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贡比拉河（8）

吉霞

商业连盖了二排土坯房，前边三栋，后边三栋，每栋六户人家，每家的格局都一样，一进屋是锅台，往里是一个后屋，后屋炕上有一个后窗户，右手进去，是大屋，一共也就是20平米左右，每家都一样，不管是指导员还是连长，家里人口多的，就要了靠边的，靠边的院子大点，有房山头，可以种点菜，养点鸡鸭什么的，我家和淑坤家都要的是房山头，所以，我两家的菜园子就挨着，走一个门，中间一条过道。房子的东边，就是荒地，我们管这些荒地叫东边大地，简称大地，冬天到大地里滚苏雀，雀，我们那里读“巧”，是我们那有特色的一种鸟，在别的地方没见过，好像连新华都没有，它与别的鸟不同的是，肚皮是红的，红爪子，身体比麻雀小一点，叫得可好听了，一到冬天，这种鸟可多了，我们就扎一种笼子，笼子上做几个翻盖，上边放上谷穗，苏雀一来吃，往谷穗边上一站，就翻进笼子里去了，然后拿回家养着，这种雀可傻了，只要抓住一个，它就会使劲地叫，然后引得其它鸟再来吃，又被抓住了，有时运气好，一天可以逮四五只，有的逮得多了，就回家拔了毛，炸酱吃，我害怕鸟被拔完毛光秃秃的样子，浑身起倒刺，我没吃过。后来，回去，这种鸟已被打绝了，因为，大人参与进来，不是像我们那时用笼子滚了，而是用砂枪打，一砂枪出去，就是一二十个，苏雀都是成群地飞。夏天，就在大地里玩，采花，那都是一片一片的，黄乎乎的，红乎乎，后来，才知道那种花叫金莲花，可以入药，我们那时，可不叫采花，应该叫占有，我们一群冲进大地后，这个喊，这一片是我的，那个喊，那一片是我的，于是，大家分散开，各自采各自占的那片地，一抱一抱的，采完，抱回家，往院子里一扔，带骨朵的，高兴了，就找个瓶，装点水，插进去，没几天，也就扔了，还有一个乐趣就是端鸟窝，我们在草甸里趟，如果有鸟飞起来，就在这个地方找，准能在塔头墩子上找到一个鸟窝，里面一般都是四个鸟蛋，那个鸟窝编得可密实了，特结实，我们就一个一个地找，最多的一次，我一天就端了四个鸟窝，回家把鸟蛋煮了吃，有时，里边都有小鸟的形状了，就像毛鸡蛋，有一次，一只鹌鹑被惊了起来，我就在它飞出来的地方找鹌鹑窝，那只鹌鹑在我的脚边扑棱，像是翅膀受了伤，我一抓，没抓住，它又在前边一点扑棱，我追了上去，还是没抓着，就这样追了三四次，最后，它一下子就飞走了，等我回到原来的地方找鹌鹑窝，就怎么也找不到了，后来，才反过味来，原来，鹌鹑在用计，假装受伤，飞不动，让我去抓它，把我引开，觉得它的窝安全了，就飞走了。我回家跟我妈说，我妈说，这世道，啥都成了精。
东边大地，就是一片没开出来的野地，一些死人都埋在那里，时间长了，有的坟都没主了。有一年，东边大地舔了一个新坟，我记得可清楚了，是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多少年，连里组织知青去游泳，我听我妈说，张进安是上海知青，一到那里，一个猛子扎下去，就没上来，我妈说，北方的河和南方的河不一样，南方的河底是沙子，扎进去，没事，北方的河底下，都是淤泥，一头下去，就呛死了。我记得是夏天，尸体放在靠大地的仓库边上，我们一群孩子到哪里玩，先是小波他们几个男孩子跑到跟前去看，没有盖盖子，后来，我也跑过去看，吓得要死，肚子胀得像快要暴了似的，吓得扔了棍子就跑了。后来，听我妈说，他当了烈士，埋在了东边大地上，我们去玩时，经常看到，还立了个木牌子，上面写着：张进安之墓。还有一次，火车道上压死了一个人，也是夏天，用席子盖着，听我妈她们说，好像也是个知青，说是自杀，因为推荐上大学的事，好像说是推荐了他，又被人顶了，想不开，又好像是说是被推荐上了，被人给杀了，然后把尸体放在火车道上的，那时小，也没在意，反正就知道去看热闹，我看他们都过去掀开席子看，我也跑过去掀开看，我妈一声就吓跑了，回到家里，吃不下饭，我妈就骂，成天出去作。特别是小波，更能作。有一次，农场的上海知青半夜起来作斧头砍死砍伤了好几个知青，有一个把脚给砍断了，因为，他是头朝里睡的，所以，被砍了脚，好像是说，这个知青比较内向，那些知青都欺负他，所以，他就半夜起来，拿着斧子一溜地砍过去，那时，知青都睡大炕，一排一排的，所以，砍起来比较方便。砍完人后，他就坐晚上的火车逃了，被抓回来后，开公审大会，在公审大会上，他家的人还来念了一份断绝关系的声明，然后就是游街，我小时，经常看到游街的，跟游行似的，那些犯人胸前挂着大牌子，写上名字，打上叉，站在东风卡车上，车前挂着高音喇叭，播放着他们的罪行，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一个女人，她犯的是流氓罪，脖子上比别人的犯人多挂了一双鞋，当时也不太明白，为什么女的还能犯流氓罪，那时可不多想，就是跟着游行的车看热闹，一些小孩还往车上扔石头籽儿，这些人就都躲西躲的，本来，开着车，双手被绑在身后，就站不稳，这些孩子还打石头，有的躲不及，脸就被打出了血。看过几次后，我就不跟着看了，看着流血的犯人和女人被打，我总有点同情她们，却不敢说，就不去看了。开完公审大会后，游街，然后就是把那个砍人的上海知青押赴刑场，说是刑场，离农场也不远，小波跟着去了，他回来说，打了五棵子弹才把他打死，第一棵子弹是从他嘴里吐出来的，他当时说得可细了，白白话话的，显示他离得近，跟个陪绑的似的。小波为了显派自己胆子大，还敢就去扒火车，是看铁道游击队小人里书学的，龙镇那时是火车的终点站，哈尔滨开来的客车和货车，都要掉头回去，前边没有铁路了，听我姥姥说，当年，小日本侵略时，火车一直修到黑河的，后来，苏联红军来了，打跑了日本人，他们就把铁路给拆了。火车掉头时，开得都比较慢，货车边上有梯子一样的把手，小波他们就游击员似的飞快地跟上去，抓住把手，然后站在上边，迎风而立的样子，把手伸出去，显威风。他们还有一种玩法就是，把那种最大号的铁钉子，有半尺长吧，放在铁轨上，等火车过来，火车把钉子压得特扁，像刀一样飞快，在钉子后系上红绸子，当飞刀用，让火车来压钉子，那可得是胆大心细的活儿，先是趴在铁轨上听，听见有火车过来了，准备好钉子，眼看着火车离这里还有五十多米吧，把钉子放在铁轨，如果放早了，就会被震掉，放晚了，可能手就会没有了，所以，要掌握时间，小波最爱干这种事，呈英雄，被人看到，人家来告诉我妈，说，这可得管管，要出人命的，我妈说，能不打吗，她又打不动，就让张聿礼打，张聿礼就打，打完了，还让跪着。有过那么一两次，我也跟着出去疯，倒没打我，但是，也得一起跪着，想起来，我就生气，直到现在。一次正好跪着时，我二姨来了，这下可不干了，比桶了马蜂窝还凶，先是爹了妈了的大骂完张聿礼，然后骂我妈，骂完我妈骂张聿礼，还把我家的桌子给掀了，说要带我回新华。
每年入秋，我姥和我二姨都来一次，住一个礼拜，给我们做做棉衣，拆拆被，用我姥的话说，指着我妈，我家的衣服就得打铁。有时，我二姨经常自己来。有一次，我姥，我二姨，我舅都来了，他们是回双城，好像是给我姥爷上坟去。晚上，张聿礼折腾了一夜，我妈说，他翻来翻去，不停地发出叫声，我妈推他也推不醒，第二天，张聿礼跟我妈说，晚上做梦，说我爸来了，还带着三四个人，跟流氓似的，进来，就让他做饭，好酒好菜地招待不说，我妈和我爸在一起吃，让他在里里外外地侍候，动作稍微一慢，那就打，张聿礼说，吉善文说，张聿礼，给我好好站岗，如果你站不好，他们有个三长两短的，看我怎么收拾你，然后就让那几个人来打，打完了，还说，他是临时的照顾我妈的，我妈是他的，张聿礼说，他们可恶了，往死里打。我妈说，张聿礼说着，脸色还铁青，看来是真的害怕，我妈就笑，说，你，一个大老爷们，还信这个，做个梦，把你信的，那你就站岗吧。第二天晚上，黄小花就来了，说我爸是跟着他们来的。在我没回龙镇上学时，记得黄小花跟我姥说，说我爸在那边，有工作不好好干，成天游手好闲，乱附人，要东西吃，附上谁，谁就吐血，不给吃的，就吐血，吓人。我姥说，让黄小花求求她姑姑，给我爸找个好一点的工作，黄小花就说，他不干呢。后来，我问过我二姨，我二姨说，你爸附过人不假，二姨一眼就能看出来，但是，有时，不是你爸，他们就说是你爸，为这个事，二姨没少和他们打仗，这些他们，我二姨说起来有名有姓的，我都忘了，我二姨经常找他们干仗去，说，你们别恶心我姐夫，我姐夫才不是那种人呢，如果你谁再说是我姐夫附人，可别怪我不客气。我二姨说，你爸确实附过人，你说，附的谁，就是你舅家的小缺丫头，那时，缺丫头才四五个月，还吃奶呢，我舅家老大，老二都是男孩，我舅和我舅母都想要个女孩，第三个又是个男孩，说来也怪，说出来恶心，这个孩子是冬天生的，可是一生下来，头顶上竟然生着蛆，大家疑惑，我姥说，就叫蛆丫头吧，好养活，后来，大一点了，说，蛆，太恶心了，就叫缺丫头了，后来，把缺字也省了，就直接叫丫头了。我舅家最不让人省心的，就是这个缺丫头了。我二姨说，萍，你说，那时，缺丫头才几个月，奶也不吃了，两眼发直，靠在炕角儿那儿，也不动，大家都吓坏了，就把我找去了，你说咋，萍，我一进屋，我就乐了，我一看，就是你爸，我说，你咋就能看出来呢，她说，我就能看出来，我二姨说，当时我就笑了，我说，你看你，来就来呗，附在这么大点个孩子身上，算你啥能耐呢，你说，我管你叫不叫一声姐夫呢，不叫吧，你好容易来一次，叫吧，你说，你叫我咋张口呢，我知道你不放心，来看看，这，你不是都看到了吗，都挺好的，你就放心吧，呆会儿就行了，你看这孩子这么小，时间长了，也受不了，你有啥话要说，你就话，没啥话你就走吧，你要是不放心我姐他们，过几天，我就去看看，你放心吧，我二姨说，萍，你说咋地，我这么一说，那小缺丫咣地一下，就趴下了，也会哭了，也开始吃奶了。