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新 望：从苏南变迁看中国区域经济的未来

douniwan

三十年来，关于苏南的研究、宣传和讨论，有过四次高潮。
    第一次是1985年前后，乡镇企业快速发展，费孝通先生将前店后厂、专业市场以及小城镇建设等特点归纳为苏南模式，引起理论界的极大兴趣。第二次是1995年十四届六中全会前后，全国都到苏南、张家港去取经，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那时，江苏官方对苏南模式做了概括，叫“三为主两协调”，公有制为主、乡镇企业为主、加工业为主；物质精神协调发展、城市乡村协调发展。像现在的红色旅游一样，当时苏南各地都有一些参观学习的景点。第三次是1998年“十五大”之后，关于苏南模式的大讨论，这次讨论是在亚洲金融危机、所有制改革的背景之下进行的，理论界自然将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的比较联系在了一起。那次讨论，笔者《苏南模式的终结》是一个焦点。最近的一次讨论是在2006年，有重庆官员评价苏州的发展是只长骨头不长肉，说苏州的发展，GDP数字很高，但是留给当地老百姓的收入不多，而且没有自己的品牌。这种说法当时在全国范围内也引起讨论，新浪网曾有一组置顶文章——《贫困的苏州》。
    苏南经济发展肯定是很重要的一个区域经济现象，对其进行关注是应该的。不过，关于苏南模式的争论，已经是一个过去时，我们可以不再去关注它。我觉得，更应该关注的是苏南问题。我本人曾被称为苏南模式的终结者，但其实我只是一个苏南问题的观察者、研究者。我对各种各样的模式存有本能的警惕和抵触。如同有人热衷于“中国模式”一样，所有理想主义者们都是喜欢在现实世界里编织一个框，盛放自己的理想。但我认为，大而化之的抽象概括代替不了对现实问题的具体分析。多年来，我们始终有着极高级的“主义”和“模式”，但却面对着极低级的问题，一个模式一经提出便马上褪色。我不完全同意孙立平基于东北现实对社会断裂所做出的判断，也不完全同意李昌平基于中西部现实关于“三农”问题的观点，但我相信他们讲的是真问题，在他们的真问题面前，“模式”的灯笼一戳就破。我想，这也是我对苏南问题的一偏之见的一点价值，而且，苏南是中国经济的先发地区，这里的问题更加带有趋势线、苗头性。
    苏南有它独特的区位优势，这里原来就有浓厚的工商业传统。有些学者在《经济研究》杂志上写的文章把乡镇企业分析得玄而又玄，还用上了数学公式，真是没必要。实际上，乡镇企业只不过是近代苏南民族工商业的一个复活而已，它是近现代中国民族工业发展进程的一部分，而且有可能是最有代表性的一部分，只不过因为1949年以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造，以及随之而来的人民公社和计划经济打断了这个进程，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某种程度上其实就是这一历史进程的恢复和延续而已。乡镇企业骨干人员的组成，很多都是近代民族工商业者的后人，他们精于算计，长于工副业。在人民公社和计划经济时代，他们以一种“能人”的形式存在于“五小三就地”（小钢铁厂、小水泥厂、小农机厂、小化肥厂、小煤矿，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就地销售）之中，改革的春风一刮来，他们就成了乡镇企业家。
    那么，乡镇企业为什么后来戛然而止？“十五大”以后的改制是一个方面，因为改制后的乡镇企业已经不是《乡镇企业法》意义上的乡镇企业了，只能是一般意义的中小企业（现在虽然《乡镇企业法》仍然存在，但它是一部非常滞后的法）。但导致乡镇企业消失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乡镇企业是农村的工业化，或者说在农村里搞工业。就是农民们利用自己多余的土地，如生产队的场部、社队小型工副业的厂地，甚至是荒地、耕地发展起工业。上世纪80年代之后，用地、征地由国家垄断，严格审批，原来比较宽松的农村集体土地政策已经不复存在，农民缺乏了使用农村集体土地的自由，农村工业化进程可以说已经结束了，乡镇企业也就自然消失了。那么这些企业到哪里去了呢？90年代之后，它们与外资企业一道集中起来了，进入了各类开发区、高新区。所以，苏南现在是园区经济为主，园区经济在苏南经济当中占了很大位置。在这一点上苏南和浙江也可以做点比较。浙江曾有十分普遍和发达的各类专业市场，但除了义乌小商品市场之外，像永嘉桥头堡纽扣市场等等，多数专业市场已经消失。这些市场都到了互联网上。阿里巴巴就是浙江现代版集大成式的专业市场。有人曾经发问：阿里巴巴为什么没有产生于上海？其实，这个道理就如同义乌小商品市场只能产生于义乌一样。它们的共同基础是浙江十分发达的中小企业。
    从制度上分析，园区经济与乡镇企业一样，它也是由政府来推动的。一些学者在分析乡镇企业的时候，用了一个概念，叫“社区政府公司主义”。这个概念是美国华裔学者戴慕珍研究中国乡镇企业的时候所用的一个概念，是从美国的“城市政府公司主义”那儿借用来的。美国的城市管理中有一种叫经理制的方式。城市的市长是选出来的，但叫经理，不叫市长，就像职业经理人。戴慕珍在研究乡镇企业及其社区关系的时候，借鉴了这样一种体制。这个词在解释中小企业的社区背景时的确有某种解释力。
    但戴慕珍所不了解的是，“社区政府公司主义”到了中国，到了苏南，就变成了“干部资本主义”。南橘北枳，叶徒相似，味大不同。“政府公司主义”的叶下，结出了“干部资本主义”的果实。可惜，我们的一些学者，看不到这一层，至今还在生搬硬套。其实，仔细分析，“社区政府公司主义”根本不是把社区当公司来经营，而是以干部为主体来搞市场经济。当然，进一步分析，“干部资本主义”在苏南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苏南的民间工副业基础较好，经济重心历来较低，发展主体主要在乡村这个层组。近代以来，苏南保留了比较完善的乡绅精英自治传统，虽然乡村这一级把社会治理和经济发展的功能始终混合在一起，但自治和共治的色彩十分明显，超越于民间自治的外来权力并不是一个经常性的存在。但人民公社之后，情势有了彻底的改变，干部得到自上而下的授权，所谓“社会管理”，变成了一些人管理，另一些人被管理；所谓“经济发展”，变成了一些人发展，另一些人被发展。这些独特的治理和发展结构，其结果就形成了改革开放之后的“干部资本主义”。源自苏南的“吴文化”又是一个特别强调秩序的文化，这种二群二元关系越来越深深地固化，且历久弥新，当碰到市场经济的时候，这样的社会结构始终无法形成平等的市场主体，只能是干部配置资源、干部发财优先的“干部资本主义”。
    只有成为干部才能攫取更多的收入，这就是“干部资本主义”的危险所在。不正常正在变成正常。这个“道理”和“规则”已经成为深入人心的社会意识形态，老百姓认为干部就应该多拿。当官就是发财，老百姓绝对相信这个。全国的公务员考试是趋之若鹜，而在苏南尤甚。这就导致体制性腐败的更加蔓延和世俗化。所以，如果说要从制度上判断“苏南模式”内部的所谓核心机制的话，需要慎之又慎，千万不要轻易地拿“社区政府公司主义”这些所谓“学术概念”敷衍了事。这也就是我对苏南——中国市场经济发达地区所出现的趋势性、苗头性问题的担忧。
    除了制度变革中出现的“干部资本主义”问题之外，苏南目前还面临着都市化问题、人口结构问题、生态问题。
    都市化问题。“十二五”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像苏南和整个“长三角”这样的“熟地”，区域优势十分明显，搞小城镇建设和城镇化实在是严重的浪费。应当纠正以往过于分散的满天星的发展，进行区域化和集中。发展大都市、都市圈、城市群应当是这一地区未来城市化的新的战略选择。步行和人力船交通的时代是小集镇，自行车时代是小城镇，汽车时代是大中城市，随着汽车的普及和高速公路的迅猛发展便出现了都市圈。以现在的交通网络而言，一个以上海为核心的都市圈已经瓜熟蒂落，挡也挡不住。至于这个都市圈叫“长三角经济区”也罢，叫“大上海经济区”也罢，叫“泛长三角经济区”也罢，其实质就是以现代交通支撑起来的大市场。1983年，费孝通先生在江苏写下了著名的文章——《小城镇大问题》，自此，“长三角”尤其苏南地区掀起了近二十年的小城镇建设热潮。今天回过头来看，小城镇建设是和离土不离乡的乡镇企业相适应的，但事实上这是城市化的一个过渡阶段，农村工业的最终出路还是城市化与工业化并进。也许在乡村工业发展的早期，小城镇的出现有其合理性，但后来，长时间内广泛铺开的具有浓重政府行为的小城镇建设，不仅耽搁了“长三角” 这块熟地的城市化和都市圈化的进程，而且也造成大量的土地浪费和基础设施浪费。
    人口结构问题。苏南和“长三角”人口承载压力大，人地矛盾突出，但可以通过都市化来解决，现在更重要的是人口的结构性矛盾。现有的社会管理制度下，当地人口和外地人口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形成了有别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当地人与外地人的“新二元结构”。苏南和“长三角”的都市化需要移民，也理应吸收更多外来人口。社会保障、户籍制度等制度改革跟不上，当地人和外来人口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形成一股子怨气。尤其到了打工者第二代，这些小孩一出生就受到种种歧视，对社会产生仇恨心理。苏南乡镇企业里曾有明显的干群关系，而干部后来都通过企业纳税贡献换来的户籍指标转成了城市户口。所以，乡镇企业内部的干群二元实际是城乡二元的延伸，2000年前后乡镇企业改制，干群关系又变成了劳资关系，干部成资方，群众成了劳方。如今社区内部的城乡、干群、劳资等矛盾统统居于次要矛盾，而本地人与外地人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
    生态问题。苏南的优化开发，绝不是无序开发，而是严格生态保护下的开发。苏南传统的理念是先发展、后治理，但已带来不可逆的严重后果。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那种分散发展的方式带来了生态灾难。江南水乡普遍的水质性缺水。水很多，但都是臭水、受污染的水。2008年前后的太湖蓝藻现象令全世界震惊。什么原因？一、苏南至今都有强制性种粮指标，但经济效益十分低下，尤为糟糕的是，大量的化肥农药通过农田灌溉系统注入太湖，水质变坏；二、太湖平原大大小小的河流如同太湖的毛细血管，形成了太湖与西侧荆溪、北面长江、东面大海的交换，太湖原本是一个会呼吸的湖，但后来这些毛细血管通过小城镇建设和大办乡镇企业多数都填埋了，太湖变成了一个死湖。现在，苏南的很多产业又向苏北转移，苏北的很多河流包括淮河、泗水河等也开始污染。南水北调的东线，就是要通过苏北的这几条河，到时候调到北京来的水能不能用，也是问题。
    应当说，上述三个问题在东南沿海发达地区都带有前沿性、趋势性。苏南现在面临的问题或许是未来中国其他区域即将要面临的问题。

