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伯平：江苏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思考

亚平

罗志军书记在省十二次党代会报告中指出：“要全力打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攻坚战，推动江苏加快向经济强省跨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江苏实现“继往开来，在新的起点上开创科学发展新局面”的核心和关键。然而加快转变并不意味着可以盲目转、随意转。面对新形势新要求，不转不行，慢转也不行，盲目转更不行。转变发展方式既要达到预定目标，即转变成功，还要努力降低转变的成本，包括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要提高转变的效率。显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同样需要科学、有序推进。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大方向和总要求，对于各个地区而言，转变的基础、条件和迫切程度不同，对转变的期望和目标也不同，实际转变有着不同的含义和性质。用经济学的语言，转变不是同质的。因此，江苏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探索符合江苏实际、彰显江苏特色的转变之路。转变的基本原则，一是顺应发展规律，实现发展的可持续；二是彰显自己的特色，进一步强化优势，消除劣势，实现协调、稳定发展。
    把握转变内涵：让创新成为企业的普遍行为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归根结底要落实到企业生产经营方式的转变，没有企业生产经营方式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就是一句空话。因此，企业是创新和转变的主体。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本质，就是让创新成为企业的自觉、普遍、持续行为。市场是企业创新的依托平台，企业一方面通过市场获取创新资源，另一方面通过市场检验甄别创新成果、获取成功收益。在宏观层面，市场起到了创新资源的配置作用和创新成果的放大作用。政府不是创新的主体，因为政府既不了解市场对创新的需求，也不承担创新的风险。事实上，没有政府，企业为了追求更高利润也会进行科技创新。但问题在于无法形成持续，因为成果会被模仿，利益得不到保障。而政府可以通过行政强权保护创新者利益。因此，政府的作用，一是保证市场机制有效，二是保护创新者利益，保护力度越大，对企业创新的刺激作用就越强。当创新能够为企业带来源源不断的收益时，不仅该企业的创新会持续下去，而且会成为其他企业普遍的效仿榜样，这就促进了整个经济的转变。
　　科研机构是科技创新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为创新提供了技术支持，但在整个创新和转变过程中科研机构是配合企业运作的，并不发挥独立作用，技术与资本、劳动、信息等一样，是企业创新的要素之一，既可以内化为企业的一个部门，也可以通过研发外包来解决。因此，转变的重点在企业，研发可以通过企业的需求来带动。产学研是市场行为，而不是政策结果。
　　从模仿走向创新：江苏转变的核心含义
　　以发展经济学的视角，改革开放30多年来，江苏经济发展基本路径属于跟随和模仿。乡镇企业发展是在上海“老大哥”直接带领下，从生产零部件配套起家，开放型经济向广东、福建学习，发展民营经济向浙江学习。尽管江苏在学习模仿中有自己的创新，但始终以别人为标杆，是方向既定的战术追赶。
　　模仿是指后起者对先进者的成功经验学习和借鉴的行为。亚洲“四小龙”等例子表明，模仿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加快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人口众多、空间狭窄、自然资源禀赋条件较差的江苏能够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本质上是成功模仿的结果。
　　必须指出，江苏能够成功模仿的关键因素，就是政府主导。政府不仅通过行政手段层层推动，而且指出发展方向、组织观摩学习、不断总结经验和交流推广，形成了规模化运作，大大提高了模仿效率，降低了模仿成本。
　　模仿虽然是后起者的捷径，但也具有无法避免的内在缺陷：一是模仿有成本，包括学习试验成本、模仿失误的成本。二是模仿容易忽视自身的特点和优势，难以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优势。三是模仿只能缩短与先进者的差距，超越先进者必须依靠创新。实践表明，模仿的负面影响具有累积效应，时间越长带来负面影响越严重。
