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 英国议会往事：议会不是一天开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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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会不是一天开成的

第一章 议会的诞生：都是国王惹的祸

“文艺青年”亨利三世

妹夫是靠不住的

“疯狂”的议会

“三角关系”的形成

第二章 君权之下的议会

骑士，作为一个社会阶层

议会里的“说话人”

都铎：一个王朝的背影

都铎时期的议会

第三章 革命年代

从一次刺杀开始

革命就是请客吃饭

短命的共和国

马贼和歹徒

第四章 最美好的时代，最糟糕的时代

一场席卷英国的大泡沫

贵族的议会，议会的贵族

这个首相不好当

保守主义在英国

第五章 改革才是硬道理

议会改革的前奏

选举权值多少钱？

贵族政治的黄昏

可怜的议员，坚实的议会

后记：民主的历史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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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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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不是一天开成的

王晓渔

这个春夏之交的某个夜晚，突然收到孙骁骥发来的电子书稿《英国议会往事》 ，这让我有些意外。孙骁骥留学回国之后，一直供职于媒体。媒体让人疲于奔命，但孙骁骥不仅在工作之余撰写书评，竟然在撰写书评之余又不声不响地写出了一本介绍英国议会历史的书。最让我感到意外的是，他回国没有太多时日，就很快把握住本土的问题意识，虽然笔下是英国议会往事，却有着很多现实的关怀。

最初读到孙骁骥的文章，是通过电子读物“独立阅读”。当时他在英国读书，为“独立阅读”撰写书评，观点具有欧美学院派的显著特色，即对民主制度以批判为主。这没有什么奇怪，批判性是知识界的职业伦理。在欧美，民主制度作为一种主旋律，知识界“吹毛求疵”，是分内之事。但有些匪夷所思的是，一些学者一边对民主制度“吹毛求疵”，一边又在极权制度里“沙里淘金”。如果是欧美学者，可以理解为严于律己、宽于待人；可是不少中国学者亦步亦趋，只能理解为严于律人、宽于待己了。

与那些刻舟求剑的中国学者不同，孙骁骥回国之后，迅速进入中国问题。时下，民意代表的选举是一个方兴未艾的话题，但孙骁骥对议会制度的关注，显然在这一话题成为热点之前，可谓未雨绸缪。这本书没有满足于介绍英国议会历史的花絮，那是最讨巧的做法，省力又容易叫好、叫座。孙骁骥无意于此，他的兴趣在于系统介绍英国议会从无到有的历史，重在制度反思，而非家长里短。或者说，即使聊到家长里短，也与制度反思有关。

议会和王室是一对冤家，讲到议会往事，就和宫廷政治脱不开干系。中国读者对宫廷政治如数家珍，对宫廷政治里的“人性之恶”更不陌生，同床异梦、同室操戈、同根相残 可怕的不是“人性之恶”，而是“人性之恶”被认同甚至被称赞，“恶”被视为一种必要的美德。公众通过小说、戏剧、电视、电影接受着“宫廷教育”，并且接受了宫廷政治的价值和逻辑。网上流传一段林语堂的名言：“中国就有这么一群奇怪的人，本身是最底阶层，利益每天都在被损害，却具有统治阶级的意识 ”这段话的出处，我没有找到；是否是林语堂的原创，也大可存疑。但是，这段话对于集体心理的描述，非常准确。

与其说这是“人性之恶”，不如说是“制度之恶”。当一个机构垄断权力，作恶就会成为它的本能。这种“恶”不仅指向外部，也会指向内部，最终这个机构里的成员也会成为受害者。以中国历史为例，皇亲国戚死于非命的比例远甚于平民。权力和暴力形成循环，通过暴力获得权力，再通过权力施行暴力。理性一点来看，限制一个机构的垄断权力，最大的受益者就是这个机构的成员。但是，要让一个垄断权力的机构明白这个道理，谈何容易？对反对者来说，把这个机构推翻之后，最大的诱惑是建立一个新的垄断权力的机构。拒绝这种诱惑，难上加难。

