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发展经济学———超边际和边际分析》述评
由杨小凯著(布莱克维尔出版公司，2000年)、张永生和张定胜翻译的《发展经济学———超边际和边际分析》一书2003年12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杨小凯是当今世界上有洞察力的经济学家之一，就经济发展的现代理论，尤其是发展理论的微观基础而言，他是一个主要贡献者。 杨小凯的主要贡献在于运用超边际分析方法将斯密和杨格关于分工的思想数学化，并成功拓展至经济学的各个分支。他认为，严密的劳动分工一般均衡模型将用于两个基本目标：它不仅为新的科学发现提供一个研究的工具，也将为教学提供一个典型的框架，以便于经济学专业的教师和学生通过一个共同的模型和工具集合来讨论和研究劳动分工。由于其理论的系统性和前沿性，以及作者对中国自建国以来的发展过程独到和深刻的剖析，使得该书成为中国高等学校发展经济学的首选教材。
《发展经济学———超边际和边际分析》一书，不仅系统讲授新兴古典发展经济学，同时还全方位地涵盖了新古典发展经济学的内容。全书分为发展经济学的微观机制，企业制度、内生交易费用和经济发展，城市化和工业化，经济发展的动态机制，发展的宏观经济学五大部分。在第2章，将超边际分析应用于李嘉图模型和赫克歇尔模型，证明了均衡的总合生产力可以作为分工网络演进的一个结果而内生地提高。这种李嘉图模型和赫克歇尔模型的超边际分析揭示了经济发展的一般均衡机制。在这两类模型中，当交易效率改进导致均衡的分工网络扩张时，下面的发展现象就会出现：每个人或每个国家均衡的专业化水平提高；市场的范围扩大；市场一体化程度、生产集中度、职业的多样化程度都会提高；商业化程度和贸易依存度、人与人之间的依赖程度和总合生产力会提高。超边际分析还可以揭示同时决定相互依赖的政策和分工水平的一般均衡机制。在第3~6章，作者将斯密内生比较优势的概念数字化。它意味着，不同专家生产力的差别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还不如说是分工的一个结果。斯密－杨格的内生比较优势模型被用于揭示经济发展的均衡机制。经济发展的均衡分析说明，总合生产力和内生比较优势程度会随着交易条件的改进而提高，即使在需求和供给不发生变化时也是如此。内生比较优势的斯密－杨格模型还被用于揭示企业家和企业制度对经济发展的意义。同时还揭示了机会主义行为引起的内生交易费用如何影响经济发展和分工演进。在第10章，用几个斯密－杨格模型，将配第关于城市化和分工之间内在关系的思想数字化。在第11章，杨格关于工业化和迂回生产中的分工之间关系的思想被数字化。在第13章，用斯密－杨格的动态一般均衡将杨格关于分工网络和市场范围大小自发共同演进的思想数字化。在第14章，用一个瓦尔拉斯序贯均衡模型将奥地利学派关于企业家发现和有限理性的思想数字化。它可以预见社会通过社会试验获得的组织信息和分工同时自发演进。第15、16和17章中，斯密、杜阁和其他一些古典经济学家关于投资、货币、景气周期、经济发展和分工之间关系的思想被数字化。特别是还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来批评技术和储蓄决定论。所有这些都证明，一旦经济学家掌握了将古典发展经济学数字化的工具，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灵魂就能在超边际分析的现代躯体中复活，从而发展经济学也就能重新成为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核心。
值得一提的是该书的翻译者张永生和张定胜，均是新兴古典的新秀。在杨小凯10余年的努力下，他不但能够将许多世界一流经济学家的目光吸引到自己的研究领域，而且能够将海内外诸多杰出的年轻学者也归之门下，笔者接触杨小凯的著作不过一年多时间，但杨小凯的思想对我的影响比以往我所接触的任何学者都大得多。不仅仅是因为他开创了新兴古典经济学学派，更因为他所流露的对祖国发展的热切期盼。套用哈耶克评论杨小凯的话作为结束语：“我是一个自己有一套思想的人，对所有经济学家从没崇拜感，但读了杨小凯的著作后，我有一种相见恨晚、非常欣赏的感觉。我说不清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但我相信，大多数中国人看了他的书后，对世界和对中国的看法会产生深入骨髓的变化。”
