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彪：新中国60年江苏工业发展的基本轨迹和基本经验
新中国成立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江苏人用占全国1%的土地，养活了占全国6%的人口，创造了占全国10%的国民财富，书写了新中国60年来工业发展的奇迹。本文通过描述江苏工业发展的基本轨迹，全面总结新中国60年来江苏工业发展的成就和基本经验，对江苏未来的工业发展进行战略性审视和展望。
一、制度变迁：全面解读江苏工业发展特征的钥匙
从根本上来讲，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结构变迁，除了其区位条件的改善之外，其中最为本质、最为核心的内容就是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虽然在早期的计划经济年代，江苏的工业发展主要是服从国家整体工业化发展战略的需要，在转轨经济的早期主要是模仿性、次生性的创新。
按照历史的顺序及其演化轨迹，江苏工业发展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1949-1957年为第一阶段。这一时期江苏的工业成就，主要表现为选择了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方针，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优先发展重工业。这种制度安排和战略选择，在国民经济恢复初期，充分地发挥了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通过快速地实现资本集中，在较短的时期内为后来的工业发展和空间布局奠定了发展基础。
1958-1978年为第二阶段。在此阶段，江苏的工业发展具有二元性。一方面是国有重化工业的成长和调整，另一方面是在政治风云变化中从夹缝中新生的社队工业企业的崛起。苏南的许多城市和乡镇，尤其是一些靠近上海大都市周边的苏州和无锡等城市和乡镇，都在千方百计地悄悄避开政治风暴，广泛利用上海大城市的星期天工程师，使得苏南许多乡镇民用工业的生产技术水平有了飞速的发展。
1978年底至今为工业发展的第三阶段。江苏工业成功地抓住了从社队企业到乡镇企业，再到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并重，并通过上市公司资本平台等重大机遇，使得江苏工业生产总值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比重不断上升，综合实力不断增强。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激烈的省际竞争中，江苏在全国一直保持了以下两个方面的兴奋点：一是1984年之前被称之为“草根经济”的“社队企业”和1984年被更名为“乡镇企业”之后的蓬勃发展。二是1988年受“中国加入国际经济大循环”的政策引导，特别是1992年中央做出开发浦东的决策之后，江苏南部的苏州、无锡等地区在竞争中走出了一条以吸收FDI进行加工贸易的国际化道路，吸引外商在苏南投资办厂或者将生产基地从母国转移到该地区。
在工业发展上，江苏走过了一条与浙江完全不同的大规模制度变迁之路。江苏工业发展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地方政府推动的，而不是市场自由选择的结果。相反，浙江则以民营企业自发为主的民本经济。在发展工业经济的政策需求和政策供给方面，江苏与浙江有本质的差别。主要体现在：
第一，虽然政治约束在两地的制度转型过程中一直扮演着主要的角色，但是，以温州模式为代表的浙江工业经济在过去的20多年中，始终在风雨坎坷的政治变化中坚持发展、不断壮大。而江苏在民营工业发展的初期阶段（1979－1982年）和快速发展的阶段中（1983－1992年），基本上处于“没有大动静”状态。当在整个80年代民营工业仅仅只能成为“补充地位”并纠缠于意识形态之争议时，浙江是民营工业经济起步和快速发展时期，江苏则大力发展以集体经济为主的乡镇企业；当80年代末、90年代初民营经济升格为“并存”和“共同发展”地位时，浙江是快速发展和全面发展时期（1993－1997），而江苏则是借助于浦东开发开放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只是当民营工业经济发展的地位在政治约束格局中，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时，江苏的次生型民营经济才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这说明江苏在工业经济发展中一直是回避关于有关意识形态的争论的。
