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新帝国主义——资本的帝国

李苗

新帝国主义——资本的帝国(2011-09-07 18:50:06)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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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布洛代尔的将金融扩张看作资本主义重大发展的结束阶段的观念为基础，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分成更多的分析单位，这就是杰奥瓦尼?阿瑞基（Giovanni Arrighi）所说的体系积累周期（systemic cycles of accumulation）。在体系积累周期中，我们很容易发现资本流动与国家权力之间的矛盾融合关系——前者遵循着“资本力量的逻辑”，这种“资本积累在时空中的分子化过程”的重要内容就在于“经济权力在连续空间中的流动，也即通过日常的生产、贸易、商业、资本流动、资金转移、劳动力迁移、技术转让、货币投机、信息流通和文化冲击等，流入和流出不同的领土实体（比如国家或地区性权力集团）的方式”。（《新帝国主义》）其趋向是不断地从各种领土实体（各个国家或地区性政治权力集团和区域）中流出，或说超越于原有的领土实体而进入其他领土实体。后者遵循着“领土力量的逻辑”，其趋向为在对一定领土的占有上，实现对领土和各种资源的控制，比如动员其人力和自然资源来实现政治、经济和军事目标。两者的辩证关系和矛盾融合则构成了戴维?哈维所说的“资本-帝国主义”格局。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经济被市场竞争控制而不再是直接由政治力量控制。“资本主义的‘纯经济’剥削模式，即生活的日益商品化，由市场的非人格化‘规则’所决定的社会关系规范，创造了一种正式从政治领域分离出来的政治”。（《资本的帝国》）资本主义制度将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进行了分离，这意味着“资本的经济力量能够远远地超越现存的、可以想像的政治与军事力量”。（《资本的帝国》）比如跨国资本就似乎逃脱了民族国家的管辖范围，资本的力量似乎也更加分散（戴维哈维的“资本积累在时空中的分子化过程”也反映出这个特点），而这正是新的“资本-帝国主义”与以往旧式的奴隶制、封建制或者殖民统治的帝国相异的地方——找出并挑战资本帝国的经济力量中心显然更为困难，因为资本力量的分散，使得这个中心似乎无处不在，却又处处不在。但同时资本逻辑与领土逻辑又不可分离：这两种逻辑“还通过复杂的有时甚至是矛盾的方式相互纠缠在一起。”（《新帝国主义》）一方面，“资本的经济力量没有超经济力量的支持无法存在。而超经济力量，今天与过去一样，主要来自于国家”。（《资本的帝国》导言）“即使是发展到最成熟的时期，资本帝国主义仍然需要超经济力量的支持。超经济力量对维护经济强制显然是至关重要的”。（《资本的帝国》）这就说明了，资本主义发展必须认同于国家，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得到自身的发展，继而实现对国家力量的超越。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资本的力量已经逃脱了国家的控制，并且领土意义上的国家会变得越来越不重要。相反，“国家之于资本，特别是之于全球化形式的资本更为至关重要。”（《资本的帝国》）因此，埃伦?M?伍德认为：“不存在任何一种全球政权能够像民族国家之于民族资本那样，来确保它所需要的秩序。”（《资本的帝国》）这也印证了布洛代尔的观点：“资本主义只有与国家——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认同的时候，它才能节节胜利。”（《漫长的20世纪》绪论）