如何避免“制度之恶”？无需高论，只需常识，即一定要有平行权力的互相制衡，才能避免由上而下的暴政和由下而上的“群众运动”。按照钱穆先生的说法，中国历代政治制度同样有着权力的制衡，比如皇权与相权。但是钱穆没有解释，为何皇权与相权的“二权分立”，既没有发育成君主立宪，本身也不具可持续性？皇权步步推进，相权节节败退，直至明朝，相权直接被取缔。把这归咎于某个君主的品德，无法为这套制度豁免责任，恰恰说明这是一种无效的制度，无法限制君主的权力。当然，它又是一种高效的制度，可以有效地剥夺臣民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要么否认问题的存在，做出安乐祥和的样子，一旦出现难以回避的问题，解决问题的首选方式不是唇枪舌剑的谈判，而是刀光剑影的暴力，即使君主也生活在杯弓蛇影的恐惧之中。

在我的记忆中，中学历史讲到英国革命这段，特别强调宫廷政治的一面：1649年国王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1660年查理二世复辟，1688年詹姆斯二世的女婿和女儿回国。一幅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景象，虽然对《权利法案》有部分肯定，但因为未能废除君主，革命不够彻底。在很长一段时间，我以为英国光荣革命是指1649年国王的人头落地，因为革命是要流血的，不是请客吃饭，君主立宪制是妥协、倒退，和革命有什么关系，更谈不上光荣。直到大学以后，才通过阅读慢慢知道英国革命之所以光荣，不是因为流血，而是因为“非暴力”的《权利法案》。取消君主，不意味着独裁者从此消失；保留君主，不意味着就没有民主。查理一世被推上断头台，没有阻碍克伦威尔成为独裁的“护国公”；光荣革命之后，君主再也不会被推上断头台，他们却不会成为独裁者，也不再有人以推翻独裁者的名义成为新的独裁者。

越来越多的读者，渐渐熟悉光荣革命这段历史。但是，也有一些读者把光荣革命理想化，同时也把它简单化，认为君主高风亮节、贵族齐心协力、民众众望所归，众星捧月推出一纸《权利法案》，英国从此开万世太平。这种浪漫化的解读，很容易与国情论殊途同归，即只有英国国情才适合君主立宪制。以国情为由拒绝某种制度，和以国情为由只接受某种制度，两者逻辑一致，都是循环论证：事先规定好标准答案，只能按照这种答案实践，对不遵守答案的“吹毛求疵”，对遵守答案的“沙里淘金”，于是答案绝对正确。

议会不是一天开成的。与君权与相权的“肝胆相照”相比，议会和王室的“勾心斗角”，承认了“人性之恶”，却得以避免“制度之恶”。《英国议会往事》从长时间段看，从13世纪的“大宪章”一直讲到21世纪的“议员贪污案”，扬善但不隐恶。英国的国情，似乎也不是那么适合君主立宪，从“大宪章”到《权利法案》，用了四百多年时间，君主出尔反尔，“大宪章”时常形同废纸。《权利法案》颁布之后，议会也并未从此走上康庄大道，而是走过一段乌烟瘴气的弯路。如果按照国情论，可以轻松得出“英国国情不适合君主立宪”的结论，进而认为“只有君主专制才能救英国”。

如果说英国的国情有什么优势，那就是国情论在言论市场里很难占到上风。能够阻碍一个国家制度转型的不是国情，而是国情论。所谓国情，从来就不是先天存在不可动摇的，而是共同参与不断变化的。每个人都是国情的一部分，不仅受国情影响，也影响着国情。在《英国议会往事》里，英国议会一路艰难险阻，如同唐僧取经，遭遇九九八十一难。但是，像八戒一样动不动要回高老庄，这种声音非常少见。

2009年英国议员的公费报销记录曝光，英国国内对议会制度有激烈的批评。如前所述，这并不奇怪，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对本国制度的公开批评，那才是奇怪的。但这种批评难以从根本上否定议会制度，只要看一下账单明细：“99便士的抹布，4.47英镑的狗粮，19.99英镑的一件浴袍，119英镑的熨衣费，399英镑的一台电视机，1403.9英镑的清洁费用，2339英镑的一张地毯 ”，再对比当年英国国王“无代表，就征税”时的景象，就会明白议会制度的作用。难怪孙骁骥会感慨，贪污的英国议员的形象不是“可恨”，而简直是“可怜”了。

