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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楼
发表于 2012-10-11 09:58
| 只看该作者
明报月刊版还没有做成电子版,不能读全文,麻烦泽雄自己再贴一次,以满足众粉尽览全豹的强烈愿望。
自觉的梦游人 发表于 2012-10-9 17:45 遵命。
其实,两文差别不大,后者只是多出几个段落。从“先入为主”的心理来看,多出的话,也可能视为废话的。
谢谢天淡云闲。与刘勃兄、秀艺老弟握手!宇航老弟说得很有趣味。
黄裳:中坚文人的背影
黄裳先生数日前走了。走时高龄虽九十有三,然观其文字脉息,似还正当盛年,甚至不乏方刚血气。我最近一次留意黄裳先生,是他在一篇洋洋一万五千言的后记中,同时与数位文坛厉害角色展开近身笔战。这篇后记里他还提到自己正在编订的集子《来燕榭文存二编》,所收新作也“以打架文章为多”。年逾九旬依旧著述不绝,间有所闻,现成榜样就是我们“此曲只应天上有”的杨绛先生和周有光先生;如此高龄依旧热衷笔战,且笔墨中非但未显老态,还每每追求拳拳着肉之效,甚至还能不避不闪地掊击对方的阴拳辣腿,则黄裳而外,我不知谁堪其俦。
批评容不得孝道,我也无意昧着批评良心,对黄裳先生论战文字的质量过于高估,但面对这股“响珰珰一粒铜豌豆”的战斗精神,我无论本着何种良心,都无法克制腾腾的敬意。这是向健旺的笔墨生命力致敬,好比看八旬翁踢球,踢得如何并不打紧,他不仅在踢,还流露出强烈的射门欲望,这就足够我把巴掌拍得山响了。老来颓唐的中国文人,我辈实在见得太多——这份颓唐有时还被不负责任地美化成“绚烂之极,归于平淡”——黄裳先生以青春姿态拒绝与彼辈共赴那潭平淡死水,让人眼为之一亮,心为之一振。
当然,凭一把年纪获得的尊敬,原非可靠之物,而所谓悼念性、纪念性文字,又无非是专供虚假不实之词合法出没的礼仪场所罢了。是故,请容我退后一丈,说点别的。
我对黄裳先生的文字素来欣赏,但还谈不上惦记牵挂。我不会特意去找黄裳的文字来读,家中所藏黄裳著作,亦不过两三本,然平素只要在报刊上撞见,总不愿错过。在我订阅《读书》杂志的那些年,即断断续续读了不少黄裳。我不至于昏头昏脑地认为黄裳先生是大师,无论按真正大师的标准还是按余秋雨的标准,他都不是。虽然,那些与黄裳先生沾亲带故者愿意在这个特殊时日把他说成“大师”或“真正的文章高手”,我也不觉得意外。我们从中倒可以顺带看出黄裳先生独特的文字规格:他有资格接受此类夸张,相比那些甚至在追悼会上都无缘消受此等谀词者,终究显出了不凡。
坊间针对黄裳先生的物议时或有之,但大多无关公义,限于私德。所谓无关公义,当然不能排除有人将它硬性抬升到公义层面;所谓私德,又十之八九和那位说不清、道不明的孔方兄有关,批者往往声色俱厉,所批之事却未必上得了台面,与那位更具公共性的人物搬演的那出“诈捐门”,更是没有可比性。我以为,只有手操权柄者,或性喜以道德模范示人者,又或娱乐界人士,才可以在类似事情上遭受质疑问难,身为道地文士的黄裳先生,原不该为此受到公共性批评。相反,他偏爱将一篇文章塞入多本集子的习惯,倒可以略略承受几下讥评。此事做得节制些固然无妨,类似饭馆里弄出的“一蛇两吃”,但黄裳据说会把一篇文章收入两位数的集子里,作为消费者的读者,未必不可就此嘀咕几句。
诚然,黄裳先生自身行迹上的诸般悖谬之处,亦易招惹他人攻讦。比如,本非刚猛忠贞之士,却好做刚猛忠贞之语。当年曾对张中行先生严词斥责,高调大放,将对方几句体察人情的兴到之语,强行与汪精卫的汉奸言论进行嫁接,并总括为“高论何其相似乃尔”,让人愕然。对周作人附逆一节,尤刺刺不休,誓与汉奸不两立之态,已然上接云天,不料,忠贞客并非美白身,自己却被抖出当年替“汉奸杂志”《古今》踊跃撰文之事。尤其发谑的是,他还能曲为之讳,将此说成是“从敌人手中取得逃亡的经费”,且声称“无论有多少人兴趣始终不衰,炒作不已,我自己却始终以冒险奋斗成功而高兴自喜”。尝见一网友评论道:“黄老‘两把尺’厉害,短的量自己,长的量别人”。