ys1937

    像苏南和整个“长三角”这样的“熟地”，区域优势十分明显，搞小城镇建设和城镇化实在是严重的浪费。应当纠正以往过于分散的满天星的发展，进行区域化和集中。发展大都市、都市圈、城市群应当是这一地区未来城市化的新的战略选择。
douniwan 发表于 2012-5-30 1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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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达国家的城市都在搞卫星城，为什么我们反而要搞大城市。
    既然交通发达了，中小城市加卫星镇，和大城市有什么区别？

李大苗

    发达国家的城市都在搞卫星城，为什么我们反而要搞大城市。
    既然交通发达了，中小城市加卫星镇，和大城市有什么区别？
ys1937 发表于 2012-5-30 16:12

不能说“发达国家都在搞卫星城”，确切的说法是，发达国家都曾经搞过“卫星城”。大城市，不是搞不搞的问题，而是你不搞，它也自己搞出来的事实，至少在中国就是这样。明摆着，中国有着户籍管理制度，而且曾经很少严格禁止人口自由迁徙。对外来人口的控制，甚至驱逐，只是近些年稍间消停的事情。

经济学的机制分析告诉说，只有在足够的集约程度，分工才会更为精致，愈发精致的分工，则意味着愈加发达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起，中国的许多大城市就努力搞“卫星城”。其结果是失败的。高度发达的交通系统的建立，使得既有的那些“卫星城”成为大城市的“居住区”，而不是具有相对的城市性质。对很多“居民”而言，那里只是供应睡觉的空间，而他们的生活意义与居住地没有太多关系。

日本的城市化和交通现代化过程中，有一个词是“名古屋现象”。说的是，那些历史过程中曾经负有盛名，但整体实力稍逊的城市，它们的经济要素，会被过去相形“遥远”，但，随着城市化和交通快捷化以及高速化而极度“邻近”的强势都市所吸纳，最后将这些城市抽空。


北京和天津是一对极好的例子。在晚清和民国时期，由于天津租界的特性，将北京的资金和人才不断吸收到天津，使得北京工商业不得发展。1949年后，高度的中央极权经济制度，使得全国的经济要素集约到北京，天津作为近畿的大城市，由此之开始受到压抑，在“改革开放”之后，天津愈见保守的政治姿态，以及北京在金融与现代科技方面的集约，使得天津这方面的人才和资本不断被北京吸收，以至于天津的国民经济和社会景态间或就被南方的后起城市超过。

城市的本质就是一种经济现象。

ys1937

    最近的一次讨论是在2006年，有重庆官员评价苏州的发展是只长骨头不长肉，说苏州的发展，GDP数字很高，但是留给当地老百姓的收入不多，而且没有自己的品牌。
douniwan 发表于 2012-5-30 1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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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情况是：苏南地区骨头上的肉，有相当一部分长到了重庆的骨头上了。

李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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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情况是：苏南地区骨头上的肉，有相当一部分长到了重庆的骨头上了。
ys1937 发表于 2012-5-30 17:51

这可咋办捏？

老爺叔

像蘇州這種地方﹐是根本就不應該有任何工業的﹐也不應該搞什麼游樂場﹐和什麼 “歐式度假村”。
但今天蘇州政府引以自豪的﹐恰恰就是這些和蘇州傳統風情格格不入的垃圾。
蘇州最寶貴的﹑具有永久價值的是什麼 ﹖不是軟件﹐是 “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
一個文化故國﹐連一兩片文化淨土都保不住﹐扒了褲子 JI-BA 崛起﹗
現在全國都實現了毛澤東1949年初次登上天安門時的願望﹕過幾年﹐從這裡望出去﹐一片煙囪。

ys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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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爷叔那样的“游客”角度来看，当然，最美的苏州应该是“寒山寺”、“小桥流水”、……
    但是，不要忘记中国还是一个人口大国，苏州还是一个人口密集的地方。
    如果苏州地区真是保留了“传统风情”，那么，这个地方就只能一直穷下去。
    同样的角度，如果是你，你愿意住在那种老式的、潮湿的民房里，还是愿意住在高楼里。当然，从游客的角度看，老式民房是够诗意的。
    问爷叔一句：你愿意住在现在香港的住房里，还是愿意住在故宫的大殿里？
    传统和现代如何结合，这是一个大题目，应该说，苏州在这方面做得还是不错的。当然，从怀旧者看来，当然是不能称心的。

老爺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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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苏州地区真是保留了“传统风情”，那么，这个地方就只能一直穷下去。
  ys1937 发表于 2012-5-30 20:14