新兴古典经济学(超边际分析)的形成与简介 为了对经济增长寻找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多少代经济学家为之倾注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以致于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Lucas(1988)曾风趣地指出："一旦你开始考虑它们，就很难再考虑其它事情了。"从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到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经历了200余年的历史。但Barro和Sala-I-Martin(1991)的研究显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些研究结论不符合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的现实。这一事实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经济增长率随时间的推移而下降的经济增长含义，显然是矛盾的。尽管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家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认识到模型的这一缺陷，并以假定外生的技术进步来弥补，但其增长模型并不能解释经济的长期增长和穷国越穷、富国越富的现实。
Cass(1965)和Koopmans(1965)将Ramsey(1928)的消费者最优化分析引入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从而提供了内生决定的储蓄率。这一扩展允许更丰富的转型动态(Transitional Dynamics)，同时保持条件趋同的假设。然而，储蓄率内生化并没有消除长期人均产出增长率对外生技术进步的依赖。
他们和Uzawa(1965)的研究完善了Ramsey经济增长模型，完成了基本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但由于缺乏与实际经济的联系，在70年代早期，即理性预期革命和石油危机的前夕，增长理论已不再是一个活跃的研究领域。宏观经济学家集中于短期波动的研究，主要贡献包括理性预期与商业周期模型相结合，改善政策评价的方法以及将全面均衡分析(CGE)应用于实际商业循环理论。
经过近20年沉寂后，一些经济学家开始用新的经济增长理论来解释人均收入在不同国家及不同时期的巨大差别。收益递增、人力资本、研究与开发、技术扩散、干中学和外部性的论题成为新增长理论研究的中心。许多国家关于经济增长的大量统计数据的可获性，使经济增长理论分析和经验研究相互促进、不断更新、充满活力，吸引了不同领域经济学家的广泛兴趣。
以Romer(1986)和Lucas(1988)的著作为开端，8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增长理论研究出现了新的高潮。这一阶段被称为新经济增长理论阶段。这些研究的动力是，认识到长期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是极为重要的。最近的贡献的特征为以研究内生技术进步为主要特征。Romer(1086)，Lucas(1988)和Rebelo(1991)的研究，是建立在Arrow(1962), Sheshinski(1967)和Uzawa(1965)的研究工作基础上，他们仍没有真正地引入技术转变的理论。将研究和开发(R&D)理论和不完全竞争结合进增长理论框架开始于Romer (1987,1990)。Aghion & Howitt(1992)以及Grossman & Helpman(1991)也对此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这些模型中，技术进步来自于有目的的研究和开发活动。这种活动由事后的某种形式的垄断力量予以补偿。如果经济社会能不断产生新的思想，那么增长率就能在长期中保持正值。然而，由于与新产品和新生产方式创造相关的扭曲的存在，增长率和大量发明活动的结果将不会是Pareto最优的。新的研究还包括技术扩散模型、对发明的分析与技术领先国家的技术进步率相联系，对扩散的研究则涉及技术跟随型经济模仿这些技术进步的方式。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另一个重要的外生参数是人口增长率。而新经济增长理论最近研究成果(Becker & Barro, 1988; Becker, Murphy & Tamura, 1990)就是通过将生育选择分析结合进新古典模型，从而使人口增长内生化。其研究结果与大部分国家的经验结果相一致。其它的模型还涉及考虑移民和劳动－休闲选择的增长模型中使劳动供给内生化。
战后，由于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不能解释经济增长和发展现象，所以又发展出一套与微观经济学相互独立的发展经济学和经济增长理论。60年代以来，不少经济学家认为，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不能解释厂商出现、交易费用的意义和产权的意义，又发展出交易费用经济学和新企业理论。特别是80年代以来，博弈论开始进入主流学派，它被广泛用来研究内生交易费用。
