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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7-6 1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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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 国民党敌后抗日根据地，你知道多少？
资料图：美国LIFE杂志拍摄的陕西宝鸡县国民党敌后抗日根据地及军队训练
作者系武汉理工大学文法学院教授
抗战时期的国民党敌后游击战，1949年以后在中国大陆长期未得到认可，直到20世纪8O年代中期才开始引起学术界的关注，迄今仍是中国抗日战争研究中一个极其薄弱的环节
国民党敌后抗日根据地论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前沿领域之一，是研究国民党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和敌后战场。有关这个领域，已经发表了一些论著，但空白点和薄弱环节还很多。其中对国民党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研究，尤其薄弱。20多年来，海峡两岸及国外，总共只发表了大约10篇专题研究论文，另有五六部抗战通史著作有所涉及；[①]迄今没有一部国民党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研究专著，连抗战时期国民党在全国到底有多少块根据地、多大面积、多少人口等基本情况都搞不清楚。和中共敌后根据地的研究已从根据地创建史、发展史，深入到分门别类研究根据地的军事、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卫生、妇女、社会等各个方面和不同层面的建设，已出版根据地通史、专史著作数十部，资料汇编数百卷的情况，完全无法相提并论。
实际上，抗战时期国民党对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的开辟与建设，有全面的规划；各战区也有具体的计划和行动；敌后根据地建立时间早，面积也不小；后来各地发展的状况不平衡，情况比较复杂。本文拟对此问题作一全面的梳理与初步的研究。
一、抗战初期的国民党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
（一）军委会1937年底选择全国根据地
笔者目前看到的第一份国民党关于建立全国抗日根据地的计划，是南京失守后，军事委员会于1937年12月中旬在武汉拟定的《第三期作战计划》[②]。该计划提出“划定各战区范围，并选定根据地”，还对各战区根据地提出了“利用地形，构筑工事，集积粮秣弹药”等基本建设要求。[③]此《计划》所选定的根据地，共计12块。其中第一战区豫南、第二战区晋西南、晋东南，第五战区鲁南、豫鄂皖等5块根据地，后来确实成为敌后根据地，但当时尚未沦陷；第三战区浙东南、皖浙赣，第四战区粤北、闽粤赣等4块根据地，抗战中后期才沦陷；而第二战区陕西安定，第八战区甘肃定西、宁夏紫湖等3块根据地，则始终没有沦陷。[④]
（二）各战区建立游击区和根据地概况
抗战防御阶段，可以贯彻上述计划，有必要和可能实际建立敌后游击区、进而建立根据地的，主要有第一、二、三、五等4个战区，下面逐一简述其开辟游击区和根据地的情况。
1、第一战区建立游击区
最早实际建立游击区的第一战区，是为满足平汉线北段沦陷后开展敌后游击战的需要而划设游击区的。
1938年1月27日，军委会对第一战区颁发作战计划，指示：“第一战区应分两个游击区”：第一游击区，“任津浦及平汉两路北段，以及运河西岸之游击”；“第二游击区，……任平汉路之游击”。第一战区在贯彻时稍有调整。[⑤]这两个游击区后来的实际情况是：平汉线东边位于冀南豫北濮阳、内黄、濬县、滑县一带的第一游击区，因县城较快失守，没有形成稳定的根据地，但一直是第一战区的游击区、国民党游击军的活动基地之一。平汉线西边，依托太行山，长期保持着晋冀豫边区以河北涉县、河南林县为中心的第二游击区，一度形成较为稳固的敌后根据地。
2、第二战区划分游击区
最早提出划分游击区计划的是第二战区。