老娘家您估計沒到過巴黎﹐更別說佛羅倫薩了﹐如果蘇州市委書記調任薩爾斯堡﹐他會在傳遍音樂之聲的山坡上興建一個莫扎特科技園區。

ys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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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如此，那爷叔住的香港还是一个小渔村呢！

douniwan

小城镇是城市化浪费

童大焕


    重新承认并确立大城市化的发展思路和方向，不啻为对以往不尊重社会规律的城市化道路拨乱反正。
    “在城市化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工作方针上，要明确把城市群这种既可以防止城市功能过于集中带来‘城市病’，又可以集约利用土地的城市化形态作为我国城市化的主体形态”，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9月21日发布的《中国发展报告2010》提出我国要走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的城市化道路，并建议废除“重点发展小城镇”这种不符合我国城市化规律的方针。
    作为该报告主笔者之一，国家发改委秘书长杨伟民强调，“重点发展小城镇”不符合我国城市化规律和方针。只有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小城镇因为承担大城市的特定服务，才对外来人口有吸引力。
    笔者留意到腾讯网转载这条消息后的小调查：小城镇应该重点发展吗？短短3天内就吸引了1万多名网友参与。调查结果为：认为“应该”的为5793票，占比53.40%；认为“不应该”的为4132票，占比38.09%；“不清楚”的为924票，占比8.52%。
    这个调查结果，说明惰性是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小城镇发展战略已经在人们脑海中根深蒂固，在这股惰性支配下，多数人根本不去思考，城市发展的自然历史规律到底是什么？在十几年的小城镇化传统思维和行为习惯下，很多人甚至想当然地以为城市发展会按人的意图去进行。甚至在很多时候，大力发展小城镇已经被加上了“区域均衡和城乡均衡发展”的“意图伦理”，被抬上了道德祭坛受到顶礼膜拜，而那些坚持大城市化才是自然社会发展规律的观点和人，则往往被从道德上加以否定。
    大城市化是资源集约化和可持续化发展以及个人获得独立、自由、尊严的内在需要，且由于资源的权力垄断性控制、人际关系复杂和内耗重重，百万人口以下小城镇人的自由、尊严极其有限，大城市化不可避免，也不可逆转。这样的发展规律是大势所趋，不可抗拒。然而屈指算来，从大力发展小城镇战略和乡镇企业至今，我们至少已经走过10多年的城市化弯路了。笔者早在1997年11月就撰文《现代农民要进城》，对当时刚刚兴起的乡镇企业和小城镇战略提出商榷。10余年来笔者一直对发展小城镇的主流观点和做法“不妥协”。
    《中国发展报告2010》指出，今后优先开发的3个特大城市群即环渤海地区（包括京津冀、辽中南和胶东半岛）、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重点发展8个大城市群。今天我们重新承认并确立大城市化的发展思路和方向，不啻为对以往的城市化道路拨乱反正。
    当前全国遍地开花式的城镇化发展模式，我们往往只能看见土地和房屋的城市化，看不见人的城市化。不仅给环境脆弱地区带来极大的生态环境压力和灾难，而且在激化征地、拆迁矛盾的同时，也制造了巨大的“城市化浪费”，比如层出不穷的“空城”、“烂尾城”，就是城市化幻想超越、凌驾于市场需求之上的恶果。另一方面，本该大城市化的地区土地供应严重不足，导致房价飙升过快，社会各界怨声载道。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随着“人聚财聚、人散财散”在城市兴衰过程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因城市变迁而导致的财富重新分配现象，在当代社会将起到越来越重的作用。大城市化使新的财富分配方式——风险分配或曰交易分配呈现出远超传统分配方式的力量。
    不出几年，中国社会80%的人口和财富将集中在不到20%的城市和不到总人口20%的人手里。但正如国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金岩石先生所说：“人的天性是厌恶风险的，多数人在风险财富面前首先看到的是风险，常常会主动放弃或敬而远之，于是就把原来属于自己的财富机会拱手让给了他人，所以在风险财富的分配中，两极分化扩大的原因既不是剥削，也不是掠夺，而是人性的选择。”
    “抱怨”和“暴富”，也许会成为未来社会的常态。但愿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发布的《中国发展报告2010》，能让更多的人真正认识到，“重点发展小城镇”的传统方向，不仅有悖城市化自然规律，还是一种对有限资源的巨大浪费，更是对民众个体独立、自由与尊严的囚禁。

doun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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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情况是：苏南地区骨头上的肉，有相当一部分长到了重庆的骨头上了。
ys1937 发表于 2012-5-30 17:51

2006年



重庆市常务副市长黄奇帆：
苏州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但城市居民人均收入才人民币1万多元；而同等的人均GDP规模，上海人均收入人民币2万多元；即使在人均GDP只有1000美元的重庆，城市人均收入也达到了人民币8000元。这是典型的“只长骨头不长肉”



苏州市委宣传部部长周向群：
苏州对国家贡献巨大。我们统计了一下，苏州加起来每年一共上缴是1000个亿，苏州本地仅仅留了300多亿元。如果这1000个亿中能够拿出10亿元来致富老百姓的话，苏州本地百姓的收入会比任何一个城市都要高。没有哪一座城市像苏州长肉长得那么多，可为什么苏州看上去还那么苗条——那是因为很多脂肪都被吸掉了！

douniwan

黄奇帆：2011年，中央财政对重庆的转移支付约1000亿元。重庆地方财政收入2909亿元。




2011年，苏州财政总收入3089.7亿元，上缴中央和江苏省1949.4亿元，其中，上缴中央1659.8亿元，上缴江苏省289.4亿元。

doun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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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达国家的城市都在搞卫星城，为什么我们反而要搞大城市。
    既然交通发达了，中小城市加卫星镇，和大城市有什么区别？
ys1937 发表于 2012-5-30 16:12