第二，浙江的民营工业经济发展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民本经济，即由老百姓而非政府创造的民有、民营、民享的老百姓经济，地方政府在其发展过程中，充当了降低大规模制度变迁的“摩擦成本”的承担者。因此，浙江民营工业经济发展的制度创新具有原生和先发性。与此不同的是，江苏制度变迁路径的特点在于，它客观地选择了一条注意规避政治风险、充分利用选择机会集合和模仿学习效应，并力求在模仿学习中延伸、扩展和创新先行者经验的制度变迁之路。江苏民营经济发展特征与江苏人厌恶风险的特性有关。历史传统、文化氛围和自然条件等因素，客观上养成了江苏人对风险特别是政治风险的天然厌恶。聪明的江苏人虽然厌恶风险，但是其模仿学习能力强，在模仿学习中延伸、扩展和创新先行者经验的能力更强。如在浦东开发之后，江苏省除了认真模仿学习广东的经验之外，在引进外资方面，通过优化开发区建设和管理、营造整体投资环境、利用产业集聚等方面都有所创新，使江苏外向型经济发展势头直逼作为其“先生”的广东。十六大之后，江苏提出“放胆、放心、放开、放手、放宽、放活”的著名的“六放”方针，努力营造政府鼓励创业、社会支持创业、民众自主创业的发展环境，制度创新出现突破性进展，在民营工业企业发展的一些指标已经逼近甚至超过自己的“老师”浙江省。因而这种“次生型”而非“原生型”民营企业的出现，逐步凸现了江苏民营工业经济发展的后发优势。
第三，江苏原有集体经济力量强大、国有经济比重较高的存量优势，使江苏可以在高起点上加大对集体经济和国有经济的改制力度，一大批原来戴着集体经济帽子的乡镇企业或者国有中小型企业转制为民营企业。因此与浙江的原生性创新相比较，江苏民营工业经济发展主要是在原有体制中强行成长起来的“次生型”形态，这种大规模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使江苏工业发展更多地带有非市场经济的痕迹，政府主导性因素比较明显。主要表现在：（1）受政治约束程度高。如在产权的分割和分配上，由于要避免某些风险，有一段时期强调股权的公有控股性质，或者强调平均分配而不是向经营管理阶层集中，这种不彻底的改制进而导致后来的“二次改制”；对乡镇企业改制则在某种程度上采取了政治动员形式，有些地区在很短的时期内就把所属的乡镇企业改制完毕，因此难免在资产作价、职工安置等问题上留有遗憾，从而引发后来基层一直担心的“改制回头看”的问题。（2）受旧体制运行模式的影响大。改制后成为民营企业的实体，由于天然地、或多或少地带有旧体制的痕迹，因此在内部经营管理、企业战略决策、与政府关系等方面，经常可以看到对旧体制的路径依赖，其竞争力和活力总体上不如浙江民营经济强，特别是在改制后的二、三年当中更是如此。
二、改革与开放：江苏工业实力提升的动力之源
如果说制度变迁是全面解读江苏工业发展的逻辑主线，那么改革开放则是全面提升江苏工业实力的动力之源。改革开放对于江苏工业发展的重要意义，不仅体现在它是制度改革的又一次重大创新和突破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它是如何成功地利用国际制造业外包的机遇发展江苏工业经济的战略上，同时也是成功地实现江苏经济腾飞的关键。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企业改革中，一项发端于江苏草根企业的经营管理模式改革曾经轰动全国，这就是“一包三改”。其基本内容是，实行经理、厂长为主的经济承包责任制，改干部任免制为选聘制，改工人录用制为合同制，改固定工资制为浮动工资制。除此之外，当时还实行了任期目标责任制和内部审计制度。这个改革举措解决了乡镇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问题，对建设现代企业制度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然而，乡镇企业经营权承包，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产权虚存的问题和弊端，厂长和经理负盈不负亏，尽管后来通过延长任期责任制，通过技术性改良等措施，还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直至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结束了姓“资”姓“社”争论，温州个体私营蓬勃发展，给苏南乡镇企业带来了冲击。事实上，此前江苏就有人在思考乡镇企业的管理问题。说起来乡镇企业，虽然是政府负责，但实际上是银行负债。乡镇企业产权主体人虚位特点决定了乡镇企业的缺陷，在温州私营经济崛起之后，苏南乡镇企业被迫开始进行改制。政府却成了改制的最大阻力，因为改制削弱的是乡镇和村的权力。但乡镇企业的发展现状，迫使乡一级政府不得不进行改制。以当时的锡山市为例，乡镇企业晚改制一年，集体资产每年将流失几十亿元。因而到了2000年，苏南乡镇企业完成了全面改制。几乎在同时，以乡镇企业为核心的“苏南模式”发生的另一种嬗变，就是以外资模式为主的新苏南模式正在兴起。
