爱这样的党？像刘少奇那样的党和国家的第二号人物，竟被残酷虐待、迫害惨死，我不相信在他去世前神智清醒的时刻，对自己参与创建起来的这个党变成这样残暴，他仍然能一如既往地热爱吗？诬害他的不是个别党员，而是党的最高领袖；“永远开除”他出党的不是那一个党组织、而是党的中央全会！我不相信，他会热爱这样的党！对党只许“热爱”，这就同封建独裁的君主和他的保皇党一样，只准顶礼膜拜，山呼万岁，任何不满都不容许。
　　本来，人民对任何政党、任何政府、任何主义，都有说它好或者说它不好的权利。我们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没有压迫和剥削的新社会，怎么能够对人民实行霸道、任意剥削人民的民主权利呢？  
　　　　　　　　　　文艺批评应真正坚持“三不主义”  
　　其次，当时所说的“党对思想战线和文艺的领导，存在着涣散软弱的状态，对错误倾向不能批评，一批就说是打棍子。”有的权威甚至形象地说：“不敢批，一批就跳。”对这，也要分析，这是因为多年来，我们所谓的“错误倾向”，往往都是好观点好思想；我们不是 “不敢批”，而是乱加批判，动辄就是“大批判”，而且只准批人家，不准人家申辩。特别是从批判胡风开始，一连串的文艺批判和理论批判，都是一再强调“三不主义”又一再“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甚至一再重复“无限上纲”、“无情打击”，尤其是中国的知识分子饱偿了“大批判”之苦，自己不能申诉，别人也不能为之辩护。开初，胡风受批，“跳 ”过，他的同情者也“跳”过，结果招来了“无情打击、残酷斗争”。以后多次大批判，敢 “跳”的人，能“跳”的人就很少了。根本说不上“一批就跳”，事实上是一批就怕，万马齐喑，人人缄口。
　　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我们党内外民主开辟了安定团结、生动活泼、思想解放、文化繁荣的新时期，人们对“大批判”那一套敢于分析、敢于抵制，甚至敢于反对了。被批判者敢于申辩，敢于“跳”了，旁观者也敢于同情、敢于为之辩护了。老实说，这种所谓的“一批就跳”本来是反对“两个凡是”、“真理标准讨论”、特别是三中全会的好局面、好作风、好现象，怎么能说是什么“不敢批评”的不正常现象呢？几十年来无数事实证明：一批就跳的，不是那些被扣上“自由化”帽子的人，恰恰是那几位自以为一贯正确、动辄整人的权威人物，才是真正的老虎屁股摸不得。他们不只是一批就“跳”，而且当他吼人咬人的时候，别人如果稍稍抵抗，就会把人咬得遍体鳞伤，甚至咬得半死。他们对待自以为“有错误倾向”的人，从来就没有什么“涣散软弱”、“心慈手软”，而是十分凶恶。不过，把人整得快死时，他们却很会假惺惺地赠送什么“慰问诗”，真是“猫哭老鼠”的假慈悲。胡乔木对周扬就是这样。
　　可惜我的觉悟很低，经过长时间才认清这些言行不一、面慈心狠的权威的真面目。我原来还认为造成主帅胡乔木言行不一的责任主要在下面，是虎将们阳奉阴违，而主帅却蒙在鼓里。这种官僚主义的事不能说一点也没有。但时间一久，事件一多，令人怀疑的地方也就多了。因为每次“运动”的主要批判对象的黑名单和主要罪名，是主帅亲自定的或者批准的；那些无限上纲、诬陷迫害的黑材料，是主帅亲自指挥下搞出来的；那些写进发动“大批判” 的红头文件里的罪状是主帅亲笔写的；那些“大批判”的重头文章是主帅亲自组成的写作班子写出来、又经过他审阅修改定稿的；而报刊上那种“舆论一律”、不准刊载任何申辩和不同意见的决策也是主帅亲自指挥和督战的；至于对被批判者的组织处分更是他们亲自批准定下来的。这些，明明人早就识破，像我这样的昏眼人也慢慢看出他们嘴上一套、手上又一套的野心了。
　　现在回过头来看那些左倾权威们为什么要千方百计地把中央以反左为主的方针改为反右为主的方针，就更加清楚了。
反对极左的两个讲话稿  
　　这种以反左为主或者反右为主的争论，从“四个坚持”提出后，就表现得很突出。一九七九年四月，中央召开了专门讨论经济工作的会议，我对左倾路线的假社会主义作了发言。在一年以后的六中全会（一九八一年六月）时，我又对极左路线的思想专制主义准备了一个发言稿，当时没有讲，以后改在八月全国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讲，结果也没有讲。现在把这两个讲话稿的原文照抄在下面，尽管其中有些错误观点，但仍然可以让读者比较具体地看出当时这种斗争的情况。我还是要强调：对于一些重大的原则问题存在分歧，是正常的。但是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一套左的办法来发动什么政治运动，来压制不同意见，扼杀人民群众特别是知识界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就很不正常了。从这种思想专制主义同党内外民主机制的斗争，我们可以找到我们政局以后之所以进一步恶化的征兆。
　　左倾权威把反对“走资派”换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越来越成为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重重阻力。把三中全会以来的大好形势越来越拉回到“十年内乱”的严重局面。一九八三年十月，十二届二中全会以后，胡乔木、邓力群等左倾权威终于发动了一场所谓“反对精神污染”的反右斗争，成为粉碎“四人帮”以来第一次“不叫运动的运动”，又一次开始了一个破坏党内外民主的很坏的先例，埋下了左倾路线全面复辟的祸根。
　　下面是我这两个讲话的原文。在这两个讲话里，我不仅很尖锐地指出三中全会后极左思潮的种种表现，而且一再强调反左为主的重要性。  
　　　　　　　　（一）一九七九年四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提出清理经济工作中的极左错误
　　先念同志的讲话很重要。三年调整，在调整中前进，是中央一项十分重要的决策。不调整，全党的工作重点不能真正转过来。先念同志在报告中明确提出，我们现在提出三年调整，主要是因为林彪、“四人帮”长期干扰破坏造成的后果极其严重，使国民经济存在着重大的比例失调，实质上就是一种经济危机，但公开讲还是不提“经济危机”为好。而且，经过两年多的实践表明，这种严重比例失调的矛盾，暴露得更为充分。先念同志从五个方面把这种矛盾摆了出来，正视了现实。
　　　　　　　　消除人们思想上的“恐右病”和“恐资病”
　　我想，最好加上一小段，说明林彪、“四人帮”究竟用什么方法进行破坏？究竟用什么思想、什么理论长期欺骗和蒙蔽广大干部和群众。我认为，主要是他们搞了一条反革命的极左路线，他们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是一小撮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同时利用我们要求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搞假社会主义，把真社会主义当资本主义来批，把所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老干部都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成阶级敌人。他们这条反革命的极左路线，长期散布左比右好、宁左勿右的毒害，使很多人上了当，受了骗，中了毒，得了严重的 “恐右病”。
　　我认为最好把这种“左比右好”、“宁左勿右”的“恐右病”指出来，提醒大家提高警惕，千万不要重犯这种“恐右病”，“恐右病”是阻碍我们实事求是进行调整的绝症，是破坏我们解放思想、大干现代化的绝症。
　　同志们记得一九五八年，由于大刮“共产风”和高指标、瞎指挥，使国民经济造成严重的比例失调，中央提出“调整、充实、巩固、提高”的八字方针，经过两三年的努力，国民经济重新恢复和发展，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反复批判调整的八字方针，诬蔑攻击为修正主义的方针，胡说什么“指标上去，是马克思主义，指标下来，是修正主义”，“上马是方法问题，下马是路线问题”，并且把坚持执行这一方针的领导同志打成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粉碎“四人帮”以后，有的人对这些领导同志在一个时期内还揪住不放，所以我们不能低估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毒害，如果不继续肃清这种“恐右病”，我们调整的方针就会受到很大的阻碍。
　　我们这次的调整是为了更好地搞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次调整是在前进中调整，在调整中前进。这次会议，中央下了很大决心，制订了关于体制改革的好几个具体条例。这又是一次思想大解放，打破了很多不合理的条条框框。如果说去年中央工作会议上，是政治思想上一个大解放，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是经济思想上一个大解放。只有这样，逐步按经济规律搞经济，才谈得上真正的现代化建设。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林彪、“四人帮”长期批判什么利润挂帅、物质刺激等等，流毒很深。中央这套新的条例，在受到大家热烈拥护的同时，也一定会遇到很大的阻力，好些人一定认为这是利用了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办法，“恐右病”还会加深。所以，这就更加需要坚持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思想路线，坚决破除精神枷锁，大胆解放思想，敢想敢干。对于林彪、“四人帮”长期散布的左比右好、宁左勿右的“恐右病”，必须继续批判和纠正，对于他们搞的那一套假社会主义和他们把社会主义当资本主义来批判的种种谬论，都必须一一加以澄清。对这次会议的精神和所进行的调整和改革要作很好的宣传和解释。
　　去年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以后，在广大干部和群众衷心拥护的同时，确有不少干部和群众对三中全会的精神很不理解，有抵触情绪，有的人很反感。有的人甚至认为三中全会是一个极右的、复辟、回潮、走回头路的会议；认为全党的工作的转移是转糟了，转右了；认为“现在的政策比刘少奇还刘少奇”。正如我上面讲的，极少数林彪、“四人帮”的残余势力公然叫嚷现在出现了以胡耀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叫嚷要反对邓小平搞修正主义。可见林彪、“四人帮”这条极左路线还在作怪，他们那套假社会主义的流毒还很严重，不继续批判和肃清这种流毒，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就很难进行。
　　多年来，林彪、“四人帮”大搞假社会主义，把真社会主义当成资本主义来反，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根本不准谈也不敢谈生产、谈任务、谈计划；不敢谈钱，谈利润、谈降低成本、谈经济核算，不准谈按经济规律办事、谈算经济账、谈改善企业经营管理；不准谈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不准谈奖金、不准谈改善职工的生活福利，等等。一谈，就是“唯生产力论” 、“利润挂帅”、“物质刺激”、“只算经济账不算政治账”、“不突出政治”、“只拉车不看路”、“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等等。两个多来，我们在这方面作过很多批判，很多人大有觉悟，但是应该看到，确有不少人至今还没有摆脱这些精神枷锁，思想还很不解放，心有余悸，还犯有程度不同的“恐右病”。这种“恐右病”就是我们搞四化的拦路虎。可以想到，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在我们的调整和改革工作中，必须大谈按经济规律办事，大谈经济核算，大谈改善经营管理，大谈价格规律，大谈按劳分配，很可能每前进一步都用同 “恐右病”、“恐资病”作斗争。
　　　　　　　　现代化无法分姓资姓社
　　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要实现共产主义，当然要反对资本主义。如果不反对资本主义，自己还提倡和推行资本主义，那还算什么共产党员？现在，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共产党员呢？当然有，但这总是少数。那些犯“恐右病”的同志就是怕出修正主义，是怕搞资本主义的，“恐右病”就是“恐资病”。问题是在林彪、“四人帮”长期干扰和破坏下，很多政策是非、思想是非和理论是非都搞乱了，很多问题甚至搞颠倒了。比如，他们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就搞得混淆不清。他们把社会主义的东西当资本主义来批判，比如批判唯生产力论，批判按劳分配，批判改善职工的生活福利。还有一些是属于客观经济规律的，是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都需要尊重的，如经济核算，价值法则，也把这些当成资本主义来批了。这种混乱如果不澄清，就治不了“恐右病”。
　　我不是专门研究理论的，理论水平很低，要我从理论上讲清楚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也讲不清。但是，从我们长期宣传的社会主义的常识来讲，我认为也是不难分清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是公有制，是反对人剥削人，反对百万富翁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私有制，百万富翁是靠剥削劳动人民发家致富的，是劳动人民的吸血鬼。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无产阶级专政，对资产阶级是专政，对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是民主；劳动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不给资本家、地主等剥削分子以压迫和剥削别人的自由。我们反对剥削、反对压迫、反对掠夺，主张建立一个没有人剥削人、没有人压迫人的社会，建立一个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但是，对于资本主义国家所创造的先进的生产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先进的科学管理，是可以为资产阶级服务，也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的不能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混为一谈，我们要搞四个现代化，一定得学习这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先进的科学管理。
　　自从提出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以来，很多同志解放思想、敢想敢干；但也有不少同志又爱又怕，束手束脚。比如：我们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的口号，并解释说，我们所要搞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不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也不是修正主义的现代化。如果说，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不是建设资本主义；或者说，我们搞四化，是要适合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国情，要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来搞，而不能机械地照抄照搬；这当然是对的。比如要从我们人口多、底子薄的现实出发，不能盲目引进先进设备，要有计划有步骤；不能“买一个现代化”，还是要自力更生，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干一个现代化；比如不能一切引进，要引进“鸡”而不引进“蛋”；不能不顾条件追求越先进越好，同时还要注意我们旧企业的挖潜革新；注意提高我们制造新设备的能力等等。
　　但是，有的同志却不是这样理解，他们认为现代化本身就有几种，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修正主义的现代化。因而一说搞现代化，他就问你搞什么现代化？东怕西怕，就是怕搞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你说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他就怕学了资本主义；特别是对先进的企业管理制度，他们更怕。本来，现代化本身，是一个科学发展的标志，是生产力发展的标志，当世界还用手工工具进行劳动的时候，科学家发明了蒸汽机，以后用蒸气作为动力来推动机器，再不断推广，这时的现代化的标志就是蒸汽机化。以后，科学家又发明了电力，用电力来推动机器又不断推广，这时，现代化的标志就变了，电气化就是现代化。现在已经发现原子能，现代化的标志又提高了。现代化的标志是由生产力发展来决定的，而不是由社会制度来决定的。列宁说：“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这里，苏维埃是社会制度，电气化是生产力的发展。列宁并没有说共产主义是苏维埃政权加苏维埃的电气化，因为电气化本身不能用社会制度去作标志，无论在资本主义国家或者社会主义国家，只要主要的动力由蒸气力变成了电力，由电力来普遍推动机器进行生产，就算电气化了。
　　讲明这一点，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解除一些顾虑，在我们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的时候，应该大胆的学，用心地钻研，不要怕学的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

自觉的梦游人

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科学管理制度，也可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至于企业的经营管理制度，有两种，一种是维护资本家所有制的，如保证资本家获得超额利润，如不允许工人罢工；一种是一个现代化的企业如何进行科学管理，达到正常生产，能够节约劳动力、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数量和质量。这些是很多科学家长期研究出来的科学管理制度，也是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我们要办现代化的企业，就只能用现代化的科学管理方法，用落后的方法管理先进的机器设备，就很难进行正常生产，就不可能真正现代化。就在资本家的工厂里，资本家为了取得更大的利润，也采用一些发挥工人的生产积极性的管理制度，也学习我们的劳保制度和民主管理制度，而学这些并不能改变资本家的私有制。
　　所以，只要我们坚持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不仅可以学习他们那套科学的管理制度，就是他们其他的管理制度，只要对我们有用，也可以有选择地加以学习。列宁曾经提倡采用资本主义国家泰罗制，列宁说：“学会工作，这是苏维埃政权应该以全力向人民提出的一个任务。资本主义在这方面的最新发明～泰罗制～也同资本主义其他一切进步的东西一样，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剥削的最巧妙的残酷手段，另一方面是一系列的最丰富的科学成就，即按科学分析人在劳动中的机械动作，省去多余的笨拙的动作，制定最精确的工作方法，实行最完善的计算和监督制度等等，苏维埃共和国在这方面无论如何都要采用科学和技术上一切宝贵的成就。”列宁又说过：“社会主义实现的如何，取决于我们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机构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的好坏”。列宁对待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管理制度所采取的态度，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
　　又比如：有的同志认为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科学管理，怕会动摇我们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信心，怕会助长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好的影响。认为当前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发生动摇，是学习先进科学技术来的。这种看法对不对呢？不对。在林彪、 “四人帮”严重干扰破坏时期，一方面猖狂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和民主制度，一方面采取闭关锁国政策，不准人民了解外国的情况。同时自吹自擂，煽动夜郎自大的情绪。粉碎“ 四人帮”以后，中央纠正了这种闭关锁国政策，大家对外国的情况了解多了，夜郎自大的情绪也变了。
　　有些人特别是青年产生了新的疑问：为什么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科学技术还不如资本主义国家？有的人因而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产生了动摇。这种动摇并不是学习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的结果，不能说不学就不动摇，越学越动摇。这种动摇，主要原因是林彪、“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十几年来，他们在我们国家里并没有搞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是在搞封建法西斯主义，是在破坏社会主义建设，是在败坏社会主义制度的声誉，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并没有发挥出来，很多人怎么会相信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呢？特别是不少青年同志，他们不了解我们在三年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的生产建设速度是很快的，是大大超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速度的，是显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的，他们所亲自体会的就是这十几年来破坏得很厉害的情况。
　　所以，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怀疑、动摇，不能怪引进先进设备、不能怪学习先进科学技术和科学管理，纠正的办法决不能是不引进不学习，而是要坚定不移地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科学管理，同时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针对各种人的不同情况作深入的思想政治工作。
　　更重要的是，我们一定要很好地干社会主义，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到四个现代化上来。对于我们这些年来的建筑经验也要很好总结，除了林彪、“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以外，我们自己也有很值得吸取的经验教训。对于社会主义公有制这方面，对社会主义的分配方面，对社会主义企业的民主管理方面等等，都有很多值得研究、值得改进的地方，这些是很难从资本主义国家去找到借鉴的，倒是从南斯拉夫、罗马尼亚、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可以找到值得学习的地方。总之我们一定要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搞得更好，要争取更快更短的时间里有一个很大的发展。
　　这次中央提出三年调整，正是为了更好的前进打好坚实的基础，退一步是为了进两步。只有把我们社会主义建设得更好，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越来越显示出来，才能使更多的人增强对社会主义的信心，更加坚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思想政治工作是很重要的，要克服这种动摇是千万不能放松的。但是也要看到，单凭思想教育是不行的，还要有事实教育。在我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还没有很好显示出来的时期，好些人、特别是青年人对社会主义产生怀疑、发生动摇，是很难避免的，不能把责任推到学外国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上面，还是要坚持好好学习，同时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努力搞好社会主义的建设工作。
　　　　　　　　对“引进西方生活方式”的分析
　　再比如：有的人说：“我们引进西方设备，不能引进西方的生活方式”，这些同志把目前一些青年人追求西方的生活方式归罪于引进外国的先进设备。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公道地说，这是电影、电视和外国人举办舞会的影响，并不是引进外国设备和学习外国科学技术的影响。将来影响更大的是大量的旅游。以后，我国留学生增加，为了使用先进的设备要派人出去受训，这次会上有的同志提出可以劳动力出口，这些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社会风气的。
　　总之，结束了闭关锁国的政策，随着国内外人员来往的增加，西方生活方式对我们的影响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还会增加。这一点也不能动摇我们向外国学习先进科学技术的决心，不能动摇我们搞四个现代化的决心。我们只能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培养共产主义的社会风尚，同时，对极少数道德败坏、以至丧失人格和国格的人，可以严格地依法处理。在宣传上，外国电影、外国电视节目控制得严一点是应该的，但反映一些西方生活方式这是很难避免的，报纸宣传倒是可以多增加一点揭露资本主义唯利是图、尔虞我诈、凶杀陷害、腐朽淫荡、吸毒颓废等等方面的稿件。
　　另一方面，我们这个国家也确实受封建影响太深了一点，我们应该看到，随着我国四化的进展，随着人民生活的改善，随着国际往来的增加，我们的青年、特别是青年妇女，讲究打扮的一定会越来越多而不会越来越少，各种新式的服装一定会多而不会是少，男女之间的社交活动一定会增加而不会是减少，人们娱乐、休息和享受的花样一定会增加而不会减少，西方艺术（如裸体雕塑和画像）一定会增加而不会减少，这是很难避免的现象。对这种现象要分析，要分清，有很多东西是正常的，是人们精神物质生活提高以后的必然结果，我们是会从看不惯到看得惯的。至于随之而来的腐朽堕落的人也是会增加的，是会大大增加的。这种坏的社会风气和新的社会问题我们决不能忽视，我们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搞得不好，会产生很坏的结果，南斯拉夫就遇到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注意，及早吸取他们的经验教训，要准备开展更经常的更大规模的防止、抵制和纠正工作。这种斗争要很多部门配合进行，是躲避不了的，要早早动手，从各方面做工作。
　　　　　　　　左是共产党历史上与当前的主要危险
　　总之，随着四个现代化工作的进展，特别是这次会议以后，各种调整工作和经济改革工作实行以后，一定会出现很多新的问题，甚至又会出现好些我们预计不到的新问题、新思潮、新倾向。这都需要我们要有坚定不移的革命精神，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三中全会和这次会议的精神，迈开稳健的步伐，一步一步地前进，我们这些干了几十年革命的人，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是坚定不移的，对资本主义用不着怕，要大胆地把它的长处拿过来，学它的长处，超过它，最后战胜它。“恐右病”是林彪“四人帮”长期破坏造成的，我们一定要治好这个绝症，纠正“左比右好”、“宁左勿右”，特别要警惕那种以极左面目出现在干扰和破坏我们搞四化的人。
　　当然，我们也并不是说右比左好，“宁右勿左”。无论是左还是右，都是不好的，我们要的是不左不右。但是，从历史上看，左的危险给我们党的危害比右的危险时间长，危害严重。从当前实际情况来看，左的流毒还很重，当前很多同志害的是“恐右病”，而不是“恐左病”。我们要遵循毛泽东同志的教导，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要反左也要反右。毛泽东同志曾经告诫我们要注意一个倾向掩盖另一个倾向。我们没有查到毛主席是什么时候说的，只是在九大公报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在解决问题的时候，要看到它的正面，又要看到它的反面；在注意到一种主要倾向的时候，也要注意可能掩盖着另一种倾向；必须充分地看到和抓紧主流方面，同时逐一解决非主流方面的问题。”很清楚，这里讲的是在注意主要倾向的时候，也要注意次要的倾向，有一个主次。对主流要充分抓紧，同时逐一解决非主流的问题，也是有主次的。我们的领导同志要经常随时保持清醒的头脑，反右的时候要注意防左，反左的时候要注意反右，但这不是说要我们反左反右一起来。一个时期总有一个主要倾向，不能没有重点，不能四平八稳。在注意反左的时候，发生了个别右的现象，哪里发生就哪里纠正，用不着大惊小怪，动动摇摇，把个别现象夸大为普遍现象，把重点反撮转为重点反右。
　　对于“注意一个倾向掩盖另一个倾向”这句话，有的人还有另外一种理解，有的同志理解为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我看这种理解是不科学的。这里面也有几个概念搞的不清楚，一是一般性错误，一是倾向性错误，一是路线性错误，这是三个不同概念，不能混淆。一般性的错误，无论属于左的或右的，总是不可避免的，只要我们实事求是，什么地方有左就纠正左，有右就纠正右，就不会发展成为一个比较普遍的错误，形成一种倾向。不能一见左就夸大，说左倾了，或者一见右就夸大，说右倾了，就大叫大嚷，大反特反。至于路线性的错误是要有一套方针、政策，从领导到下面贯下去，我们常说的有纲领、有理论，在整个地区或者全国范围普遍出现。这些年，林彪、“四人帮”把什么小错误都上纲上线，都说成是右倾，是右倾机会主义，是修正主义路线，大搞阶级斗争扩大化，大搞路线斗争扩大化。林彪、“四人帮”搞的这条极左路线，搞了十年，流毒很深，所以现在还要注意批判和反对这条极左路线的影响，在具体工作中出现个别右的错误，是完全不可避免的，只要我们领导者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一反左就不顾实际情况，无论什么地区、无论什么时候就只是一股劲地反左，而是在注意主要倾向的时候，不要放松某些偏差，哪里出现右，就及时纠正。这样，就不会使个别的右，发展成倾向性的右，所以反左必出右的说法并不科学。我们党的历史也不是这样。瞿秋白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以后，又出现李立三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王明领导反立三路线，并没有出右倾路线，而是出了比立三路线更左的王明路线。林彪路线是极左，“四人帮”打着反林彪路线的旗号，并不是搞右倾路线，而是继续搞极左路线。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出现了一种假高举的思潮，把前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一大早已经纠正了的“两个凡是”的思想抱着不放，继续阻挠批判林彪、 “四人帮”，阻挠落实党的政策，这股思潮，从性质上来说也是左，不是右，实质上是同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是一致的。在去年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这种思潮受到了批判。
　　三中全会以后，林彪、“四人帮”的残余势力又在蠢蠢欲动，他们两种面目、两种手法都有所表演，一种是继续用极左的面目出现，三月十九日，出现了一个所谓“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会”油印的一份小字报，到处散发，而且贴在沙滩和西单大字报墙上。题目叫《必须批判胡乔木、胡耀邦的修正主义》。小字报就公开地说：“反右必须防左，反左必须防右，这是路线斗争的辩证法。在批判刘少奇的右的修正主义之后，出现了林彪、‘四人帮’左的修正主义，在批判林彪、‘四人帮’左的修正主义之后，又出现了胡乔木、胡耀邦的右的修正主义，我们必须不断地长期地同修正主义进行斗争，以防苏联资本主义复辟的悲剧在中国重演。”他们给乔木同志和耀邦同志定的罪状，就是：“否定社会主义时期始终存在着阶级斗争，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因而二胡是反毛主席、反华主席、反十一大路线、反新党章、反新宪法。”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一些群众在这份小字报旁边批注说：“完全是‘四人帮’极左路线的代言人！”“凡是派不的人心，改革派符合人民利益。”“所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会’是‘四人帮’的别动队，御用工具，他们攻击二胡讲话，是把矛头对准华主席、对准邓小平同志的，必须严密注视！”林彪、“四人帮” 的残余势力，用的另一手法，就是干脆撕掉极左的面具，公开出来贴反动的小字报，煽动闹事，散布怀疑社会主义，怀疑无产阶级专政，怀疑党的领导，怀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当前，在一个短时期内，我们特别强调四个坚持，把这种四个怀疑的反动思潮，批判下去，是十分必要的。耀邦同志说：“只要我们认真工作，有两三个月，这股小小的逆流就可以基本上平息下来。”当然，我们在思想上既不能忽视这种反动思潮是林彪、“四人帮”的残余势力制造起来的，更不能忘掉，他们更阴险的手法，是继续用极左面目出现来反对什么右的修正主义。社会上的四个怀疑的反动思潮、反动面目一眼就看穿，而同时用极左的面目出现，还有迷惑力，危险性更大。像我曾讲过的那个“反对机会主义全国联盟”直接提出反对“邓小平修正主义”。大家想想，如果真的再来一次“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我们的国家将会出现什么情况？我相信，这些人的阴谋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我们不能不提高警惕，不能放松对林彪、“四人帮”流毒的肃清工作。这次会上，中央已经决定给地方更大的自主权，今后，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正是各路诸候各显神通的时候了，大家实际上要来一个社会主义的大竞赛，来一个四个现代化的大竞赛。
　　我认为，如果哪一个省区，放松了揭批林彪、“四人帮”的善终工作，放松了肃清同时流毒的工作，就很难把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真正调动起来，当前的调整工作就一定会受到阻碍，整个四个现代化的工作就一定受到阻碍，过一两年再看吧，谁走在前面，谁落在后面，到那时总会看得清楚的。
　　　　　　　　中国有没有发展资本主义的危险
　　最后，我还想讲一个问题，究竟我们的国家，有没有发展资本主义的危险？我们的同志有很多担心这个问题，不少外国人也向我们提出这个问题。
　　我曾经接待过一个西德的新闻代表团，有的团员曾经很直率地问我：你们引进西方的先进设备，一定要学习西方的企业管理制度，是不是一定得学习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有的团员甚至很肯定地说：你们学我们的企业管理制度，不学我们的社会制度是不可能的。我很肯定地答复他们：不会，决不会。因为我们深信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比你们的资本主义制度优越得多，把他们的问题顶回去了。
　　这是对外国人，对我们自己的同志，就不能这样简单地顶回去。
　　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必须面对现实，应当看到，在我们的经济调整工作和经济改革工作开展以后，特别是我们的经济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生更频繁的联系以后，当我们的经济进入世界市场经济以后，资本主义的影响肯定会增加，我们如果处理得不好，是会出现大大小小的问题的，好些问题是会冲击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在我们建设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是有着抵制资本主义影响的斗争，“恐右病”、“恐资病”也会有新的表现的。对这一点，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我们这些革命多年的同志，我想是有充分的信心，相信我们的国家决不会走资本主义的道路，我们有充分的把握，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社会主义的强国。向共产主义社会前进。
　　有的外国记者问小平同志，中国会不会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小平同志很风趣地回答他们说，不会，肯定不会，因为我们的国家富了，钱不会放到华国锋总理的口袋里，也不会放在我邓小平副总理的口袋里。这是很巧妙的答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保证。在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们坚持搞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已经快三十多年了，尽管这中间受到林彪、“四人帮”长期的干扰和破坏，我们的社会主义优越性没有很好地发挥出来，但是我们相信，我们绝大多数干部和群众，对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是坚定不移的。要说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觉得，在这次经济调整面前，这种优越性是很明显地表现出来了。林彪、“四人帮”长期的严重破坏，使我们的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先念同志说，严重的比例失调就是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国家，如果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到了严重的比例失调，到了经济危机，他们的国家将是大祸临头，将会出现工厂倒闭，物价飞涨，大量失业，社会秩序大乱，发生政治危机。而我们呢？我们粉碎了“四人帮”以后，一步一步地在恢复和发展我们的国民经济，我们的社会这样稳定，人心这样的安定。我相信，经过这次的调整和改革，我们的国民经济要摆脱严重比例失调的情况，摆脱经济危机的情况，一定会比资本主义国家更顺利的。
　　小平同志说，我们的钱不会放到少数人的口袋里，我们的国家不容许亿万富翁，不容许实行私有制。这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可靠的保证。应当看到，在我们国家里，是不是有个人想发财的呢？是不是有人想当富翁呢？我看肯定是有的。在我们的干部中也肯定有的。当然，他们想把社会主义的企业变成他们私自财产是很难办到的。但是，他们利用自己的职权，多吃多占，贪污盗窃，是有的；将来，在同外国资本家交往中，贪污受贿，向往资本家的生活，是有的；有的高级干部利用特权，挥霍浪费，巧取豪夺，把大量的国家财产视为私产，是有的。当然，这少数人要改变我们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很难办到的。但是，我们必须想出办法来同这种腐化堕落的现象作斗争，特别要注意限制高级干部的特权，纠正当前存在的特殊化的毛病。建设社会主义强国，需要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也需要一个十分廉洁奉公的党风政风，这是一点。
　　第二，我认为必须坚定不移地发挥社会主义的民主，逐步做到人民群众真正当家作主，真正管理我们的国家，真正管理我们的企业。经济改革的最重要的一环，就是要在企业里充分发扬民主，企业的大政方针、政治措施等等，都要民主讨论、民主决定、民主监督。企业的领导干部要逐步做到民主选举。我们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党的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都要认真进行民主选举。党员和人民真正能够把久经考验的最值得信赖的干部选到委员会当中去。而且使干部真正处在党员和人民的监督中工作，真正有权罢免那些不称职的干部。没有社会主义的民主，就不可能保证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
　　第三，要逐步健全社会主义的法制，大长社会主义的正气，大灭剥削阶级的歪风邪气，使违法乱纪的行为能够及时得到纠正。对于社会上的违法乱纪行为当然要坚持制止，对于干部中的违法乱纪更要注意制止，特别是高级党政机关和高级干部违法乱纪的行为，更要严格处理。
　　去年中央工作会议上，同志们对中南海的工程提出严厉的批评以后，听说中央已经责成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正在检查，我们希望对中央机关出现的这种严重的铺张浪费事件，一定要严肃处理。希望把处理的结果，通报全党，作为很好的教材，教育全党，教育干部，坚持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遵守党纪国法，干部一定要带头，高级干部更应该带头。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是十分重要的政治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如果没有真正的民主化就肯定不可能有真正的现代化。我们一定要采取各种有效的措施，使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使干部真正成为人民的公仆，人民真正有权选举和罢免主要的干部。党的各级委员会的成员、包括中央政治局的成员，由各及代表大会真正民主选举，决不容许像林彪、江青这样的阴谋家、野心家钻进中央的领导集团，决不容许他们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
　　我认为，只要不出现这种情况，不重演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悲剧，我们的国家就绝对不可能采用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就决不可能把我们的国家蜕化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会不会出现一些干部、甚至高级干部蜕化变质呢？肯定会有的。一定会有人崇拜资本主义制度，崇拜资产阶级的腐化堕落的生活方式，但是这种人只会是极少数，我相信我们党一定有能力治好这种浓疮或割掉这点腐肉。尽管他们篡夺了我们哪一个地区、哪一个单位的领导权，只要我们党的中央没有这种人的同伙，他们就形不成气候，造不成反。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我们是充满信心的。
　　我没有很好准备，讲得拉杂，一定有很多错误和不妥当的地方，希望同志们批评。  
　　　　　　　　（二）没有发言的发言稿～为一九八一年八月思想工作会议准备的稿子
　　这个讲话稿子之所以一再要讲又始终没有讲，根本原因还是我在政治上软弱。因为当时人民日报虽然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但是我们的顶头上司胡乔木等人对我和我主持的人民日报很不满意，在中央领导人面前多方说我的坏话和挑人民日报的错（这点，我将在后面的章节中来写）。
　　有的好心同志劝我不要锋芒毕露，希望我要善于隐晦一些。但是以后的事实证明，我用这种隐晦的办法来缓和同胡乔木等人的关系是错误的，这样反增加了他们整我的决心和勇气。现在看来，这篇讲话很是重要，当时没有讲是一大失策。
　　下面是这个讲话稿的原文。  
　　这次中央全会，要通过历史问题的决议。我们公布的决议，宜粗不宜细。这次讨论的决议稿，对建国以来的重大历史事件，作了比较合乎实际的估计；肯定了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方，这是必要的，我完全赞成。这次全会还要讨论通过中央的人事安排。这几年实际工作的经验证明，现在中央提出的人事安排方案是恰当的，我相信在新的中央领导下，我们将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取得更大的胜利。
　　自从三中全会提出全党工作重点转移以后，在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我们各条战线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取得很大的成绩。这都是我们总结了过去的经验，吸取了过去的教训，纠正了过去的错误才取得的。特别是在经济战线上，陈云同志指出：过去经济工作中主体性的错误是左的错误。全党上下思想逐渐取得一致，紧紧抓住这一条，农业上已经发生显著的变化，工业上也开始改变，我们现在在经济上是可以说比较有信心、有把握了。其他各条战线，虽然也都取得不少成绩，但终不及经济战线那么显著。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我以为还是由于对过去的经验教训总结得不够，在党内的认识还不尽一致，因而在工作中会出现一些曲折摇摆，所以，还有进一步总结经验、统一认识的必要。
　　我想简单谈一谈关于党领导意识形态、领导思想战线的问题。
　　毛泽东同志一贯十分关心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他亲自领导延安整风运动，取得辉煌的成绩。建国以后，他发动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对梁漱溟的批判，从当时情况说，是必要的，也是有成绩的。但有些思想斗争已经出现扩大化，如对胡风的批判。在对待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问题上，也有简单化和粗暴的倾向。这个问题，不只是在中国存在，在苏联也存在。苏共在领导科学、哲学和文艺的工作中，就出现了一些粗暴干涉的左的错误。斯大林问题出来以后，毛泽东同志吸取了苏联的教训和我们自己的经验，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一九五七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毛泽东同志对这个方针作了详尽的解释，他指出：“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他又说：“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 “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作结论。我们认为，采取这种态度可以帮助科学和艺术得到比较顺利的发展。”毛泽东同志甚至认为，对马克思主义也可以批评，马克思主义者不应当害怕批评。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六条政治标准中，并没有反马克思主义这一条。毛泽东同志为什么要这样提呢？我们的体会是：这是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只占少数这样一个事实出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是政治上的敌我问题，反马克思主义就不一定是敌我问题。百家争鸣，就包括允许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争鸣。这种争鸣不是不利而是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至于双方都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究竟谁是真马克思主义，就更需要通过自由辩论来解决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些分析，是完全正确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这些思想，应该属于我们必须坚持的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果我们党一贯坚持这个方针，就可以使社会主义的文化科学兴旺发达，就可以避免许多失误。
　　　　　　　　夸大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
　　可惜的是，毛泽东同志自己很快违背了他自己的理论，违背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的方针。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这样看：这二十多年，我们党在领导思想意识形态的工作中的错误，就全局和整体来看，也是左的错误，将思想问题都上纲为政治问题，搞阶级斗争扩大化，以至最后发动“文化大革命”，不就是越来越左吗？！
　　在这方面“左”的表现，我觉得有以下几点：
　　首先，夸大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将许多思想认识问题当成政治问题，将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把几十万干部和知识分子因为对党对工作提了一点批评意见，就统统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确是扩大化的错误。而且造成了以后只要对党的工作、党的干部甚至到基层的支部书记提点批评意见就可以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恶劣作风。理论、文艺中的不同意见都可以被随便上纲。比如，因为杨献珍同志提了一句“合二而一”，与毛泽东同志提的“一分为二”不同，就可以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三反分子”。
　　一九六一年，周恩来、陈毅等同志主持召开知识分子会议，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可是，一九六二年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同时，特别强调了“要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他还为此提出了一个理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毛泽东同志为了反对苏联修正主义对中国的影响，也要反对国内的“修正主义”，就从意识形态方面抓根据。就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听信了康生的谗言，说：“利用小书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诬指小说《刘志丹》是“反党小说”，将它和高岗、彭德怀事件联系起来，将习仲勋等西北领导同志整下去。一九六五年，又因吴晗写的《海瑞罢官》，毛泽东同志说：“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他让姚文元写了一篇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就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将以刘少奇、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老干部几乎统统打倒。几乎每次政治上的斗争都要拿意识形态上的问题作导火线，这也确实是我们的一大发明。一九**年批李秀成的叛徒问题，为以后打倒一大批所谓“叛徒”作准备。一九七四年以“儒法斗争”“批林批孔批周公”整周恩来同志。一九七五年又以“评论《水浒传》”、批判“三项指示为纲”，重新打倒邓小平同志。这样一次又一次的斗争，在许多人头脑中已经造成了条件反射，只要一看见意识形态方面有点风吹草动，就怀疑是不是政治上出现重大问题。不但国内许多人有这种想法，国外许多人也以此来猜测我们的政治局势，最近还有人以此断言我们的“政局不稳”。这种情况是世界上其他各国少见的。难道我们不可以从这里面总结一点经验教训吗？
　　　　　　　　将知识分子视为最危险的敌人
　　其次，在对知识分子的看法上，毛泽东同志一贯强调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把知识分子看成是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而对知识分子是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的，要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知识，对这些问题则是很少提到的。在“文化大革命”前，知识分子已经经常处于挨整、被批判的地位。“文化大革命”更是拿知识分子开刀，《五一六通知》点了新闻界、教育界、学术界、文艺界…　“都有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很快打倒了大大小小一大批“反动学术权威”。以至造成这样的结果：有知识的就是资产阶级，就是有罪；没有知识就是光荣。将知识和知识分子看成是最危险的敌人，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知识分子成为“臭老九”，是“全面专政”的对象，这是必然的结论。
　　粉碎“四人帮”以后，小平同志恢复工作，立即亲自抓科教战线，召开科学大会，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为知识分子恢复名誉。党中央制订了一系列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办法措施。所以现在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和过去已经有显著的不同。渐渐摆脱了过去怕挨整、胆小怕事的心情，开始敢于提出自己的意见，敢于发挥主人翁的主动性积极性了。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直到现在为止，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还有很大阻力，并不是那么容易。其根本原因，还在于过去那套对知识分子的左的思潮影响，在各级干部中还相当根深蒂固，没有肃清。
　　第三、我们特别不要忘记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这些人起过的作用。他们骗取了毛泽东同志的信任，长期窃居领导理论宣传的大权，上欺下压，干了不少坏事。许多本来是他们自己做过的事，说过的话，但形势一变，他们就可以翻脸不认账，倒打一耙，嫁祸于人。他们为了要打击别人，达到自己的卑鄙目的，可以将别人的文章或讲话掐头去尾，断章取义，甚至东拼西凑，罗织罪名；凭一句话，甚至半句话，就无限上纲，置人于死地。他们又组织了“梁效”、“罗思鼎”这样的写作班子，收集材料，打小报告，提供论点。写反动文章，造谣言，说假话，制造反革命舆论，他们控制和掌握了舆论宣传大权，凡是他们的重要文章，都可以勒令全国报刊一律刊载，随时可以造成强大的反革命宣传威势。他们要打倒谁，谁就立即被打倒，连一点申辩的余地都没有。他们还可以依靠自己的需要，编造各种反革命谬论，甚至编造毛泽东同志的语录。大家都知道，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就是陈伯达、姚文元将毛泽东的语录拚凑编定的。（见附件）而其中最著名的那句话：“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其中 “全面的”三个字，就是陈伯达和姚文元加上去的。这个方针的提出，就彻底否定了“百家争鸣”，只剩一家独鸣了。那么，是哪一家独鸣呢？是“四人帮”一家独鸣。所谓“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实际上成了“四人帮”对人民大众的全面专政。但是，他们是打着“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来实行专政的。既然“百家争鸣”已被取消，那么究竟谁是真理，谁代表马克思主义，就没有讨论的余地，实际上是谁有权谁就是真理。由康生、张春桥造成的长达十年的文化专制主义，对意识形态领域带来的恶劣后果是无可估量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许研究、不许学习、不许宣传了，只有他们那套假马克思主义理论大肆泛滥。在文艺上，除了江青搞的八个样板戏以外，各种剧种和流派都被扼杀、消灭。 “文化大革命”中对知识分子的摧残是骇人听闻的。
　　粉碎“四人帮”以后，党中央很快抓了知识分子的问题。特别是三中全会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讨论，确定了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平反了一系列冤、假、错案，重申双百方针和“三不主义”，从各个方面为科学、理论、文艺工作的繁荣发展创造条件。当文学戏剧创作发生了问题的时候，耀邦同志又亲自召开座谈会，明确指出：“十几年来，我们这支创作队伍受到很大损失，有些同志因自然规律而凋谢了；有些同志则是被摧残致死的。单凭这一点，我们的党就要发誓：坚决不许对文艺作品妄加罪名，无限上纲，因而把作家打成反革命！”他在会上正确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充分听取各方面（包括作者本人）的意见，平等讨论，收到比较好的效果。
　　正是由于党中央进行了大量政治思想工作，才有比较多的知识分子敢于在理论、文艺等方面大胆进行探索。近两年来，在理论上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和见解，在文艺上对各种形式和题材都进行了尝试和探讨。各个文化领域都开始出现一片欣欣向荣的局面，多少年来万马齐喑的情况开始打破了，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开始出现了，这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得来不易，我们必须十分珍惜它。
　　当然，意识形态领域和其他各项工作一样，也会发生一些问题，出现一些缺点和错误。党对意识形态中的缺点错误，当然需要干涉，需要领导。
　　但问题是：对目前的情况如何估计？将这些看成是大好的主流中出现的支流呢，还是再将它看成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我们应该继续坚持并进一步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的方针呢，还是回头去使用以前的老办法？在这样的问题上，现在我们党内的看法显然是还有分歧的。所以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我以为主要是由于过去的经验教训总结得不够，所以在全党还不能取得统一的认识。我建议中央专门总结研究领导意识形态工作的经验教训。知识分子的人数虽然没有农民多，但因为他们对社会、对国内外的影响大，如果工作不做好，也同样会影响安定团结，影响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的。
　　我以为，在领导意识形态工作中，党必须坚持和进一步发展毛泽东同志提出来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我们当然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但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正是为了要发展马克思主义。我们要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必须走出自己的路来。三中全会号召全党研究新情况、新问题。我们现在，不仅在经济战线上，而且在政治、文化等各条战线上，都出现许多新问题，新情况。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取得了一些经验，需要从力量上加以总结，加以说明。许多问题我们还在探索，甚至有的问题还没有明显暴露出来，更需要在理论上进行探索，才能以理论指导实践，避免失误。
　　所以，在理论问题上，一定要允许不同意见的发表和争鸣。像过去那样，在理论问题上只能由一个人说了算，任何不同的意见都可以被打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结果不但使理论停滞，而且使错误的理论不能及时得到纠正而造成党和国家的极大危害。这种情况决不能再重演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科学，科学一定要允许不同意见的探讨和争鸣，包括对于党的现行政策，也应该允许在理论上提出不同意见的探讨，才能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将不同的意见随便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是不利于理论的发展的。当然，为了避免在人们思想上引起混乱，这种不同意见的讨论可以在内部进行，在没有明确的意见以前不在报刊上公开发表。
报纸上应展开各种不同意见的讨论
　　人民日报是党中央的机关报，是党中央的宣传舆论工具。多少年来，对于如何处理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也是我们一直不能正确解决的问题。康生、陈伯达都曾经直接到人民日报干了不少坏事。张春桥、姚文元更是直接篡夺了人民日报的权力，制造了不少反革命舆论。粉碎了“四人帮”，党中央又直接掌握了宣传舆论机关。但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确实是十分复杂的。这几年来，人民日报做了一些正确的工作，但也有不少缺点和错误。小平同志、陈云同志、耀邦同志、乔木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对报纸经常提出批评和帮助，使我们能少犯错误，或犯了错误能够及时纠正。我们也真诚地欢迎同志们对报纸提出批评。只有全党都关心报纸，才能把报纸办好。
　　为了将报纸办好，我们也在研究总结工作。在总结中我们发现一九五六年人民日报编辑委员会向党中央提出了一份报告，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转发各地。这个批准的文件是由胡乔木同志代中央起草的，其中讲到：“为了便于今后在报纸上展开各种不同意见的讨论，人民日报应该强调它是党中央的机关报又是人民的报纸。过去有一种论调说：‘人民日报一字一句都必须代表中央’，‘报上发的言论都必须完全正确，连读者来信也必须完全正确’。这些论调显然是不实际的，因为这不仅在事实上办不到，而且对于我们党的政治影响也不好。
　　“今后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除了少数中央负责同志的文章和少数的社论以外，一般地可以不代表党中央的意见，而且允许一些作者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同我们共产党人的见解相反的文章。这样就会使思想界更加活跃，使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愈辩愈明。各地党委今后也要强调地方党报是地方党委的机关报又是人民的报纸。我们党的各种报纸，都是人民群众的报纸，它们应该发表党的指示，同时尽量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如果片面强调它们是党的机关报，反而容易在宣传上处于被动的地位。”
　　同年七月一日，胡乔木同志又为人民日报撰写了社论《致读者》，发挥了上述论点，提出：“开展自由讨论。报纸是社会的言论机关。在任何一个社会里，社会的成员不可能对于任何一个具体问题都抱有同一种见解。党和人民的报纸有责任把社会的见解引向正确的道路，但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不应该采取简单的、勉强的方法。首先，报纸的编著部无论凭着什么名义，总不能设想自己是全知全能的，或者故意摆出这样一副神气，活像对于任何问题可以随时作出绝对正确的结论。不是的，事实决不是如此。有许多问题需要在群众性的讨论中逐渐得到答案。有一部分问题甚至在一个时期的讨论以后暂时也还不能够得到确定的答案。有许多问题。虽然已经有了正确的答案，应该在群众中加以广泛的宣传，但是这种宣传也并不排斥适应的有益的讨论。相反，这种讨论可以更好地帮助人们认识答案的正确性。而且，就是正确的答案，也经常需要在群众的实践中加以补充和修正。”
　　从以后的实际结果来看，乔木同志代表党中央提出的这些意见是正确的。如果能够贯彻执行，就可以使思想界活跃起来。可惜是很快发生了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完全将这些意见推翻了，带来了相反的结果。从我们自己的工作中深刻感到：过去十年，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教训。而取得这些教授都是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的。怎样从这些代价中取得经验，做到像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使我们自己“变得聪明一些”，实在是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因此提出以上一点简单的看法。错误之处，请同志们批评。
　　　　　　　　附件：“继续革命”理论的错误和由来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名字是康生定的，这个理论的六个要点，是康生归纳的。但这个理论的主要观点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比如认为“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到写进九大报告时，康生加上了“始终”两个字。毛泽东同志多次讲过“整个历史阶段”，“整个”就是“始终”，加上“始终”并没有改变原来的意思。列宁说：“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如果整个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和阶级斗争始终存在，那怎么消灭阶级，怎么进入共产主义？是不是进入共产主义的前夜还有三个存在？
　　在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消灭以后，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基本消灭了，只存在一种残余力量。这一点，小平同志的讲话也讲清楚了。
　　资产阶级事实上已经消灭了，还要硬找资产阶级，到那里去找呢？于是就出现了康生从政治思想上划分阶级的谬论，他认为谁有资产阶级思想，就定谁是资产阶级。以后出现了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后又发展成为一个“党内资产阶级”。提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当时的内容，就是革“走资派”的命，夺“走资派”的权，就是踢开党委闹革命，达官打倒一切，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各级领导干部通通打倒，颠覆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伟大的实践”，就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实践，已经很清楚证明这个理论是错误的。把关于阶级斗争的错误观点，加以夸大和发展，造出了这个理论，把它捧到十分荒唐的地位。
　　一九六七年国庆节时，在康生、陈伯达等人的指挥下，炮制出“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八周年》一文，文章在讲了“大好形势”之后说：“这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伟大胜利。”又说：毛泽东同志“抓住和解决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最重要的根本问题，极大地创造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阶级斗争的观念，从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即毛泽东思想的阶段。”几天以后，即十月九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红旗》同年十五期社论《大立毛泽东思想的伟大革命》，提出：只有认真学习和深刻理解毛主席提出的“斗私、批修”的伟大纲领等等，“才能领会和掌握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这样，就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理论的完整概念。
　　一个月以后，康生把这个理论的内容概括为六个要点到处宣传，在十一月六日，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一文中，系统地论述了这六个要点。讲完这六个要点以后，社论对“继续革命”的理论作了最高的评价，说：“毛泽东同志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伟大的贡献，在于他系统地总结了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系统的总结了十月革命以来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不但总结了正面的经验，而且总结了反面的经验，特别是总结了苏联资本主义全面复辟的严重教训，完整地、彻底地解决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一当代最重大的课题。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划时代的伟大发展。”“毛泽东同志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性地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并且亲自发动和领导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实践。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即毛泽东思想阶段的一个极其重大的标志。”“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上述这些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树立了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今天，只有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同时也承认在无产阶级专政继续革命的人，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正是检验是否真正了解和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试金石。”
　　从此以后，这个理论就被林彪、“四人帮”一伙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来广为宣传，说成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一再地写入党的重要文件，甚至写入党章，写入宪法。  
　　　　　　　　　　借尸还魂大搏斗越来越激烈  
　　重读以上这两个讲话稿，可以看出这种“借尸还魂”的大搏斗是越来越激烈。对照这些年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以及件件椿椿的事实，越来越证明：那些左倾权威所大喊大叫的“ 四个坚持”，实际上所坚持的，仍是假社会主义，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专政，是独裁专制的党的领导，是假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晚期的错误思想。这就从根本上背离了四项基本原则，他们不仅是口是心非，而且是口蜜腹剑。这是一。
　　第二，他们把坚持四项原则当成神圣不可移易的教条，反对对其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反对根据实际情况来坚持其精神实质。这本身就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灵魂。
　　第三，他们确确实实地把“四个坚持”当成“四根棍子”，以此来发动新的政治运动，来打击那些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好同志，混淆敌我矛盾，严重违反人民民主专政的原则。
　　第四，四项基本原则本来是要求党员遵守的原则，他们却把它变成强制全国人民和海外侨胞都必须遵守的法律。比如要全国人民都坚持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是主张无神论的，是唯物主义者，怎么强迫宗教徒信仰马克思主义呢？这不是太霸道了吗？又如坚持社会主义，怎么能强迫所有爱国人士都信仰社会主义呢？对这些只爱国而不信社会主义的人，只能团结，不能因此而排斥他们、打击他们。
　　第五，就是对党员，也不能把它当成圣经教条，也应该容许党员在基本赞成的情况下提出不同的意见。如果一个党员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产生动摇，违反“四个坚持”，党组织可以劝同退党或者开除他的党籍，也不能因此把人家当成反革命来打击迫害。
　　事实证明，这些左倾权威们哪里是什么真正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们是“四个违反”，甚至是“四个破坏”。这些年，我们党就是在这些左倾权威的操纵下，一面这样喊、这样做，一面逐渐回到十年那乱时期的老路上去了。这也是林彪、“四人帮”借尸还魂的铁证。