倾斜小城镇会导致土地资源浪费


王小鲁



    过去小城镇政策并不成功
　　我国在上世纪80年代实行了“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小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的政策，放宽了对城市发展和对要素自由流动的限制。与改革以前城乡隔绝的政策相比，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这个政策也有明显缺失。
　　关键在于沿袭了限制大城市发展的传统思路，想用小城镇发展代替大城市发展。实行的结果导致了1978~1998这20年间城市化发展不均衡，表现在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数量迅速增加，而城市平均规模显著下降，大城市数量偏少、发展滞后。其中，50万人以下的中小城市从153座增加到583座，增加了2.8倍；小城镇增加了六七倍；而超过50万人的大城市仅从40座增加到85座，只增加了一倍。实际上，50万人这个大城市标准还是太低了。本文以下分别按市辖区人口100万人以上、50~100万人、50万人以下的标准来定义大、中、小城市。上述变化使全部城市的平均规模从40万人下降到30万人。尤其是小城镇数量增加，主要是撤乡建镇的行政改变结果，而不是人口自然向小城镇集中的结果。
　　进入本世纪，我国的城市化政策调整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这期间，大城市发展加速，整体城市化速度也进一步加快。过去10年间（1998~2008），城市化率上升了12个百分点，年均提高1.24个百分点；而之前的20年（1978~1998年），年均只提高0.77个百分点。这说明前一时期向小城市和小城镇倾斜的城市化政策，仍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城市化的发展速度。一旦限制政策放开，人口和资源就自然更多地流向效率更高的大城市。
　　限制政策导致的城市规模过小、大城市过少，对经济发展不利。国际经济学界对此有一致的认识。当前在城市化政策方面，需要吸取以前政策得失，避免重复过去走过的弯路。
　　小城镇不能替代大城市发展
　　城市化是所有国家发展过程中的必经之路。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都经历了大城市主导城市化发展的过程，而且通常各国都会形成一个或几个大都市圈作为经济和人口的核心区。这种情况近年来还在持续。
　　2005年，美国全国43%的人口、日本48%的人口居住在10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而且都比1990年提高了2个百分点。加拿大的该比例是44%，比1990年提高了4个百分点。澳大利亚更高达60%。发达国家中，由于特定的自然地理和人文条件，欧洲国家的这一比例相对较低，法国22%，英国26%。而在中国，2005年只达到18%。即使未来这一比例提高一倍，仍显著低于美日等发达国家。
　　人口和经济活动自然向大城市集中，原因在于城市的规模收益（或称聚集效应）。这来自人口和产业集中导致的市场规模扩大、运输成本节约、土地的更有效利用、产业配套能力的增强、基础设施和生产生活服务设施的完善，以及技术、知识、信息传递、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而这些效应的形成，都需要有相当的城市规模。
　　笔者和夏小林1999年的一篇论文，使用中国666个城市的数据进行计量经济学分析发现，处在一个广泛规模区间的绝大部分城市，其聚集效应能抵消人口和产业集中带来的交通、居住、环境等外部成本，具有正的净规模收益（或净聚集效应）。其中规模在100万~400万人的大城市，净规模收益最高，达到城市GDP的17%~19%；在超过这个规模区间后逐渐递减。而规模小于10万人的城市，无法发现净规模收益。2006年，两位美国城市经济学家（Au and Henderson）同样使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和中国数据，得到了类似的结论。他们还发现，中国城市的最优人口规模大致在250万~380万人之间，如果中国地级市的平均规模提高一倍，能够使其单位劳动力的实际产出增长20%~35%。
　　我国的经验证明，凡发展得好的小城镇，几乎无例外地位于大城市圈或其辐射范围内。全国的“百强镇”，90%以上集中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而这两个地区的共同特点，是它们都形成了以超大城市为核心，以几个百万人以上大城市为主干的大都市带。没有这样的条件，孤立的小城镇很难发展起来，也难有良好的经济效益。
　　倾斜小城镇会导致土地资源浪费
　　远离大城市的小城市和镇的效率偏低，主要在于其自身缺乏足够的吸引力，不足以导致产业集聚，难以形成产业配套能力和相应的商贸物流、金融、技术等服务及居民服务条件。由于就业机会有限，也往往缺乏对人口聚集的吸引力。即使靠政府投资形成了一定的基础设施，如不具备上述条件，还是难以导致产业和人口聚集，基础设施也不容易得到有效利用。这会导致过高的建设成本，甚至形成空壳城市，造成资源浪费。
　　据报道，数年前内蒙古清水河县政府在上级政府支持下，以1.6亿元县财政收入的财力，制定了一个斥资61亿元建设新县城的计划，结果造成大量烂尾工程、空置楼房和资金浪费。这一教训值得各级政府认真吸取。一旦全国几百个县级市、1500多个县城以及更多的小城镇都大张旗鼓地铺开摊子大搞建设，可能涉及的投资以万亿元计；可能导致多大的资金浪费，令人担心。
　　与大中型城市相比，小城市和镇的人均占地面积大得多。据2007年地级市的统计数据，以城市人均建成区面积衡量，50万人以上大中型城市为人均73平方米，50万人以下小城市为人均94平方米。另据数据，县城人均建成区面积为121平方米，建制镇为183平方米。建制镇的人均占地面积是大中型城市的2.5倍。如果按市辖区面积衡量，差异更大。100万人以上大城市的人均占地1179平方米，50万~100万人的中型城市是2298平方米，而50万人以下小城市为5564平方米，小城市人均占地是大城市的近5倍。
　　假定中国在未来30年中城市化率从现在的46%提高到75%左右，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中国城市人口还将增加五亿人。按现有数据粗略推算，如果新增城市人口的2/3集中在小城市和镇，与只有1/3新增人口集中在小城市和镇的情况相比，将多增加城市建成区面积两千万亩，多增加城市市辖区面积数亿亩。
　　以上数据可能还低估了大城市节约土地的效果。因为以上数据是依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的城市户籍人口计算的，而多数大城市的常住人口远超过户籍人口。因此大城市的实际人口密度更大，人均占地更小。很明显，对中国这样人口密集、土地稀缺的国家，如果采取向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倾斜的城市化道路，城市化对土地的占用量将会大幅度上升，18亿亩耕地保护红线会被大大突破。
　　大城市是真方向
　　在城市化过程中，有一些挑战是我们必须面对的。过去的政策实际上把城市居民分成了两类人，原有的城市居民有资格享受城市的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而外来转移人口，包括那些已经转移到城市多年、长期在城市打工的新城市居民，则大部分被排除在外。近年来这方面情况有所改善，但远未彻底解决问题。
　　解决这些问题无疑会遇到许多困难。但试图通过约束大城市发展，向城镇倾斜，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只是把矛盾从大城市推到小城市和镇，而且会带来更多的矛盾。真正的困难不在于大城市有没有财力负担迁入人口的社会福利和保障。事实上迁入人口为城市作出的贡献，完全可以覆盖他们的社会保障成本。只有下决心推进财税体制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才能逐步解决城市化中的一系列问题。而绕开大城市，政策向小城市倾斜，并不能真正解决这些问题。
　　在一个均衡的城市化政策下，大城市会发展较快。但这并不意味着人口都向现有的大城市或超大城市集中，使它们越来越大。更主要的，是需要出现一大批百万人口级别的大城市。假定未来20~30年中，中国新增加100座这样的大城市，平均规模200万人，也只不过多容纳两亿人，占5亿新增城市人口的一半不到。这些大城市需要从现有的中型城市中产生，同时也需要有相当一批小城市替补中型城市的空缺。
　　但这只能从少部分具备条件的城市中产生，主要应当是市场机制引导的结果。政府的作用是在市场导向的基础上，通过合理规划和改善基础设施条件，促进这一趋势。如果不顾条件地大面积铺开，搞政府主导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建设，结果可能会南辕北辙。
　　自发的市场导向也会带来城市规模过大的问题。像北京和上海这样的超大城市，在全国经济中的核心作用不容低估；未来10~20年中，也许在中西部地区也需要形成两三个人口上千万的超大城市，成为带动区域发展的经济中心。但这些超大城市的规模不宜无限扩大，否则会导致其负面外部性上升，超过合理的经济规模。要在具备条件的前提下，促进其邻近地区的城市发育，形成由几个大城市和更多中小城市组成的合理的城市群结构，形成同城效应，疏散核心城市的压力。

老爺叔

真如此，那爷叔住的香港还是一个小渔村呢！
ys1937 发表于 2012-5-30 21:23

八十年代初有人提出改造外灘﹐即拆舊樓造新樓﹐幸虧汪市長遠比老伯您有水平。

douniwan

八十年代初有人提出改造外灘﹐即拆舊樓造新樓﹐幸虧汪市長遠比老伯您有水平。
老爺叔 发表于 2012-5-30 23:09

汪道涵，1980年后任上海市委书记、副市长、代市长、市长。1985年后任上海市政府顾问、国务院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主任。
老爺叔，曾短暂担任过汪道涵的秘书，时间是1982年至1984年。

douniwan

不能说“发达国家都在搞卫星城”，确切的说法是，发达国家都曾经搞过“卫星城”。大城市，不是搞不搞的问题，而是你不搞，它也自己搞出来的事实，至少在中国就是这样。明摆着，中国有着户籍管理制度，而且曾经很少严 ...
李大苗 发表于 2012-5-30 17:36

刘鹤：在选择城市化模式上，中国长期以来存在小城镇派和特大城市派的两派之争。与发达国家作为大城市卫星城的功能不同，中国小城镇的主要特点是生产出口产品，在人多地少的中国，规模经济效率低的小城镇遍地开花，似乎让人难以理解。但恰恰是在这些小城镇中，开始了乡镇企业的创业热潮，冲击了传统国有企业这个计划经济的根基，并且成为中国加工贸易的主要力量。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维护小城镇模式的呼声十分强烈。但令人遗憾的是，除了资源生态破坏等现象加剧之外，缺乏国际市场将使生产型小城镇的发展失去国际市场支持，因此，大部分小城镇的人口数量都在下降，中等城市的情况也不例外，转移的富余农业劳动力远离故土，越来越多地流向省会以上级别的大城市。同时要看到，一味支持特大城市发展的模式也走不下去。在现存的社会资源配置特别是教育、医疗资源配置条件下，具备资金、知识条件的群体大量涌进大城市，这使其进入门槛越来越高，特别是土地资源有限而购房需求旺盛，使大城市住房价格快速上涨，同时交通基础设施和教育卫生条件也难以适应城市人口密度的急速提高。虽然大城市就业机会多，但生活成本高，农村转移人口在新的发展机会和保证生活质量之间进行选择十分困难，政府在接纳可以提供边际高产出率的外来人口和有效提供公共服务之间也面临两难选择。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限制着城市化进程。

douniwan

刘鹤：在选择城市化模式上，中国长期以来存在小城镇派和特大城市派的两派之争。与发达国家作为大城市卫星城的功能不同，中国小城镇的主要特点是生产出口产品，在人多地少的中国，规模经济效率低的小 ...
douniwan 发表于 2012-5-30 23:44

美国卫星城：中高收入者的乐土[转]




