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智利的群众、市场和民主

智利的群众、市场和民主智利的军事政变已经将近发生将近40年，智利的“民主转型”也过去了20多年。在这段时间内，智利的社会和政治状况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Paul Posner[1]从国家和公民社会互动的角度探讨了这个问题，但是，他的研究受制于研究视角和方法论，比较注重宏观层面的制度分析，对于普通智利群众的生活分析得较少。众所周知，在皮诺切特时期建立的，并一直延续到智利民主化之后的新自由主义体制从意识形态上公开敌视底层群众，将一切改善底层群众状况的主张视为“通往奴役之路”，并且采取了一系列实际的举措。那么，在民主化之后，在这样一种公开奉行敌视自己的意识形态的制度仍然完好无损，并且通过各种手段保证了自身的宰制地位的情况下，智利底层群众的状况如何呢？Julia Paley的著作《使民主市场化：后独裁时期智利的权力和社会运动》[2]通过对一个智利贫民窟的分析部分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这本书分析的贫民窟名字叫班德拉（La Bandera）。作者首先简要回顾了这个贫民窟的历史。这个贫民窟的形成过程比较特别，并不是由贫困居民聚居而“自然”形成的，而是该社区部分居民通过集体行动建立的。事情的开端颇有几分喜剧色彩，智利二战后采取了类似欧洲“合作主义”（Corporatism）和进口替代的发展战略，使得城市化迅速发展。同时，出于冷战的需要，美国政府组织了所谓“进步”联盟，当时的智利弗雷政府采取了某些改良措施和发展策略。不过，与智利及美国上层人士的期望相反，这些改良措施不仅没有使群众满足于现状，反而激发了群众提出更多要求——在智利当时的政治体制中，这是通过智利群众与智利左翼政党的联系提出的，这些要求也是当时智利的经济发展无法满足的。群众要求上升在阿连德政府时期达到了顶点[3]。（Paley, 2001: 41-45）在这个过程中，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的部分底层无房民众无法等待智利政府的漫长处理过程，在大学生们、政治家们、要人们、以及激进运动MIR（智利左派革命运动）的支持下，于1970年1月采取直接行动占领了圣地亚哥郊区的一块农场，建立了本书讨论的这个社区（Paley, 2001: 45）。在阿连德政府执政时期，这个社区得到了智利知识分子们的直接支援，成了政治活动的温床，建构出了某种“穷人的公共领域”，甚至拥有了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潜力。[4]（Paley, 2001: 47-51）不足为奇，这样一个“那儿的所有人都是共产党”（Paley,2001: 21）的社区在1973年军事政变后就成了智利军政府的镇压对象。除了“常规”的镇压措施之外，智利军政府还采取了“特别”措施，例如将居住在圣地亚哥其它贫民窟的贫民强行移居到该地区，使该地区居民原子化、碎片化，通过破坏该地区居民的信任而破坏该地区居民的政治组织和政治活动（Paley, 2001:69-75）。这首先从反面说明了政治组织对于底层群众的重要性——否则智利军政府也不必如此大费周章[5]。其次,这同样说明，底层群众更需要来自外部的帮助，以使他们能够克服自身存在的一些缺点，达到更高的目标，至少摆脱纯粹的维持生存状态。但是，这种来自外部的支持恰恰是智利底层群众——无论在皮诺切特统治时期还是民主化之后 ——最为缺乏的。这是因为智利各个政党从智利军事政变中得出的教训恰恰是“群众的过分要求”导致了军事政变，从而放弃了组织群众的努力[6]。除了直接和间接镇压之外，智利军政府还系统地抹杀这个贫民窟的底层群众的历史记忆，尤其是该社区居民对于阿连德执政时期的记忆。当地一位居民回忆军政府统治时期的时候说，“1970年到1973年的智利从地图上消失了。这个时期不存在。这个时期死了……好像我们在1970年到1973年间不存在一样”（Paley，2001:31）。