其实，新苏南模式不仅仅是外资模式，也是乡镇企业的华丽转身。尤其是在改制过程中，不少企业通过吸收社会资本成功上市。以江阴市为例，在“江阴板块”的22家上市公司中，境外上市的就有7家，募集资金超过160亿元，上市公司数量和募集资金总量在全国县级市中居第一位，而这些上市公司绝大部分都是以前的乡镇企业。因此在产权制度改革方面，江阴起了个大早，乡镇企业转为民营后，保持着较好资产质量的企业，又赶上了上市早班车。而这一切仅仅是江苏工业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的一个缩影。
改革开放以来，江苏工业发展的又一个显著特征，是在产权结构上形成了“三驾马车”驱动的经济发展格局。除了原有的大中型国有经济外，一边是代表传统工艺的本土经济，一边是以吸引跨国公司的子公司，或者以给跨国公司的子公司做配套，以部门内贸易为主的外资经济。江苏本土工业企业通过给外资做配套，先将资源让给外资，通过为外资代工将产品销售给外资。比如，目前苏州已吸引外资企业1万余家，累计实际利用外资超过400亿美元，成为中国大陆第三大外贸出口城市和吸引外资最密集的城市之一，其中大多数企业加工或者组装产品是出口为主。由此带来这些地区加工贸易的“爆炸式”的增长和GDP总量的迅速扩张。
引进外资发展当地经济的模式，虽然一定程度上能够获得GDP的增长、税收和就业的增加，但往往存在着技术升级上的巨大障碍，同时也会出现富饶中的贫困现象。巫强和刘志彪(2009)在中国沿海地区出口奇迹的发生机制中指出，中国沿海地区以消费品为主要内容的出口增长奇迹的取得，主要是由从国外大量进口先进的机器设备来实现的。这是包括江苏在内的沿海地区企业在出口导向战略驱动下，面对国际市场更为苛刻的质量标准而本土装备制造业又无法提供合格制造装备时的一种理性响应。正是“为出口而进口”，或者“进口引致型出口”使得在产品质量提高后消费品厂商面对的国际市场需求会增加，进口合适的机器设备能提高消费品厂商短期出口规模与利润，导致该行业的整体出口扩张。陈爱贞等(2008)的研究结论证实了这一现象的存在。在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产业部门发展中，下游最终需求部门动态地引进国外技术和设备，一方面促进了自身部门的迅速成长，另一方面造成了对上游本土装备制造部门的市场空间的挤压和替代效应。由于本土装备制造部门长期缺乏足够的市场份额的支撑，因而难以实现“研发投入—技术创新—市场份额上升—研发投入增加”的正向循环。
外资经济锻炼了一部分企业，通过学习效应使得本土乡镇工业经过改制后获得了新生。在给外资企业进行配套的同时，一些优质的和新生的民营企业迅速成长起来。如果一个企业的技术难以更新，那么就必然会面临着被市场淘汰的风险。其原因是进口国产品质量管制要求出口国企业创新并进行产业升级(巫强和刘志彪，2009)。而现实中进口国产品质量管制往往构成了出口国出口企业的市场进入障碍，后者必须通过工艺创新来达到最低质量标准并降低成本保持优势。因此，出口国必须实现被动性的产业升级，出口企业的创新利润就会随着进口国的质量管制水平高低而变化，存在着出口企业创新利润最大化的质量管制水平。由于出口企业定价能力提高能够促进被动产业升级，出口国政府必须在被动产业升级过程中发挥积极的影响。
另外，在对外开放过程中，江苏工业发展的特点是，以产品内分工为主，以制造业外包为主，和以部门内贸易为主，并通过“引进来，走出去”的战略方式融入全球价值链。刘志彪和张杰(2009)根据江苏省342家本土制造业企业调查问卷的样本数据分析所指出，在决定本土制造业企业出口扩张的各种因素中，与上游尤其是与国际买家的产品供应链关系，是促进本土制造企业出口的关键因素。由于本土企业可能被国际大买家“俘获”或“锁定”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低端环节，从而造成本土企业出口竞争优势持续提升能力的缺失。加上现实中技术能力较低、规模较小的企业偏好以代工或贴牌方式出口加工贸易，尤其是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缺位条件下，这些规模较小的企业便“挤入”到代工或贴牌的出口加工贸易的生产行业。因此与日本和韩国的外向型经济模式相比较，江苏出口企业在对外开放过程中虽然也提升了自身的实力，但在品牌创建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不足。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江苏各项经济政策创新和制度改进的重点是完善外商投资环境，是发展以吸收FDI为主的加工贸易模式。在实践中，江苏人逐步认识到，这种简单的加工贸易，会导致的“飞地经济”格局，会带来江苏本土经济与外资经济、国内经济和国际经济相互割裂的二元发展态势，在一定程度上会抑制江苏企业真正起飞和获得国际化的机会，也使江苏企业有被边缘化的危险。因而加工贸易战略仅仅是经济国际化的一个比较初级的粗放发展阶段，这一模式必须升级。