我二姨说，没事，她都要去龙镇看看，我想，她应该是震慑张聿礼的吧，我二姨到我家，就跟到自己家一样，一进屋就收拾屋子，收拾完了，看见啥好，就要啥，我妈说，只要进了她的眼的，就，这个，姐，给我吧，那个，姐，给我吧，反正，咱家可别有啥，有啥，她要啥，仗着自己有病，谁知道真假。张聿礼倒从来没有对这些事发过牢骚。反正，我愿意让我二姨来，她一到我家，我家至少是干净了。每到寒暑假，我都要去我姥家过，有时是我二姨来接，有时是营里来拉货的车，把我捎过去，再大一点，就自己去了。五年级寒假，我和我哥去我姥家，坐车到西岗子，大雪封山了，不通车，在西岗子住下了，怎么办，要么回去，要么走着去新华，西岗子离新华有六十里路，我说走着去，我哥不敢。第二天一早，也就六点多吧，我就起来了，说，你不去，就算了，我自己走，你就回去吧。他一看，说，那我也跟你走，我就知道，是他不敢自己回去。同屋的还有一个老太太，也是去新华的，就说，我也和你们一起走。我们三个，就早早上路了，路上一个人都没有，都是盘山路，虽说天还没太亮，但是，到处都是雪，映得都处都是亮的，我们就顺着雪路走，那个老太太带着个手提带，我和我哥帮她拿着，她走得慢，我俩就在前边抬着她的行礼打着了溜滑猛跑，她就在后面喊，好像怕我俩拿了她的东西跑了似的。一直走到快中午了，碰到一个拉柴火的，问我们去哪，说到新华，他说，他也到新华，就让老太太上了马车，我们就跟着走，十一点多，我们整整走了五个小时，到了我姥姥家，我姥姥一听，我俩是从西岗子走来的，就骂我妈，说，这大冬天的，让孩子自己来，也放心，我说是我们自己要来的，我姥就骂我妈，说，成天把孩子惯得没形，她是妈还是你是妈，孩子说想上哪就上哪，孩子说要死，你就让她去死，这个还大愿的。

吉霞

我姥骂得是有理由的，我九岁那年夏天，我妈想把送到山东高密的新新接回来熟悉熟悉，好上学。张聿礼要回山东去接，我妈说，带上我去，跟新新玩熟了，好让他回来。那时，张闯三岁多，我妈说，放在家里，她弄不了，让张聿礼一起都带着，于是，张聿礼就带着我和张闯就去高密接新新了。没接回来，一说要新新走，八爷和八奶就掉泪，毕竟一起生活了六、七年了，哪能说走就走呢。
冬天放寒假了，我妈说，还得接回来呀，要不，怎么上学呢，可是，一年跑两趟，也没那么多的钱，我说，那我去接，我也想去找小敏玩，小敏比我大两岁，也不知是哪个大娘的家孩子，村里差不多都是姓张的，那时小，也不懂这亲戚之间是什么关系，反正让叫什么就叫什么，我就爱跟小敏去赶集，真是开了眼，在龙镇跟本都没听说过，也没见过那么多人，集上人山人海，卖什么的都有，我和小敏爱买油绳和地瓜扭吃，油绳一分钱一尺，还有泥老虎，摇拉猴，我有钱，小敏没有，我就买给她，还有剪纸，我出手大方，在那时，孩子手里哪里有钱，我有，夏天去时，我和小敏到村头的河里挖蛤蜊，不会挖的，你还真挖不着，河水很浅，很清，也就一尺深，在沙上，小敏说，你看，这条线，一条很细的线，跟着这条线，到头，就看到一个小窝窝，然后中指和食指并扰，对着这个小窝窝往里一插一挖，准能挖出来一个小蛤蜊，真是个小蛤蜊，大的，只有手指肚那么大，小的，跟大米粒差不多，我们光着屁股，在河里一挖就是一个上午，我到山东时，都八岁了，那里的孩子夏天，都光着，一丝不挂，包括小敏，她都十一岁了，也光着，只有我穿衣服，为了和大家一样，我也不穿。刚开始，张聿礼还不让，让我穿上衣服，后来，也就不管了，我也就跟着他们光着身子，跟着她们在村里村外的跑，直到现在，有时做梦光着身体，吓得没处躲没处藏的，我大娘也就是小敏的妈，把我和小敏把挖回来的蛤蜊，放在碗里蒸熟了，也就是小半碗，然后，我俩就唆着吃，我刚到山东高密时，听到小敏管她奶奶叫妈妈，我就在心里想，她的妈咋那么大呢，后来，又听她管我大娘叫娘，才明白，原来，他们那里，管妈叫娘，管奶奶叫妈妈，管爸叫大。
我跟小敏玩的可好了。后来，我到山东上学时，还见过小敏一次，她长得小鼻子小嘴小眼睛小黄头发脸上还有一些小黄雀斑，一笑，还有两个小酒窝，她长得不算好看，但是，很甜。
一九八七年，我大学毕业那年，我回龙镇，听张聿礼说，小敏生孩子难产，死了。张聿礼跟我说，她是在高密县医院生的，本来，生完了，都没事了，没想到，过了不到一个小时，就大出血，没救过来，就死了，孩子活着，小敏的对象，在高密，不管是谈恋爱阶段，还是结婚以后，管对方都叫做对象。张聿礼说，他对象，一看，小敏死了，砖都拉好了，准备盖房子呢，一看，这日子没法过了，就回去，买了一瓶子白酒，喝一口药，也就是农药，小敏她对象，喝一药，就一口酒，喝一酒，就一口药，救都没法救，当天，两个人都死了，扔下一个男孩。

那时，我就是想去找小敏玩，我妈一说，我就坚决要去，怎么办，一个九岁的孩子，要去山东，在这以前，我经常给一师的人去北安打酱油，开始是我给我自己家买，到北安，坐火车两个小时，早晨去，晚上回来，六毛钱车票，一次买一塑料桶，也就是十斤，第一次去时，心里还真挺害怕，买完了，就到火车站等着，那时，火车已经一天两趟了，早晨从哈尔滨开过来，停留一个小时，再开回去，晚上七点多钟到，九点多再开回去，我呢，就等着晚班车，回去。后来，其他人也让我去买，因为个子矮，有时还不用买票，除了酱油钱外，还给一块钱吃饭，有一次，忘了带粮票，都不卖给我饭，我就吃动物饼干。后来，我买出经验来了，到了北安后，先不去买酱油，而是先去玩，逛商店，然后再去买，我还知道哪家给的多，那家给的少，那家给的多的，是用水舀子舀的，满满的三水舀子，然后再给添点，塑料桶就满满的了，那些用提溜的，一提上来，等半天，然后倒进去，赶紧拿出来，这样十下，塑料桶里的酱油离满得差两指呢，我跟我妈说了这个秘密，我妈就笑，说，你看，奸商，无商不奸。我有了这个出门的经验，我跟我妈说，这和上北安有啥区别，就是火车坐得时间长一点呗，我妈说，可也是，正好，有一个山东人，我也不认识，也不记得，他要去益都，正好把我捎一段，那时，上海知青多，寒假时就专门开了一列龙镇直达上海的车，我就可以直接坐到济南，然后再换上到青岛的火车，在高密下车，事先我妈给他们拍了电报，让去接我。这就样，我妈给了我五十块钱，也没给买票，我都九岁了，人家都以为我六七岁呢，我妈在我走前，特意交待，如果查票，让我补票，就说是从龙镇上的车，到现在，我都生我自己的气，都快高密了，山东查票的严，就查着了我，我为啥要说从龙镇上的车呢，说从济南，从益都都行呀，补了六块五的票！等我到高密，我小叔接我，看我下来，他还在等，往后看，我说，看啥，他说，人呢，我说，我不是么，他说，谁跟你来的，我说，我自己呀，他竟然哭了，说，怎么可以让这么小的一个孩子自己来！
这一个寒假，我跟小敏玩的，真是疯，把她家的地瓜种都给吃了。过完年，要走了，他们哪能让新新跟我回来，说不放心，现在，想想，那我一个人走，就放心了。他们就给我买了一张到龙镇的票，给我装了一旅行袋的花生，带壳，这要是装花生米，还不得把我累死，花生里边还装了一壶香油，是用军用水壶装的。一路上，我也不知道应该坐快车，坐得都是慢车，到济南下车，转乘到沈阳的火车，到沈阳下车，倒到哈尔滨的火车，到哈尔滨，倒到龙镇的车，我整整走了三天两夜，才回到龙镇。
到沈阳火车站时，我的胆子也大了，原来在济南倒车时，不敢出车站，怕走丢了，回不来，就在候车室里呆着，到沈阳以后，我就想出火车站玩了。可是，他们给我带的东西太沉了，我背不动，而且，旅行袋的带子还断了，就得抱着，我的个子又小，如果把那个袋竖起来，就快比我高了，我当时觉得就是这样。怎么办，我就到问讯处那里，跟那个女服务员说，你帮我看着点，我出去看看，她还真挺好，就答应了，我就出了沈阳站的候车室，到站前玩，一路上很小心地记着走过的路，怕找不回来，当时，我兜里有二十多块钱呢！我想，那些破花生，还有那壶香油，丢了就丢了吧，那么沉，反正回去，我也吃不了多少，反正我兜里有钱，不害怕。我逛了几家商店，还买了一块巧克力，扁的，包着锡纸，舍不得吃，用舌头一下一下地舔。因为，在沈阳得呆一个大白天呢，开往三棵树的火车要到晚上九点才开呢。等我回来，一看，我的东西还在，那个女人还给我看着呢，她对另外一个女人说，看，这个小丫头，胆子真大，就不怕东西丢了，就这么让我给看着，我心想，咋不丢了呢，这样，我多轻松，我谢了人家，自己找个地方坐着去了，我又呆不住，就抱着这包花生，在候车室里乱逛，车站里有个卖书的亭子，我就买了一本，叫《杠棒的故事》，这应该是我的第一本自己花钱买的不带画的课外书了，写的是旧上海滩码头上的装卸工人受欺压的故事，写得很血淋淋的，而且封面画得很肉色，看完后，就觉得不舒服，扔了吧，挺可惜的，留着，看着这书皮，就有点恶心，确实是一种生理反映的恶心，红乎乎的，好像有血腥气出来似的，于是，我就把书皮给撕下来扔了，书瓤留着。等我工作以后，到北京工作，那时，地摊文化刚刚出现，晚上，街道上有卖各种肉乎乎封面印刷品，一般都与情色性欲有关的的大标题，挺吸引人的，就偷偷地买了本看，看着那封面，就有一种恶心的感觉，就想起那本杠棒的故事，于是，不得不也把皮撕下来，看完后，没意思，把瓤也扔了，从此，就不买这种读物看了，主要不是内容的问题，主要是封面画得太肉色了，红呼呼的，不舒服。
终于到了龙镇了。火车晚点，都十一点多了，去一师的路比较背，晚上也没人，就我一个人，往家走，抱着那包花生，走在雪地上，一踩吱一声，一踩，吱一声，那天晚上没有月亮，但是，不黑，能看见道，因为，到处都是雪，映得很亮。偶尔有狗的叫声，我倒不害怕。快到家了，我想，我妈他们可别把我当小偷，离得大老远，我就喊，妈----，是我，我回来了。