智利终于翻过了皮诺切特这一页，实现了民主化。但是这个社区的居民们发现，新生的民主制度并没有使他们生活得更好些。在经济上，“饥饿、低收入、失业、住房不足，以及医疗设施匮乏自从军政府统治时期以来持续存在”（Paley,2001:89）。当这个社区的居民及代表他们的团体向民主政府提出改善他们状况的要求的时候，也确实没有受到镇压，不过，“如果说民主政府对社区居民们的欢迎很热烈，这个政府的反应和军政府相似：社区居民们拿不到任何东西”（Paley,2001:115）。简言之，在被动员起来反对皮诺切特政权之后，他们被新的民主制度抛弃了，他们在这个新的民主制度中仍然无法通过政治手段改善自身的处境。在这种情况下，社区居民们及其要求没有得到承认，被“去政治化”了[7]。雪上加霜的是，智利的底层群众不仅无法通过政治手段改善自身的处境，他们甚至被剥夺了反抗这个体制的权利——对于一个“民主”体制而言，这一点尤其讽刺。在一次事件中，智利政府官员警告这个社区的居民，“如果社区居民继续游行，他们可能会被认为对选举出来的政府不忠，并冒使新生的民主不稳定的危险”（Paley,2001:116）。这并不是因为别的什么，恰好是因为这种体制的“民主”特征——正是由于这个体制形式上代表了人民的意愿，所以即使被排斥在外，智利底层群众也失去了反对这个体制的权利。“这种逻辑是这样的：因为政客们是被选出来的，他们实施的政策根据定义就是民主的。支持政府及其采取的诸项措施是公民们的义务，因为如若不然就将招致被认为惟一替代民主的制度：威权统治”（Paley,2001:116）。当然，这也不是失误，而恰恰是这种民主的“保护性”特征[8]决定的——在智利，这种民主所“保护”的正是皮诺切特时期建立的新自由主义体制，以及在这个体制中占据了宰制地位的各个阶级。同时，前述智利各政党放弃群众动员也极大恶化了这个状况。这种状况甚至恶化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于“他们还回忆起了军政府执政的岁月，那时候政府和经济模式之间的联系显而易见，那时候政治目标——推翻独裁——清楚明白。”（Paley,2001:88）。也就是说，他们怀念的是他们能够参与政治生活的时光。毕竟，对于完全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以外，甚至没有被剥削者拥有的权力[9]的他们来说，政治手段是他们改善自身生活状况的惟一手段。
底层群众在完成民主化之后被排斥也不是智利特有的，而是民粹主义（Populism）与生俱来的缺点。民粹主义所建构的“人民”，始终只能是一个抽象的、异质的集合，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缺乏具体的联系[10]。这样一个“集体”也许的确可以达到一定的目的，但是不难想见，这个“集体”的生命力也是非常脆弱的，在目的达到之后，这个集体也将烟消云散。这样一种状况很显然对“人民”中那些掌握了“霸权”的群体有利——在智利的具体情况下，这个群体就是反皮诺切特联盟中那些只反对皮诺切特的具体统治形式，而不反对、并且逐渐接受了皮诺切特统治时期建立的经济模式的群体。[11]使这种状况恶化的是，智利从皮诺切特独裁统治转向民主化的过程恰恰不是通过群众动员推翻原有的体制达到的，而是通过上层政治精英与皮诺切特政权之前的谈判完成的。这样一种过程固然很“和平”，但是由于智利的主要政党已经和基层群众失去了、甚至主动切断了联系，这样一种路径带来的后果就是智利的底层群众完全被排斥在这个进程之外，不能在这个进程中哪怕表达他们的“特殊”利益。通过这样的路径建立的“民主”，就变成了对底层群众的强制。
很显然，上述这种状况不会促进智利底层群众参与政治活动起任何促进作用。这就构成了另一个悖论。自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公民社会理论在全球范围内极为流行，智利也不能例外。公民社会理论的提倡者认为，公民社会是“保持社会行动者间的团结，这些社会行动者被视为自主的法律和道德行动者”[12]，同时公民社会通常与新社会运动相联系，“公民社会之公共领域的结构多元性保证了‘按照参与和公开性的原则’塑造社会生活”[13]。但是，正如话语理论已经告诉我们的，“话语是社会地构成的（socially constitutive）和社会地调节的（socially conditioned）。”