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承思：红色教授吴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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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末，我考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时，吴泽先生（1913－2005）是我们的系主任。吴教授是一位著作等身的著名历史学家，还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上海历史学会副会长。
　　1933年夏，家境贫寒的农家子弟吴泽考入北京中国大学经济系，师事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达和吕振羽等。在这些红色教授的影响下，吴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学时发表《殷代经济研究》和《奴隶制社会论战总批判》两篇文章，直接参与了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
　　1935年，吴先生参与了“一二·九”学生运动，不久又加入中共的外围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曾一度被捕入狱。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吴泽从中国大学毕业，几经周折，于1938年春辗转至重庆，先后执教于复旦大学、朝阳法学院和大夏大学。《中国原始社会史》、《中国历史大系·古代史》和《中国历史简编》是吴泽这个时期的代表作，也是成名作。不过，这些著作都是根据马克思或恩格斯的论述，铺排中国的片断史料而成。
　　1946年夏，吴泽随大夏大学迁回上海。10月，翦伯赞与华岗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如果说，此前吴氏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特色是“史从论出”的话，那么此后就完全成为“遵命史学”了。例如，他发表的《名教叛徒李卓吾》、《刘伯温论元末》、《梁启超的拥袁运动》、《关于曹操的历史作用问题》等文章，曾经名噪一时。但今天看来，这些文章与其说是学术论文，不如说是政治评论更恰当。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吴泽参与接管大夏大学，曾任教务长、文学院院长等职。1951年院系调整，大夏大学并入华东师范大学后，长期任历史系主任。
　　大学三年级时，我们成立了学生学术团体“青年史学社”。我作为发起人去吴家邀请他参加成立大会。那时学校的名教授们在丽瓦河畔都有一栋独立的小洋房。吴先生和他的老母亲以及哥哥同住，那是我和吴先生第一次近距离接触。
　　后来我考取杨廷福教授的隋唐史研究生，吴泽也挂名是我的指导教授。因为杨先生还没有从教育学院调入华东师大，所以不能单独招收研究生。我们史学研究所的研究生都要听吴泽的课。他断断续续地给我们讲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学说和古代东方史理论。那是吴先生从30年代到50年代的研究成果，课程大多安排在晚上。
　　每次他拿出陈旧得已经发黄的讲稿，絮絮叨叨讲个不停，我们都听得一头雾水。有时讲课要到半夜才散，我早已昏昏欲睡。这些理论是吴泽教授半个多世纪以来最重要的学术成果，可是大多经不起历史的检验。
　　等到80年代政治环境发生变化以后，这些学术成果几乎成了一堆废纸。吴先生仍然很关注现实，可当时中南海改革开放的政策和他的理念却显得那么格格不入，使他无法跟上形势。此时的吴泽除了在一些集体编撰的书刊上当挂名主编外，能够做的也就是不断开拓冷门的研究领域，如华侨史、客家学、通俗史学等。他试图搞马克思主义的华侨史理论，但实在也是牵强附会得离奇了。
　　研究生的第二年，杨廷福教授去世，我不得不成为吴泽的入室弟子。可除了到吴家去做粉刷墙壁之类的粗活外，是没有机会去和吴先生讨论学问的。
　　研究生的最后一年，大部分时间是带领同学编撰“史学概论”。最后书出版了，主编却是吴泽教授，理由是研究生的成果要算在导师名下。
　　不过，吴先生因此对我格外器重，要我毕业后留校任教，兼职攻读他的博士研究生，条件是继续执笔帮他写一本书。此时的我已过而立之年，不想再为他人做嫁衣裳，但又没有其他出路，只好投笔从政。
　　1989年春，吴先生嘱我报考他的兼职博士研究生。上海市委宣传部的陈至立部长也同意放行。可是那场政治风暴一起，母校将我除名。我就再也没有回过母校，再也没见过吴泽教授了。
　　我总觉得吴先生的红色教授生涯是个悲剧，他本来是可以为后人留下一些学术遗产的，可是却没有。他的学术生涯不幸耗费在教条主义的繁琐演绎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