就这样，我在一师可出名了，一个九岁的孩子，自己一个人上山东，只要是一师的家长，若要训斥他们的孩子，就说，你看人家小萍，自己都一个人上山东了。这事让我姥知道了，呵，没把我妈骂死，想起来就骂，想起来就骂。我二姨已经结婚了，找了个牡丹江的知青，生了两个小女孩子，大的叫秋玉，已经两岁了，小的叫宝玉，一岁，两个人相差一年零四天，我姥姨也找了个北京知青，正在谈着，就会和小波穷逗，他就说，你们真贫，贫，北京话就是耍嘴皮子。我和小波就故意气他，他就说，你们可真贫，真贫，我老姨就骂他，说，你才贫呢，你不惹他，他们就贫着你啦，愿意呆，就呆，不愿意呆，就滚，操你妈，啥玩意儿，咋就贫着你啦，听着这个词，我就讨厌，就是我外甥贫，也用不着你在这儿说，你算个啥玩意儿，我老姨不会讲理，一遇到事儿，除了会骂人，就会哭，我妈说，不知道她随谁，老李家的姑娘，没有会哭的，就她，动不动，就挤猫尿。我妈说，她的一个姑，因为和婆婆关系不好，晚上，生孩子难产，正好她姑夫出门了，不在家，她的这个姑，硬是不吭一声，自己在炕上滚了一夜，早晨等人发现以后，一炕的血，大人孩子都死了，直到死，都没哼一声，没一个像你老姨的。我妈出来早，和我老姨基本上没在一起呆过，所以，她怎么都看不上我老姨，认为我老姨自私，没出息。我老姨回新华，要顺道到龙镇看看她，她都不让去，气得我老姨直哭，跟我说，萍，你说你妈是不是神经，说，电话里说说话就行了，不用看了，有啥好看的，萍，你说，那电话和见面能一样吗，我说，老姨，你也别生气，她信了基督，她信神，你不信，在她眼里，不信神的就是魔，特别是亲人，包括儿女，她认为，这些人都是上帝派来试探她的真心的，如果还有儿女之情，就是对上帝不忠，对上帝不忠，就上不了天堂，所以，只要她的亲人，要跟她一起信上帝才行，才能一起上天堂，每次，不论是她来北京，还是打电话她总是劝我信，说，姑娘啊，到时候，我不能在天堂里看着我姑娘在地狱里受罪呀，你哥，新新，我，你季大爷都信了，她说的这个季大爷，是她跟张聿礼离婚后，又找的一个后老头。她和张聿礼是一九八八年离的婚。一九八八年，是我妈生命史上的又一个最不幸的年头。张闯自杀了，我妈说，从张闯的死就看出，人不该有的，就没有，有了也没有，如果偏心眼，有了，就会遭报应，最后，还是没有，她就是个例子，然后又扯到我爸身上说，当年，你爷爷就是太偏心眼，偏向你爸，最后没得着济，那么早就死了。张闯也一样，就不该有，偏心眼，为了自己的孩子有个伴，就来了个要帐的。直到张闯死了，我妈说，本来是以为你活不长，没想到，落在张闯头上。从我上小学时，我妈就说过，有一次，她到街里看病，坐在那排号，旁边有一个老头就朝我妈笑，我妈问，你笑啥，他就朝我妈说，你就是鼻子小了点，如果鼻子在大点，在外面也说得算了，现在，你就是在外面说了不算，我妈说，她笑了，问，你咋知道的，我妈说，那个老头又说，你有三个孩子，我妈说，那你就错了，我有四个孩子，三个男孩一个女孩，一个在山东，三个在身边，那个老头就说，那就不一个不得济，你的左乳房下边有一个红痦子，主着，我妈左乳房下边确实有个红痦子，比黄豆粒还要大，比安乃进药片小点有限，我见过。我妈说，听了那老头的话，就挺疑惑，你说不信吧，他说的那么有鼻子有眼的，信吧，这四个孩子是谁不得济呢，我妈说，她就想，是我。我说呢，我高考时，她这个劝，说姑娘，没事，考不上就考不上，你不像他们，考不上就没工作，你可以到赵光接你爸的班，当老师，以后带工资上学，多好，她那是怕我考不上，以为我会死呢。我妈说，没想到，落到了张闯头上。我妈说，张闯死前的一个月，就有征兆，他不是好作，眼神都不对了，后来，我妈说，她想，那时，张闯的魂已经走了。我妈说，一个月前，她就做梦，说，梦里有一个人跟我妈说，我给你家张闯在孙吴找了个工作，过些日子就上班去了，我妈说，她心想，我老儿子，凭啥去孙吴上班，果然，不到一个月，张闯就死在了孙吴，关于张闯的死，我二姨也跟我说过，她说，黄小花提前二十天就跟你姥说了，黄小花来了，跟你姥说，那一红琳家的张闯再有二十天就走了，不是一个人走的，还要带着一个，我姥说，小花呀，你能不能给整整呢，黄小花说，整不了了呢，再说，要整，可麻烦了，得借寿，我也整不了，就是整，也得一红琳自己整，可是她不信，就更整不了了呢。我二姨说，谁也没把黄小花的话当成回事，你姥姥担心，我就说，妈，没事，等过几天我去龙镇看看，那时，二姨有病，还没来及去，你家就出事了。正好就过了二十天，他们都知道了，就瞒着我不知道，怕我犯病。我正好到医务室打针，报纸上都登了，黑河日报，说犯罪分子张新强，如何如何，张新强是张闯的大名，我二姨说，二姨当场就昏过去了。我妈说，她一直以为是我活不长呢，所以，对我也是左惯右惯，想干啥就干啥，我妈说，她想，反正我姑娘也活不长，能让她高兴，就满足她，所以，她们才一直惯着我，本来就喜欢姑娘，再加上这个原因，他们就什么都满足我，那时，我家座钟坐一个小木头匣子上，我妈把买的蛋糕藏在里边，偷偷跟我说，让我偷着吃，别让小波看见了，凡是好吃的，都藏起来给我留着，小波鼻子特好使，一回家，就跟狗一样抽着鼻子到处闻，说，有好吃的，藏着呢，然后就开始翻，要是翻着了，就开哭，说他们偏心眼。记得有一次来卖冰棍的，奶油的五分钱一根，没给他买，他就坐在窗户下呜呜地哭。我小时有个毛病，只要手里有几毛钱，就要买个钱包，那时最好的钱包就是塑料的夹层多一点，而且里边软软的，就是加了一层薄薄的海绵，我买完钱包，就没钱了，我妈就会说，我姑娘又买了钱包了，再给你点钱压钱包吧，最多也就是五毛钱。如果我跟她要两毛钱，她就会给五毛，我跟张聿礼要一毛钱，他就会给一块钱，所以，我小时，兜里的钱不断，块八毛的总是有的。上四年级时，我在龙镇街里的商品里，买了一双两块九毛九的厚实的尼龙袜子，那是我小时一次性最高支出。一师院里人都说，李红琳就是惯孩子，并且都说，张闯也是他惯死的，哪有一个孩子，说不上学就不上了，说拆啥就拆啥的，还说是命，是要账的，那都是在找借口。我妈跟我说话，总是小心翼翼的，特别是要说我的时候，含沙射影，指桑骂槐，指东骂西的，比直说还难受，从小，我跟我妈，就没有像其他孩子那样，胡搅瞒缠，打打闹闹的，在我这里来说，我从小也不惹我妈生气，因为，从小我就知道我是后爸，我妈不容易，所以，不惹她生气，如果兜里有块糖啥的，我都揣回来，给她吃，我妈就特别高兴，说，看，我姑娘多懂事，越是这样，我就觉他们一直把我当外人，这种感觉从小有，挥之不去。

吉霞

张闯死了，我妈说，他和张聿礼就更没什么了，张聿礼呢，我想，可能也是由于张闯的原因，他们都认为张闯是我妈硬惯死的，张聿礼肯定也是怨恨，于是，他们就离了婚。
一九八八年，我大学毕业刚一年，他们就离婚了。后来，我妈说，正应了张聿礼做的那个梦，张聿礼已经站完了岗，小波结婚生子了，我也大学毕业了，张闯也死了，他们也该离了，这是我妈的说辞，我说我妈是过河拆桥，她说，不是，是命里注定。
我妈信神以后，也就是信了基督，就要我们也都信，她说，姑娘，信吧，你看妈，从小就什么都不信，这你是知道的，你姥那时那么信佛，左磕又拜的，我都不信，都快一辈子了，怎么一遇到传教的，就信了呢，那只能说，我一开始就是神拣选的女儿，你一定要信，以后好一起上天堂，后来，她见我不太乐意听，就不说了，但是，她也不怎么来了，只和她的那些教友在一起，她管那些教友叫秭妹，我跟我妈说，妈，我信，可是，我没时间信，有那么多的事要做，你干什么都行，就是别参加一些群体活动，别被人利用就行，人多在一起，准没好事。我妈都答应了，但是，她对不信基督的人，就认为是魔，越是她的亲人，越是魔，是上帝派来试探她的真心的，看她动不动心，所以，她对我们这些人的远近，要看跟不跟她一起信基督，如果不信，就是我，也不行，何况是你了，我劝我老姨说，她不愿见你，就是怕动了儿女感情，上不了天堂。有一次，我给我妈打电话，她又劝我，说，姑娘，信吧，万一真有天堂呢，刚说完这句，她在电话那边就笑，我问笑啥，她就说，她真成了“老改犯”了，老改老犯，我对神不真心啊，有时就想，万一真有天堂呢，这不是对主的不信嘛，于是，就发誓要改，可是，改了，又犯，这不是老改犯是啥。我就笑，她也笑。过完年，也就是我和小波从西岗子走到新华的那年，我回到龙镇，开学，就该上初一了，这期间，转什么学制，本来是春天开学升级的，改为秋天开学了，这样就得多上半年学。
上五年级时，可热闹了。
先是周恩来去逝，好像要节哀几天，我们宣传队就不排练了。我上三年级时，学校每年都要以班为单位搞歌咏比赛，我们班最厉害了，别的班都是老师指挥，我班是杨清华指挥，她是褚老师的女儿，褚老师也可厉害了，她教的班特别守纪律。在大合唱前，要有前唱辞，也就是领颂，倪琳虽然口齿清楚，但是，她的音高不行，我呢，可能是因为从小跟大军和小波打架练就的一副好高音，多高都能喊上去，于是，领颂，当然是非我莫属了。记得在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这首歌曲时，领颂辞是“文化大革命战鼓擂------战鼓隆隆壮声威-----”等我的长声拖完，杨清华的手有力一抬，我们就开唱了，而且是四声部，全靠杨清华指挥得力。另外，我班不仅唱这有力的，还唱抒情的，那时有个电影叫《春苗》，里边有首歌，当时规定一个班唱两首，我班第一首是有力的，第二首就是抒情的《春苗颂》，当然，领唱也是我，现在记得也很清楚“翠竹青青哟------披霞光，春苗出土哟-----迎朝阳—”，然后就是合唱“迎着风雨走，挺拔更坚强，社员心里扎下根，阳光哺育春苗壮-----”，就这样，我班肯定是拿奖的了。就是在这次歌咏比赛上，我被刘和老师相中了，听说他们是这样对话的：那领唱的小姑娘是哪的？当时在农场子弟学校读书的，有几个部分人，一部分是农场场部的，一部分是良种站的，一部分是林业局的，还有铁路上，还有油库的，一师的学生少，但很是出名。一个老师说，是一师的。刘和就说，怎么又是一师的。就这样，我就进了学校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准备培养我当报幕员呢，刘和，在学校可有权威了，学生都有点怕他，被他看上，也不容易，他对倪琳可好了，净教倪琳处世哲学。在宣传队里，有个石老师，长得笑咪咪的，忘了叫什么了，他的笛子吹得可好了，他说，要教我吹笛子，我没学。当时，我的思想很先进，认为乐器都是旧社会要饭时用的，这种思想在到山东上学，老师让我学二胡，我就说，拉二胡都是要饭的，我才不学呢。等我每小时花九十九元主动去学二胡时，我就会百思不得其解，我那时那么小，这种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呢？没人跟我说过乐器是要饭用的。