升级的目的，一是要在国际市场（特别是发达国家市场）和商品的出口上占领制高点，塑造国际化的企业和世界品牌；二是既要利用自己的廉价劳动力和土地等生产要素，又要使自己的企业培育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三是充分利用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通过加强本土企业之间以及本土企业与跨国企业之间的产业关联，来促进国内经济和国际经济的协调发展。2000年以后，江苏人反思江苏经济发展速度高、但老百姓可支配收入却低，相反浙江省经济总量较低、但人民收入却大大高于江苏省的事实，江苏省委、省政府进一步认识到：加速发展本土民营经济，是实现“两个率先”的重大战略举措。实现“两个率先”，富民是关键；加快富民进程，加速发展本土经济是关键。
三、产业集群：融入国际分工体系的载体和平台
新中国成立60年来，江苏工业发展的过程如果从需求面来分析，始终表现为基于市场的变化来选择主导产业，主导产业的交替变化，又一轮一轮地拉动工业成长。如在上个世纪70—80年代，江苏乡镇集体经济的发展，主要围绕当时的“短缺经济”特征，大力发展国民经济中短缺的民用基本生活用品，其主导产业也主要表现为以消费类的轻工业为主；进入80年代中后期以后，随着国民经济逐步步入“基本小康社会”，江苏工业发展呈现出向以耐用消费品为特征的重化工业加速成长的趋势；而进入90年代中期尤其是20世纪初期之后，重化工业成长的趋势虽然没有停滞，但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动力开始强化，已经有逐步向知识技术密集型和现代服务业加速发展演变的趋势。
上述产业结构的“高加工度化”、“重化工业化”和“技术知识密集化”演化趋势，都是在空间生产力配置集聚化的基础上实现的。江苏工业结构的演变和融入国际分工体系的一个突出现象，是通过产业集群这种现代经济发展的模式来实现的。早期江苏乡镇工业的发展，在布局上有一个典型的特征是“村村点火，处处冒烟”。改革开放以后，为适应“筑巢引凤”、吸引外资的需要，江苏大力发展各类产业集群，由此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载体。
在江苏对外开放过程中，与浙江大力发展本土民营经济集聚的“块状经济”相比，一个显著特征是江苏各地方政府普遍地把发展资源优先让渡给了外资，逐步形成了南部而且逐步向其他地区延伸的外资主导性的产业集群；而与广东相比，一个明显区别是，广东依托邻近香港的地缘优势在外资产业集群方面起步较早，但引进和集聚的大多数是中小型的、劳动密集型的港台资本，而江苏虽然起步较晚，但是产业集群中引进的绝大部分是资本技术密集型的欧美资本和东亚地区的大型代工企业。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最近一二十年以来，国际制造业资本不断地向中国东部地区转移，为江苏本土企业在产业集群中与国际制造业资本进行产业配套、提高自主的产业创新能力和实现产业升级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二是江苏利用原有的工业基础和基础设施的优势，通过建设各类工业园区等形式，大力发展为跨国公司进行加工/装配/制造/生产的加工型贸易；三是江苏各地方政府通过招商引资手段创新和竞争，以工业开发区、高新区建设的形式，大力吸引来自欧美、日本和台湾等地的FDI，形成了外资主导性的产业集群。
为了提高本土企业参与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生产体系的循环程度，各地政府加大了建设开发区的力度，通过开发区内企业的产业集群，为本土企业提供融入国际分工体系的合作平台。因此，开发区作为各地经济转型过程中产业空间组织的一种形式，目前正在经历一个企业“扎堆”向产业集群模式的转变。郑江淮等(2008)依据江苏省沿江开发区企业的微观调研数据，检验了以开发区为载体的产业空间集聚因素与技术升级对“落户”企业经济绩效的影响，揭示了以开发区为载体的企业集聚的性质以及演变为产业集群的趋势。结果表明，企业进驻开发区的主要目的是获取“政策租”，由此导致开发区企业“扎堆”不具有一般意义上的产业集聚效应，即不具有靠近要素或者靠近市场的好处。企业一旦“落户”开发区，尽管它并不必然与关联企业在空间上集中，但其技术和市场行为必将与当地政府和产业关联要素发生作用，从而影响开发区的集聚效应。因此，在产业转移和国家经济政策调整导致“政策租”耗散的情况下，基于开发区的企业集群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提升开发区的非政策性的集聚效应。