议员的“水深火热”，或许正是国家之福，也是公民之福。

2011年7月写于安徽

(作者为文化批评家，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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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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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伦敦游玩的旅人肯定不会错过著名的景点西敏寺（Westminster Abbey）。这座安葬着英国历代国王和名人的千年古刹位于伦敦繁华的议会广场西南侧，与东侧泰晤士河畔的议会大厦两相遥望。两座矗立于此的宏伟建筑，可以说共同见证了英国数百年来历史的风云变幻和政治的兴衰更替。

然而，在这两座遥相呼应的建筑之间，还曾经发生过一段饶有趣味的故事。这段故事为人类创造出了现代意义上的“议会”概念，也从此揭开了英国议会政治的传统。千万别小看议会制这个东西，在今天，除了英国以外，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印度、马来西亚、新加坡、马耳他等国，都在实行这种制度。由于它发源于英国政府所在的威斯敏斯特，因此这个政治体系也称作威斯敏斯特体系（Westminster System）。

多少年来，英国人一直以这个发源于他们国家的制度和政治体系为光荣。温斯顿?丘吉尔在《英语民族史》中不无自豪地说，当欧洲还陷于专制的蒙昧之时，英语民族就已经建立起了一套几乎可以称为“民主精神”的原则。国会、陪审团、地方自治以及新闻自由都在这个原则下破土而出。当年的大英帝国通过海外殖民活动将他们建立的这套原则传播到了地球的各个角落，获得了世人的尊敬。

不过，这个令英国人至今感到自豪的制度，却开始于一位实在无法令他们感到自豪的国王。这个国王名叫亨利三世，他一生做过不少事，但倾注精力最多的一件，却是命令工程队重新装修了自己日后的墓地 西敏寺，并顺理成章地成为首位永久“入住”于此的英国国王。我们的故事，就从这位选错了职业的国王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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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青年”亨利三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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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会问：故事还没开始讲，你怎么就一口咬定亨利三世是位“选错了职业”的国王？要是看过后人为亨利三世造的塑像，你可能就会同意我的说法。从面相上看，亨利三世的确“望之不似人君”，反而带着几分约翰?列侬的艺术气质。他有一张狭长而瘦削的脸，表情凝重、眼神忧郁，一头略带卷曲的长发自然垂下，掩映着两侧的面颊，而他上唇和下颚那修剪得很细致的小胡子，更增添了艺术家的气质。总而言之，套在这位国王头上的王冠显得和他本人很不搭调，他没背上一把吉他四处吟游流浪，真是英国艺术界的损失。

翻开历史，亨利三世绝对对得起他那张艺术家的脸。他是一个对艺术情有独钟的国王，而在一切艺术形式之中，他又对建筑推崇必至。骑马巡游自己的国土时，亨利三世最爱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手拿马鞭，对他所路过的那些设计难看的建筑指指点点，哪里该添块砖、哪里该加块瓦，他都谙熟于心。亨利心中完美的建筑标准，就是哥特式建筑。

所谓哥特式建筑，主要就是指那些带有修长簇柱和小尖顶的罗马式建筑。这种建筑造型气势恢宏，会给人一种绮丽魔幻的感觉，用在宗教氛围浓厚的教堂，正合适。所以亨利三世看中了威斯敏斯特那座原本有些破败的教堂，令工匠按照自己很哈的“哥特风”把它翻修一新。今天那座令人叹为观止的西敏寺，基本保持着亨利三世时期翻修后的风貌，哥特得很。