到宣传队，要练基本功，就是得下腰和劈叉，太疼，下腰，我只能把双脚搭在墙上，倒立一会儿，劈叉，从来就没下去过，怕疼。由于个子小，年龄也小，只是个培养的对象，至于演节目，也就是跑跑龙套，主角儿，都是崔丽霞和杨艳文她们那些初中生，等我上初中时，她俩正好上高中。宣传队的主要任务就是有节日时演出，或者到连队里去演出，下连队，一般都在人家的大炕上演，因为，没有舞台。印象最深的演出有两次，一次是演收租院的故事，要用人来当雕塑，我个矮，前边的老奶奶背着租子筐，躬着腰，我呢，演跟在后边小女孩，双手托着租筐，排练时，基本上没有我什么事，只要知道到时站在那里，双手举成一个角度，就可以了，也用不着举，可到演出时，我的天，这双手可不是一般的不好举，因为是雕塑，又不能动，动作有点像喜儿盼着出太阳一样，一只脚翘的都快抽筋了，手也快抬不起来了，心里直想叫，你们那些讲解的，怎么还不快点，快点呀，我要不行了，演完下来，刘和特意地表扬了我，说我坚持的好，如果一动，台下的效果就不好了。还有一次，就是迎接知青下乡，我们先是敲罗打鼓地到龙镇火车站把这些新知青迎接到农场大礼堂，这是龙镇最大的礼堂了。我们宣传队给他们演节目表示欢迎。台下知青哭成一片，有的是父母送来的，他们胸前戴着大红花，个个都垂着泪，我们在台上合着“七不隆冻枪，七不隆冻枪”的鼓声，唱“打起鼓呀，敲起锣呀，欢欢-----喜喜----来庆贺呀，欢欢喜喜-----来庆贺-----，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形势大好，上山下乡！掀高潮来嗨，上山下乡-掀高潮-----”，我有一节目是跳集体舞，共八个人，台两边一边四个，我站错边去了，也就是说，成了一边五个，一边三个，老师发现后，就在台那边喊我过去，我呢，一着急，没从后边过，直接从台上往过跑，这时，大幕拉开了，我的裙子又没系好，正好掉了下来，我就提着裙子跑过去，这时，台下笑得前仰后合的，哭的也不哭了，也开始给我们鼓掌了，过后，老师也没批评我，因为，我毕竟是小队员么，而且还止住了知青们的哭声，赢得了些掌声。
宣传队差不多每天都要排练的，那时，学习小靳庄，要到田间地头为群众演出，课也不怎么上，我这课没拉下，这真得好好感谢我妈和马老师，我妈说，姑娘，演归演，学习可不能拉下，主要是马老师盯得紧，她对我进宣传队好像也不太感兴趣，说，练归练，学习不能耽误了，就这样，在宣传队解散后，我是宣传队里极少数的能够跟得上的，崔丽霞就没有考上大学，她不赖宣传队，倒说是因为我给她破了相。五年级那年，太热闹了。先是天安门广场事件，我们要游行，我不仅是宣传队的，而且是学校腰鼓队的，个儿高的在队头，我在队尾，前边的要是走快了，我们后边的就得抱着腰鼓跟着跑，能跟上就不错了，累得半死。然后是毛主席去逝，倒是没游行，可是，排着队吊唁，一站一天，还得低着头，更累，装哭，然后就是粉碎“四人帮”，游行，走的路跟天安门广场事件游行一样，只是喊的口号不一样，记得那领喊的还喊错了一回，不知李先念跟“四人帮”的哪个人挨着，他就喊溜了嘴，我们跟着喊完打倒那个人后，接着，他就喊打倒李先念，我们就跟着喊，等喊到“先”时，觉得不对，他又改了口，太累了，我们后边的实在跑不动了，我们几个就把“尿罐子”给卸了，我们把腰鼓恶称为“尿罐子”，我的腰鼓打得好，腰鼓队里只选八个人上台表演，我还是八分子之一呢，秧歌都不用学，把腰鼓上的红绸子，解下来，直接跑到秧歌队里，这样，想扭就扭两下，不想扭，就跟着走，不累。

吉霞

上初中了，开始抓教学质量了，主要是粉碎了“四人帮”，开始批判黄帅和张铁生了，在黑龙江好像还有个典型叫张什么，总之，这些人都不行了，记得老曾太太，是我们的校长，她可厉害了，把学校管得很出名，就是在不读书的年代，在龙镇方圆的几百里，农场的学校是有名的教学质量好。老曾太太给我们全校开大会，让我们头上长角，身上长刺，而且还把两只手都打成“六”字形，放在自己的头上，做出两只角的形状，号召我们要赶潮流，像黄帅和张铁生学习，当造反派，“你们要----头上长角，身上长刺----”，她的脸上有几棵麻点。我们的角还刺还没长出来呢，刺还不知道要扎谁呢，她又开大会，狠狠地说，要把你们的角拔掉，要把你们的刺拔掉，要肃清“四人帮”在你们身上的流毒！不管怎么说，就是要抓学习。倪琳当了学校的学习部长，崔丽霞是学校的文艺部长，一切都转入学习的正规了。
不过，我们刚上初一时，红卫兵还没有取消，学校还有红卫兵呢，就是海凤说的红接兵，我们班第一批好像入了六七个，我是其中之一，红袖标戴了半年多，衣服被扯破了不知多少个口子，下课打打闹闹，这个红袖标就是个自然的好抓手了。好像过了半年多，学校取消了红卫兵，要恢复少先队，那时，我们就要上初二了，过了少先队的年龄，该入团了。
刚上初二，知青开始大规模地返城了，一切都是人心慌慌，一会儿，这个老师走了，一会儿那个老师走了，我们的心理很不是滋味，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陈老师先走了，后来，教我们的一个右派老头徐老师也回齐齐哈尔了。这个徐老师一辈子没有结婚，教我们时，都六十六岁了，他的腰板可直了，扛着一根直径十公分的木头，走起路来，腰都是比直比直的，他教我们外语，老曾太太特意从下边分场要上来的，他的外语特别好，有时，我们不听讲，或者不写作业，他就用英语骂我们“累贼蹦”，然后解释说，这句话意思是“懒骨头”，你们就是一群懒骨头。于是，我们背后就管他叫“累贼蹦”。有一次，他叫我们几个英语学得好的学生到他宿舍去玩，拿出一些照片给我们看，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彩色照片，有一种透明的感觉，到现在，我还没有看到质量那么好的彩照呢！那么柔和，那么鲜艳，总之，一种好字，其中有一张是他和一个小女孩在草地上照的，真是好看，他说，好好学英语，以后到美国，开开眼界。那时小，只知道照片好看，也没有问问他为啥没结婚。
接下来，石老师也要走了，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体验到什么叫真正的离别，依依不舍是什么感觉，感寂寞而伤神，石老师走时，时值深秋，他是晚上到哈尔滨的火车，我们到火车站送他，那时还是老式的蒸汽黑色机车头，绿色车厢挂着十一节，当火车拉着响笛，缓缓地驶出车站，我们还跟着车跑了几步，火车越来越快，越来越快，消失在黑夜里。
我上了十几年的学，一般情况下，老师都是比较讨厌我，甚至是以整我为其主要工作，就是不整顿我，那也是把我归为不好管理的学生堆里，尽管我一直学习还好。石老师对我好，从来没有因为我淘汽而蔑视我，我虽然很淘气，可是，我比较敏感，谁对我好不好，就是他不讲话，甚至还会对我好一些，我也会感觉到从他内心流出来的歧视或者说是恶意。石老师对我，却是真好，这一点，倪琳有感觉，我相信倪琳与我一样，感觉是对的。尽管石老师并没有让我在班上当一个小官，连个小组长都不是，只有在石老师教我的这一年半里，从初一到初二上半学期，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日子，成天，就是一个玩，快乐地玩。上课，前后左右地说话，下课，就在操场上疯跑。有一次上石老师的课，我把钢笔弄坏了，满手都是钢笔水，还弄了一脸，石老师就笑，让我出去洗脸，下课，他把钢笔拿走了，修好后给我，我这个佩服，石老师连钢笔都会修。我学东西快，但都不扎实，好像是会了，其实，只是知其然，有一次去石老师办公室玩，他就随手拿过一张报纸来，划出句子，然后告诉我，什么是主句，什么是谓句，主句里的主语，谓句里的名词等，他那么一讲，也就是几分钟，我竟然一下子就明白了。初二，开始学物理了，关于压力和压强的关系我也没太搞清楚，也是石老师给我讲明白的，这对以后到山东上学还能跟上，都是石老师打下的基础。跟石老师最快乐的事就是“双抢帮除”了，自那次甜菜事件后，四年级就没去，五年级成天游行，学校也没组织。上初一了，学校又开始组织夏除秋收了。那可是我们的节日。农场出大卡车把我们拉到地里，夏天铲地，我们就拖着锄头跑，什么草呀苗呀的，才不管呢，到了中午吃饭，送饭的车送到地中间，跟喂猪似的，一个班一个大铁捅，打回来，再分配。吃完饭，石老师就会给我们变戏法，拿着扑克牌，给我们看看，捣故几下，然后指一下远处一个帽子，一翻，那张牌竟然在帽子里！到现在，我都没搞清楚，他是怎么把牌藏在帽子里的。我把家里的鸡蛋用油煎了，带给石老师吃，那时，鸡蛋就算是最好的了。秋天去收玉米，我们就在玉米地里打闹，把玉米粒剥下来，装在兜里，等回去时，我们女生站在卡车的后箱的前边，石老师让我们女生在前边，说安全，男生在后边。我们女生在前边，如果看到前边路上有人，就告诉后边的男生，男生准备好玉米粒儿，等车从他们身边一过，我们喊“打”，男生就一起把玉米粒扔下去，打在路人的身上，我们的车扬尘而过，就会远远地传来骂声，我们就哈哈地笑。石老师也假装没看到，我们真是开心。

吉霞

上初一那年，我们那里着山火了，大火烧了一个多月，农场所有有能力的人都上山打火了，连高中生都去了，我们是初中生，想去，也轮不到我们，那年，我第一次看见真飞机，那么大，飞得那么低，这些飞机是来空投物资的。石老师也去打火了。