为了重新科学寻找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建立起经济增长的微观模型，不少经济学家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其中，最为著名和最具影响的即为以目前旅居澳大利亚的华裔经济学家杨小凯院士等(Yang and Borland, 1991; 杨小凯, 1998 )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所提出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其代表作就是1991年发表于《政治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上的经典论文：《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A microeconomic mechanism for economic growth)。他们用非线性规划(超边际分析)重新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和专业化的精彩思想变成决策和均衡模型，掀起一股用现代分析工具复古古典经济学的思潮。成为经济增长理论从90年代迄今最重要的发展。其他的代表经济学家包括Rnsen(1978, 1983)，Becker & Murphy(1992)和黄有光(Ng, 1989; 杨小凯和黄有光, 1999)等。他们发现，一旦用超边际分析方法内生个人选择专业化水平的决策，然后来分析市场和价格制度如何决定全社会分工水平，则以Marshall(1890)为代表的以边际分析研究供求及价格的方法而形成的新古典经济学主流学派，对分工结构有关的总量需求及种种宏观现象难以解释的难题迎刃而解。这种被称为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可以将很多发展和贸易现象解释为分工演进的不同侧面，可以解释企业的出现和企业内部组织的均衡意义，可以解释交易费用和制度对分工和生产力演进的意义，可以解释货币出现、景气循环等宏观现象。
与其它几类模型相比，新兴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最大突破有二：一是研究了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摒弃了新古典经济学将生产与消费绝对分开的做法，使用了消费－生产者的概念，这在微观经济学领域也是一大突破；二是杨小凯的模型存在着竞争均衡和Pareto最优的一致性。迄今大部分经济增长模型都是在全面均衡分析(CGE)的框架内发展的，由于存在着规模收益递减，其它模型中最多只存在动态竞争均衡而不存在着Pareto最优，这种不一致性可谓是一大理论缺憾。而杨小凯较好地解决了此问题。
《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
前 言
本教材是一本新类型的经济学教科书。它不同于马歇尔的第一代经济学教科书中将供求分析与对个人专业化决策的分析分割开来的方法，也不同于纯消费者和厂商截然两分的新古典供求边际分析。本书从消费者—生产者选择专业化水平的决策出发，用超边际分析法(每个角点解的边际分析和不同角点解之间的总收益—成本分析)分析社会分工网络规模是如何由市场来决定的。按照超边际分析法，需求和供给是分工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AllynYoung，1928)。因此，需求和供给不仅取决于一个给定分工网络模式下的资源分配，而且取决于分工网络的模式。
此书也不同于萨缪尔森的第二代经济学原理教科书。此书中不再有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分割。由于一个特定的分工水平与特定的市场网络规模相联系，当人们选择他们的专业化水平时，就决定了整个社会的分工网络规模，从而也决定了市场容量和总量需求。因此，许多宏观现象，比如失业和景气循环，就具有复杂的分工网络特性。
此书用非线性规划、动态规划和其他非古典数学规划方法将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灵魂在一个现代躯体中复活。由于此书的灵魂比新古典经济学更老，而它的躯体却比新古典经济学更新，所以我们称之为新兴古典经济学。