抗战初期，阎锡山便在晋北沦陷各县，采用“游击县长”制度：命令沦陷区各县县长，在县城失守后，不得退出县境；应在县城之外的本县乡下，组训民众，协助军队作战，开展游击战，称为“游击县长”。原县长“愿当游击县长的留任，不愿者即另派人接替”。结果大多数原县长不愿留任；另行委派的游击县长，“许多是牺盟会的革命青年”。1937年9月以后，各游击县长纷纷到所委派的县份上任，“都能开展游击工作”。[⑥]太原失守后，第二战区于1937年12月下旬草拟《游击战指导方案》，决定将山西全省依“行政区之规定，分为七个游击区”。[⑦]该方案当时未及完全实施。1938年3月，第二战区根据日军已贯通同蒲铁路全线、占据山西全省交通要点的情况，调整山西全省为6个游击区。[⑧]真正得以实施、因而更为重要的是：分别以在晋中央军（主要是卫立煌第14集团军）、中共第18集团军和晋绥军为核心，组成南、东、北3路军，分别建立中条山及吕梁山、太行山、晋西北山区3个战略游击根据地。[⑨]
3、第三战区划分不同类型的根据地
第三战区于1938年1月上旬，决定设立根据地。至1月下旬，围绕战线，划分了3个游击区。[⑩]1938年4月，该战区进一步完善根据地建设规划，在形式上颇具创造性：将根据地分为战区总根据地、各集团军根据地和预备兵团根据地三个层次；而在各集团军根据地里，依据任务的不同，又分为野战兵团根据地、游击兵团根据地和江防海防根据地三种。[11]此时第三战区的根据地，多为囤积粮弹、收治伤病员的后勤补给中心；但各集团军的游击兵团根据地，均在敌后重要交通线的两侧山地。
4、第五战区和安徽省划分游击区
1937年10月中旬恢复的第五战区，负责保卫山东黄河以南和沿海地区以及津浦铁路沿线。军委会于12月20日指示该战区应建立两个根据地：一为“泰安、鲁南间山地”，另一为“豫皖边境固始、立煌、经扶间山地”。[12]1938年2月3日，李宗仁将第五战区划分为4个游击区：第一游击区，位于苏北淮阴及其以南地区；第二游击区，以鲁南山地为根据地；第三游击区，“位置于鲁西地区，向津浦、陇海之敌游击”；第四游击区位于皖北，负责截断津浦路南段。[13]徐州会战后期，李宗仁于5月下旬在安徽省沦陷区沿津浦铁路划分了6个游击区。随即又调整为5个游击区。[14]
此外，安徽省政府也于1938年3月在全省范围内划分了3条防守线和3个游击区。3个游击区均在沦陷区：长江以南为第一游击区；长江以北、淮河以南为第二游击区；淮河以北为第三游击区。[15]6月中旬安庆沦陷后，李宗仁以安徽省兼主席身份将全省进一步划分为9个游击区，各区均预设根据地。[16]
二、抗战中期的国民党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
（一）1939年军委会划分全国游击区
武汉失守后，根据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的战线态势，按照南岳会议确定开展游击战的决策，在抗战以来各战区建立游击区根据地的初步实践基础上，军事委员会决定划分和建立全国游击根据地，以利于开展大规模游击战。主要活动是1939年2月召开西安军事委员会会议和6月召开重庆最高幕僚会议第二次临时会议，研讨有关问题，做出相应部署。
1、西安会议确立根据地的选择标准
关于在敌后建立游击根据地的有关事宜，1939年2月军事委员会在西安会议上，设立由各相关部门代表组成的游击小组，专题讨论，最后通过了《西安会议游击小组讨论之结论、决定办法及承办机关表》。在“结论”第1条规定：“正规军任游击，须建立几个根据地”。在“决定办法”中规定：选择根据地的标准为“地形险要，物资丰富，当地民众须经组训”三个条件。[17]西安会议后军委会通电各战区，令按照上列标准贯彻实行。[18]5月军委会在《游击队调整办法》第33条中再次明文规定：“各游击部队因在敌后方无联络线，在地形险要、物质丰富条件下，应建立根据地，作为军事之补给的基点”。[19]很快，就有几个战区汇报遵照执行的情况。例如，第五战区以大别山为根据地，第九战区以浙鄂赣边区为根据地，鲁苏战区以鲁南山区为根据地等。[20]
2、最高幕僚会议划分全国游击区
1939年6月28日上午，军委会在重庆召开最高幕僚会议第二次临时会议暨党政高级干部联席会议。会议由参谋总长何应钦主持，重要议题之一是讨论陈诚所提《建立全国游击区方案》。[21]
政治部长兼第九战区司令长官（由薛岳代理司令长官）陈诚，提出《建立全国游击区方案》，该《方案》分为8章28条，内容丰富、全面。他建议：在现战区和预备战区（东北除外）内，划分12个游击区；每个游击区内，再“建设一至数个根据地，预行储集弹粮器材，及设备制造或修理枪炮之厂所”。[22]
第二次幕僚会议经讨论最后作出决议：对陈诚方案稍有调整，在鄂湘赣、苏浙皖、苏鲁豫、豫鄂皖、冀鲁豫、冀晋豫、冀察晋绥、冀察热边区等8块沦陷区先设立游击区，尚未沦陷的湘粤赣、闽粤赣、闽浙赣、豫鄂陕边区等4块则暂缓建立游击区。[23]决定建立游击区的8个地方，都在三省甚至四省交界地区，先后全部建立了根据地与游击区；可见此次会议对国民党敌后根据地的选择和建立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二）抗战中期各战区的根据地和游击区
