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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4-29 2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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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第一篇变成铅字的文章
本帖最后由 老木匠 于 2012-4-29 20:39 编辑
毕业30周年了,在聚会后回想起自己第一篇变成了铅字的文章,就是在大学时代。
1978年刚进大学时,由于四五事件的平反,纪念周恩来成为一个社会潮流。记得在图书馆借书时,专门寻找纪念周恩来的书目,填了好几张索书单交进去,结果只借出来一本《周恩来纪念文集》,回到寝室翻阅时才发现,这是一本香港《七十年代》杂志社编辑出版的纪念文集,照例说仅供教师干部阅读、不对本科生开放的。
读这本纪念文集中最“震撼”的,是韩倞的一篇文章。
韩倞,现在她直接用本名卡玛·辛顿了,Carma Hinton,参考谷歌:美农业专家韩丁之女,1949年生于北京,1962年进北京101中。在文革中渡过青少年时光,一九七一年离开北京。美国宾州大学毕业后,曾任教于韦尔斯利女子学院(Wellesley College)、麻省理工学院(MIT)等院校,讲授中国语言、文化和电影。拍过有关中国的两部文献纪录片,颇有名望。一九九九年获哈佛大学中国美术史系博士。现在美国乔治梅森大学任教。
韩倞写的纪念周恩来的这篇文章,就是回忆自己在离开中国前,和父亲等一起受到周恩来接见时的情景。文中谈到,周恩来问她对于中国的印象,她回答说大公无私的精神。想不到周恩来很严肃的告诉她,中国政府并不提倡人民“大公无私”,只是提倡“先公后私”。周恩来说,雷锋、王杰只是少数人,不能要求人人都做雷锋、王杰。周恩来甚至说:要求人民都“大公无私”的,那是什么国家?那是法西斯德国、天皇日本。韩倞还回忆说,周恩来还点名批评了大寨的陈永贵,自称大寨人大公无私,哪里做到了?最多不过是做到了先公后私,怎么能够要求人人都放弃个人利益呢?
老实说,当时看到这一段的时候,真有被猛击一掌的感觉。原来早在1971年,官媒还在极力鼓吹“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的时候,周恩来已经指出这是错误的,是奔向法西斯的。
受到震动之余,在看其他书籍的时候,就比较注意这方面的说法,断续做了一些笔记。后来大约在两年级的时候,本校的同学办了一个学生刊物《百草园》,自己就把这些笔记凑成一篇文章,作为投稿。
文章的标题特意取名《公私之间》,从《韩非子》有关“私”字的字形的说法开始,试图证明人的观念上实际上是先有“私”、然后才有“公”。然后好像还引了一段龚自珍有关“公私之辩”的文字。周恩来的这些言论当然是主要的根据,还从《列宁选集》里找到了一些的类似言论,作为建设社会主义必须要注意到私人利益,保护私人利益,在这个前提下提倡“先公后私”。
这篇文章好像2000多字,后来刊登在《百草园》第一期——也是最后一期。这个大学生刊物是铅印的,所以这是我第一篇变成了铅字印出来的文章,也是第一次拿到稿费的文章。稿费好像是20元吧。
现在查一下《周恩来年谱》,确实有过接见韩倞的记录,只是周恩来的言论没有这么激烈。
1971年
5月24日 会见并宴请美国朋友韩丁(威廉·欣顿)和夫人雷洲安及其女儿卡玛。在谈到学大寨经验时说:首先是学毛泽东思想,要实事求是。有些地方如不能采取同样办法,就不要强求一致。第二是学自力更生的精神。第三是学先公后私的精神。如果讲大寨否定私,也不对,毛主席常说“公私兼顾”。发展生产的结果要对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都有好处。如果只完全讲公,不讲私,就不科学。二十七日,再次会见韩丁夫妇及部分在京的外国友人。
7月24日 会见美国朋友韩丁一家和其它在京的美国朋友寒春、阳早、柯弗兰、柯如思、艾德勒、帕特、舒予章、史克、马海德、苏裕禄、阳和平,新西兰朋友路易·艾黎等。谈话中,介绍了对中美会谈、中国进入联合国以及台湾等问题的看法,回答了大家的提问。
11月13日、15日 会见韩丁的母亲卡玛丽达·欣顿夫人,以及韩丁、雷洲安、寒春、阳早等。谈到学大寨问题时说:我们希望每个省、县都有自己的“大寨”,不要认为非到千里之外才能求仙方。针对有人称大寨是“大公无私”的说法,指出:说话不要绝对化,先公后私,这才人人能学嘛。
我想韩倞的回忆应该是没错的,毕竟那也是她印象非常深刻的谈话。只不过现在的编辑者为了符合主旋律而删除了周恩来那直截了当的话语。
现在《百草园》大概已经没有人还记得,也几乎没有哪个同学还保存有这个短命刊物。我自己的也早就丢失了,原来做的笔记也找不到了,但周恩来的那些话还是印象非常深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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