    《环球时报》记者的一位朋友住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首府罗利市附近的一个卫星城，夫妇二人都在市中心的公司上班。每天早上不到7时，这一家就开始紧张的一天。丈夫的工作时间相对灵活，因此接送孩子上幼儿园的任务由他完成。妻子每天7时30分出门，开车走高速公路，要40分钟左右到公司。晚上5时30分下班后再花40分钟左右回到家，遇到周五或堵车较严重的日子，下班路上花一个多小时也有可能。对于目前的生活安排，夫妇二人还比较满意。他们住的地方环境优美、安静，犯罪率很低。小镇的居民大都是中高收入的上班族，这里房子的售价不低，低收入人群住不进来。
　　比市区更适合儿童成长
　　美国一些大城市，离市中心距离较近的市郊一带，房子便宜但社区老旧破败，居民构成复杂，不太适合儿童生活，因此城市中高收入者大都选择住在离市区比较远但生活设施完善的卫星城。在美国，几乎所有大城市附近都有卫星城。加利福尼亚州的三个超级大城市最为典型。加州“河畔”县辖区内所有的城镇都是洛杉矶和圣迭戈两个大城市的卫星城。旧金山附近的特雷西市80%的上班族都在旧金山工作。卫星城能吸引人们安居乐业的原因是这些地方的生活配套设施和大城市一样，甚至更好。购物、医疗、教育、餐饮等服务设施一应俱全。地域性的连锁超市的名字虽然不同，但服务水准几乎一样，几家大型连锁餐馆的招牌也遍布全国。因此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一点也不觉得自己是到外地了，因为熟悉的名字依然在生活中出现，很有亲切感和安全感。
　　一些国家居住在大城市的高收入人群不愿意搬离市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担心子女的教育和医疗条件下降。这一点美国解决得不错。在新开发的卫星城，房屋价格直接决定所在区域学校的质量。因为美国建设学校的资金很多来自于居民的房产税，收入高、房子售价高的居民区建的学校就好，请到的老师资质就高。医疗方面也如此，高收入城镇会吸引医术高、收费也高的医生行医，纳税人所得税交得多可以让政府有能力建更好的医院。因此，居民收入和纳税与自己所生活地方的配套设施息息相关。
　　不让低端品牌在城内开店
　　有些卫星城保证居民生活质量的一个手段是不让低端零售品牌在自己辖区内开店。在《环球时报》记者居住的北卡州，零售业巨头沃尔玛曾几次试图在一个富裕的小城开设分店而没有成功。市政当局不同意的原因是沃尔玛的商品廉价，如果它们在该城出现，那么很多低收入的人势必来购物，从而渐渐搬入小城，改变这里居民的收入构成。另外，城里已经开业的高档生活零售超市肯定会受到沃尔玛的冲击，盈利受影响。久而久之，人们喜欢的虽然价格不菲但安静、优雅、整齐的超市会渐渐消失，市民的生活质量最终下降，因此市政当局始终没有批准沃尔玛进入。无奈之下，沃尔玛在紧邻小城的另外一个镇上开设了分店。听上去好像该小城有些歧视低收入人群的意思，但市政府代表了当地大部分民意。小城市民正因为生活质量比大城市高才搬来，如果远离市区后依然被喧嚣和繁杂所包围，那谁还愿意去住呢。

douniwan

人口大都市怎么建“卫星城”


