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沈睿:一切都在于体制: 《权力、繁荣与贫穷的根源:国家为什么会失败?》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达荣•阿斯莫格勒(Daron Acemogle)和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詹姆斯•罗宾森(James A. Robinson) 合著的书《权力、繁荣与贫穷的根源:为什么国家会失败?》(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 Why Nations Fail)于2012年3月出版,出版后立刻成为英美知识界人人都谈论的书,被知识界公认为一本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研究宏观社会发展的重要著作。
英美各大报纸都发表了书评。《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认为这部书“最引人入胜的是作者关于美国与中国的警告。”纽约大学经济教授、“发展研究所”所长威廉•易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在《华尔街时报》发表书评,认为这本书是“一本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著作,”因为这本书给我们看发展的过去和走向提供了洞见。法朗西斯•福山撰写了长文,分析这本书的得失。加州洛杉矶大学社会发展教授,著名的《枪、细菌、和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一书的作者贾德•戴蒙德认为这本书是每一个政治家,任何关心经济发展的人的必读书。(这本书的诸多书评,见http://whynationsfail.com/reviews/)
这是一本大部头的著作,厚厚的,五百多页,与这本书提出的巨大的问题——人类社会为什么有的会繁荣与昌盛,而有的却停滞与衰落,繁荣与贫穷的根源是什么——似乎相应得彰。如此厚重的书,读起来却很好读,也很容易读,两位学者根据自己十五年的研究所撰写的政治经济发展与关系的研究著作,语言却是平常人也能读得津津有味,书中包含很多生动有趣的故事,给历史和世界的发展平添了很多细节,并不影响这本书的学术性、广度与深度,相反,却使这本书很生动,书的论点和观点更有说服力。
本书最大特点之一就是研究者们用的资料既有历史的深度,也有涵括的广度,也有非常切实的当下的意义。从历史的深度看,这本书研究的是有的国家诸如英国、美国以及西欧等国家从十五世纪以来调整他们的经济与政治制度,从而使国家走向富强与繁荣,而有的国家诸如拉丁美洲、非洲以及中国等在现代社会了里贫穷而落后的起源。从广度看,这本书讨论的国家和地区几乎囊括了全世界大大小小的国家,本书描述的是一部宏观的却又具体的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过去和未来。
本书分为十五章,第一章以美国和墨西哥边界的小城诺加利斯为起点,“如此近又如此不同”,引入作者们的论点。诺加利斯(Nogales)这个小城是一个同名姐妹城,一部分在美国境内,一部分在墨西哥境内,美国境内和墨西哥境内这个城市都叫做诺加利斯,居民的构成因历史原因大多相似,但是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却有天壤之别。北部的美国境内的诺加利斯,居民家庭生活收入三万左右,生活安定,有良好的道路、医疗和公共教育设施,而对面的同名城市,民不聊生,贫穷与暴力是家常便饭。到底是什么使这个同名同地的城市如此不同,这两位作者指出,不同的不是地理、不是文化、不是历史,而是经济和政治体制。
从第三章起,本书论述是到底什么创造了社会的繁荣与贫穷。“体制、体制、体制,”本书的第十三章以这样的题目再次强调他们的论点。贯穿本书的主要论点是一个社会的体制决定这个社会的命运。成功的、繁荣的国家和社会有良好的经济和政治体制,用这两位学者的术语来描述,这种体制是“包容性体制”(inclusive institutions),是多元性体制;而历史上那些将失败或已失败的国家,无一不是因为体制恶劣,恶劣的体制是一种攫取性体制(extractive institutions),这种攫取性以榨干多数人而为极少人服务为目的。
古往今来,历史上无数的国家和社会,作者们用种种例子说明,攫取性体制是怎样压制人的创造性、积极性,盘剥普通人,从而使这些国家越来越落后;而包容性体制是怎样鼓励人主动性,法律面前平等而保障人的私有财产权,从而保障了社会的进步、经济的繁荣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以韩国和朝鲜为例。在38线划定之前,韩国和朝鲜并没有什么区别,但几十年过去了,韩国成为世界上发达地区之一,而朝鲜却成为世界上最穷的地区之一,是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导致了如此不同的结果。“繁荣的马达是包容性的经济体制,这种体制不仅给人们从事自己愿意的、最适合他们才能的职业的自由,也给提供他们公平的场所和机会。那些有好主意的人能开始他们的企业,工人们到让他们的生产力最能发挥的地方去工作,不那么有效率的企业被更有效率的替代。”(p.77)
体制,以作者看来包括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political institution and economic institution)。包容性的经济体制的主要特点是:保障私有财产(私有制),创造公平竞争环境(个人创业积极性与法律和法制),鼓励投资和科技创新(创造性地革新和摧毁旧的生产方式),很容易创造新的企业或公司,市场竞争,公民选择职业的自由等一切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体制。包容性的政治体制的主要特点是:政治权力分布广泛同时受到限制,有相对集中的政治权力确保基本的设施的建设,人民广泛参与政治诸如民主选举制,制定并遵守宪法,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等等。作者认为,两个体制之间的关系是互为保障。仅仅有经济的包容性体制,没有政治包容性体制,经济发展没有持续性,经济的发展必定会停滞以致失败;政治包容性体制为包容性经济体制开路,并促使其进一步发展。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决定了这个国家是否能走向繁荣和富强。
