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爱琳：复旦最牛班级往事

亚平

10月底，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统计系主任应志良又回国了，此次他特地来探亲。这是他四个月内第二次回国了。四个月前，他曾经回到复旦大学，参加母校78级数学系毕业三十周年聚会。
　　高考恢复后，最初两批复旦数学系学生相继在1982年1月和6月毕业。他们中的大多数通过高考进入大学，而后选择出国、读研或创业。现在他们中的有些人已成为国内外知名大学教授，也有部分或在商界立足，或在各级政府机关任职。复旦82届数学系毕业生也因此被网友称之为“史上最牛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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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7年8月，学校里的老师通知应志良，国家恢复高考了，为了同学复习，许多课余活动都解散。
　　在应志良曾就读的上海市龙山中学，物理和生物分别被称为工业基础、农业基础，老师上课也多用上海话教学。应志良至今记得的化学元素周期表仍是上海话版的。
　　当时在毕业班就读的应志良，正好有一年的时间可以复习参加高考，但在当年的第一届全国中学生数学竞赛中，他取得了参加全国比赛的资格并获奖。“竞赛题目从来没看到过，当时也不知道可以通过竞赛进大学。”应志良说。
　　最终，全国决赛有57人获奖，其中25人来自上海。在当时复旦大学校长苏步青的动员下，这25人中的绝大部分进入了复旦大学。“我当时想过去北大，后来苏先生说去复旦，就去了复旦数学，只要有大学上就很好了。”就这样，他成了复旦大学78级数学系的一名新生。
　　比应志良早半年入学的77级学生吴宗敏，上大学前在上海无线电八厂当工人，在机修车间维修空调、冰箱等。听闻高考恢复，吴宗敏产生了报考的念头。
　　当时大型国有工厂，特别是电子行业的工人，是社会上最好的工作，稳定且待遇不低于“文革前”的大学毕业生。吴的同学家长劝他放弃高考，保住一份“铁饭碗”，避免毕业后被分配到外地。
　　可吴宗敏还是觉得，这是人生中一件应该做的事情。“文革”开始时，吴宗敏还在上小学三年级，并无高中教材和练习资料。为了准备高考，他和同学只好向“文革前”的老高中生借，将资料抄下来复习。
　　填报志愿前，吴宗敏只听说大学里有数学、物理、化学、中文、新闻等专业，也不清楚自己想读什么。当时徐迟关于陈景润研究哥德巴赫猜想的报告文学很受追捧，他又向技校里一位复旦物理系毕业的老师咨询了一下，最后将前两个志愿分别填上了复旦和上海交大的数学、物理专业。当时规定上海学生必须要填一所外地院校，吴宗敏便将北大的数学与物理填在了第三志愿。
　　在上海无线电八厂，那年一共有4名学生考取大学。去复旦数学系报到的当天，厂里工人将大红喜报贴到吴家门口，给吴宗敏戴上大红花，一路敲锣打鼓送到了复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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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宗敏是第三个来到宿舍的，在他之前来的是李源潮。在复旦大学校友网上的一篇访谈录中，已经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的李源潮曾回忆道，尽管1968年就参加工作，但十年来他一直希望能有机会上大学，因此当高考恢复，他便瞒着父母和同事报了名。当时，李源潮是已有四年教龄的数学教师，高考当天，他上午请假去参加考试，下午回来继续工作。他只想要学好数学，毕业后继续当教师。