尽管此书有一个全新的结构，但它通过综合当代大部分经济学知识而保留了经济学主流的连续性。本书涵盖了基于纯消费者和厂商两分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但是，我们强调在新古典框架里可能的角点解和一般均衡的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由于参数的变化使得内生变量在角点解和内点解之间非连续跳动)。通过强调导致均衡贸易模式在角点解和内点解之间跳动的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新古典贸易理论被综合进了本书(第12章)。第11章包括由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DixitandStiglitz，1977)、克鲁格曼(Krugman，1979，1980，1981)、埃塞尔(Ethier，1982)，以及其他人发展的新贸易理论。第4、9和12章包含了一些新的均衡对策模型，并利用它们来分析内生交易成本和分工网络规模之间的关系，这些模型包括米尔格龙一罗伯茨和克雷普斯一威尔逊的序贯均衡模型、德瓦成普特一马斯金的承诺对策模型。
第9章和第12章包括由道德风险和信息不对称引起的内生交易成本的新模型、剩余权结构和不完全合约理论，以及新厂商理论。本书对这些模型进行了扩展，并用其探讨内生交易成本、分工演进、所有权结构和厂商出现之间的关系。第21、22、23、24章介绍了各种新内生增长模型(AK模型、基于R&D的模型和内生分工演进的模型)，并用最新的经验证据对它们进行了比较。
本书用几个新兴古典一般均衡模型发展出了一个解释所有微观和宏观现象的统一框架。当分工的网络规模通过一般均衡内生时，给定网络模式的边际比较静态分析就能够用来处理传统的资源分配问题，而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则能够解释均衡的分工网络规模以及相关的宏观变量在不同结构之间的不连续跳动。超边际比较静态(或动态)分析还能够解释货币的出现、景气循环和失业等现象，因此，在新兴古典框架内，宏观经济分析和微观经济分析不过是同一个框架下两个不同的分析层次。
此书将布坎南、张五常、科斯和诺斯关于交易成本、所有权、厂商制度和合约的许多观点进行了数学化。本书也吸收了非线性演化经济学(见Nelson，1995；Conlisk，1996)和奥地利学派(见Kirner，1997)对主流经济学提出的挑战。例如，第24章发展的瓦尔拉斯序贯均衡概念可用来预测经济组织和利用价格机制对各种组织进行社会试验所获得的信息的同时演进。由非线性演化经济学提出来的有限理性决策问题中的悖论可通过基于适应性行为和有限理性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解决。这个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将经济组织和组织信息同时演进的命题进行了数学化。该组织信息是通过价格机制对各种组织进行社会试验而获得的，该命题由非线性演化经济学提出(Nelson，1995)。
此书可用做两个不同水平的经济学原理教材。由于每一章里都有一部分内容介绍形式化模型和机制背后的直观含义，加上一些图形的帮助，此书可作为本科三年级或四年级的(微观或宏观)经济学教材以及本科三年级或四年级的发展经济学、贸易理论、工业组织、交易成本和产权经济学、合约和制度经济学教材。本科课程的焦点是对经济思想的训练。如果此书被用做本科教材，则作业和考试题可从每章后面的思考题中选取，而对于每章较难的数学和后面的习题则可以跳过。
此书还可作为研究生水平的微观经济学教材，也可作为研究生的宏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增长理论、交易成本和组织经济学、合约和制度经济学、工业组织以及贸易理论的参考书。研究生课程的焦点是进行数学模型的基本训练以及培养革新性、创造性和批判性经济学思维。对于基本训练部分，学生应该把注意力放在重复演算此书中的大多数模型以及求解每章后面的习题。花费在重复演算模型上的一小时的效果相当于八小时的听课和阅读效果。如果你能够重复演算并很好地理解此书中的每个模型，那么学习就变得越来越容易。如果你不能重复某个模型的演算，那么后面的学习就变得越来越困难。
为了培养创造性和批判性的经济学思维，学生应该把注意力放在设计模型和选择可能的分析框架的试错过程上。所有原创性想法必须经得起严格推导的检验、逻辑一致性的检验和经验证据的检验，同时我们也鼓励不能被现行数学工具形式化的思想。每章后面的思考题和习题里包括许多可作为硕士和博士论文的课题。如果需要，我们可以为做这些研究的学生提供帮助。
此书适用于学时一年的课程。教师可在第一个学期把注意力放在第I～V部分的基本训练。在第二个学期把注意力放在培养学生的革新性、创造性和批判性的经济学思维上。如果此书只被用于一个学期的课程，教师可在第I～V部分中选择一些主要的章节进行详细讲授，对于其他章节则可借助于图形扼要介绍。
此书可满足系统学习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法的技术实质的需要。它涵盖了许多有关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的最新研究成果。有些新成果是第一次出版。我希望读者能够从本书中体验到一种智力探险的乐趣，并意识到分工网络的超边际分析可成为衔接主流经济学和当今网络时代的桥梁。