自觉的梦游人

第三章 胡乔木～新闻界的霸主  
　　　　　　　　　　开始认识胡乔木的左根  
　　现在，我想专门回忆我同胡乔木同志近十年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我从一九五二年秋调到人民日报社作副总编辑以后，乔木先是毛主席的秘书，后来升为书记处候补书记，一直负责直接领导人民日报的工作，可以说几十年来都是我的顶头上司。我对他是很尊重的，特别是在一九五六年人民日报大改版时期，他强调“党报也是人民的报纸”的原则，成为大改版的指导方针，受到人民日报的编辑记者的热烈欢迎。在改版前后的两三个月内，他常常同我们一起上夜班，也是忙到清晨报纸打出第一张清样以后，才同我们一起下班回家。他在修改稿件、制作标题、安排版面等方面都有独到之处。而且，他办事认真，事必恭亲，一杆子插到底，连一个标点符号也不马虎。
　　总的来说，在“文革”前十几年中我对乔木同志的印象是很好的，他是良师，是严师，是我们在新闻工作方面很受尊重的领导人。只是他对干部要求过分严格，动辄训人，甚至吹毛求疵，往往对一点小毛病翻来覆去的批评，越批越上纲上线，把人批得体无完肤。同时，他在业务指导上多谋好变，今天说向东，头头是道；明天说向西，也头头是道。尤其是人家按他的主意正在向东，他却自食其言，反过来责备人家为什么向东，弄得人啼笑皆非。因而，我对他虽然很钦佩，但总是敬而远之，畏而避之。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都是批斗对象，毛泽东对乔木特意加以保护，让他从中南海搬出来以后，住进了一个大使馆的旧址。报纸上刊登批判他的文章时，只提姓不点名。新闻界每次举行批斗胡乔木大会时，我都是陪斗的“要犯”，我们之间还算得上是难兄难弟。因而当邓小平出山协助周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时，乔木和一些同志劝邓设立一个政治研究室，他和吴冷西向邓推荐，把我从人民日报调到政治研究室，参加毛选五卷的编辑工作。这样，我终于从被管制被批斗七八年的“走资派”队伍里解放出来，恢复工作。当时，我们在生活上是颇受优待的，我恰恰在怀仁堂旁边当年邓小平总书记兼副总理的官邸办公和休息，每天上下班都有车接送，因而我对乔木和吴冷西是很感激的。  
　　　　　　　　　　刀削斧砍的篡改者  
　　我在政研室工作了一年零三个月。在这期间，我对胡乔木同志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在毛选五卷的编辑工作中，我意外地发现乔木的极左思想和见风使舵的表现相当严重：一是以他极左思想的尺度来取舍、删节和修改五卷的文稿；而是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他反戈一击，给“四人帮”送上了批邓“十四条”的效忠信。对他的反水使我吃惊但又不吃惊。不吃惊的是这位长期在毛泽东身边的政治秘书、辅佐毛泽东的大秀才，早就学会了毛老人家那套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本事，而吃惊的是这样一位颇有眼力的智者，竟然看不出“文革” 早已穷途末路，连这最后一段时间也熬不过去。
　　使我更为惊讶的是，乔木在删改毛的著作方面那样大动刀斧；开始我还以为他是胆大妄为，以后仔细想来，这也是他多年来整理毛的文稿，得到毛赏识的手法，毛的好些名著，就是经过乔公用这种刀削斧砍的手法炮制出来的。
　　编辑《毛泽东选集》，起码的原则应该是忠于原文，保留作者当时的思想面貌。我和很多人都主张：毛的思想行动应分为前期后后期，大体上可以八大三次会议（一九五六年九月）为分界线。前期，毛的确有很光辉的思想，从一九五六年九月八大一次会议到一九五七年的一年当中，是他的正确思想走上顶峰的光辉时期，也是他很快转而滑向下坡路的转折时期。我认为编辑毛选五卷，起码应当把他的言论思想忠实地记录下来。
　　一九五七年二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三月又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再作相同题目的讲话，紧接着他从天津、济南、南京到上海，继续讲话，进一步阐述发挥同一主题。在这些讲话中，的确有着相当精辟的论述。在这种正确的思想和决策的推动下，当时中国的知识界和上层政界出现了一阵广开言路的民主运动。可惜，好景很短，也正像毛自己所说的，他也是“叶公好龙”，当民主运动起来以后他和他的领导核心中的很多首要人物，又十分惧怕。很快就由“大鸣大放”转为“引蛇出洞”，变成反右派运动。毛自食其言，把自己刚刚说过的一些正确主张改的改，删的删。从二月二十七日讲话到六月十九日正式发表，时隔不到四个月，基本调子就变了。在这应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政治闹剧中，毛泽东当然是君主，但作为主持修改毛讲话的刀笔吏胡乔木，也是不能完全辞其咎的。
　　如果说，当时乔木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进行修改时，既是尊重毛的意图和中央很多首脑的意见，在修改以后又得到毛的审查批准。因而，他那个“咎”还是可以原谅的。可是，十八年后，在编辑毛选五卷时，毛早已病势垂危，既不能事先指示、也不能事后审阅，完全由乔木负责，因而，乔更应该遵守忠于原文的原则。尽管在后期，毛自食其言，抛弃了甚至违反了他前期的好思想好言论。但是，在编辑他的文稿时，仍然应该把他前期那些好思想好言论如实地保留下来，才便于客观地全面地研究毛泽东业绩和毛泽东思想。但是，在编辑五卷时，乔木对原稿进行大删大改，一些同志则强调要忠于原文，反对这样删改，但乔木坚持己见，独断专行，我只好把他删改的那些重要章节悄悄地抄录下来。  
　　　　　　　　向“四人帮”揭发批判邓小平的十四条  
　　时间过去十八九年了，从乔木同志这些年的所作所为，令人深刻地领教了他那套翻云覆雨的本领，深深地领会到这位左倾理论权威一贯倒退逆流的招数。回过头来再看看我当时抄录下来的笔记，联系到他那个“著名”的十四条和和给“四人帮”的效忠信，更感到恍然大悟。
　　一九七六年二月，小平同志又受到批判，毛泽东把“反击右倾翻案风”发展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成为十年内乱中最后一场大的政治运动。在开批判会的时候，好些同志都是无可奈何，被迫违心地说一些表态的话。完全没有想到，乔木却写了十四条揭发材料，受到“四人帮”的通报表扬。
　　在这个揭发邓小平同志材料的第三条中，乔木说：“在毛主席批准我参加毛选整理工作以后，他（指邓）通知了我。但是毛主席同时对我过去在这一工作中所表现的主观主义、狂妄自大、往往擅自改动主席的著作，以自己的思想篡改主席思想的严重错误作了严厉批评。邓却没有正式通知我，要我防老病复发，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主席说你‘有时很固执’，‘ 提了过去的老话’。他反而对我说什么‘毛选的稿子，文字上一概由你个人负责’，‘你定了稿由我送主席审查’等等”。乔木还揭发说：“每次毛选整理稿送他（指邓）以后，他表面上在一段时间里也召集我们开会议一下，但只是走过场，他没有认真下功夫。”还说：“ 他常常利用这种机会鼓吹他的修正主义路线谬论。”在揭发材料第四条中，乔木说：“七月上旬，在读毛选第一篇论十大关系时，他就借题发挥地说：党的基本路线一定要有一套具体路线和具体政策，不然‘路线就是空的’。又说：‘路线不是空喊’”。“他还说，这篇文章在经毛主席审阅以后，应当发给全党讨论。这是理论学习的好材料。不学习毛主席的这些著作，全国的理论学习怎样深入的下去？”接下来，乔木就批判说：“《论十大关系》当然是毛主席非常重要的著作，有巨大的现实指导意义，但是无论如何，决不应用它来打乱和代替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指示的学习。他的这个阴谋被伟大领袖毛主席识破了，没有得逞，但是这确是暴露了他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政治本质和破坏学习毛主席理论指示的险恶用心。”
　　事实证明，乔木同志在《毛选五卷》的整理工作中还是老病复发，仍然“狂妄自大、往往擅自改动主席的著作”，还是“主观主义…　以自己的思想篡改主席思想”。他删改的指导原则，还是维护和发展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要知道，在“文革”时，毛主席的 “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已经发展成为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乔木同志在修改毛主席“文革”以前的著作时，不仅尽量突出主席的左倾思想、把它更往左拉，反而把主席比较全面的正确的论点一再删掉，有时虽然巧妙地修改几个字，就大大背离了主席的原意。
　　当然，首先违反毛泽东思想光辉一面的，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自己。是他自己常常自食其言，领导我们党来反其道而行之。因而，对于他身边工作几十年的政治秘书胡乔木同志，如此对待他的思想的光辉部分，不仅当时选掉、删掉、改掉，而且以后打着“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旗号，长期坚持违反他的正确思想，长期继承和发展他的错误思想，这也就不足为奇了。何况当时胡乔木同志这样删改主席的著作，有些是遵照主席的意志而挥动他的刀笔的，有些是在删改后经主席审阅同意的。先斩后奏的很多，是不是有斩而不奏呢？肯定也不在少数。像编辑五卷时把那些重要词章删的删、改的改，就很可能是擅自改动的。因为那时毛已很难自己审阅了。当然，也不能把如此删改的责任完全推到乔木的身上。但是，对于研究这位身居思想战线统帅十来年的胡乔木的思想发展的脉络，这些删改还是很值得重视的。  
　　　　　　　　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进行了原则性的重要改动  
　　很多老同志亲自听过毛主席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当以后看到发表出来的文章，前后对比都认为面目大非。应该承认，经过乔木同志的修改，把一个讲话改成文章，在理论逻辑上，在文字修辞上的确下了大功夫，算是“有功之臣”，但是，把一个生动活泼的讲话改成一篇阐明理论文章，特别是把主席反左为主的精神篡改为反右为主的精神，这就应该算是“有罪之臣”了。
　　这篇论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著作，因为已经在全国报刊上发表过了，因而在收入毛选五卷时，并没有再作什么改动。但是我把主席的“讲话记录稿”拿来对照一下，对这种主要精神的篡改，感到很是吃惊。据这篇文章的注解说：“后来毛泽东同志根据当时记录加以整理，作了若干补充。”因而这种原则性改动，当然是毛主席自己修改的，至少是乔木改后经过主席同意的。这里，我把这类改动记录下来，提起读者注意，还是应该的。
　　按照毛泽东同志当时的思想主流来看，他在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讲话的前后一段时间，他的主导思想还是认为在三大改造以后，敌我矛盾已经基本解决，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内部矛盾，所以他这篇讲话的主题不是正确处理敌我矛盾，而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特别注意分析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也特别注意如何正确区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政策。他在讲话的时候，特别从理论上阐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性质。他引用列宁的话阐明社会主义社会“对抗消灭了，矛盾还存在”。
　　在讲话记录稿中说了这样一大段话：“人民内部矛盾如何处理，这个问题是一个新问题。历史上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个问题讲得很少，列宁谈到，简单地谈到，说是社会主义对抗消灭了，矛盾存在着。那是说，所谓对抗消灭了，资产阶级打倒了，但是人民之中还有矛盾。列宁已经说人民之间还有矛盾存在。列宁来不及全面分析这个问题。关于对抗，人民内部的矛盾有没有可能由非对抗性转变为对抗性的矛盾？应该说是可能的，但是，列宁那个时候还没有可能来详细观察这个问题。只有那么短的时间。十月革命以后嘛，在斯大林负责这个时期，他是在很长的时间内把这两类矛盾混淆起来。本来是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比如说，讲政府的坏话，不满意政府，不满意共产党，批评政府，批评共产党。但是批评有两种，有敌人批评我们，有敌人不满意共产党；有人民批评我们，有人民批评共产党，这应该分别。斯大林在很长时期内，他是不加分别的，差不多是不加分别的。有一些在苏联作过很长时期工作的给我说，他是不加分别的；只能讲好话，不能讲坏话，只能歌功颂德，不能批评，谁如果批评了，那么就怀疑你是敌人，就有坐班房的危险，就有杀头的危险。”
　　主席在这一段后边批评斯大林，还讲了这样一段：“应该肯定，社会主义矛盾是存在的，基本矛盾就是这样的矛盾，就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都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因为在这个时候，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剥削者，所有制是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没有私人资本家、私人土地所有者、私人工厂所有者、企业所有者。”很可惜，修改后发表的文章里，前一大段完全删去了，后一段只留下“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偏偏把紧接着的“这些矛盾都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这一关键性的话删去了，而且把为什么“都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的理由也全删去了。
　　至于《正处》这篇文章中那段画龙点睛的关键话：“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斗争基本结束了，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主席在讲话中没有说，记录稿中也没有，是修改发表时新增加的。这一加，主要在“但是”以后，表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这一面。这样，重点也就变了。  
　　　　　　　　删掉了毛从北京到上海一系列讲话中的许多新思想、新观点  
　　在《正处》讲话两周以后，胡乔木在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篇文章中也加上了原来没有的这段话：“我们国内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但是还有阶级斗争，主要是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上的阶级斗争，而且还很尖锐。”而讲话记录稿在最后讲到各省市委书记要把思想工作抓起来时，却是这样说的：“地方党委要抓起这个思想问题来，现在就没有抓，一方面很忙，还不是忙的问题，面对着几百万知识分子，这几百万知识分子，他们是人民的教员，我们共产党跟这些人的关系有许多不正常的地方，许多新问题，人民内部矛盾突出出来了，这个思想问题应该抓起来。我说要抓，就是要把这个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要研究，并且第一书记出马，我也是当第一书记的。”
　　可惜，在修改后发表出来的，却简化了，而已加上了那一段“还有阶级矛盾而且还很尖锐”的话。经过这一改，重点就变了。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而改后，却是倒过来了：虽然现在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但是还存在阶级斗争，“而且还很尖锐 ”。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同志正是为了端正这个主次关系，就在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以后，从天津、济南、南京，讲到上海。如他自己所说：“我变成一个游说先生，一路来到处讲话、”讲话的主题就是如何正确区分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在编辑《毛选》五卷时，虽是截止到一九五七年，他在这一路的讲话，也是一九五七年呀！但是，除了在济南讲话中择用了两千字外，其他一律没有选用。虽然这样大改大删，可能也不是乔木同志个人决定的，但是作为编辑工作的主持者，不能说没有重大的责任。
　　我当时只是参加这项工作的一个小人物，感到毛主席当时实在讲得好，把这些都一笔勾消了实在可惜，所以我才把它们择其最重要这摘抄出来，放在这里，因为乔木给我的印象大变了。这时我虽然同他没有作什么大的斗争，但矛盾是十分尖锐的。应该看到，在修改毛主席的著作时，删改掉什么，强调什么，却是包含有重大政治意义的。以后，在对毛泽东思想究竟坚持什么的问题上发生原则性的争论，其实，从编辑毛选五卷时就已经可以看出来了。所以，我以为作一作这样的文抄公，还是很应该的；我想绝大多数读者是没有拜读过的，是会有新鲜感的。
　　比如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毛主席的开场白就把重点突出来了，但是这个开场白被删掉了。开场白说：“我讲这么个问题，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因为我所碰到的问题，人民内部的问题，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占我们很多时间，问题很多。当然嘛，两类问题：敌我之间的矛盾，人民内部相互之间的矛盾，事实是要谈这两个问题，不是谈一个问题。但是，因为我们今天重点想讨论第二个问题，重点不放在敌我这个问题上。”  
　　　　　　　　保留什么，删掉什么，都包含着重大的政治意义  
　　在以后的一系列讲话中，毛主席紧抓着这个主题作了反复的发挥，现把我认为很精辟的一些段落抄在下面：
　　在三月十七日自天津讲话记录稿中，有：
　　“过去我们党的工作主要是什么工作呢？现在不是有建设工作么，在过去，我们几十年，主要的工作就是阶级斗争工作。阶级斗争，还不是建设工作。”
　　“过去几十年，从有我们党以来，一直到去年上半年，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全年下半年跟今年上半年这个高潮，那个时候锣鼓喧天，热闹得很。我们党的精力主要放在这个方面。 ”
　　“对于社会上各种不同意见，因为阶级斗争基本结束而暴露出来的各种东西，各种不满意，不满意共产党，说我们不行，这个我刚才讲了的。本来不行应该承认不行，说我们不能领导科学。…社会上有许多错误的议论，我们采取什么方针？我们应该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讨论中、在辩论中去解决。…而现在我们党内有一种情绪，就是继续过去那种方法，或者叫做军法从事，你不听话呀，那么就正军法了，拉出去简单的砍了。…而现在呢，不是对付敌人，而是对付人民内部的问题，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民族资本家、大学教授、医生，这个简单的办法，就是不行了。…两个方法，一个叫压服，一个叫说服。 …以压服的方法对付文学艺术呢？对付宗教呢？对付不同意见呢？如果我们用压服的方法，我们就没理，就站不住脚，我们就输了。”
　　“我们现在发《参考消息》…　这个东西人们就会说　…共产党无代价地替帝国主义出份报纸来骂共产党，是不是这样的，看样子是这样的。…来锻炼我们，党内党外都应该受锻炼，应该见世面，锻炼知道一点世界上的事情，敌人怎样骂我们，敌人家里的事情怎么样。说会乱，不会乱的。这就是把我们关在房子里，把眼睛封起来，把耳朵封起来，那就很危险。
　　“所以有人这么说，这个《参考消息》一扩大发行，那就会使反动气焰嚣张。因此那位同志希望每一条国际消息都加按语，那就麻烦了，同志，都要加按语。我们就是叫人们自己去思考，去开座谈会，去谈，可能有许多怪言论出来的，怪言论我看越多越好，就是不要把自己封锁起来。马克思主义就是同他的敌对力量做斗争创造出来的。…对百家争鸣没有信心，对百花齐放怕放出毒来，我们看完全不是这样。若采取压服的办法，不让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那就会使我们的民族不活泼、简单化、不讲理，使我们党不去研究说理，不去学会说理。至于马克思主义可不可以批评？人民政府可不可以批评？共产党可不可以批评？老干部可不可以批评？我说没有一样不可以批评的，只要愿意批评。什么人怕批评呢？就是蒋介石那样的党，蒋介石那样的法西斯主义。”
　　三月十八日在山东省机关党员干部会上讲话记录中，有：
　　“所以现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样一个问题被提到议事日程上面来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那个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刚才讲的有阶级斗争，特别是表现在意识形态里面的，我们是把它当做内部矛盾来处理。”
　　“就是有一些民主党派跟我们唱对台戏比较好，就是要说怪话，一年有那么几次找一些怪话来说，专门指我们的缺点，这么一个道理。所以现在不是收起来，而是还要放，现在放的还不够。不是把它压下去，而是不要压。思想问题，精神方面的问题，不是用粗暴的方法和压服的方法能够解决的。我们应该大家展开民主的讨论，平等的讨论；互相争辩，这样的方法就是用说服的方法，不是用压服的方法。…压服的方法是对付敌人的，解决敌我矛盾的方法，就是动手。人民内部矛盾就不动手。君子动口不动手（笑声）。人民内部就是讲道理，而不讲打，武力解决就不对办法。或者用行政命令强迫禁止，实际上是把一个解放军摆在这边，名为不动武力，实际上是它在这边，我用行政命令，如果没有解放军，这个行政命令也就不行的。谁听你的行政命令？还是借他们的声势来搞行政命令。…专政是什么？我们不是讲无产阶级专政吗？专政是对付敌人的，而民主就是对付人民的。…如果我们搞错了，就把专政的范围扩大到人民内部，用压服的方法，凡是有矛盾、有问题的时候就用压服这个方法，那么我们的国家就要受损失，就要受到很大的损失。而且总有一天要回过头来！压服不了的时候，君子动口不动手，你要动手，总有一天这个手要收回来的。因为这不是解决人民内部问题的方法，那是解决敌我矛盾的办法。是不是可怕？人民内部的矛盾发展起来了，又不要压服，又不要行政命令，这样一来，是不是很危险？照我看，没有什么危险。不同的意见，只会因为辩论，民主的讨论而正确的解决，得出真理。艺术方面才会‘更活泼’，会发扬创造性，科学方面才会发展起来。”
　　“我们的缺点，人民内部的缺点，不搞大民主，不搞大运动，那是对付阶级敌人的。我们是搞小民主，如果一个小还少，再加上一个小字，就是小小民主。总而言之，是和风细雨，台风一定不刮。毛毛雨下个不停，微微风吹个不停（笑声），我们来吹他三年。今年准备，明年一年，后年一年，下点毛毛雨，吹点微微风，把我们的官僚主义什么东西吹掉，主观主义吹掉。我们从保护同志出发，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适当的批评，达到新的团结。”
　　三月十九日在南京干部会上讲话记录中有：
　　“我们的长处现在用不上了，我们的长处是阶级斗争，就是政治、军事。而我们现在的缺点，是缺乏文化，缺乏科学，缺乏技术，我们要在这方面学习。这些话我在一九四九年一篇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里就谈过，说我们过去的长处，我们所会的东西，我们所了解的东西，现在快要不用了，而我们所不懂的现在摆在我们面前，因此给我们一个任务，就是学习。”
　　“现在我们处于一个转变时期，过去的斗争基本上结束了，基本上完结了，过去的斗争是阶级斗争，阶级对阶级的斗争。…总的说来，我们过去几十年，就干了一个阶级斗争，改变了政治制度，就是改变了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就是改变了社会经济制度。…就是为了发展生产，为了建设开辟道路，为人民生活发展起来，为我们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开辟道路。所以现在遇到了新问题。过去那个斗争基本上完结了，这是就我们国内来说，就国际上来说还没有完结。…国内还有少数过去还没有查出来的反革命残余，有些过去被镇压过的，比如地主阶级，国民党残余，如果我们没有解放军，他又会起来。地主、富农、资本家，他们现在守规矩，资本家、民族资产阶级，就不同一些了。我们把它当人民内部的问题来处理。…所以，现在是处在这样一个变动时期：由阶级斗争到了自然界作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的反帝反封建革命，后头的社会主义革命，到技术革命同文化革命。要改善生活，要建设，就要同自然作斗争，就要有技术，有机器，就要懂科学。…使用机器那种技术，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革命。没有这样一个革命，我们这个国家单是政府变了，社会制度变了，那么，我们这个国家还是一个穷国，还是一个农业国，还是一个手工技术的国家。为了这个，我们就需要一个文化革命。”
　　“矛盾应该分两类，第一类是敌我之间的矛盾，第二个是人民内部的矛盾。我们过去几十年功夫就是解决第一个矛盾，现在是解决第二个矛盾。…过去旧的方法不适宜，不利于进行生产，不利于发展，比较差一点，弄得中国人民长期的又穷，又是文盲，在世界上人们都看不起的，现在这种关系刚刚改变，还没有生产。没有生产就是没有生产，没有多的生产就是没有好的生活。好起来要多少年呢？我看大概要一百年。…这个世纪，就搞建设，还有四十几年，总而言之，现在的中心任务就是建设。”
　　“有些同志手就有点痒了，想去压。这一套我们过去相当有一套，学会了一套，就是对付阶级斗争，把那个办法搞出来了，还是军法从事吧，用简单的办法，或者不是调兵，就是用行政命令，看不顺眼的，就把它压一下。中央认为这样不好。压是压不服的。我们对付敌人那是要压，压了之后还是要说，比如对俘虏，一解除武装我们就说服他。反革命，只要不杀头的，我们还是采取教育，改造他。高压政策不能解决问题的，我先说过了，人民内部的问题不能采取高压政策。”
　　“要分清两类矛盾，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能混淆在一块。关于社会主义存在矛盾这一点，列宁曾经指出过，他是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有矛盾的。斯大林开始，列宁死了以后，有一个时期，俄国内部的生活还是比较生动活泼的，跟我们现在差不多，也有各党各派，比如有那么一个比较著名人物，叫托洛斯基，他有很多人，不过他是在共产党里，大概是共产党里头的民主人士吧，就是调皮角色，跟我们闹。此外，还有一些人，社会上也可以说各种话，可以批评政府。后来不行了，后来就搞得很专制了，就是批评不得，谁要是批评，百花齐放，那时很怕的，只能放一朵花，百家争鸣也怕的，风吹草动就说是反革命，就抓人，就杀人。这就是把两类矛盾混淆了，把人民内部矛盾误认为敌我矛盾。”
　　三月二十日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中，一开始也是讲现在是一个转变时期，就是由阶级斗争转变为同自然界作斗争。一再强调“人民内部的问题、思想方面的问题、精神世界的问题、只能用说服的方法，不应该采取压服的方法。”
　　对于闹事等矛盾，他说：“我们原则上不提倡罢工、罢课，不提倡错误的文章，不提倡有毒素的戏，等等。但是事实上发生了一些个别的罢工、罢课，报纸上等了一些个别错误文章，戏台上演了个别不好的戏，对于这样现象采取‘放’的方针，采取说服教育的方针，没有大害，反而有利；采取压的方针，反倒不利。这样的方针，比较容易调整社会秩序，调整领导者教育者、政府和人民、党跟人民的关系。这种调整的结果，正是巩固了党，巩固了民主集中制。”
　　“我们希望把我们国家建设成这样一个活泼的国家，使人们敢于批评，敢于说话，有意见敢于说，不要使人不敢说。我们这些人，有错误缺点必须改，不改就不行，因为没有道理。无论党内党外，我们都不实行官僚主义，不能强制人们作那些没有道理的事。我们采取这样的方针，我相信，人民的政治情况，领导者跟被领导者的关系，人民跟人民之间的关系，就将是一种合理的、活泼的关系。这样，我们的文化、科学、经济、政治，我们整个国家，就一定可以比较快的繁荣发展起来。”
“正处”讲话前夕，毛的许多精彩讲话被删掉了  
　　这年二月，最高国务会议讲话之前，在一月十八日至二十七日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有一些好的阐明，可惜在《毛选》五卷的整理工作中也把它删去了。根据我的笔记，选抄几段在下面：
　　在谈到香花和毒草时，他说：“你草长我就锄，不断斗争。要多少年呢？我看是一万万万万万万万万年，还有那么多草。这个矛盾的反对方面是不断要出来的。我们现在准备印蒋介石全集，你们赞成不赞成？有共产党，无国民党，共产党怎么显得出来呀？有唯物主义，不要唯心主义，有辩证法，不要形而上学；形而上学，你不知道那还行？所以，我们大学里头要开形而上学的课，要开唯心论的课，要把这些东西研究清楚。也劝在座的人，你们如果只懂得辩证唯物论，你们要补充那个形而上学同唯心论，这些学问你们没有学到，辩证唯物论是不巩固的，因为你没有作过斗争，敌人方面你不知道嘛！…你对蒋介石的著作都不熟悉，你有反对蒋委员长，他的东西你都没有看过，你的文章就写不好。”
　　“要写小品文，你们每个省都要有报纸，每个省要搞他两个鲁迅，写小品文，要有计划地培养。”
　　“上面放的屁，包括北京放的，不全是香的，要加以分析，这里头有对的，香屁，有臭屁，一定要听一半。”
　　谈到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他说：“双方都搞颠覆活动。他们在我们里面搞，我们里头有他们的人，他们里头有我们的人。把两个泥菩萨统统打烂，又捏成两个菩萨，你里头有我，我里头有你。他们里头有我们，就是共产党、进步人士…　我们里头有他们，就是资产阶级许多人，民主人士许多人，还有地主阶级。…我们要把他们消化，消灭阶级，要好长时间。现在说基本上消灭，是指大规模的斗争消灭了，要地主、资本家真正变成工人，那要几十年。这也是一条战略方针。”
　　“关于人民闹事问题。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因为这是个新问题。我们过去和人民在一道反对敌人，那时候我们和人民一道是矛盾的一个方面，敌人是另一方面。现在阶级快消灭了，革命快完了，搞建设了，没有敌人了；当然还有美帝国主义，那是在外国，他现在又没有动，报纸又没有说打仗。自己内部就发生问题了，我鼓起眼睛望着你，你又望着我。我说，必须准备，人民中有一小部分人年年要闹事；不要怕闹，要使自己精神有所准备，不致陷于被动。…发生人民闹事的原因有这么一些：有些是因为我们政治上或者经济上犯了错误。犯错误的原因无非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这些东西，不要都讲成是反革命。”
　　“对于建设时期的阶级斗争和人民内部的斗争这个东西，我们缺乏经验。革命时期的人民内部斗争很小，因为都集中力量去对付阶级斗争去了。建设时期，剩下一部分阶级斗争，大量表现出的是人民内部的斗争，对于这个东倒西歪我们经验不足，值得好好研究一下这个问题。这是一种科学，应该好好研究。”
　　“闹事的人好有用处。我说那些人将来可能有当英雄的，因为他们敢于闹。还有街上的阿飞，上海有女阿飞，十六七岁敢当阿飞，那些人改造过来我看可能是有用之材。唐朝的徐世绩、尉迟恭都是捣乱分子。徐懋功说他十二岁就闹乱子，人家叫他无赖的贼，到了十四岁，就叫难挡的贼，人家说他都挡不着，他率领了一批人马，到处打家劫舍，到了二十岁，就当大将，后来老了就当宰相。…所以打家劫舍的可能有宰相哩！我们这些人也是闹事出来的，人家叫我们土匪、共匪。”
　　“你说不要闹，这个矛盾斗争可以解决？河南省项城县有个例子。项城有一个回民区，按照从前的规矩，是多少时间回民可以杀五十头牛，现在照政府规定只能杀八头，杀牛的那些回民就没有饭吃，我们的区干部也没有上报，那些回民闹什么也不知道，结果就是一打，打伤了几个，有重伤的，没有死人就是了。这才报告上边‘出了事’，报告县，省里也知道了。省里派人来，说打人是不对的，但是你们的要求是有理由的。结果就罚了几个人，无非是关一下，判一点徒刑，准许由八头杀到四十头。你不打就不能解决，他就是那么死。…那还是不该打，一打问题就解决了。这是合理的打。不合理的，我们不要提倡。但是我们的官僚主义必要挨打，那叫打得合理。不合理，闹一下，我看也没有什么话说。每一个省每年要准备有几万人闹事、请愿、示威、打人；大省准备五万，中省三万，小省（像青海、新疆、内蒙）一万，至少准备这样的数目。你准备好了，到年终结帐时，如果是五万的只有四万人闹事，你的工作就是做得比较好；如果根本没有人闹事，你的工作就做得更好一点；或者脓包没有爆发，留着第二年闹就是了。”

自觉的梦游人

　　　　　　　　选择什么，不选择什么，也包含着重大的政治意义  
　　删什么，不删什么，常常包含着很重大的政治因素，选什么，不选什么，也常常包含着很重大的政治因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是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七年的重要著作，可惜，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后到华东的几个重要讲话，除了在济南讲话中的一小段冠以《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标题被采用以外，其他都没有被选上。这类好篇章不被选上的还不少，至于被删掉和被改掉的就太多了。就我当时摘抄下来的，至今还觉得是相当精彩的，不妨再抄录几段供读者鉴赏。
　　一九五七年二月十六日主席同科学家、文学家的谈话，未被选入，其中有这样一大段： “李希凡开始写的文章是好的，后来的东西无大特色。是否到人民日报脱离了生活？应该生活在实践生活中。当小媳妇时好，当了婆婆就不行了。用教条主义的方法不能批评人家，因无力量，请看列宁是如何写《经验批判论》的，斯大林在后来就不同了，不是平等讨论问题，不是搜集大量材料后发表意见。有些东西是坐在山岗上拣起石头打人，使人看了后不大舒服。当了权，作了官，要警惕：不要骂人像儿子一样，不应该是老爷和小人的关系，不以片面反对片面，教条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还有批判胡适有好文章，以后一笔抹杀，过一个时期后可补救补救。康、梁也不能全部抹杀，他们自比为有史以来的六大政治家…　就是对思想上面有严重错误有敌对思想的人，也要团结他们、改造他们，才能贯彻统筹兼顾、各得其所的方针。写文章也要安排，大喝一声，笔下留人，要有说服力，也应该坚持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笔下也应该如此。…许多问题要创造、要发展，不要怕歪风，不要怕潮流，没有两个潮流不行，需要交锋，越斗越丰富，真理越辩越明。我们应该特别看到，掌握政权以后，想用简单办法把人打倒。百花齐放为什么怕放，怕饭瓢子过河。”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讲话，有很好一大段被大大简化了。原文是：“当然，大民主可以对付官僚主义分子，因为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脱离群众，工作中造成很大的损失、恶果。到了群众忍无可忍的时候，他们为什么不可以用大民主来反对官僚主义分子？”
　　“成都有些学生罢课，因为问题没有解决，就到北京请愿；两路进军，一部列车到了宝鸡，一部列车到了郑州，第二机械部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就派人前去把这些学生劝阻回去了。应该让他们到北京来。你们事情做错了，又不肯承认错误，人家到北京请愿，还拦人家。你们没办法说服他们，我们向他们承认错误。不叫他们来，是不是怕影响不好？或者怕增加我们的麻将？其实，这没有什么可怕的，因为来与不来，影响就是那样，来也不会增加，不来也不会改变，真的来了，就是再忙也要见他们，并且向他们承认错误。”这一大段简化为这样一小段：“成都有一百多学生要到北京请愿，一个列车的学生在四川广元车站就被阻止了，另外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到了洛阳，没有能到北京来。我的意见，周总理的意见，是应该放到北京来。到有关部门拜访。”
　　一九五四年十月《关于学术问题批判的指示》，没有选上，其中有这样一段：“学术界缺乏批评。‘官书’为什么不能批评呢？《联共党史》结束语第二条就说：‘马克思的个别原理还是可以批评的…’进行批评应该有充分理由，若一律抹杀、武断，这是军阀主义。我们要这样就要失败。人的意见也可以坚持，也不一定是错的；开始时，对的总是少数。各家意见都可以暴露，特别是我们都缺少学问。红楼梦问题不要急于作结论；学术问题要开学术会议来解决，不能由中宣部来作。”
　　一九五七年四月，在杭州关于思想工作的谈话，没有选，如其中有一段：“对党的政策能否争论？《人民日报》的文章谁说都对？陈其通等人的文章就不对。我看每个省办两个报纸比较好，一个党外办，唱对台戏。”
　　毛主席讲话一向很有风趣。有一些很生动活泼的话，当时听了传达很快就风行一时，可惜发表时却删掉了。比如：
　　一九五五年九月在七届六中全会上，主席两次讲到死牛问题：“必须注意防左。防左也是马列主义，马列主义不光是防右…　有人拿苏联犯过左倾错误来警告我们，我们要记取苏联的经验。死牛之风，应该算过去了，不要再重复。牛也要讲衣食住，要有人管…　中国共产党如有本领，今后不要再发生死牛之风了。要做到三不叫：人不叫，牛不叫，猪不叫。叫了就有死的可能。”又如，在谈到如果领导上“只喜欢数量，不注意质量，没有控制就一定发生左倾错误”，紧接着说：“一定会弄得人叫、牛叫、猪叫，叫了就会死，死人，死牛，死猪。”这样一段也删掉了。
　　一九五六年一月，在知识分子问题会上讲话，未选入，其中有一段：“搞社会主义，不能使羊肉不好吃，也不能使南京板鸭、云南火腿不好吃（现在云南没有火腿了吗？）不能使物质的花样少了，布匹少了。羊肉不一定照马克思主义做。在社会主义里，羊肉、鸭子更应该好吃、更进步，这才体现出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要好，还要进步。”
　　一九五六年四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也未选入，其中有一段：“发言中表现神气不足，下级对上级关系像老鼠见了猫一样，灵魂被吃掉了似的，许多话不敢说。各省也有些问题，民主不够，但劳动模范讲话有神气。”
　　《毛选》五卷只收到一九五七年的，五八年以后都留给六卷，根据我当时的笔记，这以后好的话还是很多的，我就不去一一摘抄了。只拿一九五八年五月八大二次会议的讲话记录稿来说，其中有一段我觉得就很值得一读：“昨天有一位同志说，跟着某一个人就不会错。这个人就指的我。这句话要修正一下，又跟又不跟。一个人有对有不对，对就跟，不对就不跟，不要糊里糊涂地跟。我们跟马克思，跟列宁，有些东西跟斯大林。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即使掏大粪的、扫街的，只要他有真理。我们合作化就是跟贫下中农。多快好省是因为群众中出现了多快好省。工厂、农村、商店、学校、军队…　找先进的，哪个好，真理就在哪里，就跟。不要跟某个人，糊里糊涂跟某个人走，很危险，要独立思考。”  
　　　　　　　　差之一毫，失之千里  
　　在编辑整理五卷时，有些虽是很小的改动，却发生很大的差别。比如，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八届二中全会的讲话的记录稿中有这样一段：“应该说我们是赞成搞大民主的，但是应该确定：大民主是用作对付敌人，反对封建主义，反对统治阶级的，在人民内部是不能用大民主的…我们对付敌人一向是采取大民主，只是在今天国内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的情况下，我们对付资产阶级不是采取大民主，而是用整风的方法，微风细雨的般地进行思想教育的。”可是，在改成文章发表时，却偏偏改为这样：“这种大民主是对付谁呢？对付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对付资本主义。”这里不仅把毛主席讲的大民主不对付资本主义改为反面：对付资本主义。而且我们从来讲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根本任务是打倒三座大山，这里却改为打倒四座大山了；我们党之所以只提打倒资本主义中的“官僚资本主义”那一部分，就是为了避免提打倒整个资本主义。
　　还有一处也是改得很不好的，就是一九五七年一月在省市自治区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在记录稿中有这样一段：“不要怕闹，闹的越大越长越好。七闹八闹总会闹出名堂来的，可以弄清是非。不管怎样闹，不要怕，越怕鬼越来。但也不要开枪，什么时候开枪都是不好的。 ”可是在改成文章时，又偏偏把这段改为：“除了大规模的真正的反革命暴乱必须武装镇压以外，不要轻易使用武力，不要开枪。”这就把“什么时候开枪都是不好的”话也改掉了。这样，就为武装镇压人民留了一个口实。
　　像胡乔木这样的同志，这种经过修改后的对付资本主义和对待人民闹事的错误态度，从那时起就已经在他们的思想上埋下了祸根。
　　以上摘引的被删改了的毛泽东同志的讲话，从政治上来说，的确是很好的话，反映了当时毛的思想的光辉的一面。设想一下，如果从那时起，我们党在实践上就真正坚持这样的毛泽东思想，可能就比较难于发生什么“反右派”、“反右倾”，特别是什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至比较难于出现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几次大反覆，当然就更难于发生“** ”以镇压学生为标志的大逆转。
　　上面我提到胡乔木揭发邓小平的“十四条”，我只说了第三和第四条，其他的也不能忽视。比如第五条，他揭发邓小平同志对于不执行双百方针说了一些不满意的话；第十一条揭发邓在主席否认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话以后，还要乔木编辑一份马恩论科技是生产力的材料来送给主席。乔木认为“这是公然对抗主席的狂妄行为”。第十二条揭发邓认为我党搞了多年教育革命却没有总结过一次，乔木批评邓否定主席肯定的什么“朝农经验”，揭发邓说“朝农经验还不对社来设去？”第八条揭发邓攻击“‘文革’这些年把党的作风‘搞坏了 ’”，提出要恢复在延安整风以后的作风。第六条揭发邓指示乔木筹办一个刊物，说邓要“ 办一个可以宣传他的同毛主席革命路线相对抗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刊物”，“他的目的就是要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争夺思想阵地”。在第二条和第十三条中，乔木揭发说他都向邓提议要多重用“革命造反派”，揭发邓对此都没有采纳。我以为仅这几条揭发内容，也可以看出乔木当时是从文化、科学、教育、党风、思想路线和干部政策等等方面都是肯定那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
　　历史不只是笔墨写下来的，有的宝贵的史料还是刀削斧砍出来的。时隔十几年，联系这些年来的邪风淫雨以至腥风血雨，重新抄下这些刀削斧砍下来的章节词句，真令人又惊又喜。惊的是毛泽东这位政治秘书竟然这样狂妄自大，这样胆大妄为，这样彰明昭著地暴露他的左倾思想是何等根深蒂固。喜的是它为历史留下了十分可贵的铁证，使人们能够清楚地看出这些年来，那股左倾势力借尸还魂的路标和足迹。
　　应该看到，毛泽东既有伟大的思想，也有很错误的思想。在反右派之前，他的正确思想是主要的，而在这之后，他的错误思想越来越占主要位置。因而编辑毛泽东文集的原则应该强调忠实于原文。据乔木自己说，毛泽东曾经批评他“主观主义、狂妄自大，往往擅自改动主席的著作，以自己的思想篡改主席思想”；可见，在编辑《毛选》五卷时，他仍然坚持这种错误的态度。  
　　　　　　　　假如不是如此选择与删改，那将可能是一个多么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乔所砍削下来的词章，恰恰是毛泽东光辉思想的一些精华，而砍削这些精华所产生的恶果又是极为严重的。
　　不妨再扼要提醒一下：
　　关于我国主要矛盾的估计，毛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一再阐明在三大改造以后，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敌人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基本矛盾“就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都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经过砍削以后，所强调的却是“还有阶级矛盾，而且还很尖锐”。这就为那股左倾势力以后继续强调阶级斗争，混淆两类矛盾，用阶级斗争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定下了理论基调。当他们再三发动政治运动反对什么资产阶级自由化时，得到有的领袖人物的支持，因为他们之间有着共同的理论依据；而某些领袖人物虽然一再反对，终于无法反掉，也因为这是“坚持毛泽东思想”啊！
　　关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毛当时一再强调党的主要工作，应从阶级斗争为纲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由阶级斗争转到向自然作斗争，由革命转向建设，由社会主义革命转向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毛在讲话中说：“…这个世纪就搞建设…　总而言之，现在的中心任务就是建设。”编辑时把这些词句都删去了。这就不难理解那股左倾势力为什么那样子千方百计地反对改革开放，不难理解他们那样肆无忌惮地讨伐包产到户是资本主义，骂包字进城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骂建设特区是搞新的殖民地，骂市场经济是姓资不姓社；也不难理解他们在邓的南巡讲话发表以后为什么还敢指桑骂槐。因为他们是在“坚持毛泽东思想”呀！
　　毛当时强调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只能说服不能压服，只能动口不能动手；他提倡“双百方针”，对社会上各种意见只能放不能收，只能在讨论中和辩论中去解决，不能“军法从事” ；他提倡各民主党派同我党唱对台戏，提倡建设一个敢于说话、敢于批评的活泼的国家；他主张开放舆论，鼓励各个省培养两个鲁迅来写小品文，甚至主张一个省办两张报纸，一个党外办，唱对台戏；他主张共产党办一张骂共产党的《参考消息》，而且还要扩大发行。而在编辑《毛选》五卷时把这些都删掉了。难道不正是因为他们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坚持实行“ 无产阶级全面专政”吗？
　　毛当时对于人民闹事，提出不要怕，还认为“很有用处”，甚至说“我们的官僚主义必要挨打，那叫合理的打。”毛特别强调对人民闹事“不要开枪，什么时候开枪都是不好的。 ”试想，如果一九七七年十月出版《毛选》五卷时，就宣传毛主席强调“什么时候开枪都是不好的”，这样一直宣传到一九八九年，宣传它十二年之久，那么，在“**”的时候反对对人民开枪的势力就会更为强大，敢违背主席指示对人民开枪的人，恐怕也难于那样胆大妄为了。
　　毛当时主张发扬党内民主，主张上下级之间是平等关系，不是猫鼠关系，他反对把上下级关系搞成老爷和小人物的关系。他主张“上面放的屁”（指上级指示）不全是香的，要分析对待。特别值得大书特书的，当时毛曾说有人提出“跟着某一个人就不会错。这个人就指我”。他强调一个人有对有错，“对就跟着，不对就不跟”，“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 不要糊里糊涂跟某人走，很危险，要独立思考”。这是毛当时反对个人迷信、主张发扬党内民主的十分重要的讲话，可是，也偏偏被胡乔木删掉了。试想，如果在五卷这样大书特书这些话，在粉碎“四人帮”以后，那些热衷于搞个人迷信、当党内专制的人，在人们的心目中，恐怕更难于维持自己的“崇高形象”。
　　够了，够了！我之所以要这样专门写上在编辑《毛选》五卷时胡乔木所作的删改选择，正如我前面所说的，并不是要把这本笔墨官司都算在乔木身上，因为这实际上也是毛泽东本人的一笔触目惊心的血泪账。是他多年来扶持培养出来这股顽固的左倾势力，是他多年来扶持培育出这位“功勋卓著”的政治秘书终于成为这股势力的挂帅人物。因而在他老人家快要上西天的时候，还能在编辑他的选集五卷时，悄悄进行这一番深谋远虑的重大举措。应该说，左倾势力这些年来一再翻云覆雨，要寻根朔源，这一大举措就是一个雨根，一个风源。
　　乔木同志是“坚持毛泽东思想”的一位很著名的倡导者，请大家看看，他究竟坚持的是什么？联系这几十年来他所说所写、所作所为，看看他究竟坚持了什么？  
　　　　　　　　　　胡乔木对我的十年批判  
　　在这一章中，我并不想去议论胡乔木作为左倾势力挂帅人物的全部错误言行，只想议论他作为新闻战线的霸主对党的新闻工作的干扰和危害。在这方面，我们之间进行过多次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对我发动一次次进攻的目的，是企图用左倾思想来控制人民日报这个重要的舆论宣传的阵地，以至不择手段的将我排挤出报社，起用极左干将来占领中央党报的主要岗位，这一点的危害是很巨大的，所起的坏影响是很深远的。我以为很值得比较详细地把它记录下来。
　　“文革”时期，由于我恭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批判了十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万万没有想到，又被批判了十年。我成了几次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的重点批判对象。无论批白桦、批周扬、批王若水、批李洪林，等等，都要同时批判我。我想，个中的主要原因，应是极左势力念念不忘要把我这个人民日报总编辑拉下马来，以便抢夺《人民日报》这块最重要的舆论阵地。
　　胡乔木等左倾权威们给我定的罪名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是在政治上不同中央保持一致。据传，在十二届二中全会起草文件时，邓小平曾指责我“不听话”。
　　我在一九八八年十月写的《听话，不听话？》（载于中外文化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四月出版的《猛醒的时刻》）一文中曾说，在“文革”之前，“我原来是很听话的干部，十年内乱以后，却被认为是不那么听话的干部。当年，作为人民日报主持日常业务的副总编辑，我一心一意辅佐总编辑工作。我尊重领导，服从指挥，积极完成交办的任务；对报社和中央的领导很少提什么不同意见，总是小心谨慎，凡大事都注意请示报告。中央分工领导报社工作的负责同志和报社总编辑都认为我是一个比较得心应手的助手，是一个听话的干部。”因而“ 中央正确，报纸正确，我当然也正确。中央政策出毛病的时候，报纸出报病，我也犯错误。 ”但“由于我听话，服从领导，是跟着犯错误的。”所以历次政治运动，“我也没有挨整，而是跟着挨整。”
　　“文革”以后，我觉得在政治上应该有所醒悟，产生一点独立的见解，同时，又被推上总编辑的职位，有一点自主的可能性。这样，我对中央的决策，特别是对中央分工领导报社工作的负责人的指示，并不认为“句句是真理”了，也不那么言听计从了。当然，有些事虽说是自作主张，但仍然是在组织原则许可的范围内行事的。可是，就是这样，也被认为“不听话”、“自以为比中央高明”，以后甚至被视为“异端”、“同中央分道扬镖”。因而，在我主持报社工作八年间，除了开头批“四人帮”的期间以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我都被定为重点批判对象。“八九民运”以后，更受到党内外的严重处分，批个没完没了。
　　胡乔木等人认为我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在新闻界的代表人物。其根据是我在探索如何改进党报工作时提出：“在重视党报的党性的同时，应该重视党报的人民性，要从增强党报的人民性方面来增强党性，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胡乔木等认为我这种新闻思想把《人民日报》引向“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向，而且对全国新闻界都产生了很坏的影响。
　　我的关于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的原话究竟是怎样说的？他们又是怎样发动这场长达十年之久的批判的？关于公开批判的理论方面的情况我就不去多说了，我想侧重谈谈他们发动这场大批判的内部情况。这不仅是为了使大家了解真实的情况和具体的分歧，还可以看出用大批判的方法对待理论分歧的危害，而且从中可以领略到在我们党的思想领域进行的一场专制和民主的斗争。

