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 李大苗：其时法兰西——《旧制度与大革命》之外（一）

法国梧桐

见到的说法是，复式簿记这个会计体系，1788年被引入法兰西的公共财政管理。
　　在史学家们看来，王国时代的法兰西，除了不多几位能臣外，再也没谁有什么办法约束王国的开支。也就是这1788年，时任财政总监的内克尔，把王国的公共财政预算第一次公开，王国的收入和支出按照会计准则被分项列出。睽睽然摊开在王国臣民眼前。而之前，按照托克维尔的说法是，“……财政管理是秘密的、无保障的，人们在这里仍遵循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统治下的某些不良作法。”
　　七年前，还是内克尔，作为在任的财政总监，将王国的财政赤字公开披露，这是法兰西财政史上破天荒的事情，因此开罪国王路易十六而去职。再次出任财政总监的内克尔，上任不久就将财政预算公布于世。说起来，第一次建立会计制度这样的事情，专业的说法是“建账”，对于已有财务活动的状态，这意味着大量的收集、分类、核定与设项的作业，作业量之大，对财务技能要求之高，绝非短日可能。由此可见，内克尔决然不掩的咄咄之态。不到一年后的7月11日夜间，内克尔被路易十六又一次除职，天亮之后巴黎即聚有请愿，继而骚乱动荡起来，由是，人们拿起武器攻下巴士底监狱。
　　国家财政的约束，只有公开，才能将预算制度化地管制起来，而复式簿记的财务规则的引入，意在将公共事项及收支与王室的财产及开销以制式化管理。前者，如今叫做“公众监督”，后者则是制式化的会计核算管理。或是因为国王不得不再任用自己而踌躇满志，也或是因为职业信念令自己坚定不移，总之，内克尔似乎要将法兰西王国的公共财政彻底革新，而所要达到的目标，就其数据的公开性和制度的彻底性而言，比如在中国，两百多年后也依旧遥不可及。
　　见到的说法，内克尔的财政预算是，收入为5.03亿利弗尔，支出为6.29亿利弗尔，赤字为1.26亿利弗尔，支出中有3.18亿利弗尔是到期的本息债务。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托克维尔称，1789年“国家欠债将近六亿利弗尔”。即使置赤字于一旁不论，两亿利弗尔左右的年还债能力，应当说，法兰西王国公共财政状态尚不那么不可挽救地糟糕。只要能持续坚持缩减财政开支，两三年里，财政收支就能回归良性，三五年内，这些债务即可全部偿还。
　　就此看来，内克尔并不只是打算医头医脚纾解财政困难，而是要毕其功于一役地建立起严格的财政制度，将国王以往肆意而为的权力束缚起来，监督起来。如果这个假设成立，那么，将公共财政的状态搞得险峻些许，或许恐吓住王权的胆魄，有利于内克尔对财政制度建立的勃勃抱负。究其原因，全是因为，内克尔出任财政总监，是法兰西王国债权人对王权的强硬还价，而并非是国王对内克尔理财能力的青睐，尽管内克尔本身就是一位不折不扣的重商主义者。
　　路易十六治下的法兰西，城市底层的家庭收入，据说每年不过二百多利弗尔，也即每个月20利弗尔左右。没有统计分析的时代，“亿”，也就是100个百万，是骇人的数字，上一次收录在法兰西人的记忆，是六十年前的“密西西比泡沫”，由约翰·劳制作的那场堪作人类历史之最的金融灾难，造就将法兰西王国彻底破产，几十万个家庭的储蓄荡然。即使因一代人的故去而遥远，但作为旷古的传说，可能要比亲身经历更令人恐惧。内克尔，瑞士人，资深的银行阅历当然令他知晓这个掌故，但知识的冷静解析与法兰西民众心中烙下的恐惧必定不同。