　　作为恢复高考后最早的两批大学生，77级、78级学生的年龄情况十分复杂，包括已经工作多年的考生、应届高中生，甚至有跳级的学生，年龄差距可达15-20岁。但无论长幼，在十年的知识匮乏后，“希望上大学，并最终能考上大学的同学都是热爱学习的。”吴宗敏说。
　　1980年代的复旦自修室和图书馆座位也很紧张，学生经常要去抢位子，实在不行，只能到防空洞改造的地下房间里去自修。入学时，寝室10点半熄灯，大家都觉得熄灯太早了。作为学生代表，李源潮专门找了苏步青校长协商，最终将熄灯延迟半小时。寝室熄灯以后，数学系的同学都到走廊上背英文，甚至自备手电筒学习。
　　在学习上，大家对自己的要求也很高。在接受《南都周刊》记者采访时，现在仍在复旦数学系工作的78级学生邱维元对一次考试印象深刻：“第一学期的数学分析，我只考了78分，已经是班上最后几名了。那时候考不满80分就认为考得非常差了，不好意思了很长时间。”这也是他大学学习过程中，唯一拿到的一个低于80分的成绩。
　　据吴宗敏回忆，“当时学生面对的功利诱惑比现在少，大家都安安心心做数学”。当时学校老师曾说，1949年之后，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勤奋的一届学生。
　　当时的复旦数学系只有苏步青和谷超豪两名教授，现移居美国的中科院院士夏道行，那时在复旦也只是副教授，其余给学生上课的都是讲师。对于吴宗敏和李源潮这批学生而言，印象最深的还有当时的班主任孙芳烈老师和指导员杨浣明。
　　在接手77、78级学生时，孙芳烈已经快40岁了，还有两个孩子，为了能更好地照顾这批学生，孙把小孩全托，随时随地和学生在一起，没事就来寝室聊天。在他的辅导下，吴宗敏所在班级在数学分析的考试中，14人获得满分，这件事甚至得到了苏步青校长的关注。
　　在本科阶段，吴宗敏认为，他的成绩并不算班级里最好的。他偶尔会去询问班主任及指导员，他的成绩在班级里怎么样，班主任及指导员都告诉他：“你当然是最好的。”当时吴宗敏听了很高兴，同时也激发了学习的积极性。现在回想起来，他意识到，这是他们的教育方法：“他会使得每个学生都认为自己是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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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宗敏是恢复高考后，复旦大学出国留学政策的第一批受益者。本科毕业后，出于对学习热爱，他报名了研究生考试。在那份报名表的一个角落里，有一行小字写着：是否愿意作为出国留学代培生。开始吴宗敏没有填，他觉得出国是最优秀的人的事情，与自己无关。就在排队交表的时候，他和同学互相翻看彼此的报名表，有同学对他说，有人成绩不如你，他都填了。就这样，在交表前两分钟，吴在表上画了一个勾。
　　通过研究生考试后，吴宗敏本想留在复旦数学系读研，没有想到学校通知他到德国哥廷根大学数学系去学习。那是中国教育部和德国签订的交流协议内容，连专业和导师都已经确定了。
　　吴宗敏在上海图书馆查阅到了导师Schaback的研究方向——计算数学。一向不喜欢计算的吴并不满意这样的安排。当谷超豪先生在德国访问时，吴宗敏恳请谷老是否可以通过关系帮助换一下专业；谷老却认为，既然已经签好了协议，再换导师是对导师的不尊重。
　　吴宗敏后来也想通了：“就像毛主席说的：共产党员好比一颗种子，把你放在哪里就在哪里生根发芽。” 在1982年，复旦数学系一共派出了6名学生，分赴美、德、法留学。
　　出国前，吴的母亲哭了出来，觉得儿子一走，天涯海角就好像是永别。“当时‘文革’刚刚结束，出国是怎么回事大家都还不是很清楚，是福是祸都不知道，”吴宗敏说，“当时觉得，留学就是去读书，毕业了就该回来。”
　　在工作分配制的时代，摆在留学归来的吴宗敏面前的，是五六个高校的聘书。他最终回到了复旦，因为在读博阶段，复旦的老师们在与他的日常联络中，都希望他能回来任教。在吴宗敏看来，上大学、读研、留学、再回国，这是很平常的一条路。
　　与吴宗敏报名考研不同，在度过了“最幸福的本科四年”后，应志良突然接到通知，说系里面要找他谈谈。他当时并不知道，这次谈话会将自己送出了国门。“当时根本没想过出国，只知道留学回来的人都是很优秀的。” 应志良说。
