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出于政治恐惧，我国公知造出一个“行政化”词儿，连国际学界通用的“ 官僚制化”都不敢用，前几年磕头要求行政当局来取消行政化，——可悲、滑稽在何处？这个行政化，欧美各国在全球化风潮中尚无办法“去”掉，一个腐败至极的大学体系，要自己给自己去行政化？
也说大学行政化
一
戈登·威尔斯（Gordon C.Wells）、彼得·巴赫（Peter Baehr）编译的马克斯·韦伯的专题论文集《论俄国革命》（The Russian Revolution,1995）中文版（潘建雷等译，上海三联，2010年7月）问世了。这书所收的《俄国向伪立宪主义的转变》（1906年）一文中，韦伯把学术自由和大学体制作为宪政问题的一部分来处理，用了大量篇幅（经删节，还占6页篇幅：中文版186-192页）叙述、分析俄国大学体制与学术自由的问题。韦伯希望俄国的自由主义立宪派、地方分权派知识分子能引导俄国人民结束沙皇专制统治，希望革命后的出现一个民主的邻国俄罗斯，给政治上同样落后的德国发展创造一个好的国际环境。俄国那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仅都与大学、大学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大学师生分别积极参与俄国各个政党的政治活动与斗争，大学也是该时代各种思想、学说最活跃的“场域”。他在关心俄国革命和宪政时，眼光自然不会遗漏了大学这一重要议题。英国研究韦伯的权威学者凯斯·椎柏（Keith Tribe）认为韦伯在第二学术时期（1903年至第一次大战爆发）关心德国大学学术问题和学术界公共事务。[1]41而《论俄国革命》所收韦伯（1906年）介绍、分析俄国革命而涉及大学变革的文章，与爱德华·希尔斯编译的《韦伯论大学》(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一书所收的文章，就是这第二学术时期为报刊的写稿——批判普鲁士大学行政制度的时评、论争文章。我们读了该书中韦伯关于俄国大学的这些论述后，会发觉：19世纪与20世纪交替的年代，俄国的大学和德国的大学发展水准和处境各不相同，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欧洲中世纪以来的教授评议会治校下的学术、教学传统体制正在瓦解，在国家权力干预下转换成官僚制管理。
正如《论俄国革命》编译者戈登·威尔斯、彼得·巴赫在《编者序言》中所提示那样：韦伯的首要敌人是现代社会以貌似理性面貌出现的“官僚家长制”（Bureaucratic paternalism），因为它是一个等级社会，通过无以复加的例行化、工具理性、非人格化和牺牲个人责任为代价来取胜。他担心，俄国那样后发的工业社会国家及其激进的政党，更倾向于这种“官僚家长制”，而不是消灭它。[1]29沙俄时代的官僚制与黑暗警察制度结合在一起,19世纪末不仅取缔了中世纪以来教授治校的传统，影响立宪民主的进程，也导致大学体制现代化的滞后，在该书多处韦伯都表达了他对俄国独特的大学官僚制的忧虑和批判。大学发展方向不同，反过来也预示未来国家体制发展方向。韦伯对俄国大学现状的叙述和评价，与其同时期对普鲁士教育体制的批判是一脉相承的，这是韦伯教育观的一个最重要组成部分，实际也是爱德华·希尔斯编译的《韦伯论大学》遗漏的文本。
在韦伯之前，卡尔·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约翰·密尔在《论自由》中也提到官僚制。但是都是把它作为一种纯粹高压的、与民主体制对立的体制来看待的。但是韦伯在研究人类社会史、经济史时，肯定了“官僚制”在近代社会中的效率、合法性。他的关于官僚制的研究、分析除了散见在他的各种著述中，在《经济与社会》（广西师大的台湾版《支配社会学》）有专门一节谈论官僚制，