本报驻美、印、英、俄、墨记者 赵永升 郭西山 纪双城 李亚龙 邹志鹏




　　“宁要市区一张床，不要郊区一栋房。”这样的观念，对于今天中国很多大城市的人来说，显得有些过时了。人口膨胀、交通拥堵、垃圾围城等“城市病”让很多国际大都市搞起了卫星城建设，有的成为样板，有的成效甚微。而卫星城的兴起又让大城市变得复杂，原有的轮廓日趋模糊。英国伦敦修建卫星城的历史已经100多年，美、法、日等国卫星城建设高潮出现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而中国、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也正“无奈”地在建设卫星城问题上不断尝试。饱受人口膨胀之苦的中国大都市，用卫星城能遏止人口盲目流入的趋势吗？随着时间发展，卫星城是否可以与主城市相容共进？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大城市研究室”主任杰弗里·约翰逊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卫星城要能“自立和自主”，通过发达的基础设施融入到其他城市的网络之中，如若不然，就会有成为只是郊区“卧城”的风险。
　　国外早期卫星城也有“卧城”
　　世界上的“卫星城”最早出现在英国。19世纪末英国社会活动家E·霍华德提出“田园城市”理念，即为分散中心城市的人口和工业，在大城市郊区或其附近地区新建或扩建相对独立的城镇。因为这样的新城从高空看去像是围绕中心而转的卫星，因而得名。英国不仅是“卫星城”理念的创造国，也是第一个在这方面“敢吃螃蟹”的国家。1903年，英国开始在伦敦以北56公里的郊区建设世界上首个卫星城“莱奇沃斯”。但早期的卫星城只是附属于伦敦的较为独立的“旅馆区”，是暂时出城休息的选择，而不能长期生活。据英国《经济学家》报道，上世纪40年代，英国成立城乡规划部，制定了“大伦敦”规划。
　　如今，英国的卫星城市已有了质的变化。《环球时报》驻英国记者曾多次为采访环保题材来到位于伦敦西北的卫星城瓦特福德。那里人口不足5万，配有学校、医院、火车站等公共设施。从当地前往伦敦有昼夜不停的火车快线，只需要20分钟就能到达目的地。该卫星城建设初期就规划好为民居安装太阳能电板，减少人们对传统能源的依赖。
　　很多国家首都周边都建有卫星城，但就首都的功能来说，并不完全一样。比如，法国巴黎是除了首都之外还肩负其他诸多综合功能的国际大都市，而美国华盛顿则是专门具备政治功能、相对纯粹的首都。法国人习惯将“卫星城”称为“新城”。在巴黎市区东西两侧及离市中心较近的塞纳河谷地等地建有5座新城。巴黎的公交系统极其发达，以地铁网络为例，14条地铁线在巴黎市里每两个地铁站之间不超过500米，不少地方是100米左右。遍布市区的地铁还逐渐在向郊区延伸，如8号线最近又往南延长了一站，12号线也在修往北的延长线。现在巴黎人上下班，大部分人选择公交。在巴黎，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的人对生活在卫星城、到市区工作普遍感到适应。而在美国华盛顿特区，住在卫星城的人的满意度要低于巴黎人，尤其是靠公交出行的民众对公交的不发达很有意见，他们认为那个城市“更多的是为政客们修建的”。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美国、日本将居民住宅迁到郊区、兴建卫星城的一个高潮期；随后又用一段时间把那里建成具备居住、购物、娱乐等城市功能的新城镇。一开始，日本东京在其周边25到60公里范围内建设了7座新城，但由于功能不太健全，配套不够，被日本人称为“卧城”，直到80年代，随着新城的“独立性”增加，这种现象才有所改观。
　　印俄卫星城还要再扩大
　　有人以为印度是“最不愿意城市化的国家”，但在印度生活过的人会说：“要看传统的印度，去德里；要看现代的印度，去卫星城。”新德里、孟买等印度大都市的卫星城基本都有宽阔的公路，大型的商场，甚至人们的服饰都体现出现代化和国际化的气息，为此吸引了不少印度年轻人。印度首都新德里有4个主要卫星城市：属于哈里亚纳邦的古尔冈和法里达巴德，属于北方邦的诺伊达和加济阿巴德。古尔冈位于新德里以南30公里，1962年被规划为卫星城，20世纪80年代随着大量外企进驻，逐渐发展成印度最大外包中心之一，现在有不少中资企业也在那里落脚。《环球时报》记者近日走访古尔冈时发现，由于大量的载重卡车造成拥堵，让除了地铁以外到新德里的公共交通很不方便。古尔冈在有关“下班后生活指数排名”中仅居印度城市第11位，但《今日商业》杂志2009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古尔冈仍被认为是在印度工作和生活最好的城市。
　　或许是尝到了建卫星城的好处，据印度《商业标准报》4月报道，印度原定围绕7大城市建卫星城的计划应在2010年动工，但由于政府想扩大建设规模，计划延迟到印度第12个五年发展规划期间(2013年-2018年)完工。印度延迟卫星城的建设，也与国家整体基础设施建设跟不上有关。在印度的一些卫星城，供水供电跟不上，各单位需要自备应急用的发电机和储水罐。
　　“俄罗斯之声”最近谈莫斯科卫星城建设时提到，卫星城的作用和地理分布更多的取决于主城市是单中心城市还是多中心城市，也取决于人口数量，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经济布局。为了缓解莫斯科的人口压力、降低莫斯科市内的房地产价格、减轻市内交通堵塞等问题，俄政府最近两年在建设卫星城方面想了新的招数，即把一些行政机构搬到卫星城去。今年6月17日，俄总统梅德韦杰夫建议成立首都联邦区，将莫斯科的面积扩展2.35倍，并将一些部、委等行政单位迁到新划给莫斯科的郊外地块上。据估算，在莫斯科郊外建设公务单位卫星城预计要花费3000亿卢布（100卢布约合3.3美元），大约有4万名联邦官员及20万名家属将告别莫斯科市中心。
    卫星城会加大贫富悬殊吗
　　“英国在人口只有4000多万时就考虑到卫星城建设，现在看来这的确是明智之举。”伦敦智库公共政策研究所人口和移民问题学者苏拉·穆雷这样对《环球时报》记者说。穆雷认为，卫星城市建设是给伦敦政府在处理地区经济失衡问题上，提供的一个缓冲地带，“迁出五六万人来营造一个高质量的小城还是可以做到的，而且可以多座城市同步建设”。穆雷把英国星罗棋布的卫星城比成跳棋棋盘，认为只要规划得当就可以把国家的主要城市连接在一起，帮助政府解决地区经济失衡问题。为了达到“既能生活又能工作，内部平衡和独立自足”的目标，伦敦卫星城千方百计引进工业，并注意避免工业部门单一化，为新城居民提供相当数量的工作岗位。
　　卫星城缓解了一些大城市的人口压力，但不管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留下了贫富悬殊区域化的问题。伦敦瓦特福德出名不只是因为“环保城”，由于有大量中产阶级家庭迁居到这里，当地的人文氛围也越来越浓，多所中小学名校甚至有“剑桥大学预科班”的美名。
　　巴黎中心区在历史上由于等级缘故形成了相当明显的“穷人区”和“富人区”，如16区、8区和5区都是富人区，而18区、19区、20区是穷人区。在巴黎新城建成之后多年的今天，《环球时报》记者发现，在出现过骚乱的位于巴黎北边的圣丹尼，那里的房屋都比较简陋，也极少能看到白人，而在西边的凡尔赛，是成片的豪华别墅区。因此，有反对建设卫星城的人担心，卫星城无非是将原本在不同市区之间的贫富区分进一步扩大到不同的新城或卫星城之间。
　　英国学者穆雷也用今年8月发生骚乱的伦敦北郊小城托特纳姆举例说，这座被认为是“半独立型”的卫星城就是伦敦在建设卫星城过程中的一处败笔。当地不足5万的人口中，大量是来自加勒比等地的外籍无业游民。而政府也因为财政因素始终不愿投入改建，让这个坐火车进伦敦城只需10分钟的小城一直死气沉沉，无法吸引伦敦人往当地搬迁。
　　墨西哥城周边约有30个卫星城，分流了该市1500万人口。据《环球时报》驻墨西哥记者介绍，修建卫星城是拉美国家的一个特色，但墨西哥城、巴西的里约热内卢等大城市还是摆脱不了“堵城”的形象。在墨西哥城周边有连成一片的卫星城，在这些卫星城中又夹杂着很多贫民窟，治安有时也没有保障，特别是到了晚上就比较危险。主要办事机构都在市区，好的大学还是建在好的区域。墨西哥城这些年也在搞类似北京的“快速公交”线，但效果只是稍微方便一点，谈不上畅通。
　　好的卫星城要“自主和自立”
　　北京等地中国卫星城的建设也是国外关注的话题。路透社10月24日一篇题为“卫星城难减中国大城市人口压力”的文章报道说，通州已从一个小城镇成为北京规划的卫星城之一14年了，但那里缺少好学校、医院和娱乐设施，居住在“卫星城”里的一些人对此表示抱怨，比如，无法在卫星城内开展真正的事业，“10个人中就有8个仍要跑到城内上班”。文章说，北京是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城市之一，过去10年间人口膨胀了1000万左右，“通州和首都其他的卫星城远没有成为解决北京人口激增等问题的灵丹妙药，反而为规划者们制造了新的难题”。而北京的现实也“折射了世界的一个趋势”，人口压力难以被卫星城化解的难题尤其发生在发展中国家。
　　对中国建设卫星城的计划，英国学者苏拉·穆雷认为，中国是个人口庞大而且在管理上有难度的国家，因此各级政府在基础交通建设上要有远见卓识，为潜在的卫星城定下它们的社会功用。但最应当意识到的是，建设一座新城的概念是要吸引城里的人，看到城外的优势，主动迁出去；而不是强制性地进行人员分流。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大城市研究室”主任杰弗里·约翰逊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其所领导的研究室已花了相当多的时间，主要对上海周边卫星城的快速变化加以研究。例如，与当地政府及土地开发商一起研究从工业用地到住宅用地转型的问题。杰弗里认为，一些大城市的中国人已改变“宁要市区一张床，不要郊区一栋房”的观念，提到北京周边“卫星城”存在的一些问题，他建议说：“卫星城要取得成功，就要提供在北京的所有基本生活便利，包括孩子上学的好学校、先进的卫生保健、文化设施、为数众多的公园以及娱乐区域，还有至关重要的是经济机会。”
　　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去年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到2025年，全球将有29座大城市人口超过1000万。人口向大城市流动势必加剧各地公共服务、教育、医疗保健和居住条件不均等。杰弗里·约翰逊告诉记者，卫星城是解决大都市人口压力过大的方案之一，但卫星城的发展需要能够“自立和自主”，并通过发达的基础设施，融入到其他城市的网络之中。杰弗里说，如若不然，就有成为只是郊区“卧城”的风险。如果去工作地点、公共场所、学校以及卫生保健场所都需要长时间的换乘，那么势必增加对汽车的依赖性，而这种生活方式又与环保相悖。

douniwan

刘鹤：从最宏观的意义上说，中国只有两类城市。一类是有能力创造净需求的城市，一类是增加净供给的城市。对前者来说，新增净需求意味着国内市场扩大和就业持续增加，新增就业者成为边际消费倾向较高的消费者后，供求相互促进的城市规模效应就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源。它不但可以实现城市经济的自我循环，而且可以不断吸收新的转移劳动人口，进而加快现代经济结构的形成。“十二五”时期中国城市化的一个重要政策导向，就是要更多培育有能力创造最终净需求从而接纳农业转移劳动人口的城市。从这个意义上说，国际化的大都市是最好的城市化模式选择。但受地理因素、基础设施条件、公共服务条件、经济全球化融入程度不同、就业机会多变和文化历史等多种因素影响，目前中国极少数特大城市急速扩张，人口和交通承载能力已接近极限。而大中型城市成长相对缓慢，就业机会相对有限，生活吸引力不足；小城镇则数量众多，但多是生产供给型产业群。用合理的方式在这三类城市之间进行合理分工，使更多的城市具备规模经济效益，使之成为吸纳农业转移人口的主体，是中国城市化模式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法国梧桐

汪道涵，1980年后任上海市委书记、副市长、代市长、市长。1985年后任上海市政府顾问、国务院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主任。
老爺叔，曾短暂担任过汪道涵的秘书，时间是1982年至1984年。
douniwan 发表于 2012-5-30 23:28

秘书呀，呵呵


方法则时光后的

jian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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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达国家的城市都在搞卫星城，为什么我们反而要搞大城市。
    既然交通发达了，中小城市加卫星镇，和大城市有什么区别？
ys1937 发表于 2012-5-30 16:12