[14]，也就是说，即使使用相同的词汇，不同的人也会赋予这些词汇不同的涵义——虽然这个过程并非主观随意。本书通过智利案例表明，“公民社会”也不能免受这个影响。1991年，智利爆发了一场霍乱。在这场霍乱中，虽然智利政府和社区居民的组织都强调居民的“参与”对防治霍乱的作用，但是双方对于“参与”的理解大相径庭。民主化了的智利政府首先将这场霍乱设定为“纯粹”的生物学问题即技术性问题而非居民们享受公共医疗的权利问题（Paley,2001: 152）。这样一来，“通过使个人及其家庭承担预防霍乱爆发的实际行动负担和财政负担，智利政府发起的防治霍乱运动减轻了智利国家可能的财政负担（亦即为圣地亚哥地区建设水处理系统的费用）”（Paley,2001: 152）。也就是说，对于智利政府，亦即控制了智利政治活动的那些阶级来说，“参与”变成了“甩包袱”的同义词。智利政府支持的这一种“公民社会”，完全接受了资本主义市场的一切逻辑和规范，尤其是市场中虚假主体[15]，这样一来，这种“公民社会”就只能成为市场的补丁，或者更准确地说，在新自由主义苦药外面包上一层糖衣，使新自由主义的各项制度和政策的后果不那么残酷，更加容易被群众接受。[16]不言而喻，社区活动家们要求的就是通过政府的公共投资改善该地区的环境状况和公共卫生设施（Paley,2001: 153）。正如前面说过的，在智利的民主体制下，社区活动家们的观点虽然不会被直接或间接地压制，智利政府也表现出了对社区活动家观点的兴趣，倾听过后、对话过后、一切照旧。社区活动家们也没有能力迫使智利政府接受他们的主张。从这一点来看，公民社会并不能取消政治权力，或“霸权”的问题，否则公民社会的作用是否如其提倡者认为的那么大，不能说没有疑问。或者更进一步地说，公民社会的提倡者们，尤其是强调公民社会的公共性的那些提倡者[17]，如何保证自己的理念在现实中得以贯彻[18]，显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当然，这个贫民窟的居民们并非处于纯粹的消极被动状态，他们也的确在试图争取表达自身的处境，建构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化。例如，本书作者在这个社区进行调查期间，这个社区的居民们正在书写他们自己版本的该社区历史（Paley,2001:34-37）。毫无疑问社区居民们的努力值得尊重和敬佩，不过，失去了外部政治支援之后，他们的“文化”就只能始终停留在主观表达的领域。的确，在民主化之后，这种主观表达不会遭到直接暴力镇压，但是，这种主观表达也永远只能是主观的表达，换言之，永远停留在所谓“幻想世界”[19]里，成为现实秩序万花筒中的一个元素，以及装点“主流”社会生活的饰品。同样，完成民主化之后的“主流”社会也不会对这种“文化”进行公开的非暴力压制，而会仁慈地允许这种“文化”作为“多元”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存在，甚至会从这种“文化”中吸取某些元素，使之成为利润的新来源，但是，毫无疑问的是，这样的“文化”永远只能存在于“主流”社会的边缘，作为这个“主流”社会的点缀。当然，该社区的活动家们也努力地用学术语言例如统计数字和人类学研究表达该社区居民的处境（Paley,2001: 207-209），但是，这样做的问题在于，社区活动家们在这样做的时候，该社区（以及智利其它社区、乃至全球范围内的类似社区）的状况同样被去政治化了，变成了“价值中立”的、并且与实际社会相隔离的学院知识，也就是说，社区活动家们的目标同样无法达到，他们仍然无法将社区居民的处境在政治领域中表达，并从而通过政治手段至少改善社区居民的状况。社区活动家们生产出来的知识，又变成了“主流”社会的点缀，仍然无法摆脱智利军事政变之后乃至民主化之后知识职业化的逻辑（Paley, 2001:198-207），而这种逻辑，正好是智利学院知识分子和智利底层群众互相分离、互相孤立的表现。[20]