本书认为穷国的穷并非因为地理环境或文化历史,也不是因为他们的领导人不懂得什么政策好,穷国的穷是因为他们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都限制人的积极性,限制经济发展的可能性。穷国采取的政治体制不是人们广泛参与的政治,而是独裁,寡头或权力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体制,是暗箱政治,是一切都为了维护现状的维稳政治,穷国的经济制度也是最大限度地攫取资源——自然资源、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为少数人服务。
本书用了一个有趣的例子来说明技术创新与攫取性体制的冲突。1583年一个叫威廉•李的年轻人从剑桥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做牧师。当时的伊丽莎白女王要求每个人都必须戴一顶编织的帽子。威廉看到母亲和姐妹们每天都在编织帽子,想到编织帽子要花很长时间,他就琢磨是否能发明机器来编织帽子。结果,“我开始忽视我在教堂和家庭里的职责,我的机器和创造一个机器想法吞噬着我的心和头脑。”经过六年的努力,1589年,他终于发明了编织机,他激动地去了伦敦,请求觐见伊丽莎白女王,想把自己的机器给女王看是多么有用,希望女王能给他专利权,防止别人偷盗他的产品。让他没想到的是伊丽莎白女王拒绝给他专利,并对他说,“你的目标很高尚,但是想想你发明的东西会对我的可怜臣民产生什么影响!你发明的机器会使他们失掉工作,让他们成为乞丐。”李搬到法国,希望法国能认可他的产品,还是不成功。回到英国后,他请伊丽莎白的继任詹姆士国王一世给他专利,还是被拒绝了,拒绝的理由是同样的。女王和国王害怕的是机器会使人们失掉传统的工作,会带来政治的不稳定,从而使自己丧失权力。编织机作为技术革新,既有带来巨大生产力的潜力,也有带来“创造性毁灭”(creative destruction)的能力。作者认为,攫取性经济体制压抑创造性毁灭,因为攫取性体制的根本特点就是“维稳”,就是要保持现有秩序,维护现有权力。
能否激发“创造性毁灭”是经济体制的好坏的主要标志之一。包容性经济体制鼓励“创造性毁灭”的各种发明。美国的经济体制有巨大的包容性,所以近百年世界上的各种技术和发明大多都是在美国出现的,作者说很难想象中国能产生比尔•盖茨。
鼓励繁荣的政治与经济体制会形成一个积极的良性循环,可以防止那些试图瓦解体制的人的努力;而导致贫穷的攫取性体制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利用恶性体制的上层统治精英会试图维护这种体制,因为这种体制有利于他们自己的利益。攫取性体制通常有更激烈的政治斗争,政治体制很不稳定,普通人对这种体制也没有信心,他们没有权利参与,也没有兴趣参与,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创造了更多的暴力。攫取性的体制创造不平等,凡是经济分配极为不平等的社会,一定是攫取性体制运作的结果。攫取性体制在世界上占大多数,攫取性体制的最大收益者是统治者,攫取性体制不那么容易被改变或推翻。比如,欧洲殖民主义者在非洲的采取的是攫取性体制,他们对非洲并没有长远打算,只想近期捞到黄金或象牙,他们压榨当地人民,迫使当地人民的生活进一步恶化。但1950-60年代的反殖民主义赢得国家独立的斗争并没有创造一个包容性体制,相反,非洲独立的领导人继承了欧洲殖民者的统治方式,他们用同样的攫取性体制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导致非洲的战乱、贫穷与动荡不定。
两位作者不相信“好领导人”之说。一个国家或社会的体制不是一个领导人决定的,不是一个好领导人就可以改变一个国家的体制的。体制的改变是草根运动,更多的人联合起来与统治精英斗争的结果,迫使统治者接受更多元的政治结构和政治竞争,比如英国的光荣革命,日本的明治维新,博茨瓦纳推翻英国的殖民统治等。经济和政治体制是不停地发展和变化的,英国和美国的例子说明这两个国家的体制是怎样逐渐演变,从攫取性体制向包容性体制转变。美国的攫取性经济和政治体制,直到1960年代的民权运动才彻底打破,英国的进步更是历史一步步斗争出来的结果。
攫取性体制也可以发展经济,比如中国最近这三十年,但是中国经济发展,要是没有政治体制的改革,不具备持续发展的能力。他们预言“中国的让人惊异的发展速度会慢慢地蒸发掉,”除非中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是从目前的角度看,看不出中国有政治体制改革的真正意向。作者们对中国的论述(第五章和第十五章)是很精确的。本书详细地讨论了中国1949年以来的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经济体制的不同带来的不同的结果。前三十年中国采取的是攫取性的经济体制,公私合营,合作化运动等等的最大收益者不是普通的人们,而是掌管国家权力的极小部分人,后三十年中国采取了部分包容性体制,中国的经济起飞,普通人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
这本书的宏观视角给读者提供了看世界历史和未来的不同角度。他们讨论的是大问题,而这样的大问题给决策的人,给关心社会和每个国家未来的人提供了不同的视角。这本书让我想到了另一本风靡了欧美知识界的书《枪、细菌和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Guns, Germs, and Steel: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1997),作者是加州洛杉矶大学教授贾德•戴蒙德。那本书讨论的是人类的文明史以及为什么有些文明幸存下来,而有些文明却已经消失了,文明的持续存在并不意味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比如中华文明,我曾经几次在我的课上让学生读这本书作为参考。而《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回答了国家怎样可以走向繁荣富强的问题,这个问题。说到底,也许就是如此简单:体制、体制、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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