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末：姜人杰与费孝通与苏南模式有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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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宣布出事到维持一审死刑原判，姜人杰案已是六年有余了。姜人杰之人之案很快会划上句号了。也许时间长了点吧，对二审维持原判的议论并不多，网上仅见一文，维持原判传递了什么信息？一曰：反腐决心坚挺；二曰：检举立功有用也没用，该杀的还得要杀。或许对贪官会触动神经，你以为拖出两个人来会赦你不死，没用，该诛当诛。
    怎么会出这么个冷不丁的话题，姜人杰与费孝通与苏南模式有没有关系？其实，这个话题早就提出了，知道的议论的少吧了。现在，快时过境迁了，该提出来多说两句的时候了。这个话题实际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姜人杰成为亿元贪官，有没有地方因素，与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方式有没有必然联系？
    从地方经济发展方式看出贪官的，很少。秋末以为，挺有意思的。说姜人杰与费孝通与苏南模式有没有关系的，前有三联生活周刊，后有曾任苏州市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的惠海鸣。真正研究的是惠海鸣。他文章的题目叫：《苏南模式中的亿元贪官姜人杰——苏州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之一》，足有两万字。恵海鸣是费孝通弟子，北大社会学博士，做过昆山吴江市长助理。费老英文版《中国绅士》为他所译。
    姜人杰发迹与费孝通有沒有关系？
    三联生活周刊说，姜人杰人生转折，追溯起来要从结识费孝通开始。1969年姜人杰当上了庙港公社红卫中学的教师，后来到公社文化站任职，在这里他结识了学者费孝通。80年代初，只是文化站普通干部的姜人杰曾两度接待前来考察的费孝通，深得费赏识。只是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两人的惟一共同之处，不过是他们同样出生于吴江而已。第一次转折的机会在姜人杰34岁那年到来，1982年，姜人杰在费孝通推荐下，以第一名的成绩被选派到南京大学经济管理干部专修班学习。毕业后，费孝通还征求当地政府意见，表示如果没有合适的位置，他就要留姜人杰在自己身边。
    恵海鸣说，三联生活周刊说的姜人杰和费孝通的关系全属谎言。对此，他调查了当时有关的吴江县委书记、县长、组织部长和当时的庙港镇书记等人。他们并不讳言，是他们推荐和提拔了姜人杰，而费孝通不可能，也没有权力推荐姜人杰。只有一点是真实的，即1981年10月费孝通三访江村时，当时在镇文化站的姜人杰参加了统计工作，至今在江村留有一张他站在后排的照片。
    秋末看来，姜人杰的人生转折与费孝通究竟有沒有直接关系，并不重要。事实是，姜人杰的发迹与费孝通关系不大，可以说全然没有关系。姜人杰协助工作做得好，费老赏识一下也在情理之中，推荐上大学，则与费老无关，说句把小伙子可以多读点书也有可能。若说与费孝通有关，就是姜人杰的发迹和走上犯罪之路与费孝通提出的苏南模式有沒有关系。这正是需要深究的。
    秋末理解，惠海鸣文中所指的苏南模式，不单指费孝通说的苏南乡镇工业的发展模式或苏南乡镇经济发展模式，更多的是指学界所言的苏州模式。他说，在过去30年历程里，苏州是中国的最亮点之一，它的特殊性愈来愈被人们所认识。苏州经济发展不断保持高速，一年净增的GDP，以及财政收入、合同利用外资、实际利用外资早已位居长三角和全国的前列。但这种特殊性并不能超脱一般性。他所说的一般性，指：政治改革进展缓慢，与经济改革现状明显不相适应。由此产生贪污腐化严重，贫富悬殊，社会道德水准下降，环境污染。经济不可能离开政治而独行独远，苏州模式可以说得光芒四射，但离不开这种特殊性与一般性。姜人杰和姜人杰的同类正是这种特殊性与一般性相结合的产物。
    姜人杰出事主要在任苏州副市长管城建那一段权重一时之时，他身负十三种职权，一支笔可定数十亿百亿项目。一块土地改变用途，一支笔批同意二字，贪污八千万。体制内有言曰：“他拥有了太多、太集中的行政权力，把自己置于一个高风险的黑洞口。”权力是姜人杰要来的吗？不，是体制给他的。是体制送他上了阎王路。当然，姜人杰也有他自身原因。惠海鸣引了2004李源潮的一段话，“任何党政干部不论职务多高，不论出身多好，不论过去有什么功劳，只要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出了偏差，在思想做了名利、地位、金钱、美色的俘虏，就会经不起长期掌权和市场经济的考验，就会经不起各种腐朽思想和事物的腐蚀，就难免掉入腐化、腐败的泥潭。”惠海鸣归结为一句话：权力必须在阳光下运行。他说，这正是苏州三十年改革开放的重要经验教训之一。