在这里，本书的缺点就暴露出来了。和其它同类型的民族志、质性研究一样，本书也十分强调权力，尤其是权力的主观性、实践性维度。这样做无疑是为了强调指出智利，或者其它国家的“主流”社会拥有的权力的非普遍性质。但是，这种研究方法有几个问题。第一，这种方法在强调权力的主观性、实践性维度的时候，忽略了权力的客观性、结构性基础[21]。具体到智利的情况，毫无疑问，即使在民主化之后，智利的统治阶级和“主流”社会仍然在对底层群众进行宰制，但是无论是“话语”也好，还是各种象征形式和标志也好，都只是权力的具体体现形式或者行使形式，而不是权力的来源，更不能构成权力的基础。也就是说，智利“主流”社会和统治阶级能够对智利底层群众进行上述各种形式的宰制，是因为智利“主流”社会和统治阶级掌握了结构性的权力，比如他们通过拥有生产资料而控制了整个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再比如智利的保守派集团控制了军队而掌握了对智利政治的最终裁判权[22]。第二，由于忽视了权力的客观性、结构性基础，这样的研究固然能够对“主流”社会的权力进行道德批判，但是由于没有强有力的立足点，无法证明自身批判的有效性，甚至连批判本身都变成被批判的现实的点缀。第三，“权力”这个范畴本身就有一定模糊性，容易把不同性质的支配混为一谈[23]。因此，这种思路容易导致两个偏差：要么一切权力都不正当，要么一切权力并列（都正当）[24]。也就是说，这种思路由于忽略了权力的客观性、结构性基础而无法使底层群众为自身的权力主张提出正当性依据，无法将自身的要求表述为强有力的普遍性主张。具体到智利的情况，本书固然能够表明智利底层群众在1973年军事政变以来的状况如何，但是，如果要提出进一步主张即这种状况是不正当的、应该改变的，仅仅表明这种状况本身显然是不够的，必须有其它理论的配合——无论使用什么理论，某种程度的普遍性诉求、客观性诉求都是不可避免的。[25]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本书研究的只是智利的一个贫民窟，而且本研究所使用的质性方法容易让人对本书结论的普遍性产生怀疑，但是其它研究已经证明，这种状况绝非这个贫民窟的特别情况。事实上，在智利，所谓“街头儿童”就被智利“主流”社会系统地排斥，并塑造为二等公民[26]。本书开始部分介绍这个贫民窟状况的时候，也提到了智利“主流”社会对这个贫民窟的排斥态度，或者说妖魔化手段。例如，在智利“主流社会”的眼里，这个贫民窟，除了在政治上特别活跃以外，与“危险、混乱、贫困、颠覆、反抗”（Paley,2001:21 ）、以及“犯罪、打劫、暴力、死亡”（Paley, 2001:21）是同义词，也就是说，对于智利“主流”社会来说，这个贫民窟，以及智利的所有底层群众是一个他们居高临下地俯视的，用于展示智利“主流”社会的“慈善”，或者证明自身的“文明”特性，而不是一个有自己独立的哪怕是“利益”的绝对客体——一个所谓的“智利奇迹”的“他者”。当然，在民主化以后，智利 “主流”社会在多数情况下不会对这一类贫民窟采取直接的、及于人身的强制措施，但是对于智利群众尤其是底层群众来说，这种事实上的无期苦役——而且身处这种境况中的智利群众事实上被剥夺了一切改善这种境况的手段和理由[27]——与比方说皮诺切特施行的直接的、及于人身的强制之间有多大区别呢？
同样需要指出的是，上述这种状况并不是智利特有的，而是新自由主义兴起以来全球范围内出现的普遍状况。[28]智利也随着新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兴起从80年代皮诺切特统治时期的反面典型摇身一变成了全球不少国家，尤其是“转型”中的苏联东欧诸国趋之若鹜的“样板”。[29]新自由主义兴起以来，不仅出现了一个“新阶级”[30]，而且出现了与这个“新阶级”相伴随、相配套的新统治形式[31]。这种新的统治形式，正如智利案例显示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具有直接的人身强制形式，而是通过经济、政治等制度安排剥夺底层群众通过政治手段改善自身状况的能力，并将自身与底层群众隔离[32]。这样一来，正如前面已经说过的，新自由主义以自由的名义建立并捍卫现实对于底层群众来说就变成了一个永无休止的、永远无法摆脱的苦役[33]。如何摆脱这个苦役，对于世界各地的群众来说都是一个必须进行的，然而又漫长艰难的过程。