他回来，上课，跟我们说，打火，跟本看到不火影，就是追着火跑，看见火了，等你到了那块儿，火早跟着风跑了，哪里是去打火，就是去追火，石老师说话总是实在，教育我们，从来没有用过大道理，他的话，我们都听得进去，他说，这时，有一个最大的经验，就是不能掉队，再累，你得跟着队伍走，要是掉了队，那就离死不远了，这是一；二是，要承认人有运气，比如这次打火，有的，捡到的空投吃的，一大包下来，吃都吃不完，还得背着走，有的，几天，空投都投不到你的头上，你怨谁，只能怪自己运气不好，所以，石老师说，集体活动是不能掉队的，有些事情，是自己再怎么努力也做不到的，所以，就不要报冤，承认自己运气不好。那场火灾，烧死了六七个女知青，让我们像这些知青学习，她们都追认了党员，她们的事迹被谱成了歌曲，我们唱，由于时间短，也没记住。回家，张聿礼说，啥打火英雄，是跑不掉了，烧死的。我妈说，这些知青没有打火的经验，没人说过火来了，怎么跑，我妈说，如果火来了，不能顺着火跑，如果顺着风跑，火就会跟过来，你跑不过火，如果见火来了，要就地卧倒，打滚，把周围的草压倒，如果手里有镰刀什么的就更好了，割出一块空地来，火是卷着走的，它不会在一个地方使劲地烧的，这样，你身边没草，烧不着你，这样，才能保命。我妈说，知道为啥满族不吃狗肉吧，努尔哈赤被敌人围了，放火烧，他的狗就跑到河边，沾一身水回来，就在努尔啥赤身边滚来滚去，这样来来回回的，生生地把个狗给累死了，努尔哈赤就得救了，他就不许满族人吃狗肉，狗对他们有恩。我妈说，如果有铁敲，那就更好了，就地挖一条沟，如果来不及，就把铲出一块地皮来，就是赶紧把身边的草连根铲掉，露出湿土，然后躲在沟里、趴在地上，火就过去了，这样也安全，总之，看见火来了，不能顺风跑，要跑也得迎着风跑，也就是说迎着火势跑，才能有一线生机。

吉霞

总之，不管说起什么，我妈就会有一套理论，再加上具体的实例，就像写一篇议论文。
老师们都去打火了，我们就放了几天的假。我和爱萍每天都去挖菜，说是去挖菜，其实也就是去玩。东边大地再往东，有个水房子，红色的，是个水泵房，我们管它叫水房子，我们如果走到水房子那边去挖菜，那就是走得最远的了，觉得那是很远远的，要过一片大地，也就是荒草甸子，这些荒草甸子有许多塔头，这些塔头基本上都是活动的，下边是水，现在才知道，那就是湿地。塔头上长着许多花，特别金莲花，黄花，一种小兰花，我们管它叫做钢笔水花，我们把这些钢笔花采回来，把花瓣捏出水来，水是蓝的，灌进钢笔里，能够写出字来，所以，我们管它叫钢笔水花，塔头上还长一种野菜，不知学名叫什么，我们管它叫黄瓜香，采下来，用手拍，越拍越香，有一股黄瓜的清香，就叫它黄瓜香，改革开放后，这片大地都被开成了地，这种黄瓜香得到很远地方才能采到了，而且，大部分都出口日本了，说日本人爱吃这种东西，我们小时，都采来喂猪。
我和爱萍拿着两个馒头和一点咸菜，一个人拿着一条干净的白布面袋，到水房子后边去挖曲麻菜，也就是苦菜，我们叫它曲麻菜，很苦，串根，见到一棵，你就可以挖到一片，豆子地里最多，水房子后边就是一片豆子地，我俩中午就不回家了。到了那里，我俩把面袋子铺在下，坐在那里先吃馒头。这种面袋也是我跟家属队干活时拿的。由于我们没事就到白糖垛里祸害白糖，用玻璃碴子把装白沙糖的面袋子都给豁成一个一个的三角口子，等下边连队来进货，装车时，糖就洒一地，其实，也是为了家属队在没有活时，有点活干，领导就让家属队做面袋，把坏了的糖袋换下来。张聿礼的弟弟张聿智也到了一师，由于手坏了，是工伤，就赶老牛车，她媳妇是在山东娶好的，所以，也没工作，自然就是家属队的一员了。张聿智的命真是不好，好容易到了退休的年龄，刚办完手续不到一个月，听我妈说，他走着走着路，就突然跌了一个跟头，脑溢血，去逝了，我妈说，他一天福都没享受着，这就是命。家属队专门有一工作室，每人一台缝纫机，一师就是个商业连，只要是商品，啥都有。家属队轧面袋，快得很，就是一溜线拐个直角弯儿，然后翻过来就行了，可是，她们不爱翻，就让我们这些小孩去翻，翻一个七分钱，就这个，去的人都很少，只有我和淑坤经常去，因为，爱萍、海凤家是双职工，崔丽艳跟我们合不来，淑坤她妈在家属队，所以，我俩经常去，每翻一个挣七分钱不说，还顺手往家拿几个面袋子，也没人管。就这样，等我们挖野菜时，我们每个人手里都是拿着新的白布面袋。我俩坐在面袋上，一边吃，一边讲故事，那时，我们上学的路上，或者放学回家，或者出去玩时，仨一群俩一伙的，就要讲故事，每个人都讲，什么小二小的故事，什么小白龙的故事，特别是当时在学生中流行的手抄本《三下江南》、《绿色尸体》、《一双绣花鞋》、《十二张美人皮》等，我们也参与手抄过，用复写纸，一抄好几份，每个人负责抄一部分，这样，一部小说，没几天，我们就可以复制好几份，后来，被学校发现了，老曾太太在大会上批判这种行为，她说，这种小说很坏，我给你念几段听听，她念的是《绿色尸体》中的开头，夜，黑漆漆的，一阵风过，窗棂哐的一声，一道黑影从窗前闪过，她念得很有气氛，真是怪吓人的，老曾太太说，这么恐怖的小说，你们晚上睡得着吗？学校没收了一批，但是，我们还能讲。我和爱萍就坐在那里东一耙子西一扫帚地讲东讲西，突然，爱萍说，咱俩现在比哭，看谁能哭出来，而且得出眼泪来。说，开始。于是，我俩就埋头开哭，还真哭出来了，眼泪一对一双地往外流，哭着哭着，我俩互相看着，就笑起来，爱萍问，你咋哭出来的，我说，我想起了毛主席逝世那天开追悼会的情景，爱萍说她也是。于是，我俩又笑着哭了几声。毛主席去逝那天下午，我们那里很冷了，下着小雨，宣传队的老师说，今天下午早点放学，天太冷了，我进一师大院时，看见一群人在那办公室那呆着，说四点钟有重要新闻要听，因为许多小孩都在那里，我也没走。到了四点钟，广播里就发出沉重的声音，前边说了一大堆的头衔，有的人说可能是主席，还被人踢了一脚，果然是毛主席去逝了，这时有个小孩，忘了是谁了，被蜜蜂蛰了一下，就嚎了起来。办公室里有一桶蜂蜜，我们没事就用硬纸壳撮出来吃，有时会引来一些蜜蜂。这样，许多人就开始哭了起来，一些知青就开始做白花。我们一师本身就是商业连，什么都齐全，直接从库里拿就是了，各色的皱纹纸，主要是白色的，另外，还有黑纱，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块黑布，我们就没回家，直接在知青的领导下，做白花，把皱纹纸裁成八公分的长、四公分宽的长方形，反复折叠后，用白线在中间固定后，用剪子把两边绞成一个尖形，然后一层一层翻出来，这样，花心不容易翻，就得小心往往外拽，要不就破了，最后一层，得展开，


这样，一朵小白花就做好了，我们一晚上做的小白花，足够一师所有的人戴了。做完后，我们都顺手抓了几把白花回家，那时在一师，啥都往家拿，拿回家后，堆在那里，晚上停电后，还挺瘆人的，我妈还躲在山墙那边还偷偷地哭了几声，我妈和张聿礼聊天，说，这国家以后可咋办？这次，我妈没说张聿礼没文化没水平。后来，我妈说，她的心硬，连我老姥爷死，她都没掉泪。
第二天，我们去学校，只有一师的学生是戴着黑纱去的，校长还表扬了一师学生，说我们有觉悟。当时，龙镇的白纸、黑布等都脱销了。我和爱萍在一起玩，也不知为啥，就是想笑，没事就笑，可是，人家都在哭，我俩没办法，就低着头，笑得头直颤，嘿嘿的，笑得眼泪都出来了，人家以为我俩是哭的呢。我们那里是边境，有事没事就战备，过年过节都是一级战备，毛主席一去世，就是特级战备。开追悼大会的那天，我们排着队到大礼堂吊唁，十个人一组进去，为毛主席三鞠躬，队伍很长，走得很慢，我和爱萍就笑，不知为啥，就是想笑，我俩就捂着脸走，怕人家看出来是在笑。到了门口，我俩前边的人进去了，我俩被留在门口，等着下一拨进去。门口都是荷真枪实弹的解放军，我俩吓得也不会笑了，等轮到我们进去，更是吓死了，周边全是花圈和手握钢枪的解放军，等我俩走到挂有毛主席像的台前，台上全是花圈，还有两个威武的手持钢枪的解放军，我们十个一排站在台下，就感到了害怕，不自觉地哭了，地下都是湿的，都是每人流下的眼泪，我俩都不知道是怎么走出来的，也不笑了。这回，我俩在野地里找哭，都是想起了那个场景，就都哭了出来，我俩眼角还挂着泪，笑，说，怎么当时就哭出来了呢，吓的。
就这样，我俩没事就到水房子那边玩，后来，我看到一张油画，一个穿着裙子的小女孩，可能有点残疾，爬向远处的一座红房子，我一下子就想起我小时候的那个水房子，那个场景，跟我小时的一模一样。我俩在水房边上，有时，会有飞机过来，飞得很低，看得很清楚，那年，飞机经常光顾我们那里，一是着山火，也可能是毛主席去世，战备的需要吧。
每年的秋天，大雁就开始南飞了，一群一群地从东边大地飞过。大雁们有时排一字形，有时排人字形，这两个队形最多，如果它们排成一字形飞过，我们就在底下对着大雁喊：“雁----，雁----，给我变个人-----，雁，雁，给我变个人----”，不知是大雁真的听懂了，还是巧合，它们真的就慢慢地变换队形，变成一个“人”形；如果大雁的队形是个“人”形，我们就会喊：“雁----，雁----，给我变个一------，雁----，雁----，给我变个一-----”，大雁就变会个一，它们不停下来，“安-----安-----安”的叫着从我们的头顶飞过。那年的大雁，叫得非常凄凉，我觉得那一年，它们的叫声是凄凉的，而每年，我觉得大雁在给我们变队形时，留给我们的声音是欢乐的，只要它们变换队形，我们在地下就又蹦又跳的叫，大雁也有“安----安----安----”的回声，好像也很得意，基本上，我们喊变什么形，大雁都会给你变出来，当然只有这“一”和“人”这两个队形，也没想过喊喊让大雁变一个其它队形给我们看看。