自觉的梦游人

　一九七九年我在两次演讲中提出党报的党性与人民性问题  
　　我首先提出党报的党性与人民性的问题，是在一九七九年三月召开的全国新闻工作座谈会上。在这个会上，我的中心发言是试图阐明党报、党委和群众的关系，我说过这样的话： “党报是党的报纸，是党的喉舌，是在党委的领导下工作的。我们党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另外其他的利益，因此，党委又要领导党报成为人民的报纸，成为人民的喉舌。党报是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帮助和监督下工作的，是全党办的、全民办的报纸。”“党报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是一致的。”我谈到“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篡夺了《人民日报》的领导权，那时，“《人民日报》上基本上没有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声音，而是假马克思主义的声音；没有人民的声音，根本不代表人民，党报变成了帮报。”因此，报纸工作的一个重要的教训是：“党委应当领导党报把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在这之后我说：“粉碎‘四人帮 ’以后，群众都反映，《人民日报》又有了人民的声音，又真正成为人民的报纸了。人民通过《人民日报》，密切了同党的关系，更加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我们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大大提高了。可是，因此也有人指责说，《人民日报》没有党性。我们认为，党委领导党报来反映人民的声音，反映人民的意愿，成为人民的喉舌，正是党性的表现。离开了人民性就根本谈不到我们党的党性。”
　　我讲话以后，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大多数同志同意我的意见，而且作了一段发挥。比如有的同志认为：“党性和人民性是辩证的统一，不应该把两者对立起来。”有的同志说：“ 多年来的经验告诉我们，党的新闻工作要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必须要那么几条法，把新闻工作与党和人民的关系及其责任、权利明确规定下来，任何人不得随意改变。”有的同志说：“这种凭领导人的意志决定一切，给新闻工作带来不少弊病，报纸要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是很难的。”许多同志一致指出：必须制订新闻法，才能有助于新闻工作者实现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讨论中，大家对党性、人民性的涵义以及两者关系谈得较多。有的同志认为党性就包含人民性、代表人民性，因而不必在党性之外再提人民性。有的同志提出不必用“党性和人民性一致”的概念，就使用“党报也是人民的报纸”的概念就行了。
　　在总结报告时，胡耀邦同志对这个问题作了很好的总结，肯定了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他说：“我们的新闻工作有很多的党性。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离开了人民性就不叫党性…　从党的根本性质来说，党性和人民性是融合在一起的，党性就是人民性。”
　　这次会议以后，好几位同志认为这是报纸工作中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希望好好研究一下。这年九月，高级党校理论班请我去作报告，我讲到了十年内乱中党报如何变成“帮报” ，讲了粉碎“四人帮”以后在对“两个凡是”作斗争时期的报纸工作，然后从这两个阶段的经验教训，进一步谈到党委、党报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我把党报同党委和人民的关系，概括为“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的一致问题”。在这个报告中，我曾经这样讲过：“党委要把自己的报纸办成一个怎样的党报呢？我们的党是代表人民的，党报也是代表人民的报纸。党如果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就失去了党性。我们党的党性，主要就是人民性，没有人民性就没有党性；党报如果不千方百计办成人民的报纸，党报就没有人民性，也就没有党性，也就不配称为共产党的党报。报纸的党性和人民性是统一的。”又说：“党委要办一个什么样的党报？就是要办一个充分体现人民性的党报，要通过党报充分反映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意见，把报纸办成充满群众呼声、集中群众智慧、体现群众监督的报纸。党委把自己的报纸办得深受广大党员和群众的喜闻乐见，办得普遍叫好，办到人们的心上，真正深得党心民心，这样的报纸就是具有充分的人民性，也就是具有最强的党性。”我还说：“党报越充满人民的声音，也就越合乎党委的方针，党把报纸办得人民群众越满意，党报也越有党性，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  
　　　　　　　　　　胡乔木对我的批判和我给胡乔木的信  
　　在这以后，就传说有的领导同志对我的观点很不满意。一九八一年，当时任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同志于一月二十三日在该院党委常委扩大会上举了一些事例批判了社会上存在着一种自由化思潮，“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批判了党性来源于人民性、没有人民性就没有党性等观点。
　　同年二月八日，我给胡乔木同志写了一封信，进行了解释。为了使读者了解当时的实际情况，特将我那封信的原文抄在下面。  
　　　　　　　　一九八一年二月八日胡绩伟给胡乔木的信及两个附件  
　　　　乔木同志：
　　你一月二十三日在社会科学院的讲话中，提出要重视和批判社会上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这是十分必要的，在报纸宣传上也应该加强这项工作。这一时期，人民日报在这方面已经注意作了一些宣传。
　　你的讲话记录稿，在中宣部各单位的领导同志已经传达了，报纸在各部副主任范围内也传达了。你的讲话，有一个地方看来是批评我的，有两个地方批评到《人民日报》上的文章，经我们检查，发现在事实上都有很大的出入。事实不对，因而你据此所作的结论，自然就是不适当的。
　　你在这次讲话中严厉批评了关于党性和人民性统一的观点，把这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事例，我认为是不适当的。你的讲话是这样说的：“把民主和领导对立起来，以至走到说党性发源于人民性，说党性是人民性的集中表现，没有人民性哪里来党性？这种奇谈怪论居然能够相当流行，我觉得这是社会科学界一种羞耻”。在这以前，在你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当前报刊新闻广播宣传方针的决定》的修改过程中，也批评过“党性和人民性是统一的”的观点。你的讲话在中宣部所属各单位传达以后，一些同志认为这是批评我的，我也认为是这样，因为党和党报“没有人民性就没有党性”、党和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是统一的”，这一观点确实是我讲的。不知你批评的是不是我？至于“党性发源于人民性”、“党性是人民性的集中体现”，我没有说过这个话。
　　这一观点，是我一九七九年九月中在党校作关于报纸工作的报告时讲的。十月初，在社会科学院召开的建国三十年学术讨论新闻学组的座谈会上，我又很简单地重复了这个观点。看到你这次的批评以后，我又把当时的记录稿找出来看了，又请同志再次核对了我的讲话录音。因为那是一次关于报纸工作的政治性讲话，讲话中只有一小部分谈到我们党和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问题，并不是一次关于党性和人民性的理论学术报告，因而从理论上来要求，可能有不够周密、不够完善的地方，但总的说来，我还是认为我的观点是正确的，我看不出有什么原则性的大错误。而你的批评，只有结论，没有说理。不知你是不是看过我的讲话记录稿的有关部分，为了便于你比较全面地了解我的意思，特把我当时讲话的有关段落抄在后面，作为附录。
　　我在这一讲话里，一再强调我们党是代表人民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再强调党委应如何办好党报，强调党委要把党报办得既集中群众的智慧又体现群众的监督；既充满人民的呼声，又合乎党委的方针。就在这一报告中，我专门有一小段讲“我们党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党”，一开头我就说：“党是伟大的，人民也是伟大的。人民有了伟大的党的领导，我国人民才能够夺取伟大的胜利，才变成为伟大的人民。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正因为我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在伟大的人民斗争当中，产生了一些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党。这些政党，代表人民、领导人民进行斗争，在伟大的斗争当中，也锻炼了这些政党。无数斗争证明，在这些政党当中，中国共产党是最能代表人民、最能领导人民取得伟大胜利的党，是真正人民的党，因而成为我国人民公认的伟大的党。”在这里，不能说是把人民和党对立起来。我认为：我所阐明的我们党和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是统一的，这是没有错的。我不理解，为什么强调我们党代表人民的利益，就是资资产阶级自由化？资产阶级的理论基础和基本政策并不强调代表人民。就在你这次讲话中，你也说过：“从根本上说，我们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而这一点，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不能做到的。”你这里说的“我们”当然是“我们党” ，既然我们党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而这又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是不能做到的。”所以，不能说强调我们党代表人民利益，强调党的人民性，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
　　退一步说，我这个观点即使有错误，你也要考虑到我当时讲这话的背景是什么，是针对什么人讲的。我那一段话，是针对汪东兴等同志讲说的。因为当时《人民日报》刊登了了耀邦同志定稿的关于真理标准的文章和你自己定稿的关于按劳分配的文章，受到党内外热烈称赞。但是汪东兴等同志却大骂《人民日报》没有“党性”，骂我不是按“党性”办报，责问这两篇文章的发表“究竟是哪一个中央同意的？”当时党中央的主席、负责管理宣传工作的副主席和中央宣传部长都反对《人民日报》，用各种方法来压制我们。这点，你是了解得很清楚的。我在党校讲话时，是在回忆那一段时间的情况，针对那些最高权威人物违反党的理论和路线原则所所的那一番话。尽管粉碎了“四人帮”，那时我们党中央的情况还是处在很不正常的情况下，他们坚持“两个凡是”的观点，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展的正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实事求是，我们刊登那篇文章，抵制他们的批评，正是为了捍卫和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们反对社会主义的一个根本原则～按劳分配，我们刊登那篇文章，抵制抵制他们的批评，也正是为了捍卫和坚持社会主义。把这说成是“反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说成是什么“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显然是冤枉。何况，当时对于如何发表这些文章，我们是反复研究过的。按报社当时的想法，认为这样重要的文章，又写得这样好，是应该作为社论或编辑部文章发表的。可是我们没有这样做，连本报评论员的名义也没有用。耀邦同志想出了一个“特约评论员”的名义，正是为了避免违反送审这个组织纪律，所以，当时就从组织原则来说，那样做也是在党的组织纪律容许的范围以内。在那种特殊情况下，这正是体现了我们真正坚持了党的纪律。
　　事情过了一年多，你却把这种观点说成是“把民主与领导对立起来”，把它列为反对四项原则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之内，进行这样严厉的指责，我觉得是不适当的。
　　对党性和人民性的问题，确实存在不同的看法。比如，这次起草和修改《关于报刊决议》是在你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在历次修改稿中，对这个问题的提法就很不一致，先是说“ 不能允许把党性和人民性对立起来”，以后改为“正确理解增强党性和保持人民性的统一” ，以后发展为“党性与人民性是完全不同性质的问题…　‘党性是人民性的集中表现’、‘ 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甚至‘党性要服从人民性’一类的提法是不妥当的。”以后又准备改为：“…因此不能把党性和人民性混同起来或对立起来，更不能说党性要服从人民性。”以后因意见不一致，全部删去、一字不提了。对这种意见不一致，我觉得是正常的。对这种不同看法，是可以同志式地进行研究、讨论、争辩的，展开理论批判也可以。我认为：最好不要说成是什么“奇谈怪论”和“社会科学界的一种羞耻”。
　　我这个人水平低，又心直口快，免不了说一些错话，就是我那次在党校的报告中也免不了有这样的错话，但是我相信我不会反党反社会主义，不会反对四项原则，不会堕落到什么 “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行列里去。这点，我在你直接领导下工作很多年，我想你对我总应当有一个基本的估计。我对你是十分尊敬的，你对我本人和人民日报曾经进行过很多很实质的批评，我是十分感激的；但是这次你对我的批评却不是实事求是的，批评的根据既离开了真实情况，批评的结论又太出格。我完全是从尊敬你的愿意出发，向你说真心话，希望你谅解。我的意见，可能错上加错，希望得到你的批判和指教！
　　　　　　　　　　　　　　　　　　　　此致敬礼！
　　　　　　　　　　　　　　　　　　　　　　　　　　　　胡绩伟
　　　　　　　　　　　　　　　　　　　　　　　　　一九八一年二月八日
　　（你在一月二十三日讲话中，还在两处批评到《人民日报》的文章，我们认为这两处批评也是不合乎事实，是不适当的，我把理论部的说明也作为附录送你一阅。）
　　　　　　　　附件一：关于我们党和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摘自一九七九年九月在党校的讲话
　　“党委要把自己的报纸办成一个怎样的党报呢？我们的党是代表人民的，党报也是人民的报纸。党如果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就失去了党性。我们党的党性，主要就是人民性。没有人民性就没有党性；党报如果不千方百计办成人民的报纸，党报没有人民性，也就没有党性，也就不配称为共产党的党报。报纸的党性和人民性是统一的。但在历史上，就有过不统一的时期。比如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时期，中央长期信任重用陈伯达、姚文元一伙反革命两面派，他们篡夺了党报的领导权，把党报作为他们篡党夺权的工具。当时还有人认为这一时期的报纸是办得好的，是党性很强的，而人民群众和广大党员则完全相反，认为报纸办得最坏，不认为是共产党的报纸，不认为是人民的报纸。而认为是反革命的报纸，是法西斯希特勒的宣传部长、造谣专家戈培尔的报纸。
　　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央对报纸宣传总的是肯定的，评价也是比较好的。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对报纸也是称赞的。但是在三中全会以前，负责领导报纸工作的中央领导同志却对报纸很不满意。责备报纸缺乏党性，是凭个性办报，不是凭党性办报。那篇有名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那篇有名的《按劳分配》的文章，受到党内外一致称赞，但是那位领导同志却很反对，认为不好，甚至责问这些文章‘究竟是哪一个中央同意的？’扣了一顶那么吓人的帽子！这说明，党报是不是有党性？是不是有人民性？某一个时期，在某些问题上，在领导和人民看来，并不是完全统一的。
　　这就给我们提供一个很值得吸取的经验教训，我们共产党是不是革命党，不能决定于自己认为如何，而决定于人民群众承认不承认。在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时期，尽管他们把自己吹上了天，吹成世界上最革命的党，但人民不承认；那时他们把持的中央党报，自己也吹上了天，认为办得最好，最有党性，但人民不承认。事实说明：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分不开，没有人民性就没有党性。在三中全会以前，中央和人民都认为报纸基本是办得好的，尽管有少数人认为很坏，甚至是直接管理报纸的、很有权威的中央领导同志认为报纸办得很坏，认为没有党性，但中央承认，人民承认，他一个人的话也不算数。
　　这就告诉我们，党委要办一个什么样的党报，就是要办一个充分体现人民性的党报，要通过党报充分反映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意见。把报纸办成充满群众呼声，集中群众智慧，体现群众的监督。党委要把自己的报纸办得深受广大党员和群众的喜闻乐见，办得普遍叫好，办到人们的心上，真正深得党心民心。这样的报纸就是具有充分的人民性，也就是具有最强的党性。老实说，人民日报正在努力向这个目标前进，但是离这个目标还差得很远。”（记录稿第六十一页）
　　“前面从原则上谈到了我们党和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问题，这个统一性主要体现在党报刊登稿件方面。党报越充满人民的声音，也就越合乎党委的方针，党委把报纸办得人民群众越满意，党报也就越有党性，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记录稿第六十五页）
　　　　　　　　　　附件二：澄清两个事实
　　一、关于乔木同志对《道德规范和经济规律》的批评
　　乔木同志的批评是这样说的：“第三种是‘向钱看’，说‘向钱看’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社会主义社会就应该‘向钱看’。跟这个相联系的文章很多了，比如有这么几句话：经济学不能讲道德，讲道德不能讲经济学。按这个观点，好象在社会主义里面，要就是讲经济学，要就是讲道德，讲道德就是唯心主义的。这个文章是我自己看到的，登在《人民日报》上的，这不是科学院同志写的。”
　　乔木同志这一批评是不符合事实的。
　　一九七九年八月三日《人民日报》第五版发表少民的文章《道德规范和经济规律》。这篇文章是针对当时普遍存在的不愿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而发的。文章一开始就说：
　　“不过要按经济规律办事，是很不容易的，要克服很多思想障碍。其中一个重要障碍，就是用道德规范代替经济规律”，“当你要尊重价值规律，严格实行等价交换的时候，有人会说：‘何必斤斤计较，要讲共产主义风格嘛！’…”
　　接着文章就说：
　　“一个是道德规范，一个是经济规律，它们当然有联系。不过对于经济管理来说，起决定作用的是经济规律。就拿‘讲价钱’和‘斤斤计较’来说吧，这是商品经济的产物。从道德上看，很少有人把它当作美德，我们也决不提倡这种思想。但是在经济管理上，如果忽视了它的经济意义，那是要碰钉子的。”
　　文章主要是批评有些同志忽视按劳分配的规律：
　　“当然，不计报酬的共产主义劳动是值得尊敬的…然而有些同志往往用这种道德标准作为领导经济的一种方法，这就成问题了。因为把这种道德规范引入经济管理的领域，实际上就为不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打开了大门。你劳动多了，报酬少了吗？不要斤斤计较，应当不计报酬嘛！…”
　　文章中明白讲“在社会主义阶段当然要提倡共产主义道德”，并且专门讲了一段：
　　“我们当然要进行思想工作，这是毫无疑意的。在思想工作中，共产主义是要讲的，艰苦奋斗是要讲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是要讲的。人是要有点精神的，除了现实的物质生活之外，总要有个理想。工人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因此作为工人阶级的成员，应当具有最远大的眼光。最高尚的道德品质。”
　　文章不只是强调“不能把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和现实的社会公德的经济实践混为一谈”。并且指出：“在领导经济的实践中，群众越是发扬共产主义精神，我们越应当按照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办事，越应当坚持按劳分配，多劳多得…”这样，就可以使“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按经济规律办事，不但是一致的，而且是互相促进的”。
　　乔木同志批评这篇文章所下的结论是“经济学不能讲道德，讲道德不能讲经济学。按照这个观点，好象在社会主义里面，要就是讲经济学，要就是讲道德，讲道德就是唯心主义。 ”显然是违反事实的，是不公正的。
　　二、关于乔木同志对郭罗基文章的批评：
　　乔木同志批评“绝对的言论自由”时是这样说的：“这个主张大概不对在社会科学院的同志首先提出的，但是当时有人提出说反革命的言论可以自由发表，只要他没有行动，就不必去管。”又说：“最先发表这种主张的就是原来北大的郭罗基…　后来大概是《法学研究》同志写的文章，隔了很久我才在报上看到，对这个观点批评得非常没有力量。”
　　乔木同志这一批评的事实也有出入。
　　郭罗基同志《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一文，原载社科院《未定稿》。《人民日报》于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十四日发表时，作了一些删改。该文在本报发表后，乔木同志批评了这篇文章。这篇文章中说：“有人发表反革命言论怎么办？好办，你发表革命言论同他辩论，对他批判就是了。对反革命言论不能放纵姑息，但不要动手抓人。法律惩罚的对象是行为，不是思想。”这段话没有说对反革命言论“可以不要管”，而是明确地说要“对他批判”、“ 不能放纵姑息”。这段话的错误，在于笼统地说“不要动手抓人”，把反革命言论同反革命行为截然分开。
　　乔木同志批评后，我们针对郭文的那段话，组织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高铭暄同志写一篇《谈谈反革命罪中的言论和行为问题》的文章。我们把文章的清样送耀邦同志审阅。耀邦同志阅后作了指示：“对于这个问题，要非常慎重，要考虑到各个方面。建议将高文送到有关单位征求意见，然后修改发表。”耀邦同志这个指示是李洪林同志口头传达的。李洪林同志受耀邦同志委托，也看了这篇文章，提了修改意见。我们根据耀邦同志指示，把高文送最高人民法院政策研究室、法学研究所、北京大学法律系征求意见，我们根据他们的意见，修改后才发表的，时间是：一九八Ｏ年二月二十九日。
　　高文针对郭文把反革命言论同反革命行为截然分开的观点，指出“言论是不是就可以构成犯罪”，“要具体分析”。一方面指出，“在我国，言论自由是受国家法律保护的”；另一方面也指出：“人民的言论自由，也不是不受任何约束的”，“刑法上规定的诽谤罪、诬陷罪、教唆罪都是与一定的言论分不开的”，“反革命罪中涉及言论的问题较多的是反革命煽动罪”，“这种罪，是在群众中进行煽动的，煽动的方式可以是口头的（如发表反革命演说），也可以是文字的（如书写、张贴反革命标语、反革命大字报，散发反革命传单）。” 文章还以魏京生犯了反革命煽动罪而受到惩办为例进行了阐明。
　　现在看来，这篇文章对郭罗基观点的批评，虽然不能说批评得非常有力量，但也不好说 “批评得非常没有力量”，当时，组织和改写这篇文章，征求了法学界一些知名人士的意见，反复修改，在那种情况下，我们主观上是努力把它写得更好的，不能说我们对郭的批评没有积极性。
　　　　　　　　　　　　　　　　　　　　　　　　　　　　　　　　　人民日报理论宣传部

自觉的梦游人

　　　　　　　　　　我不愿意在你死后议论你，宁肯在你生前说出肺腑之言  
　　我这封信发出以后，石沉大海，没有回音。听说要筹备召开第二次新闻工作座谈会，要把党性和人民性的问题当成大批判的主题。因而我就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一次比较系统的研究，写了一篇长文章，题目叫《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副标题是：《——论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的一致》（见工人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二月出版的拙著《新闻工作论说集》）
　　这篇文章从我党的第一个党报谈起，引用了几个党报的主要观点，表明我们的党报从来就强调它也是人民的报纸。从这个优良的传统中，分别阐述了作为人民报纸的几个主要方面。文章还联系实际，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阐明了为什么当前还要强调这个问题，试图比较全面地论述党报与党委和人民的关系。文章既用了“党报也是人民的报纸”的概念，也同时用了“党报的性和人民性一致”的概念，把这作为两个不同表述的同一概念，把历史上使用党性和人民性的情况也作了介绍。
　　关于党性和人民性一致问题，我的结论性的一段是这样：
　　“回顾无产阶级政党办党报的理论和实践，特别是回顾我们党几十年来办党报的理论和实践，重温党委领导党报的经验教训，一个最根本的原则，我认为集中起来可以概括为两句话：
　　“党委应该强调党委的机关报又是人民的报纸”～一九五九年八月一日中央关于人民日报改版报告的批语。
　　“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一九四七年一月十一日《新华日报》编辑部的文章。
　　“这两句话是一个意思，两种表述方法。
　　“一九四二年四月二日毛泽东同志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就说过：‘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我们党是无产阶级的党，也是人民的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党，是完全彻底为人民的党，是争取全国人民彻底解放、在全国实现共产主义的党。这就是我们的党性，是它区别于我国其他政党的特点。反动政党也有党性它的党性是反人民，是与人民为敌的，当然没有什么人民性。其他革命政党的党性只具有一定的人民性，但不可能像我们党那样具有完全、彻底的人民性。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中国人民公认我们党是完全彻底为人民的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建设四化’，这是人民所作的历史结论。因为我们党不仅有彻底解放人民的马克思主义，而且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中，逐渐摸索出一套比较适合我国国情的路线、方针、政策，逐渐锻炼出一支具有组织领导才能的先锋模范队伍，能够领导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胜利地建设社会主义，将来使之顺利的发展到共产主义，求得人民完全彻底解放。
　　“这就决定我们党的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也决定我们的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也是一致的。它是党报又是人民的报纸，它是党领导的党的机关报，又是党领导的人民的报纸，是作为党的机关报的人民的报纸，所以它的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是统一的，或者是融合在一起的。”
　　为了进一步阐明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我使用了“党性来源于阶级性和人民性，但高于人民性”的命题。对于这一点，我作了比较长的几大段论述；因为以后批评我在使用人民和人民性这两个概念时“离开了阶级分析的方法”，批评我强调人民性就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这点成为我的最主要的罪状。
　　我并不认为我这篇文章就完全正确。正如我在“作者按”中所说的，我并不是要马上拿出去发表的，只是为讨论会准备的发言稿，是为了同大家磋商研究、征求意见的。尽管如此，我还是不放心，还是想在会前修改得好一些，第三稿修改出来以后，我送给报社很少几位领导同志征求意见。出于对乔木同志的尊敬，特地送一份给他，希望听听他的指示。准备听取意见以后再进行一次修改。
　　我在送出这篇稿子时，还特别给乔木同志写了一封信。根据我留下的草稿，信是这样写的：  
　　　　乔木同志：
　　近来健康恢复得好吗？很是挂念！党的事业十分需要你早日康复，希望你多珍重！
　　我因劲椎病肩肘痛，前些时痛得夜不安枕、日不安宁的状态，我已到陕西临潼休养近五十天了，现在已有显著的好转。
　　在疗养期间，我对报纸的党性和人民性问题作了一点研究，写成了一个稿子。可惜太长，虽然一再压缩，还有三万多字。我想把它送给即将召开的全国新闻工作会议，不知是否适当？如果你健康允许，希望你先过目一下，看看大体上行不行？如果基本不行就算了。如大体可以，希望能听取你的宝贵意见。我还想在新闻工作会前，先召集少数人征求一下意见。根据你和同志们的意见作一番修改后再提交给新闻工作会议。
　　自从一九七九年三月，在全国新闻座谈会上我重新提出这个问题，引起新的议论以后，有很不一致的意见。两年来，我断断续续的翻阅了一部分有关文件和材料，利用这次疗养才把它整理出来。
　　在各种不同意见中，你的意见（我认为你在这方面的意见也有很宝贵的地方）起着十分重大的影响，有一些同志在发展你的意见，我认为甚至在夸大歪曲你的意见。这些同志不仅否定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原理，而且认为提出人民性就是同党性对立的，是纠党性之偏，有的同志甚至把这和资产阶级自由化联系起来，说这是拿人民性来反对党性。
　　我这篇文章想尽量避免用辩论的形式，而用正面论述的办法，想学着画龙点睛的办法辩驳一下。我还想避免直接评论当前的现实问题，尽量摆出历史事实，想引古论今，企图比较容易地说清道理，比较自然地解除争论。这只是我的主观理想，由于自己水平低、修养差，可能实际上会事与愿违。我还想在这方面再作修改。想尽量不同什么人争辩，不愿因而挑起更大的争辩。当然，我心里主要的目的，还是避免同你争论，但确有少数同志拿着你的论点在“批判”我。如果他们看了我这篇文章，尽管我如何注意，他们都会说我是在批评你的。因而，这篇文章最好先请你看看，如果真会产生这种不良后果，我宁肯把文章压下来。
　　你是在我长期新闻工作中最尊重的领导同志，是我在新闻业务上崇拜的师长。尽管我们在一些具体观点上有分歧（当然在分歧中，你有很多是正确的），但大原则是一致的，我对你始终是十分敬爱的。
　　正因为这样，我抑制不住趁此向你说几句心里话。我感到你有一点像毛泽东同志，他在前期有很多光辉的思想，可惜后期自己否定了它。你在新闻工作方面，我认为前期你不仅是理论上有很好的创见，而且在实践上有很宝贵的贡献，可惜在后期，在某些问题上你却违背了你自己早期的言行。
　　当然，你的功劳和权威远远不如主席，但你现在代表中央负责领导思想理论战线，你的言行影响也是具有很大的权威的。当前我国思想理论战线不够活跃，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想局面还差得很远。这主要是历史的客观的原因，但同你在领导方面的偏差和不够民主的作风（我认为你一月二十三日在社科院的讲话反映了这些缺点），是有一定关系的。这点，我认为你没有在实践上吸取主席的教训（尽管在道理上你有很深的认识）。但是，你在工作作风和思想作风上毕竟比主席高尚得多。我相信，你不会像主席那样压制打击你的部下和战友，你还是比较注意听取不同意见，而且勇于作自我批评的。所以，我还乐意鼓起勇气向你提这样尖锐的意见，还乐意向你说说心里话。我不愿意在你死后议论你，宁肯在你生前说出肺腑诤言。这样，既可以使你闻者足戒，又可以得到你纠正我对你的误解、片面性和偏激情绪（我知道这点正是我的一重要毛病），纠正我在新闻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我这想法是不是不对，欢迎你批评。你过去每次对我的鼓励和批评，对我都是很宝贵的鞭策。
　　　　　　　　　　　　　　　　衷心祝愿你早日恢复健康！
　　　　　　　　　　　　　　　问候谷雨同志和黎虹同志！敬礼！  
　　　　　　　　　　　　　　　　　　　　　　　　　　　　　　　　　　绩伟
　　　　　　　　　　　　　　　　　　　　　　　　　　　　　二月十四日（一九八二年）  
　　　　　　　　　　一九四五年，胡乔木首先在《新华日报》上使用了“人民性”一词  
　　但是，在信稿写好以后，周围的几位同志都劝我不要发出去，他们认为这种心里话，现在还不能那样直率地说，认为我对人对事总想得太单纯。于是，我改了一封比较简单的信随稿子送出去了。时隔十年了，现在重看这封信很有意思。我说乔木同志像毛泽东，也是后期否定自己前期的好思想。可算是不幸言中。以后经过查考，原来首先提出“党报的人民性” 和“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正是乔木同志自己，而十年来对此发动大批判的，也是他自己。
　　据查，公开在报上用这个概念是一九四七年一月十七日重庆《新华日报》的一篇编辑部文章。当时新华日报总编辑熊复同志两年前曾说：“我是在新闻界首先使用‘人民性’这个词的”。实际上，在新闻界首先使用“人民性”这个词的是胡乔木同志。早在《新华日报》一九四七年编辑部文章发表的一年多以前，据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三十日出版的《新华报人》第九期刊载，胡乔木同志在新华日报社作了一个题目叫《人民的报纸》的报告。报告中说： “党报是人民大众的报。这点不能怀疑。虽然人民并不都是党员，而且人民中还有其他的党，但因为我们的报纸是完全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完全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所宣传的也正是人民所需要讲的。因此，这样的党报就是人民大众的报。我们要使人民的东西能在报上反映出来，这样来加强人民报纸的党性，也就是人民性。说报纸党性太重，证明我们的报纸和人民还有距离，就是人民性不够，也就是党性不够。报纸能最高限度地反映人民的呼声，就是报纸有最高的党性。如果表现出来的东西，使人民感不到兴趣了，就是报纸有党性不够的地方。
　　《解放日报》，群众曾对它不大感兴趣，所以才有一九四二年四月的改版。经过这次改版，一、《解放日报》由‘社报’，发展成了党报。中国历来的报纸都是‘社报’，什么都由社内解决。改版之后，就成了反映全党活动的党报了。二、关系人民生活的事情受到了重视。如吴满月的报导，就放到了显著的地位。人民生活反映得多了，人民就有了兴趣，愿意看了。三、建立了人民的通讯网，培养人民通讯员，党员都有责任为党报做通讯员，改变了官僚主义的通讯组织。因此，《解放日报》的面目就为之一新。所以党报应该最大限度地反映人民的生活斗争，也只有这样的报才能是一个党报或人民的报。”
　　过了一年多，《新华日报》才发表一九四七年一月十七日的署名编辑部的文章《检讨和勉励～读者意见总结》。这篇文章中提出：“新华日报的党性和它的人民性是一致的。”文章说：“固然，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它的言论和新闻报导，是不能违反中共的整个路线、纲领和政策的。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人民的政党，它代表的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它的一切政策完全从人民的利益出发的。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这就是说，《新华日报》是一张党报，也是一张人民的报。《新华日报》的党性，也就是它的人民性。《新华日报》的最高党性，就是应该最大限度地反映人民的生活和斗争，最大限度地反映人民的呼声和感谢、思想和行动。有的读者说：《新华日报》的‘党性色彩太浓厚’，这其实正是党性发挥不够，也就是人民性发挥的不够的表现。简单说来，就是为人民服务还做得不够。”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一九四五年乔木同志在新华日报社的讲话同一九四七年《新华日报》编辑部的文章，不仅都引用了“人民性”这个词，基本思想相同，文字上也很相像。看来，当年《新华日报》的编辑部文章，应是根据胡乔木的“精神”，或者说是“指导思想”写成的。
　　可见，胡乔木再三再四地发动批判胡绩伟关于人民性的观点，不过是在批判他自己，是晚期的胡乔木批判早期的胡乔木，我总觉得很滑稽。
　　还有一点，我写那封信时说：我相信他不会像毛主席那样压制打击自己的部下，真是说得太天真了。这十年的事实，充分证明他同他的副帅邓力群同志，不仅是压制和打击自己部下的能手，而且已经发展到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的程度了。  
胡乔木自己批自己：“人民性”是个含糊不清的概念  
　　稿子送出后，三月底才得到回信。乔木同志的回信，使我更加困惑不解。因为我明明写的是“党性来源于阶级性和人民性，又高于人民性”，乔木同志为什么要说我的基本命题是 “党性来源于人民性，又高于人民性”呢？为什么删去了我命题中的“阶级性”又偏偏批评我离开了阶级分析呢？
　　乔木同志否定了我这篇文章。而且提出：“党报必须加强与群众的联系，既代表党也代表人民的利益，遇有某些复杂的情况需要分别采取适当措施，而不要笼统引用‘人民性’这个含糊不清的概念来作包治百病的药方。因此，我建议，目前最好不要用这个提法。”
　　现将乔木同志一九八二年三月二十六日给我的信的原文，抄在下面：  
　　　　绩伟同志：
　　你的文章，我读过已经好久了，也考虑过好久。我能够理解，你写这篇文章，是为了把党报办得更好。文中的很多意见，或者说大部分意见，我觉得是很好的，有益于改进我们的报纸工作。但是你用“党性来源于人民性，又高于人民性”作为全文的基本命题，而又未对人民和人民性两词作历史的和阶级的考察（只在个别地方提到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人民这个概念，在各个历史时期有各种不同的含义。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中曾经指出：“马克思一向都是无情地反对那些认为‘人民’是一致的，认为人民内部没有阶级斗争的小资产阶级幻想。马克思在使用‘人民’一语时，并没有用它来抹煞各个阶级之间的差别，而是用它来把那些能够把革命进行到底的确定的成分联为一体。”（《列宁全集》第九卷第一百一十八页）这个情况在无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以后虽有一定的变化，但仍然不能在使用人民这个概念时离开阶级分析的方法。你的文章对人民的概念未进行分析，对人民性的概念更未进行分析，这就导致理论上的严重混乱。文中虽一面说党性和人民性根本上是一致的，同时在论述中又认为当党报出现某些错误倾向的时候，是由于过于强调党性，或是相反。诸如此类的一些缺陷，使全文缺乏逻辑上和理论上的一贯性。这样，这篇文章的主要骨干就离难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站住脚。
　　关于党性和人民性问题，我想还应作更多的研究，但有几点是比较清楚的：
　　①马克思一八四二年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中，曾使用过“人民性”一词。他说：“自由出版物的人民性（大家知道，画家也不是用水彩来画巨大的历史画的），它的历史个性以及那种赋予它的独特性质并使它表现一定的人民精神的东西～这一切对诸候等级的辩论人说来都是不合心意的。他甚至要求各民族的出版物成为表现他的观点的出版物，成为上流社会的出版物，还要求它们围绕个别人物旋转，而不要围绕精神上的天体～民族旋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四十九页）顺便说一下，上述“自由出版物”一词，在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印的《关于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的资料》中译作“ 自由报刊”。当时马克思说的这些话，是针对当时德国的诸候代表要求有出版物成为反映他们的观点的（上流社会）出版物这一情况而说的。
　　而他所说的“自由出版物”是指民主主义的出版物而言。这里的“人民性”在德文里是由两个词组成的：Volkstmlich（这个词可译为：１、民间的、民族的、有民族风格的；２、大众的、通俗的，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与Chakter（这个词可译为：１、性格，品性；２、特性，性质；３、书写的笔法，字体）。在德文中“人民性”作为单一名词是Volkstmlic hkelt，这个词除了“人民性”外，还可译为“民族性”、“大众化”。但在马克思著作中，没有用过这个词，也再未用过上述“人民性”的概念。
　　②据查，英语中没有“人民性”这个词。俄语中是多义词，有“人民性”、“民族性” 等含义。这个词的使用，有一个发展过程。据高尔基的《俄国文学史》第三章叙述，十九世纪初叶，俄国十二月党人起义被镇压后，沙皇政府曾把“人民性”连同东正教和专制制度一起，作为官方思想体系的三个原则（见该书中译本一九七九年版六十二页）。
　　《俄国文学史》译者注中称官方的“人民性”为“反动的‘人民性’”，是“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发动的统治阶级和反动的浪漫主义者，从他们自己的阶级观点来看人民，诬陷人民，歪曲人民的品质，故意抹煞人民的进步因素，而以保守、迷信、服从、乐天安命、忍受压迫等等落后的因素硬加在人民身上，说这些就是‘人民性’…　这种歪曲的反动的‘ 人民性’曾做了反动的沙皇专政的支柱。”（见同书第六十三页）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俄国民主主义思想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人，对官方的“人民性”作了批判，并且以新的观点研究了文学艺术中的“人民性”问题，给 “人民性”以新的解释。开始的时候，他们（还有果戈里）对“人民性”的解释，大体相当于“民族性”和“人民的精神”。四十年代后，文学艺术中的“人民性”一词的新含义逐步明确起来。
　　杜勃罗留波夫一八五八年在《俄国文学发展中人民性渗透的程度》一文中指出：“要真正成为人民的诗人，还需要更多的东西：必须渗透着人民的精神，体验他们的生活，跟他们站在同一的水平，丢弃阶级的一切偏见，丢弃脱离实际的学识等等，去感受人民所拥有的一切质朴的感情…”至此，“人民性”一词有了新的和进步的含义。后来，苏联大百科全书对别林斯基等人关于文学艺术中，“人民性”问题的研究作了这样的评价：在马克思主义美学之前，他们“特别深刻而充分地制定了艺术的人民性的学说。他们力言艺术应该为人民的利益而斗争，捍卫自己时代最先进的思想。”（译文见一九五六年四月八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第九十九期）
　　据现有材料，苏联迄今仍使用“人民性”这个概念，但一般限于文学艺术范围之内（有时扩大到社会科学领域）。苏联大百科全书在“人民性”一词的条目中说：“艺术上的人民性是艺术和人民的联系，人民大众的生活在艺术上的反映，劳动者的思想、感情、愿望和利益在艺术上的表现。”“当艺术家不仅同情被压迫群众，反映人民生活并敏锐地了解民间艺术创作的丰富性，而且在自己作品中成为劳动阶级思想体系的直接表现者～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性便表现得最为明显。”这个大百科全书也讲到人民性与党性的关系，但是仍然没有超出文学艺术的范围。它说：“苏维埃艺术的人民性和它的党性是不可分的”，苏联共产党“ 最充分最深刻地表现了苏维埃人民的利益，无微不至地关怀着苏联的艺术，使它能够自由地为最广大劳动群众服务”。“同艺术中各种反人民的有害倾向进行斗争，引导苏维埃作家去创造无愧于伟大人民的艺术作品。”（同上）
　　③　一九四七年一月十七日重庆《新华日报》编辑部文章《检讨与勉励》在政治意义上使用了“人民性”一词。这篇文章写道：“《新华日报》的立场，就是全民族全人民的立场。用一句话来说，就是‘为人民服务’…　今天，中国人民主要的要求和希望，是争取实现独立和平民主，坚决反对卖国内战独裁。我们认为，团结全民族全人民进行这种反对卖国内战独裁、争取独立和平民主的斗争，就是对全民族全人民最大至高的服务。正是因为这样，《新华日报》的党性和它的人民性是一致的。固然，《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它的言论主张和新闻报导，是不能违反中共的整个路线、纲领和政策的。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人民的政党，它代表的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它的一切政策是完全站在人民的立场，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这就是说，《新华日报》是一张党报，也就是一张人民的报，《新华日报》的党性，也就是它的人民性。《新华日报》的最高度的党性，就是它应该最大限度地反映人民的生活和斗争，最大限度地反映人民的呼声和感情、思想和行动。有的读者说：‘《新华日报》的党报色彩太浓厚’，这其实正是党性发挥的不够，也就是人民性发挥的不够。简单说来，就是为人民服务做得不够。”
　　这一段话并没有从科学上和历史上严格阐明“人民性”的意义，因而决不能作为今天提出这一问题的理论根据。但在这里还是说得很清楚，《新华日报》的“人民性”，就是为人民服务，为最广大的人民谋利益，就是它的党性。在这里，编辑部文章作者并没有企图认为，“人民性”除了“党性”之外，究竟还有什么独特的内容。
　　据我所知，我们党的一些领导同志，偶尔也在讲话中沿用了“人民性”这个词，也涉及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但它的含义，大体上同上述《新华日报》这段话相同。
　　建国以后，主要是五十年代，我国学术界和文学艺术界，曾比较广泛地使用“人民性” 一词，它的含义，大抵相当于“民主性”或“民主性的精华”。一九**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叶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上）中说：古典作家“同情人民、接近人民乃至代表部分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在作品中得到了反映，我们就承认它们具有某种程度的民主性或人民性。文学上的人民性，主要的是指过去时代并非来自人民的作家在作品中反映了被统治的人民大众的某些要求或愿望。”这个时期学术界使用“人民性”一词，其含义大致也是如此。但无论如何，从来没有把“人民性”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一个基本概念。
　　如前所说，人民是一个历史的范畴。远的不说，仅就十年内战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初期，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这几个时期来说，人民包括哪些阶级和阶层都是不相同的。现在我国人民主要包括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三部分人（但在各个场合用法不一，范围也有广狭之分，因为它也包括各种爱国分子，有时还可概指全体公民，不可也不必一概而论）。如果我们一定要使用“人民性”这个提法，那比起历史上的各个时期可以说比较简单一些了。但是就在今天，人民仍然是分为阶级的，并且实际上仍然存在着阶级斗争（这个问题暂时不论证，好在事实已经很明显了）。如果离开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讨论人民性，仍然会使我们迷失方向。
　　但是党性（这里不说党性的另一含义即文学、哲学、经济学等的社会倾向性）就不同了。共产党是阶级斗争高度发展并与科学社会主义相结合的历史产物。人类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都有人民，但在过去的历史上，却没有在人民中产生近代式的政党，尤其没有共产党。在共产主义社会共产党将不再存在，人民却仍然继续存在，但并不因此而继续“产生”党和党性。列宁说：“严格的党性是高度发展的阶级斗争的随行者和结果。反过来说，为了公开地和广泛地进行阶级斗争，必须发展严格的党性。因此，觉悟的无产阶级政党～社会民主党，完全应该随时同非党性作斗争，坚持不懈地为建立一个坚持原则的、紧密团结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而努力。”（《列宁全集》第一卷第六五六页）很明显，这里所说的党性概念和前面所说的历史上人民性概念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虽然有时（在普遍的政治鼓动中）可以放在一起谈，在严格的科学意义上硬把这两个概念牵合在一起就不能不造成混乱。
　　从以上这些有限的材料来看，我认为，“党性来源于人民性又高于人民性”的说法难以成立。共产党的党性，只能来源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性，来源于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无产阶级是现代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科学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理论依据和指路明灯，这就产生了它们的先进性。党性概括了和集中表现了这种先进性。因为共产党具有这种先进性（这里姑且把共产党人所犯的错误置而不论），所以它在每一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都能够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如同不能把近代无产阶级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性说成是来源于“人民性”一样，也不能把党性说成是来源“人民性”。如你在文章中曾说到的，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如果承认党性来源于人民性，那么，共产党的党性是无产阶级阶级性的集中表现，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等论点，也就不能成立了。那样，党性似乎就只能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在特定历史时期中还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这三部分人的共性中产生出来。这样一来，党的思想工作和思想斗争，在历史上并且直到今天仍然需要在各天战线上进行的级别，也就难以得到完满的解释了。总之，我的意见是这个问题需要继续作认真深入的研究。党报必须加强与群众的联系，既代表党也代表人民的利益，遇有某些复杂的情况需要分别采取适当的措施。但是不要垄统地引用“人民性” 这个含糊不清的概念来作为解决这些复杂问题适当的药方，相反，那只会造成更多的混乱。因此，我恳切地建议，目前最好不要再在党报的工作方针问题上使用这个提法。这个建议是否适当，请你考虑。敬礼  
　　　　　　　　　　　　　　　　　　　　　　　　　　　　　　　　　胡乔木
　　　　　　　　　　　　　　　　　　　　　　　　　　　　三月二十六日（一九八二年）  
　　附编译局关于马克思论文中所用“人民性”译法的意见供参考。
　　关于《马恩全集》第一卷中“人民性”的翻译问题（略，因俄、德辞汇拼写存缺，故省略去改部分附注内容～编者注），《马恩全集》的一卷第四十九页讲到：“自由出版物的人民性”。“人民性”的英译文为：popuar　character：日译文为：国民的性格。
　　德文是个形容词，含义是：民众的、民间的、通俗的、大众化的。东德新编六卷本《德语辞典》把该词解释为：①符合劳动人民的思想和感觉的，②通俗的，大众化的，大家都能理解的。
　　俄文含义是：人民的，民间的；民众的；英文popular的含义是：民众的，大众的，人民的，通俗的，大众化的，大众喜欢的。
　　中译文中的“人民性”，在德文中是由两个词构成的。直译是：（自由出版物的）“人民的性质”，也可译为：民众的性质，“民间的性质”。说的是出版物的性质是人民的，民间的，译为“人民性”欠妥，容易同现在我们通常作为一个特定概念使用的“人民性”混同起来。
　　从本段上下文看，自由出版物的人民性质，包括有出版物要反映人民大众的愿望、要求等等这层意思，因为文中提到“它表现一定的人民精神”，在五十页上又说：“出版物是历史人民精神的英勇喉舌和它的公开表露。”出版物的“人民的性质”也是针对诸候等级要求把出版物变成表现他们的观点的出版物这点来讲的。
　　这样的理解是否妥当，供参考。  
　　　　　　　　　　按照乔木意见删去了所有的“人民性”，却仍然不准印发～一场对我的大批判在筹划中  
　　对这一封信为什么这样写，我百思不得其解。我反复核对我送去审查的稿子，得不到答案。乔木同志在我们党内的确具有很大的权威性，我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了很多年，也知道他很自信，很难接受批评和不同意见，所以过了四五天，我给他回了一个短信，顺着他的意见，说：“正如你来信所说，‘这个问题需要继续作认真深入的研究’，我当根据你的意见继续研究，在没有深入研究之前，不宜表示什么具体意见。”
　　过了两个月，在这期间我反复想：我的本意是想阐明，应当把党报办成党的机关报，又要办成人民的报纸。由于我在阐明这个问题时，重新用了过去“党性和人民性”的提法。既然乔木同志不赞成“人民性”的这个提法，批评我的文章的基本毛病也出在这个提法，而且提议不要再用“人民性”这个提法。所以，我决心不再纠缠这个提法，把文章的基本命题改为“党报是党的机关报又是人民的报纸”，把文中关于人民性的论述通通删改了。
　　我想的很简单，到六月二日，又给乔木同志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尊重你的意见，把我那篇文稿中关于人民性的论述全部删去，避开人民性这个提法（只在引用《新华日报》文章时因不好删改保留了这个词）。修改以后的文稿，我把它登在《报纸工作研究参考资料》上，在内部征求新闻学会同志们的意见，将来再作修改以后再考虑是否宜于在哪一个刊物上公开发表。关于人民性的问题我将继续研究，在没有深入研究以前，我一定持十分慎重的态度”。
　　这封信和改后的稿子送出以后，乔木和邓力群同志的秘书先后来电话，说这个稿子内有几小段“不点名地批评了中宣部某负责同志，这虽是内部参考资料，也容易传出去，恐为敌人利用。”因此要我把印出的一律不发，发出的全部收回。因外单位一份还没有发，只发给了人民日报社的人员，因为很快就把绝大部分都收回来了。我又把稿子再看了一遍，把几小段可能认为是不点名批评某领导同志的又通通删去了，又把稿子送乔木同志，请示他，删过的稿子是否还可以作为内部参考发给北京新闻学会的会员。以后，又打了几次电话催问，都得不到答复。结果，又是石沉大海。
　　现在想来，我这个人实在太不知趣，明明他不同意印发，我还偏偏要求批准，岂能不石沉大海呢？这是这场批判的第二阶段。
　　我以为这个问题到此可以了结了。因为这本来是一个未定稿，送给乔木同志审查，既然不同意，把有关的部分和提法全部删去了；删了以后，连作为内部参考都不同意发出去，那就等于只在襁褓中存在过，随即就被扼杀了。它不仅没有作为文章发表过，没有作为讲稿讲演过，也没有作为内部参考刊登过。而且，我完全遵从乔木同志的建议，以后无论在我的文章中或者在讲话中，也都没有提过“人民性”这一概念。
　　可惜，树欲静而风不止。我完全没有想到，一场对“人民性”的大批判正在酝酿中。胡乔木、邓力群等同志在我不在的场合，还是提出要批判有关人民性的观点。还听说，已经指定几位同志准备新闻工作座谈会的文件，文件中就是要批判关于人民性的观点。当时，我还是人民日报的社长，也是首都新闻学会的会长，但筹备全国新闻工作座谈会，根本不同我商量，让我靠边站。我已经感觉到，这种空气是很不正常的。
　　这种不正常的空气，同当时出现一股不大不小的反改革空气是密切相关的，同当时人民日报的改革宣传受到无理的责难是密切相关的。