不过，在对外开放过程中，虽然本土企业的对外出口持续超高速增长，但并没有逻辑地促进本土企业的技术升级和产业结构升级。相反，江苏的工业企业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单个企业、产业集群和国家经济以不适当方式加入全球市场时，可能会带来某些拉美国家已经出现过的“贫困增长”(刘志彪，2007)。原因是，全球价值链是当代贸易发生和组织的主要形式，其主要特征是发达国家的领导性企业在事实上协调着发展中国家形式上独立的企业的贸易活动，其治理结构影响着本土产业升级的机遇。在全球价值链中，由被俘获关系所表现的价值环节虽然给本土企业提供了一条快速的产品升级和工艺升级的通道，但本土企业被一体化进入这种价值链后，就具有双重效应，一方面强化了产品和工艺升级的能力，另一方面会阻碍其功能的进一步升级。尤其是在设计、品牌和营销方面的进步，往往会与全球大买家的核心能力之间发生激烈的冲突。在进入基于能力分享、集中开发新产品和新工艺的均衡性网络的过程中，往往要比在被俘获的价值链中更具有对称性。因此，江苏本土工业企业的技术升级和当地经济体系的结构升级的机遇，就不仅由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关系来决定，同时又由其自身的战略和创新能力所决定。可见，基于集聚模式的产业发展，领先企业与跟随企业之间的多维技术溢出效应对双方企业创新动力的影响，使得在单向溢出效应和双向溢出效应两种不同情形下，企业创新动力的激励有着根本性的不同表现。
这一表现的结果是，地方产业集群的两种基本形态——“小企业群生型”和“主企业领导型”企业网络模式的不同创新绩效，以及产业升级动力模式的差异，使得主企业领导型的集群分工模式对于改变地方化产业集群内普遍模仿和跟随行为盛行所导致的“集体创新动力缺失的”困境，以及产业升级动力不足。其结果是，二者在一定程度上就具有内生性的推动机制与现实制度环境约束条件下的重大作用。由于这一机制的作用，使得整体上虽然江苏上市公司数量众多，但规模普遍偏小，缺少像样的大型企业集团，因而其利用市场平台调整市场结构的功能受到了很大的局限。另外，由于存在着地方政府的行政壁垒，没有按照产业结构的要求发展，其结果是，虽然江苏产业结构通过市场的变化引领主导产业发展，但产业高级化终究很难实现。
还有，由于社会信用体系缺失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缺位，这两种制度层面因素事实上已经成为影响地方产业集群嵌入全球价值链和集群升级能力的关键因素。由于这两种制度因素与地方产业集群嵌入全球价值链之间具有内生的相互作用关系，进而会影响地方产业集群加入全球价值链和国内价值链的不同选择动机、竞争优势来源，以及集群升级能力的差异性。考虑到集群分工结构形态的差异，可以进一步将混合嵌入式集群区分为短距离型集群和准层级型集群，再结合这两种制度层面因素的交互作用，可以解读二者因竞争优势和升级能力不同所表现出的不同发展能力是如何影响主导产业选择的。
由于在开放型产业集群形成过程中，跨国公司将会影响技术型集群的知识辐射、生产型集群的集群结构，并成为市场型集群的枢纽。开放型集群的形成会给地方性企业提供进入国际市场的机会，促进中小企业的国际化行为，形成大量的地方性企业。江苏正是依靠其强大的比较优势，通过高新技术产业的区域产业集聚，逐步形成了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可见，虽然制度变迁是全面解读江苏工业发展的主线，但从创新的模式和创新的演变来看，江苏的工业发展顺应了国际分工的变革，选择了灵活的企业生产组织形式和产业集群的空间集聚模式，成功地承接了国际制造业的产业转移。不过，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在当前国际分工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产品内分工和工序内分工为主的新型国际分工模式下，江苏的工业发展要由次生创新全面转向原生创新加管理创新。
四、区域统筹：基础设施、城市化、服务业发展推动产业扩散
如果说，在改革开放初期，江苏苏南、苏中、苏北三大板块的差距主要在于乡镇企业是否活跃的话，那么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这三大板块的发展差距主要表现为外向型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但是随着全球化和市场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苏南乡镇企业在完成由集体经济向民营经济的快速过渡之后，一方面更深入地融入了由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产品内分工体系，另一方面许多制造业环节随着生产要素的短缺（如土地）和成本上升，也开始陆续地向苏中和苏北进行转移。这种产业转移的进程，与省级政府统筹区域发展的战略，大力建设苏中、苏北的基础设施，以及苏中和苏北努力进行制度创新、创造有序地承接苏南产业扩散的条件等因素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早期苏中和苏北之所以没有能够很好地发展乡镇工业，主要原因是，一方面苏中和苏北受到长江的阻隔，交通运输条件和当地工业基础落后，另一方面受到当地创业文化的影响，工业发展相对滞后并且起步较晚，导致人才流失现象严重。