资本主义只有认同于国家，并且只有在国家政治权力的庇护下，才能得到巩固与不断发展，原因在于：1、在国家权力与资本力量结合下，国家政治权力可以通过法律、军事力量等使资本运作的保护成本“外部化”，同时也减少了资本运作的外部保护成本。2、国家权力与资本力量的融合造成资本主义权力的集中，为开辟新的资本空间创造了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各个国家不得不为流动资本而展开竞争，而流动资本则向这些国家强行规定了帮助其获取权力的条件”。（《漫长的20世纪》绪论）但是，“只有国家才是政治实体，才是政治有机体；只有国家才能最好地架构制度安排，操纵资本积累的分子化力量，从而保持这一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益而言最有利的非对称交换按其设定的模式运转”。（《新帝国主义》）同时，“国家在资本的最初或原始积累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它不但利用手中的权力迫使人们接受资本主义制度安排，而且将其获取的资产私有化，并使之成为资本积累最初的基础”。（《新帝国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仅市场制度和契约法则（包括劳动力方面）能够得到法律上的保证，而且监管框架能够遏制冲突和调节不同资本集团（商人、金融家、制造业主、农民等）之间的利益诉求。另外，国家还会建立保证货币供应安全、促进对外贸易和插手外部事务的政策，以维护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顺利进行。

另一方面，超经济力量遵循着领土力量逻辑，但“它不是通过直接干预资本家与劳动力、帝国与属国的关系起作用的，而是更为间接地通过维护经济强制制度、财产（和无产）制度以及市场运作而发挥作用的”。（《新帝国主义》导言）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强制不仅是通过政治的强势力量直接地、人为地实施，同时也通过资本主义市场流通的强制手段间接地、非人为地实现的，其结果就是，经济力量和经济霸权可以随着资本扩张扩展到远远超越直接政治控制的界限。这样看来，似乎在资本的自我扩张过程中，就自然而然地实现了“全球化”的世界经济。而全球资本流动经由劳动力通道、资源通道和市场通道，也似乎会在世界范围内实现自由贸易和一个公正公平的“市场”，这正是如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冯?哈耶克（Von Hayek）等美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所设想、认同并且不断试图进行阐述和证明的。如果现实确实如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所设想的那样：“资本按照自由市场经济的规律自由流通而不受任何外在力量的干涉”，那么他们所设想的平等、自由的世界市场才能实现。但事实上，这种设想中的完美的“经济全球化”，一方面推动世界的“一体化”，同时更是在“阻止”这种一体化，因为“全球资本从不平衡的发展中获益”。（《资本的帝国》）

资本的帝国主义，正是通过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与政治的明显分离而造成的比非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更明确地定义和更加完整的领土主权来阻止世界的真正“一体化”，并在这种经济上的不平等交换/非对称交换和地域之间的不平衡发展/不均衡地理发展中获利的（而这种不均衡地理发展的帝国主义政治所不断造成的，是国家、超国家力量与资本积累动力之间的紊乱形态）；同时，也因为资本主义是由包括竞争原则、利润最大化原则即资本积累法则在内的系统的资本主义法则所推动的，这些法则在要求资本进行不断的自我扩张的过程中也必然要求把“交换价值”和“利润”的意义置于所有其它意义之上，所以资本的自由流动始终是在有限的层面上进行的。因此自由主义经济学所设想的完美的自由、平等的世界市场体制从未出现过，而且只要是在资本主义（而如今已经进入资本帝国主义）条件下，这种设想就不可能实现。