在现在条件下，没有足够大的城市，就没有足够细的分工。交通虽然发达，但仍然是非常之高的。面对面的交流仍然是人们最喜欢的交流方式。如果有一种技术可以改变人们的这种交流方式，我想大城市才会变得不是必须。

douniwan

刘鹤：特大城市转移人口“落不下”和中小城市“没人去”的情况表明，需要选择一个符合实际并行之有效的合理城市化模式增加大城市的数量和就业吸纳力。在一系列复杂的变量中，农村富余劳动力在就业机会和收入剩余之间的均衡，是决定中国城市化模式的基础变量。说得更简单一点，这个均衡点就是农村转移人口个人资产负债表的平衡。平衡表的左边是在城市工作的收入预期，右边是住房、教育和其他支出构成的生活成本，再加上储蓄节余和自我尊严的满足感等社会心理指标。这个平衡表的右项节余如果稳定地高于务农收入，就会有人口从农村流入符合条件的城市，在那里获得就业和发展机会，他们将改变“候鸟式”的生活方式，由农民变为市民，融入现代文明体系，为城市发展提供新动力，从而起到城市化对扩大内需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应起的重要作用。基于这样的分析，《建议》提出发展城市群的政策导向和建设网络化城市的发展模式。“网络城市”是通过轻轨、地铁、其他公共交通和通讯系统，把不同区域内的大城市和中小城镇整合起来，在合理的运输半径内实现大中小城市的“同城化”，以此实现特大城市的规模效益。在这个模式下，大城市将更多提供市场和就业机会，而周边处于合理运输半径并被纳入城市网络的中小城镇侧重提高产业专业化分工职能，并为农村转移人口提供住房和教育、医疗等公共产品。《建议》希望通过这样的模式安排，实现城市在不同区域的合理分布，有引导地推动中国城市化进程，使农村富余劳动力转变为有就业、有住所、有社会福利和有文明素质的市民。20多年来，越来越多的农业转移人口到大城市就业，虽然建筑业、服务业的底层岗位是其职业生涯的起点，但在这批人中间，管理层和工程技术层面的人数明显增加，他们努力奋斗的动力比原有市民更强烈，机会捕捉能力更适应市场变化。因此，越来越多的农业转移人口具备逐步成为中等收入者的条件，这是令人兴奋的大事。在选择合理城市化模式的同时，在农民工市民化要解决的诸多问题之中，最核心的问题是住房问题，这次规划明确提出了通过建设公租房解决住房问题的思路。

ys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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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在苏南是否可以说是“城市群”了吗？
    其实，这一群体与其说是上海、苏州的“卫星城”，还不如说是相互独立，又相互有联系的城市群吧？

doun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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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在苏南是否可以说是“城市群”了吗？
    其实，这一群体与其说是上海、苏州的“卫星城”，还不如说是相互独立，又相互有联系的城市群吧？
ys1937 发表于 2012-6-5 08:44

蘇南城市群將步入“同城時代”
禾一

    歲末年初，蘇南各城市地鐵密集開工和試運行：去年底，蘇州輕軌二號線開工建設，南京地鐵二號線“熱滑”成功；元月中旬，南京地鐵三號線將開工建設——。目前，蘇南“排隊”上城軌項目的，不僅有特大城市南京，也有大中城市蘇錫常，甚至連昆山、江陰這樣的中小城市，也在搶搭“地鐵時速”。
　　南京目前已規劃了十幾條地鐵線，整個城市被地鐵規劃成了“網格狀”。今年5月份，地鐵二號線、二號線東延線、一號線南延線三條地鐵將全部竣工通車，加上地鐵一號線，城市地鐵總長將達80公裡。近期，地鐵三號線、一號線西延開工建設，四號線也將於今年5月開工。這樣，到2010年，南京將通車和建設共計5條地鐵線。
　　蘇州地鐵二號線開工后，蘇州古城將形成“十字”交叉城軌網。目前該市已規劃了4條地鐵線。無錫地鐵一號線已經開工。而常州正積極籌備地鐵建設，方案已報國家審批，可望於今年底開工。江陰、昆山雖是縣級市，但依靠毗鄰大城市的便利，也醞釀開建城軌線。上海開工建設的地鐵11號線將延至昆山花橋國際商務區，江陰正規劃連接無錫的地鐵延長線。
　　據了解，南京地鐵線將全部連接南京站和鐵路南站，蘇州二號線、無錫一號線也將連接高鐵站。而今年滬寧城鐵和數年后京滬高鐵通車后，寧蘇錫常將步入一小時“通勤圈”。這樣，從蘇南任一城市坐地鐵到高鐵站，再乘坐高鐵、城鐵到另一城市，也就兩小時左右。若是從鎮江寶華地區乘坐城鐵到南京，才半小時左右。
　　地鐵和輕軌“通暢”了城市內部交通，高鐵和城鐵則使城際交通便捷化。“城軌＋城際”交通構成的高速輪軌，將使蘇南城市群沖破行政區劃，步入軌道交通帶來的“同城時代”。

douniwan

城市竞争力差异分析与城市群整体竞争力提升研究——以苏南城市群为例

李梅 刘圣兰


    [摘要]城市（群）竞争力的强弱日益成为衡量一个城市（群）是否具有经济实力和经济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本文通过对苏南城市群内部城市竞争力差异进行分析，针对每个城市提出提高竞争力的对策建议，最后提出提升苏南城市群整体竞争力的对策建议，即通过城市竞争力的提高，从而使整个苏南城市群的集聚力和辐射力增强，从而带动整个苏南城市群竞争力的提升。
　　[关键词]苏南城市群 城市竞争力 城市群竞争力