上述6月28日会议之后，军令部拟订了建立全国游击区实施方案，规定游击区和根据地的具体地点由各战区视情况自行确定。[24]1939至1940年，各战区按照军委会指令和《游击队调整计划》等有关规定，选择游击区，建立根据地。概况如下：
1、第一战区
1939年1月冀察战区设立后，第一战区的辖区主要为河南。在黄河以北的沦陷区，第一战区主要建立了两块敌后根据地：一是黄河以北位于太行山东南冀晋豫边区的豫北游击区，二是新黄河以东位于鲁苏皖豫边区的豫东游击区。
2、第二战区
1938年3月风陵渡失守、同蒲铁路全线沦陷后，山西全省在战略上成为敌后。1939年2月16日，第二战区颁发该战区《抗战第二期作战计划大纲》，决定“迅速在中条山、吕梁山、太行山，及陕北建立游击根据地”。[25]
1939年以后第二战区在山西实际建立的比较稳固的敌后根据地，主要有4块：晋西阎锡山为首晋绥军建立的吕梁山根据地，晋南卫立煌为首中央军建立的中条山和太岳山根据地，以及晋东南的太行山根据地；[26]在绥远则有正规军和游击队建立的大青山抗日根据地；[27]合计5块根据地。
3、第三战区
早在1939年5月，第三战区便拟订了建立游击根据地的计划；10月，又根据最高幕僚会议的精神加以修订、完善。与第二战区的分类方法略有不同，第三战区将游击根据地分为由战区司令长官指定的“主要游击根据地”，由行政督察专员确定的“次要游击根据地”和由县长确定的县、区“小游击根据地”三个层次。
1939年以后第三战区实际建立的较大的敌后游击根据地（除福建省独立建设之外），开始只有2个，即浙西天目山地区的第一游击区和苏南苏皖边区的第二游击区；1941年浙东沦陷后，增设了位于宁波以西的四明山游击区；共计3个敌后游击根据地。这3块根据地成犄角之势，一直坚持在敌后。1942年游击队调整时，第三战区先撤销了第一、二游击区总指挥部的编制，仅保留四明山游击区；稍后又合并原第一、二游击区改设浙苏皖边区游击指挥部，旋即改称浙苏皖边区挺进军总司令部。[28]
4、第四战区
第四战区1939年3月决定在沦陷的广东沿海珠江三角洲划分五个游击区。[29]随后又两次调整计划。实际上第四战区建立的游击区和根据地，1939年为：珠江三角洲地区5个，粤东潮汕地区一个，海南岛琼崖根据地，共计7个游击区。[30]后来又增设了雷州半岛的阳春、阳江游击区和海丰、陆丰游击区，共计9个游击区。[31]
5、第五战区
武汉会战中，军委会于1938年9月指示：“第五战区以大别山、大洪山为作战根据地，以麻城、黄安为据点，以策应武汉核心之作战”。[32]具体规定：“应指定十二个师以上兵力，在大别山分区设立游击根据地”。[33]10月武汉弃守后，第五战区组建苏皖鄂边区兵团，以第21集团军总司令廖磊兼任该兵团总司令，最初指挥第5、21、26、24等4个集团军，留置大别山区和苏北，坚持敌后游击。[34]第24集团军一直在苏北，第26集团军后离开大别山。11月正式建立第五战区豫鄂皖边区游击总司令部，以廖磊兼任该边区游击总司令、安徽省政府主席，率领第21集团军，并指挥第5集团军，建立大别山敌后根据地。1939年第5集团军调往鲁苏战区后，大别山由第21集团军单独经营。
第五战区还曾于1940年初在靠近正面战场的地区设立了4个游击区，由北至南分别为：（1）左集团军游击区；（2）中央集团游击区；（3）右集团游击区；（4）江防军游击区。[35]其中右集团由川军王缵绪第29集团军建设的大洪山根据地，1940年6月宜昌失守后，在战略上成为敌后游击根据地。由机动兵团中央军汤恩伯第31集团军开辟和建设的豫鄂边桐柏山根据地，在1938年信阳、武汉失守后，尤其1940年宜昌失守后，也成为战略上的敌后游击根据地。另外江防军游击区中有王劲哉第128师开辟和坚持的江汉平原敌后根据地。
6、第九战区
1938年安庆、九江、武汉、岳阳先后沦陷，湘鄂赣边区成为第九战区的前哨阵地和敌后游击区。早在武汉失守之前，军委会就曾指示：“第九战区以九宫山、幕阜山一带为根据地，取积极行动，夹击转攻武汉之敌，同时截断敌后方之连络线。”[36]并具体指示第九战区“应以四个师以上兵力，在九宫山建立游击根据地，常川向敌后方游击。”[37]
第九战区遂奉命在鄂南九宫山建立游击根据地。[38]以后发展成为湘鄂赣边区游击区，以幕阜山为中心，包含九宫山、庐山、岷山等山岳地带；设游击总指挥部，在边区内再划分若干小的游击区，称作第一、第二游击区等；每区设一名游击指挥官，指挥在该区内活动的各游击队。[39]
7、鲁苏战区