由于新兴古典经济学可以应用于许多经济学领域，我们正在发展一个连锁网络用于促进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的教学、研究和出版。杨小凯的新著《分工与经济发展》就是将新兴古典经济学应用到发展经济学的一个新成果。这本书已由Blackwell公司出版。而即将出版的中文版《发展经济学》，则是在英文版《分工与经济发展》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而来的。因此，中国读者可以读到比英文版更新的著作。其他可能的连锁单元包括《产权和交易成本经济学》和《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如果你有兴趣加入这个连锁网，请通过xiaokai．yang@buseco．monash．edu．au与杨小凯联系，我们将提供训练支持和应用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全部技术信息。
有许多人和机构为此书做出了贡献。我首先要感谢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的老师，他们是：教我一般均衡理论的HugoSonneschein；教我发展经济学和城市经济学的EdwinMills；教我新贸易理论和具有递增报酬的一般均衡模型的GeneGrossman和AvinashDixit；教我计量经济学的GregoryChow，WhitneyNewey，AnguishDeaton和RichardQuandt；教我信息经济学和对策论的JosephStiglitz，BarryNalebuff和SanddyGrossman；教我宏观经济学的AlanBlinder和JohnTaylor；教我工业组织的WilliamBaumol，MichaelKatz和RobertWillig。
我也非常感谢被收集到此书中的许多论文的合作者：Jeff Borland、陈丙郎、成文利、BenHeijdra、GeoffHogbin、林建甫、刘孟奇、刘孟俊、廖柏伟、刘淑香、黄有光、BabuNahata、BobRice、JeffSachs、史鹤凌、孙广振、lan Wills、王建国、王开友、姚顺天、张定胜、赵益民、周林。我受益于对与此书有关的研究论文和书籍的评论和批评。这些评论者和批评者包括Ken Arrow、Gary Becker、Avner Ben—Ner、FischerBlack、James Buchanan、Steven Cheung、Cyrus Chu、Eric van Damme、Herbert Dawid、Jurgen Eichberger、Karl Farmer、John Gallup、Robert Gilles、Oliver Hart、Heinz Kurz、Lachie McGregor、DouglasNorth、Lloyd Reynolds、Peter Ruys、Andrei Shleifer、Hugo Sonnenschein、Sherwin Rosen、DonaldSmythe、WillySpanjers、田国强、AndrewWarner、许成刚、易纲、张维迎以及各种讨论会和会议的参加者。Harvard University、Monash University、北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台湾大学和University of Louisville的许多学生对本书的教学材料提供了有用的反馈信息。特别感谢JeffBorland、SherwinRosen、刘孟奇、文玫和杜巨澜，他们为我提供了一些重要的参考文献。文玫和赵益民为本书绘制了很多漂亮的图形。我也要感谢本书草稿的六位匿名审稿人。
本书的财政支持来自于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澳大利亚研究基金委员会、香港中文大学、台湾大学、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台湾科学基金会、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光华管理学院、丁ilburg大学经济研究中心。
最后，如果没有来自家庭的爱、耐心和强烈支持，这本书也不会这么快与读者见面。因此，我要对我的太太吴小娟和孩子小溪、泽思和泽华表达深深的爱和感谢。
当然，我对书中所有余下的错误负责。
杨小凯于哈佛大学
1999年9月 |
发表于 2012-11-21 1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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