戴维?哈维甚至将自由主义经济学设想和实施的经济行为看作新帝国主义行为和策略的一个部分——资本霸权国家在倡导“自由贸易”的名义下，实现的对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掠夺和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整体利益的维护。他将持续发挥作用和影响力的“资本积累过程中的掠夺行为”表达为“剥夺性积累”这个新概念，并以此取代了“原始积累”和“最初积累”这些术语。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所施行的便是这种持续不断的剥夺性的积累。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使得资本在“自由”的名义下实现了理论和现实的霸权，推进着以第一世界为利益中心的新一轮剥夺性积累。第一世界国家“官方声称，资本无拘束的空间流动最终是有益于全球经济扩大再生产的，其中包括最脆弱的部分。但是官方说法的背后隐藏着负和博弈更具破坏力的现实，这妨碍而非促进了新空间配置的出现”。（《亚当斯密在北京》）“负和博弈”指的是参与博弈的双方冲突和斗争的结果是双方的收益和损失总和为负数，结果就是双方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失。从短期的现实来看，优势的一方似乎损失更小，劣势的一方似乎损失更大，但从长期的总体损失比例来看，优势的一方则可能是损失更大的一方。第三世界国家因为经济能力的弱势地位而遭受到了第一世界国家以“自由贸易”为名义施行的实际上既不平等也不公正的方式的掠夺；但同时，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所主张的放松监管、市场的自由放任、资本和金融的自由化、全球一体化等理论却导致了不断发生的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正如卢森堡曾明确承认的那样：“马克思辩证法的伟大之处在于它指出了市场自由化——自由主义者和新自由主义者的信条——将不会产生一个和谐的国度，其中所有人都会非常富余。相反，它将产生前所未有的社会不公平。马克思预言，这还将产生严重的和持续增长的不稳定，并最终会带来长期的过度积累危机（也就是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世界经济危机）。”（《新帝国主义》）因此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表面上是推行“最彻底的规范经济改革”，实际上是在进行剥夺性积累的“最原始、野蛮的资本主义”。从世界范围来看，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被包装成所谓“规范改革”方案，并在国际权威金融机构的鼎力支持下向各个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但这种政治经济理论不过是被美英垄断财团和右翼势力用以谋求美英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益的全球战略工具。可以说，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不是一个自然的、历史的过程，而是一场有预谋、有组织的‘政治行为’，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思想灌输和信仰强加。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即使经济与政治的明显分离造成了比非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更明确地定义和更加完整的领土主权，这些都会导致不断的“再辖域化”（地域和领土国家意义的重新确立和权力的领土逻辑实现的对资源力量的重新掌控），资本流动的“解辖域化”（对地域和领土逻辑的超越）也总是不断进行的，因为这是由资本主义的资本扩张的本性所决定的。从整体资本主义世界的角度看，资本流动是一个断续之流：遵循着权力的资本逻辑的资本从国家地域的辖域化空间中流出，接下来被遵循着领土力量逻辑的国家政治权力所辖域化，再接下来则进入了扩大的流动。马克思关于资本的一般公式（MCM’）显示了一个通过金融投资和交易实现的积累过程——物质扩张时期（资本积累的MC阶段）和金融再生和扩张时期（CM’阶段）的交替更迭。从代表着灵活性、选择自由和流动性的货币资本M，到比较固定和有指向性，因此而代表着具体化、选择的缩小和僵硬化的商品资本C，再到扩大的货币资本M’。在这其中保持着一种流动性：“在物质扩张阶段，货币资本使越来越多的商品（包括商品化的劳动力和大自然的恩赐）‘开始运转’。在金融扩张阶段，越来越多的货币资本从商品形式中‘自我解放’出来；积累通过金融交易（即马克思的简略公式MM’）不断进行。这两个时期或阶段一起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积累周期（MCM’）。”（《漫长的20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发展，尤其是进入金融扩张阶段，资本流动遵循着权力的资本逻辑，跨越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界限，在全球范围内运行。这种资本的有限流动却是实现真正的全球“一体化”的前提条件。但只有当这种解辖域化的趋向既突破外在地域的限制（这正是资本流动无时不刻实现着的），又突破内在的资本主义的权力的资本逻辑及其众多的资本主义法则（这意味着消除经济上的不平等交换/非对称交换和地域之间的不平衡发展/不均衡地理发展，并将“使用价值”和“生产”置于“交换价值”和“利润”之上）才能实现一个真正的一体化的世界——一个巨大的融合。这个融合的世界不再是简单的以某种力量集体为核心的共同体性质的世界（比如以“全球化的政府”为核心的“全球化”世界，或者以少数资本主义国家为核心的资本帝国世界），而是在未来社会中可能产生的，即马克思所设想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的新世界。

本文也是《资本的帝国》的读后感
附上一部反映新帝国主义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策略后果的纪录片：
休克主义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I4_y_7Q2VC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