　　
　　1、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内国际市场竞争加剧，竞争力问题已成为经济研究者的热门话题，也逐步得到了我国各级政府部门的关注。城市（群）竞争力的强弱日益成为衡量一个城市（群）是否具有经济实力、是否具有经济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科学地评价城市（群）竞争力，准确把握某一城市（群）的竞争优势、竞争地位和竞争状态等，不仅是城市经济发展理论中一个亟待深入探讨的领域，更是各级政府制定合理规划和发展政策，进行必要干预和调控的基本依据。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在强调“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要继续发挥对内地经济发展的带动和辐射作用”时，还特别强调要“加强区内城市的分工协作和优势互补，增强城市群的整体竞争力”。
　　目前国内在研究竞争力方面，偏重于对单个城市竞争力的研究，而从区域角度进行的对整体竞争力的研究，或者从区域差异角度进行的竞争力研究则较少。因此，本文从苏南城市群内部城市竞争力差异的角度出发，对如何提升苏南城市群整体竞争力进行研究。本文的研究内容包括四部分：第一部分提出问题，第二部分构造城市群内部城市竞争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第三部分分析苏南城市群内部城市竞争力差异，第四部分提出增强苏南城市群竞争力的对策措施。
　　2、城市群内部城市竞争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造
　　依据竞争力内涵及系统构成，按照系统性、层次性、可行性、可比性和指标量化性等原则，建立由三大模块（核心竞争力、基础竞争力、环境竞争力）、七大要素（经济实力竞争力、产业竞争力、对外开放竞争力、人力资本竞争力、基础设施竞争力、区域管理竞争力、生态环境竞争力）、23个项目、63个指标构成的，涵盖了竞争实力、竞争潜力和竞争环境等三大系统结构的苏南城市群内部城市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详见图1。
　　3 苏南城市群内部城市竞争力差异分析
　　3.1 数据处理和分析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2005江苏统计年鉴》和《2005江苏城市建设统计年报》。采用SPSS11.5软件包技术对这些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按照特征根大于1的原则，共提取了7个主成分，它们一起解释了总方差的93.117（累计贡献率）。我们计算出了苏南城市群各城市综合竞争力得分（见表1）和各城市单项竞争力得分（见表3）。
　　3.2 苏南城市群内部城市竞争力评价
　　为了城市间得分具有可比性，本文把这十二个城市按地级市和县级市分为两个等级进行比较，第一等级由苏州、无锡和常州三个城市组成，第二等级由剩下的九个县级市组成。
　　3.2.1 城市综合竞争力。由表1可以看出，苏南12个城市综合竞争力排序，在第一等级城市中得分由高到低的是苏州、无锡和常州；在第二等级城市中得分由高到低分别是昆山、江阴、张家港、常熟、吴江、太仓、金坛、宜兴和溧阳。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二等级城市中昆山的得分超过了第一等级城市中的常州，这说明昆山这个县级市凭借近年来制造工业的发展繁荣以及由此带来的其他经济附加效应，使昆山的综合竞争力超过了常州。
　　表1 各城市综合竞争力得分排名表
　　3.2.2 城市单项竞争力。城市之间竞争力差异明显，尤其是无锡、江阴、宜兴、常州、溧阳、金坛和苏州这六个城市之间的竞争力差异非常显著，它们之间的曲线斜率变化明显，曲线走势陡峭，并且斜率有正有负；相比之下，常熟、张家港、昆山、吴江、太仓这几个城市之间的竞争力差异相对缓和，它们之间的曲线斜率变化相对平缓，但依然可以清晰地看出各个城市之间竞争力的差异状况。
　　（1）核心竞争力。由表2可知苏南12个城市核心竞争力排序，在第一等级城市中得分最高的是苏州，其次是无锡和常州，在第二等级城市中得分由高到低的是昆山、江阴、张家港、常熟、吴江、太仓、宜兴、金坛和溧阳。和综合竞争力一样，在核心竞争力方面，昆山的得分也超过了常州。理由同上。其中，在经济实力竞争力方面，在第一等级城市中得分最高的是苏州，其次是无锡和常州，在第二等级城市中得分由高到低的是昆山、常熟、江阴、张家港、太仓、吴江、宜兴、金坛和溧阳。需要指出的是，在这项指标上，昆山、常熟和江阴的得分均比常州的得分高，这说明这三个县级市凭借自身毗邻上海的优势，经过近几年的招商引资，形成了自己的经济优势，比如昆山制造业发达、江阴有二十几家上市企业等。在产业竞争力方面，在第一等级城市中得分最高的是苏州，其次是无锡和常州，在第二等级城市中得分由高到低的是张家港、江阴、昆山、常熟、吴江、宜兴、太仓、溧阳和金坛。在对外开放竞争力方面，在第一等级城市中得分最高的是苏州，其次是无锡和常州，在第二等级城市中得分由高到低的是昆山、吴江、江阴、张家港、常熟、太仓、宜兴、金坛和溧阳。值得注意的是，在对外开放方面，昆山、吴江、江阴、张家港的得分均高过常州，并且昆山还超过了无锡的得分，这说明这几个县级市的外向型经济十分发达，对外依存度较高，开放程度较高。
　　（2）基础竞争力。由表2可知苏南12个城市基础竞争力排序，在第一等级城市中得分最高的是苏州，其次是无锡和常州，在第二等级城市中得分由高到低的是昆山、江阴、常熟、张家港、吴江、宜兴、太仓、溧阳和金坛。在基础竞争力方面，常州比昆山得分高，因为常州作为一个地级市，辐射影响力较县级市大，在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比县级市更为先进，人才也更为集中。其中，在人力资本竞争力方面，在第一等级城市中得分最高的是无锡，其次是常州和苏州，在第二等级城市中得分由高到低的是江阴、昆山、张家港、常熟、溧阳、吴江、金坛、宜兴和太仓。在基础设施竞争力方面，在第一等级城市中得分最高的是苏州，其次是无锡和常州，在第二等级城市中得分由高到低的是昆山、江阴、常熟、太仓、吴江、张家港、宜兴、溧阳和金坛。
　　（3）环境竞争力。由表2可知苏南12个城市环境竞争力排序，在第一等级城市中得分最高的是苏州，其次是无锡和常州，在第二等级城市中得分由高到低的是昆山、江阴、张家港、吴江、常熟、太仓、溧阳、宜兴和金坛。其中，在区域管理竞争力方面，在第一等级城市中得分最高的是苏州，其次是无锡和常州，在第二等级城市中得分由高到低的是昆山、江阴、张家港、吴江、常熟、太仓、宜兴、溧阳和金坛。在生态环境竞争力方面，在第一等级城市中得分最高的是苏州，其次是无锡和常州，在第二等级城市中得分由高到低的是江阴、吴江、张家港、昆山、太仓、溧阳、金坛、常熟和宜兴。
　　表3 各城市单项竞争力得分
　　4 提升苏南城市群竞争力的对策措施
　　要提升苏南城市群整体竞争力，基于前面对苏南城市群内部城市竞争力差异的分析，所采取的措施应当为：在核心竞争力方面，第一等级城市里的苏州要继续加强经济实力竞争力、加强产业竞争力和对外开放竞争力。无锡应从人民生活来提高经济实力竞争力，从对外规模、对外依存度方面来提高对外开放竞争力。常州应从经济发展程度、人民生活来提高经济实力竞争力，从外贸规模、对外依存度、利用外资程度方面来提高对外开放竞争力。第二等级城市里的昆山应从产业结构、城镇化水平、企业规模来提高产业竞争力。江阴应从固定资产投资、金融资产来提高经济实力竞争力，从城镇化水平、企业规模来提高产业竞争力，从外贸规模、对外依存度来提高对外开放竞争力。张家港应从利用外资程度来提高对外开放竞争力。吴江应从经济发展程度、固定资产投资、金融资产和人民生活来提高经济实力竞争力。太仓应从经济发展程度来提高经济实力竞争力，从产业结构、城镇化水平和企业规模来提高产业竞争力，从利用外资程度方面来提高对外开放竞争力。金坛应从经济发展程度、固定资产投资、金融资产和人民生活来提高经济实力竞争力，从产业结构、城镇化水平和企业规模来提高产业竞争力，从外贸规模、对外依存度以及利用外资程度来提高对外开放竞争力。溧阳应从企业规模方面来提高产业竞争力，从利用外资程度方面来提高对外开放竞争力。
    在基础竞争力方面，第一等级城市里的苏州应从就业结构、人口素质与教育发展以及科学技术方面来提高人力资本竞争力。无锡应从人口素质与教育发展方面来提高人力资本竞争力，从能源设施及交通条件方面来提高基础设施竞争力。常州应从通讯设施和交通条件方面来提高基础设施竞争力。第二等级城市里的江阴应从科学技术方面来提高人力资本竞争力，从能源设施、交通条件方面来提高基础设施竞争力。张家港应从人口素质与教育发展方面来提高人力资本竞争力，从通讯设施方面来提高基础设施竞争力。吴江应从人口、人口素质与教育发展以及科学技术方面来提高人力资本竞争力，从能源设施方面来提高基础设施竞争力。太仓应从人口、就业结构、人口素质与教育发展以及科学技术方面来提高人力资本竞争力。金坛应从科学技术方面来提高人力资本竞争力，从能源设施、通讯设施、交通条件方面来提高基础设施竞争力。宜兴应从就业结构方面来提高人力资本竞争力。溧阳应从人口、就业结构、人口素质与教育发展以及科学技术方面来提高人力资本竞争力，从能源设施、交通条件方面来提高基础设施竞争力。
　　在环境竞争力方面，第一等级城市里的苏州要继续加强区域管理竞争力和生态环境竞争力。无锡应从社会保障、经济调控方面来提高区域管理竞争力，从环境保护方面来提高生态环境竞争力。常州应继续加强区域管理和生态环境竞争力。第二等级城市里的昆山应从环境保护和环境治理方面来提高生态环境竞争力。江阴应从社会保障和市场化程度方面来提高区域管理竞争力，从环境治理方面来提高生态环境竞争力。张家港应从社会保障及市场化程度方面来提高区域管理竞争力，从环境保护方面来提高生态环境竞争力。常熟应从经济调控及市场化程度方面来提高区域管理竞争力，从环境保护方面来提高生态环境竞争力。太仓应从环境保护方面来提高生态环境竞争力。金坛应从社会保障、政府效率和经济调控方面来提高区域管理竞争力，从环境治理方面来提高生态环境竞争力。宜兴应从经济调控、市场化程度方面来提高区域管理竞争力，从环境治理方面来提高生态环境竞争力。溧阳应从社会保障、市场化程度方面来提高区域管理竞争力，从环境保护和环境治理方面来提高生态环境竞争力。
　　通过弥补城市竞争力存在的不足方面，同时继续加强各个城市原有的竞争优势，以此来增强城市的集聚力和辐射力，从而增强整个苏南城市群的集聚力和辐射力，由此带动整个苏南城市群竞争力的提升。

　　
　　参考文献:
　　[1]姚士谋，朱英明等.中国城市群[M].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9.
　　[2]倪鹏飞.中国城市竞争力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
　　[3]黎一畅等.江苏省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空间差异的主成分研究.湖南工程学院学报，2006，（6）.
　　[4]王阿妮等.江苏省地级城市竞争力综合评价研究.安徽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5，（3）.
　　[5]徐康宁.论城市竞争与城市竞争力.南京社会科学，2002.
　　[6]罗守贵等.城市竞争力的实质及其提升战略.开放导报，2003.
　　[7]新疆地区竞争力研究.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
　　[8]朱英明，张雷.城市竞争力的区域分异研究.技术经济.
　　基金项目：本文为马鞍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级课题（项目编号：2009xjkyxm13）《马鞍山城市竞争力提升研究—基于长三角比较角度》的阶段性成果。

douniwan

新望：发展大都市、都市圈、城市群应当是这一地区未来城市化的新的战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