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人品换“糖”吃

小时候，听到义乌货郎走村串户的拨浪鼓声，就急忙在家里搜索鸡毛、肉骨头、牙膏壳、酒瓶．．．．．．一路小跑，去和货郎换糖吃。我交了东东，眼看他从糖饼上或多或少敲下一块来，就在“第一时间”从他手里抢过来，往嘴里塞。糖是货郎自己熬的，又甜又有嚼头，那滋味至今似乎还留在口舌间（怕是要“没齿难忘”了）。义乌人给我上了政治经济学第一课：商品及其交换。

糖好吃，但必须要用东东换，人生大抵如此，。金钱、权力、名誉、地位，如同货郎手里的糖，想要得到它，必须有所付出。我们这代人，从小接受无产阶级教育：幸福的生活，靠劳动创造。如今，年过知天命，积数十年人生经验，我发现光靠诚实劳动就能创造幸福生活的，必是特殊人才（比如三十六行的状元），得到了老天爷特殊关照，而大多数普通人做不到。比如，农民工背井离乡、流血流汗，只是在为别人创造幸福生活，而他们自己只能保证基本生活。农民工的幸福指数，多半要靠忆苦思甜来提高。

按照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劳动是商品，劳动力是特殊商品（被资本家钻了空子，用来剥削剩余价值）。然而，只是出卖劳动或劳动力，所得有限。倘若将范围再扩大些，把人品也列为商品，用来交换自己所需要的东西，情况就会大不相同。古往今来，成者为王，而成者几乎无好人，所谓成大事者不拘“小节”。楚汉相争，刘邦胜出，多半是因为刘邦比项羽无赖。这方面，前人有《厚黑学》专题研究，无庸赘述。

改革开放三十年，是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三十年；也是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空前盛行的三十年。这样的年代，更容不得谦谦君子温良恭俭让。我有两位校友，同在某省级机关工作，提拔时成了竞争对手，双方遂以实名互相举报。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似乎不失光明磊落。然而，如此光明磊落地对同学下手，实在非人之常情。这年头，许多不近情理的东西，正渐渐被“理解万岁”。官场和生意场上，雇佣杀手直取竞争对手性命的，屡见不鲜。比起真正的凶杀来，口诛笔伐的举报，毕竟还算是文明行为——目的不过是断送别人的政治生命。

去意我年轻时当过不上品的小吏，有好心的朋友鼓励我上进，并且点拨我对“政敌”要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我心里明白，无论是革命，还是反革命，两手中有一手同样是下三滥的招数，终于“做勿出”。我不想也不能表明自己是个正人君子。“君子固穷”，我做不到。十多年前，穷则思变，我下了海。这些年来，常常用人品换“糖”吃。比如，趁月黑风高，上门送礼，像蚂蝗一样叮牢朋友办事，倘若事没有办成，心里还惦记着人家把礼物退回来。自己想想，活脱脱一个“小人穷斯滥”。

俺出道也迟，心理素质又差，所以常常画虎成猫。下海十余年，成效甚微，至今仍在穷则思变中。对于用人品换“糖”，惟有反面经验（或者叫教训），愿意供读者借鉴。出卖人品，一要趁早，“该出手时就出手”，等到日薄西山，成了落市货，想变现也难；二要干脆，最好一次性“卖断”，以免零零碎碎地“割肉”——痛苦多，收获少。此外，我体会到用人品换“糖”需要天赋，诚如“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排起来，我列第三等。可以告慰孔夫子他老人家的是，“困而不学”、顽固不化，坚持不肯用人品换“糖”的“下民”，快要被淘汰光了。

这年头，固穷的君子不多见，“固达”的“文化学者”满天飞。达则教导天下，满口“阳光、春风、温暖、感动”，还有“流淌”．．．．．．时刻提醒人民要学会感恩戴德。这些人常常想要“感动中国”，然而，透过他们拿腔拿调的表演和闪闪的的泪光，明眼人不难发现，他们不过是在现身说法：谁帮闲，谁就有“糖”吃。

古人云：“人到无求品自高。”未免有唱高调的嫌疑，因为人不可能无求。糖和人品不可兼得，取“糖”而舍人品，不仅是个人的“自然选择”，更取决于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一个诱良为娼，鼓励人们用人品换“糖”吃的社会，不是什么好社会。然而，我们既然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似乎只能选择适者生存。著名“文化学者”于丹教导我们：“假如我们不能改造这个社会，那么，就去改造我们的心灵。”于丹的话，让我豁然开朗，决心将用人品换“糖”吃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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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雅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