鲁苏战区的主要任务是：在“鲁南山岳地带及苏北湖沼地区，建立游击根据地，发动军民，展开广大游击战，将重点指向于津浦、陇海、胶济各要线，尽量牵袭敌人而消耗之，策应第五、第一及冀察战区之作战。”[40]该战区范围包括鲁南73个县市，占山东全省四分之三；苏北33个县市，占江苏全省二分之一；皖东9县，占安徽全省七分之一；合计115个县，面积19万余平方公里。[41]其中较为稳固控制的根据地主要有两个：一个是苏鲁战区总司令部和山东省政府所在地鲁南沂蒙山区，另一个是战区副总司令部兼江苏省政府所在地苏北高邮湖、运河一带湖泊沼泽地区；其余为游击区，有多块小根据地。
其他保安团队、地方游击队、海军陆战队、税警总团等，在山东和苏北还各自开辟了小块根据地。例如，原国民勒克儿(微博)岛市党部常委、后青岛市代市长李先良领导的鲁东崂山根据地[42]，山东第六区专员范筑先领导的鲁西北根据地[43]等。可以说，除津浦、胶济、陇海各铁路和长江、运河沿线以及东部沿海重要城镇被日军占领之外，鲁苏战区全境遍布游击区和根据地；全战区也可以视为一个大的敌后游击区。
8、冀察战区
河北是最早沦陷和最早开展游击战的地区之一。1938年底，军事委员会决定设立冀察战区，“其目的在巩固我游击根据地”。[44]
1939年8月，军委会下令冀察战区分为5个游击区。[45]这5个游击区中，第一游击区为晋东北五台山根据地，以后扩大为晋察冀根据地；第五游击区为冀东根据地；这两块都是共产党领导的，实际并未接受冀察战区指挥。故冀察战区比较稳定的游击根据地实际只有三块：第一块是刚开始时的冀南游击区（平汉、津浦两铁路之间，德石路两侧地带，为平原青纱帐游击区），为东北军53军所开辟。第二块是1939年由冀南向西南方向移动后建立的冀豫边根据地，基础是1938年的第一战区第一游击区，由河北民军开辟；[46]以后稍向东扩，包括鲁西，成为晋冀豫鲁根据地；1940至1942年初，被称作“冀察战区第一游击区”，以孙良诚为总指挥；[47]1942年后划归汤恩伯管辖。第三块是1940年以后由冀豫边再西移至晋豫边建立的太行山南部（太南）根据地，基础是1938年的第一战区第二游击区，由孙殿英开辟，此时称作冀察战区“第三游击区”；[48]该地以太行山为依托，至1943年之前，一直是冀察战区一块比较稳定的游击根据地。
三、抗战后期国民党的敌后根据地和游击区
1943年以后，国民党敌后战场开始萎缩，各战区敌后根据地逐渐分化，有的丧失了，有的坚持下来，有的还有所发展。分类概述如下：
（一）基本丧失的敌后游击根据地
1、第二战区山西根据地大部丧失
1939年以前，国民党几十万正规军坚持山西游击战，将日军封闭在山西境内的各铁路沿线，使之无暇顾及广大乡村。尤其是晋南中条山一带，被日军称作“盲肠”。从1939年至1943年，日军多次发动对山西国民党敌后根据地的大扫荡。虽被第二战区部队粉碎，但根据地每况愈下，面积越来越小。首先是1941年5月晋南会战失败，中条山根据地基本丧失。其次太岳山根据地很快也随之基本丧失。再次日军于1942年6月进攻太行山南部根据地被挫败后，旋即发起对吕梁山的大举进攻。[49]阎锡山费尽心机，总算是粉碎了日军的扫荡，但吕梁山根据地的面积缩小至仅以吉县为中心的7个县。最后在1943年4月至7月，太行山南区反扫荡失败，国民党最后一块山西抗日根据地基本丧失，仅在汾水以南孤峰山等地保存了零星的小块根据地。迄抗战胜利，国民党在山西的游击根据地，除吕梁山一地之外，只有零散的小块游击区，其余基本丧失。
2、鲁苏战区根据地基本丧失
1943年春，鲁南新4师师长吴化文投敌后，鲁苏战区总司令部在日军的扫荡下，难以立足。同年秋，鲁苏战区总司令部和正规军第51、57军主力，被迫撤出鲁南，移驻皖西北阜阳一带。山东省政府主席兼挺进军总指挥牟中衍指挥残存的地方部队，仍坚持山东敌后游击战。[50]山东各区仍有小块的根据地和游击区（例如青岛附近李先良领导的崂山根据地，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但较为稳定的大块根据地已经没有了。
苏北的韩德勤以及第89军，在日军的扫荡和与新四军的摩擦中，根据地从苏中洪泽湖、高邮湖、运河一线，先东移到苏北涟水、阜宁一带，后西移到宿迁、泗阳一带；最后，根据地基本丧失。韩德勤和第89军残部也于1943年6月退到皖北阜阳一带。1944年春鲁苏战区被军委会明令撤销。[51]
3、冀察战区根据地完全丧失