下面说说我对黄裳先生的唐突定位。在我看来,黄裳是个可以用来校验一代作家的迷你标杆。在他从事的笔墨行当里——藏书、散文写作、翻译——他都是够格的,有时还是优秀的,但通常又不是第一流的。黄裳不是一代文士的杰出代表,但与杰出代表相比,他更有资格成为一代文人的典型代表。我们知道,过于伟大的作家,常常不适合用来管窥一个时代,他太特殊了,以至后人只能折服于他辉煌的文学个体性。曹雪芹就是一个例子,我们非但不容易通过《红楼梦》来了解作家所处的时代,甚至无从通过曹雪芹来了解同时代其他作家的种种风习。黄裳先生就不同了,构成其才能、趣味、性情之种种,虽各有其值得玩味之处,但又无一属于特别稀罕的,无一属于遗世独立的。黄裳展示的诸般优点或不足,我们亦能在同期作家身上有所发现,区别只是程度和配比。即以他尤为人称道的藏书为例,今之作家大多不明宋版元刻之别,以至黄裳先生最大的主顾,可能不是读者和作家同行,而是个别古书贩子;夸张点说,黄裳所精之业,已呈绝学之尤,但搁在四五十年前,方家却大有人在。黄裳“深情冷眼,文简质腴”(邵燕祥先生语)之文,而今不仅为之者寥寥,爱之者亦已日稀,但只需把时间前移二三十年,黄裳固然仍不失此中健将,“翘楚”二字则断断谈不上。他大量有关藏书、版本的笔记小品,虽然极易震呆寻常作家,然对于腹笥宏博者来说,写作难度并不大,作者即使在写作欲望匮乏之时,也能凭一身功力信笔写来,正如胡适不少考据小文,也是在情绪怏怏之时完成的。
黄裳散文也有其常用配伍,如半斤腹笥、二两感发、数钱议论、几克闲趣及微量疑窦,文字的差异性不大,但只要我们不拿拍案惊奇作为阅读期待,读来总会获益,不时还会莞尔,偶尔还会叫绝。当然,黄裳令人扫兴之处,亦同样有其代表性:议论难称上乘,每常趋于俗套,文革后的不少文章,甚至染有趋炎附势之弊,如一味迎合上意和流俗,将一应坏事交由林彪、康生、“四人帮”来垫背。此类表现,庸常文人固所难免,真正高明文士,则视若不共戴天。毕竟,以思维上的庸劣来达成政治上的合格,较之艺术观念上的二三其德,更易遭人侧目。黄裳写此类文字时,年岁已然将近耳顺,尝见论者近乎不过脑地拿那句套语“庾信文章老更成”来赞誉黄裳,直叫人哑然。这也牵连出我的一个私人评判观:哪怕你是作曲画画的,只要在见识理路上露出重大缺陷(区别于偶然犯浑、偶或失察),即不敢贸然致敬。写出清新可喜、风趣博雅之文,固然难得,但凭此尚不足以珍同拱璧,一旦笔端里少了点理数,对任何一项笔墨行当都算得上致命不足。毕竟,将较高的敬意留给见识上不够牢靠者,过于冒险,可不慎乎?然如前所言,我对黄裳先生仍怀有相当的欣赏,念及日后不复读到他双手勇敌八掌的论战文字,失落之心油然而生。
黄裳先生不失为中坚文人的代表,换句话说,也就是更适合用来管窥一个群体的代表。中国不复出现曹雪芹,虽然遗憾,然曹雪芹毕竟可遇不可求,所以我们终能回归坦然:英国人不也同样没有等来莎士比亚二世吗?像十九世纪的俄罗斯人那样,可以接连迎来文学上的旷世奇才,只能视为一种民族奇遇和老天眷顾。但倘若中坚文人黄裳先生也有不复再现之象,我辈感受到的沮丧,就尤其深沉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突出问题是:供逝者长眠的星空,较之供生者驰骋的大地,更为灿烂,这实在不是什么好兆头。可以类比的一个例子是,两个月前去世的周汝昌先生(他也是黄裳的多年故交),在红学界未必是祭酒级人物,然回望故国,我们竟找不到一位有资格接续周汝昌学术薪火的人——这远比找不到陈寅恪、钱锺书的学术传人来得郁闷。
十年前在与友人合作的《齐人物论》中,我曾对黄裳先生的《海滨消夏记》作过几句评论。弊帚不值自珍,转引如次,不过稍事说明自己对黄裳先生的一段单向缘份:
黄裳先生的“书话”不说别无分号,也是四海闻名的。这一篇的奇特之处却是,作者的说古道今不再只与书籍有关,而是因了那个荒诞时代,因了这位有着特殊性情的书生,古书中的古诗,古诗中的古牛,竟奇特地被一一激活。作者的深意流露得那么漫不经心,以致有可能作者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深意是:知识在灭知时代依然有其力量,趣味在无趣之地依然有其存活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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