自觉的梦游人

　一九八二年记者会上的讲话引起一场大风波～胡乔木处处抓我的辫子
　　这里，应该插入我一九八二年七月一日在报纸记者会上讲话所引起的一场大风波。这更充分反映出乔木同志等人想整我之心已经昭然若揭了。
　　事情是这样的。在这年七一建党纪念日，报纸正开记者会，拉我去讲话。我实心实肠地即席讲了一番盼党变好的话。谁知有人打了小报告，乔木在我讲话中又大抓辫子，认为我又犯了什么大错。
　　当时我正在江西采访，报纸派人要我马上回北京作检讨。我认为应该首先搞清楚那次我究竟讲了什么，于是报纸党委找了七位笔记记得比较好的记者，整理了一份我的讲话记录，送交胡乔木。我认为总的说来我没有大错。在一些同志的劝说下，我作了一个违心的检讨，但我也只承认“既没有考虑到场合，更没有从内容和措辞上斟酌，结果讲得不得体，还讲了错话”（如说六中全会决议“基本”正确）。现在翻出来看，不仅没有错，我觉得还讲得“ 很得体”。至于说六中全会的决议“基本正确”，当然是事实，怎能说“完全正确”呢？
　　为了读者了解这事的实情，特把当时秦川同志和我给乔木的信以及我的讲话记录稿都抄在下面：
秦川七月二十三日给乔木的信  
　　　　乔木同志：
　　绩伟同志在记者会上的讲话记录整理送他看后，又在在京记者中宣读一遍，现在算是较完整了。报纸编委会开过一次会，大家都认为你的批评很对，是完全出于对党、对人民日报，也是对绩伟同志爱护，对我们也是一次教育。我们准备在人事调整完毕后，大体在七中全会后，准备认真检查一下从六中全会、思想工作座谈会以来报纸宣传（包括个人言论）方面存在的问题，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力求以后真正在思想、行动上完全保持一致，否则十二大的宣传不会搞得很好的。届时你如能亲自和报纸同志见见面，讲讲话，将会起很大作用的。报纸许多老同志很想念你的。  
　　　　　　　　　　　　　　　　　　　　此致敬礼！  
　　　　　　　　　　　　　　　　　　　　　　　　　　　　秦川
　　　　　　　　　　　　　　　　　　　　　　　七月二十三日（一九八二年）  
　　　　　　　　胡绩伟七月二十日给乔木的信  
　　　　乔木同志：
　　我正在江西作些调查研究。报纸派同志向我传达了你对我在记者会议上讲话的批评。我完全接受你的批评。我那次讲话是在“七一”前夕。报社记者部开会，临开会时把我拉去，一定要讲一讲。我事先没有准备，想到既是党的生日，就从党的问题讲起，既没有考虑到场合，更没有从内容和措辞上斟酌，结果有些话讲得不得体，还讲了错话（如说六中全会决议 “基本”正确）。不管怎样，我要对我讲的话负责。记者部的同志已经把我的讲话记录整理出来。为了保持讲话的原来面貌，我没有作什么修改。现将记录稿送上，请你审阅。多年来，你屡次帮助我，是很感激的，我愿意继续听取你和其他同志的批评，包括报社同志的批评。
　　我这个人讲话，失言的情况已不只一次。报社有些同志也常提醒我注意，建议我在讲话前最好准备一个稿子或提纲。我虽然知道自己有这个缺点，可仍然重视不够。像这次讲话，连腹稿也没有，想到哪里就讲到哪里。报社一些同志批评我这次讲话，是很对的。有了这次教训，我以后一定特别注意，尽可能避免不应有的错话。
　　近两三年来，社会上对我传说很多，说我反对四个坚持，说我是新闻界自由化的头子，等等。我想，我革命几十年，尽管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说过这样那样的错话，但从我主观上来说，自始至终我是热爱党，拥护党中央，拥护三中全会、六中全会以来中央的方针、政策的。由于我讲话时不慎重，不冷静，考虑问题不全面，以致造成不好的后果。以后我当特别注意克服这个毛病。
　　从这次批评中，我再次感到了你对人民日报和我个人的关怀和爱护。我诚恳地感谢你的帮助，感谢你给我敲了警钟，希望你保重身体。
　　　　　　　　　　　　　　　　　　　　此致敬礼！
　　　　　　　　　　　　　　　　　　　　　　　　　　　　　　　　绩伟
　　　　　　　　　　　　　　　　　　　　　　　　　　　　　　　七月二十日  
　　　　　　　　胡绩伟同志一九八二年六月二十九日在本报记者部会议上的讲话
　　　　　（根据七位记者的记录整理，经十位在京记者核对、补充，胡绩伟同志已阅）  
　　咱们有了一支记者队伍，这算人民日报很大一件事，尽管比我们理想的还差得很远，但毕竟是发展中的力量，已显示了优越性，前途是远大的。咱们自己用不着动摇，东风西风都不要听。报纸应有自己的记者队伍，这是（报纸的）起码条件。希望大家总结经验，再接再厉。
　　我们是党报，我们的记者是党报记者。我们党经过几十年，像六十岁以上的人一样，进入成熟时期，我们党有很大胜利，也有很大失败。做为一个党报的记者应该研究我们的党，不能说这是我们报导的唯一的中心，但确实是我们很重要的宣传主题、研究主题。
　　为什么世界上大多数党，在执政以后发生很大问题，遭到很大失败？
　　经过十年内乱以后，像十年内乱那样大的失败，不会再有了。但是说从此以后不会再有失败，这就不敢说。时间短的失败还会有，我们有责任去研究，怎样使我们党不再遭受大的挫折和失败。我们精神上要有准备。不管是党员、非党员，都应该研究这个问题。怎样使我们党不再遭受那么大的挫折？究竟有什么根本性问题？即使遭受再大挫折，但是，我们坚信：共产主义、共产党还要胜利，革命一定要胜利的。我认为这是坚定不移的。但光靠信念是不行的，也不能靠豪言壮语，还是要靠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还要靠我们扎扎实实的工作。
　　苏联党是伟大的党，斯大林是伟大的领袖，犯了错误，毛主席也是伟大的领袖，为什么还发生失误和错误？这里面有党的本身的规律性的东西。按照这个规律办事就胜利，违背就失败。这里面理论很多，我们起码要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教训和现实问题进行认认真真的研究。现在大多数人没时间没兴趣去研究这类理论问题，但是大多数人有责任去研究党的现实问题。党的历史经验，六中全会的决议已经作了正确的总结；决议基本上是正确的，当然也要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
　　现在我们国家的问题，还是党的问题。我国形势一天天好转，形势好得出乎意料，但是我们国家还是问题成堆，到处都是难题，不是一般的问题，包括我们报社内部问题也不少，有的问题也是出乎意料的。这些问题，核心是党的问题，党的建设搞好了，党风正了，党员都象党员了，其他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了。群众眼巴巴地望着党和党员。希望我们记者同志要研究党，党走过的路，党的现状。党现在坚持的优良传统是些什么，这些东西鼓舞我们坚持战斗。记者不要被一片问题弄得垂头丧气，焦头烂额，如果是这样，就不配党报记者称号。我们有很多好支部、好党员。他们坚持党的传统，在同如山的困难作斗争。平常你发点牢骚可以，但执行任务时却要充满信心，不怕失败。因为许多好的党支部和党员在坚持斗争。我们要研究他们为什么有那么大的信心、能耐，能顶住歪风向前进？而有的人，有的支部在什么情况下变了，违背了党的起码原则？是什么原因，有什么教训？
　　六十多个记者，一个人一年研究一两个地区，一两个支部，一两个党员，可以说我们记者就完成了比较重要的任务。党报不研究党、宣传党怎么行？党不党是当前的通病。
　　什么叫共产党？苏、波、阿、越的共产党算不算共产党？十年内乱中人民是否把我党当成真正共产党？那不是人民希望的！在好些国家，共产党的名字未变，实质是会变的。我怀疑像苏联那样的党是不是真正的共产党。波兰那么多人退党，支部瘫痪，党那么严重脱离群众，发展到镇压群众，叫不叫共产党？要保证不变有什么规章。如果不信马列了，不为人民服务了，由公仆变成主人，骑在人民头上压迫人民、镇压人民了，还叫不叫共产党？正如一个人腐化堕落了，他的行动失掉了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人的规格，丧失了国格人格，群众会骂他“不叫人”！
　　我们写的稿子要有充分的党性，促进党的事业，使成堆成山的问题不断解决，在报导里使群众看到，我们党是有希望的。
　　我现在提出请大家注意研究、宣传、报导我们党，促进我党一往无前地前进，这是对大家的一个大希望。
　　然后再讲一个小希望，就是我们党报记者，一个优秀的党报记者，也有个规格。他应该首先是个好党员，不是党员的同志，也应该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我们应该更严格地要求自己。在歪风邪气很多、很困难的情况下，要表现出我们是真正的共产党员。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一定要在政治上同中央保持一致，这一点要明确。在作风上、品质道德上、待人接物上、处理同志关系上，特别是在采访和写作作风上，要像个真正共产党员。记者不能随波逐流，不能走后门，不要失掉党报记者的身份，为自己儿女打小算盘，闹原则的纠纷，跟人家闹不团结…　应该让人家认为他是个好党员，如果没有这一条，文章写得再好也没有用。光靠文章出名没有用，如果他在作风品德方面不像话，他的文章就会一风吹，不一风吹也差不多。现在有的人舍本求末，光追求写文章。如果一时写了好文章，但作风品德不行，他的作品不会流传下去的，没有多大力量的。我们对记者的评价，不能光从文章上评价，要结合理论、政策水平、品德、作风。要随时随地想到要作一个好党员，做到“出污泥而不染”。少奇同志的《论修养》还是要读，那里面有很多好东西。我们记者队伍所以能发挥作用，是因为中间有很好的党员，在克服各种各样的缺点，不断前进。我们这个会议，不仅是业务会议，也是党的会议。我们记者的文章，应该是优秀共产党员的作品。我们这样研究，我们党报工作一定会做好的。  
　　　　　　　　　　一支明箭：对《坚持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的无理指责  
　　到了九月，十二大一开始，胡乔木就向我射了两箭，一支是明箭，一支是暗箭。
　　先说明箭。九月一的，十二大开会，乔木同志对九月六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刘国光写的《坚持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一文大加批评，责备文章不应说“指令性计划的范围在今后改革中应逐步缩小”，帽子又是“同中央不保持一致”，甚至上纲说：“我希望人民日报理论部的同志在理论性问题上能保持客观公正的态度，而在重大现实性问题上则需要同中央保持一致，否则即与党中央机关报的身份不相符。”他除了在第二天写了一封批评信以外，还当面对我进行了声严色厉的批评。现在把他的信抄在下面：  
　　　　　　　　一九八二年九月乔木同志对《人民日报》的批评信  
　　　　力群同志并转绩伟、秦川、若水同志：
　　九月六日《人民日报》所载刘国光同志《坚持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一文，在十二大期间发表，文章一开头就说“为了实现十二大　…的战略目标”，文中也引用了报告中的一些观点和文字，但其中主要观点与报告内容有很重要的不同。文章认为，指令性计划的范围在今后改革中应逐步缩小，而报告则肯定指令性计划在重大范围内是必要的，必不可少的，是完成与国民生计有关的计划项目的保证，没有任何一处曾暗示这只是特定条件下的暂时需要。实际上这也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一方针的关键所在。将来全国性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方针虽有许多具体问题，中央目前商未研究，亦未提出任何确定见解，这要在今后一个时期内研究解决，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则在近年中央文件和中央领导人讲话中是一直坚持的，对指令性计划的必要性也是一直坚持的，这个事实人民日报的同志们不可能不知道。作为其他时机普遍的讨论文章，各种不同观点都可以在一定范围发表，但在十二大期间提出“坚持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这样的口号，则无异于告诉读者，这个基本方向就是国光同志所提出的意见，这已经确定了，现在只要坚持这个“基本方向” ，并引用了十二大报告中的某些提法（虽然没有说明，因报告尚未发表），这就不能不在读者中引起误解和混乱。我认为《人民日报》发表这样的问题是不慎重的，而且我想提出，这不完全是偶然的，因为人民日报理论版发表讨论经济问题的文章早就表现出一种倾向性，即倾向于刘国光的意见（固然这方面的意见中又有一些较为次要的分歧），而相反的意见则很少发表。我希望人民日报理论部的同志在理论性问题上能保持客观公正的态度，而在重大现实性问题上则需要注意与中央保持一致，否则即与党中央机关报的身份不相符合。刘文认为我国经济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在其他文章中有时也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也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至少迄今为止，我未见中央或国务院正式文件中使用这个提法，而这个提法因与国光同志对指令性计划的意见有直接联系，就有了特定的含义，国光同志现在是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经济研究所所长，是一个有影响的学者，我很尊重他的经济学知识，但他对于十二大报告中关于计划经济的观点这样的文章则同样是不慎重的。此点我昨已在电话中告诉马洪同志请他转告。因事关党报对十二大的宣传，涉及的并非小问题，故认为有义务提醒你们注意。
　　　　　　　　　　　　　　　　你们的意见如何望告。
　　　　　　　　　　　　　　　　　　　　　　　　　　　　　　　胡乔木
　　　　　　　　　　　　　　　　　　　　　　　　　　　　　　九月七日  
　　这完全是一个无理取闹的指责，因为他自己孤陋寡闻而又死抱着左倾观点，这是不值得一驳的。我们找理论部同志写了一个说明材料送给他，一下就封住了他的嘴巴。
　　现在也把理论部这个材料抄在下面：  
　　　　　　　　关于刘国光的文章问题  
　　刘国光的文章《坚持经济改革的基本方向》，发表于一九八二年九月六日五版。文章发表后，胡乔木同志经邓力群转给胡绩伟、秦川、王若水一封信，对此文提出了批评。主要有两点：
　　一、乔木的信里说：“文章认为，指令性计划的范围在今后改革中应逐步缩小，而报告（指十二大报告）则肯定指令性计划在重大范围内是必要的，必不可少的，是完成与国计民生有关的计划项目的保证，没有任何一处曾暗示这只是特定条件下的暂时需要。”又说：“ 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则在近年中央文件中和中央领导人讲话中是一直坚持的，指令性计划的重要性也是一直坚持的，这个事实人民日报的同志们不可能不知道”。
　　事实上，关于指令性计划逐步减少的说法，并不是刘国光的文章首先提出来的。除了中央领导同志的内部讲话，分别见诸报端的，如一九八Ｏ年八月三十日姚依林同志在全国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所做的［关于一九八Ｏ年、一九八一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的报告］中，就已经明确提出这个问题。报告中说：
　　“国家计划要搞好综合平衡，有一部分指标是指令性的，下达到企业，必须执行，这类指标将逐步减少。有一部分指标是指导性的和预测性的，国家通过经济政策、经济法令和经济杠杆的作用，对企业的生产和发展方向进行引导，以发挥企业的主动性，这类指标将逐步增加。”
　　二、乔木的信里说：“在十二大期间提出‘坚持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这样的口号，则无异于告诉读者，这个基本方向就是国光同志所提出的意见，这已经确定了，现在只是要坚持这个‘基本方向’”。
　　事实上，刘国光的文章并没有把自己的意见作为“基本方向”的意思。文章开始的第三段就明确指出：
　　“什么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对这个问题的完整表述，是赵紫阳总理在五届人大四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作出的。他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应当是：（略）”刘国光的文章只是就经济体制改革中，如何正确处理经济体制中三个相互关联的基本关系，即集权与分权，计划与市场，行政手段与经济手段的关系，谈了自己的看法。  
　　　　　　　　　　人民日报理部一支暗箭～胡耀邦亲自调查核实，纯属子虚  
　　另一支暗箭，是在这之前放的。他不知听到谁向他打的小报告，说我在十二大的小组会上发言，主张在报告中删去“在政治上同中央保持一致”的话。我确实是有这个主张，但我还不至于这样直爽地说这个话。他不经调查，听着风就是雨，以为这下又抓住我的辫子了，于是在中央书记处的汇报会上大加谴责。耀邦同志对此十分重视，特别找我们那个小组谈话，对这个小报告进行了核实，原来是子虚乌有。这一箭也没射中。现在把耀邦同志找我们小组的曾涛、秦川、廖盖隆、王若水和我五人谈话的记录抄在下面：
　　　　　　　　　　耀邦同志谈话记录
　　　　（根据记录整理，未经耀邦同志本人审阅）
　　　　时间：一九八二年九月四日下午（十二大期间）
　　　　地点：中南海勤政殿
　　　　参加人：胡绩伟、曾涛、秦川、廖盖隆、王若水
　　　　（注：耀邦先问我到安徽调查的情况，他对农村生产责任制谈了很多很好的意见，此处不赘引。）  
　　昨天书记处开会。乔木同志说，党章讨论得差不多了，同志们提出了许多好意见，可能要做较大的修改。今晚改好，明天拿出来。大部分意见可以接受，但有三条不能接受。一是有人主张取消“在政治上和中央保持一致”，还听说有这个话：“中央犯了错误怎么办？” 二是规定代表常任制；三是规定干部任期。我问是谁提的，他们说是中直二组，你们几位。我说，我可以找他们谈一谈。
　　（几位同志都解释说：第一条没有，没有人说过那样的话；后面两条意见是有的。）
　　没有第一条就好。后面两条，中央作过反复考虑，常委讨论过三次。取消终身制，这个原则不能变。这是鉴于毛主席的教训，他老人家都不能起床了，还要掌权。这次十二大下了决心，搞一批退到顾问委员会，这当然不对第一线。昨天又有四位（李井泉、张启龙、王德、杨秀峰）写信，说是连顾问委员会委员也不当了。我们本想利用主席团名义回封信，鼓励一下，但又怕给其他人造成压力。但将来总要有个表示。
　　小平不当主席，这些都是废除终身制的重大步骤。但是考虑到对一些中青年同志，如果选到中央领导岗位，就需要长期的锻炼。限定两届或三届任期，恐怕妨碍实际工作上的需要。有人说，中间一届不当也可以，但这样有两个缺点：中央的工作缺乏连续性；另外，给人的印象是某人下台过一次。当然好的一面是能官能民。但今后无论多么大的官，都应当经常下去蹲点。老的都声明要退，很可能八五年退。就是退了，我们有些事情还不是要请教他们。所以，不是这些老同志的问题，这是为下一代设想，不要为他们设置障碍，实际上行不通。这个问题乔木很注意，他说：如果一个人五十五岁当总理，连任两届只六十五岁，所以他坚决主张再加一届，干到六十五岁。他认为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总理任期短是不行的。
　　还有中央委员会。这一届的平均年龄五十九。究竟多少合理？太年轻也不行，比较合理的也许是五十五岁，满期是六十五岁。上限是七十五岁，下限三十五。三十五到七十五相当于七届，不是三届。老一辈没有问题，对后一代就不然了。但任何职务都不是终身制，这是不能变的原则。当然，再过十年，如果觉得要改，也还可以改。
　　过十年，顾问委员会还要不要？不一定，我没有讲过不要的话。过了十年二十年还有老的，可能还要设顾问委员会。
　　取消终身制这个原则不变，但可以讲得活一些，所以采取现在这种写法，乔木同志考虑了很久。这是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将来不行还可以改。现在你们不宜再坚持限期意见。
　　至于常任制，这个问题好办。究竟是常任好，还是非常任好？八大搞了常任制，经验不成熟，也可能没有做好（开了二次会议就没有再开了）。现在也不能肯定那个好。常任制不是不可以搞，但不是一定优于非常任。主要是坚持党的政治生活正常化。现在这一届不行。现在来告状的就有一百多封来信，牵涉到一百多人，十分之一，因为几十年搞乱了套，一时挑选不好。因此，至少这一次不要规定，经过将来的实践，到十三大还可以再规定。
　　对绩伟，我有个总的估计：经过“文革”考验，没有问题。粉碎“四人帮”后，坚持了许多正确的东西，也敢讲话。他心地光明正大，忠心耿耿，想搞好党的事业。但也有另一方面的问题：有些地方偏激一些。有人说他认定了一条，要改变很困难。当然有的坚持得对，如责任制。有的事情则是可这样办，也可以那样办，这就不要坚持。还有就是要从大局看，有些事太坚持反而对大局不利，有几次我就没有听你们的意见。如理论务虚会把有些同志说成是“凡是派”，我就不赞成这项帽子。还有山西、河北、山东的问题，如果根据你们的《情况汇编》办事，可能不利。还有几件事我也没有听你们舆论界的意见。当然，我也有失误。我在青年团十四年，也有人说我主观，性情暴燥。经过“文革”十年，家里人说我脾气好多了。
　　去年我争速度问题，六或七。后来小平同志对我说，争这个有什么意思？他还说我，你批那么多条子干什么？人家不赞成，少批一点嘛。另外，我有时看人也没有看准。
　　（绩伟同志承认自己在某些问题上有偏激、急躁、固执的毛病。同时提出现在党内有一种不正常的状态，就是打小报告，断章取义，无限上纲，甚至歪曲、造谣、乱戴帽子。比如说我是什么新闻界自由化的头子。）
　　我对绩伟说，舆论是客观存在，想推翻也困难。如有好些人，说胡绩伟有这个缺点，那个优点，那是抽象概括出来的，不是指那一件事。“不要和中央一致”的意见你没有说过，可以否定；一件一件的具体事可以否定，可以澄清，但概括起来的总印象很难改变，比如说你固执，就不好否定。当然少数舆论也不一定正确。思想方法上有主观片面的东西，提醒一下，注意一下，还是需要的。
　　（绩伟说，耀邦同志的批评他完全接受。）
　　（曾涛：现在，好象先告状的人告的对。像耀邦同志这样，听到对我们的反映，就告诉我们，找我们当面谈。这点，使我们很受教育。这样对待同志就很好。可惜有的领导同志就不是这样，我希望各方面的领导同志都能够采用这种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你们对自由化问题的把关是有缺点的。比如：你们那年介绍美国，反映说有滥美之处。（绩伟说，那年若水同志访问美国后写的几篇文章，有人说只说好话，没有揭露；我翻来看了，其实每篇都有揭露。曾涛同志说，那次我是代表团团长，若水那几篇文章，我看没有吹捧美国，现在还可以再看看。）宣传外国总理骑自行车上班；我们的总理难道比别人差？有个片子描写香港的贫穷窟，那简直破得不像样子。还有介绍匈牙利的经济，说得那么好，说点优点可以，但不能说得神乎其神。当然，报纸不可能百分之百地正确。但要总结经验，不断改进。
　　（秦川同志谈到赵易亚八月二十八日的文章。）
　　这篇文章的问题，听说是刘志坚同志先发现的。乔木同志生了气，同尚昆同志打了电话。
　　疙瘩何时起？是从讨论兴无灭资问题开始的吗？
　　（秦川：更早一点，是实践标准，在全军政工会议上。）
　　再下去就是《苦恋》，（绩伟：说《人民日报》不批《苦恋》是不公道的。在在军报文章前一个月，登研究室那篇爱国主义的文章中，就很鲜明地批判了“我爱祖国、祖国不爱我 ”的错误观点，批的很长一段。只是没有点《苦恋》，也没有点白桦的名。难道只有点名才是批评吗？我还是认为《人民日报》对点名批评还是慎重为好。）主要是军报的文章没有写好，要讲道理。我就很注意，不要造成印象，说我们政策变了。批一下是对的，我充分肯定了一下。我没有解释为何要一再说“适可而止”。当时好象是周扬同志没有统率起来。
　　耀邦同志最后对绩伟、曾涛说：主要是对你们两人意见多一些，中央对你们有公正的看法，这次没有安排你们两人进顾问委员会，是因为对你们另有安排，想让你们以后到人大常委会去工作，你们到那里去工作更好。  
　　耀邦这次谈话，不只是澄清了一个谣传，而且为端正我们的党风做出了很好的榜样。
　　曾涛同志（当时新华社的社长）说：“现在，好象先告状的人告的都对。像耀邦同志这样，听到对我们的反映，就告诉我们，找我们面谈。这点，使我们很受教育。这样对待同志就很好。可惜有的领导同志就不是这样，我希望各方面的领导同志都能采用这种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这个话说得好，说明我们党风上有两个毛病，一是捕风捉影，打小报告；二是不作调查研究，轻信小报告。而这两者中，后一种毛病是主要的。领导人如果都像耀邦这样，听着对某一些同志有什么传说，就找他本人或者有关的同志当面弄清楚真伪、分清是非，那就要好得多了。然而遗憾的是，那种轻信、妄加挞伐的毛病，老是附在思想战线主帅胡乔木和某些主将身上，这实在是破坏知识分子政策扰乱生动活泼局面的一大祸害。
　　在这次谈话中，耀邦对我还作了一个恰如其分的评语，使我深为感动。我是有个“固执 ”的毛病，但也如耀邦所分析的，有的是对的，固执也是对的；有的是可这样也可不这样的就不应固执；有的是错的，当然不应固执。所以对“固执”也要分析，究竟固执的是什么，比如我们常说要坚持什么，其实，“坚持”就是一种“固执”，坚持也有个应不应坚持和如何坚持的问题，这点耀邦分析得很好。可惜，我有时坚持得不对，有时是坚持的方法不对，如太生硬、当面顶撞等等。在我们党的生活中，该坚持不坚持的和不该坚持的事都是常有的。乔木同志常常把自己的观点当成天经地义的评判是非的标准，把好些不该坚持的硬要坚持，而对一些本来应该坚持的事却又用“固执”作为罪名来打击那些坚持的同志。这就大错特错了。
　　耀邦同志这次谈话中还讲了一点很深的道理，就是某种概念是从事实概括出来的，还是从好些事实概括出来的，你可以将一个一个的事加以否认，但从事实概括出来的概念却很难一下否定，这种概念常常留在人们的印象里。比如那些左倾权威给我们妄加的“帽子”叫什么“资产阶级自由化”，他们举出了一些事实，你把一个又一个的事实都否定了，但是“自由化”的“帽子”总是取不掉。
　　“帽子”还在，他们总要找一些新的事实来说明他们的“帽子”戴得对。反正他们心中已经早就内定一些人是“自由化”，总有一天会新帐旧帐一起算的。
“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我成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在新闻界的典型  
　　新年以后，到了一九八三年三月，胡乔木、邓力群等又以周扬和王若水为靶子掀起了一场对“人道主义和异化”的大批判。矛头对着《人民日报》和我，还有王若水，这成了我的新的罪状。因为这一时期我不在北京，对周扬文章的写作和发表过程我没有直接参与，秦川成了我的替身。所以我对此事在这里不作多的叙述。
　　这事搞得很大，把周扬整得长期卧床不起以至成为植物人，撤了王若水的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之职，还千方百计想把王若水调出人民日报。王若水是人民日报分管理论宣传的副总编辑，是报社领导理论宣传的重要人物，胡乔木、邓力群等视之若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
　　这场大反“人道主义和异化”的政治运动，折腾了大半年。在这前后，左倾权威们对“ 人民性”的大批判也在紧锣密鼓中作着准备。计有华北六报协作会议、西北五报协作会议等等，都是由中宣部的某些领导同志批挂上阵的。在这一类的会上都曾明确宣布：一是乔木同志的指示，新的新闻工作会议的灵魂和精神是解决党性和人民性问题；二是在会上会下点名和不点名地透露：胡绩伟的错误观点是“党性来源于人民性”、“人民性等于党性”、“把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对立起来”、“报纸必须首先听人民的话”、“把人民神化”、“党会犯错误，人民不会犯错误”，等等。三是定下了大批判的主调。
　　一九八三年十月，在我满六十六岁时，我第二次向中央提出请求批准我辞去人民日报社长的职务（第一次是满六十五岁时）。这当然一方面是拥护中央关于满六十五岁退职的号召；一方面也是感到已经被内定为大批判的对象，还是自觉退出为好。
　　果然，很快就开展了“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央宣传部和中央政治局研究室向全国编发了关于胡绩伟的错误观点的大批判材料，我就成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在新闻界的典型。所谓我的错误观点，如“党性来源于人民性”等等成为大批判的靶子。在印发这个材料的编者按中，肯定我这些错误观点是“非党性的倾向”，“是在对外开放的情况下，有些同志受到西方资产阶级新闻思想的影响，因而在新闻思想理论方面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是非不清、思想混乱的状况。其中，关于新闻工作的党性和‘人民性’问题，是一个突出的问题。”这种材料像“文化大革命”中编发大批判材料那样，在摘引我的主要观点时，不是从我正式送审的稿子（第三稿）内摘引，而是从我的第二稿中摘引的；我的观点明明已经从“党性来源于人民性”改为“党性来源于阶级性和人民性”，可是偏偏还要摘引和批判我第二稿中“党性来源于人民性”的老观点。至于摘引其他观点时，掐头去尾、断章取义、生编硬凑、无限上纲的手法都用上了。
　　用这种错误的手法，编发一些错误的材料，把我当成“清除精神污染”的对象来“清除 ”，怎么可能是正确的呢？乔木同志在一九八三年十月二十八日受书记处委托召开的会上正式宣布我的错误，他是这样说的：“党性来源于人民性”这是原则问题。“…绩伟同志…是在三中全会以后提出这个口号的，而且被大力宣传，这点，我没有夸大。因为在中宣部召集的全国新闻工作会议上，在中央党校，在新闻研究所，都宣传了这个观点，已经散播到全国，不能说每个省报，至少有相当多的省报受到了影响，影响很大…‘党性来源于人民性’，这是同中央保持一致的大问题…　这不是个别问题，这涉及到党的性质，关系到对党的性质，原则上都有分歧。党是不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不是用马列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如果是，它就不可能来自人民性。这是对党的性质发生动摇。”
　　就在这个会上，我正式声明：
　　第一，我的观点是“党性来源于阶级性和人民性，又高于人民性”，不是“党性来源于人民性”。乔木同志批评我的“基本命题”就搞错了，中宣部和正研室编发的材料更搞错了。
　　第二，我提出“党性来源于阶级性和人民性”的观点是一九八二年一月七日写的那篇文章，在这之前我只是提出“党性和人民性是统一的”和“没有人民性就没有党性”。因而在这之前，我不可能到处去大力宣传这个观点。
　　第三，我提出这个观点的文章，只是送给乔木同志一个人审查的稿子，乔木同志说我的 “基本命题”是“党性来源于人民性”，还提出以后不再用“人民性”这个“含糊不清的概念”，我违心地接受他的意见，把文章进行了大改，把所有阐明人民性的地方都改了。尽管如此，乔木同志还是不同意在内部印发我这篇文章。那么，怎么能说我这个“党性来源于人民性”的错误“已经散播到全国…　至少有相当多的省报受到影响，影响很大”呢？
　　在我正式声明以后，会后，乔木同志去查对了他手中的我的文章的第二稿和第三稿，他让他的秘书打电话给我，说乔木同志已经查对过我的二三稿，是他的疏忽，是搞错了。因而在那个会后的第三天，他到人民日报社来正式宣布我的错误前，向我说了两句报歉的话，会上宣布时，就没有再提我提出了“党性来源于人民性”的错误。这就更清楚地说明：本来认为我的最主要的错误～我的“基本命题”，都搞错了。