还把这种制度与教育上的西方国家“科举制”（公务员考试制度、职业考试制度）及传统大学如何沦陷为职业训练机构、偏于筛选功能之历史演变结合起来论述。几年前我曾作过点滴介绍（如《教育的目的和卡里斯马效应》、《象牙塔的倒塌——洪堡大学改革的教训》等，均收入《大学之外的人文主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韦伯还认为，现代化过程中，民族国家行政机构追求效率而庞大起来，都绕不过“官僚制”这个坎，是一种必然宿命，一旦走进了现代社会的“官僚制”就永远摆脱不了这样的构造。[2]66-67美国教育社会学学者卡兹（M B.Katz）也提及，教育体制的研究中官僚制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进入近代以后，学校教育体制面临前所未有复杂、规模的科技社会。没有其他选择，要取消、避免官僚制这个概念及其存在是不可取的，我们不得不容忍官僚制，不断改善官僚制。教育领域的官僚制不可避免，不单是因为产业化，还因为当它面临一个特定的社会价值和特定优先事项就不可避免了。卡兹因袭韦伯之说，也认为世界各国至少在很长一个历史阶段里，还都持有特定的价值和优先事项，官僚制在今天是不可避免的。[3]52-53
马克思和韦伯对官僚制特征及其弊端的认识，好几点是一致的：但是马克思的批判比韦伯严厉的多。比如，马克思认为等级森严和秘密主义的特征，造成官员能够隐蔽职务上违法行为，将个人责任由组织来承担；又如，官员领取国家的薪俸，使得官员只对国家负责，与国民隔绝、敌对；再如，国家与官僚制一体化，官僚制等同于国家，国家成了虚幻形式。马克思认为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克服、消灭官僚制。[4]17-25韦伯则认为即使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体制，也不能消灭官僚制，不可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那时依然是“官员专权”（Diktatur des Beamten）[5]64韦伯的“官僚制”“bureaucracy”（“Büreaucracy”）这个概念，1980年代中国学术界虽然一度把它翻译成“科层制”，可是1990年代商务印书馆的《经济与社会》中译本出版后，大陆也开始和日本、港台一样把它翻译成“官僚制”。而且，关于马克斯·韦伯“官僚制”的大同小异的“学术论文”铺天盖地，多出自谋取学历的行政“官僚”之手。这些论文的写手都不熟悉韦伯的原著、强奸韦伯的著述本意，都认为韦伯提倡、推崇的“官僚制”，不能适应现代社会产生种种新问题，所以要另起炉灶本土化地研究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理论和实践。其次，因为“官僚制”这个学术概念（一）是马克斯·韦伯提倡的、卡尔·马克思是反对的；（二）“官僚资本主义”、“官僚主义”、“国民党官僚”等词根据现代汉语表达的惯例，属于贬义词，所以，人们担心它作为一个贬义词不适合使用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行政管理理论和实践历史、现状之分析、叙述，不能、也不可能让它出现在描述、分析当今中国教育制度和存在问题的论文中，于是在关于大学改革研究中就把“行政化”这个中国学者独创出来的专用名词移植在教育学科研究中，取代了“官僚制化”（Bureaucratisierung
）。
大约是两年前起，“大学行政化”这个词成了中国网络上、媒体上谈论大学弊端使用频率最高的用词之一，取代了“教育产业化”。这之前，学术圈内外是一片对大学产业化热火朝天的谴责、声讨。自从教育部负责人宣布政府未曾提倡产业化后，批判产业化的声音很快几乎销声匿迹。人们似乎发现产业化不是中国教育、大学腐败难以遏制癌症的病原体，找到了新的真正的病原体——行政化。我十分佩服首创中国“大学行政化”这个词的那位中国学者，我无从查起这个词最初出现在哪里（可能起源于1990年代末），但是可以推测这是从1990年代法学界所谓的“法律行政化”那里假借来的。我认为，“行政化”这个词及其表达的概念实际大致就相当于韦伯的“官僚制化”，如果本土化的学术还要与国际接轨的话，倒不如直截使用今天欧美学者正在使用的“官僚制化”。
在批判教育产业化、大学产业化高峰时期，我读了几本关于美国大学发展研究著作，如凡勃伦的《商与学的博弈：论美国的高等教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古尔德的《公司文化中的大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等等。当时我就产生这么一个疑问：美国的大学产业化、商品化、公司化历史最悠久、最彻底，为何当今其整体水平在全世界依然独占鳌头？果真只是“产业化”这个单一病原体(金钱\利润\物质诱惑和腐蚀)使得我国大学产生当前的各种弊端？