　　模仿既是江苏经济过去30年得以快速发展的成功之道，但长期模仿也带来了增长粗放、结构失衡等矛盾，并日益成为严重影响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瓶颈障碍。因此，从模仿走向创新、从跟随走向领先、从发挥后发优势转为形成先发优势，这是江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核心含义。
    优化资源配置：江苏转变的目标取向
　　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已成为各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点，并呈现热火朝天的态势。发展新兴产业不仅能够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而且有着广阔的市场空间。但是，发展新兴产业只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容之一，所起的作用是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并不能完全替代和涵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事实上，集约发展还是粗放发展与产业本身无关，传统产业依托科技集约发展的例子比比皆是，而新兴产业也会粗放发展，IT产业多年前就成为江苏的最大产业，但并没有改变江苏经济粗放发展的局面。
　　因此，改善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效益，这是江苏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目标。推动转变必须双管齐下，一方面抓发展新兴产业，以科技创新突破瓶颈约束；另一方面要从根本上改善经济发展的动力结构，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以优化配置化解粗放矛盾。如果说，过去30年江苏经济发展的重点是如何把要素动员起来，如何引进要素，解决要素不足的问题，那么今后江苏经济发展的重点应该是如何更加科学合理有效配置资源。要防止以新兴产业发展替代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更要防止新兴产业的粗放发展。
    增强内生增长机制：江苏转变的重点任务
　　大规模引进外资企业，是江苏加快经济发展、实现经济腾飞的最重要的成功经验。江苏能够顺利实现“第一个率先”，开放型经济功不可没。但是，大规模引进外资企业的负面影响也很明显：一是导致江苏经济对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的过度依赖，受国际经济的波动和冲击明显；二是导致江苏经济的内生增长机制薄弱，江苏拥有庞大的加工产业却没有形成相应的市场体系，更没有培养出一大批企业家；三是形成了招商引资力度决定经济增长速度的格局，要加快经济发展，就必须不断扩大引进外资的规模，于是招商引资成了地方政府的中心工作，官员替代了企业家的作用。
　　消费市场的不断扩大、生产专业化分工的深化、企业家的创新，这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根本源泉，也是江苏经济与浙江经济的差异所在。因此，江苏要实现经济持续领先的目标，必须着力增强经济的内生增长机制。让经济发展回归本源，形成开放经济和内源经济双强、两轮并驱的发展格局。
    突破路径依赖：以理念转变推动实践转变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核心是突破原有模式和路径依赖，探索新的发展方式和发展路径。理念是行动的指南，理念转变才会有实践的转变，解放思想依然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前提和基础。
　　前不久江苏省党政代表团访问浙江，全国最大的电子商务企业阿里巴巴紧紧抓住互联网高速发展带来的机遇，通过创新商业模式实现爆发式增长，给代表团很大启发。而在北京，一家名叫京东商城的电子商务企业更是飞速崛起，2004年刚刚创业上线，2010年销售额已经达到102亿元，占中国自主式B2C市场销售额的1/3，今年有望达到280～300亿元。在谁拥有互联网、谁就拥有未来的信息时代，北京有新浪、搜狐、百度、金山、空中网等上市公司，广东有两大中国门户网站——腾讯和网易，上海有网络游戏龙头的盛大，浙江有电子商务第一品牌阿里巴巴，江苏却还没有一家。
　　自2005年以来，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现代服务业的发展，采取了多项措施大力推动，但服务业发展仍然不尽如人意。原因之一，就是一些地方仍然没有突破工业为重点、招商为中心的路径依赖，继续进行大规模招商引资，大量发展加工生产项目。事实上，江苏的资源环境已经无法支撑以工业为重点、招商为中心的发展模式。
　　与周边省市相比，江苏的自然资源禀赋严重不足，人口高密度集聚，资源环境矛盾更加尖锐。江苏的人口密度比粤、浙、鲁分别高出40%、48%和26%，但建设用地占比是粤、浙的2倍；江苏的人均水资源仅为粤、浙的31%和29%，但单位GDP的水消耗比粤、浙高出36%、85%，工业用水量是浙、鲁的4倍和8倍；江苏单位GDP的能耗也高于粤、浙。