我和爱萍带着两个馒头，中午不回家，就在地里吃，豆里地里长着一种野菜叫酸模浆，酸模浆有两种，一种是带刺的，叶子有点三角形，我们管这种酸楧浆叫刺酸楧浆，我们摘叶子吃，很酸；还有一种，叶子很窄，杆很粗，是红色的，我们吃时，把整个酸模浆采下来，扒了皮，吃里边的杆，我们管这种酸模浆叫扒皮酸模浆，两种都挺好吃的，豆子地里的刺酸模浆比较多，我俩就用它就着馒头吃，一吃酸模浆，酸得口水就流出来了，也不觉得渴了。到了下午，我和爱萍就背着采和曲麻菜回家，路过东边大地。小孩跟谁要好，可能跟家长有些关系，我跟淑坤和爱萍玩得好，我妈跟淑坤和爱萍她妈的关系也很好，她们经常互相窜门。有时爱萍她妈来我家跟我们唠磕，东北冬天冷，屋里极暖和，一到冬天，人和家养的比如鸡鸭什么的，都得进屋，否则，都得冻死。大人呢，没啥事，就爱窜窜门，聊天，东北叫唠磕，不过是些东家长西家短的，扯大发了的，就会干架，东北管专门挑唆说坏话的叫扯老婆舌，不过，一师的人好像没有因此扯老婆舌而干架的，农村妇女居多，一师的女人，不管是职工还是家属，素质都挺高的。爱萍她妈来我家，她们俩说的最多的就是互相诉苦：我妈诉张聿礼他爹偏心眼，我家穷，双职工，张聿礼他爹住在张聿智家里，也在家属队干活，一个月至少挣一百多块，我二婶也在家属队，也能挣一百多，所以，张聿智家过得很好。我妈抱冤的是，张聿礼他爹，对我和小波不正眼看，瞧不起，这也罢了，不是亲生的嘛，可是，张闯总是亲生的呀，也是连看都不看一眼，我妈挂在嘴上的就是，这么多年，连一丝一线都没见着，看不起我，孩子是我生的，可是，儿子总是你亲生的吧，也是千巴眼珠子看不上！然后，她就会举很多的例子，她对张聿礼的爹有多么多么好，不计前嫌，可是，他爹却是个喂不熟的白眼狼！最后总是要缀上一句：那才狼呢！爱萍她妈就会说起她爸的不好来，她家六个姐妹，她是老大，她爸可能是因为她妈不生儿子，就找了个二房，那是解放前的事了，她妈就是大老婆，她爸跟小老婆过，但是，每年的初一，小老婆得来给大老婆拜年，行礼！我见过爱萍的姥姥，可干净利索了，往那一坐，可有派了，确实像个地主婆似的。可能爱萍她妈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吧，才给爱萍取了个“卢胜男”这个大名。我妈爱萍她妈两个人一说就是一晚上。我就想，我妈也是，人家不给就不给呗，人家的钱，愿意给谁给谁，就是扔到马路上我都不捡，你生啥气呢？怎么你生的孩子，就得给你呢？你可以不给张聿礼他爹做饭，管他呢，要是我，就当不认得，何苦没完没了地说呢，就是说了，人家还是不给，你不是更生气么！不过，我没说过，怕我妈更生气，虽然，我觉得张聿礼他爹做得有些过分，但是，我更觉得我妈做得过分，人家不给你，天经地义，人家的东西，人家的钱，凭什么就得给你呢？凭什么就得给你的孩子呢？不给拉倒，谁希罕！不给你，你不理他，谁让你理他们！要是我，我就不理他！还给他做饭吃，想的美！张聿礼他爹不正眼看我们，小波成天爷爷长爷爷短地叫，我可不叫，从来不叫，我也不招惹他，我总觉得我妈他们得瑟的，既然人家瞧不上你，你就躲远点，可是，不，我妈没事还要给人家钱，还要给人家做饭，还要给人家买吃的等等，既然要显得孝顺，就孝顺到底，就别在背后有怨言，我觉得我妈真是虚伪，我才不做这些呢，要么不做，要么不说。用我妈的话说，张聿礼的爹是千巴眼珠地看不上我们，什么一丝布一分钱也在没在我们身上花过，可是，我八三年考上大学时，他明明白白地给了我二十块钱！我不要，张聿礼说，拿着吧，你爷爷给的。也是上五年级那年，那年可真是事多，张聿礼他爹走着走着路，突然鼻子就出血了，用血流如柱，有点夸张，但是，总是不能止血，到了农场医院，大抢救，小抢救，就是止不住血，我妈说，血是一脸盆一脸盆地流，腥得蚝的，难闻死了，我妈说，估计不行了。几天，他们都在医院里。这下，我和小波就乐死了，我突然觉得很轻松，一样的家，突然觉得轻得要飞一样，我俩自己做饭，正好，哈尔滨我四姨来我家玩，她只比我大一岁，早就不上学了，是个城市的小游民，我们做拔丝土豆，丝从炕上一直能拔到地下，我们这个乐呀！过了没几天，张聿礼他爹又莫名其妙地好了，鼻子突然就不流血了，农场医院还将此作为一个案件来研究呢，也不知道为什么。张聿礼回来之后，就杀猪，因为，猪都要到入冬才杀呢，没有夏天杀猪的。张聿礼说，他做了个梦，说，来了几个人到医院，说是黄小花让他们来的，来给爹治病，张聿礼说，他们来看看，但是，你爹对李红琳不好，不给治，过来看看就不错了，张聿礼说，我就求他们，说，既然来了，你们就给治吧，治好了，我杀猪给你们吃。过了几天，我二姨来了，跟我四姨一起回哈尔滨去，我二姨在我家又犯病了，就笑，一直笑，笑得前仰后合的，问她笑啥，她也不说，等她笑够了，她说，那天，她从龙镇路过，看见张聿礼他爹，当时，她也给张聿礼他爹起了个什么名，我给忘了，她说，她觉得好玩，想跟他开个玩笑，就上去捅了他的鼻子，没想到，就流血了，她想给治，也治不了，一看快死了，她就去找她姑姑，求她姑姑给治，开始她姑姑不同意，后来，总算是同意了，并对张聿礼说，是我让你给我们杀猪吃的呢。我说我妈和爱萍她妈来往的最多，有一次，我家养的猫，刚生了一窝小猫，可能是饿极了，就把爱萍家的小鸡给偷吃了，爱萍她爸就把猫给打死了，可怜的一窝小猫也给饿死了，爱萍她妈跟我妈说，她气得骂了爱萍她爸一顿，说，就是要打死，也得等小猫长大了，再打呀！从哪以后，我家就不再养猫了，我妈说，猫既不能看家，也不能护院，还馋，惹事生非。我妈是什么都养，张闯小时没奶，我妈就趁机到街里买了一只山羊回来，人家还送了一只公羊，当时，一师虽说不种地，但也要割资本主义尾巴，什么标准呢？按说，我们不是农民，是啥也不能养的，但是，又没有地方去买，所以，就准许养点小一点的，什么鸡鸭鹅狗猪什么的，大的，如羊呀，马呀，牛呀什么的，不准养，其实，就是让养，谁家能养？谁家又会养呢。我妈趁机把羊买回来，还振振有理，找到连军他爸，说，孩子没有奶吃，我家穷，双职工，没钱给孩子买奶粉，反正，我妈一有什么要求，就是双职工，家里穷，所以，她的要求每每得逞，比如，要买缝纫机，就在会上争这个票，理由就是我家孩子多，双职工，穷，得自己做衣服等等，可是，她买那些没用的东西时，就不说“双职工”“家里穷”了。有一年，我们站进了几条汽枪，五十多块钱一条呢，我妈那时每月才挣三十二块五毛，可是，她就买了一条，她的理由是：我有三个儿子，小波用完了新新用，新新用完了张闯用，三个孩子，个个练成一个神枪手！那汽枪力量可大了，用得是铅弹，都能把木门打进一寸深。一盒汽枪子弹就要六毛钱！呵，我家可热闹了，大的小的，都来了，玩这个汽枪，上子弹还得真有点力气才能把前边的那个托掰下来，如果力气小了，那个托就会反弹回去，有一次，张聿礼的下巴差一点被打掉了，被反弹的枪托打的。汽枪还被他们借出去，拿到街里去打人家鸡，被人家告过来。我妈还用这汽枪给我演过一个“空城计”。一师一演电影，我妈就会说，只要看开头，就知道结尾，有啥着头！还不如跟家呆着，有一次，她不让我和淑坤去看电影，在家听她了一个范进中举的故事，她基本上是不看电影的。买了这汽枪后，一师又演电影，我妈说，姑娘，我给你演个空城计看看。我们那，家家都有自己的园子，这个园子也就是房子前的菜园子，大门离家门都有约三十多米的距离，从外边往里看，还是能看到的，所以，家家睡觉前，都得挂窗帘。我妈说，今晚，咱们都看电影去，门不用锁，窗帘也不挂，你看我的。她把被窝铺好，把棉帽子放在枕头上，从外边看，好像有人在睡觉一样，我妈把汽枪挂在墙上，然后领着我到院子里，从外往里看，真像是有人在睡觉，关键是，这个睡觉的人的头顶上挂着一支枪！于是，我妈就把我家的院门不关，屋门不锁，就带着我去看电影了，看完电影回来，果然，我家没被偷。我在龙镇那几年，好像就没听过谁家被偷过。我妈回来，得意地说，看看，这空屋计，咋样？然后又教育我说，这计，只能使一次，第二次就不管用了。后来，我到山东上学了，听我妈说，我家的汽枪被当成违禁品被街里的公安局给没收了，我妈说，没收了也好，这要是把谁家孩子眼给打瞎了，那可就是不是汽枪的问题了。小波经常看电影时睡觉，电影放完了，他还没回来，得去找，人家都走光了，他还坐在那里睡呢。我家养的羊，到了夏天，羊奶吃不完，就用来蒸馒头，又香又甜，特别好吃，到北京后，大家都喝奶，我基本上不喝，我喝过鲜奶，味道不一样，特别是那些最高级的奶，我更是不喝，香的奇怪。后来，我家的羊下了五只小羊糕，这回可真是尾巴了，胡指导员找来，说是资本主义尾巴，不能养这么多，我妈说，养一养，等小羊断了奶，就送人。我妈只留了一只小羊糕，剩下的都送人了，就像我家的小狗一样，方姨要了一只，红江家要了一只，一师，只有这几家是真正的农民阶级了，就爱搞资本主义活动，什么养猪了，养狗了，养羊了什么的。上学前，我和小波把羊栓到库区里，放学，在赶回来，我家的狗，没有教它，它就会跑前跑后帮着赶羊，在一师里，我家最热闹，能养的啥都养，而且养的这些都快成了精了，我家养过一条狗，竟然还会往家偷东西，每天早上都到后边的泡子里把人家的鸭子咬死，自己不吃，叼回来，我妈早起发现，我妈说，一摸，还带着热气呢，是刚咬死的，我妈怕被人发现，就做着吃了。那狗，白天躺在院子里，什么鸡呀、鸭呀的都围着它转，甚至小鸡都上它身上去，它连眼皮都不抬，我妈说，可仁义了。后来，它偷鸭子被人看到，来我家告状，我妈就替它狡辨，说，你们都知道，我家的狗就是鸡鸭上身，你们都看到的，它都不咬，咋可能去偷咬人家的鸭子呢！后来，被人抓了个狗赃俱全，没办法，我妈只好说，以后栓着它，不让它出去。而张聿礼的爹，趁我们不在家，他就把狗给打死了，小波气得哭了好几天，狗肉他一口都没动，背后，我和小波都管张聿礼的爹称为那个死老头子。我家养过的一只大芦花公鸡，长得可好看了，成天雄纠纠气昂昂的满院子里巡视，巡视完了，就跳到障子上呆着，一付俯视群雄的样子。后来，它又添了一个毛病，就是劫道。只要是穿得漂亮的，被它看见，它就得上前去啄人家。