自觉的梦游人

　　　　　　　　　　胡乔木亲临人民日报社讲话对我与王若水大张挞伐  
　　现将胡乔木和邓力群于一九八三年十月三十日（星期日）到人民日报社来宣布我和王若水的“错误”时的讲话，根据当时总编室印发的记录稿，全文抄录如下：
　　　　　　　　胡乔木、邓力群同志在人民日报党员干部大会上讲话
　　　　　　　　　　　　（一九八三年十月三十日上午）  
　　　　　　　　　　　　　胡乔木同志的讲话
　　我受中央书记处的委托，把中央书记处在十月二十号上午，在书记处会议上关于人民日报的一项决定，向大家传达一下。因为胡绩伟同志写信给党中央，提出请求辞去人民日报社社长的职务，书记处讨论了这个问题，最后决定同意胡绩伟同志辞去人民日报社社长的请求，并也决定将胡绩伟同志调离人民日报社。因为胡绩伟同志已经是人大常委了，所以耀邦同志说，不怕什么，另外分配工作的问题，如果将来要发生什么问题，将来再考虑。秦川同志（噢，我刚才补的这句话，这不是耀邦同志说的，这句话可以发生一中误解，发生歧义，以为现在当人大常委的工作，将来发生什么问题，我没有这个意思。想起来了，可以发生一种误解，所以把这句话去掉），秦川同志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免去总编辑职务。李庄同志任总编辑。决定将王若水同志调出人民日报社，暂时不安排工作。他们二位同志仍参加人民日报社的整党活动。整个人民日报领导班子的调整，请中宣部、中组部尽快提个方案。提这个方案要和人民日报社的领导同志共同来研究。中央书记处的决定就是这样。
　　胡绩伟同志在人民日报社工作很久，大概是工作最久的同志当中的一位了，可能李庄比你还久一些，从《群众报》的时候算起。在前天，中央书记处几位同志，还有其他的有关同志，一起找了跟中央的决议有关的四位同志谈话的时候，绩伟同志曾经说明，他之所以提出来辞职，是出于一种积极的态度，不是消极的态度。我相信绩伟同志这个说明是符合实际的，因为绩伟同志从来是很积极的，对工作、对党从来都是很积极的。我当然不敢说他没有任何一分钟有消极的情绪，这是就我所接触到的。我跟绩伟同志的交往时间很久了，在延安就有交往，到北京以后几乎没有断，除了在文化大革命这一段时间里不很了解。我很尊重他。绩伟同志是老同志，抱着积极的态度，为什么要辞去人民日报社社长、编委的职务？他说：因为希望很快有新的班子，来把人民日报的工作做得更好。
　　我曾经多次向绩伟同志、人民日报的其他领导同志、相当范围的编辑部的同志反复地说明过，我作为中央指定我、分配我担负思想战线方面的工作，这样的一个身份，我对人民日报的观察，认为人民日报是每年都有进步，人民日报的工作是有很大成绩，这是绝对不容怀疑的。当时绩伟同志表示希望把人民日报工作做得更好一些。只是人民日报在它取得了巨大的成绩，逐年都有进步，工作上都有新的进步的情况下，也存在一些缺点。这方面，关于人民日报领导的状况，党中央、中央书记处曾经多次研究过、考虑过，经过反复的考虑、讨论、研究。因此最后确定同意胡绩伟同志的请求。我刚才说了，绩伟同志的工作在人民日报是有很大成绩的，人民日报的成绩，同胡绩伟同志在报社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同样和王若水同志的辛勤劳动也是分不开的，他们两个人都对人民日报作出了贡献。但是，人民日报工作里面的缺点，或者包括错误，同他们两位的思想与工作也有重要的关系。中央认为，作这样一个调整，对于人民日报取得更大的进步是会有帮助的。但这也是一种可能性，还需要同志们团结一致，同心同德，在将来组成的新的领导班子的领导下面，在党中央、中央书记处、中央宣传部的领导下面，同心同德地和衷共济地、任劳任怨地努力工作，这样子，就会出现这样一种前途。
　　中央已经决定，从现在起就已全党开始整党。首先从中央一级的机构开始。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在第一次会议上已经发出了通知，就是：从即日起就开始整党文件的学习。关于胡绩伟同志跟王若水同志他们在思想上和工作上的一些问题，希望在整党过程里面能够得到彻底解决，通过同志式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来解决。
　　中央作这个决定，刚才说了，是经过了很慎重的考虑。中央宣传部曾派人到人民日报社找几十位同志谈过话，包括胡绩伟同志、秦川同志、王若水同志、李庄同志等等，都谈过话，征求了在人民日报担负比较重要工作同志的意见。多数同志怀着一种惋惜的心情，感觉到人民日报最近几年工作里面除了它所取得的成绩以外，为什么发生一些问题？所谓发生一些问题，同志们说，主要是在跟党中央保持一致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一些使得大家感觉到很难满意的情况。《人民日报》是党中央的机关报，理所当然地它要代表党中央来说话。当然不能够说《人民日报》编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从头到尾，每天要出八版，都要代表党中央，这是不可能的。或者说，在这八个版面里面，不发生这样那样的一些错误，这也是不可能的。同志们所说的问题，是说在有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上，存在的不是普遍的、小的问题，而是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我们把我们同志之间的友谊暂时放在一边，我想应该说，胡绩伟同志跟王若水同志，对有一些思想，有一些言论，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是没有同中央保持一致的。这并不是无意的，也不是偶然的，不是一个短的时间，比方说几个月，或者说一年、两年。关键的问题，就是从党中央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问题以后，胡绩伟同志跟王若水同志对这样一个问题所抱的态度～中央的同志这样看，报社的许多同志也这样看～是不正确的。这也影响到人民日报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在很长的时间里是不积极的。有的时候作了一些宣传，这些宣传也是不完全正确的，或者简直是不正确的。
　　四项原则，我们把次序稍微倒过来说一说。本来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党的领导。对于党的领导，本来党报要受党中央的领导，这从来是我们党的原则。这个原则，在没有我们党之前，列宁就已经多次提出这个问题，反复地说到党的报刊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党中央的领导。这个问题为什么会发生问题呢？在人民日报过去很长的历史里面也没有发生问题。这个问题是发生在出现了十年内乱，出现了“四人帮”的专政。毫无疑问，“四人帮”是党的敌人，他当然不能够代表党，当然也就不能对党报进行正确的领导。在打倒“四人帮”以后，仍然出现了所谓两年徘徊的局面。所谓两年徘徊，本来说的是经济，实际上政治上也是一种徘徊。党中央在政治上本身就是不一致的。这样子，这两年对人民日报的领导，当时是由汪东兴同志领导，当然同志都知道，这也不可能是正确的。在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的局面改变了。但是，这改变也还有点曲折，大家都了解有什么样的复杂的、重大的问题。他要转弯，就等于汽车在公路里面走，说前面是急转弯，又没有标记，就是这样的一个几何图形。但实际上这个公路不可能是这样子的。如果是这样子，汽车就统统都要毁灭了。当然，虽然是这样的，我们假定说它是像拉丁字母的“Ｚ”，那么实际上走起来是像拉丁字母的“Ｓ”，这样汽车才能走的通。转弯不会是那样像“Ｚ”字来转弯。所以在三中全会以后，华国锋同志还继续担任了一段时间党中央的主席，这也影响到人民日报。《人民日报》关于联产计筹，集市贸易（胡绩伟：是关于学大寨，关于个人迷信，就是对华国锋的这些观点），像这些情况，已经过去了。但同志们可以了解，因为转弯不能转得很陡，历史是很复杂的。党中央的领导，我们从事后来看，所以承认她是英明的，正是因为她能够很正确地、原则上丝毫没有妥协地、但是又是很平稳地，完成了这个转变。
　　这个转变呢，已经完成了，已经早完成了。经过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在组织完全作了改变。但是呢，这个十年内乱的这种创伤，在一些同志们的心理上，当然要留下痕迹。留下的痕迹是各种各样的。我不夸大地说，胡绩伟同志跟王若水同志对这个十年内乱所引起来的结果，抱一种悲观的态度。我想，我这样说没有委曲他们。我想在座的同志们比我会更清楚。在报社里面也曾经在不同的机会表现他们的这种情绪。比方胡绩伟同志在去年“七一”以前的不久吧，“七一”以前的几天，我不记得准确的时间了，六月二十几号，记者部的一次讲话。这是非常明显地流露了对党的一种悲观的态度。他要求记者部不管是党员还是非党员，都要研究党的问题，“为什么共产党执政以后就要变？”他还说了别的许多话，我现在不必在这里重复了。他的这种想法是想得很多。
　　我想，把他的思想表现得最完全的恐怕要算他在中央党校的三次讲演。三次讲演并不是分开的三次，连续的三次。这就是在一九七九年，三中全会以后，九月十三号、十四号、十七号下午在高级党校理论班的讲话记录。
　　在这里他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究竟是党伟大，还是人民伟大？他的答案是人民伟大。党有的时候伟大，有的时候就不伟大。他的话当然不是像我说的这样讲的。他的意思就是说，党犯错误的时候就不能说党伟大。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党的纪律。按照毛泽东同志提出，也是全党所认的，就是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组织，全党服从中央。他提出一个问题：“中央服从谁？ ”他本来是到党校去讲“谈谈革命报风”，就是革命的报纸的风格。为什么谈谈革命的报风提出这样两个问题呢？这就是说，党报不能够仅仅地服从党，因为党是会要犯错误的，人民是不会犯错误的。可能绩伟同志没有讲这个话，但是，绩伟同志的含义是很清楚的。那么怎么样保证党中央不犯错误呢？就是保证党中央（他特别着重说党中央，也说党的各级党委，但特别是党中央）经常处在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而为着使党中央能够经常处在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除掉需要采取例如各民主党派跟共产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样的战略以外，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有一个党报。党中央要办好一个党报，这党报能够代表人民群众来对党中央实行监督。我想，绩伟同志提出这个问题，也是出于一种忧国忧民的善意。可是，他这一篇讲话（因为讲了三个下午，我不能在这里用几句话来概括，这也不需要。大家在整党的过程当中，可以把胡绩伟同志的讲话再看一看，也希望绩伟同志把这个讲话再详细地看一看），绩伟同志在刚才曾经跟我说，这是有当时的背景的，因为当时是汪东兴这些人领导人民日报，所以说了一些比较激愤的话。
　　我承认有这种因素，但是我希望绩伟同志不要把这些观点仅仅归因为当时的这种特殊情况。去年那个记者部的讲话，那个时候汪东兴早已不在党中央了。而绩伟同志的思想并没有什么变化，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什么变化。党报是要代表党中央的，党中央要受人民的监督是不错的。但是绩伟同志这样的提法，实际上是把党报和党中央的关系摆颠倒了。在他的这个讲话里面，很少讲到党报如何必需服从党中央的领导，根据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来教育人民。不是没有讲，如果说他没有讲，就是我对他的不重视。是讲了，但是他的主要的精神是放在另外一个方面，在这个方面可以说他是不断烦言，就是说了又说，说了又说。这个观点，我想应该说是绩伟同志跟若水同志共同的观点。若水同志也有这样的观点，甚至于字句都是一样的：“党中央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服从谁？”既然有这样一个问题，这种问题当然可以提出来。这样的问题提出来当然是可以讨论的，也是可以答复的。但是呢，我们都是老党员，我们不是小学生，当我们说党中央要受人民群众的监督的时候，我们要设想这样的监督要通过哪些渠道，才能够实现。党中央现在是不是注意到人民的监督？我认为是注意的。党中央的政策如果在实践里面证明是不正确的，那么党中央很快就去纠正，不管是中央的政策，或者是地方的政策。这就表明党中央是非常注意人民群众的监督。群众的意见，有什么反映，党中央每天所收到的文件里面，所收到的报告里面，大部分都是属于这类的情况。人民对于党中央的政策，这一项政策或者那一项政策，有些什么意见，有些什么建议，我想这是主要的。报纸上发表读者来信，党中央也是注意的。比方说人民日报用很大的篇幅来发表读者来信，来信里面提出了许多相当尖锐的问题，党中央是支持的，支持人民日报这样做的。并且对于来信所提出来的问题，一般地说都是及时处理。如果是中央需要处理的，那么中央来处理；如果是需要地方处理的，那么中央也经常地通知地方认真地处理。
　　固然，我们说这样认真地处理也不见得都时叫人满意的。我们不能设想我们的国家是个天堂。所谓“六亿神州尽舜尧”，大家都是舜尧，没有这样的事情。做诗可以这样说。这个问题，只从一方面来说，就会发生问题。同志们有没有考虑到，人民会不会犯错误？人民犯了错误怎么办？好象只有党会犯错误，人民就不会犯错误。曾经有好些同志这样说：中国人口搞得这样多，就是毛主席没有听马寅初的话。我以为这样的说法可以说是一种变相的个人崇拜了。事实当真是这样简单的吗？党中央从一九七Ｏ年开始就坚决地抓紧计划生育的工作。同志们都了解计划生育工作有多困难。就是让大家去做，让胡绩伟同志、王若水同志去做，也会要遇到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那个时候，我想他们就会发现，人民并不都是舜尧。而党呢，犯错误的并不都是党。一对夫妇生了五个女孩子，他一定还要生第六个，因为他没有男孩。你说不是人民吗？这不是个别的人，这是我们一个民族整个的问题。所以把这个问题简单化成为党和人民哪一个正确，哪一个伟大，我认为这样提问题的方法就是不正确的。因为问题提得不妥当，所以也很难找到一句话能够答复这个问题。
　　这样不妥当的问题为什么会提出来呢？这就是表示了对党中央抱着一定程度的不信任。也就是说对于党抱着一定程度的不信任。这种情绪因为我已经多次感觉到了，所以我有机会就说。散布对党的不信任的情绪，对于前途表示缺少信心，比如说“四人帮”会不会卷土重来？我们是不是还要再打十年的游击？这一类问题。我曾经在一次北京新闻界组织的一个团体，叫“北京新闻协会”（我也不太了解这个奥妙，为什么组织这么一个团体，名字叫“北京新闻协会”，推我做什么名誉会长还是名誉主席），要我去讲话，我当时就着重讲了这个问题，我说，假如有同志在心里面对党的前途表示没有信心，信心不够，或者说，他只放在他心里面，那么这谁也不能干涉，也没有办法干涉。但是如果把这种对党的前途表示不信任，把这种情绪散布出来，那么我说，这就是不道德的。这是有背于今天做一个中国人的道德的。我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党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面，每一个忠实的党员都应该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这个党中央是能够信任的，是应该信任的。因为实际的事实已经证明了他们是值得信任的。我们应该在群众中间，特别是在党员中间，加强这种信心。当然，在党员里面加强这种信心，在党外的群众同样要加强这种信心，这才是一个好的党员一种起码的责任。
　　我们党渡过了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七年。这七年是在很困难的条件下渡过的。当然我们可以说，我们从基本上来说已经顺利地渡过了这个困难。我们现在回头想一想，在很困难的条件下面，在群众里面散布这种对党表示不信任的情绪，这是起什么作用？这样子就能把国家搞好了？人民的积极性就提高了？他们就可以积极起来监督党中央了？所以，我想这个问题，是一个严肃的问题。我不能不用比较多的时间来说这个问题，有关这个问题的一些别的事情，我就不说了。不然，我今天的传达就变成一个长篇的讲演，甚至是马拉松的讲演。
　　四项原则的第三项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绩伟同志跟若水同志对毛泽东思想，在很长时间是坚决反对的。现在呢，不再这样说了。但是，是否思想上已经解决，我不能够判断，因为没有看到他们在这方面的行动。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这个方面，若水同志的表现比较突出一些。若水同志因为他对于欧洲的思想界的情况接触得比较多，也包括“欧洲的共产主义”思想接触得比较多，所以他曾经不止一次地宣传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派别，不过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派别。若水同志对马克思主义，我相信，他的态度比较严肃一些。他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解释一些问题或者许多问题。不过也不能说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全都是党能够同意的。这里面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关于异化的问题。
　　异化这个概念，本来并不是马克思所创造的，马克思所首先使用的。这是欧洲老早就有的。资产阶级老早就有，甚至有人把它推到资产阶级以前去。
　　马克思对异化这个概念究竟重视到什么程度？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值得研究的。因为一般地说从一八四五年以后（这个时间，一般公认为马克思思想比较成熟的时期），他对于异化这个概念，这个名词，开始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些书里面，他用得比较多。以后在他的一些主要著作里面就很少用了。但是，在《资本论》里面（我没有作一个统计），三卷《资本论》同《剩余价值学说史》里面都用了，并且在准备《资本论》期间所写的大量的手稿里面也用了不少。但是我们可以说，马克思经过认真准备的，比方说《政治经济学批判》这本书里面就没有用过。最近有同志作了一个统计，《资本论》的第一卷，马克思生前他自己编订的一共用了四处。在中文本里面用了五处，但这个第五处编译局最近核对的结果，上面译错了，不应该有。现在发生这样一个情况，就是什么呢（不是说现在发生啦，是说现在了解了这样一个情况），就是马克思在校阅法文译本的《资本论》的时候，他曾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他自己也说，在这个书上写了“本书全部由作者校订”。法文本的《资本论》，它有它独立的价值。不但是文字上作了很多校订，甚至于章节都发生了变化。所以马克思曾经给朋友写信，他说：“加上这一句话不是随便的，我实在是付出了大量的劳动”。马克思在校订法文版的时候，把德文本原文的四处异化删掉了三处，改掉了三处，只保留了一处。当然我们知道《资本论》第一卷里面所用的异化都是讲的异化劳动，劳动的异化（这个材料以后再送给同志们好了，现在不必在这里讲太多的时间）。我想这个事实至少可以说明马克思并没有认为异化这个概念，就是跟马克思主义相始终，他离开这个手杖就不能走路，完全不是这样。这是欧洲哲学史上面的一个习惯用语，已经形成了一个习惯，所以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我记得可能不太准确）里面说：“用哲学家所习用的话来说，叫做异化”。这也表明了马克思确实发展了在他的一些著作里面所发展了的异化的概念，他把异化用到经济学方面了，用到资本主义的劳动方面了。但是马克思并不是说用异化来解释雇佣劳动，来解释资本主义。
　　西方现在流行的，在西方这种影响，也波及到东方的一部分，想把异化这个概念也联系到人道主义这个概念，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的概念，马克思主义把它溶解在人道主义里面。异化对人是异己的，那么人就要摆脱这个异化，要克服这个异化。这样，马克思就发现了剩余价值。照这样一种说法，就是把异化的概念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石了，我认为这种说法是完全不符合马克思对于异化的用法的。找不到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这种说法。我曾经提出这样一种问题，《资本论》有三卷，在整个《资本论》三卷里面，能不能找到一个小标题是异化？如果异化是马克思用来解释资本主义的一个出发点的话，那么他为什么不在第一卷第一章第阶节就来讲异化？这才能合理嘛，这才合乎西方的马克思学派的这种说明嘛。无论《资本论》里面出现了多少处异化，或者放在劳动的前面作为形容词，或者说“劳动的异化 ”，这不是形容词，作为名词，都只是用来描写资本主义的社会劳动的状况，就是从这种雇拥劳动工人自己的关系，这个方面来作的一种描写。《资本论》决不是用异化来作基础的。如果是这样，那么恩格斯在马克思的墓前演说就应该修改，应该说：“马克思最大的功绩就是用异化来解释了资本主义，从而指出了人类解放的、工人阶级以及整个全人类解放的道路，这是马克思最伟大的科学发现。”当时恩格斯没有这样讲，难道恩格斯连这一点常识都不知道？马克思的最大的，假如说是一个最重要的概念，最重要的发现，在马克思逝世的时候，评价马克思一生的时候，都不知道来加以引用？当然咯，西方马克思学派说了，“恩格斯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那么列宁就更不必说了，他们修改了马克思主义。
　　现在，同志们在整党的过程当中。因为在人民日报存在这么一个问题，若水同志讲这个异化，恐怕首先就是在人民日报讲开的。我看了若水同志这个在一九八Ｏ年的《新闻战线》第八期上面“谈谈异化问题”，编者按说：“这是王若水同志今年六月在人民日报新闻系学习班上讲课内容的一部分”。所以人民日报对于异化的宣传要负特别的责任。
　　我在不久前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才知道，社会科学院跟人民日报合办的新闻研究所有位学员告诉我，若水同志曾经到那里去作过三次讲演，都是讲的异化。我听了非常奇怪，怎么新闻研究所专门讲异化？当时按照这个编者按呢，也就不奇怪，因为这就是新闻业务学习班的讲演。既然人民日报的新闻业务学习班上（这里面我刚才谈得比较粗了，可能说得不准确），我没有看到这里面讲的什么新闻。我很难理解，为什么人民日报的新闻业务学习班要谈谈异化问题？这恐怕也是人民日报新闻业务学习班本身的一种“异化”吧。我刚才说到，我知道新闻研究所有这么一种情况，这位学员告诉我，他说他在那里学了有两年，尽是学的异化、人民性。其他的东西他就说不出来了。他又请了一位美国人，美国的教授，也是讲异化。我自己感觉到，我听了以后，一方面很是惊讶，另一方面感觉到很痛心。人民日报要跟社会科学院合办新闻研究所，也是我同意的，我也在社会科学院工作了几年，没有及时地发现这个问题。
　　我觉得马克思确实是讲了异化，但是本来在马克思的学说里面并不占那么重要的地位，这个我想是不能否认的。而若水同志对于阶级斗争，对于剩余价值学说，对于无产阶级专政这些问题都没有这样热心地宣传。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在那里宣传，这篇讲话开头也就是说这个问题，异化这个概念。这头一句在欧洲已经流行了好几十年，讨论得非常热闹。因此，若水同志确实在这个方面是起了一个非常热烈的传播者的作用。他使得中国也加入欧洲的异化讨论者的行列，也要使得中国讨论得非常热闹。这个目的，确实是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不过我认为，这个宣传的效果，并没有使得中国的青年人更加相信马克思主义，更加相信社会主义。结果完全相反，是使得一些青年坚持地反对社会主义。
　　比方说，在黑龙江出版的刊物叫《学习与探索》，这个里面，发表了黑龙江大学的讲师，大概是黑龙江大学这个讲师所带的研究生以及这个《学习与探索》的编辑三个人合写的一篇文章。他说什么呢？说中国社会充满了异化的现象。“所有这些异化现象都严重地妨碍人的作用的发挥，其表现为：政治上，官僚主义和特权完全颠倒了主人和公仆的关系。人民选出来为人民服务的仆人却成了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他们不是把人民看成主人，而是看作可以听凭他们任意支配的工具和手段，把人置于人身依附的地位。有的甚至不把人当人，视工人的生命如草芥。经济上，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的异化还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劳动者不能决定、支配自己的劳动产品；还不能自由地选择职业，聪明才智受到压抑，强制的分工妨碍人们进行创造性的劳动。消费领域，看起来手中的货币可以自由支配，但商品的不足，支配的权力被限制在有限的范围。思想上，‘文化大革命’的造神运动，使得人们把高尚的感情都奉献给了主宰一切的‘太阳神’那里去了。自己却成了既可怜又无价值的动物。人的世界不断贬值，物的世界（包括权力）不断增值，‘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最末了一句话是引的马克思的话。“上述事实说明，在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变消灭，阶级斗争已不具备完整形态的情况下，异化是社会主义一切弊端的集中表现，是对社会上大量存在的丑恶现象所能给以的最科学的说明。”
　　另外一篇文章也是一位研究生写的，是华南师范大学的研究生，发表在华南师范大学内部刊物《哲学社会科学通讯》一九八三年第一期。他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劳动产品对人的统治，劳动与人相分离的现象存在着，一般说来这种异化所包含的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是非激化的，非对抗性的。但是这种力量却使社会主义社会的权力与现实相分离，随之而来的是社会主义社会权力的异化。”权力异化的结论就是要推翻这个权力，另外还有什么别的解释呢？因为，社会主义社会不仅需要强有力的国家权力，国家政权力量对社会实行调节管理，而且还需要一系列对内对外的镇压职能，以保证这一社会制度的巩固、发展。国家政权机构的存在，这就意味着政治方面的异化，所以这个国家政权是不能改造的，它存在的本身就意味着政治方面的异化。政权要对社会起到这种普遍的作用，就必然要站立于社会之上，向它的公民们发号施令。这就是说，无论人大常委也好，国务院也好，党中央嘛，不算是国家权力，可以不放在这个范围，国家政权的外在性的力量会逐渐增大，社会主义社会权力异化，是政治异化，“任何政治只能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他利用列宁这一句话，作为一个例推，既然任何政治只能是经济的集中表现，那么上面已经证明，经济上已异化了，可见，那么政治上也必然异化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在一定程度上相分离，不能直接占有，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国家日益成为拥有越来越多的生产资料、技术管理人员和产品的大所有者，这样劳动者就更要听从于国家的指挥和调配，因此，在某种意义上，社会主义社会甚至还会保留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其实用列宁的这句话，没有能够，更不能够充分地表达他的意思，他的意思是什么？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就是一个大的垄断资本集团。“以上这些表明，社会主义社会的权力异化，产生的根本原因，恰恰就是在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而不是相反。把社会主义制度看成是尽善尽美的，而把其中内在的缺陷，都说成是外在的影响，旧社会的残余影响，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
　　同志们，我没有这种暗示，说若水同志要对像这样的文章负责任，他不能负任何责任。我的意思是要说明，就是关于异化的宣传，产生什么积极的效果、结果。我能举出来吗？但是相反，我们举出了它所确实产生了的非常消极的结果。像刚才后面这位研究生的思想，我不是发狂，我不需要对他作什么法律上的判决，像当时，像这样的思想发展下去，究竟向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还不是很清楚？
　　“人道主义”的宣传所产生的结果，也是可以说跟异化所产生的效果相类似。这是一篇公开刊物上的文章，《江海学刊》一九八三年第五期，发表了华东工学院青年教师黄克剑的一篇题为《人论三题》的论文，文章的三个小标题，说：“人是什么？”、“人的发展的辩证法”、“社会主义是最关心人的主义”。文章的基本观点是这样：“马克思主义奠基人　 …他们在论证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时，始终都没有忘记关于生产力、生产关系等物质条件的科学分析，但是他们的分析始终是围绕着人的个性自由发展这一中心的价值标准的。”在作者看来，人的个性的发展状况，是人的价值实现状况的集中反映，人道主义的核心，在于创造人的个性发展。“社会主义社会应当是人类的力量（这个名词不易懂，大家如果不懂可以请教王若水同志）与人的个性自由发展愈来愈谐调一致的时代，科学社会主义是把人的价值的实现始终摆在首位的主义。
　　“不讲人的价值、不讲人的个性自由发展的社会主义是假社会主义…　搞假社会主义的人，往往以某种抽象的类精神（这个名词大概是他生造的）为号角，以发展某种抽象的类力量为籍口，搞盲目崇拜，煽动宗教狂热，抹煞个人的自由发展，否定个人应有的人格、权利、愿望和追求，诱惑和强制广大群众去充当某个狭小阶层或集团实现自己私利和野心的工具。这种‘社会主义’是赤裸裸的反人道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道主义思潮在世界盛行， ‘文革’十年后人道主义在中国兴起，这是对反人道主义的法西斯主义的一种反抗，它反映了人民群众争自由、求解放、推动社会进步和个性发展的要求。”
　　我不能在这个问题上做更多的解释了，我占的时间太多了。把许多概念抽象化，脱离了具体的时间条件，脱离了我们当前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的、各种制约的条件同我们主观上需要去奋斗的任务，离开这些问题，而去谈“人的价值”、“人性”、“人道主义”，就会产生这样的，像刚才所说的这样青年研究生的思想。人的价值离不开各种社会条件，脱离了特定的社会条件，来谈“人的价值”，这就变成一种宗教的教义的说教了。恩格斯曾经讲“现在有许多人谈社会主义，不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一个发展的过程，社会主义是一个很长的发展的历史过程，在什么时期能够提出什么要求，能够解决什么问题。”像我们今天提出，人要有选择职业的自由，这跟说人要有居住自由、迁徒自由一样的，你不能说这样提出来的自由不应该有，应该有。但是，能够做到吗？如果做起来会怎么样？发生什么结果？那么我们今天的自由，我们今天的个性的发展，它就要受到限制，不能够自由选择职业，也不能够自由地选择居住的地址，诸如此类，它要受到许多约束，这些约束用哲学家的这些号召就能改变吗？那么存在着这些客观形成的这些约束，不以所以的、像我们在座的、像党中央所有的领导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种约束条件，比方说，北京市的户口，要严格控制，这是客观决定的，这并不是那一个个人特别对于迁到北京来的人有什么要施展他的权威，要表现他的权力异化，完全不对这回事。离开这些具体条件来提出这些概念，这样就会把青年引导到弯路上去。所以，我承认，若水同志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是懂得马克思主义的，但是不能算很好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他的思想里面的一些倾向，影响了人民日报的理论工作，理论的宣传。
　　我们现在再看看坚持四项原则的第二项，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或者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方面的问题，我不想多说了，同志们都了解，在这个方面若水同志也承认是有缺点的。虽然若水同志也做了努力来纠正发生过的错误，像刚才开头说的，“党中央服从谁？究竟是党伟大，还是人民伟大？”这样的问题所包含的思想错误，必然同时也包含着就是对于民主的一种片面的错误的了解，刚才这些文章都讲什么权力的异化，我不否认确有一些败类，我们整党就要把这些清洗出去。从人民的公仆变成人民的主人，是有的，这样的人要数它的总数，那数目还是不小的。但是能拿这些人来代表我们党吗？难道我们党不是跟这些人都坚决的斗争吗？所以不能够随便地滥用人民的公仆变成人民的主人。因为，这样的话，很容易煽起一中盲目的不满的情绪，以至被一些社会上的坏分子所利用。在前不久中央宣传部召集的会议上，我曾经提到，讲民主的权威是可以的，是正确的，但是是不够的，还加上科学的权威，并不是什么问题都能够用民主来解决的。一个船遇到了危险，船上的人能够不听船长的指挥吗？那个时候能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来解决吗？如果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来解决，那这个船就沉了，所有的人都得死掉，这不是常识吗？那么这个船长是不是因此就变成由乘客的公仆变成了乘客的主人呢？他在那里发号施令，他能不发号施令吗？他如果不发号施令，他就是失职，这样的船长就要枪毙。片面地宣传民主，这不是人民日报一个短时间的倾向，这是一个长时间的倾向，纠正一次改变一下，可是过了不久原来的倾向又表现出来了。就像我声明，我是“人道主义”者一样，我也是民主主义者，但是决不作这种片面的民主主义者。
　　
我坚决地反对进行这种片面的民主宣传，这样宣传使得群众走到一种斜路上去，引导群众思想完全走到错误的路上去。我们就是在马路上走路也好，骑自行车也好，我们能不靠右边走路吗？要过马路的时候，能不走人行横道吗？这里面没有任何什么权力异化的问题，这是一种必须嘛，这是一种生活里面的常识嘛。可惜，人民日报在这方面的宣传是太少了。这当然是有原因的，原因就是对“四人帮”统治的一种反动。但是，作为一种反动是可以谅解的，这种反动的时间太长了就不能老是谅解。
　　最后部分关于社会主义，既然前面对于党的领导，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于人民民主专政，有这么一些不正确的倾向，那么，对于社会主义也就不可能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不可能做正确的宣传。这是说如果那些同志有这种倾向，不是说在座的同志都有这种倾向。离开了刚才说的那些条件，对社会主义没法子建设，社会主义是建设不起来的。社会主义确实不是尽善尽美的，社会主义在中国需要经历很长时间的历史发展过程，它不可避免地要遇到更多的困难。但是，这些困难都不能够使得人心涣散，使得群众离心离德。另外就使得我们离开我们要达到社会主义发展的目标，离比较高的目标越来越远，越困难。若水同志经常宣传这样一种思想，这个问题让大家讨论吧。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适宜于拿到报纸上来讨论，因为，如果要把刚才那许多问题都来讨论的话，那可以报纸每天编八个版也登不完。比方说讨论反对计划生育，这样的人很多，你如果要发表他的文章，发表他的来信，那可以发表八十个版，而且每个人可以讲得痛哭流涕。有许多问题，就是需要执行。这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为了人民的利益，那怕人们暂时还不理解这是为了他们的利益，但是他们最后还是会理解的。这当然也是取决于我们的工作，取决于我们的宣传。
　　所以，人民日报是要担负很大的责任，是负有非常重大的任务。刚才我所说的决不是，决不能够包括人民日报全部所做的工作，《人民日报》每天的版面上像刚才这样的思想并不是经常出现的。但是，人民日报社有些同志，包括两位负领导责任的同志在内，那么其他也还有些同志，有这样的一些思想。我们诚恳地希望，希望他们在整党的过程当中，能够改正这一错误的观点，能够勇敢地面对自己的缺点、错误以及这些缺点错误所造成的在报社内部也好，在报社外部也好所造成一些不良的后果，要有这样的勇气，去面对它，这样就会产生一种力量，来纠正这些错误，克服这些缺点。人民日报社的同志们，包括我刚才说了很多的话，所批评的胡绩伟同志和王若水同志在内，我相信是拥护党中央的，他们工作里面或者思想上所存在的一些错误，有一些是历史形成的，有一些是个个人的认识上的原因。不管怎么样，我们希望大家在整党的过程当中，大家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跟党中央坚决地保持思想上的一致，这样《人民日报》办得越来越好，我对在座所以的同志都寄予这样的希望。

自觉的梦游人

邓力群同志的讲话
　　我完全赞成中央关于《人民日报》领导班子调整的决定，完全同意刚才乔木同志的讲话。
　　今天时间不多了，我只是表示一个愿望，就是《人民日报》要办得更好，要把这次整党搞得很理想，不负中央的要求，也合乎大家的希望。要做很多的工作，包括学习，包括讨论，包括改进我们的报纸的各个版面，也包括在我们内部展开批评自我批评，要使我们人民日报内部一些不太妥当的，不太正确的思想得到澄清。大家在中央路线、方针、政策上，思想上一致，政治上一致，而且这种一致我希望成为严格的一致，高度的一致。这方面有很多的工作要做。我表示一种希望，也可以表示一种想法，就是愿意来参加一部分或者某些工作，或者人民日报的某些问题的讨论，同报社新的领导班子一起来合作，共同学习，共同提高，来实现党中央对我们的希望。我就说这些。  
　　　　　　　　　　胡乔木信誓旦旦，说自己“从无害人之心”  
　　批判周扬、王若水的“异化”和“人道主义”理论，以及批判我的“党性和人民性”的观点，是“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的重头戏。
　　“清除精神污染”沿袭了不少“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群众意见很大，弄得人心惶惶，幸好中央很快就制止了，只搞了二十几天。人称“短命的文革”。到一九八四年六月九日，时隔上次讲话八个月以后，乔木同志忽然偕邓力群再一次到人民日报社来讲话，信誓旦旦，说自己“从无害人之心”。现将他当日讲话记录的全文抄录如下：  
　　　　　　　　乔木同志在人民日报社党员干部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八四年六月九日）  
　　我受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委托，同时也受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薄一波同志的委托，来向大家讲几句话。
　　去年十月底，我和力群同志曾经到人民日报社来传达中央关于胡绩伟同志和王若水同志工作的决定。我那次讲话是根据中央书记处的决定、根据书记处和中纪委七位同志共同讨论的意见讲的。这个讲话，我曾经作了认真的准备，内容是正确的，说理的和以事实为根据的。但是，现在想来，也有些方面说得不够周到透彻。这就是：
　　一、对人民日报和人民日报同志们的成绩，包括胡绩伟同志、王若水同志的优点和成绩是说了，但是说得不够充分。
　　二、我着重说了胡绩伟、王若水两位同志在一些重大问题，主要是四项原则问题上，跟中央没有保持一致，这是正确的。但是没有讲他们并不是在一切问题上都同中央不保持一致。我曾经多次说到人民日报的成绩，包括他们两位的成绩。胡绩伟同志、王若水同志的一些错误观点只是部分地表现在《人民日报》的版面上，其他都不但没有表现在《人民日报》的版面上，而且还有许多表现在《人民日报》以外，以至有的问题报社同志也不清楚。
　　三、胡绩伟同志在党校的讲话，时间已久。他写信给我关于党性、人民性的文章，时间也不短了。并且我回信的时候由于疏忽，将他的文章的第二稿而不是第三稿作为根据。这里一个重要的、关键性的区别，就是前者说党性来源于人民性，后者加了阶级性。这虽然仍不能正确说明党性的来源，因为没有说到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但我的疏忽总是不对的。他前年在记者部的临时讲话是错误的，但他已作了检查，我为什么又提出来呢？我只是为了说明他思想上的错误时间延续得相当长，并且至今也没有表明同那些错误观点完全决裂，这不是翻老账的问题。我对王若水同志在新闻研究所讲异化的问题，说的与事实也有出入。
　　四、我的讲话，因为是传达书记处的决定和七位同志讨论的结果，事先事后都没有向耀邦同志报告，如果报告了，后来的一些曲折就不会发生了。
　　耀邦同志以后在与秦川、穆青、冷西同志谈话的时候，在一些问题上与我的讲话和其他一些意见有些出入。耀邦同志更能看重别人的优点，对同志更为宽厚，这是我所不及的。我应当向他学习。我在跟他谈话时曾经说笑话，我说你是“宰相肚皮能撑船”。我说这是笑话，因为这是对封建时代的老话，用在我们共产主义者身上并不那么确切。肚皮里能撑船固然好，但并不是不要严肃性，不讲原则性。否则，他也就不会在书记处会议上作出关于人民日报几位同志的决定，也不会领导我们整党了。
　　我还要说明，我对同志并不刻薄，从无害人之心，不过有时说话有些尖锐，或者过于尖锐些。有个别同志认为我要陷害某些同志，这是传闻。我向大家保证，这完全是误解。如果是事实，我愿意受党纪的处分。我们党内不能允许有这种情况发生。我的话是不是事实，请大家听其言观其行。顺便说，既然有人对我有这样的误解，也有值得我自己警惕的地方。
　　中央的同志讲话有些出入，包括同总书记的讲话有些出入，这在实际生活中是难免的。不同的人对不同的问题的看法，在未经集体讨论达到同一结论之前要完全一致是不可能的。我记得周总理说过，中央同志之间有些不同意见是正常的，否则只要一个人就够了，何必要这么多人？陈云同志也说过意思大致相同的话。所以遇到这样的情况不要大惊小怪，而要正常对待，妥善处理。我对刚才说的这问题知道得较晚，处理得更晚，这对大家是有影响的。我应负的责任由我负。但是这对大家也是一个考验。作为党中央机关报的工作人员，应该怎样对待这样的情况，才合乎党的利益呢？听耀邦同志那次谈话的其他两个单位并没有发生什么问题，只是在人民日报发生了一点问题。我想这不能单用谈话的内容有与人民日报有关的地方来解释。他谈话的内容很广泛。这说明有的同志在对待这个问题上不够谨慎，也就是在政治上不够成熟，没有考虑到怎样做会发生怎样的后果，这后果是否符合党的团结和利益的要求。人民日报社作了两次传达，第一次范围小些，第二次范围大一些，不过内容稍微简单些。就我后来看到的一个记录来看，这种传达对中央的团结不能认为是那么有利的。耀邦同志知道了也很恼火，要传达也未向他请示一下。传达了，就难免传得很开。后来不知道经过什么渠道，弄得香港反动刊物《争鸣》也借此大作起造谣、挑拨的文章。以后又传出什么：中宣部同中央不保持一致，具体地说就是邓力群同志和胡耀邦同志，说邓力群同志要推翻胡耀邦同志这样的谣言。这些反动刊物就更加大造谣言。经过美国之音的广播，闹得全世界都知道了。同志们，这是一个很严重的教训。希望我们全党同志和中央党报的每一个工作人员都牢记在心。我在这里提出这个问题，绝对不是说又要整什么人，又要有什么人该倒霉了，而是要大家把思想政治水平都提高一步，在政治上更加成熟，对党中央团结有关的问题更加保持警惕，做对中央党报负有责任感的工作人员。党这样要求大家，大家也应当这样要求自己。
　　我听人民日报的同志说，报社的整党绝大多数都是很努力很认真的，虽然还有许多问题还没有得到满意的解决。我听了很高兴，我相信这个话。但是，除了刚才说到的事情以外，还有一些事情不那么符合党的要求。对受中央委托领导人民日报日常工作包括整党工作的中央宣传部（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解放以来很多年了）的关系也不够正常。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对后面这些情况认为是不能满意的。
　　耀邦同志要求大家用高标准来要求自己进行整党，这一点是非常正确非常必要的。这是为了更好地总结经验教训，把整党的工作做得更好，使每个同志都在政治上更进步、更成熟。如果有些同志需要作一点自我批评，这也绝不是什么倒霉的事。实在说，自己认识到并且纠正自己的缺点或错误，使得自己政治上更成熟，对党可以做更多更好的高标准的工作，这不是对党对自己都很有利吗？
　　希望大家在高标准的要求下，对报社工作和整党工作都做出更大的成绩，使各方面都认为满意。所谓各方面，不是说指任何一个人，那是做不到的。
　　我相信，大家一定能够做到这一点。
　　人民日报在这一段时间，一面整党，一面工作，整党和工作都有成绩，这是很不容易的。人民日报在宣传上有许多改进，许多起色，虽然也难免有些小缺点，这，我今天不讲了，缺点总会有的，不断地克服就是了。人民日报的成绩都是在座的同志们的心血，我的心是同大家在一起的。虽然最近因为生病没做什么事。我代表党中央感谢大家，并祝愿大家永不自满，不断前进。  
　　胡乔木在这次讲话中，对于人民性的问题是这样说的：“我在回信的时候由于疏忽，将他文章的第二稿而不是第三稿作为根据，前者说党性来源于人民性，后者加了阶级性。虽然仍然不能正确说明党性的来源，因为没有说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但我的疏忽总是不对的。 ”
　　乔木同志承认自己的“疏忽”，可惜承认疏忽时，又出现重大疏忽。他说我“没有说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实际上，在我的文章中明明在好些地方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来阐明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还有几大段专门谈到这个问题（请见《是党报，也是人民的报纸》一文中第三部件《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为什么是一致的？》）胡乔木如果是一个严肃的理论家，怎么能容忍这样一再“疏忽”呢？对此，我当时是很难理解的。
　　还有更令人不能理解的事，在乔木同志这个讲话之前，我曾经再三地向中宣部和政研室的负责同志提出，他们编发的材料在事实上有很大的错误，希望他们采取慎重的态度，正式更正。可是他们不更正。更为奇怪的是中宣部负责编辑这个材料的领导人，在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五日到十日召开的“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九十周年全国新闻讨论会”上又批判了“党性来源于人民性”的观点。他还公然说胡绩伟是在看到乔木的回信以后，受到批评以后，才把 “党性来源于人民性”改为“党性来源于阶级性和人民性”的。这位同志未免太疏忽了，因为我的二稿后面注明是“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一日”，三稿的后面注明是“一九八二年一月七日”。乔木同志给我的信是一九八二年三月二十六日，请问，我在一月七日以前修改二稿时，怎么可能看到三月二十六日的批评信呢？
　　在十年内乱中，这些同志也是受到过“四人帮”这种蛮横无理的批判的，为什么现在反而用这种手法来对待自己的同志呢？
　　　　　　　　　　让十年前的申诉信公开吧：看看胡乔木到底是何居心
乔木同志六月到人民日报讲话以后，事情并没有了结。因为他们在报社和全国发动了一场对我的大批判，尽管受到很多同志的抵制，好些批判会开不起来，或者开得稀稀拉拉，整个批判虎头蛇尾。但是总得有一个了结才好，于是中央书记处对这场批判做了一个总结。可惜在中央书记处总结这场批判时，乔木同志还是坚持写上对我的指责，说我“作了把党性、人民性实际上对立起来的错误的报告”。这是指一九七九年三月我在新闻工作座谈会上的报告和九月在中央党校的报告，报告的主题和用词明明是“党性和人民性是统一的”、“党性和人民性一致”，怎么硬说是“实际上对立起来”呢？对此，我只能表示遗憾。但我没有说话，只是到了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初，在他们到报社发动大批判的一周年时，我才把事情的经过、是非和对他们的意见，写了一封信给乔木同志。我只想作一个备忘录，在历史档案里留下这一笔账。
　　这封信原来是写给中央书记处的。写信时我的情绪十分激动。因为从我自己亲身的遭遇，看出思想理论领域内专制同民主的斗争仍然十分激烈，看出这些左倾路线的继承者为顽固坚持那种倒退和反动的理论观点，他们所采取的手段的专横独断比十年内乱时期并不逊色。因此，我这封信写成了一篇类似声讨性的檄文。写成以后我征求报社编委会诸同志的意见，绝大多数同志都不同意在这个时候发出这样的信，我在这个信的原稿上留下这样一段话：“ 这个征求意见稿，报社很多同志都主张送出去。认为把这样多的事实摆出来，明显地暴露了乔（木）邓（力群）同其他中央同志的分歧；又全是辩论性的语言，太尖锐了”。此信当时没有送出去，以后把前面两大部分都删去了，只留下最后一大部分，经过修改以后，作为给乔木同志个人的信发出去了，同时抄送书记处几位同志。
　　时间又过了七年，客观实际发展得比我当时所想像的还要严重得多。所以我想把这封信的第一稿的原稿抄在下面，对于了解这场斗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是有意义的。
　　　　　　　　　　　　给中央书记处的信（一九八四年九月）
　　　　　　　　　　　　　　　（征求意见的未定稿）  
　　去年“清除精神污染”一开始，胡乔木、邓力群两同志就把我和人民日报作为清除的典型进行组织处理和发动全国批判。他们几次讲话，对我无限上纲、乱扣帽子。听说在七月九日和十二日的书记处会上，乔木同志更是无中生有，罗织罪名，竟然诬陷我在“文革”中领导一个造反派，在“文革”后又在报社推行派性的干部路线。甚至指责我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反对小平同志，长期同中央在政治上不一致，领导人民日报长期同中央闹独立性。这样，我不仅在“文革”中是造反派头头，在“文革”后又继续对抗中央。乔木同志这样无限上纲，究竟想把我划入什么人的范围去了？
　　我认为书记处这次会议是十分重要的，开得很好的。《纪要》肯定了人民日报成绩是主要的，肯定了人民日报只由中宣部归口联系而不是为中宣部领导，这是一年来争论的正确结论。我认为，《纪要》并不是“决定”，它既反映了大多数同志的共同意见，也反映了某些同志的个别意见。《纪要》并没有把乔木同志上面那些话记上，反映了中央同志在会上对乔木同志意见的否定。《纪要》关于我的错误写的几句话，同乔木同志的指责相比，尽管调子已经降低很多了，但是还是反映了他仍然坚持对我的违背事实的指责。
　　胡乔木、邓力群同志领导中宣部对我进行大批判，至少从去年初就正式开始筹备了。一年多来，不仅没有征求过我的意见，没有向我打过招呼，他们向全国印发关于我的大批判材料，连起码的事实也不进行核对。他们把这种完全违背事实的、道听途说的、张冠李戴、无限上纲的材料，不仅拿到人民日报的党员大会上一再训话，而且拿到中央书记处的会议上大讲特讲。在整党期间，这样高的领导同志，竟然采取这样恶劣的手段来整人，实在令人吃惊。
　　从去年十月，他们发动“清除精神污染”斗争以来，我虽然感到很大的委屈，但是我还是严格要求自己，在整党中再三再四地检查自己的缺点错误，同时，我相信党中央一定会公正地进行处理，所以我有很多该说的话都没有说。现在，时间已经快一年了，我的对照检查已经作了，中央书记处对人民日报的问题已经作了讨论并且发了会议纪要，我认为，对于胡乔木、邓力群同志对我的无理指责和恶劣手法，应该向中央书记处进行正式的申诉。
　　（一）书记处关于七月九日和十二日会议的《纪要》中，关于我的错误是这样写的：“ 但在一九七九年以后，他滋长了骄傲情绪，作了把党性、人民性实际上对立起来的错误的报告，对宣传四项基本原则的工作表现消极。”实际情况如何呢？
　　就在《纪要》的第一部分，首先肯定：“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人民日报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拨乱反正、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落实干部政策、调整领导班子和机构改革、宣传农业生产责任制和城市改革、反对精神污染等方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难道这些不是宣传四项基本原则吗？主持这些宣传工作的主要领导人，如果“表现消极”，能够使这一系列的宣传工作“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吗？就拿关于农业生产责任制来说，难道对这一战略性决策的宣传不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吗？人民日报宣传农村生产责任制坚持五年，顶着各种压力，排除各种阻碍，坚决宣传贯彻党中央的方针政策，这点，是有目共睹的，能够说是“表现消极”吗？在这长期的宣传中，我的表现是消极的吗？请乔木、力群同志虚心想想，在宣传农村生产责任制问题上，你们的表现究竟比我积极还是比我消极？
　　说我“作了把党性、人民性实际上对立起来的错误的报告”，指的是我在一九七九年三月在全国新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和一九七九年九月在党校的报告。两个都是党内的报告。那年三月的报告中，我根据过去一贯的提法，重新提出“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一致”的观点，当时，耀邦同志在会议的总结报告中，也肯定了这个观点。我在九月的报告中，又阐明了这个观点。明明是讲的“党性和人民性一致”，硬说我“实际上对立起来”。这两个报告是白纸黑字印在那里的，请中央看看是不是“实际上对立起来”？就算我“实际上对立起来”了，这是什么性质的错误？为什么在一九八四年批判我的时候把一九七九年的内部报告中的观点翻出来作为主要的批判和定罪材料？这合乎这次的整党精神吗？
　　说我“滋长了骄傲情绪”，我承认这点。这些年来，我的确不大听得进不同意见，表现比较固执，总觉得自己正确，因而作了某些不该做的事或者作得不妥当，说了某些不该说的或者说得不得体，得罪了某些不该得罪的同志或者作得不合人情。这不仅表现在对报社内部，也表现在对报社外部，甚至表现在对直接领导报社的同志。对此，我在整党中一再作过检讨。乔木同志为什么对这点抓着不放呢？从他在书记处讲话中对人民日报的指责来看，主要是说我不听他和邓力群同志的话，而且把这说成是“不听中央的话”，说成是“同中央在政治上不保持一致”。乔木同志说他“文化革命”以前就领导人民日报，感到“文革”以后，我变了，变得不听话了，变得同中央不一致了。说我变了，是事实。“文革”以前，我在乔木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多年，那时我的确是一个十分听话的“驯服工具”，对乔木同志的指示言听计从，他对了，我跟着对；他错了，我过着错。十年内乱中，正反两方面的理论和实践教育了我，磨练了我。我变得不那么盲从了，对一些不正确的指示，也比较敢于提出不同意见，比较能够灵活执行上级指示，甚至也能进行某些适当的抵制。这些年来，我同乔木、力群同志在某些原则问题上的确存在分歧，因而对他们的话，的确不像过去那样坚决照办。但是不听他们的某些话，不等于不听党中央的话；同他在某些问题上不一致，更不等于同中央不一致。因为事实证明：首先是因为他们在某些问题上同中央不一致，因而我们才在这些问题上同他们不一致。关于这方面的材料，我在下面再作比较具体的说明。
　　可见，说我这三点错误并不实事求是。就算这三点全是事实，也不能成为理由把我作为 “清除精神污染”的全国典型来批判和处理。
　　其实，我确有比较多的缺点和错误，我在这次对照检查中也作过检讨。就是如此，把我作为“清污”斗争的全国典型来批判和处理，也是一个新的冤案。
　　（二）乔木、力群同志指责我在政治上同中央不保持一致，我想只例举几件事实来看看，究竟是谁同中央不一致？
　　第一，先说近的，先说去年关于城市改革宣传的争论。去年一月二十日，耀邦同志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作了题为《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的讲话。耀邦同志一再阐明小平同志关于“要搞四个现代化，必须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没有改革，就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改革要贯穿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的重要指示。耀邦同志总结了五年来农村改革的经验教训，提出应该加速城市改革。耀邦同志指出在农村生产责任制的影响和推动下，城市工商业也进行了各种形式的企业经营责任制的试点，耀邦同志总结了这种试点的经验，证明农村改革的基本精神，在城市改革中也可以试用。耀邦同志不仅从理论上阐明城市改革的方针政策，而且表扬了首都钢铁公司在这方面改革的精神和经验。耀邦同志提出“勇于改革是革命者的品格”，号召全党全国积极投身改革。
　　参加会议的同志对耀邦同志的报告热烈拥护。人民日报根据耀邦同志的讲话精神作了一些宣传，促进了全国改革的兴起。经过一年来的实践证明，耀邦同志这个报告是十分正确十分重要的。
　　但是乔木同志和力群同志却持相反的态度。他们共同研究、组织撰写、审定了三月十七日《人民日报》社论《坚决而有序的改革》。在社论发表的前一天，乔木同志找我、秦川和王若水三人到他家里，对我们这一段时间关于改革的宣传进行了严厉地训斥，力群同志在中宣部的会上批评人民日报前一段宣传改革“不正常”，责令马上“恢复正常”。特别使人十分惊讶的是，乔木同志指名道姓地批评耀邦同志，针锋相对地批评耀邦同志在职工思想会议上的讲话。
　　乔木同志给耀邦同志的报告扣上了一个大帽子，他说这个报告“问题是：全文与十二大没有联系，有同十二大精神不相符合的地方。十二大才开几个月，十二大算数不算数？”
　　他武断地说十二大精神就是要宣传共产主义。他歪曲耀邦的报告“把个人利益强调得过分”，“把国家利益和社会主义利益放在一边”，因而指责耀邦的报告同十二大精神不相符。
　　耀邦同志提倡在城市学习农村改革的基本精神，怎能能说是把农村经验拿到城里来硬套呢？乔木同志却反对，他说：“现在，哪一方面都没有订出几条杠杠，就是要改。耀邦同志这一讲话，虽然没有明说，但实际上是要把承包制推广到一切部门。这就是很大问题。实际上已经出现了问题。”他说：“十二大文件提出不要对大家施加压力，但耀邦同志这一讲话就反过来了，就造成压力，而且压力很大，这样，就搞得快了。”
　　乔木同志定稿的十七日的社论中，更明确地说：“不能把农村推行的办法，简单地套用到全民所有制企业来。”提出领导者“要保持冷静头脑”，“要求过急是不切实际的”，警告“不能简单而草率从事”，“不要一哄而起”，“如果出了偏向来纠正，损失更大，花的时间更长，也会败坏改革的名誉。”这是警告谁呢？
　　一个政治局委员背着中央向他的下级这样肆无忌惮地指责总书记，已经令人吃惊。他甚至还从此提出更大的政治原则和组织原则，要他所掌握的人民日报照样遵行。他指责人民日报不应当按照耀邦讲话的精神进行宣传，他一再说：“中央某一次会议，哪一个人某一次讲话，不能作为宣传中心。”“中央同志有些话是个别场合说的，根据这些作宣传要注意。不能囫囵吞枣地宣传，容易出问题。”“中央哪个同志讲话，可以只讲某一点，但发表的时候，就要前后左右联系起来宣传，不能孤立提出一个任务、一个思想。”这里，乔木同志一再提出的“中央同志”所指的是谁不是很明显的吗？中央总书记在全国性的会议上提出改革问题，深刻阐明小平同志“必须进行一系列改革”的指导思想，这怎么是“只讲某一点”，是 “孤立提出一个任务、一个思想”呢？中央机关报为什么不应当作为宣传中心呢？
　　听了乔木同志的训话，我们三个人都认为乔木同志无论在政治原则上或者组织原则上都是错误的，所以我们立即核对笔记，整理出一个记录稿，送给了中央同志。但是，在宣传上，除了注意防止“起轰”和“片面性”以外，我们还是继续以改革为一个十分重要的宣传中心。我们认为，在这个原则问题上，我们是和乔木同志不一致，但是，这是乔木同志同中央不一致，并不是我们同中央不一致。
第二，接着说“十二大精神”。我们认为十二大的精神就是小平在闭幕词中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耀邦同志加以具体化提出来的“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就是加速四化，力争在二ＯＯＯ年翻两番。可是乔木和力群同志硬要说十二大精神是共产主义。在十二报告刚刚开始起草时，力群同志在各宣传单位的会议上就宣布，这次十二大报告是由乔木同志负责起草的，这个报告的精神是乔木同志说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精神贯穿整个报告。力群同志说：“党的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贯穿着实践共产主义思想这条红线。学习、宣传十二大文件，一定要突出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宣传部还起草了一篇《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纲领性文章，作为各宣传单位的依据，而且要组织大批理论工作者写一系列的文章和小册子来宣传。
　　在这一原则问题上，我们同乔木、力群同志是不一致的，但是，究竟是谁同中央不一致呢？
　　第三，接着说十二大期间发生的一件事。九月六日《人民日报》刊登了社会科学院新提拔的副院长刘国光同志的文章《坚持经验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文中提出“指令性计划的范围在今后改革中应该逐步缩小”的意见，这个意见并不是刘国光同志首先提出来的。首先正式提出来的是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姚依林副总理的报告，而姚依林这个报告是经过政治局讨论通过了的。这点意见，国务院领导同志曾经多次在会上提出过，今年六届人大二次会上王丙乾的报告中也是这个意见。可是乔木同志却指责人民日报犯了大错误，“发表这样的文章是不慎重的”，“不能不在读者中引起错误和混乱”。甚至以此上纲认为这是人民日报不同中央保持一致。“否则即与党中央机关报的身份不相符合。”
　　事有巧合。今年八月，乔木同志指示刘国光又写了一篇关于城市改革的文章，文章是完全按照乔木同志的意见写的，写好后由乔木同志作了修改，然后由乔木同志向人民日报推荐刊登。恰恰在这篇文章里，也有缩小指令性计划的阐明。
　　在这一点上，究竟谁同中央不一致呢？
　　第四，在这以后，日本首相铃木和英国首相先后来华访问，人民日报没有发表社论，乔木同志很生气，批评为什么不发社论。还说，即使是外交部认为不发社论，人民日报是干什么的，自己为什么不发社论？其实，中央早就规定：一般国家领导人来访不发社论，这次日本和英国首相来访，中央批准的接待计划里也明文规定不发社论。
　　此后不几天，中日建交十周年，乔木同志忽然指示人民日报要在一版作通栏大标题，套红印出，而且还要通知全国报刊一律照办。我们得到这样的指示十分吃惊。我们连中朝两国的重要关系的纪念日都没有标题套红，为什么对日本要这样特别呢？中宣部也不敢提出不同意见，我们却一再反映不能这样编报。好在，究竟没有这样做。这就不只是什么一致不一致了，这简直属于瞎指挥了。
　　第五，再讲一个大问题。小平同志在理论务虚会上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们认定，这是小平同志提出“反右为主”的方针。这是对小平同志讲话的严重歪曲。务虚会到现在已经五年了，现在全国还是要以反左为主，小平同志怎么可能五年前就提出全国要“以反右为主”的方针呢？
　　小平同志在务虚会的报告中是这样说的：“关于林彪、‘四人帮’所散布的极左思潮（毫无疑问，这种思潮也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只是从左面来反对），我们过去已经进行了大量的批判，今后还需要继续开展这种批判。现在，我想着重对从右面来怀疑和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进行一些批判。”
　　很清楚，三中全会以后，中央指导全局的方针，一直是着重纠正长期形成的极左思潮，是以反左为主的。而这次，小平同志提出在继续批左、不能放松的同时，对右面来的思潮着重进行一些批判。小平同志并没有改变中央的重点，没有提出什么着重反右的新方针。可是邓力群同志主持编发的“清污”大批判材料，在政研室出版的《情况通报》三九五期中，他们公然说：“邓小平同志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提出的在两条战线斗争中当前要‘着重对从右面来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进行一些批判’的方针。”请看，他们多么善于生编硬造啊！他们把小平同志继续批“左”、不能放松删去，换上小平同志没有说过的“在两条战线斗争中当前要”，特别加上“当前要”三个字，然后在这中间只引用了小平同志的半句话，后面又硬加上“的方针”三个字。于是，经过他们篡改，就变成了小平同志提出了着重反右的新方针了。
　　这不仅仅是他们的文字把戏，主要是他们的指导思想。三中全会以后，他们就想用歪曲小平同志讲话的办法来把党的反左为主的方针改变为反右为主的方针。在三中全会以后，耀邦同志兼任中央宣传部长，在就职那天的会上，乔木同志就大批所谓右倾，而且传达华国锋的话，威胁说：“不要逼着中央再来一次反右派斗争”。这个话在文化单位传达以后，就引起很大的震动。
　　一九八一年七月十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用自我批评的方法清理极左思潮》，乔木和力群同志就大加批评，说这篇社论只批左不批右，逼着我作检讨。奇怪的是，政研室的一位领导同志（作者一九九六年注：这位同志是梅行，他当时任政研室副主任，是邓力群的主要副手）打电话给我：要我赶快检讨，而且把责任完全承担起来，不要说社论是谁主持写的、谁审查批准的。可见，他们已经明明知道这篇社论是哪一位中央领导同志（作者一九九六年注：胡耀邦同志）主持审定的。想由我出来检讨，表明那为中央同志错了。我答复他：这篇社论错了，我完全负责，决不向上推托责任；可是，我认为这篇社论没有错，我不能检讨。不久《人民日报》又发表一篇批评左比右好的评论。这当然是同他们不一致的，但我认为是他们同中央不一致，而人民日报是坚定地同中央保持一致的。
　　本来，我们应该实事求是，有左反左，有右反右。全国解放以后，历史上主要是左，当然应当以反左为主；现在主要倾向是左，当然应当以反左为主。至于同时存在右的倾向，当然应当提高警惕，有什么就坚决反什么。从全国来说，清除极左影响的任务还很重，怎么能随便把“反极左为主”的方针改为“反右为主”呢？在他们这种错误思想指导下，他们常常夸大敌情，拿着“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自由化”、“搞资本主义”、“搞卖国主义 ”等等大帽子到处乱扣，对改革进行各种挑剔和阻挠。他们总想发动一场全国性的反右斗争。去年，他们借口“清除精神污染”，不仅要在思想理论战线以反右为主发动全国性的斗争，而且要在农业战线、工业战线、科技战线等等方面也要以反右为主发动全国性的斗争。好在中央及时察觉，坚决纠正过来。
　　在这次“清污”中，《人民日报》刊登了他们撰写的几篇评论，产生了不好影响，但是人民日报根据中央精神也作了不少抵制，发表了一些体现中央精神的评论和其他稿件，起了较好的作用。这当然也是同他们不一致的，但这也是因为他们首先同中央不一致。
　　第六，他们指责人民日报反左积极、反右消极。我们认为应当“反左为主”，反左当然要积极。其实对于作为次要的“右”，我们也是本着有右反右的原则来抵制和反对的。在这方面，我们也是作过相当积极的努力的。比如反对官僚主义、打击经验犯罪、反对对拨乱反正软弱涣散等等，可以算反右性质的宣传，人民日报是相当积极的。为什么他们要指责我们消极呢？一是因为他们要把反右提到首位，而我们只作为第二位，这点是和他们不一致的，他们当然感到“不得力”。
　　二是他们给人家乱扣右的帽子，我们不同意，比如把生产承包责任制也说成是搞资本主义，把北京大学进行竞选也说成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把城市里提倡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说成是一切向钱看，把剧团搞承包说成是精神产品商品化等等，这些能够当成右来反对吗？
　　三是我们不同意他们用“文化大革命”那种大批判的办法来反右，比如对白桦的《太阳与人》，人民日报是赞成批评的，而且也是首先批评的。早在《解放军报》批评以前不久，《人民日报》在一版刊登的特约评论员文章《论爱国主义》中，就从理论上批驳了《太阳与人》中“我爱祖国、祖国不爱我”的核心观点。因为这篇文章没有点白桦的名，也没有点《太阳与人》的名，他们就不承认，硬要说人民日报不批白桦。时间已经过了三四年了，《解放军报》、特别是《时代的报告》那种批判的办法究竟合不合乎党的双百方针，在理论上和实际上早已很明白了。就拿这场所谓“清污”斗争来说，我们是拥护“不要搞精神污染”的，但是我们反对搞“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结果我们反而成为“清除”的对象，成为全国第一号的“污染”典型。难道这不是颠倒黑白吗？
　　第七，他们说我们反左积极，反右消极。小平同志和中央一再指出：“四人帮”所散布的极左思潮也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只是从左面来反对。那么，抵制、反对和批判极左思潮，当然是宣传和捍卫四项基本原则的了。可是他们一方面承认我们反左积极，一方面又说我们宣传四项基本原则消极，难道他们这种观点是同中央一致的吗？
　　第八，乔木同志在“清污”开始时，指责“人民日报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在很长时期里面是不积极的”。在这次《纪要》中，肯定人民日报对三中全会以来在一系列的宣传中 “做了大量工作”、“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可见，人民日报宣传四项基本原则是长期积极的，不能说是长期不积极了。“在拨乱反正、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落实干部政策、调整领导班子和机构改革，宣传农业生产责任制和城市改革、反对精神污染等方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难道这些不是宣传四项基本原则吗？“长期不积极”能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吗？《纪要》在事实上肯定人民日报在宣传四项基本原则方面是积极的，可是对于人民日报的第一把手，反而“对宣传四项基本原则表现消极”，这不是自相矛盾吗？这里的道理，是他们对宣传四项基本原则存在教条主义的了解，他们认为只有在标题上文字上有“四项基本原则”的文章才算是宣传四项基本原则，而结合实际宣传建设社会主义、健全民主与法制，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当前实际相结合等等，都不算宣传四项基本原则。对于他们这个不正确的指导思想，我们当然不能同他们保持一致的。
　　第九，乔木同志指责我“对中央提出四项基本原则长期有保留、有抵触情绪。”这也是不符合事实的。在务虚会时，小平同志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我是拥护的，一个长期受到教育培养成长起来的老干部，连四项基本原则都不同意，还能配称为共产党吗？当时，我们是有一点抵触情绪，主要是认为小平同志提出时，对“四人帮”提出的“四个念念不忘”没有进行进一步的批判。但是这种情绪很快就纠正过来了。怎么能说长期有抵触情绪呢？至于说到“有保留”，只是对四项原则有一点具体的不同意见，比如，我主张把“无产阶级专政 ”改为“人民民主专政”。比如，我主张把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分为前期后期，我说过，要坚持后期的毛主席思想是不对的，如果说我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有什么消极情绪的话，我承认只是在对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宣传方面，在一段时间里我是有消极表现的。但是，这里，在中央明确规定毛主席后期的错误思想不属于毛泽东思想以后，特别是六中全会决议以后，我这种消极表现也就根本改变了，怎么能说我“长期有保留”呢？这只是对“坚持毛泽东思想 ”一项在一段时期里有保留，怎么能说我对整个四项基本原则长期有保留呢？乔木同志把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某些具体意见都扣上大帽子，至于是缺乏具体分析，我认为这也是他们对四项原则抱教条主义态度的又一个表现。
　　乔木同志说我在四千人会上提出取消毛泽东思想，这也不完全符合事实。事实是这样的：在六中全会决议起草之前，乔木同志召集了一个很少人的会议，征求意见，我在这次会上说：我同意在这次决议中写上“坚持毛泽东思想”，但是我提议在十二大党章修改时，在“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中删去“毛泽东思想”。我说，删去，这是八大的决议，是毛泽东同志自己同意的；而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可是，恢复，是九大，而九大的路线是错误的。这是在党内一个很小范围内专门征求意见会的发言，怎么能说我在四千人会议上反对“坚持毛泽东思想”呢？
　　这方面的事实还很多，不再一一列举了。但已经可以充分说明，正是他们在很多方面同中央不一致，反而指责我们同他们不一致，给我们扣上“同中央不一致”的帽子。
　　在这些原则分歧中，我可能也有某些缺点错误，我认为，即使如此，也应该拿到桌面上来研究和讨论；如果我真的有什么错误，也可以批评指正。但是，我们不主张不讲道理，不让平等地讨论，动不动就扣上什么“同中央在政治上不保持一致”的大帽子，而且用这做为棍子打人。
　　这里，我要特别说明，尽管我对他们的某些原则问题有不同意见，在某些情况下我是进行了抵制的，但是，在进行这些抵制时，我是注意遵守党的组织纪律的。比如去年三月十七日那篇对改革吹冷风的社论，我们尽管有不同意见，还是照登了的；比如十二大时对刘国光文章的批评，尽管我们认为没有错，还是违心地作了检讨的。更多的抵制，是在组织原则许可范围内进行的，有的是采取正式提不同意见以后才办的；有的是请示中央主管的领导同志以后才办的；有的是在我们自己职权范围内自行照办的。总之，在我和报社编委会同志中， “宁肯犯政治错误，不肯范组织错误”的思想是很重的。使我很苦闷的原因之一，正是为了维护这两位顶头上司的威信，作了不少违心的事，说了不少违心的话，使报纸宣传遭受到一些损失。但是，我毕竟不是完全驯服的工具了，当然引起他们的不满。
　　（三）乔木和力群同志认为我在党报的人民性问题上犯了弥天大罪。“清污”运动开始时，指责我提出“党性来源于人民性”，在《纪要》中指责我“作了把党性、人民性实际上对立起来的错误的报告”。在“清污”以前，还指责我根本不应该提出党报的人民性。我相信参加批判我的同志绝大多数没有听过我关于人民性的讲话，没有看过我关于人民性的内部文稿。所以我必须首先把关于党报人民性的来源和我的观点很简单地说明一下：
　　最早，一八四二年，是马克思首先提出“自己出版物的人民性”。在苏联，一直把党性、人民性、思想性和真实性作为“共产主义新闻学的四个原则”（见乌切诺娃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新闻学说基础》一书）。苏联一九七四年出版、我国一九八三年四月翻译出版《列宁论报刊与新闻写作》一书的编者、历史学博士奥科罗夫教授的介绍列宁办报思想的文章中就明确地说：“我们报刊的人民性原则，来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上的决定作用的著名论述”，“苏联报刊与人民群众保持着紧密联系，…它体现列宁关于报刊人民性的思想…”。
　　在我国，一九四二年四月，延安《解放日报》提出：党报要“具备党报所必须的品质：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一九四七年重庆《新华日报》提出“新华日报的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还说：“新华日报是一张党报，也就是一张人民的报，新华日报的党性，也就是它的人民性。”
全国解放以后，我们有时候提党报的党性和群众性一致，有时候谈党报党性和人民性一致，更多的时候是谈党的报纸就是人民的报纸。
　　“文化大革命”以后，在一九七九年三月的全国新闻工作会议上，我作了一个讲话，重新提出“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一致”的观点，得到了热烈的反响，绝大多数同志赞成和发挥了这个观点，围绕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问题进行了讨论。耀邦同志在大会的总结讲话时，肯定了这个观点，他说：“我们的新闻工作有很高的党性。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离开了人民性就不叫党性…　从党的根本性质来说，党性和人民性是融合在一起的，党性就是人民性。”