　　大革命前夕的法兰西，人口规模约两千八百万，6个多亿的预算支出，均摊到每个臣民身上是20多利弗尔，大约是城市底层收入的8%强。按照中世纪时代“十一税”的规矩，这样的税负可谓轻也。其实，近现代税收制度建立以前，世界各地的税负都轻而薄。比如清明两季末期的中华帝国，尽管听起来有民怨鼎沸之态，中央财政的收入也不超过人均收入的5%，远非秦晖所言“尺蠖效应”那般险恶。1953年的中国，中央财政预算收入是230多亿，城市最低家庭收入是30多元，人均税负大约是城市最低家庭收入的14%。或者以曾长期对农民征收的农业税为参考，虽然说如今已经彻底免除，在其实行时，中国农民是按照农作常年收入的15.5%的税率缴纳。所以，路易十六时代的法兰西，财政赤字绝非后人所言那么耸人视听，债务远不及到国家破产的地步，其凶狠也比后世的许多专制政府善良得多。
　　查到的历史数据也支持这个说法。1680年代初的法兰西，国家财政收入8千万利弗尔；1715年的财政收入将近1.65亿利弗尔。1788年的6个多亿的财政预算，是73年前的4倍的关系，而见到的资料称，从1715年至1771年，法兰西商业经济增长了8倍之巨，按照我们的惯用型，就是翻了三番。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托克维尔引用阿瑟·扬在《法兰西纪行》中的说法：“1788年波尔多的贸易额比利物浦多；他（阿瑟·扬）还说：‘近几年里，海上贸易在法国比在英国发展更快；这种贸易近20年增长了一倍。’”
　　姑且不论法兰西的国家债务情况如何，但其财政收入的增加速度低于经济增长速度，这样的结论可以令人信服。若参照1680年代的情况，这个现象并非自路易十六加冕之后，而是从路易十四时代就开始的惯行惯例。财税收入因经济增长而增长，这只是一个方面的考察，若考虑因物价指数而变化，从1680年代到1780年代的百多年间，法兰西财政收入甚至可能是负增长，国王臣民的负担不是增加，反倒是舒缓了。
　　至少早在路易十四时代，法兰西就开始实行“包税制”。国家不直接向臣民征税，而是建立“包税人团”向王家财政预缴事先商定的税额，再由“包税人团”向不同地方的包税人层层拆分转包税赋额，超额部分听由包税人自肥，短缺则由包税人自赔。财政支出亏空时，国家财政总监就要与“包税人团”讨价还价，重新商定包税基数。正是靠着这样的办法，国家的财政才由1680年代以前的千万这个数量级增加到1780年代的以亿为单位，其间，从未有过召开“三级会议”协商增税的事样，全凭“包税人团”与国王的财政大臣搓手指头来摆平财政亏空。
　　也许，正是内克尔按照制式的会计准则编制国家预算，并将之堂然于众，才使得预算的执行议题，由以往暗箱中的授受操作转为议事堂里的公开商议。内克尔这两手，前者彰显银行家的职业素养，后者是引入日内瓦的治政守则。而本来，早在1777至1781年第一次出任路易十六的财政总监时，内克尔就应该对“包税制”和“包税人团”熟焉稔焉，循之而为，也就没有“三级会议”，当然也就没有“第三等级”是什么的追究，即使日后被路易十六所弃，也断不会有走上广场的陈情抗议，以及由此演绎出的这场惊天动地的“大革命”。
　　制式化的会计准则，立意于收入与支出的规定性，而公开透明的预决算管理，势必就要审核，命题是财政收支的正当性。这等道理，伊始之际，也许是关注税负轻重与担当，但坚持下来则必然聚焦限权和宪政。内克尔的举止，在本质上是矫正王权的改革，历史的诡异在于，最该拒绝的路易十六反倒接受它，而最该欢迎的“第三等级”倒是拒绝了它。