冀察战区主力1940年4月以后基本退出河北，战区总司令长期由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任，正规军主力“偏安”冀晋豫边区太行山南部一隅。1943年4月，日军扫荡太行山，冀察战区正规军主力第24集团军中，新5军军长孙殿英先向日军投降，所部被编为伪军；总司令庞炳勋又被日军俘虏，第40军损失惨重，一部被改编成伪军，残部撤退至黄河以南。6月中旬，蒋介石在危急形势下，仍决定第27军留在太行山坚持游击战，希望能够保留这块根据地。[52]为此军委会于7月8日颁令设立太行山游击区，任命第27军军长刘进为太行山游击区总司令。[53]但第27军仅坚持了两个月，就在日军的“扫荡”下被迫放弃太行山。1943年9月以后，冀察战区不再有国民党成片的根据地了。
（二）新设立的游击根据地
1、鲁苏豫皖边区
为了减轻冀察、鲁苏两敌后游击战区的困难，军委会于1941年12月新设了鲁苏豫皖边区，直辖于军委会，以汤恩伯为总司令，作为鲁苏战区与冀察战区的后勤供应渠道和战略支撑点。[54]1942年1月，为便于汤统辖指挥该区域内原隶属第一战区和冀察战区的部队，晋升汤恩伯为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此后鲁苏豫皖边区在理论上与第一战区合而为一，但副司令长官汤恩伯拥有相对独立性。7月，军委会指示汤恩伯向东北方向扩展，建立鲁西根据地。[55]
1944年6月豫中战役后，汤部第19集团军和第15集团军在“平汉路以东，淮河以北，涡河以西，鄢陵、扶沟、淮阳、双沟、义门集连线以南之氾西地区”，设立“路东游击区”，下设8个分区根据地。[56]
2、第十战区
为改变鲁苏、冀察两敌后战区失败的被动局面，1944年底，军委会新设第十战区。其根据地，主要是继承了原第五战区豫鄂皖边区和原汤恩伯鲁苏豫皖边区的两片，即大别山根据地和新黄河泛滥区的根据地。大别山根据地始终保持，在第十战区时期还有所扩大。泛区根据地在1944年豫中会战前，主要是位于黄泛区和泛东敌后豫皖边；另以第33师和独立第6旅挺进苏北，在睢宁附近建立一个游击根据地；以苏北挺进军挺进涡北，在苏皖边丰县、沛县、肖县、砀山地区建立一个游击根据地。1944年7月豫中会战后，苏北、涡北游击区基本丧失，泛区根据地中心仍旧保留，但面积有所缩小。由于平汉铁路的失守，此地由半敌后变成完全敌后，新建了平汉路东、黄泛区以西的路东游击根据地。1945年1月，第19集团军又向氾东发展，在涡河、淝河间重建了3个小块游击区。[57]
（三）继续维持的游击根据地
1943年以后仍旧保持的国民党敌后根据地和游击区，除升级成第十战区的原第五战区大别山根据地和第一战区豫东游击区之外，主要还有：第三战区浙苏皖边区游击区，第四战区海南游击区，以及第一战区豫北，第二战区晋西，第三战区在福建，第四战区在广东沿海，第五战区在鄂中、鄂北豫南，第九战区在湘鄂赣，鲁苏战区在山东等地的零散小游击区。其中海南游击区前未详述，简介于此：
国民党海南游击区，以海南岛南部五指山地区白沙、保亭、乐东等未沦陷的山区3县为抗日根据地，以沦陷的沿海13县为游击活动区，由地方保安团和各县民众自卫队等地方武装开辟和坚持。在无正规军、无军饷、无行政经费（仅有海南籍的行政院长宋子文私人捐助600万元经费）、缺干部、少训练、乏械弹的艰苦环境下，竟然从1939年2月海口沦陷至1945年9月抗战胜利，坚持达7年之久，不能不说创下了一个奇迹。[58]五指山核心根据地3县，面积约1.2万平方公里，占全岛面积约35%；游击区更遍及全岛。
四、小结
1、国民党对敌后根据地的创建有全面的规划
如前所述，早在1937年12月，国民党在制定《第三期作战计划》时，就曾提出在全国建立12块抗日根据地的规划。1939年2月和5月，军委会西安会议决议和《游击队调整办法》，都明文规定了选择根据地的标准和要求。6月在重庆最高幕僚会议第二次临时会议上，讨论并原则通过了陈诚提出的《建立全国游击区方案》，共在全国划分了12块具有战略地位的游击区，其中在敌后的有8块。国民党敌后根据地的选择与建设，都有章可循；各根据地的划设与全国抗战的总体布局相互关联，独而不孤；各敌后根据地和游击区都接受相应战区的领导指挥，构成较为周密的网络体系，与正面战场有很好的战略与战役配合。
2、国民党对根据地的认识、建立途径、作战方式均与中共存在差异
国民党在抗战初期计划和建立的根据地，一般有较多的正规军支撑，储存了较为充裕的粮食、弹药、医疗器材等战备物质，大多并未被日军占领，或者短期被占领随即恢复（例如大别山的立煌县，7年多时间里只沦陷了短短几天），实质是位于敌后的后勤补给集散地；与中共军队白手起家，在敌后建立根据地的情况有所不同。由于在敌后的正规军较多，弹药较充足，国民党军队在敌后不仅能打游击战，也能打运动战，甚至能打阵地守备战；其敌后作战方式比共产党丰富，包含了游击战和正规战的多种战术，不过这并不改变其敌后战场、敌后游击战的属性。
3、国民党敌后根据地的建设颇具特色