最近，学术界撇开“产业化”这个病原体，另择一个“行政化”来敲打的高潮中，凑巧读到凡以赛的《美国现代大学的崛起》（Veysey, L. The Emergence of the American University,1965，中文版，2011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和大卫·李斯曼的关于战后美国大学的著作(On Higher Education，1981；The Academic Revolution,1968等)，我不禁又产生同样疑问：凡以赛在书中描述的那几所现在世界一流的私立常春藤大学，在100年前还都是个体家族老板说了算的经营管理，日常事务依赖老板控制的董事会及其聘用的校长主持。到20世纪初，美国名校的教授们才刚争取到能保障饭碗的“终身教授制度”，生计有了一定安全感后，才开始比较有力地在学术、教学、人事等方面抵制来自老板、金钱的约束、压迫；教授会能左右大学经营管理权还是战后的事情。按照凡以赛和李斯曼的看法，美国大学中教授会左右人事权和经营管理权的高峰时期是1960年代中期，而这个高峰期极短，也是开始走下坡的时期，几乎同时教授会权威就已衰退。即到了1970年代，由于1960年代大学在民主化推动下的过度扩招，导致高等教育规模过剩，学生作为顾客对大学的选择和要求变得挑剔起来，大学经营不得不迎合新的压力，学生和家长对大学经营的影响力、发言权超过了教授会。[6]227-252因此半个世纪以后，会有古尔德《公司文化中的大学》那种抨击美国大学公司样式管理的著作问世。然而，要说“行政化”，百年前美国众多私立名校的“行政化”是一种企业内部的“行政化”。有些表面现象与我国大学今天的行政化还很雷同。比如教师工作量要量化统计、学科设置、人事安排掌握在老板或外行管理者的手里，……等等。卡兹认为：最初私立大学是一种“企业任意制”(corporate voluntarism) ，到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美国大学发展时期，私立名牌大学普遍是将“企业任意制”(corporate voluntarism)与官僚制嫁接，而当时美国州立（公立）大学虽然追求民主的地方分权制（democratic localism），也难以抗拒官僚制的经营管理侵蚀。因此，“以后两者都追求一定的规模，发展成综合性大学，而且大学都缺乏一种一贯的办学核心宗旨，所以失去解决所面临的涉及社会重大道德问题的能力。”“民主主义与官僚制、地域共同体与市场主义之间对立紧张，导致了大学内在裂痕”：“知性自由与道德松弛二律背反地共存”。(黑体字——引用者）[7]3-4古尔德等人所说的“公司化”则反映了1980年代以后的30年中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浪潮中，美国的大学公司管理模式的官僚制日益强化。当然，这种“官僚制化”和我国大学的“行政化”，无论从宏观还是微观观察，会发现许多本质上不一样的地方，最主要的是双方教育市场背景有很大区别，美国大学来政府干预很小。
现代国家官僚制化各式各样，其大学行政化（官僚制化）过程和特点也有特式，比如，近代德国大学的“行政化”随着其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极端发展而发展，走向具有德国特色纳粹主义官僚制；19世纪末、20世纪初，沙俄时期的大学“行政化”与同时期德国的状态又有不同。拙文开头提到的戈登·威尔斯、彼得·巴赫在“编者序言”中提到韦伯痛恨官僚家长制。其实他们的工作是与最近10多年俄国学术界兴起的韦伯研究热的学术上的呼应。世纪之交社会处于转型期的俄国学者，在1990年以后，兴起一股重读韦伯著作的热潮，韦伯的著述及思想重新为学界瞩目。因为俄罗斯再出发的资本主义并非人们想象中那种西欧、北美式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似乎只是野蛮掠夺的、“黑社会式的资本主义”。这种单纯追求盈利市场经济，让俄国学者想起韦伯所归结的资本主义禁欲的职业伦理、企业家的精神，不禁对韦伯的学说发出疑问：为何今天俄罗斯重新开张的资本主义中，丝毫不见这种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韦伯各种著作的俄文版也在1990年至1994年间应运而生。其中尤利·尼古拉·达维德夫（J.N.Davydov）的韦伯研究把注意力集中在苏联体制下官僚制与社会伦理之间的关系问题上，认为韦伯只谈到传统的家产制官僚制和近代以后合理官僚制，没有在深入研究斯大林体制——一种特殊的官僚制，连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也未能涉足这个新类型官僚制问题，这是一个值得扩展研究的领域。[8]2-3我们知道阿伦特在书的第二部分“帝国主义”中只谈了帝国主义具有输出资本和人口、种族主义和以官僚行政体制替代法治的三个特征。