[1] Paul W. Posner: State, Market , and Democracy in Chile, Palgrave-Macmillan,2008

[2] Julia Paley: Marketing Democracy: Power and Social Movement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1。需要说明的是，marketing这个词一般翻译为“营销”，但是正如作者在本书中指出的，她使用这个词所指的对象自由主义民主中政客们使用的营销手段之外，还包括了市场对智利民主的根本性塑造，所以我不翻译为“营销”，而且这个词已经包括了通常用marketize这个词表达的“市场化”涵义。

[3]
当然，这个问题并不是阿连德政府特有的，而是所有这一类型的政权的共同问题。见Adam Przeworski: Capitalism and Social Democracy中的相关分析。

[4]
直到现在，这个贫民窟里还有巴勃罗·聂鲁达（智利左派诗人）和维克托·哈拉（阿连德时期的左派歌手，政变时被杀害）的画像（Paley,2001:23）。

[5]
同样再次证明了 Walter Korpi的Power Resource理论。

[6]
参见前述Paul Posner的著作。

[7]
当然，这并不是理论上的偶然失误，而是新自由主义的本来目的。实际上，这种思潮已经以生物学的形式蔓延到相当多的学科内，并以“科学”的名义把人缩减为纯粹的生物，从而遮蔽社会中的权力关系，剥夺底层群众在不改变现行体制的前提下改善自身状况的可能。

[8]
见 C.B. Macpherson: The Life and Times of Liberal Democracy. 新自由主义对于一切“配套”制度的要求见 Andrew Belsey: The New Right, Social Order and Civil Liberties中对哈耶克理论的分析，载Ruth Levitas（ed.） : The Ideology of the New Right.

[9]
见埃里克·奥林·赖特《阶级》。

[10]，见Ernesto Laclau: On Populist Reason。另外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状况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里进行了精彩的分析。

[11]
也就是智利的资本家和所谓中产阶级。必须指出的是，智利中产阶级排斥底层群众并不是在政治转型完成之后，就在智利中产阶级反对皮诺切特政权的过程中，他们已经有意识地将智利军事政变归因于底层群众的“过分要求”，Julia Paley Ibid pp.124-125。另外不难发现，这个问题就是葛兰西论述的“霸权”问题。

[12] Adam Seligman: The Idea of Civil Society，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145

[13] Adam Seligman: The Idea of Civil Society，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189

[14]
Bloomaert, Jan and Bulcaen,Chris,2000,“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Vol.29,pp.448

[15]
见C. B .Macpherson: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Possessive Individualism，以及前述Adam Seligman的分析，以及本书作者的分析。分析过这个问题的理论家还有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有趣的是，虽然新自由主义一直标榜自己奉行“个人主义”，智利政府在这样做的时候反复使用民族认同进行动员。

[16]
不难发现，这也是所谓“第三条道路”的路数。

[17]
比如Jean Cohen, Andrew Arato, John Keane等。

[18]
正如智利案例表明的，这意味着与市场逻辑的直接冲突。

[19]
见许茨《社会实在问题》。

[20]
见本书中作者和一位智利社会学家的对话。Julia Paley,2001,pp.183-188。

[21]
当然这并不是说任何权力都是正当的。

[22]
这也意味着智利保守派集团有能力阻止一切通过合法的政治手段改变智利新自由主义体制的企图。

[23]
见Kate Soper在《人道主义与反人道主义》里对福柯的批评。

[24]
这样就又堕入了新老自由主义奉行的“否定性平等, Negative Equality”陷阱，Marcil Lacoste: Equality as Egoism，载 John h.Carens（ed.）

emocracy and Possessive Individualism, The Intellectual Legacy of C. B. Macpherson.

[25]
虽然有人认为，提出进一步的诉求不是本书这样的学术研究的目的，但是，Julia Paley自己在本书中就反思过权力和知识之间的关系，因此我认为提出这个批评是恰当的。

[26] Guadalupe Salazar, “Second- Class Citizens in the Making: The Rights of Street Children in Chile”, Latin America Perspectives,2008:30-44

[27]
在这里，基恩对洛克的批判又一次成为了现实，见J·C·亚历山大、邓正来（主编）《国家和市民社会》。

[28]
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很多，比如Naomi Klein的系列著作，以及Loic Wacquant, Michael B. Katz等人的著作，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29]
见Mario Sznajder: Hayek in Chile，本书也提及了这个问题。

[30]
见Guy Standing : The Precariat。

[31]
关于这种新的统治形式，详见Loic Wacquant: Punishing the Poor。

[32]
这种隔离不仅是象征意义上的，而且是实际意义上的。这样一种状态，十分讽刺的，就像旧南非的正式种族隔离制度。

[33]
不难发现，在这样一种状况中，被Agnes Heller、Ferenc
Feher设定为现代性之特征的“偶然性”（Agnes Heller、Ferenc Feher: The Postmodern Political Condition）就变成了“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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