随着时间的推移，沦陷区日益扩大，敌后根据地与正面战场及国统区大后方的距离渐远；尤其是位于完全敌后的根据地，必须以自力更生为主，进行根据地建设，否则便难以维持。因此国民党对敌后根据地的建设十分重视，开展了政权建设和经济、文化、教育等各项建设，有的还颇具特色，具有相当成效。限于篇幅，本文无法详述。
4、国民党敌后根据地的发展有一个过程
国民党敌后游击根据地的发展，有一个过程，大致可以分为3个阶段：
（1）萌芽和初步发展时期
从1937年7月至1938年底。在有沦陷区的第一、二、三、五等4个战区，先后创立了一批游击区和根据地。
（2）发展和高潮时期
从1939年初至1940年底。不仅新成立了冀察、鲁苏两个完全在敌后的游击战区，而且包含沦陷区的其他各战区也普遍建立了游击区和根据地。沦陷区除了重要城镇和交通要道为日伪军所控制外，其余几乎全部成为游击区。在日军统治薄弱、地形有利的地域，还建立了较为稳固的根据地。全部、大部或者部分成为国民党游击区或者根据地的县，约占沦陷区总面积的一半以上。
（3）萎缩期。
1941年以后，国民党敌后根据地发生了分化：
有的保住了。如第一战区的豫东游击根据地[59]，第二战区的晋西吕梁山根据地，第三战区的浙西天目山根据地，第四战区的海南根据地，第五战区的大别山、桐柏山、大洪山根据地，第九战区的幕府山根据地等，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尤其是大别山根据地，还升级为第十战区。
有的丧失了，特别是华北和长江以北的各根据地，如冀察战区，鲁苏战区，第一战区冀西南根据地、在河南的大多数根据地，第二战区在山西中条山、太岳山、太行山的主要根据地等，基本丧失。
总体来看，国民党在淮河以北的各根据地，基本丧失（除阎锡山在黄河以北保留了晋西一小块之外）；在长江、淮河之间的各根据地，普遍遭到削弱，但仍保持了一定的力量（例如大别山根据地）；在长江以南的各根据地，大多能够保持。
5、国民党根据地萎缩衰败的原因分析
国民党各敌后根据地在抗战中后期萎缩衰败的原因，既有外因，也有内因。
主要外因有：
（1）被日军扫荡
例如第二战区山西的太行山、中条山等根据地，鲁苏战区山东的鲁中、鲁南以及苏北根据地，都是在日军的多次围剿下溃败，残部被迫转移而丧失的。
（2）与中共部队摩擦
如冀察战区在河北的各游击区以及太行山根据地，鲁苏战区在鲁西北、鲁东、鲁北的大部分根据地，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部在苏北（先后遭受日军和中共军队的打击）的根据地，第二战区在山西的太岳山根据地等，都与中共敌后部队发生过严重的摩擦，最后导致失败。
在两个主要外因中，因第一外因而导致的失败超过因第二外因，即国民党敌后根据地主要是垮于日军的扫荡，而非主要垮于与中共的摩擦。
主要内因有：
（1）内部不和，派系林立
遇到日军扫荡或者中共反击，国民党敌后各游击区、各根据地的部队，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一般坐观友军失败，而不施以援手。还有的内部自相火并，自相消灭。
（2）游击部队政治素质差，抗战意志不坚定，大量投敌伪化
敌后游击战环境艰苦，很多国民党敌后游击部队斗志不高，难以抵挡日军的压力和诱惑，投降日伪，造成国民党敌后力量锐减，根据地丧失。例如山东的吴化文、河北的孙殿英等。加之，国民党游击队普遍政治觉悟不高，军纪不好，受到民众支持程度远小于中共武装。这是国民党敌后战场逐渐衰落的根本原因。
总之，抗战时期国民党的敌后根据地和游击区，规划、建立时间早，数量众多，面积也不小，在根据地建设上颇具特色，对国民党坚持敌后抗战提供了较好的支撑作用。但是后来的发展不平衡，只有一部分根据地坚持到抗战胜利，总体上呈日益萎缩衰败的态势。与中共敌后抗日根据地蓬勃发展、不断巩固壮大的态势形成鲜明的对比。
文献资料：
[①]国内主要有：王国林对浙西国民党第三战区第一游击区，张业赏对国民党开辟山东抗日根据地，韩信夫对国民党豫北游击区，戚厚杰对鲁苏战区，张安、房彬对国民党全国根据地等进行过专题研究；此外韩信夫、韦显文、申晓云、张生等在抗战通史著作中对国民党全国主要根据地，有所涉及。海外有哈佛大学博士后保尔森和台湾近代史研究所张玉法对山东国民党敌后根据地的专题研究。除了王国林编著的书之外，以上论著大多只是初步的概略研究，既不系统、全面，也不详细、具体，更没有深入进行具体的分类研究。
[②]此处第三期指第一期第三阶段作战，即1938年徐州会战后至武汉会战结束时期。
[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军事）第1卷，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634页。