伴随着苏中和苏北基础设施的快速崛起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一方面，为了降低商务成本，苏南一些制造业开始向苏中和苏北地区被动扩散，另一方面苏中和苏北开始有条件主动承接由外资和苏南转移过来的产业，尤其是苏中地区近十多年来的城市化建设，已经显示出城市化推动工业增长的新趋向。吴福象和刘志彪(2008)的研究，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角度证实了江苏工业发展在空间上布局的现状。他们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即从1978-2007年的整个时段，在长三角城市群内部，经济增长是城市群形成和发展的原因。而在分时段的检验中，则出现了相反的情况：从1978-1992年间，经济增长是城市群形成和发展的原因；而在1993年到2007年间，城市群发展则是经济增长的原因。
可见，长期以来，在江苏整体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城市化始终落后于工业化。而在1992年前后，由于国家实施了沿海开发战略，使得依靠吸收外资拉动经济增长成为了江苏乃至长三角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而外资拉动经济增长的过程，主要是依靠城市等级的提升来实现的。具体的实现路径有两个：第一，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吸引了大量外资的参与，推动了城市化进程，成为江苏工业发展的外部推动力；第二，1992年以后特别是90年代的中后期，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政府果断地采取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加大了城市群内包括港口、铁路、公路、桥梁等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使得江苏的城市化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内部推动力。这两种力量的作用，使得苏南和苏中、苏北的区域统筹战略发挥出了积极的效应，基础设施建设和深度的城市化进程与产业扩散进程出现了同步发展的喜人格局。
从产业关联角度来讲，在开放条件下江苏的区域统筹战略，实现基础设施和产业扩散的同步发展，可以通过各区域在参与国际分工中的角色和功能来实现。由于跨国公司规模日益扩大的国际外包，其动机不仅是为了利用发展中国家廉价的生产要素和降低成本，更重要的是为了实现其产业在全球的战略配置并获取全球的战略资源，苏南地区虽然已经从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生产体系中获得了一定的益处，但这种以代工为主的经济模式并没有真正有效地融入到当地国民经济的大循环之中。与苏南相比，苏中和苏北外围地区除了向苏南核心地区输送廉价的资源之外，并没有享受到这种外向型经济的成果。因此，要真正统筹好苏南与苏中、苏北的区域经济发展，苏南一方面要更加积极地争取产业升级，努力攀升全球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另一方面要在产业功能升级的基础上，让早先进入苏南的相对低端的产业环节向苏中、苏北进行扩散和产业链延伸。
这就提出了苏南的外向型经济向创新经济的转型升级过程中，建立国内价值链的问题。我们认为，苏南地区通过立足于全球价值链，大力发展产业的高端环节，尤其是先进制造业和现代生产性服务业，是江苏实现产业升级和缩小地区差距的较为可行的路径。其具体机制是：
第一，完善区域经济布局。江苏在地域上的二元经济结构，带来了商务成本结构上的差异和产业梯度。苏南地区可以利用自己在全球价值链中积累的高级生产要素集聚企业总部，同时将部分相对低端的制造业逐步转移到北部，充分利用不同区域之间在商务成本结构上的差异，实现产业的梯度转移和协同发展，降低整个链条的成本，打造新的“国际—国内”经济循环的路径和网络。这种以本土为主的国内价值链，具有模块化的网络特征和产业集群的形态，对国内的产业关联度和不同区域之间的技术经济联系较高，有利于产业升级。
第二，提升城市功能。苏南地区产业结构水平的提升，可以其提升自身的功能结构，加快产业结构的转型，进而产生三大效应：首先是极化效应。这些城市由于在改革开放中率先发展，在基础设施、高级要素和市场环境等方面形成了积累和集聚，从而可以通过吸引和发展全球价值链中附加值高的环节，成为在全球分工体系有较高地位的增长极。其次是溢出效应。苏南地区的大城市成为增长极后，通过技术、信息和物流等渠道的扩散和外溢，带动苏北、苏中地区制造业的集聚和发展，将“中心城市+周边地区”的地理布局转化为“总部基地+制造基地”的经济形态。最后是组合效应。总部经济的发展，一方面通过增加生产环节的维度延长了价值链，丰富了各种生产要素进行重组的空间，为充分发挥生产要素的潜能提供了基础；另一方面，在区域之间的协同定位和集聚，为不同区域之间“从竞争走向合作”奠定了分工基础，从而成为区域经济良性互动的微观机制。