　　在那个年代，对于当时毕业生月收入不足50元的学生而言，25美元的托福考试费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好在当时的出国留学手续常不齐全，语言考试也不是必须的，谷超豪先生为应志良写了推荐信，最终，应志良被哥伦比亚大学录取了。
　　离开刚从“文革”阴影中走出的上海，在哥伦比亚的宿舍里，应志良和同学第一次见到了家用冰箱。开始时，他们分不清冷冻和冷藏的区别，把牛奶放进了冷冻室。不过既然是“从落后地方到了发达地方”，应志良很快就适应了纽约的生活。
　　从哥大获得博士学位后，应志良赴伊利诺伊大学任教。从中学生到大学教授，应志良觉得自己的这一切并没有什么计划，他用了“随机游动”这个统计学术语来形容他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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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吴宗敏等人出国留学的时候，李源潮以他所希望的教师的身份留在了复旦。入学前就是党员的他，很快就成为了班级团支书，而后又是数学系的团总支书。“做了五级团的书记，做了五个单位的党的书记；就此，这个书记就没再离身。”李源潮在访谈录中说。
　　在今年毕业三十周年的聚会上，李源潮携妻儿一同出席，77级同学还按照30年前毕业照时的位置，拍了聚会的合影。毕业时，李源潮站在了第二排最右边；现在，尽管摄影师请他站到中间，他也没有同意。“这是大家商量好的。”吴宗敏说。
　　吴宗敏还记得，入学时，他和李源潮分别选了寝室里靠窗的两个下铺，到了大二，李源潮主动提出与靠门口的上下铺同学换一下，由此李和吴成了上下铺，“李源潮睡上铺，他选了寝室里最不好的位置。”那时每次一起在外吃饭，吴宗敏总是会帮大家到窗口拿菜，李源潮则总是抢着买单。
　　在李源潮调任复旦团委副书记时，他的78级同学潘皓波接任了系里的团总支书记。在做学生工作的过程中，潘皓波读了很多报纸和文件，认为自己“和经济体制改革走得近一点”。他当时认为：改革既是一个名词，也是一个动词。为了参加到改革中来，他创办了勤工助学，与11家单位联系了132个勤工助学的岗位，而后在此基础上创立了复旦学生咨询科技开发中心。
　　当时，潘皓波还是一心想做研究。从复旦数学系本科毕业后，他考入复旦信息管理专业读研。在一边读书一边任教的过程中，他意识到信息管理方面的教师缺乏实践，他便离开学校进入上海中旅集团积累经验。起初，他还抱着做几年就回学校的想法，却没有想到，在那里一干就是10多年，并自行研发了一套旅行社管理软件。为了让软件在全国范围推广，2001年潘皓波下海经商，并创立了现在的金棕榈集团。
　　在82届的学生中，有不少人在后来都选择了自主创业或进入华尔街，潘皓波是其中一位。徐幼于最早发现警示次贷风险，而在美国金融界出名；陈振华在学生时代就帮老师同事修电脑，编代码对他来说很容易，因此后来创办了Cybercon公司，为IBM、Apple等公司产品提供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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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凭借着学生时代和同学建立的广泛联系，在老同学的协助下，潘皓波张罗起了毕业三十年聚会。一轮又一轮的邀请发到了大多数同学手中，远在美国的范剑青也收到了这封邀请信。
　　出生于福建莆田县一个农民家庭的范剑青，在中学里幸运地遇到了一批当时被称为“臭老九”的好老师。受他们影响，只有15岁的范剑青在恢复高考次年就考入复旦78级数学系，后又考入中国科学院应用数学所，在职攻读硕博。
　　1985年前后，大陆学生出国留学渐成趋势，国外大学也逐步向中国开放了个人自由申请。“年纪小，周围人的影响就大。”范剑青称自己就是在这个时候申请到了留学的机会。