皇帝亦凡人。人们都熟悉那个不爱江山爱美人的温莎公爵、英王爱德华八世，为了所爱，他舍国家社稷不顾，居然带着爱人离开王位，自筑希腊小庙。这也不失为一种洒脱飘逸的人生境界。但是，这位早温莎公爵几百年的亨利三世国王，浑身散发着一股浓烈的文艺青年味儿，却并没有甘心于做一个只爱建筑不爱江山的文艺皇帝。除了哥特建筑以外，他也爱江山，并且还爱得和人打起了仗，由此生出了历史上的不少事端。

这好比推倒一副多米诺骨牌：亨利三世对于哥特建筑的狂热，伴随着他内心强烈的宗教情结，这种宗教情结造成了他在内政外交决策上的一系列失误，失误又诱发了英国贵族阶级的不满，从而引起政治上的一大改革 我这里卖个关子，先不谈这一系列连锁反应。

先说说亨利三世在漫步于他的“艺术之旅”时，英国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吧。亨利三世1216年即位，时年九岁，他在位的56年间，英格兰大地充满了内忧外患，入侵的法军侵占了伦敦的东南部，而北方则基本上落入了叛乱贵族手中，实际上还在王室手中控制的，仅剩下西南部和中部的一些地区。

在那片本就不大的国土内，还有大贵族和武士乡绅阶层来与国王争利，照英国史家屈勒味林（G. M. Trevelyan）的说法，亨利三世之时，国王、贵族、庶人，“相争者成三角形”。1 然而，这三者之间漫长的斗智斗勇，却又使得英国的政治一直维持着微妙的平衡，虽然当时的英国社会常有狂风大作，但在三者关系的平衡下，东风既没有压倒西风，西风也没有压倒东风。学过几何都知道，平面图形中，以三角形最稳固，在英国议会政治的发展史中，“君 臣 民”这个至关重要的“三角关系”，就是在亨利三世时期形成的。

说实话，比起他的父亲约翰国王（King John），亨利三世算是幸运了不少。约翰在位时穷兵黩武，却又很不争气地屡战屡败，丢失了英国在欧洲大陆的大部分领土，因此得了个“无地王约翰”（John Lackland）的诨名，终于，战败激起国内大贵族的叛变，最后约翰连死都死得扑朔迷离。有人说他是害病而死，也有说他是被毒死的，甚至有种说法是他因为吃李子过多致死。2 总之，如果说亨利是个艺术家，那么他爹约翰简直就是个不良少年。按理说，亨利三世和他这位极品老爹相比应该很知足了。他这辈子需要做的，只是安安分分当个不那么糟心的国王，不是吗？

换了一般人，答案往往是肯定的。但谁叫亨利三世是约翰王的儿子，继承了他那永远躁动不安的DNA呢？他太希望能有机会证明自己了，就像所有自卑而偏执的人那样，亨利三世选择在自己最没有天赋的领域干出一番事业，因此，在刚刚脱离了“顾命大臣”的庇护而终于亲政之后仅两年的1229年，亨利三世就匆匆组织了一支军队，准备向东进发，雄纠纠气昂昂跨过多佛海峡，收复英国在法兰西境内的属地。那时候，亨利三世还年轻，小伙子心里头充满了立功立德的天真想法，只可惜他不会写诗，不然英文版“王师东定法国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悲壮诗句定会流传后世。

乃翁，乃翁，事情坏就坏在这个“乃翁”上。亨利三世的性格太像他父亲，这造成他遇事总是想法太多，办法太少。比如，率兵出征法国这事，就在英国上上下下遭到了反对，赞同者除了亨利三世自己之外再无二人。当然，他的心情不难理解，自古以来，但凡国君都不太愿意他人酣睡于自己的卧榻之旁，所谓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这是铁的历史定律。而问题是，王业一旦“偏安”之后，再想闹出什么大的动静，就不那么容易了。

从1217年9月12日，英、法缔结和平条约，到亨利三世1229年号召人们“打过多佛海峡去”，中间经历了12年，换句话说，王业“偏安”了12年。在亨利三世看来，这是令他极为不爽的12年，除了成天鉴赏艺术品和古董，作为国王的他，实在没更多的事情可做。权臣和贵族们已经“像对待傻子那样对待亨利国王，并且这些贵族们可以声称自己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国王的利益”。3 实际把控着国家大权的，是休博特?伯格伯爵（Hubert de Burgh）这样的大贵族。他早年间跟随约翰王子，是他的内务总管，之后约翰成为国王，他也平步青云，当上了位高权重的封疆大吏。1219年，他又接替去世的另一位老臣威廉?马歇尔（William Marshal）辅佐尚未成年的亨利三世，可谓“两朝开济老臣心”，绝对是个忠臣。