    姜人杰和姜人杰之类与苏南模式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之一，乡镇企业的发展和时兴一时的用人制度为姜人杰之类进入仕途填平了道路。苏南乡镇企业的发展培养了大量经营人才和乡镇基层干部，还有一大批进入县市区乃至省部级领导班子，人称农村干部包围城市。这是事实。从农村干部二次进城言，可称乡镇企业的历史功绩。事实上，成为领导的也并非都是姜人杰之类。恵海鸣提出，这条带有苏南模式政治特征的仕途之道不可取不可行。他认为，未经国家有关考核，由这样仕途出来的干部素质不怎么高，出事的人也相当多，更为重要的，这个仕途违反了历朝历代县官不在本地提拔和任用的规则。为历史所证实，本地人任地方官弊多利少。他还认为，乡镇干部不应进入国家干部序列。随着乡镇企业改制和公务员录用制度的推行，事实上，直接从乡镇企业录用干部已被废止。留下的，对这段历史怎么看，从中可以吸取哪些经验和教训。
    之二，乡镇企业所有制为姜人杰之类形成了对权力的追求和可以任意处置资产的条件和心理准备。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苏南乡镇经济属于什么所有制，统一的说法为集体所有制，费孝通提出为干部社区所有制。费老的提法，没有得到公认，更没有得到地方党政的认可。恵海鸣说，费孝通第一个提出了苏南模式的概念。当时，他以为这是全中国社会主义农村的方向。后来，他说明，模式分析只是社会学家的一种分析，模式不是样板，反映的是各地因地制宜发展的路子，苏南模式的乡镇企业是地方干部经营的社区所有制。还说，农民集体所有是名义上的。在文中，恵海鸣简称为干部社区所有制。何为干部社区所有制？语焉不详。的确，苏南模式中的资产所有是模糊的，为大家所公认。可以清楚的，乡镇领导和企业干部对乡镇企业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这是无庸置疑的。缺乏现代企业法制理念，同样是无庸置疑的。在这样的基础上，形成对权力的追求和听命于权力对资产的支配的心理和素质，是难以避免的。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在乡镇干部身上特别明显。姜人杰敢于变换土地用途大肆谋利，不难找出轨迹。这是苏南模式所有制少有人道的另一面。
    之三，乡镇企业改制一些企业头头一夜暴富对姜人杰之类产生了心理不平和一心求取的诱惑。对苏州乡镇企业改制，惠海鸣的看法，是逼而后改。一为大势所逼，不能不改；二为债务所逼，不得不改。许多乡镇债务累累，唯有改制才有出路。改制使苏州乡镇企业得到了新生，不能一笔抹杀。但是，改制中也确有企业头头一夜暴富的现象，这倒也印证了费老的提法，乡镇企业是干部社区所有制，实为干部所有制。企业改制不少人一夜暴富和有些人利用各种机会寻租发财，不可能对姜人杰曾是乡镇企业头头之类有机会暴富的人不产生影响。有言曰：姜人杰仍是厂长，肯定是亿万富翁。世上处处有诱惑，人犯法不能都归罪于诱惑。这里说的诱惑，本不该是诱惑。
    之四，乡镇企业不规则的经营方式养成了姜人杰之类敢闯敢干和敢做不法之事的双重性格。惠海鸣说，乡镇企业干部进城受重用，他们头上都有一顶桂冠，敢想敢闯敢干，有创新精神，有实干精神。这是一面，另一面则是不守规则乱来。他们敢做敢为具有两重性，建设与破坏同在。乡镇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釆用了不少不正规手段，乃至非法手段，钱物铺路家常便饭。许多城市里的厂长、技术营销人员纷纷倒下，成了阶下之囚。这常为为农民说话的人所谅解，环境所迫。行贿与受贿，本没有本质区别，只是位子的变换。可叹的是，事物总有两面，敢闯红灯也会为红灯所禁所制，害人者必害己。完全可以推论，那些害人利己的手法，对于当年做过乡镇企业头头的姜人杰之类，可谓耳熟能详，用之得心应手。姜人杰之类当大权在握，求人改为求己，由行贿到受贿，乃必然也。
    姜人杰与苏南模式的关系表明，苏南模式是有缺陷的，这个缺陷一定程度是产生贪官的桥梁和温床。它的消亡和终结是必然的，是它自身缺陷扩大的结果。还表明，再好的经济模式也有漏洞，若无有效的先进的政治制度作保障，同样会产生腐败。秋末多次说过，乡镇工业是创举，对计划经济对工业排斥农民是一次革命，但不可否认，它具有类似农民起义的天然弱点和不足。历史没有同情农民的弱点和不足，今天，更不可能。姜人杰是例证。
    曾经同住一个新村子里，曾经开会同坐一张凳子上，都是农民之后，多少有点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今日是清明，秋末先给姜人杰的“人杰人生”洒上三杯五粮液，再加一句话：人生本是走一遭，何必何苦做人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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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本是走一遭，何必何苦做人杰。
阿弥陀佛，善之善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