二
前些年声讨教育产业化时，我国学术界把病原体单纯归咎于“产业化”，近2、3年间，又找出另一个所谓“行政化”的病原体，作为根源来研究、批判，这是因为我国学者的批判、研究，缺乏耐心将本国的“产业化”、“行政化”与其他国家各种业已高度“产业化”、“行政化”的大学体系的历史和现状作本质上的比较、分析，继续在全球化时代进行一种孤独言说的结果。我国学术界众多的“去大学行政化”的批判、研究，局限于大学内部或教育行政内部运行管理问题，不仅无视韦伯的“官僚制”理论，也不见援引、利用或借鉴现有的出色的组织学、法社会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下面要谈到）。所以，不管怎么激进地批判、讨论“大学行政化”、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研究也好、批判也好，都只能停止在一种单纯的现象描述水平上。近年来有不少激进的大学行政化的批判者甚至走向另一个极端，刮起一股“民国热”的怀旧风，以历史比较来隐蔽地批判“行政化”。有些绝对的怀旧，看不到清末到1949年半个多世纪中清政府、民国政府教育行政中现代“官僚制化”——国家权力对教育控制，无限美化那半个世纪中大学之运行管理。比如，清末京师同文馆、京师大学堂和早期北京大学的衙门习气；抗战爆发前的10年中国民党教育部各种规章中明显的“党化教育”——以各种行政制度来限制、禁锢教师和学生的思想、精力的历史。我不禁要问：如果那些时代果真有那么坚实“学术自由”好传统，还有今天彻底的“大学行政化”？最近倒是旅美学人徐贲给已故的父亲文集写的“编者序言”里有一段话，涉及抗战时期大学历史的真实：“我父亲是歌乐山时期武大学生……当时的校园并不是一个毫无政治管束的文化乌托邦，而是一个专制国家政治不肯轻易放过的思想领地，只是由于教授和学生拒绝放弃他们的思想权利和心灵自由，校园才不至于成为专给青年洗脑的地方。”[9]
那些停留在单纯的现象描述水平的“大学去行政化”的研究、批评不仅存在上述偏颇，还引申出一个非常可笑又简单的逻辑问题：不少积极提倡“大学去行政化”学者恳请中国最高行政长官、教育行政机关乃至国家任命的大学校长放弃、淡化行政化（把恳求他们放弃副部级待遇等问题看作很重要改革环节），且不说行政官员愿意不愿意放弃、淡化“大学行政化”，假如出于他们的行政命令的放弃、淡化“大学行政化”，本身不就是“行政化”吗？ 恕我直言，不少人丧失这样简单的逻辑思维能力本身是这种“大学行政化”的结果。因为“为规则束缚的人”（Ordnungsmenschen）以绝对优势压倒了“文化人”（Kulturmenschen）。更严重的问题，繁多明文的合理的行政规则，实际是一纸空文，并不能实施，经常出现例外、特殊处理的事例，这也并不是由于严格、繁琐行政规则产生逆功能的结果。
三
韦伯虽然承认官僚制相对于前近代社会家产官僚制，具有显示合法性、提高效率一面，但并非如我国有些学者所认为那样推崇官僚制，相反，始终对现代社会各种形态官僚制取担忧、批判态度——在欧美学术界几乎已经达成了共识。这里举两个例子：
沃尔夫冈·蒙森在《官僚制的时代：马克斯·韦伯的政治社会学》（W.J.Mommsen, The Age of Bureaucracy: Perspectives on the Political Sociology of Max Weber ,1974）的序言中就简要地指出“虽然韦伯认为特定的条件下资本主义的官僚世界可以为个人保持自由、创造性提供最好的机会”，“但是综合起来考察它的政治哲学的话，韦伯当时主要关心的是如何找到有效地抵抗非人性的官僚制的发展的方法。于是他必然转向寻求人民投票选举领袖的民主主义。”[10]15-16
斯卡夫曾在《马克斯·韦伯的政治与政治教育》一文中，提及韦伯在《新秩序下的德国议会和政府》中对威廉二世体制下官僚制的批判立场之后，说：
……韦伯接下来说：“但是我们关心的，不是官僚实施了什么，而是政治实现了什么。那些都是官僚处理政治问题时决定的，所以可以说是完全失败的。”也许有人说韦伯上述论述是针对世纪转换期德国而言的，其他民主国家、或者其他历史时期事情可能完全不一样。在韦伯看来，在可能预测的未来，官僚制“普及”不可避免，而且要向各种统治形态渗透，也向民主体系渗透。[11]132-133