自觉的梦游人

　　在一九七九年九月，我在中央党校作报告时，又阐明了这个观点。
　　一九八二年，中宣部准备再召开一次全国新闻工作会议，我起草了一个发言稿，为了进一步阐明“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一致”的观点，我进行了“党性来源于阶级性和人民性，而又高于人民性”的论述。为了使这个发言稿讲得比较好、避免出大错，我特地送给乔木同志审查。这个稿子是一月送出，乔木同志三月给我回信，说我提出“党报的党性来源于人民性 ”的观点是错的，认为“人民性”是一个“含混不清”的概念，批评我不该提这个概念，而且提出：“目前最好不要再在党报的工作方针问题上使用这个提法。”
　　我送给乔木同志审查的是我一月七日修改的第三稿。我明明提出的是“党性来源于阶级性和人民性”，而且还有一些段落对阶级性的专门阐明，为什么乔木同志硬说我是“党性来源于人民性”，而且在信中大批我不讲阶级性呢？实在使我费解。乔木同志是理论权威，我深知他是很难听得进不同意见的。我不愿意同他申辩，所以我对这个发言稿又进行了很大的修改，把所以关于人民性的论述统统删去了。五月，我又把删改后的第四稿送他审查，而且提出改稿将登在北京新闻学会出版的内部刊物《报纸研究工作参考资料》上，乔木同志还是不同意。这样，这个稿子就被枪毙了。人民日报社长、北京新闻学会会长的稿子，在学会内部的刊物上都不能登，更是令人费解。
　　在“清除精神污染”斗争一开始，我和人民日报就成为清除的典型。我的罪状就是提出了“党性来源于人民性”的错误观点。一九八三年十月二十八日，在书记处召集的会上，乔木同志代表书记处宣布我的错误，说我在三中全会以后就提出这个口号，而且大力宣传；说：“这不是个别问题，这涉及到党的性质，关系到对党的性质，原则上都有分歧。党是不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不是用马列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如果是，它就不可能来自人民性。这是对党的性质的动摇”。“这是同中央保持一致的大问题”。
　　在这个会上，我作了重要的事实更正：第一，三中全会以后，我没有提出“党性来源于人民性”的观点，更没有大力宣传；当时我提出的观点是“党性和人民性一致”。第二，仅仅是在一九八二年我才提出“党性来源于阶级性和人民性”，没有提过“党性来源于人民性 ”。第三，提出“党性来源于阶级性和人民性”是在一篇内部稿子里，这个稿子只送乔木同志一个人审查，乔木同志说这个观点“已经散播到全国…　影响很大”，不合乎事实。如果硬要把这个关键说成是“精神污染”，我也只污染了乔木同志一个人，而他当然是不会受我污染的。第四，我送给乔木同志审查的是一月七日的第三稿，明明写的是“党报的党性来源于阶级性和人民性，又高于人民性”；我在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一日的第二稿中，是写的“ 党报的党性来源于人民性”，但我自己早就作了修改。我认为把人家已经修改了的观点作为错误来批判，这是违反原则的。
　　在我作了这个更正以后，乔木同志回去查阅了他手里存留的我的第二稿和第三稿。力群同志重新要去了我的二、三稿。乔木同志对我说：你的第三稿是改了，但是你的观点还是错的。因而，在去年十月三十日报社党员大会上乔木同志代表中央宣布我的错误时，一句话也没有提到我在人民性问题上犯了错误。
　　真没有想到，在这次书记处的《纪要》上又写上了，只是提法又变了，而且说我“作了把党性、人民性实际上对立起来的错误报告”，就是说，我一九七九年三月和九月作的报告，虽然讲的是“党性和人民性一致”，但“实际上”是对立起来。这点，我不知乔木同志在书记处拿出什么理由来证明我“实际上对立起来”？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党报人民性并不是我的创造发明，“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一致” 也不是我的创造发明，我怎么就成了“好人犯错误”？究竟我犯了什么大错？
　　真是事有凑巧，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这个观点的发明者，正是胡乔木同志自己。一九四二年《解放日报》提的是“党报的群众性”，一九四七年《新华日报》为什么提“党报的人民性”呢？原来新华日报写这篇提出人民性的社论是根据乔木同志一九四五年到新华日报社的一次讲话。他在这个讲话中是这样说的：
　　“党报就是人民大众的报，我们要使人民的东西能在报上反映出来，这样来加强报纸的党性，也就是人民性。说报纸党性太重，证明我们的报纸和人民还存在距离，就是人民性不够，也就是党性不够。”
　　一九四七年《新华日报》的社论正是根据乔木同志的指示这样写的：
　　“新华日报是一张党报，也就是一张人民的报纸，新华日报的党性，也就是它的人民性。”“新华日报的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有的读者说：新华日报的‘党性色彩太浓厚 ’，这其实正是党性发挥不够，也就是人民性发挥不够的表现。”
　　很可惜，乔木同志在大批我犯了弥天大罪的时候，偏偏把自己曾经说过的话忘得一干二净。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乔木和力群同志这次把我的所谓人民性的错误作为“清除精神污染 ”的典型，在手法上有很多违反党的组织原则和道德原则的地方：
　　第一，我送给乔木同志审查的明明是第三稿，为什么硬要拿人家二稿的观点来批判？第二稿是压在我手里的未定稿，我不怪什么人用什么方法从我那里悄悄拿走，只怪我自己保管不严。
　　第二，为什么把人家已经改了的观点写在中央领导同志的报告里去，这不有损这个报告的威望吗？
　　第三，为什么把这种已经改了的观点提供给书记处作为对我进行组织处理的依据？中宣部对此不作核对，中组部发出组织处理的正式通知，为什么也不找本人征求一下意见、核对一下材料呢？
　　第四，书记处政研室根据中宣部的材料，印发到全国作为大批判的反面教材，为什么不找本人作事实的核对呢？在摘引材料时为什么还使用“文革”中那种切头去尾、断章取义的办法呢？
　　第五，早在去年三月，中宣部筹备全国新闻工作会议时，乔木同志就指示要批判我“党性来源于人民性”的观点，指示说：“应该把‘党性和人民性’的问题讨论清楚，这是核心，是灵魂。这个问题如果不讨论清楚，那么，这个会也就没有什么意思了。”当时，我还是人民日报和社长，又是北京新闻学会的会长。要筹备召开全国新闻工作会议，不跟我商量；要把我的观点作为批判的核心、灵魂，也不同我打一个招呼。这难道正常吗？
　　第六，去年八月六日，力群同志同华北六报会议的部分负责同志谈话时，批判“党性来源于人民性”的观点，主持会议的一位同志还点我的名进行批判。为什么不核对一下材料呢？
　　第七，去年十月二十八日，我在书记处召开的会议上澄清了事实以后，乔木、力群同志核对了事实。乔木同志承认引错了，可是力群同志在十一月二十二日接见南斯拉夫记者联合代表团时，公然点名批评我的错误是“党性来源于人民性”，还要南记者团向南共联盟中央正式报告。在国内点名都要中央批准，对国外点名经过中央批准了吗？
　　第八，十二月初，中宣部领导召开“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九十周年全国新闻讨论会”，中宣部新闻局长的发言中，又批判了“党性来源于人民性”的观点。更奇怪的是，他公然说：因为乔木同志批评了“党性来源于人民性”，我才修改为“党性来源于阶级性，也来源于人民性”。这是更不顾事实了！我把“党性来源于人民性”改为“党性来源于阶级性和人民性”是一九八二年一月七日，乔木同志回信批评我，是三月二十六日，我在一月修改时，怎么可能是因为受到三月的批评呢？中宣部新闻局明明有我的稿子，稿子的最后明明注明：“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三日初稿，十二月十一日二稿，一九八二年一月七日三稿与西安”，难道对这些也能视而不见吗？中宣部新闻局和书记处政研室是向乔木、力群同志、向中央提供材料的单位，他们连起码的核对材料的工作都不作，首先是害了乔木同志。乔木同志在书记处会上的发言，说了那样多完全假的材料、张冠李戴的材料，道听途说的材料，是不是受了这些参谋单位的害呢？这些单位是他着直接领导的，他们这种违反实事求是的作风，是不是也害了这些单位呢？
　　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惯于用这种大批判的手法整人。乔木和力群同志也是挨过整的。真没有想到，他们居然也用这种大批判的办法来整自己的部下。
　　（四）中央号召超过六十五岁的老同志退出第一线，我认为这是中央的英明决策。当我满六十五岁，进入六十六岁时，就向中央第一次提出辞职。满六十六进入六十七岁时，我又第二次辞职。去年九月二十日，我满六十七进入六十八时，我又第三次辞职。我把辞职信写好以后，征求几位挚友和亲人的意见，十月一日才把信送出。乔木同志硬说我“对小平同志一直不满。胡绩伟为什么辞职？是看了小平同志在二中全会的讲话愤而辞职的。”而小平同志在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是十月十二日。乔木同志实在太善于罗织罪名了。给我扣一顶“对小平同志一直不满”的大帽子！而且还硬说是秦川同志对他说的，这点秦川同志已经作了否定，申明他没有说过这个话。乔木同志能够这样加害于人、一箭双雕吗？扣这种大帽子怎能不顾事实、无限上纲呢？
　　其实，像对乔木同志，我同他在有些问题上有分歧，对他专横独断的作风有意见，但是对他，我还是大会小会、人前人后多次说他的好话的，对他的很多次不足之处，我一直对报社领导同志隐瞒着。总的来说，我还是十分尊重他的，也不能说我对他是“一直不满”的。只是这两年，对他的不满才在增长。
　　应该承认，我之所以坚持辞职，除了我自己力不从心，工作上没有做好以外，我越来越感到，在乔木、力群同志直接领导下也很难把工作做好。因为我感到他们同中央在好些问题上不一致，人民日报在宣传上如果完全听他们指挥，就不能同中央在政治上坚定地保持一致！而他们又因为我同他们不一致常常拿“同中央不一致”的帽子来扣人民日报。从去年三月，我听说他们要在全国新闻工作会议上把我的所谓错误作为批判的“核心、灵魂”以后，我觉得他们对我采取了违背组织原则的整人办法，特别是八月力群同志在华北报纸会谈上公开批判我以后，我才最后下定决心再次辞职的。这是实情，怎么能扯上我辞职是对小平同志、是对中央长期不满呢？他们就是把自己作为中央的化身，对他们有意见就是对中央不满，能够这样划等号吗？
　　我辞职，中央批准，这是正常的。我在人民日报工作三十多年，人老了，响应中央的号召，是自动提出辞职的。在中央批准的时候，人民日报的两位顶头上司，两位中央的领导人，到人民日报来召开全体党员干部会，不是欢送我，而是宣布我的所谓“错误”，发动报社同志来批判我，肃清我在报社的坏影响。这种作法，合乎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吗？合乎共产主义的道德吗？在中央的号召下，成千上万的老同志主动辞职，有哪一个机关采取这种“批一通、赶出门”的办法呢？更为不近人情的是，既然决定把我调出人民日报，偏偏又规定我参加人民日报整党。既然要我留在人民日报整党，又迫不及待地决定把我立即调出人民日报。这种整人办法，实在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中央决定，对华国锋同志的错误也不搞什么“肃清影响”，他们偏偏要在人民日报和全国新闻界肃清胡绩伟的影响，这合乎党的原则吗？说穿了，就是他们挖空心思，不择手段，要把我赶出人民日报，把人民日报完全控制在他们手里，成为他们的驯服工具。
　　人民日报是党中央的机关报，从来是归中央直接领导，人民日报是中央的一个直属单位。人民日报的宣传工作，由中央书记处分口管理的书记分管人民日报的经济、政法、文教、军事等宣传，负责审查这方面的社论和重要稿件，体现党中央对人民日报的集体领导。同时，书记处委托主管宣传的书记分管人民日报的社务工作和审定全面性的社论和重要稿件。中央从来没有规定人民日报规中央宣传部领导。很奇怪，最近乔木、力群同志公然一再提出，人民日报应规中宣部领导。要人民日报把一切重要稿子都送中宣部长审定；公然想把人民日报由中央直属机关变为中宣部的下属机关，把中央对人民日报的集体领导变为中宣部长一人领导。这种想一人控制中央党报的想法是很危险的想法，如果中央党报控制在一个人手里，它的危险性是不堪设想的。
　　好在这次中央书记处的会议没有同意他们这个意见，也没有同意他们否定人民日报成绩的做法。我感到中央的领导是英明正确的。中央书记处这两次专门讨论人民日报的会议，在中央党报历史上将产生转折性的作用。这些年来，我之所以不顾个人的毁誉安危，无非是为了更好地发挥中央党报的作用。所以，对于我个人在这场斗争中所受到的中伤，是很次要的问题。我把这些意见送给中央，目的是让中央了解真实情况。如果中央认为现在对这场斗争的是非作出结论还不是时候，我只要求把这个材料存入书记处的档案，同乔木同志在书记处的讲话放在一起，留待适当的时机来进行适当的处理。
　　　　所谓是否适当，希望给我一个很简单的回信。
　　　　　　　　　　　　　　　　此致敬礼！
　　　　　　　　　　　　　　　　　　　　　　　　　　　胡绩伟
　　　　　　　　　　　　　　　　　　　　　　　　　一九八四年九月
　　　　　　　　　　胡乔木如此整我是为了完全控制人民日报，贯彻他们的左倾路线  
　　在这封信之前，我于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一日给耀邦同志写了一封信，是为了反对胡乔木、邓力群等想完全控制人民日报的企图。就在乔木到人民日报发动对我进行大批判的那次会上，他公然宣称人民日报要在中央宣传部领导下工作。以后他又说“中央长期委托中宣部领导人民日报的工作”，而且还指示人民日报今后一切重要稿件和评论都要送中宣部审查定稿。这是完全违反中央的规定和党报直接规中央领导的历史传统。这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
　　乔木同志批评我把党报的地位摆错了，不服从中央的领导。实际上是他自己把党报的地位摆错了，他自以为代表中央，认为不听从他的错误领导就是不服从中央。他企图把党报完全控制在他手里。他的手法就是想名正言顺地把中央机关报变成中宣部的机关报。人民日报是党中央的机关报，直属中央，具体业务由中央书记处直接领导，它同中宣部是平行的机关，中央有时委托主管中宣部的书记处书记或者政治局委员同时主管人民日报，但并没有规定人民日报是中宣部的下属机关。
　　多年以来，人民日报的宣传方针是党中央决定的；人民日报的编委会成员是党中央决定的，中央分管工业、农业、其它经济专业和政法、文教、军事等的书记，也分管人民日报这方面的宣传和审阅这方面的重要稿件。乔木同志毕竟只是书记处书记之一，虽然很自负，但是他对经济等方面的宣传还是外行，无能为力。有时，他自以为是，擅自插手，直接指挥，发生一些差错，曾经引起分管书记的不满。有时，分管书记指示和批准的评论，他不满意，说三道四，也引起其他书记的不满。如果他虚心一点，尊重其他书记的领导就好了。可是他并不是这样，总想由他一个人独揽人民日报的大权，企图决定一切，指挥一切，但做不到，因为他不是总书记，不能驾于其他书记之上。因而他就想把人民日报归属于他完全掌握的中宣部，由中宣部领导，这就在实际上掌握了中央对人民日报的领导权，排斥了其他书记对人民日报的领导，也排斥了总书记对人民日报的领导。
　　应当指出，书记处书记邓力群同志兼任中宣部部长，他在上任的第一次会上，曾明确宣布：中宣部不领导人民日报，人民日报只是中宣部的联系单位。可惜，在这次发动批判我的大会上，乔木同志说人民日报要在中宣部领导下工作时，他却默认乔木的决断。这次会议以后，他们实际上是把人民日报当成中宣部的下属单位来处理，报社一些老同志很有意见。这时，我虽然被排挤出人民日报，但是报社应归中央直接领导的历史事实我是知道的，我不能对次漠然置之。
　　因而，在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一日，我给耀邦写了封信，对胡乔木、邓力群此举进行了摆事实、讲道理的批驳。这封信虽然揭穿了乔木同志的用心，阻止了他的如意算盘，但是，这只能算是我被排挤出报社以后的一个意见，已经无法完全制止他们的企图。因为他们连总书记都可以反对，要完全控制人民日报更是他们必争之点。我现在把当时那封信抄在下面，让大家了解斗争的历史情况。  
　　　　耀邦同志：
　　最近乔木同志一再肯定：中央长期委托中宣部领导人民日报，而且指示人民日报今后要把一切重要稿件和评论都送中宣部审查定稿。
　　我认为这样是把党中央机关报变成中宣部的机关报，是违背党的原则的。不知乔木同志这个指示，是不是最近中央的规定？
　　１、从延安解放日报后期，我一直在中央党报工作。中央党报是中央直接领导的一个部门，同中宣部是平行的单位，从来不是中宣部领导下的下属单位。中央曾经先后委托书记处成员兼中宣部领导成员的同志领导人民日报，但他是作为书记处成员来领导，不是作为中宣部领导成员来领导。我没有看过中央有哪一个文件规定中央党报规中宣部领导。
　　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中央曾经比较长期委托胡乔木同志领导人民日报，我理解，是因为他是书记处的候补书记，并不是因为他仅仅是宣传部秘书长、副部长。“文革”前，乔木同志生病很久，中央委托定一同志领导人民日报，也是因为他是政治局成员兼中宣部长。我记得定一同志当时曾对我说过，中宣部不能领导人民日报，人民日报还是由中央集体领导为好，由中央分管经济、政法、军事、文教的书记来分工领导人民日报各方面的宣传为好。
　　他还说，人民日报的总编辑吴冷西同志，经常参加政治局全会和常委会，主席召集的好些小会，我不参加，冷西同志也参加。你胡绩伟也经常参加书记处和国务院的会议，冷西同志比我了解中央的意图更多更快，中央委托我领导人民日报，我很难办，我提议吴冷西同志兼副部长，人民日报还是由他自己直接向中央负责。定一同志还说，中央原来要我管青年报、工人日报等中央级报纸，我也没有管好，现在冷西同志兼副部长，更便于把中央的政策方针及时向其他新闻单位传达。就是在这个时候，中央也没有规定人民日报归中宣部领导，这只是领导人员的兼职问题，比如中央组织部的领导同志曾经兼任过中央党校的领导同志，但中央并没有规定中央党校是中组部领导的下属单位。冷西同志当时是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但中央并没有规定人民日报归新华社领导，或者新华社归人民日报领导。现在定一和冷西同志都还在，可以问一问，看我记得的情况是不是对的？
　　“文化大革命”期间，人民日报一直是政治局委员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先后直接领导，也没有归中宣部领导。
　　“文革”以后，中央设中央宣传口领导人民日报，那是一个临时性组织措施。恢复中宣部时，我曾经一再提出意见，请求中央考虑恢复中央直接领导人民日报的传统。尽管中央没有同意，但中央也没有规定人民日报改由中宣部领导。耀邦同志兼中宣部长时，因为是中央秘书长。任重同志兼中宣部长时，因为是书记处书记。力群同志兼中宣部部长时，上任的第一次会议，曾经明确宣布：中宣部不领导人民日报，人民日报只是中宣部的联系单位。这个时期，我也没有看见中央有什么文件规定人民日报归中宣部领导。我只看到十二大后中央领导同志分工的文件，确定乔木同志分工领导思想理论战线，力群同志协助乔木同志领导。
　　现在乔木同志一再说中央曾经长期委托中宣部领导人民日报，不知是根据中央哪一个文件？
　　２、中央党报的宣传关系到全国各条战线的工作。由中央集体领导，由中央分管各条战线的同志分工领导人民日报的宣传，由他们分工审查有关的重要稿件和评论，更便于体现中央对各方面的方针、政策、策略和布署。要由中宣部统一管理各方面的宣传和审查重要稿件，事实上是比较困难的。
　　近几年来，中宣部的领导同志对一些重大问题，特别是经济改革的问题，同中央分工管理的同志常有较大的分歧，而实践证明，中央部又常常是不大正确的。如果人民日报完全按照中宣部的领导来宣传，可能对党的事业造成很不好的影响。对农村生产责任制的宣传，是很明显的事例。去年，耀邦同志在职工思想工作会议上作了关于改革的报告，人民日报作了积极的宣传，但是中宣部的领导同志却认为改革出了什么了不起的偏差，指责城市改革是“ 闻风而起”、“一轰而起”，责备人民日报宣传改革太多、太集中，批评《人民日报》每一版都在宣传改革，认为“不正常”，要马上恢复“正常状态”。跟着，由中宣部定稿的评论和中宣部的一些内部通知出来纠偏，实际上给当时的改革泼了冷水。
　　一年过去了，事实证明，当时中宣部对改革的指导思想是不正确的或者是不大正确的。又比如：去年所谓“清除精神污染”的宣传，在那二十七天中，中宣部撰写的几篇动员和指导性的评论，现在证明，都有明显的差错。可是，当时中宣部指示在《人民日报》刊登的同时全文广播，全国各报同时见报，还指示各报登了不少拥护表态的新闻，影响是不好的。相反，以后中央立即纠正这种偏差，人民日报根据中央精神写了几篇划清界限的评论，中宣部确指示不广播，结果全国大部分报纸没有转载。可以设想，如果人民日报完全按照中宣部的指挥来宣传，这场不叫运动的运动，造成的不良影响还会更大。
　　总之，我以为，规定人民日报归中宣部领导，不仅不符合党的原则和传统，而且也不利于党的事业。
　　中央决定把我调离人民日报，我本来不必对人民日报说三道四，可是报社一些同志说我在人民日报工作了三十几年，我有责任把我经过的实际情况向你反映。经过反复考虑，我才给你写这封信，说得可能很错误，但我想，写出来作你一个人参考，总是可以的。至于我个人的问题和有的报社问题，我当然还有意见，但我不愿打扰你，就不再说什么了。我相信中央，相信历史会作出公正的处理的。你如认为可以，请郑必坚同志给我回话；如认为我错了，就把信撕了就算了。
　　　　　　　　　　　　　　　　　此致敬礼！
　　　　　　　　　　　　　　　　　　　　　　　　　　　　　胡绩伟
　　　　　　　　　　　　　　　　　　　　　　　　　六月二十一日（一九八四年）
　　从以上两封信可以明显看出，胡乔木、邓力群等左派要人不仅要把我完全打倒，把人民日报这块舆论阵地完全掌握在他们手中，而且是要把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制订的以反左为主的正确路线，完全扭转为以反右为主的错误路线。因而他们早就下决心千方百计地要把矛头对准代表这条正确路线的胡耀邦同志。后来的事实充分证明，我们整个政局就是这样越来越恶化下去。胡耀邦同志终于作了这个悲剧的牺牲者。