　　必须打破传统理念和经验主义的束缚，突破工业为重点、招商为中心的路径依赖，江苏已进入工业化后期，现代服务业的大发展不仅是趋势，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在要求。
    强化转变激励：从政绩驱动到财富驱动
　　江苏吸引的世界500强企业投资是全国最多的，但为什么吸引不了马云这样的创业者？最近强势崛起的京东网络商城，创始人刘强东是江苏人，为什么不选择在江苏发展？科教是江苏最有资格引以为豪的优势，南京的大学是全国各省会大城市中最多的，但科教优势为什么始终没有转化为经济竞争优势？
　　制度经济学理论指出，当一种现象具有普遍性质时，一定与体制机制有关。江苏吸引了大量的跨国公司、却没有吸引创业者，这同江苏的政策导向和激励机制有关。首先，江苏的政府主导经济程度较高，政绩驱动力度大，在追求GDP快速增长的导向下，各地政府都重视引进大项目，给以更多的优惠政策，这必然减少对小企业和创业者的支持。尽管这是全国各地政府的通行做法，但江苏由于外资大项目多，政策倾斜效果更加明显，政府的注意力几乎都集中在大企业上，小企业和创业者更难以脱颖而出。其次，政府主导经济是建立在对官员的政绩激励机制上的，其激励的对象是官员，与企业和创业者无关。近年来江苏也鼓励创业，重视对创业者的扶持，并对创业成功者进行表彰和奖励，但这种事后激励的面很窄，效果有限。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本质，就是要让创新成为企业的普遍行为，这需要一种广泛的社会激励机制。必须从政绩驱动转为财富激励，把激励对象由官员转为创新者，即让创新者的创新成果能够通过市场获得更加丰厚的回报，形成广泛的示范效应，从而吸引更多的企业进行创新，逐步实现创新成为企业的普遍行动。财富激励的核心是形成可以效仿的示范效应，关键是让创新者能够获得更多收益。一些地方仍然习惯于用财政补贴等政策手段去鼓励，其实补贴只是降低了企业的创新成本，并不能形成持续收益，所以也形不成普遍的激励效应。
    规范政府行为：尊重企业和敬畏市场
　　从国际经验看，美国和欧洲国家主要依靠市场机制推进和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则是以市场作用为基础、政府加强政策促进的混合推动型。在我国行政色彩浓厚的背景下，后一类型更具现实借鉴意义，即通过行政推动来实现有效启动。特别是一些影响转变的体制机制问题，没有政府的推动几乎无法解决。然而，在发挥行政力量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同时，必须清醒认识到，由政府主导经济向市场主导经济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要条件和基本前提。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之一。
　　转变政府职能，首先是进一步规范政府行为，要尊重企业和敬畏市场。转变的关键在企业，必须尊重企业的主体地位，不能把企业作为政府的附庸和实现政绩的工具。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引导企业创新，千万不能替代市场，走上政府主导的老路。企业行为取决于市场机制，企业积极应用新技术、开发新产品、加强经营管理，其动力来源于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对失败的恐惧。既然我们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就要相信市场的配置功能，让市场充分发展作用，不要干预市场，政府需要做的，就是为市场中的创新活动营造一个较好的制度环境。
    形成稳定预期：从政策调控到制度规范
　　创新有风险，转变有成本，要推动创新、加快转变，必须增强创新和转变的收益预期。企业创新的动力与收益预期成正比，预期收益越大越明确，创新和转变的动力越大。但是，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政策调控，并在不断深化改革的口号下，频繁变动政策，让企业处于不断变动的政策环境中，企业创新的收益无法预期。当企业家不得不把许多精力放在应对政策环境的变化上面，必然影响创新。如果创新收益无法预期和锁定，企业家只愿意做见效快的短期投入，而不愿进行回报时间较长的创新开发。更重要的是，政策频繁变动会带来企业交易成本的上升，导致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
　　在规范的市场经济体系中，“游戏规则”必须是稳定的、透明的，政府主要是规则的执行者和秩序的维护者，这样才有利于市场主体作出预期判断和行动选择。因此，应从频繁的政策调控转为制度管理，形成稳定的制度规范，增强体制机制的透明性和预期性，从而增强企业的预期，激励企业家创新，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