[④]参见《各战区范围及根据地要图》（1937年12月13日），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以下简称二史馆）藏，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以下简称战史会档案）。
[⑤]胡璞玉主编、刘翊伯修编：《抗日战史运河垣曲间黄河两岸之作战》，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63年初版，第9—12页。
[⑥]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40页。
[⑦]卫立煌呈报：《游击战指导方案》（1937年12月），二史馆藏，战史会档案。
[⑧]《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第242页。
[⑨]《抗日战史晋绥游击战》（一），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1年再版（以下简称《晋绥游击战》），第29—30页。
[⑩]参见王平编著《抗战八年》（上），原作1966年出版，收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71辑第705册，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第93－94页。
[11]《第三战区根据地屯积粮弹器材计划》（1938年4月），二史馆藏，战史会档案。
[12]《第五战区第二号作战命令之修正》（1937年12月20日），《抗日战史徐州会战》（一），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1年再版（以下简称《徐州会战》），第13－14页。
[13]《第五战区第三号作战命令》（1938年2月3日），《徐州会战》（一），第18页；另参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军事）第1卷，第641－642页。
[14]《抗日战史武汉会战》，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1年再版（以下简称《武汉会战》）（一），第7－8页。
[15]安徽省政府：《安徽省抗战军事计划》（1938年3月），二史馆藏，战史会档案。
[16]《何应钦致蒋介石转报李宗仁意见之真电》（1938年12月11日），二史馆藏，战史会档案。
[17]《西安会议游击小组讨论之结论、决定办法及承办机关表》（1939年2月），二史馆藏，战史会档案。
[18]《军委会致各战区、各部门之江电》（1939年3月3日），二史馆藏，战史会档案。
[19]《游击队调整办法》（军委会1939年5月4日公布），二史馆藏，战史会档案。
[20]参见乔茂材《军令部第一厅十二科签呈》（1939年5月29日），二史馆藏，战史会档案。此处第九战区“浙鄂赣”边区似应为“湘鄂赣”边区之误。
[21]《最高幕僚会议第二次临时会议暨党政高级干部联席会议会议记录》（1939年6月28日），二史馆藏，战史会档案。
[22]陈诚：《建立全国游击区方案》（1939年6月），二史馆藏，战史会档案。
[23]《军事委员会最高幕僚会议第二次临时会议暨党政高级干部联席会议记录》（1939年6月28日），二史馆藏，战史会档案。
[24]《军政部签呈》（1939年8月25日），二史馆藏，战史会档案。
[25]《晋绥游击战》（一），第67、71、64页。
[26]初期太行山根据地是指太行山中部中共第18集团军奉第二战区之命建立的根据地，以辽县、和顺等为中心。1939年底“新军事变”之后，太行山根据地基本脱离二战区的管辖范围，由八路军独立控制。此后国民党的太行山根据地指位于太行山南段，由庞炳勋为首的冀察战区部队建立的根据地，又称太南根据地。
[27]参见张遐民：《绥远文人抗日记》，台北：《绥远文献》创刊号（1977年12月），第8—17页；该书编审组：《马占山将军》，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
[28]参见《第三战区挺进部队整编概况表》（1942年10月），二史馆藏，战史会档案。
[29]《第四战区游击队训练、游击实施纲领草案》（1939年3月15日呈报），二史馆藏，战史会档案。
[30]廖秉仁：《关于校阅第四战区游击队情形的报告》（1940年2月26日），二史馆藏，战史会档案。
[31]参见《第四战区所属各游击部队主官姓名实力经费驻地及游击区域调查表》（1939年10月），二史馆藏，军政部档案。