自觉的梦游人

第四章 从可爱到可恨的胡耀邦
“又可爱又可气”，这是耀邦同志对我的很简单的评语。有的人故意加以歪曲，说成“ 又可爱又可恨”。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在耀邦同志领导下工作了七年，我以为可以称得上是比较亲密的同志加朋友。他说我之所以“可气”，是因为我有时不听他的招呼，勇有余而谋略少；当我认为自己有理时，甚至无所顾忌，什么人都当面争辩。我想他不可能会感到我“可恨”。
　　对于某些权威人物来说，在他们心里，耀邦同志确是一个“又可爱又可恨”的人物，或者由“可爱”变为“可恨”，不然为什么非把他赶下台不可呢？
　　说他可爱，当年反对“四人帮”，反对“两个凡是”，坚定不移地平反冤假错案，这样，他们这些大人物才能从“四人帮”的迫害下解放出来，而且重新登上高位。他们当然深感耀邦之可爱，甚至很可爱。
　　说他可恨，因为耀邦主张我们的党，我们的干部不仅要从“四人帮”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而且还要从毛泽东的错误路线下解放出来；不仅要突破“四人帮”和毛泽东的个人极权，而且反对树立任何新的个人极权统治；不仅要纠正毛泽东那一套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假社会主义，而且还要反对打着毛泽东旗号的任何变了新花样的假社会主义。这就越来越威胁到某些人的政治权威和理论权威。
　　这样，在他们心目中，他的可爱之处在减少，而可恨之处则在增加，甚至成为他们推行新专制主义的政敌。经过几年的反复较量，他们终于下狠心用宫庭政变的手段把他打倒。这就不只可恨，甚至到了“誓不两立”的“可除”程度。
　　昨日功臣，一日之间就被打成“今日祸首”。他为千百万人的沉冤大狱平反昭雪，而他自己却蒙受千古奇冤，最后虽是病逝，实际上也是屈死冤死。  
　　　　　　　　　　新官上任的第一把火：打破“两个凡是”的枷锁，开展真理标准的讨论  
　　新官上任三把火。
　　耀邦同志担任党的最高领导时，的确放了两把熊熊烈火。其实，这是他在当党校副校长和中央组织部长时放的。放了这两把火以后，才被推上党的最高职位。
　　这两把火一是打破“两个凡是”的枷锁，开展真理标准的讨论，把广大干部、特别是知识分子干部从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和各种马列教条的长期桎梏下解放出来；二是彻底平反一切冤假错案，把千百万干部和群众从历次政治运动的无情斗争和残酷打击下解放出来。在耀邦同志亲自主持下，单是解放出来的高级干部就是六千多人，而且很快安排了工作。这两把火，为我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立了大功；为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改革开放为方向，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创开了新路。胡耀邦成为批荆斩棘、开山架桥的新一代的带头人。他的功绩震惊世界，深受人民厚爱。
　　他如何发动这场真理标准的开创性的大讨论，我在前面的文章中已经作过比较详细的叙述。这里我想再强调一下这场讨论在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这一点上的重要意义，而这也正是这场讨论和胡耀邦本人遭到一些权威人物反对的要害所在。
　　“两个凡是”是华国锋及其追随者提出的，是要完全坚持和维护毛泽东思想和指示；是为了要在粉碎“林江反党集团”以后的新情况下，仍然继续搞“句句是真理”那一套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和树立自己的权威。而反对“两个凡是”，就不只是要对去世的最高领袖的思想和指示要分清是非，区别对待，而且对新的最高领袖的意见和决策也要分清是非，区别对待，再也不能一律坚决照办，唯命是从了。按我们党的长期传统，这样分别对待最高领袖的想法和作法，就是“反党”。很多优秀人物就是在这顶“反党”的帽子下被打倒，弄得身败名裂，家破人亡。这种反对“两个凡是”的“反党”思想和行为，在以前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在以后也是不容许的，为什么在当时却可以容许呢？说穿了，因为当时的最高领袖是华国锋，邓小平同志还是受压的“走资派头子”，拥护邓的很多党国元勋也都还冤案缠身。要坚持“两个凡是”，邓小平同志和大批元老就不可能得到平反和“解放”，就掌握不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要“解放”他们，就非反对“两个凡是”不可。可见，反对“两个凡是”，在当时的党中央和一些权威人物看来，虽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但毕竟在特定条件下有特别需要，因而反对“两个凡是”这种严重的“反党”行为还能被容许，那时候的最高领袖华国锋及其主持的党中央的思想和决策是可以抵制和反对的。事实上，这种“反党”的行为不仅得到全党和全国的拥护，而且争得合法的地位，终于得到了完全的胜利。这样，邓小平同志成为最高领袖，用和平的方法取代了华国锋的地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思想和决策，也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拥护。
　　耀邦同志只是当时党的三四等人物，他敢于发动反对“两个凡是”的斗争，是冒着很大的风险的“反党”行为。他先是组织理论工作者写出稿子，然后通过党报进行的。由党报公然登出文章来反对当时党的最高领袖，这在党报的历史上也是没有过的创举。这说明，当党的最高领袖犯了错误的时候，是应该容许党报写文章来进行批评和辩论的。
　　当然，耀邦同志还是一个很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十分注意党的民主集中制和组织纪律的。他之敢于在理论上和舆论上抵制很反对当时最高领袖和党中央的重大决策，一是他高举的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他引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论断，正是毛泽东的原话和原意，在具体阐明这个理论观点时，他援引了好些经典作家的原话，可以说是成功地用毛的正确思想来反对毛的错误思想。
　　当时，耀邦同志领导人民日报在这一点上抵制和“反对”党中央时，也很注意尽可能地在组织纪律许可的范围内行事。比如，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重大的政治性理论性很强的文章，在耀邦亲自指挥党校《理论动态》的同志写出来以后，是应该用中央党报的社论形式来发表的。但是按党的组织原则，如果要用中央党报的社论来发表，就得先送主管宣传的汪东兴副主席审查，那自然就不可能被批准。因而经过耀邦同志反复考虑以后，主张用“特约评论员”的署名，先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然后由《人民日报》转载。这篇文章刊登以后，受到党的主席华国锋和主管宣传的副主席汪东兴的严厉批评，责骂人民日报违背“党性”，质问这是“代表哪一个党中央？”恨不得立刻把人民日报主要负责人打成“ 反党分子”。当时倡导“两个凡是”的主要成员之一的吴冷西，对人民日报进行了气势汹汹的质问。
　　为了答复这种尖锐而无了的指责，针对当时一些错误的和糊涂的观点，耀邦同志又指挥《理论动态》的同志写了第二篇重要的论文《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他考虑到再用《光明日报》先登的办法会经不起打击，于是在当时的中央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罗瑞卿同志的支持下，改用《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发表，并由《人民日报》同日刊载，这又是一次合理合法的斗争，增强了在理论上和舆论上反对“两个凡是”的斗争力度。耀邦同志越来越得到党内外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拥护，而且促进了党中央的领导集团中反对“ 两个凡是”力量的增长，为以邓小平为首的领导力量终于取代了以华汪为首的领导力量最出了贡献。
　　在这一斗争中，耀邦同志不仅在政治观点和理论观点上表现了他确实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修养，在领导策略和组织手段上也表现了他最为一个伟大马克思主义者的卓越才干。  
　　　　　　　　　　第二把火：平反一切冤假错案，放手重用受屈干部  
　　耀邦同志放的第二把烈火，就是平反一切冤假错案。这也是在他亲自策划和指挥下开展起来的，并成功地把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密切地结合起来。
　　一九七七年元月他当了中央党校主持工作的副校长，在他发动“真理标准”的讨论之前，他就组织党校几位理论工作这研究撰写了一篇论文，提出要敢于冲破阻力，推翻“四人帮 ”对干部所作的错误结论，这就是一九七七年十月七日《人民日报》上刊登的《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这是一篇震动全国的好文章，很多受害者一遍又一遍地读，有的全家人激动得哭了一个晚上，报社和组织部门收到一万多封来信，拥护中央赶快平反一切冤假错案。可是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长郭玉峰却认为它是一株大毒草。
　　于是，在耀邦同志主持下，在十一月二十七日又写了一篇《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的评论员文章。十二月，中央撤销原组织部长的职务，十二月十日任命耀邦同志继任中组部部长。这样，在他直接领导下，平反昭雪工作就全面开展起来了。耀邦同志提出：“ 凡是不实之词，不管是什么时候，不论什么情况下，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这“三个不管”同“两个凡是”是尖锐对立的。就在这一时期，持“凡是”观点的领导人华国锋、汪东兴，以及他们的追随者不只是反对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还反对为邓小平、陈云、刘少奇同志平反，反对为彭德怀、贺龙、陈毅等老帅平反，反对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和以彭真同志为代表的北京市“独立王国”平反，反对为以薄一波为代表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平反，反对为邓拓等“三家村”和周扬等“四条汉子” 平反，等等。
　　在很多党国元勋的支持下，在广大干部和群众拥护下，耀邦同志领导中组部和中纪委顶住了“两个凡是”这股逆流，以坚决果断、无畏无惧的魄力和雷厉风行的速度，很快对这些冤假错案一一平反了，使很多同志解放出来重新走上各级领导岗位，同时也调动了全国全民的积极性，为开辟新时期新任务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
　　可是，又恰恰在这一点上，同样遭到一些权威人物的不满和忌恨。因为蒙受林江反党集团迫害的某些主要人物本身也是多年来某些冤假错案的制造者。为他自己从冤案下解放出来，使他重新喜见天日，重新掌握大权，他当然是赞成平反；但要把别人从他所制造的冤案下解放出来，或者从他参与决定的冤案下解放出来，有的人就感到说不出口的不自在，甚至很反感。比如：在为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平反时，亲自主持和参与这一大冤案的某些领导人，就觉得不能完全平反，不能完全否定这场错误的运动。尽管最后留下不足万分之二的“右派”认为不是冤案，但是仍然认为一九五七年反右本身没有错，问题是“扩大了”。
　　这两把烈火具有更深远的影响是，它引导人们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引导人们真正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仅敢否定已故的最高领袖的错误思想，也敢于怀疑和否定现任最高领袖的错误思想和决策。这点，正是耀邦同志深受党内外充分赞许和拥护的地方。
　　同时，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他引导着人们识破、抵制和反对那些想搞独断专行和个人迷信的政治权威和理论权威走“无产阶级专政”的老路，因而耀邦同志在这些权威人物的心目中就渐渐由“可爱”变成“可恨”，这些权威们和他的矛盾也就越来越尖锐起来。
　　下面，我粗线条地回顾一下这种越来越变得“可恨”的一些历史片断吧。  
　　　　　　　　　　强调尊重农民自主权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在经济改革上，耀邦同志坚决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反对以搞政治运动手段搞经济，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按经济规律搞经济。在我们党这个战略大转变中，他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在振兴我们农村经济方面起作用的三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就是由耀邦同志亲笔起草、组织讨论和修改定稿的。当时，虽是仍然坚持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制，但《决定》比较深刻地总结了多年来左的农村政策的沉痛教训，特别强调必须尊重农民的自愿原则和保障农民的自主权，这就为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大改革开辟了道路。在他和万里、紫阳等同志的主持下，不仅没有用“搞资本主义”、“分田单干”等帽子来阻止这场改革，而是顺乎民心、合乎时势，一年一个“中央文件”，大胆修改和完善党的农业政策，推动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国家拿大头，集体得中头，农民得小头的大包干）顺利地席卷全国，保证了八亿农民在农业生产上和农村经济管理上的民主权力。应当看到，农村这场大改革是八亿农民进行的新的革命，是革“人民公社”体制的命，各方面的阻力也是十分顽强的。特别是那批越来越脱离人民群众的、死抱教条不放的某些元老重臣和理论权威，对此抱着不同程度的恼怒和忿恨。
　　耀邦同志在这方面发表很多讲话，好些都公开发表过了。这里我只选出一个在十二大期间他同几位新闻界同志的谈话，他特别注意询问我刚刚去安徽调查的情况。在这个讲话里，他很简单地回顾了一下三四年来农村经济改革的经验。
　　下面是当时整理出来的《谈话纪要》：  
　　　　　　　　耀邦同志谈话纪要
　　　　　　　　时间：一九八二年九月四日下午（十二大期间）
　　　　　　　　地点：中南海勤政殿
　　　　　　　　参加人：胡绩伟、曾涛、秦川、廖盖隆、王若水
　　（耀邦同志先问胡绩伟同志调查的情况。胡绩伟同志谈到安徽滁县情况，说包产责任制受到很大压力，终于取得了不起的胜利。）
　　万里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是有功的。他提出“这是一场原则问题的大争论”。我说，你说的这个道理是对的，但是最好现在不要这样提。这件事不要着急，不要像毛主席批“小脚女人”那样搞。左的东西搞了几十年了，有些人思想不容易通。这次转弯比过去好。三中全会开始还说不许分田单干、包产到户，以后一步步放开。当然包产到户并不是分田单干，还是社会主义，因为主要生产资料是集体所有的。生产责任制去年秋天才全部铺开。一九七九、一九八Ｏ、一九八一，每年搞三分之一。玉泉山（注：指一九八一年玉泉山起草文件时）走回头路，取消了小组责任制。去年西红柿亩产八千斤，今年不到五千斤。我批了个条子给北京市委。可见直到今年上半年还有少数地方不通。
　　这次，是万里领头，周惠第一个坚决。然后是贵州、甘肃、云南、河南。这些我经常排队，但对那些思想不通的同志，我没有批评。三年完成这次历史性的大革命（农业生产经营管理上的大革命），虽然慢一点，但没有伤人。如果用另一种办法，就可能挑起一场党内争论。还是按照列宁的办法～示范。
　　（绩伟：这次和学大寨不同，是从下而上发展起来的。）
　　我对外国人谈话从来没有说过“大革命”。我在去年才想出了“方兴未艾”这个说法。今年上半年有个说法：闹灾荒，夏粮要减产，顶多是平产。后来作了调查，夏粮增产三十亿斤。这样我就把上面谈到的那段批语发下去了。但这时美国报上还登了说我们今年要进口一千九百万吨粮食的消息。这是没有的事。这使我不能不出来辟谣。我对外宾说，减除出口的以外，我从来进口没超过一千五百万吨。今年我闭着眼都可以说是大丰收。自从党中央秘书长、总书记以来，我每天都看电视新闻，从来没有一天间断过。全国出现的新事物确实振奋人心。我相信，这次十二大一开，再经过十一月的人大，中央农业政策的正确，就可以使大家信服了。
　　当然，农业不是没有问题。当前，希望各级党委直到基层，由领导同志带领人民，千方百计地、更快地用劳动致富的办法，使人民富裕起来。这是我们每个共产党员的任务。这是一个大问题、一个大任务。在农村，千方百计，就是不要只是种粮食的一条计，而是要农林牧副渔，多种经营。还有工，是工副业。这方面潜力大得很。
　　十几天以前，我坐直升飞机到内蒙的呼伦贝尔盟去看了一下。那个地区二十五万平方公里，等于一个罗马尼亚或者南斯拉夫。也同新西兰差不多，新西兰是二十六万平方公里，它有一千万头牛，六千万头羊。呼盟的草原好极了，和新西兰那里差不多，当然他们有条件用飞机打药、施肥，而且新西兰气候比东北好，全年能长草。呼盟只有半年时间能长草。但是，呼伦贝尔平原加上一个松嫩平原（也是二十六万平方公里），也等于一个全年能长草的新西兰了。我对杨易辰同志说，你们闹什么荒，搞什么大型排灌？过去我们搞了多少大型排灌，花了上千亿，农业成本搞得那么高，可是有什么成熟经验？大水一来，照样淹掉，天大旱，照样叫水难，要浇，还要停掉工业用电，实在划不来。其实，种草发展畜牧业多好。他们准备投资一百亿搞排灌、开荒。我说，拿一百亿来发展畜牧业要好得多。是向你要五百多万吨粮食好？还是一百万吨奶粉好？当然是奶粉好。还可以省掉许多车皮运输，还能带动工业发展。这个问题他们想通了。如果我们搞二千万头奶牛，就能生产一百万吨奶粉。我们的地方大得很，潜力大得很，应当好好下去看一看嘛！有的同志，光看了一下呼盟草原的边缘，就说草原载畜量太大，负担过重了，这是不符合实际的。假如大大发展畜牧业，全国如果有五千万头奶牛，三亿头奶羊，就等于我们增产六千亿斤粮食，这比我们真正增产六千亿斤粮食合算得多。
　　毛主席五十年代就讲农林牧结合。后来他自己变了，“以粮食为纲”，搞了二十年，吃了很大亏，没有仔细总结经验，到现在许多人脑子里还没有转过来。
　　我这次报告中关于经济的最后那一段，我很注意，念得特别有精神。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亿万群众自己创造的事业，这是列宁讲的。我在十二大的整个报告重点就在这里。画龙点睛，就点在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这一点。
　　不过，农牧业结合这种思想，我也并不着急。我准备再用三年时间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要“走农林牧结合”的道路。（绩伟：安徽滁县农民是开门五块钱，一家一户养百十只雏鸭鹅，每天早上起来就收几十个蛋，就是收五块钱，单只这一项，一家一年就收一千多元。以家庭为单位搞多种经营有很大的优越性。）我也准备在今年十二月到安徽去看一看。还有胶东半岛，说是那里每个劳动日六快钱。四季青每个劳动日二点六元倒是落后了。（绩伟：我认为不应当批评现在的以家庭为单位发展多种经营是落后的，而是要鼓励。从长远来说要搞专业化社会化，适当宣传一些专、联的好典型是很必要的，但现在，在宣传上不要急，稳一点好。因为农民认为你们宣传联合，走专联道路，宣传太多，太急，给人印象是大包干还是低级的，又要急急忙忙搞什么大联合、向高级过渡。）这个意见是对的。将来究竟搞多大是个问题，恐怕把几十户组织在一起是不好的。
　　（胡绩伟同志谈了滁县的情况）你们人民日报、新华社要经常派人下去。我说：千百次的感性知识，才能得出一个比较正确的理性知识。这几年，紫阳和我一有机会就往下跑。研究机关也要下去。在上面坐而论道的方法不行。工业部门老是在上面扯皮，就是不往下跑，在下面解决问题，现场定案，现场拍板。什么“研究研究”，就是拖，一拖就是一年几年。新疆在一个湖要建设一个纸厂（注：没有听清楚），争论了八年，还定不下来，打了个报告来，说还要让科学家再论证，一论证又得拖一年。结果让一个副部长带着几个科学家坐直升飞机去看了，不到一个月就解决问题了。一九三六年春过河东征，彭老总带侦察班去考察了一个星期，就解决了从那里过河的问题。这是《自述》这本书里讲了的。但这本书没有讲打太原的事，他到太原周围实地考察四天就解决了。上次我到西藏，虽然病了，只到了拉萨，但是也有很大好处。光在北京听汇报并行，到了拉萨对解决西藏问题，有很大的好处。
　　三中全会快四年了（再过三个月就是四整年），农业情况已经又很大变化。再过四年看吧！我们的整个经济情况也会大变的。我不相信只是保四争五。也许说粮食保四争五差不多。如果不是单说粮食，而是说农民收入，可能也要保九争十呢！当然口号不一定这样提。现在讲保四争五还可以。顺义县去年工农业增产百分之四十几，今年增产百分之七十几，两年翻一番多。为什么别的县就不可以？秦川你可以派人去核实一下，给中央书记处写个报告来。你们人民日报帮助北京市解剖一个麻雀。我每天看一大堆材料，看很多东西。北京郊区农业是不够好的，你们派人去看一下。  
　　　　　　　　　　“包字进城”，城市改革的勃然兴起  
　　从这时起，耀邦同志在兴奋地看到农村经济改革胜利时，他已经想到下一步如何把农村改革的基本经验向城市推行了。
　　我们这个农业大国，由于农村这一改革的节节胜利，我们农业才开始欣欣向荣地发展起来，才开始促进整个国民经济摆脱多年来的困境，从崩溃的边缘开始呈现勃勃生机，八亿农民刚刚享受到一点点的民主权利，就带来了十亿人民的幸福的转机。对于那些反对生产责任制的人来说，这也是无法否认的事实和无法抹煞的功绩。但是，他们仍然顽固地认定这是搞资本主义，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当然人民公社制度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可惜，近三十年的实践检验证明，它是错误的，是应当予以抛弃的。
　　那些恋旧的权威们，特别是那几位自视为理论权威的胡乔木、邓力群等人，讲道理，说不出道理；讲事实，又摆不出能维护其歪道理的事实。他们满肚子的气无处发泄，于是一方面对一片大好的农村形势总是去找毛病、东挑西剔；另一方面就是尽力反对和阻挡农村这股春风吹进城市，反对和阻挡八亿农民开始享得生产民主权利以后逐渐形成的新的“农村包围城市”的城市改革的勃然兴起。这时，“联产承包”之风自发地开始在城市的服务行业和集体企业发展起来；像首都钢铁公司这样的国营大企业根据自己的特殊情况，也搞承包、开始产生明显的效果。有的同志半开玩笑地说：“包字进城，一包则灵”。这就更加引起某些“ 北冰洋”脑代的人物的勃然大怒。
　　一九八三年一月二十日，耀邦同志在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作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讲话，题目叫《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耀邦同志在讲话中着重阐明邓小平同志“要搞四个现代化，必须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没有改革，就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思想，提出“从实际出发，全面而系统地改革，坚持而有秩序地改革”的总的改革方针。他说：“什么是全面而系统地改？全面，就是一切战线，一切地区，一切部门，一切单位，都有改革任务，都要破除陈旧的、妨碍我们前进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风，解决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创立新章法。”他五年来农业进行的巨大改革作了高度的评价以后，说：“现在，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都为我们农业的极大好转而欢欣鼓舞。为什么曾经使我们最发怒的农业反而走到前头了？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在农业的政策、体制和经营管理上进行了巨大改革，还有领导作风也发生了转变。这是一次从来没有过的大胆改革。这个改革今年才能在全国普及，一共花了五年时间。当然在这以后还要继续发展和完善。既然农业的改革使我们得到了胜利，又学到了东西，这就给我们很大的启示。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其他战线的改革，也将会给我们带来新的胜利和新的领导才能。”他还说：“近年来，我们的一些地方，一些同志，在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启发下，在工商业方面勇敢地搞了一些各种形式的企业经营管理责任制的经验。这种经营管理责任制的根本要求和根本做法，归纳起来大致可以叫做：以承包为中心的，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相结合的、职工福利和劳动成果相联系的经营管理责任制。试点证明：小企业可以搞；集体企业可以搞，全民所有制企业也可以搞；工业可以搞，商业和交通运输也可以搞；已经建成的企业可以搞，基建工程也可以搞；赢利的企业可以搞，需要国家补贴的企业也可以搞；还有一些事业单位，也可以搞。”他在强调大的国营大企业改革的重要性时说：“长期以来，我们许多同志都感到，社会主义经济的弊端主要是缺乏活力，也就是企业缺乏应有的主动性、灵活性，职工缺乏应有的积极性和责任感。”他还特别谈到首都钢铁公司在经营管理责任制上进行的显著成效。他在这里总结起来说：“几十年来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证明，先进的公有制，还必须靠先进的方式去管理。恰恰在这个带根本性质的问题上，我们不敢改革，不敢创新。”他在这个讲话中还专门谈到了科技文教战线，批评了我们长期以来对知识分子采取了错误的政策，提出在这些部门也要进行改革。
　　　　　　　　　　书记背后批评总书记，扣了一顶大帽子  
　　耀邦同志这个报告得到广泛的赞许，人民日报根据总书记的报告精神作了宣传。万万没有想到，胡乔木同志对这个报告却很反感，他把一肚子火气都发在人民日报领导人身上。在耀邦讲话两个星期以后，乔木把我（当时我担任社长）、秦川（报社总编辑）和王若水（分管评论和理论宣传的副总编）叫去，对耀邦讲话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批评报社不应该按照耀邦的讲话精神进行宣传。批评重点是不能进行全面的系统的改革，特别不能把农村改革的精神根据城市情况去推行，强调反对对国营大企业和文教部门进行改革。
　　乔木的讲话是那样声色俱励，好象把他对耀邦的不满都倾吐出来了。乔木同志直接领导人民日报多年，他总是要求我们对他的指示要言听计从，所以我们对他的讲话，总是尽可能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进行传达。这次他讲得这样严厉，我们回到报社以后，三个人赶快核对笔记，整理出一个比较准确的记录稿。现在把它抄在下面，很值得一读。  
　　　　　　　　　乔木同志谈话纪要
　　　（一九八三年二月十六日上午，未经本人审阅）  
　　乔木同志先就人民日报改进工作给中央的请示报告谈了几点意见（最早的稿），说：给中央的报告，虽然有些事情已经过去了，还是要表个态，以示和中央保持一致。人民日报早就提出来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问题，我已和胡启立同志谈过，你们后来的报告未及看，今天谈别的问题。
　　对中央负责同志个人的批示、谈话，不要马上忙于宣传，弄得过分不好。前天，北京市委有同志来谈，因为有些材料反映的东西与事实有出入，一批，市委马上作检讨，下级接到批示，明知不合乎事实也不能不办。十二大党章都不起作用了。像北京市委有话都不敢说、不好说，应当引起注意。
　　中央同志有些话是在个别场合说的，根据这些话作宣传更要注意。不能囫囵吞枣地宣传，容易出问题。比如对知识分子能不能提倡万元户、可以搞第二职业、文教单位也要包，等等。这些，在知识分子中反映强烈。两种不同的反映，比较积极的同志都不同意这种提法。你们人民日报是否可以提倡万元户？是不是也要搞承包，自谋出路？这样，把党和国家的机关也搞成自某出路，发家致富。这就引起很大的反感。清华大学张维同志也是市委委员，他反映：要求这样搞的知识分子是很少的，而且是落后分子。
　　如果像这样搞下去，国家机关就会形成散伙状况。报纸不能“天天转”。刚刚宣传了蒋筑英、罗健夫，又宣传搞第二职业，叫读者如何理解。真正的科学家都是每天工作八小时以上，丁肇中一天就工作十二小时以上，哪有时间去搞第二职业？记不得哪一国家有一位科学家终身不结婚，人家劝他，他说：我把全部精力都献给科学，不能再献给其他了。资本主义的科学家尚且如此，社会主义的科学家难道不应该这样吗？何况，我们的科学家，一切的研究设备、研究条件、资料、仪器、物质等都是来自国家的，怎么能去搞第二职业，去为自己搞收入呢？
　　人民日报对这点宣传很多，跟得过快。十二大精神、四项任务、四项保证很少提了，两个文明、阶级斗争，更是提得少了。这样的宣传，叫读者怎样理解呢？
　　中央某一次会议，哪一个人某一次讲话，不能作为宣传中心。讲话的人是临时讲的，但宣传，就要把前后连接起来。人民日报的宣传，应注意前后连贯起来，注意宣传的连续性。党的政策是有连续性的，不能一下就转到其他方面去了。比如六五计划，现在一下就很少宣传了。
　　紫阳同志在耀邦同志离京前，曾当面和耀邦同志谈过，改革要有步骤，不能一轰而起。今年改革要集中到利改税。改革要坚决而有秩序地进行，不能一下都去搞承包。这点不解决，就忙着去承包，就会出问题。承包总要有定额指标，一包就容易提高物价。在北京市，这类问题已出现。现在，大家都想赚钱，国营商店也到外面摆摊子，就提价。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个人要增加收入，企业要增加利润，如何增加法？有些货源本来就紧，就无法增加销售量，只能提高物价。所以商业承包也是很复杂的问题。中央已经通知北京市要划分范围，商业改革现在只限于集体商业和个体商业，国营商业改革现在不铺开。工交企业更不能铺开。首钢的办法不是所有企业都可以实行。北京市对首钢也有不同意见。很多企业原材料、产品销路都没有保证，如何承包？国家都得增加投资。再说，如果首钢真正翻两番，就同书记处对首都的四项指示的精神不符，北京的文教、卫生等方面都会受到影响。事情是很复杂的，不能孤立起来看。
　　紫阳同志在书记处一次会议上提到，对一九八二年的经济形势要有进一步的认识。现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去年基建规模大大突破，重工业大大上升，轻工业下降，有的甚至是萎缩。这究竟是好现象还是不好的现象？这究竟包含什么问题？这种趋势今年上半年如果并强有力地扭转过来，各行各业都要翻两番，形势失去控制，就会出现一九五八年那样的比例失调。轻工业继续下降，消费品减少，过一段时间，这个问题就会更明显暴露出来。
　　我现在谈的这些事现在不要宣传。等小平。耀邦同志回来以后再研究。这些事比较复杂。
　　对人民日报，对所有新闻单位，想到几点意见，就是考虑问题要有理论头脑。原则问题不能今天这样说，明天那样说，不能说过头。耀邦同志临走前说：这样下去，大家头脑发热，谁也控制不住，会出问题。
　　我向你们提两点：一是宣传要有连贯性。不能把昨天宣传的抛掉。讲话的人可以不联系过去，但宣传就不能这样，要联系，要有一贯性。二是对各种事情要分析。要把各方面的情况联系起来考虑，要联系起来宣传，才不致于重犯过去的错误。一九五八年就是失去控制。当时，我想控制，曾经提出：政治局委员在外地说的话不作数。比如谭震林同志在外地的讲话，我就请示过小平同志，小平同志说不算数。但是，后来没法子控制，因为毛主席在外地讲了话，新华社、人民日报就只能宣传，也没有办法。当然，当时像“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话，也可以不说。但，这是个别问题，总的说来，那时已经无法控制了。
　　新闻工作者又要热烈又要冷静。情绪要热烈，思想要冷静。
　　耀邦同志在职工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他请我修改，我改了一次，临到走前，我又改了一次。改了不少，还是有问题。现在还没有定下来，但文件已经发到县上去了。当然，整个讲话是好的。问题是：全文与十二大没有联系，有的还有同十二大精神不相符的地方。十二大才几个月，十二大还算不算数？我修改时只是一头一尾加了一点。有些地方我改了，比如加上去要强调试点，按紫阳同志元旦讲话口径修改了。有些工作要等待，不要急。十二大文件提出不要对大家施加政治压力。但耀邦这一讲话就反过来了，就造成压力，而且压力大。这样，就搞得快了。事情很复杂，互相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问题很大。很多事是原来估计不到的，没有想到现在压力这样大。
　　现在，哪一方面都没有订出几条杠杠，就是要“改”。耀邦同志这一讲话，虽然话没有明说，但实际上是要把承包制推广到一切部门。这就是很大的问题。实际上已经出现了问题。
　　我想向你们提出：把宣传的基础放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毛主席尽管在实际应用上有不对的，但他还是经常向我、向报社提出，都要讲理论。当然，讲理论不是讲多少条条，不是多少引证，是要在日常宣传中，在小文章中，都要经常注意不要离开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不要离开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现在群众反映，我们究竟宣传的什么主义？
　　国家企业和农业有很大区别。过去，对个人物质利益不宣传，甚至反对个人物质利益，是不对头的。现在又反过来，宣传得过了头，把国家利益和社会主义利益放在一边，不行。那何必宣传蒋筑英、罗健夫，那样，他们反而成为很不觉悟的了。
　　十二大要宣传共产主义，宣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如果这样，就很难宣传了。把个人利益强调得过分，把它孤立起来，就成问题。农村已经出现一些问题，如雇工，中央主张不要禁止，过一些时候再看。而国营企业，情况就不同了，一离开全体人民的利益，怎么搞社会主义国营企业，因为社会主义国营企业就是要把国家利益、全局利益放在第一位。当然，“ 国家得大头，集体得小头，个人得零头”，这个提法很好。个人如果离开了国家、离开了集体，那就不好了。个体经济可以宣传，但那毕竟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嘛。至于“知识分子也可以先富起来”、“第二职业”等提法，已经发生很大的问题。在党史研究室也发生了问题。这样，机关工作也无法进行计划了。实际上把第二职业当成第一职业，热衷于为外单位写书，放弃了研究室的任务。他们还说什么：“这也是为人民服务嘛”，“人民出版社也是党领导的机关嘛”。
　　这些话不要传达，传达时，只谈原则，不谈具体的事，只谈抽象的原则。
　　宣传不能单打一，不能说宣传改革，就不宣传十二大，不宣传四大任务、四大保证。不能春天宣传一套，夏天、秋天又宣传另一套。这样，党如何领导？《人民日报》作为中央的机关报，就要考虑这些大问题。中央哪个同志讲的话，可以只讲某一点，但发表的时候，就要前后左右联系起来宣传，不能孤立提出一个任务、一个思想。我看到报社登我在什么地方讲了什么，我自己就感到很为难。如果这样宣传，就必然使群众思想发生混乱。
　　毛主席经常讲：为了防止左右倾，讲防左时要同时提到防右，讲防右时要提到防左，才能防止片面性。这些经验，过去总结过，提醒过，但事到临头还是发生，还是又犯。我们要看得长远一点，要站在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上。
　　我想，中央的意见会统一起来的，会得到一致的。以后这类问题经常会发生。不能要求每一个同志讲话都瞻前顾后，这是很难的，任何人也做不到。
　　这些年，北京市花了很大气力纠正中学校开旅馆，纠正医生私人开业，我们医院很多医生都去私人开业能行吗？现在这样宣传，事情就很难办了。
　　是要改革，要坚决改革，我决不是反对改革。但要考虑周到。
　　（秦川同志反映，当时确有把教员到工厂帮助得到报酬当成经济犯罪的事，当然不应当提在知识分子中也要提倡有人先富起来的口号）这当然不对，也要考虑，也要注意。
　　但是，都搞承包，就真正是一切向钱看了。
　　剧团搞承包的问题，首先，剧团是上层建筑，首先要解决的是政策方针，不能把文教团体也当成经济团体。对剧团的要求，首先是政治标准，不是经济标准。
　　我希望人民日报在各方面都成为权威，至少在主要方面要成为权威。人民日报应该研究几十年的经验、教训。宣传不能片面性。你们在理论宣传改革中，强调进行争鸣。我觉得这不是主要的。主要还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各种主张要理论化，要讲理论，对很多重大问题，在理论上要阐明清楚。你们的副刊，要大大超过《申报。自由谈》的水平。你们在某些方面已经超过，但各个方面都超过，还没有做到。当然，现在条件不同，现在稿子很多，编辑人员水平差的也有。所以一些稿子错别字都有，事实搞错的也有。
　　本来想对人民日报提出个总的要求。人民日报总要有一个根本的努力目标，在几个主要方面都要成为第一流的，就是在各方面都要有权威。比如在苏联，他们常说，什么事，真理报是这样说的；什么名词，真理报是这样说法，等等。就是有权威。它确实也有水平。
　　一九六Ｏ年，军委扩大会议一个文件里提“闻风而动”。我就对毛主席说，不能闻风而动，风是什么都没有弄清楚。如何动？但主席不同意，还是保留这个提法。去年七月，我在《人民日报》发表过一首诗，李锐有不同看法。人民日报要把关，要尽这个责任，宁肯暂时受骂。我对主席也提过意见，主席说我把他“逼到南墙”，就是说我向他提意见。后来，文化大革命中主席对陈伯达搞陶铸不满，他说：陈伯达这人看风，不可靠。还是胡乔木敢说真话。
　　要坚持，宁肯受气。
　　人民日报的报告我再仔细看看。中央讨论后再看是不是到人民日报讲。
　　　　　　　　　　　险的征兆显露出来了  
　　我以为，一个书记处的书记对总书记进行批评是很好的，但是最好是对总书记当面讲，或者在有总书记参加的高层会议上讲。而这次，却是背着总书记讲的，而且是专门向自己直接领导的下级讲的。这位一再强调党性的同志这次是什么也不在乎了。乔木同志不只批评进行全面改革，批评把承包制推广到一切部门，而且给耀邦的讲话扣了一个“违背十二大精神 ”的大帽子，指责人民日报根据总书记的讲话进行宣传是“头脑发热”。
　　这是一个多么危险的征兆！可惜我当时觉悟太低，没有看出其危险性。当时只认为，这无非是几位理论权威在反对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没有重视这是某些政治权威的政治动向。当时只认为这无非是他们对改革开放政策和措施的不理解，这无非是思想理论上的尖锐斗争，没有重视这是二三是年来那条左倾路线又将到来，是新的政治运动和新的夺权斗争又快到来。
　　这种危险的征兆，恰恰也是两年前，我已经有一点察觉，但缺乏应有的警惕性。事情是这样：一九八一年三月十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社论《用自我批评的方法清理极左思想》。这篇社论也是党校《理论动态》的同志在耀邦同志主持下撰写的。当时，胡乔木等人总想把中央以反左为主的方针扭转为以反右为主的方针，这篇社论批评了这个观点，阐明多年来左倾路线影响的危害。这就触到了那些坚持左倾路线的同志的痛处。他们中有的人就向邓小平同志告状，说这篇社论有严重的片面性，全篇“只说反左，有二十几处，却连一处反右也没有讲。”他认为应该提“有左反左，有右反右”。邓小平同志找了几个人谈这篇社论，认为“这篇社论没有大错”，但也表示同意“有左反左，有右反右”的提法，这就在实际上给那些人以口实，以便他们用“有什么反什么”来纠正中央“以反左为主”的方针。因而胡乔木等人好象得到尚方宝剑一样，决定马上向全国发一个通报，表面上是批评人民日报的社论，实际上是批评耀邦同志。这时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梅行同志给我打电话，要我承认这篇社论错了，并劝我不要说这是耀邦同志主持撰写的；口头上是说“不要向上面推责任”，实际上是要由我来承认错误以便证明耀邦错了。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中央已经研究撤销华国锋党的主席而改选耀邦作主席。如果真的通报全党，必然使大家认为耀邦在大政方针上出了错误，这就可能影响耀邦的选举。当时，我还以为他们是赞成耀邦作主席的，所以我还老实地给胡乔木和邓力群两人写了一封信。后来这个通报没有发，不知是不是我的信起了一点作用。
　　　　乔木、力群同志：
　　这个通报牵涉较大，搞得不好会不利于安定团结，希望三思。
　　小平同志在三月二十六日讲到人民日报三月十日社论时，曾说过大的问题也没有，但要弥补一下，我们已经约请高级党校的同志再写一篇，说明除了主要克服左的错误外，也要注意另一方面的问题。另外，错误思想要清理，但不是人人过关。我认为，再发表这样一篇文章，十日社论的缺点就得到了弥补。小平同志说，不必再写社论，可以用文章形式。他的意思，显然希望不要使份量显得太重。现在发通报，份量就更重了。
　　对十日社论，我可以承担责任。但问题是这篇文章事先在《理论动态》登过，其中有些话是耀邦同志原话，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也讲过。而且耀邦同志审阅过一事，早就传出去了。如果这个通报一发，党内许多同志势必要纷纷猜测中央在这个重大问题上不一致。这样做，显然是不符合小平同志的原意的。
　　小平同志在三月二十六日还说，作为领导思想来讲，左右都不好，但重点克服左。陈云同志指出三十年来的主导思想主要就是克服左的错误，这一点是明确的。至于具体到下面某个单位，某个人，当然应该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不要不加分析地乱上纲上线，贴上左的和右的标签。多年来，我们每次政治运动中，不是反左就是反右，而且一反就反到群众头上，上挂下联，都成了路线问题。
　　通报中提出：要注意，右的方面的东西往往和反革命活动的言论一起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我以为，多年以来，许多人之所以宁左勿右，就是因为什么“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左比右好”。通报这一提，“恐右病”又有根据了。实际上，左的东西也可以同反革命结合，“四人帮”就是例子。近来，下面一些反革命活动中，许多就是以左的面貌出来的，是同“四人帮”残余合流的。近一个时期，报纸每天平均收到十几封信，猖狂攻击中央领导同志，叫嚷现在变修了，打着保卫毛主席的旗帜，要打倒所谓“中国的赫鲁晓夫”。这种情况，值得注意。
　　　　　　　　　　　　　以上意见可能不当，请你们考虑。
　　　　　　　　　　　　　　　　　　　　此致敬礼！
　　　　　　　　　　　　　　　　　　　　　　　　　　　　　　　　　　　胡绩伟
　　　　　　　　　　　　　　　　　　　　　　　　　　　　　　　　　　　四月四日  
　　（注：信中提到的“承担责任”的话，是邓力群的主要助手、政研室副主任梅行同志专门给我打电话说的。他建议我对三月十日的社论承担责任，不要把责任推给耀邦同志。我答复他：如果耀邦的意见错了，那篇社论错了，我当然承担一切责任，决不向上推。但是我认为耀邦同志没有错，那篇社论总的说来也没有错，我就不能承认错了，不能承担什么责任。当时我就想，这是想劝我承认错误来说明耀邦错了。所以我在电话中拒绝了这位朋友的劝告。）  
　　现在想来，我当时的警惕性太低，没有识破他们的真实用心。为了防止增加他们同耀邦之间的隔阂，我没有把这封信同时抄送给耀邦同志引起他的警惕，也没有抄送给其他中央同志。

自觉的梦游人

批耀邦批周扬批王若水，胡乔木不断掀起政治风浪  
　　以后的事实也就更清楚了。按我们习惯的说法，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保守倒退的左倾路线同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正确路线的斗争。
　　这场斗争的特点，我以为：一是坚持左倾路线的同志总想发动一场“文革式”的政治运动；而是总要把最高领袖邓小平的片言只语抬出来作为发动运动的尚方宝剑；三是不仅要批判他们所内定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观点，而且主要是为了要打击、压制和迫害那些在思想理论尚有独立见解的异己分子；四是每次政治运动的直接斗争对象都少不了人民日报，都是为了要完全控制这块十分重要的舆论阵地，因为人民日报在耀邦直接领导下，坚决推行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路线，因为在《人民日报》上刊登的进步的理论观点，在人民群众中影响很大，更加引起他们的忌恨和占有欲。五是他们每次政治运动的更大目标，就是要动摇正确路线的领袖人物胡耀邦的领导地位，以期达到完全把他打倒的目标，因为他们认为耀邦是他们推行左倾路线的强大阻力，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保护人，在一九八六年打倒胡耀邦时的一条罪状就是保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重点人物。
　　胡乔木、邓力群等左倾人物为什么总是热衷心搞“文革式”的政治运动呢？因为这不仅可以用“红色恐怖”的大批判办法把那些有独立见解的名人批倒批臭，以树立自己在思想理论界的权威。更重要的目的，还是要凭借最高领袖一言堂的高压，造成蔑视一切法纪的独断专行的声势，来打倒他们所忌恨的领袖人物。耀邦同志就是这样被打倒的。
　　乔木同志二月十六日同报社三人谈话，剑拔弩张地批评了耀邦同志。过了一个月，三月十六日，周扬同志在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会上宣读了论文《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问题的探讨》，又惹得乔木同志大为恼火。在这篇论文中，周扬同志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明确指出，为了适当改革开放的发展，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他特别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原理，注重提出要重视人的尊严，提高人的价值，促进“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这篇文章的精神同耀邦同志一贯强调发挥人民群众主人翁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是一致的，同他一月二十日的讲话精神是一致的。
　　这是一篇十分重要的文章，它阐明从提出思想解放到提出人的解放的重大意义。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民实际上仍然是生产上的奴隶，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八亿农民刚刚从这种奴隶地位下解放出来，作为真正主人地位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一旦有所发挥，就产生出意想不到的巨大力量。农村这一改革引起我们整个国民经济的显著变化。设想一下，如果真像党中央和耀邦同志所倡导的那样，在整个国民经济、特别是整个城市经济中，工商业、交通运输业、服务行业都进行进一步的改革，真正尊重广大职工群众的主人翁权利，逐步从斯大林模式的桎梏下解放出来，我们整个国民经济必将产生又一次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
　　很可惜，那几位愣标榜自己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权威却坚决反对这种思想上新的解放，在它刚刚被提出来，就受到他们专横的压制。他们认为这也是“资产阶级自由化” 的观点，于是他们就发动了一场对“人道主义和异化”的大批判。除了批周扬以外，就是批王若水同志。若水同志是人民日报主管理论宣传的副总编辑，他参加了周扬这篇文章的写作，又是把这篇文章登在《人民日报》上的主持人。周扬被打击得一病不起，积愤在胸，最后变成植物人而含冤早逝。王若水据理辩驳，一切申诉都无人理睬，终于在一九八七年被从党内“除名”，这是仅次于开除出党的一种处分。  
　　　　　　　　　　“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在胡耀邦扼制下，大搞了二十七天就勉强收场
　　对人道主义和异化的批判开锣以后，很快就开始了所谓“清除精神污染”的政治运动。这是十年内乱以后正式开展的第一场“大批判运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那一套极左手段差不多都搬出来了。这次运动拔除了一些他们的眼中钉，重要的目标自然是要重新恢复左倾路线的领导。这次运动受到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抵制，在耀邦同志的扼制下只大搞了二十七天就勉强收场了。
　　清污运动一开始，大有“文化大革命”那个劲头。一下铺开，要反要革的东西很多，形势相当乱。当时左的思想普遍抬头，我在人大常委会的小组会上，就听到有的委员骂电影，说什么：“电影宣传不对头，特别拍一张床下一男一女两双鞋，这是什么意义？还不是表示床上在捣鬼。”真是可笑！当时，党中央担心，民主人士担心，国内外都担心，生怕又来一次“文化大革命”。这时，耀邦同志做了很多工作。他在十二月十四日特别约见人民日报、新华社和广播电视部的领导同志谈话，现把中宣部当时整理的谈话记录抄在下面：  
　　　　　　　　　　胡耀邦同志对人民日报、新华社、广播电影部领导同志的谈话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十四日）  
　　　　　　　　一、关于清除精神污染问题
　　邓小平同志讲话中对什么叫污染，怎样清除讲得很清楚，讲的是清除思想战线上的污染。在宣传二中全会精神时，突出一下清除精神污染，提醒大家重视是对的，但是宣传上开始时表态性的消息稍微多了一点。小平同志的讲话还没有发表，没有认真学习，个别地方和单位匆忙采取不妥当措施，去清除精神污染，出了一些毛病。及时发现了，纠正了，没有发生什么了不起的后果。宣传战线比较敏感，有时容易过头。
　　强调反映快是对的，但是有时候步子不那么稳当。
　　邓力群同志最近作了几次讲话，特别是在全国广播电影宣传会议上，把许多界限都讲得很清楚。这并不是“收”，也不是“变”，而是要把界限划清楚，搞好清除精神污染的工作。
　　现在界限一划，空气不那么紧张了，但思想战线上又有一些同志满不在乎，明明有错，也不作自我批评，这是不好的。
　　清除精神污染还要搞继续下去，但要防止两种干扰。一种是“左”的思想干扰，一种是封建思想干扰。这两种思想容易使清除精神污染扩大化。因此，要注意八个问题：
　　第一，不要干涉人家的穿衣打扮，不要用“奇装异服”一词。总的说，我们的衣着还是单调的，不要把刚刚出现的活泼多样又打回到古板、单调状态中去。
　　第二，歌曲方面，我们提倡有革命内容的歌曲，提倡昂扬向上的歌曲。对不是淫秽的，不是色情的，没有害处的抒情歌曲及轻音乐，不要禁止。如果禁止须经过批准。要鼓励创作新的好的歌曲，来代替格调不高的歌曲。
　　第三，文学方面，所有世界公认的名著不能封闭。资产阶级作家写的有名的小说中，即使有点色情描写也不要紧。我们要禁止的是专门描写性生活的作品。
　　第四，电影、戏剧、舞蹈、曲艺、杂技等，凡是中央没有明令禁止的都可以演，不能滥禁乱砍。
　　第五，节假日中，应允许青年人跳集体舞、少数民族舞。共青团要主动组织。现在暂不提倡跳交际舞，待社会风气好转后可以逐步提倡。
　　第六，对绘画、雕塑，不能禁止表现人体美的作品。考虑到中国的民族习惯，可以采取逐步开放的政策，原则上不能禁止。
　　第七，要在初中，高中开设生理卫生课。青年学生对人体构造、生殖机能感到神秘，因为缺乏基本知识。
　　第八，主要努力方向是从正面提出加强两个文明建设。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方面的工作是大量的，非常广泛的。广播、电视的体育节目要增加。中央电视台要把体育节目办得丰富多采。中外体育节目都有，外国的可以用，现在中国的还太少，内容要广些。大球要播，对小球也要注意。象棋比赛可以办，书法也可以办，如书法表演、怎样写字。迷语、对联都有广泛的群众性。湖南花鼓戏、京剧折子戏和候宝林五十年代的相声都可以搞。中年以上的人对戏曲很感兴趣。相声的听众更多。举这些例子，无非说明精神文明可以搞的东西太多了。电视要办得丰富多采。
　　报纸上有一些理论性文章，最大的毛病是脱离实际。从理论上切实阐述四化建设中碰到的问题的文章太少。报纸要少登空泛的文章。电视最近发了很多关于各类学会活动的新闻，一般的可以不发，没有实际内容的不必发。这样发，把理论界的风气搞坏了。即使请中央同志参加，也不一定发。展览、展销会新闻也可以不发，有些展销会有新技术，国务院领导同志去看看是必要的。民主党派开会是政治性活动，要发，过去发得太少了。你们研究一下，写个报告送给力群、启立同志，请他们批。电视新闻要多播些有实际内容的东西，多宣传各行各业先进人物，宣传他们的新创造、新成就。形式上的东西少搞点。
　　　　　　　　二、关于整党工作中统一思想的问题
　　整党工作宣传上不要太急，与宣传清除精神污染一样。现在有些事情还看不准。如对于 “三种人”、农村党员当雇工，现在还做不出比较周到的规定。整党中的重要问题是统一思想的问题。一是树信心。对共产主义事业、对社会主义、对党，包括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党中央，对整党，要有信心。二是改革，要改革就要创新路，没有改革，什么事都办不成。这两个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好解决。
　　我们的宣传要强调集体领导。中央常委、政治局、书记处都是集体领导。核心是老同志，特别是小平同志是集体领导的核心。第一线是书记处和国务院。要宣传集体领导，不要过分宣传个人。你们三个单位经常宣传中央领导同志的题词，不要太多、太滥，否则会走向反面。
　　明年的宣传还是要贯彻十二大精神，开创新局面。不能因为宣传整党，就把开创新局面放在一边。整党是开创新局面的中心环节。《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可以《毋忘开创新局面》为题，讲好形势及其由来，整党与开创新局面的关系，字数不要太多。
　　明年集中力量整党。宣传上主要讲光明面，阴暗面也要适当揭露，表明党有决心，有力量克服阴暗面，比如说，三年内报导一万个好典型，揭露三千个坏典型，每天报导一两个甚至到三个坏典型，并不可怕。要有县长、县委书记一级的坏典型。
　　广播电视中也可以揭露一些坏典型。（完）  
　　在这场“不叫运动的运动”基本上扼制下来以后，耀邦同志还指示：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都不要再提了。这是在上次讲话六天以后，十二月二十日在书记处的会议上讲的。根据报社当时整理的记录是这样的：“上次关于精神污染的问题，小平同志提出这个问题是完成正确的。思想工作者是人类灵魂工程师，因此理论战线、文艺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后来由于我们自己的失误，工作出了漏洞：一是扩大到社会上去了；二是把‘不能搞’弄成‘ 要清除’了；三是一哄而起，造声势。后来我们刹车了。这个问题以后不提了、（万里：我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也不要提了。什么‘自由化’，说不清楚，以后提反对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腐蚀和反对封建主义的遗毒，就很够了。）我同意这个意见，‘精神污染’与‘资产阶级自由化’都不要提了。但也不要去批判这个提法，让它慢慢消失。正面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事实证明，一批坚持左倾路途的人物是根本不理睬胡耀邦的指示的。这两种思想的矛盾由来已久。这里不能不回述一下耀邦同志领导人民日报开展的三个重要讨论中除了“真理标准”讨论以外的两个讨论，一是“关于生产目的”的讨论，一是“关于人民群众主人翁地方 ”的讨论。这都是耀邦同志充分尊重人民和爱护人民的高尚思想品德的鲜明体现。
　　　　　　　　　　关于生产目的讨论的夭折～耀邦委曲求全，把一切责任承担下来  
　　关于生产目的的讨论，从一九七九年初就开始酝酿了。当时，人民日报草拟了一篇社论《人民生活只能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改善》，送耀邦同志审阅，他对此提出了几点意见：“一、每个生产单位的领导干部，都要在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搞好生产条件下，理直气壮地逐步改善广大职工生活，并把这两条作为办好企业学大庆的主要标志。二、每个机关、学校和事业单位的领导都要在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搞好自己的工作和业务的同时，想方设法搞好公共福利，有条件的要自己动手搞好副食生产，逐步改善大家生活。三、各级领导干部，都要以身作则，同广大群众同甘共苦，奋发图强，把生产搞上去，把工作搞上去，把生活逐步搞上去。反对特殊化，反对走后门，反对当官作老爷。”在这个批语里，耀邦同志就把关心群众生活问题提出来了。
　　到了九月，人民日报理论部编的内参《理论宣传动态》一一三期上刊有一篇题为《斯大林对雅罗申科为生产观点的批判》的文章，提出：在我们经济调整中应该重视社会主义基本规律，注重消费生产，注重改善人民生活的问题。耀邦同志在这期《动态》上作了几处眉批，还另写了一个批语，把这期《动态》转给了中央党校。他提出：这期《动态》“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可惜没有根据我们经济战线上同志们的思想实际和工作实际进行充分地解剖，因此，文章缺乏针对性和战斗性。请你们根据这篇东西提出的思想，精心讨论几次，写出一篇东西来。希望在四中全会前能完成。这是一篇极其重要的文章。”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同志按照耀邦同志的意见写成了一篇论文，先发表在《理论动态》上，广泛征求意见并加以修改后，才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在《人民日报》一版头条地位，题目是《要真正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目的》。
　　社论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的目的是满足社会不断增长的需要。因此，应当在可能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满足这种需要。我们有九亿人口，人民生活需要不断得到满足，又反过来刺激生产。这是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人民生活安排好了，特别是八亿农民生活安排好了，中国的大局就稳定了。就是说，我们考虑和安排国家党前的和长远的计划，必须充分体现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可是，多年来我们在相当程度上忽视了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为生产而生产。”在左倾思想的影响下，长期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忽视人民生活，甚至认为强调人民生活就是忽视政治的所谓经济主义。因而长期热衷于搞大规模的基本建设，搞重工业，以钢为纲，追求脱离实际的高指标。在制订和执行国民经济计划时，不是首先考虑甚至不考虑人民的食品、工业消费品、住房要提高多少，而首先考虑重工业要多少钢，这种搞法实际上不是为消费而生产，而是为生产而生产，为计划而生产，为指标而生产。因而，在这一社论发表两天以后，人民日报又在显著地位刊登了经济学家于光远同志的文章《谈谈“社会主义经济目标理论”问题》，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上阐明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问题的重要性，指出：“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目标的问题，涉及到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问题。”
　　很快，这个问题得到经济战线和广大读者的欢迎，纷纷写来了很多稿件。人民日报在耀邦同志的指导下，开展了关于生产目的的讨论。绝大多数读者赞成《人民日报》文章的意见。同时，也有一些同志持完全不同的意见，主要是认为否定了工业学大庆中“先生产，后生活”的经验。
　　在写这篇社论时，已经考虑到大庆经验，因而特别写了一段来肯定“先生产后生活”的积极意义和这一口号在特殊条件下为了克服困难所产生的巨大作用，只是从理论上来分析这个口号的片面性和推广这一经验时的误解。这种理论的探讨并不否定它的特殊作用，可是仍然引起了好些人的误解，在中央领导层中也产生了不同意见。
　　本来，对一个理论原则问题存在不同意见，是正常的，用不着大惊小怪。以后《石油工业简报》、《大庆战报》、《华北石油报》等都发表文章来批评《人民日报》的文章。我以为这是好现象。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由于《人民日报》是中央党报，一同人民日报“口径不一致”，就认为是同中央不保持一致；一批评《人民日报》就认为是批评中央。久而久之，弄得只能是《人民日报》批评其它报纸，其它报纸不敢批评《人民日报》，这是很不正常的，是缺乏具体分析和无限上纲的表现。现在有其它报纸批评《人民日报》的文章，这不是很好的吗！对于这些不同意见，耀邦同志处理得很慎重。他再三研究，指示人民日报继续展开这一讨论时，不要发表新闻来造声势，要把着眼点放在分清理论是非，可以刊登批评《人民日报》观点的文章，整个讨论都要严格限定在理论观点的探讨上，造成真正平等的学术交流的气氛。
　　可是胡乔木同志不同意这个讨论，这也是正常的。可惜乔木同志采用了并不正大光明的态度。他说不服耀邦，就去向当时的最高领袖华国锋告状。老实说，华国锋同志理论水平是比较差的，加上他存在相当严重的左倾思想，因而他接受了乔木同志的意见，同意《人民日报》停止这一讨论。胡乔木又进一步去找邓小平同志，向他报告华主席和好些中央领导同志都反对这一讨论的，得到小平同志的同意。他于是再去找耀邦同志，说小平同志、华主席和其他几位中央同志都反对这一讨论，这种向耀邦施加压力，耀邦只得通知报社，这一讨论暂停十天。
　　我们知道这个情况以后，特地给耀邦同志写了一封信，现在按这封信的底稿抄在下面：
　　　　耀邦同志：
　　我们得悉中央有意停止关于生产目的的讨论，感到突然，想在这里陈述我们的意见，并请转呈中央。
　　十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要真正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十月二十二日又发表于光远同志的文章《谈谈“社会主义经济目标理论”问题》后，受到各方面普遍重视。北京、上海、辽宁、陕西、四川、黑龙江、山西、河南、天津、内蒙古、甘肃、青海、新疆、吉林、湖北、湖南、江苏、山东、河北、广东省等二十个省、市、自治区的报纸，先后发表了当地理论、宣传、经济部门座谈会讨论的情况，或者发表了评论员文章和理论文章，有的还开辟了专栏。各地如此热烈响应这个讨论，这说明客观情况有这个需要，说明普遍感到这个问题的提出确实抓住了目前经济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把这个问题弄清楚，有利于使人们按照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有利于党的八字方针的贯彻执行。毛主席历来强调结合经济工作去做思想工作，现在报纸上讨论这个问题，将会对我们的经济工作起良好的推动作用。讨论中涉及到生产和生活的关系问题，如何对待条件问题，这个问题也是有现实意义的，是值得弄清楚的。尽管在讨论中有不同意见，但这个问题应该公开讨论，这一点却是大家一致的。
　　现在，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已经展开讨论，并且劲头很高。前些天听说，这个问题没有在政治局讨论过，要考虑停止。我们认为停止不利，曾当面向你陈述我的理由。后来采取了一些缓冲的办法，暂停了十天，十天以后再约集各方议一下，以期取得一致意见。这期间，乔木同志曾在中宣部的双周座谈会上谈过，大意是：有人说要用真理标准问题那样的态度来讨论生产目的的问题，这就造成了紧张。大家都知道，真理标准的讨论意味着什么。人们会想到是不是党内又有两个阵营，讨论这种问题可能引起爆炸。对于乔木同志这个意见，我们是有不同看法的，但由于时间短促，未及提出意见。现在，我们仍希望中宣部采取民主的办法，召集一个会，听取一下有关方面的意见，慎重考虑，然后作出决定。我们认为，就重要性来说，这个讨论不亚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但这个讨论应是针对思想而不是对人。从方式说，不应该采取由各省市负责人表态的那种办法，至少报纸上不能登这样的消息，避免给任何有不同意见的同志造成压力。另外，不要搞形式主义，不要造声势。要注意平等对待不同意见的文章，让不同意见都可畅所欲言，坚决反对扣帽子、打棍子、抓辫子、提倡心平气和地摆事实，讲道理。我们认为，只要注意了这些，就不会发生什么“爆炸性”，不会造成一种印象，好象现在又要抓一个“雅罗申科”。相反，如果现在突然停下来，来一个急刹车，倒是很难向大家讲明理由，也很难避免下面各种的猜测。
　　　　以上是我们的意见，未知当否？请示！  
　　（注：该信底稿最后没有署名，不知是用报社编委为还是用我个人的名义）。  
　　这封信发出几天以后，耀邦同志约我谈了一次话，大意是说，这次讨论从发起到展开都是他负责指导报社做的，一切由他负责，希望报社照顾大局，照顾团结，也照顾他的困难，把这次讨论停下来。我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见，他很激动，一下站起来，对我大声说，发动由他负责，停留也由他负责，只希望我服从中央的意见，把这次讨论坚决停下来。我没有见他这样激动过，我体会到他受到很大的压力，实在是万不得已，才违心地停止这次讨论。我也只能回报社说服编委会坚决停下来。于是这次讨论就这样中途夭折，也没有向读者作任何交代。  
　　　　　　　　　　关于人民群众主人翁地位的讨论～胡耀邦与胡乔木两种对立的观点  
　　耀邦同志对这一讨论的重要性仍然紧记在心，对全心全意为人民的根本思想仍然坚持不放。过了一年多，在一九八一年初，耀邦同志又作了一个重要讲话，强调建设四化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根本问题在于调动亿万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此又发动了一次关于人民群众主人翁地位的重大讨论。人民日报根据耀邦同志的讲话精神，在一九八一年四月十三日发表了社论《伟大前程与实干精神～论建设社会主义的主人翁态度》。社论指出：“粉碎‘ 四人帮’以后，我们进行过两次重要的讨论。第一次是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第二次是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讨论。第一个讨论，解决了一个根本问题：真理的标准不是领袖人物的片言只语，而是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它破除了现代迷信，推动了思想解放运动的发展，对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产生了具体深远意义的作用。第二个讨论，解决了经济工作中一个根本问题：把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摆在经济工作首位，对于摆脱经济工作中左的指导思想的错误，顺利地进行经济调整，起了应有的作用。现在我们提出实干精神的问题，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的主人翁态度问题，是想进一步明确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不仅经济工作，我们的一切工作，目的都是人民，是人民的利益和幸福。一切为人民，一切也要依靠人民。人民是我们国家和社会的主人翁，社会主义事业为了人的解放，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靠人的奋斗。把这一点明确了，就能重视加强和改善人的工作，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从而对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现四化，产生巨大的效果。”这一重要社论引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加以阐明以后，指出：“从新中国诞生的第一天起，我们就宣布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了，就进行了一系列的民主改革，逐步废除了剥削制，中国人民在解放的大道上迅跑了。”社论说，可惜我们偏离了这个正确的航道，搞了“文化大革命”。“在这一场大动乱中，林彪、 ‘四人帮’大搞个人迷信，大搞封建法西斯专政，大搞穷社会主义，以致人民群众在精神上、政治上、经济上都受到异己力量的束缚，积极性和能力都无从发挥。”社论说：“粉碎‘ 四人帮’以后，人民才回到主人翁的地位。可惜有些同志仍然只是在口头上，并没有真正从思想上确认这一点。因而除了建立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和分配制度之外，而且要把人放在第一位，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人翁作用，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才有社会主义的兴旺与发达。”社论还指出：“社会主义应该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生活需要，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变成了林彪、‘四人帮’宣扬的普遍贫穷的社会主义。但是，社会主义不只是满足人民的物质需要，还要保证人的才能获得充分的发展，要建立新型的人与人的关系，要培养社会主义新人，要提高人的精神境界。”
　　这一重要社论发表以后，引起了强烈的反映，开展了关于人民主人翁地位的讨论，很多基层单位也自下而上地进行了学习和讨论。进一步明确了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和创造精神，最后汇集到为社会主义的具体社会实践中去。
　　耀邦说，有的人把人民是主人只是停留在口头上。但胡乔木等同志却连口头上也同人民站在对立的地位。在耀邦同志发表这一讲话和发动这一讨论两个多月前，胡乔木同志在社会科学院讲话时，公然反对马克思主义者关于“人民是上帝”的思想（这话是毛泽东同志在《愚公移山》中说的）。他竟然举例说人民代表大会五届三次会议通过了今年的预算，结果这个预算还是要修改，以此证明“人民犯错误”。在两年以后，一九八三年十月，他到人民日报批判我时，也说过类似的话。他斥责一些人是“人民崇拜”，说中国人口搞得这样多，不是毛主席不听马寅初的劝告，而是人民犯了错误，是很多人都想多生孩子。这话，引起知识界的讥笑。
　　耀邦同志对人民主人翁的思想，同乔木同志的思想是鲜明对立的。这就更容易理解前面曾说的耀邦同志在这年一月二十日所作的《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报告的精神，以及胡乔木同志二月十六日针对耀邦讲话为什么会表现出那样反感的原因。
　　对这两次讨论的态度，不仅表现在对待人民的两种思想，而且表明在处理这两种思想矛盾时，乔木等同志所采用的手法不是真正同志式的、与人为善的态度。这种不正常的手法又反过来表明这两种思想矛盾的尖锐程度，更明显地曝露了左倾力量同人民存在誓不两立的矛盾。他们在哲学上批判人道主义和异化，在政治上批判人民的公仆异化为人民的主人，在经济上批判解放人民群众的主人翁权利，在新闻上批判强调人民性。他们打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旗号，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暴力统治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专制主义。他们思想的核心，就是同人民作对，他们以代表人民的名义高高凌驾于人民之上，统治人民，以至镇压人民。