有一天，我妈穿了一件新衣服，有点小花，我妈一进院，它就飞迎上去，跳到我妈的肩上啄我妈。有一次，小芳子，才四岁，穿着一件花围嘴儿，从我家门前过，它立即飞上去啄小芳子头，这回算是惹了大祸，不杀它不足以平一师的民愤了，都说，这要是把眼睛给人叨瞎了，看李红琳怎么赔！连养只鸡都格色。于是，我家决定杀鸡！满院子站的都人，我们全家上阵，这只大公鸡就满院乱窜，跟本抓不着，最后，我们人多，靠疲劳战术，终于算把它抓住了。然后开杀，张聿礼拿着菜刀，我妈摁着，那只公鸡可厉害了，叫得跟杀猪似的。终于，它的脖子算是流出了血，张聿礼把它往院里一扔！等着它断气，没想到，它竟然站了起来，一下子窜到障子上，冲着院子里的人高叫怒视，老孙头说，这家人，真有本事，都能把鸡给杀活了！过了几分钟，这只鸡才从障子上跌下来，死了。一到夏天，来卖小鸡的，我妈就会买十几只，专门她也不会认公鸡还是母鸡，专门挑那些活蹦乱跳的买，我妈说这样的鸡健康，等长大了，基本上都是公鸡，而且能够活下来的很少，一年活个一个两个的就算不错了，这样下来，我家总有六七只鸡养着，有一只芦花母鸡，命可大了。躲过了几次鸡瘟。一般情况下，鸡瘟从最东边胡指导员家开始，往过传，可快了，那年，我一听说连军家开始瘟鸡了，我就往家跑，告诉我妈，快，鸡瘟了，我妈就赶紧拿出蒜缸子，抓一把绿豆，放进去凿，让我赶紧扒蒜，跟绿豆一块砸碎后，我妈就抓住鸡，往鸡嘴里灌，那只大芦花就是这么救活的，那些实在救不活的，就得赶紧杀了，还能吃肉。我妈净搞些偏方治病，有的也确实管用，比如用绿豆和大蒜治鸡瘟，有一次，小波吃大柿子吃多了，大便不出，疼得在炕上捂着肚子打着滚的哭，我妈就把肥皂切成条，塞进小波的肛门里，竟然也治好了。记得有一次我和小波都拉痢疾，她也不知道听谁说的，竹子叶煮水能治，我们那里那来的竹子，于是，我妈就把大扫帚的叶子揪下来，洗吧洗吧，好像还放点红糖，让我和小波乘热喝，没办法，就喝了，还真不拉了。被我妈救下来的大芦花下的蛋特别的硬，每年端午节都能替我赢回好多鸡蛋吃。我们那时，过端午节时兴吃红皮鸡蛋，就是把鸡蛋煮熟后，用红染上色，就成了红皮蛋了，我们上学时，就带着鸡蛋去，比赛，各自拿出自己的鸡蛋来，硬碰，看谁的鸡蛋硬，磕坏了，就归对方了，我净赢，后来，都没人跟我玩了，因为，谁的鸡蛋都是撞不过我的，我说，我的蛋可是大芦花下的，他们都笑我，给我起外号叫大芦花。
从我记事时起，我妈就是个病秧子，成年到了的有病。有一年，她又得一种叫神经宫能症的病，晚上不睡觉，我妈就对孵小鸡感起了兴趣，挨家跟人家要鸡蛋，说要帮人家孵小鸡，也就是人工孵小鸡，把鸡蛋放在被窝里，没事就用手去翻腾，好让鸡蛋受热均匀，半夜三更的要起来好几次，二百多个鸡蛋就占了半炕，好在我和小波在小后屋里睡，前屋的炕足够这些鸡蛋呆了。过了半个多月，我妈就把鸡蛋拿出来，一个一个地对着灯照，看蛋里边有没有影儿，没影的，我妈说是寡蛋，也就是没有受过精的蛋，我一直没有明白，这蛋都是母鸡下的，怎么有的就没有受精，有的就受了精呢？反正，没有受过精的蛋，就是寡蛋，不能出小鸡。寡蛋挑出来后，扔了可惜，张聿礼就都煮着当下酒菜吃了，我妈可不希吃。快出小鸡时，我妈照得就更勤了，我也跟着看，还能看见小鸡在蛋里动呢，每只蛋都很热，我妈没事就翻出来凉一凉。一天晚上，一师突然来了货，我妈她们都得去卸车去，临走，特意叮嘱我，让我把蛋给她看好。我可认真了，就一遍一遍不停地翻蛋，那蛋热得烫手。等我妈回来，我就告诉她，我一直帮她翻蛋，可热了，我妈把手伸进被里一摸，说，妈呀，你怎么不打开被凉呢，估计都热死了。果然，一个一个拿到灯下照影儿，都不动了。最后，这二百多个鸡蛋，只出了一只鸡，我们都管它叫“金鸡”，后来，小杰来玩，一脚把这只金鸡给踩死了。张聿礼一边吃着毛蛋，就是那些快出鸡的死鸡蛋，没人吃，张聿礼不怕，毛乎乎的，他敢吃，他一边吃，一边笑，说，看，你把你大娘的金鸡给踩死了，那罪大了，我妈说张聿礼没安好心。我妈再想孵蛋，没人给她鸡蛋了。我家的鸡蛋，跟本就不够孵的，鸡还没下出来了，就惦着吃炒鸡蛋了，而且，小波还往外偷，给红江他们吃，我家的鸡蛋，从来攒不下。
东边大地上每家种的菜都收了，与野地连成一片，一片衰草连天，从收地上看，就知道那些是谁家的，有的家懒，就草草地收一下，够吃就得了，什么土豆秧子、豆角架子都扔在地里，有的家就收拾的很干净。别看我家特别乱，没人爱收拾屋了，可是，对于种地，我妈和张聿礼都酷爱捣故地，这是他俩的惟一的共同爱好，我更是，现在，有时做梦还梦到在东边大地里溜土豆呢，我最爱使五齿子，比猪八戒用的那个短一半。从小，快到种地时，我就会把土豆拿出来，割土豆芽，做种子，然后跟着到地里种土豆，每个坑里放上土豆种，然后，在距种子约十公分处放上一小把化肥，如果近了，化肥就会把种子烧死，玉米和豆角可以套种，就是把玉米种子和豆角种子放在一起，这样，豆角可以借玉米的高度往上爬，就可以不用架豆角架了，但这仅限于那种不能爬的猪耳朵豆角。一般情况是地的两头种土豆，中间种点豆角、黄瓜、西红柿和胡罗卜，这些菜，特别是黄瓜、西红柿和胡萝卜，在我们那，是可以当水果吃的，小孩子特别爱去祸害这些菜，所以，种在中间，不好走，也就好保护了。这些地都挨着，只是在分地头时，在地头钉一个木牌，写上这家户主的名字，当时，如果知青结婚了，也能分两根垄，自给自足，因为，没有地方去买菜吃。有的结了婚的知青，他们才不种呢，就让愿意种的，或者挨着他家的地的帮着种，秋收时，给两麻袋土豆就可以了。那时，到了秋天，也有来收土豆的，一分钱一斤。别人家好像都没有卖过土豆，只有我家，特别是张聿义包括我和我妈，最爱的是溜土豆，溜土豆，也就是说，等人家的地收完了，这地里的留下的东西就可以随便拿了，公家的叫罢园，私人的，虽不叫罢园，也是可以随便拿了，有的太小的、受伤的土豆，一般人家就不要了，或者不要了的土豆秧子什么的，谁家想拿，那是合理合法的。有的人家懒，起土豆时，就象征性的刨一刨，或者只捡一捡大的，拿回家，够吃就得了，特别像杨世满家，胡春梅家，包括淑坤家，对地里的东西真是不感兴趣。我家可不样，在没秋收时，所谓的秋收，对一师的人来说，就是收点土豆，冬天吃，腌酸菜的大白菜，单位发，其它也就没什么了。快到收土豆时，我妈和张聿义聊天时，就很少存在争议了，他们一致认为谁谁谁家的土豆地可以去溜，谁谁谁家的不能去，他家，恨不得把个驴粪蛋子都得拉回去。我喜欢我家的那个五齿爬子，又轻又好，我妈教我溜土豆的窍门是：不能在土豆秧的紧底下溜，那是不长土豆的，就是长了，也在被拔秧时给带出来了，不懂的，就只在秧根下收，那可就大错特错了，我妈拿起笔来，给我画着说，看，土豆秧是葡拉着长的，秧长到哪，底下的根就长到哪，根须到哪，哪就可能结土豆，而真正的土豆根下，基本上就是那块种下的种子，就是有土豆，也长不好，就好的土豆一般都长距离土豆秧根部一尺左右的地方，所以，垄台上的土豆没有垄沟里的多，就是这个道理，我妈就根据她自己的这个理论，每个秋天，我家溜的土豆比收的土豆还多，有一个，我记得，光卖土豆，一分钱一斤，我家就卖了一百多块钱呢。每到溜土豆时，有时，东边大地上就我一个人了，我还要在那里用五齿子耙地，呀，又一个，呀，又一个。一师的人都说我从小就会过日子，主要是看我爱秋收。别人家的土豆秧子都扔在地里不要了，我家的，我都拖回来，因为，我个矮，背不动，就用绳子把土豆秧子捆起来，然后，拖回来，放在猪圈前边，别人家的不要了的，我也给拖回来，堆得跟小山似的，夏天，我二婶家、我家，都烧这些土豆秧子，不知省了多少煤钱，没事时，我就会房前屋后的再捡一些小木头什么的，我们那，这些东西有的是。夏天，我家基本不用煤火和柴火了。
其实，也不是我真的顾家，而是，没事干的时候多。有时，淑坤、春梅、海凤她们玩，不带我玩，比如跳格呀，跳皮筋呀，踢毽子什么的，要分伙的，哪伙也不愿意带我，我的技术差不说，还爱急，爱叫真，玩着玩着，准得打起来，比如踩线了、过界了、翘脚了等都逃不过我的眼睛，其实，也就是个擦边，但我总会是不依不饶，时间长了，只要她们够人了，准不带我玩，我就得自己玩了，把皮筋拴在障子上，自已跳，我妈下班回来，见我又是一个人在院里跳皮筋，我妈就会说，她们又把我姑娘给甩了？自己好好玩吧。
那时，谁有皮筋，谁就是主人，就可以决定带谁玩，不带谁玩，谁要是有付好皮筋，那可牛死了。一般的皮筋，都是旧轮胎的皮子绞成的，胶老化了，玩着玩着就爱断，而且皮子也发白了，背着上学，也不太有面子。有一天，我和春梅到库区玩，见有拖拉机的新轮胎，我俩就一个拖一个回家，那新轮胎还带着白滑粉呢，厚厚的，崭新的！回家，我让我妈给我绞成了一付皮筋，皮子太厚了，我绞不动。我妈绞得可好了，宽窄均匀，春梅的是她自己绞的，跟河道似的，弯弯扭扭的，可是，都是崭新的，这是谁也比不了的。就这样，我和春梅上学时，一人背着一付发着黑光的皮筋上学。这新皮筋，可真沉，怎么玩，都不会断的。凭着这付皮筋，我净当烧火了。我们跳皮筋时，如果多出一个人来，这个人就可以当烧火，这个烧火，就是两边都能参加，就像香油，啥菜都能放。一般情况下，烧火得手心手背地拼出来，所有的人都参加，把手背在后边，大家一起喊“手心手背”，亮开后，那个“唯一”的，也就是说大家都是手心，只有你是手背，那你就是烧火了，如果大家都是手背，只有你手心，那你就是烧火了，烧火选出后，剩下的，就手心手背地分伙，这个比较公平，技术不好的，跟了哪一伙，只能认倒霉了。