第三，实现国内外市场的互动。当江苏形成“总部基地+制造基地”的空间布局后，苏南地区可以将自身在弹性生产、工程能力、规模制造和后勤运筹等方面，学习和积累的经验和技能转移给苏中和苏北，帮助其切入全球价值链的劳动密集型环节，扩大对外开放的程度，以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反过来，后者切入全球价值链，延长了全球价值链在国内的部分，通过国外市场和国内市场的良性互动，扩大了市场的规模和层次。市场范围的扩大会深化社会分工的程度，充分发挥规模经济效应，提高苏南地区在全球产业中的竞争力。目前，江苏不少地区已经形成了“世界加工厂”或“世界车间”，规模巨大的、正在迅速升级的制造业，将会对服务业特别是现代生产性服务业产生巨大的需求。因此，在江苏区域统筹协调中，必须有前瞻性的思考，要高度重视发展现代服务业，这是地区间产业链延伸的重要手段。在核心区升级为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以后，现有的制造业外包业务可以向外围区转移，从而形成新的国际、国内经济循环的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模式不同，这种以国内价值链为主的经济形态具有“模块化”的网络特征。它以产业集群的形态出现，产业循环和关联关系具有相对的完整性，其周边地区必然会向制造业集聚形态转化，从而塑造出区域性的“服务业中心—制造业集聚”的产业布局，有利于实现服务业中心降低交易成本、周边地区制造业集聚降低生产成本的良性互动格局，不仅对板块内的产业结构升级和转换增长方式有利，又可以在外围地区集聚起新的生产力。经过30年改革开放的积累，现在看来江苏的苏南和苏中、苏北三大板块之间的产业协调和产业转移的时代基本上已经全面到来。
五、结语
本文基于历史的和逻辑的视野，将新中国60年来江苏工业发展的基本轨迹、基本经验进行了简要的总结。本文认为，江苏工业发展的轨迹具有强烈的路径依赖特征。其中，省际竞争的外力驱动和存量改制的内生驱动是决定江苏工业发展的两大主导因素。
作为工业发展处于领先水平的江苏，目前正面临国际新贸易保护主义和扩大内需的双重压力，为此必须尽快找到一种适合自身特点的发展道路和消费模式，既能不断提高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又能有效的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当务之急，必须全面提升外向型经济的质量和素质，实现向创新型经济的战略性转变。为此要从产业结构调整、企业生产规模、生产技术水平以及研究开发能力等方面率先突破。
在全球化浪潮的驱动下，跨国公司纷纷进入长三角，以上海为中心的周边地区极有可能成长为世界制造中心，江苏工业经济的发展，需要进一步考虑的重大现实问题是如何进一步利用千载难逢的机遇发展自己，要将模仿性的制度改进型发展进一步转型为创新性发展，尽快实现产业水平从低端的国际代工，转向产业高端的加工、设计，或者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知名品牌，是最需要考虑的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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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吴福象、刘志彪：《城市化群落驱动经济增长的机制研究：来自长三角16城市的经验证据》，《经济研究》2008年第11期。
〔7〕巫强、刘志彪：《进口国质量管制条件下的出口国企业创新与产业升级》，《管理世界》2007年第2期。
〔8〕巫强、刘志彪：《中国沿海地区出口奇迹的发生机制分析》，《经济研究》2009年第6期。
〔9〕张杰、刘志彪、张少军：《制度扭曲与中国本土企业的出口扩张》，《世界经济》2008年第10期。
〔10〕郑江淮、高彦彦、胡小文：《企业“扎堆”、技术选择与经济绩效》，《经济研究》2008年第5期。 |
发表于 2012-5-7 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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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5-7 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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