不过，忠臣休博特?伯格的心和亨利三世的心究竟不会是同一条心。

不是同一条心，是不是就说明，这个休博特?伯格同志对国王的忠诚缺乏深度，私通敌国？亨利三世也是这样想的，特别是当他率领军队准备荡平法国的时候，却发现负责搞后勤保障的老臣休博特?伯格消极怠工，暗中放水。咱们熟悉军队里的有句话是，“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在这二十个字里面，政治合格是前提，保障有力是基础，至于“军事过硬”什么的，如果缺了后勤的支持，全是白搭。看看亨利三世国王的这支远征军，可以说是要钱没钱、要粮没粮、要船没船，士兵们武功练得再好，恐怕还没能游到对岸就统统沉到海底喂了鱼。这让他气不打一处来，他知道后勤不力的原因是休博特?伯格政治不过硬，没和他劲往一处使，反而是反方向暗自用力，让他的登陆计划最后成了个笑话。

这件事，让亨利三世气得来连杀了博特?伯格的心都有了。但最后他还是一咬牙，强忍下来这股怒火。亨利三世虽然不聪明，但总算还不是糊涂虫。这笔账他心里还是梳理得很清楚的，自己9岁那年的王位继承得多么的高难度，有多少人在觊觎英格兰的国王宝座。且不说出征法国，要不是多亏了这些前朝老臣，自己能否活着走到如今这一步，还是在未定之天。至于兔死狗烹、卸磨杀驴的勾当，他一个专攻建筑艺术的“业余”国王，毕竟还是不具备这种大手笔，何况休博特?伯格还是个“不依靠王权，仅凭一己之力建设了这片国土”4 的权臣。

说起来，休博特?伯格的“二心”其实怀在了英国的大贵族身上。自亨利三世亲政以后，王权与贵族之间的摩擦就一直不断，问题主要出在征税等问题上。为此，威廉?马歇尔和休博特?伯格曾在1216、1217和1225年三次重新颁布《大宪章》，重申国王的权力受到法律制约的事实，以此取信于贵族阶级。约翰国王时期的贵族叛乱让国王对于贵族的力量感到惧怕，这让亨利三世在税收方面有所收敛，不敢随便向贵族阶级狮子大开口，无论他打算用这笔钱来结婚、打仗还是盖他的哥特式建筑。毕竟，那场刚过去不久的贵族叛乱，归根结底就是因为税收问题造成的。

即使如此，做事情自我矛盾的亨利三世在忌惮贵族的同时，仍然在想尽办法利用他们为自己“创收”。亲政伊始，他就着手改革国家的财务制度，把郡吏划归财务署管辖，用现在的语言来说，就是划归到了公务员编制。这之前，地方官吏的薪酬发放制度是实物制，从中收税比较麻烦。收归为公务员以后，工资由实物改为薪俸，征税就方便很多了，于是亨利三世征收了许多税种，其中最多的是免役税，每个骑士40先令，一共征收了14次。另外，从1234年到1236年，他还专门组织官员管理王室的地产，一旦发现问题，就会处罚重金或者没收土地，并且要求国王对私人猎场和渔场藏匿的罪犯有司法权。这些政策实行下来，亨利三世的财政收入增加了两倍，但利益再次被侵犯的英国贵族们，此时已经怒火中烧，准备挽起袖子和国王开干了。

不过，亨利三世好歹也是一国之君，又继承了他父亲我行我素的性格，他有必要在乎作为臣民的贵族们是高兴还是不高兴吗？这当然是很必须的。自从1215年《大宪章》的签订以来，英国的封建贵族们早已不再把自己看作是国王手下的一介草民，而是越来越把自己当作对国家事务有发言权的国民代言人。国王，在他们眼里值得尊敬，却并不值得效忠。