可是玩，不光是跳皮筋，还可以跳格，“跳格”是我们小时候一种特殊的玩法，跟山东的跳房可不一样， ，我就是我们跳的“格”，跳起来很复杂，分好伙后，还得用“石头、剪子、布”分出先后，因为，先跳的，如果技术好，就可能把“家”占完，跳这种格的最终结果是要“占家”。我们每个女孩子差不多书包总要装着一个布包，各地叫法可能不一样，山东叫沙包，这个布包可以用来抓嘎拉哈，可以用来跳格，也可以用来“打口袋”，也是我们小时常玩的一种游戏。分好伙后，每个人基本上都用自己的面包，有时也用那种装擦脸油的小铁盒代替布包，跳格的规则是这样的：从1开始跳起，单脚将布包按序一个一个地用脚踢到格里，到第12格时，再将布包踢到第4格里，然后用力踢出第1格以外，这可是个技术活，如果太用力了，等你跳着出格外，脚不能动，只能动上身，把布包捡回来，接着把布包扔到你要跳的第2格中，所以，太远了，一是不好捡，二是不利于下局的开场，如果用力小了，布包没有踢出1格外，那就是“坏了”，必须下场，在整个跳格过程中，布包不能压格的任何一条线，脚更不能踩到任何一条线，犯了哪一条，就是“坏了”，也得下场，一方跳，一方的人就跟看贼似的看着跳的人，最容易发生争执的就是脚踩线的问题，因为，如果跳得快，就过去了，那时又没有回放什么的，只能凭自觉和对方的眼睛来判断，看谁能耍赖。一般情况下，第5格、第8格、第9格、第12格是可以休息的，也就是说，如果你跳到了这四个格里时，你的双脚可以着地了，可以将布包踢到下一个格里，8、9格叫油锅，跳到第8格时，双脚可以着地，把布包踢到第9格里去，也就是说得跃过第1格，这叫过油锅，然后再接着跳。在双方分好伙后，后上场的可以根据双方的实力讲条件，比如说，我的技术不好，恰好分到先跳的那伙里，后跳的，就可以约定：5、8、9、12格不许休息，也就是说，得一直跳完，这样，就可以“坏得快”，你们这伙人没有跳完这12个格，都坏了，你们这伙都得下场，对方上场，如果一伙人中，不管剩下几个人，也就是说只要有一个跳完了格，她可以“救人”，也就是说，跳完了的，在第二轮跳时，她不能晋级，如果同伙都是在跳2格时坏的，她求人时，只能重新跳2格，就像打扑克，不能升级，她得把“跳坏”的人的布包都扔到要跳的格里，一个一个地把这些布包都跳完，在“救人”的过程中，不仅布包不能压线，哪个布包压了线，哪个布包就会又“死”了，等着接着被人救，有时，要救的人太多，救人的就会故意踢出去一两个，这也是允许的，如果救人的脚踩了，那么，这个人就“坏了”，下场，另外，各个布包之间不能碰到，如果碰到，相当于炸了雷，都得下场。跳格可真是个技术活，因为这是个集体项目，同伙中，有一个不能过关的，都不能升级，对了，因为，一伙中至少有两个人，所以，得一个一个跟着跳，如果前边的脚还没有“出格”，后边的布包就进来了，那么，这两个人都算“坏了”，下场是没的说，所以，前边的得技术好，别让后边的等，一般跳格都是技术好的打头，技术最烂的在最后，有时，大家都抢着打头，这样好得瑟，好在别人面前显派。一方的所有的人都跳完了这12个格时，就可以“备家”了，也就是“占格”，这才是跳格的最终目的。所谓的“备家”，就是这伙人跳完12格后，这时，当然要选出一个技术最好的，去“占家”，这时，这伙都不争了，肯定是那个为集体做出贡献，救人最多的，技术当然最好去“占家”，因为，这个“占家”更是个技术活，一旦“占家”失败，那全体都得从第1格重新跳起！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占家”就是这伙人的代表，拿着布包，背对着第一格，往后边的格里扔布包，扔到第几格，第几格就是你这伙的“家”了，比如，扔到了第3格，这第3格，就是这你这伙的家，你这伙的人在跳到第3格时，就可以双脚着地，在“家”休息，对方遇到你的家，不仅不休息，还不能跳，得跃过去，想想，这是多么大的难度，所以，就看哪伙先占到家，哪伙就占尽了先机！可是，“占家”也有规矩，如果将布包扔到了5、8、9、12格里，那就被“烧死”了，因为，这四个格本身就是公共的“家”，谁都不能占，如果技术差，扔进了这四格里，就全部“烧死”，也就是说，你们这伙跳完的“格”统统不算，重新再来一遍！但是，不用下场，可以直接从第1格开始跳；如果在“占家”时，压了线，或者扔到了对方已占的家里， 那就得下场，就算坏了，到下一场时，接着“占家”。这个“跳格”的游戏，是我们女孩子冬天最爱玩的游戏，有时，男孩子也玩，课间跳，放学跳，直跳到天黑才回家，因为，在雪地上画好的格，雪一冬天都不会化的，一直可以跳到雪化为止。我们是冬天“跳格”，夏天跳皮筋，我跳格和跳皮筋的技术都不高，但是，监察的勇力却很强，所以，经常跟她们吵架，比如压线了，脚动了，或者抻筋的故意使坏了，等等，所以，她们只要人够了，就准不带我玩，我就生气，自己在家玩，而且，她们基本上不愿意干活，特别是春种时，基本上，她们都不参加，其实，就那么点地，跟本用不着小孩去添乱。我呢，就爱捣故这些，有一看，我跟我妈说，我要自己种大蒜，从选种开始，到秋收，全我自己干，省着她们不带我玩时，我没事干，我就不信，没有她们，我就活不了了！我妈说，她支持她姑娘，干啥不是玩，干嘛非得跳格跳皮筋呢，我妈总是支持她姑娘做任何事，只要她姑娘说了，她就说是对的。我小时，龙镇非常冷，本来地势就高，加上在处小兴安岭的北麓，北风刮来，零下四十多度是很平常的事，寒假时间特别长，有时达三个月，所以，冬天，我们在屋里玩的时候多，除了抓嘎拉哈，就是打扑克，只要是玩的，我就相当认真，技术也不好，输了就急，有时，我妈下班回来，看见我跪在炕上，小棉袄也脱也，小脸通红，我妈就说，看来，我姑娘准又输了。有时，打急了，我还会被她们气哭。那年，我就决定自己种地了，不跟她们玩了。我挑最好的蒜瓣做种，土还没全化开呢，我就开始翻地了，谁也不用，我自己翻地，自己起垄，说到自己起垄这点种地的经验，我写了一篇文章叫《释“耦耕”》，耦耕，本来就是农业社会里最简单的一种作业，可是，被知识分子们解释的一塌糊涂，至少有七八种说法，什么两个人共握耜，就像这样，这两个人怎么共同用力呢 ，这不成了自捆手脚的“两人三足”的比赛了么，这个，肯定不对，已被人否定了，可是，又有了种解释，说是一个挖土，另一个用绳子拽，然后把土扔到远处，好让土疏松，一看，这个人就是不是种地人，照他的说法，就是这样 ，按力学原理分析，如果按这种说法，两个人用的力不是合力，要么先把土挖出来，然后那个人怎么扔土呢？照他的说法，应该至少有三个人，才能完成这个动力，可是，人家是“耦耕”，总之，这些解释的“耦耕”的人，都囿于“耦”字，天然是认为“耦耕”必须是两个人，所以，就走不出来这两个人了，其实，特别简单，一个人就可以“耦耕”，耦，不仅可以指两个人，即双数，也可以指“偶”，就是现在说的“配偶”，或者说是“一阴一阳”为偶，更能说明“偶”字的真实含意，那么，在耕上，“耦耕”就是农活中的一种，即“起垄”，土地平整完后，在播种之前，要起出垄台，一垄，包括一个垄沟和一个垄台，就一垄地，也可以叫“一偶”地吧，“偶”是相对的，有阴有阳曰偶，夫妻曰偶，垄台是阳，垄沟是阴，那么耦耕，就是起垄这个农活，起好的垄都是一阴一阳的，于是，古人就把起垄称作“耦耕”， ，这一个就是在耦耕，把土地分成“阴阳”，垄台上种庄稼，垄沟可浇水，走路，主要是用于通风，保持水土等作用。我自己起了垄，种了两垄大蒜，放学回家，她们找我玩，我就跟她们玩去，如果不找我玩，我就给大蒜拔草，或者拿着炉钩子给大蒜松土或者培土，还有，就是抓卷心菜里的绿虫子，那时，不知道蝴蝶是虫子变了，有时，一抓就是一罐头瓶子。到了秋收，我种的大蒜，每棵都是独头的，没有一个不是独头！我妈说，我姑娘真是独呀，连种的蒜都是独头的。
这一年的冬天，也就是说在一九七八年底到一九七九年初，中越战争暴发了，我们那里简直跟也要打仗一样，苏联在边境上陈兵百万，我们也不示弱，大批部队都来了，学校放假了，让给部队住了，后来，连我们一师这么小的地方，也住上当兵的了。龙镇的一切好像都停了，准备打仗，只有照相馆特别热闹，当兵的都去照像，寄回家里。驻军中，四川兵多，他们冻得直哭。
我家是撑在最后才决定走的，因为，真的没有地方去。我姥家在新华，离苏联真线距离只有十三里，往那里跑肯定是不行，张聿礼家倒是在山东，可是，老家高密的房子已经没人住了，张聿礼有个姐姐，在胶县，可是，在这之前，我妈从来没有跟她姐姐有过任何来往，因为，我妈带着我和小波嫁给张聿礼，不用任何人说，张聿礼家的态度肯定是不同意的。怎么这个时候去投奔人家呢？商量来商量去，战争就来了，为了活命，自尊心面子什么的都顾不上了。小波那年十五岁了，长得一米七八，早就不上学了，这和我妈真的挺有关系的，他从小就个子大，比同龄人高出一头半，跟同龄人玩，我妈就总骂他，说什么骆驼站在羊群里，也不嫌岢碜，什么鹤立鸡群了什么的，因为他长得高，可是智力并不高，所以显得傻，因为，人们对于大个子的孩子，都会不自觉地认为他的智力应该与大个子一样，应该跟大孩子玩，可是，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学生，能跟六年级的玩么，人们可不管，特别是我妈，倒现在我也不能理解的就是她竟然跑到学校让小波留一级，本来，小波跟淑坤、春梅他们一班，那时，大家都不学习，本来政策上也是不让学习的，也不考试，可以我妈却跑到学校，说他跟不上，让他留一级，这样，就跟我一个年级了，这倒好，不管是老师还是她，只要说他，就是“看看你妹妹如何如何”，就这样，从三年级开始，他被这样看了足足五年，最后，终于在上初二时，不上学了。他才不走呢，他兴奋得希望立即开战，好去打仗，立军功，证明他还行。可惜，小波的志向一直也没有实现，和平年代不需要力气。那年，我上初二，十三岁了。我真的不想走，我妈说，反正是出去躲躲，如果真打起来，不走，必死无疑，就是不被打死，也会被冻死，上山，吃的有，住的呢？如果一直打下去，吃的也没了，还不饿死？如果没打，咱们过完年就回来了，就当走回亲戚，认认亲，好呆，她也是你叔的亲姐姐。就这样，在年关底下，我妈和我二婶带着我们，拖家带口地挤上逃难的火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