　　在当时，申请一所学校的邮寄费和申请费相当于范剑青月工资的一半，了解国外大学也必须到国家图书馆查找资料。为了节省成本，他找出一份统计学专业的大学排名，只申请了排名最靠前的四五所大学。最终，他去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在伯克利，范剑青遇到了两位曾获麦克阿瑟天才奖的导师，在统计界，能获此殊荣的至今也只有四位。“其中年长一些的那位导师比较传统，年轻的那位导师想法特别多，他对科学的理解对我影响特别大，”范剑青说，“有时我把我的演算结果拿给老师看，但他说不用看，我知道中国人做数学可能比我都好，我就跟你去喝咖啡，聊聊数学，教你怎么做有创意的研究，探讨什么是知识创新。”
　　博士毕业前夕，范剑青找到了一份在美国担任教职的工作，就留在了美国。这之后，他虽然一直都有着回国的想法，但机会却越来越少。
　　如今范剑青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金融系的终身教授，并获有被誉为“统计学届的诺贝尔奖”的“考普斯总统奖”。在他之后，他的同学孟晓犂也曾获得过这一奖项。
　　在复旦数学系完成本硕学习后，孟晓犂留学哈佛，成为哈佛统计系第一个复旦学生。初到哈佛的第一周，他选修了Rubin教授关于人口普查统计方法的应用课程。当时他很不理解：统计人口有这么难吗？在课上到一半时，他忍不住举手提问：“Rubin教授，在中国大陆，人口普查很容易，清点人数就行了。”Rubin教授愣了一会儿说：“晓犂是非常天真的(Innocent)。”多亏当时一个在场的台湾教授为他解了围：“我知道晓犂的意思。我们台湾也很容易，我们有宵禁。”
　　孟晓犂最终适应了美国的生活，在他任哈佛统计系系主任期间，统计学系成为哈佛最具跨学科特点的系科之一。几个月前，他又成为哈佛历史上第一个华人研究生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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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国，那些曾经的同学逢年过节都要聚会。2009年，现任斯坦福大学生物统计系教授的复旦数学系82级毕业生陆盈从美国西海岸飞抵普林斯顿大学，借着儿子即将到范剑青的实验室里实习的由头，他想与六位昔日同窗热闹一下。
　　闲聊中，陆盈提及范剑青、孟晓犂接受加州某中文台的采访并上了电视，大家便找出视频来看。一位参加聚会的同学在博客中写道：“当孟晓犂出现在镜头里的一霎那，吃惊的绝对不止我一个人，这头发也掉得太快一点了吧？”当时在场的范剑青说，电视台采访当天本来还要回答观众提问，但没有一个电话打进来。这位同学打趣说：“如果早点通知我们，怎么也会准备些刁钻问题来捧场，比如说问问孟晓犂，学问和头发的数量之间有什么统计关系等等。”
　　昔日同窗如今各为人父母，范剑青的女儿Mary已经从普林斯顿毕业了。和很多美国学生一样，Mary也出去打过工。她的父亲虽已在海外生活多年，却还是和很多中国家长一样，对年轻人的课外生活不够理解：“我花了这么多钱给你读书，你却把读书的时间拿来打工，算算时价多亏啊！”但实际上，范剑青自己也有些矛盾：“其实我一辈子都没走出过学校，挺遗憾的，年轻人应该出去看看。”
　　毕业三十年之际，77级和78级四百余名同学先后回到复旦，此时曾经的同学已在各行各业立足。据不完全数据统计，在中组部、科技部等国家机构任职者约有十余人，创办或加入各类公司工作的有50余人，从事国内外科研教学工作的约有45人。应志良说，每次回国，他都“一定要回复旦，看看老师和同学”。范剑青虽参加了毕业三十周年的聚会，却错过了当天上午的开幕式。他也因此自嘲：“我已经不了解中国文化了，不知道开幕式才是最重要的。”

szh.19811213

那个时代的人才货真价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