斯卡夫在这一段落结束处，援引了韦伯为了撇清自己曾强调过的官僚制的“客观合理性”、“不可避免性”给人们带来的误解，1909年在社会政策学会年会上，对恪守规则德国人提出一个重要问题：
我们是继续发展这样趋势？还尽早地用什么方法来对抗这种机构？为了守卫仅有的、与灵魂相分离的残剩的人性，什么是能对抗官僚制的生活理想？[11]132-133
在《支配社会学》中，韦伯构想用来自被支配阶层的第四种卡里斯马与健全选举制度相结合来克服议会的软弱、腐败和官僚制的弊端。2009年三联书店出版的日本学者佐藤庆幸的《官僚制社会学》，较前面列举的两本西人著作更早、是1960年代研究韦伯官僚制的著作。这部40多年前的著作反映日本学者与我国学者之间勤奋上的差距，佐藤提到韦伯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的连续性，现代社会生活离不开合理的技术及受过相应的专业教育和训练的官僚、官僚制对社会主义体制来说，也是不可避免的宿命。[12]86即使大众民主社会也离不开官僚制。[12]101该书还介绍的一些1960年代以前西人组织学的成果。这些成果都继承韦伯学术上的遗志，力图解明、治疗官僚制某一侧面的病理，很值得我国批判大学行政化的学人、热心为大学改革策划的研究者的注意。比如，功能-结构学派的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在韦伯的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的基础上，分析官僚制的逆功能：官僚制化过程中过分的统一导致单纯形式主义——原先的组织目标转移（ displacement of
goals）,专门知识、职业训练结果是使得受训练者“无能力”和“精神异常”。[12]190-191彼得·布劳（Peter M. Blau）在默顿等人研究基础上提出：官僚制带来官僚主义，强化等级主义，违背民主主义价值，造成个人孤立，人的社会关系和地位缺少安定、安全感，人们开始追求一种非正式群体关系。其结果导致两个极端：或过度服从、或对变革有抵抗感。社会的改革就变得不可能了。[12]211-213再如，戈尔特纳（Aivin W. Gouldner）的关于产业官僚制研究，提出制度上实施过细的管、卡、压规则会使得被管理者单纯服从。丧失积极、主动的工作动机，那是因为权威主义强化，个人主体性消失。[12]201-202该书还提到菲利浦·塞尔茨尼克(Philip Selznick)研究成果[12]219-229有相当现实意义。塞尔茨尼克研究不仅注目于官僚制下组织、团体会偏离原先预定目标。他后来的研究中都是寻找如何克服米歇尔斯《现代民主主义中的政党社会学》一书中所指出欧洲工人政党、工会团体腐败的教训：专制的手段、抽象的理想、缺乏批评和评价的原则等原因导致了组织上的失败。他的论文《向米歇尔斯官僚制铁律挑战》（“The Iron Law of Bureaucracy: Michel's Warning to the Left,”Modern Review, Vol.III, No.2,January,1950），讨论如何维护民主组织体系，发挥防卫功能问题。他的研究对现代大学管理、清除组织根源的学术腐败都有理论上的启示。
四
如果中国学术界不反对将本土化的“行政化”概念与现成的韦伯的“官僚制化”概念对应、互换——国际接轨的话，我在拙文结束时还要提出这样两个问题：一，同样被官僚制经营管理所制约的大学体制，为何美国的大学没有我国的大学存在的各种腐败现象？二，假如真如韦伯、卡兹所说得那样，一旦走进了现代社会的“官僚制”及“官僚制化”就成了永远摆脱不了宿命。在全球化势头正旺的今天，大学的国际化，像跨国公司那样，权力与金钱交织，正在变成一个跨国政治官僚的联合体。[13]3那么，在全球化中争“一流”的中国大学要“去大学行政化”，“行政化”去得了吗？我们面临的学术难题：是如何深入研究中国大学独特的“官僚制”，只有深入把握这一“官僚制”的本质，才能根除大学存在诸多腐败的根源。这些都期待学术界有志者做出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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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1-11 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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