这份名叫《大宪章》（Magna Carta）的文件是由英国的贵族在1215年逼迫国王约翰签署的。那时正值约翰在对法国的战争中遭逢惨败。国王对外屡屡失地，对内加重税负，英国贵族忍无可忍，于是相约在伦敦聚集，用刀枪剑戟挟持英格兰国王约翰，强迫他签署了限制王权的文件《大宪章》。其中对国王权力做了大篇幅的批判和限制，第六十一条甚至规定，贵族组成的委员会有权随时召开会议，具有否决国王命令、决定国王财产的权力。这就彻底把国王驱赶下了神坛。虽然上面罗列的诸多条款后来没有兑现，但是通过这些条例“贵族们保证了他们自身与全体人民的权力是独立于国王的权力之外的；他们的要求，也并非完全出自狭隘的自私自利，而是要在根本上将他们自己与自从诺曼征服以来的英国统治者上升到同等的地位。”5 在以后的历史上，只要人们不满于君主的统治，他们就会把《大宪章》从书柜底下再次翻出来，在所有人面前重申上面的内容。

这使得英国的贵族阶层在性格上，跟其他地方的贵族很不一样。英国贵族很喜欢表达自己的意见，不，简直是太喜欢表达了，国王要是有一点招惹到他们的，这群人就会不顾一切地想让所有人知道，亨利三世是一个多么不靠谱的国王，他的所作所为又违背了《大宪章》的哪几条文件精神，等等。然后，他们会联名逼迫国王说，陛下，请您收回成命。态度很礼貌，措辞很有风度，但亨利三世也心知肚明，礼貌的背后藏着一柄发寒光的利剑，这是让他最受不了的地方。

因此这个亨利三世，他讨厌《大宪章》讨厌得不行。午夜梦回之时，他或许会问自己那个无良的父亲，老爹，当年你怎么就大意了啊，和一帮草民签下《大宪章》这份卖身契，结果弄得来让我这个国王连一天安稳日子都没有过。连收税都要经过别人同意，这还算什么国王？其实，亨利三世的不满纯属哥特建筑看多了给烧的，没好好学习本国的历史。他应该做的，是打心眼里感谢《大宪章》和英国这种独特的政治制度。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英国的国家制度自11世纪的诺曼征服以来，根本就是在实行一个削弱王权的制度。征服者威廉公爵占领英国之后，把夺得的地皮分给了随他一起来到英国的法国贵族，并允许他们在领地上拥有自己的军队和地方政权，这些大贵族再把地皮分割小一点，允诺给他们手下的小贵族，以此类推 看得出来，在这种制度下，权力并没有向国王聚拢，反而向诸侯分散，这容易让人联想起中国周朝的“分封建国”，没错，“封建制”（feudalism）这个名词就是打这儿来的。

中国的孔圣人嚷嚷了一辈子“吾从周”，殊不知，他老人家的政治理想其实在中世纪就被英吉利人一不小心实现了。不过，这种“分权”的制度有个先天的毛病，那就是在“虚君而治”之后，地方贵族势力缺乏制约，容易坐大，造成天下混乱、内战连连的局面，这很不利于国家稳定和谐的发展。

智慧也罢，巧合也好。英国人发明了“开会”这个办法来解决分封造成的不稳定，协调王侯将相和国王之间的利益冲突。在这场权力游戏中，人人都必须遵循的游戏规则就是《大宪章》。由此，政治竞赛一声哨响，国王、贵族和平民同时冲出起跑线，英国议会政治数百年的戏码宣告上演。而那种只要社会一亮红灯，就会爆发大规模武装起义，国王立刻血溅五步的场面并没有出现。但，很遗憾，在中国的周朝恰恰没有这样一种制衡机制，最后，天下就这么乱下去，直到嬴政出现，这种封建而治的局面才终结于集权的铁腕。因此，你要打心眼里觉得亨利三世这个国王当得窝囊，那说明你脑子里秦始皇的余毒还残留着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