自觉的梦游人

如何对待人民，是革命党变好还是变坏
的分水岭
   
　如何对待人民，是革命党变好还是变坏的分水岭  
　　说到这里，我还得拉回到提出“四个坚持”时如何对待人民群众的思想分歧。当时，很多同志都认为提出“四个坚持”有利于挽回十年内乱后几乎丧失殆尽的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在人民群众中、特别是知识分子和青年中，的确存在很严重的“三信危机”，对党、对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都大大丧失了信心。这自然是因为二十多年的左倾错误和十年极左路线把我们党、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糟蹋得面目全非所造成的严重恶果。经过十年内乱本来应该猛醒过来，痛改前非，认真总结惨痛教训，批判过去的错误，特别是批判毛泽东同志后期的错误思想。不仅在思想理论上进行纠正，而且在实际工作中痛改前非，才能真正达到逐渐挽回三信危机的目的。可惜，当时主管思想理论工作的胡乔木，甚至包括最高层的领导人邓小平，并没有猛醒过来，而是半醒半迷，仍然摆不脱过去那一套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实际上在很多方面仍然用老一套的办法来企图维持早已丧失的人心。他们不把眼睛盯在党的工作和领导干部作风的拨乱反正和除旧革新上，以便挽回人民群众的信心，而是把眼睛盯着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年，责怪他们不应该丧失信心。当时，全国人民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热情希望新的当权者切实总结惨痛教训，坚持进行拨乱反正，陆续平反大量冤假错案，赶快解放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大批老干部和一切受害者。全国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年热情奔放地集会庆贺胜利，揭发检举林彪“四人帮”的罪行，上访申诉冤假错案，一时，各种群众性的活动风起云涌。应该看到这是广大人民对党和政府从失望转向希望的表现，是人民的觉醒，是国家的勃勃生机，是大好事。不可否认，在这中间，当然免不了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有两种反动势力妄图兴妖作怪。一种是林彪、江青反党集团的死党余孽，他们仍然打着“反对修正主义”、“反对走资派”的招牌，妄图维持封建法西斯专政；另一种是国内外其他反动势力的趁机宣传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已经彻底失败，妄图动摇人民的信心，阻挠拨乱反正。显然，第一种反动势力在当时是相当顽强的，是主要的；第二种反动势力是极少数敌对分子的阴谋活动。可惜，我们某些高层领导人在反对“两个凡是”时，看不到那股极左势力正是“两个凡是”的同盟军，反而夸大其他敌对势力的危险性，甚至把广大青年要求彻底肃清“林江反党集团”的余毒，要求平反冤假错案，要求拨乱反正、除旧革新，也看成是少数坏人煽动起来的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对于人民集会、上访、贴大字报等正当活动，不是站在群众的前面欢迎、保护其积极性，将其引上安定团结的正道，而是忧心忡忡、惶惶不安，站在群众的对立面去加以压制和打击。这是他们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旧病复发，是他们错误对待人民的面目要求，错误对待人民的主人翁地位。
　　而胡耀邦同志这时却是比较清醒的。在对待当时西单民主墙的群众运动时，他尊重人民主人翁地位的态度是十分鲜明的。这时，他呕心沥血，做了很多工作：一、加强党政机关的群众来信来访工作，热情接待上访群众；二、加快平反冤假错案；三、加紧立法，对群众集会游行、上访请愿等立了临时法规；三、加强宣传，坚持正面引导；五、布置几个单位派人深入群众团体做工作。在第四第五两个方面耀邦对我作了特别的指导。他专门找我谈过话，他说：我们党历来都主张站在人民群众之中而反对站在群众之上，他要人民日报社派出几位可靠的同志深入到几个群众自发组织的内部去，引导和影响他们不要误入歧途，同时对一些用心不良的人进行分化瓦解工作。他还亲自找这些同志听汇报、作指示。后来，那些坚持左倾路线的领导人诬蔑这些同志是同坏人同流合污，耀邦同志又站出来保护这些同志。当时，我还建议把西单的民主墙搬到中山公园，加强党对这些大字报的领导。耀邦同志试办一下，后来曾选在月坛公园试办了一段，但是终于关闭了。在一九七九年六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届第二次会议的小组会上，耀邦同志曾经很激动地说：“我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希望大家都在宪法的保护下享有最大的自由。尽管在中央工作会上及这次人大会议上，不少同志点名也好，不点名也好，批评我背着中央搞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所谓民主化运动，助长无政府主义，但我坚持认为我那样做是从大局着眼想的，即使多数人反对，我仍要保留自己的看法。”对于当时逮捕魏京生，他又说：“奉劝同志们不要抓人来斗，更不能抓人来关。大凡敢于提出这样问题的人，恐怕也不在乎坐监牢。魏京生抓了三个多月，到现在不写检讨，还要绝食抗议。你们别以为他怕死，相反，他想快点死，他一死就在群众中变成烈士，是人人心中的烈士。”
　　由此看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以耀邦为代表的改革力量，同以几位坚持左倾路线的领导人为代表的保守力量之间的矛盾已经很深了。矛盾是多方面的，除了思想理论问题以外，围绕着如何对待人民群众方面，矛盾也是很尖锐的。
　　记得当时在建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廉洁政治方面，我自己经历过一场令人难忘的斗争。记得也是在一九七九年六月的五届二次人大会时，我已经写好发言稿准备揭发汪东兴同志强行推倒中南海勤政殿，花了五百六十万兴建自己的私宅。当时的五百六十万，是高水平的建筑。这座汪家大宅就是现在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办公处。（可惜现在找不到讲话稿，因而时间、钱数可能不准确。）因而在准备会议讨论主席团名单时，我就提出汪没有资格进主席团。谁知道这也惹了大祸，说什么主席团名单已经政治局安排批准，作为党员不应同中央不一致。还专门开了人大代表党组会对我进行批评，说人大的所有重要文件都是政治局讨论通过的，就是说都是拿到人大去通过而不是拿去讨论的，我要讨论便是错误！这种批评理由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如若这样，人大这个最高权力机关就成了党中央的表决机器了。当然，很多同志一直就是这样理解人大的民主的。
　　原来，批评我的深一层原因，是我不应该揭露这一重大的挥霍公款、舞弊营私的丑事。在一定意义上说，这种贪污腐败的作风是任何政党失败的一个毒根，也是共产党堕落蜕化为封建法西斯党的根源之一。因为反贪污腐败是我们的整顿党风的一个主要任务，我决心使人民日报在反对贪污腐败、提倡廉洁勤俭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虽然关于勤政殿的事不准在报上公开揭露，可是人民日报在反对官僚主义总题目下还是进行了几场大的斗争，如反对外贸部贪污、受贿事件，渤海二号沉船事件，萃华楼饭庄大吃大喝事件等等，都起了很大的作用。以后在人大会上我作过希望中央机关搬出中南海，把中南海作为公园，党中央的经费预算由人大审议，公布领导干部的个人财产，公开揭露大的官倒等发言。上述宣传都遇到很大阻力，我的发言也引起一些人的反感。历年来，在人民代表大会中，代表们经常发言的主题之一就是反对贪污浪费，广大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意见最多的也是贪污浪费。设想一下，经过十年内乱以后，如果我们党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尊重人民的主人翁权利方面，真正下决心艰苦奋斗、励精图治的话，恐怕就不会有一九八六年青年学生反官倒反特权的群众游行，也可能不会有一九八九年那样声势浩大的反腐败反专制的民主运动。当然促成这种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的原因，并不像我说的这样简单，但是我们共产党人真正坚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应该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起码条件。
　　像胡耀邦同志那样，一片公心，一身正气，不谋特权，不谋私利，在我们党的最高领导层中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他之所以成为被推倒的对象，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总之，如何对待人民，是一个革命党变好变坏的分水岭，是一个革命者变好变坏的试金石。为顾全大局，胡耀邦作过很大妥协，但胡乔木等人还是放不过他。局外人看得明白，在耀邦同志艰难招架的情况下，他在一些原则问题上作过很大妥协。别的方面我不熟，就拿新闻工作来说，他的观点也有很大的后退。当然，这种后退不完全是他的斗争策略，而是他几十年所形成的老观点的复发。由于他对新闻工作方面的新情况缺乏研究和缺乏集思广益，他这些陈旧观念又沉渣泛起。在一九八五年二月八日，他在书记处会议上作了一个关于新闻工作的长篇讲话，对新闻工作的性质、任务和基本要求等问题进行了原则性的阐述。事先，他并没有征求新闻界的意见，只是在讲话以后才把讲话稿印发给少数人征求意见。看来，他事先十分自以为是，事后也不大听得进逆耳忠言。我和报社几位负责同志认真研究了他的讲话以后，给耀邦同志写了一封信，简要提出了一些原则性的不同意见。以后发表正式讲话稿时，有些有所改动，但好些基本思想没有改，或者改得不鲜明，可以任人作不同的解释。现在把我一九八五年三月三日写的这封信的原稿抄在下面。  
　　　　耀邦同志：
　　希望这封信，你能亲自过目一下。
　　对你二月八日的讲话，提出一些意见，可能是错误的，仅供你参考。
　　一、你多次反对从概念出发、从定义出发，反对演绎法，不知为什么，你这次讲话是从定义出发。我也只好先从定义和概念提几点意见。
　　“我们党的新闻事业”，最好改为“我们党领导的新闻事业”。科学地说，党报是党的新闻事业，新华社是国家通讯社，广播电视部也是国务院的部。军报、群众团体的报纸，也不能叫党报。至于很多经济信息的专业报，只能说是党领导的报，不是党报。所以，最好叫 “党领导的新闻事业”，或是“新中国的新闻事业”、“我国的新闻事业”、“社会主义的新闻事业”、“人民的新闻事业”。
　　“党的新闻事业是党的喉舌”，如果说的是党报，那是对的。但我们一千几百份报纸，不能都说成是“党的喉舌”。严格说，军报、团报等都不能说是“党的喉舌”。民革中央的《团结报》，不能说是我们“党的喉舌”，近千种经济专业报和五花八门的小报，更不能说是我们“党的喉舌”。
　　“党报是党的喉舌”，这个话也不完善。“喉舌”只说明了党报的一个很重要的职能，但不是全部职能。少奇同志曾经说过“党报是党的耳目喉舌”，这个说法比较好。是耳目，就要了解国内外大事和各种信息，了解人民群众的意见、建议、批评。喉舌是代表党说话，党总是先有见闻，才能说话，才能根据实际情况订出方针政策，才能针对群众的实际情况很好的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所以党报如果不作党的耳目，就不能作好党的喉舌。
　　说党报是党的喉舌，“党的”也只是一方面。党报不只是代表党说话，还要代表人民说话。我们党是代表人民的，但党只是人民的先锋队、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它不等于人民。一九三Ｏ年，我们党在上海创刊的第一份党报《红旗日报》，创刊号的社论就明确宣布：它是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本报是供给广大劳苦群众阅读的，它是一切被压迫的人所能了解的言论机关，成为他们自己的喉舌”。一九四一年《解放日报》改版社论提出：“使解放日报成为真正战斗的党报机关，同时也就是要使它成为天下人的报，成为一切愿意消灭民族敌人建立民族国家的人的共同喉舌。”一九五六年《人民日报》改版社论，也强调“人民日报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我们的报纸名字叫作《人民日报》，意思就是说它是人民的公共武器、公共财产。人民群众是它的主人。”
　　所以，我认为，对我们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新闻事业，如果要下一个定义，对它的性质概括成一句话，是不是这样说：“我们党领导的新闻事业，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
　　二、你强调党领导的新闻事业，主要任务是向国内人民和国外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这是对的，是很主要的任务。但是，我们党的政策制订过程，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的办法，制订某项政策之前，要了解实际情况和群众的意见；政策制订以后，要向群众宣传，同时又要在实践中检验，了解实际效果和群众的反映，以便使之日益完善，或者根据情况的发展变化订出新政策。一九五六年，党中央对《人民日报》改版报告所作的批语中说过： “《人民日报》应该强调它是中央的机关报又是人民的报纸。”“我们党的各种报纸，都是人民群众的报纸，它们应该发表党的指示，同时尽量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这个批语还说，《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不能说都代表中央，“除少数中央负责同志的文章和少数社论外，一般地可以不代表党中央的意见。”一九五六年七月一日《人民日报》改版社论说：“报纸是社会的言论机关。在任何一个社会里，社会的成员不可能对于任何一个具体问题都抱有同一见解。党的和人民的报纸有责任把社会的见解引向正确的道路。但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不应该采取简单的、勉强的方法。…有许多问题要在群众性的讨论中逐渐得到答案。… 有许多问题，虽然已经有了正确的答案，应该在群众中加以广泛的宣传，但是这种宣传并不排斥适当的有益的讨论。相反，这种讨论可以更好地帮助人们认识答案的正确性。而且就是正确的答案，也经常需要在群众的实践中加以补充和修正。”又说：“在我们报纸上发表的文章，虽然是经过编辑部选择的，但是并不一定都代表编辑部的意见…　这种情形希望读者认为是正常的。”刘少奇同志在《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中，也着重讲了记者要到群众中去考察党的政策是否正确或执行中的问题，“要把人民不敢说的、不能说的、想说又说不出的话说出来。”当然，同时也有一个说服和教育人民的问题。总之，报纸的作用是完整地包括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两个方面，耳目和喉舌两个方面，不是简单的而是双向的，这两方面是同等重要的。
　　三、你在讲话中把“新闻”和“言论”没有适当地加以区别，而完全是混在一起，这可能是造成只重视“喉舌”作用而不重视“耳目”作用的原因之一。如说“新闻是代表党和政府讲话的，是要按照党的路线和政策来发表议论、指导工作的。”“党的报纸的重要言论和主要报导，它的基本方针和基本职能，应当是代表党和政府的，而不是代表编辑或记者个人的。”新闻是事实的报导，记者报导新闻，主要是反映情况，在反映情况的时候，当然要注意用所反映的事实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记者所写的新闻中某些语言要注意反映党和政府的意见。但是，新闻并不都是“代表党和政府讲话”，都要这样，记者承担不起这个任务的。何况有许多新闻和党的政策无关。有些中央领导人的讲话，或中央、国务院发布的指示，记者加以报导，也只是起传达作用。报纸发表某些“指导性新闻”，也只是通过新闻来传达中央意图，也不好说就是代表中央讲话。新华社受权就国际问题发表某项声明，那才是代表政府讲话，但这种情况是很少的。
　　新闻的任务也应该强调传播各种信息，无论党、政府、人民，都需要每天从新闻传播工具中获得信息，了解国内外情况。在这个走向“信息化”的时代，新闻工具传播信息的任务越来越重要。
　　四、关于新闻自由。
　　任何自由都是相对的，有限制的。我们宪法规定的我们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当然也是有限制的。言论、出版自由不是不负责任、造谣诽谤或煽动叛乱等等，这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世界各国的宪法和法律都这样理解自由的。所以宪法只在其他条文中规定这种自由的范围，没有在“言论、出版自由”上加什么限制词。我们应当批评对“新闻自由”的错误理解，而不能根据这种错误的理解来反对或否定“新闻自由”。我们只能在原则上肯定新闻自由，但说明它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不然人家就会说我们不遵守宪法，给人家以我们不准新闻自由的印象，名誉是很不好的。
　　当然，党报还要遵守党内的规定和指示，但是，也不能因为这一点就说党报不能有宪法规定的新闻自由。党报除了受宪法和法律的约束之外，还要加上党的方针和纪律的约束，但是这种约束不得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宪法是党领导制订的，党报应该是维护宪法的模范。你在十二大的报告中也说：“要教育和监督广大党员带头遵守宪法和法律。新党章关于‘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规定，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原则。从中央到基层，一切党组织和党员的活动都不能同国家的宪法和法律相抵触。党是人民的一部分，党领导人民制订宪法和法律，一经国家权利机关通过，全党必须严格遵守。”所以，个别党委的个别规定和文件，如果真的违反了宪法和法律，作为党报工作人人员，是有责任向党委直到中央反映意见的。因而，不因为党报有特殊情况出不能享有宪法规定的“言论、出版自由”。
　　五、有人说，你主张创作自由，但反对出版自由；而没有出版自由，创作自由就是空的。我看了你的讲话稿，你说：“提到创作自由，不等于作家就有发表任何作品的自由。”从字面上看，这话是对的，但的确可能给人以上的误解。其实就是创作自由也是应当有限制的，如果是自己写日记、写信、写什么不供发表的文稿，当然可以随心所欲，就是胡说八道也没有关系。但是所谓“创作”，就是要为了发表而写的作品，是要给人看的，无论是客观原因或主观原因，都不可能没有限制。宪法上规定的“言论自由”，也不是个人自言自语，而是指发表意见的自由。“作家要求发表任何作品的自由”，这就首先违背了宪法，因为宪法规定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宪法反对违犯国家安全和社会治安，宪法规定不能侵犯别人的自由等等。至于编辑部有权决定发表什么和不发表什么作品，当然也是有宪法和法律依据的，即使你的作品不违法，也可以因质量不好等等原因拒绝刊登。所以不要给人印象，好象“创作自由”就意味着创作可以不负责任，不顾法律。
　　自由这个旗子，我们一定不能放弃。在极左思想影响下，很多同志怕自由，好象一说自由就是资本主义思想。我们搞了一个“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字眼，谁要自由，就是自由化，就是资产阶级。毛泽东同志曾说：“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也”。现代化，就是越来越现代。我们共产党人的思想世界是“自由王国”，就是极大的自由，那么自由化有什么不好呢？说自由化就是资产阶级，这事实上美化资产阶级，以为他们是最自由的，这显然是错误的。
　　在你讲话中说，我们新闻工作者，只要合乎党中央的路线和政策，就有自由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又说，在大方面一致的前提下，我们需要的是大力发扬新闻工作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又说：我们的新闻工作者一定要有高度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一定要有独立负责的精神”。这是很正确的。但是你前面又说新闻部分不能有“相对的独立”，是不是修改一下这个说法。我们要求的新闻自由，就是这种自由。不要说这种自由不如作家多，不如创作自由大，这样比是不好比的。这样比，给人印象就是创作自由大而新闻自由小。
　　你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自由的说法，在口头上说可以，如果要印成文件，还是多研究，慎重为好。比如你批评资本主义国家只能在次要问题上才准有不同声音，在根本问题上是只准舆论一律。但我们也是这样，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一律，只在次要问题上容许不一律，这样做是完全对的。那么，为什么要用这样的道理去指责人家呢？再说，在很多资本主义国家内，为了竞选，为了党派之争，为了各财团之争，在一些大问题上还是容许不一律的。至于说五十年代美国取缔美共，那是三十多年前“冷战”时期的事，美国新闻界自己也谴责那个时代的不民主。但美国现在仍有一些左派组织，包括极左的组织（所谓“毛派”）。另外，其他西方国家多数都有共产党，有的力量比较大，如法共、意共、西共。这些共产党也有自己的党报。因此，说资本主义国家基本上就是一种声音，即使有点不同声音，那也只是在次要问题上，并且不反映广大人民特别是下层人民的主张，这就不符合事实。至少，我们总不能说共产党报纸的声音也只是在次要问题上不同，不反映人民的声音。总之，要把这种评价资本主义自由的话印成文字，还是慎重为好。
　　六、关于民办新闻事业的问题。我以为从原则上不能反对，只能订出很多具体的规定使它遵守宪法和法律。因为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又有集会、结社自由，那么，公民完全依照法律组成一个新闻团体或者其他团体，又完全依照法律申请办报，我们不能说他违法，不准他结社和出版报纸，只能依法严格审查他合不合法，如并无不合法处，只能批准。
　　在解放初期，我们实际上是“党报、非党报并存，国营、公私合营并存”。反右派以后，把主张“同人办报”打成右派，合营和私营的报纸都停了。这样作是不是正确，是很值得研究的。香港《镜报》的总编辑徐四民先生（全国政协委员）就提出想在北京办一份报纸。从原则上说，如果他正式提出申请，恐怕不能说不批准，只能同他谈具体条件。
　　现在，全国报纸，真正登新闻信息和言论的新闻纸（不算报纸型的文艺刊物）就是一千几百份，其中有好几百份是经济信息报，都是一些人组织一个经济团体办的报纸（都是领有登记证的），只能说是民办报纸，不能说是“官办”或“公办”的报纸。而上海几个十三四岁的小学生结合起来，办了一个《小主人报》，也是民办。这是当前已经存在的客观实际，我们不好从原则上反对“民办”新闻事业，只能采取积极的态度，去管理，去领导。
　　七、你讲话中关于清除精神污染的讲话，好些同志反映，说你后退了，不如你去年十二月二十日在书记处会议上讲得好。我找你那次讲话的记录和仲勋同志十二月二十一日在民主人士会上的讲话来看了一下。我觉得，在分寸上是有差别的。改成文字，作为文件，希望多多考虑。不然，很容易在文化界造成不好的影响。
　　八、在宣传工作会上，你肯定思想理论战线还是要以反极左为主，在新闻战线上，极左的影响还是很深的，希望你提一下。
　　九、第十六～十七页，关于新闻的几个“性”。现在的顺序是“第一是时间性”，“第二是真实性”。建议把真实性放在第一位。
　　十、关于参加国际电影评奖问题，你说“不要一股心思盼得奖”，“不要因此就转变自己的正确方向，去迎合人家的口味，向西方电影看齐。”原则上说，这是对的。但对这个问题应作分析。世界上举行的电影奖很多，有不好的，也有进步的。我们的电影没有得奖，不一定都是内容问题，有的可能是艺术问题。近年我们故事片《泉水叮咚》、《没有航标的河流》、《陌生的朋友》、《城南旧事》、《一盘没有下完的棋》都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举办的电影节上获奖的。这些电影不但内容健康，就是在艺术手法上也没有迎合西方的口味。我们电影的艺术水平一般不高，这是事实，我们国内的观众也是承认的。合拍电影，可以学到人家一些技术。最早是中法合拍的《风筝》，近年有中日合拍的《一盘没有下完的棋》，中意合拍的《马可波罗》，这些都是好的，对我们也有利。听说协议合拍的还有《史沫特莱》（中美合作），不知道有什么不妥。即使合拍中出现了什么具体问题，也可以加以纠正，不宜原则上反对。
　　十一、希望强调一下在报纸上开展批评的问题，这主要是指新的不正之风。舆论对于制裁不正之风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希望重视这个武器。现在过头的、不符事实的批评也有。但主要的问题，还是批评遇到阻力的问题。
　　十二、关于“冤冤相报”。我很赞成你的意见，不能“冤冤相报”。但是那些整人的同志，整错了，至少应该向被整的同志说一句道歉话。另外，因被整错了，还作了错误的组织处分，是不是到适当的时候还是改正一下为好。比如对王若水同志，正式免了副总编辑的职，已经一年多了，他还没有一个职务，这就不好。
　　这些意见，可能有错误的地方，仅供参考。关于新闻工作，还有一些意见，因你太忙，我就不说了。
　　　　　　　　　　　　　　　　此致敬礼！
　　　　　　　　　　　　　　　　　　　　　　　　　　　胡绩伟
　　　　　　　　　　　　　　　　　　　　　　　　　　　三月三日  
　　应该承认，耀邦同志这个关于新闻工作的讲话，在新闻界反映是很不好的，他自己说只能十分之一的同志不满意，显然，这个估计是很不科学的，不仅是大大低估了不同意见的严重性，也助长了他的自满和麻痹。
　　尽管在原则问题上，即在所谓新闻工作自由化思想方面，耀邦同志的看法在向一些坚持左倾路线的领导人靠拢，可是仍然得不到他们的宽容，反而促使他们加紧动摇耀邦领导地位。国外舆论普遍反映不好，而且认为这一讲话发表的时机是有意安排的。五月十日耀邦同志在接受香港《百姓》杂志总编辑陆铿的采访时，陆铿坦率地向耀邦说：“你的威信在你发表了《党的新闻工作》的讲话之后，就受到很大的损失！保守的言论与开明的形象是背道而驰的。海外的反响普遍不好，包括陆铿在内。因此就有这样一个说法：党内的一些保守分子，我们不说派吧，他们是故意整你。第一次出国，就有白桦事件；第二次出国，又搞了清除精神污染；第三次，你前脚跨进澳大利亚，后脚就发表了这个东西！”
　　陆铿在采访胡耀邦以后，于一九八五年六月三日发表了他长达两万多字的《胡耀邦采访记》，引起了国际上一时的轰动。那些左倾权威大抓辫子，指责耀邦在访问中说了很多错话和很多不应该公开说的话。这就表明，堂堂总书记都没有对记者讲话的自由，还谈得上什么新闻自由！当然，耀邦有讲的自由，别人也有批评他的自由。但是，至于那些讲话应该如何发表，那是记者陆铿的新闻自由和新闻责任感问题，不能迁怒和加罪于被访问者。其实，在责怪的理由背后，是他们对耀邦坚持改革开放、坚持人民民主和反对左倾势力的胆识和决策怀着深刻的憎恨。特别是陆铿的《访问记》反映了国外认为邓力群是“见光活”和胡乔木是 “文艺沙皇”等等，更是他们把满腔怒火都烧在耀邦头上的原因。
　　耀邦同陆铿究竟谈了什么，消息封锁得很严，刊登《访问记》的海外报刊在国内又是查禁没收的。在一个多月以后，我才从友人处看到港报的一个复印件。使我高兴的是陆铿所反映的海外对耀邦关于新闻工作讲话的几点重要批评，同我两月前对这个讲话提的意见基本相同。而耀邦在访问中对他的错误观点作了一些改正，也使人民在新闻改革方面的忧虑得到一点宽慰。可惜，我们还是高兴得太早太天真了。尽管耀邦在那个关于新闻工作的《讲话》中作了一些原则性的妥协，还把《讲话》最后的修改定稿权和发表时机的决定权都委托给了胡乔木，但胡乔木等人还是饶不过他，还以胡耀邦接受陆铿访问作为加紧推胡下台的导火线。
　　耀邦同志是一个耿直豪爽、具有优良的民主作风的领导人，在陆铿对我党接班人问题节节追问下，他快人快语，说了一席老实话。陆铿的《访问记》中把两位朋友之间的这些脱口而出的话和盘托出。在我们这样一个崇尚谨言慎行的古老社会里，那里容得下这样的真言实话！因而惹下了大祸。为那些早就想把胡耀邦赶下台的坚持左倾路线的人提供了强有力的炮弹。
　　　　　　　　　　我向胡耀邦提出了最后的诤言，他摇摇头，连说两个“难呀！难呀！ ”  
　　耀邦被打倒以后，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对他还抱着很大的希望，希望即将到来的“十三大”能够对他作出公正的结论。当他不幸逝世以后，声势浩大的悼念浪潮，成为“八九民运 ”的前奏曲，这当然不是偶然的，是他光辉一生的彩霞反照。
　　耀邦下台以后，我国的民主运动进入十分艰难的阶段。他下台的第一个夏天，我在北戴河休息，常常陷入沉思。有一天，我忽然心血来潮，提起笔给耀邦写了一封信，但经过再思三思，最后还是没有发出去。不久，我见了他，把这封信的意思告诉了他。他很沉静地听我说，但没有正面答复我的问题，只是摇摇头，连说两个“难呀！难呀！”使我感到这场悲剧并没有完。现在把这封信抄在下面，可以反映当时人们对他的怀念和希望。  
　　　　耀邦同志：
　　从去年十二月底以后，很多问题引人深思。七月在北戴河休假，想得不少。反复考虑，还是给你写这封信。
　　近三几年来，感到你的毛病日渐突出。尽管如此，很多同志还是认为你的错误并不是很严重，更不能成为换你的理由。更令人不解的，是换你的这种作法，是不符合党的原则的。
　　看了印发出来的你的检讨，令人失望。是自己的错，当然应该检讨；人家批评得对，也当然该接受。但是对并不是错误的认错，对不当的批评也默认，恐怕就太过份了吧？在大是大非面前，你不适当的认了错，不知你想过没有：你一个人怎样委曲求全，是可以原谅的；可是，因而颠倒了是非，对党的事业的危害，对千千万万坚持真理的同志的危害，却是很难原谅的。
　　从这次事件曝露出来的重大问题，人们更加感到，在强调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时候，恐怕应该特别强调一下党的改革，这是刻不容缓的事。
　　不知可不可能在党内先重申一点初步的民主：
　　一、在十三大的时候，你能不能对这些年来的重大争论，作一个简要的发言？比如：主要应该反极左还是反右？主要应该反封建主义还是反资本主义？怎样才算真正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什么是我们应该反对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应该如何反法？对党内不同意见能不能长期采取这样压制和封锁的办法？不认真贯彻执行理论上思想上的双百方针，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能够顺利进行下去吗？等等。如果你认为现在还不是说这些问题的时候，希望你宁可持保留态度，也不要再违心地去作什么深刻的检讨。本来，像这次换一个总书记的特大问题，事先没有经过中央委员会讨论，事后是不是应该在中央委员会和党代表大会上进行比较充分的讨论？
　　二、在党员中讨论这次事件时，大都是一边倒。当然并没有宣布不容许说不同意见。而这，恰恰反映出问题的严重，为什么缺乏一种民主空气容许大家说一点不同意见呢？连“宽容”的风度都被批判为自由化！因而，在以后专门组织的几次大批判会上，也就很难听到多少不同的意见。对于被批判的对象（如于光远同志），也是处处限制，不让比较充分地进行答辩。这同十年内乱相比，形式上是文明多了，实质上还是斗人、压人、搞臭人的大批判会。这些，可能你已经无法知道真实情况了。我以为，我们党是容许有批判人的自由的，批谁、如何批都是可以的；但是同时必须容许被批判者有答复和反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别人发表赞成和反对的意见。既然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真理又在自己手里，又是在高层领导召集的对高级干部的批判会，为什么不能给被批者以平等的权利，容许人家比较充分地进行事实澄清、是非的辩论和理论的阐明呢？既然要发动公开的批判，又偏偏秘密起来，总在背后定名单、编材料、散布舆论、点名批某某人有什么大错、是什么典型，结果，事实又不准确，罪名又不明确，在党内外引起猜测和推论，加油加醋，把人搞臭。既然是最正确的理论权威，人家又是大错特错，为什么不可以写出正式的文章，在报上登出来，又让人家在报上答辩？如果认为确有必要考虑公开的影响，能不能选定一个或几个内部刊物来刊登这些批判文章，同时刊登被批判的文章的原文，刊登被批判者的答辩文章很反批评的文章？在社会上和报刊上，在党内和内部刊物上，只造一种舆论，只登一方面的文章，无论怎么再申明坚持双百方针，人们也是不会相信的。
　　三、在十三大以后，不管对你作什么工作上的安排，希望你能认真研究一下党的改革问题，这是政治改革的核心。老实说，在你当总书记的任内，没有组织大家并亲自动手来研究党的建设和党的改革问题，这是你的失职，是自食恶果。现在亡羊补牢，还不为晚。研究我们党的改革问题，你有特别的优越条件。希望你能像一般学者那样自由地研究问题，自由地参加社会活动。我们对国外的前首脑，是那样的尊重，以礼相待，对自己的前首脑，是不是也应该同样宽容呢？
　　如果连这点民主都做不到，我们的政治改革能作到吗？试想：在理论、文化、思想、政治领域内，如果仍然热衷于独断专横，党同伐异，压制、打击、排除不同观点，致使文坛贫乏、论坛冷落，有识者鸦雀无声，而宵小之徒，耀武扬威，在这种情况下，讲得上什么政治改革？谈得上促进经济改革吗？没有日益改进的社会主义的民主，是不配为社会主义的，同共产主义更是南辕北辙的。对于我们党风能改好，国家能兴旺，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能实现，人们怎么能不抱怀疑态度呢？如果十三大以后，这点没有改进，要挽回人民对党的信心，恐怕就更难了。
　　这点，你当然比我清楚得多。本来无需我来多嘴，但作为一位老相识，无非想同你说几句心里话而已。如果认为都是多余之言，那就由你一笑弃之可也！希多保重！  
　　　　　　　　　　　　　　　　　　　　　　　　　　　　　　　　　　　　绩伟
　　　　　　　　　　　　　　　　　　　　　　　　　　　　　　　七月二十五日（一九八七年）  
　　从这封信看出，我实在是太天真了，总幻想着当今的权贵还会赐给人民一点点民主。其实用政变的办法把一个党国首脑推下台，还谈得上什么民主？！我们的国家是党领导一切、决定一切、指挥一切、统治一切的，由党中央带头来搞这种无法无天的大祸大乱，公然整到党的总书记头上，要整其他什么人那就更是在劫难逃了。
　　邓小平同志在十年内乱中一再被打倒，威信很高。他的改革开放政策使得濒于灭亡的党和国家得到恢复，开始更新，他的威信就更高了。可惜他也像毛泽东一样，也慢慢形成个人迷信，形成一言堂；他也被一些野心家所左右，竟然也对自己的最亲密战友反目成仇。左倾势力先利用他的左手，砍掉他的右手（胡耀邦），然后又迫使他把自己的左手（赵紫阳）也砍掉。到了“八九民运”时，公然动用坦克来镇压手无寸铁的青年学生，说明这位最高领袖也走到独裁专制的顶峰了。
　　在对“八九民运”实行武装镇压之后，一场“文革式”的大规模政治批判和组织清洗运动立即席卷全国，完全继续和发扬了“无产阶级对意识形态领域实行全面专政”，还谈得到什么民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本制度，但是在以党代政，党包办一切、决定一切的情况下，人民代表大会完全成为党的下属组织和政府的附属单位。党中央越来越变成破坏民主和法制的专制独裁的最高权力机关。一个国家发生了震动世界的大屠杀，人民代表大会的常委会不能问也不敢问，连开一次紧急会议来议论一下都不行，这样的最高权力机关，这样的民主和法制，被标榜为社会主义的高度民主，岂不是玷污社会主义吗？哪里有一点民主的气味呢？
　　　　　　　　　　　　　　　　　　　　　　　　　　　　　　　　　　　　一九九一年九月二日

半醉汉

“如何对待人民，是革命党变好还是变坏的分水岭”这话大有问题。难道革命党成立时是个不好不坏的党？
应该是，如何对待人民，是好党和坏党的分水岭。

自觉的梦游人

胡绩伟是个老共党，他这句话的意思应该是“如何对待人民，是共产党变好还是变坏的分水岭”，他是否就此在暗示天安门的屠杀是共产党变坏的标志，不敢乱猜，但是他用革命党代替共产党说事，用心还是很良苦的，毕竟他自己做了几十年的共党，要他直接说出共产党变坏云云的，还是有点强其所难的。

老程

由于与胡绩伟的女儿较熟悉我曾在在胡家见过这位老人多次，他给我的印象是慈祥寡言。感谢楼主转发此文，使我对这位长者有了更多的了解。
顺便讲一件他家私事以便大家了解这家的为人。胡绩伟的夫人是位延安干部，她的一位同事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胡绩伟夫妇文革后期相继被＂解放＂安排了工作，他们安顿下来后很快把那位同事在小学读书的女儿接回自己家 ，一直到这个女孩考上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