[32]军事委员会：《武汉会战作战计划》（1938年9月16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657页。
[33]军事委员会：《武汉会战作战方针及指导要领》(1938年)，《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661页。
[34]《武汉会战》）（十），第851页，第四篇第十三章第六节插表第29。
[35]参见《抗日战史枣宜会战》，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0年9月再版，第6页；第四篇第二十章第一节插图第二。
[36]军委会：《武汉会战目的、方针与策略指导》（1938年9月），《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659页。
[37]军委会：《武汉会战作战方针及指导要领》(1938年)，《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662页。
[38]《抗日战史南昌会战》（一），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1年再版，第四篇第十五章第一节插表第二其一。
[39]《湘鄂赣三省边区游击队整理办法》（1940年3月），二史馆藏，战史会档案。
[40]程潜：《天水行营作战计划》（1939年1月10日），《抗日战史鲁苏游击战》，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0年再版（以下简称《鲁苏游击战》），第9页。本段未特别注明者，均出自该书。
[41]《鲁苏游击战》，第7页。
[42]“鲁东行署，直辖三个专员区，包括从潍县以东的胶东十五个县”。崂山根据地，在青岛的东北，方圆约一百里。均参见李先良《抗战回忆录》，济南，1948年6月初版自印，第17、22页。
[43]鲁西北抗日根据地，初辖山东第六行政专员区12个县，后扩大到30余县。参见姜克夫《抗日根据地鲁西北区》，上海：生活书店1939年4月初版，第9页。
[44]《抗日战史冀察游击战》，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1年再版（以下简称《冀察游击战》），第1页。
[45]《冀察游击战》，第88—89页。
[46]参见河北省第26区（濮（阳）大（名）区）党务督导员赵宗福：《河北省第二十六党务督导区之现状》（1940年9月15日），二史馆藏，社会部档案。
[47]参见徐永昌《军令部签呈》（1941年12月31日）；《蒋介石致蒋鼎文、汤恩伯、卫立煌、何应钦等子佳电》（1942年1月9日），二史馆藏，战史会档案。
[48]《冀察游击战》，第125、131页。
[49]《晋绥游击战》（三），第247页。
[50]《鲁苏游击战》），第21页。
[51]《鲁苏游击战》，第22页。
[52]《蒋介石致刘进电》（1943年6月11日），《冀察游击战》，第76页。
[53]《冀察游击战》，第78页。
[54]《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军事）第1卷，第20页。该书称鲁苏皖豫边区。个别文件有此称呼，但大部分文件称为鲁苏豫皖边区。
[55]《军委会致汤恩伯等电》（1942年7月16日），二史馆藏，战史会档案。
[56]《何柱国在第19集团军幕僚会议上的训词》（1945年3月19日），二史馆藏，战史会档案。
[57]第19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处：《总部参谋处业务报告》（1945年3月20日），二史馆藏，战史会档案。
[58]本段主要参见海南抗战三十周年纪念会编《海南抗战纪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71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上册第1—3页、正文第1—51页，下册第663—668页、第710—781页。
[59]此处既指抗战初期第一战区程潜领导建立的豫东根据地之余部，也包扩1941年以后汤恩伯领导的鲁苏豫皖边区豫东游击区，因汤1942年初起兼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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