　　那些来自“第三等级”的代表，究竟有多少人明了国家财政预决算的含义，这很难搞清，既使那些娴熟资产负债簿记的人，也未必真正懂得其制度效用的含义。省级会议的否决，使得意在增税的路易十六知道，这个制度既使能够为王家扩钱，也必定造成限权。托克维尔的着力点在于“旧制度大革命”的关系，将波旁王朝末期的改革略而不谈，这样的做法有着逻辑上的合理性。而不能掩饰的史实是，最初革命者，无论是激进的还是保守的，拒绝税负的同时，忽视了从国家财政开始改革机遇。轻然的纵任，让到手的机遇逝去。法兰西对公共财政再一次实行预决算管理，是将近30年后的1815年。30年，在社会思想的命数上，是一代人的时光。
　　自中世纪衰落起，法兰西经历了三百多年的社会和经济变迁。工商贸易的发展，城市经济和阶层的兴起，毫无疑问，最大受益者是第三等级，尤其是第三等级中的事工事商的新兴阶层。自1664年，柯贝尔推行重商主义的发展战略起始，法兰西王国对外高筑贸易壁垒，对内倾心倾力地扶植工商产业，邀引专业人才，减免各类税赋，拱让土地资源，建造基础设施，从生产到技术，从采矿、制造到行销，王国政府的官僚们，无一不悉心关照，仅以苏格兰的约翰·劳和瑞士的内克尔这等外籍人士出任王国的财政总监，就足以证明，为发展经济，法兰西王国在所不惜。
　　比照而言，甚至绝对而言，“第一等级”的僧侣全部，与“第二等级”的贵族大部，是这三百多年，甚至更长历史时期的受害者。这并不单于绝对王权的扩张对他们的挤压，更在于，新大陆发现后贵金属的涌入，造成商品价格持续不止地上涨，使得这些寄食用佃地租固定收益的人等绝对收入累年递减，之后，柯贝尔的重商主义又经行一百多年，垒叠的顺差追求，使得法兰西国内贵金属过溢，以货币形式收得的固定地租，又令法兰西王国的通胀延续不衰。即使那些头脑精明的贵族，悄然跻身工商产业，约翰·劳的金融危机，又令他们倍受摧残。
　　在欧洲，人们将来自中南美贵金属冲击称作“物价革命”。多于既有数量三到四倍的贵金属涌入，使得欧亚大陆各个国家和地区物价飙升。新大陆发现后的一百多年时光，贵金属为本体的货币购买力减低到原值的20%多。柯贝尔以出口为导向的发展战略，倘若每年的顺差产生1%的货币效应，那么，1788年的购买力值等于只等于1668的三分之一。这样，平均估算下来，贵族和教堂的地租性收入，仅为300多年前的6-8%左右。这样说吧，无论是按地亩收租还是人丁计税，只要是固定额的货币征收，不是实物缴付，不是按价格比例缴付，其实际物值都在递减。教堂和僧侣的例外在于，随着经济发展，信徒敬奉会增加，但宗教敬奉绝不是国家征税的理由。
　　所以，为弥补财政赤字向第三等级增税，是正当的；对第一等级和第二等级以豁免，也颇为合理，至少今天看来就是如此。但王国时代的法兰西，其困难在于，它没有依据也没有办法对臣民按其收入计征，只能要么按照地亩，要么依据人头分摊税款。这个事理于今亦然，一间企业，既无簿记又无发票，除内部人外，没谁能准确核定其收入，当然也就无法公平承担税负。
　　在分权制的不列颠，城市有着充分的自治，更确切地说，是城市资产者为主体的治理。为了精确管理自己的资产，资产者们兴高采烈地运用会计簿记制度，为了有效管理城市的公共资产，他们毫不迟疑地施行预算制度，深谙经营核算的资产者，当然能洞察作弊防范行伪，林林总总，不一而足，总而言之，一句话来表证的话，那就是“无代表，不纳税”。内中所包含知识，绝非法兰西文官政治所能领教，而构筑起来的思想，又不为法兰西的资产者心领神会。法兰西第三等级的精英们，只是愤懑地拒税，没打算以税换权，一如当下中国，对极权有刻骨铭心的恐惧，却不相信分权，千方百计逃税漏税。
　　法兰西的悲哀在于，新兴的城市资产者从未有胆觊觎以税换权，当机遇到来的时候，习惯性的麻木使得他们无从感觉。那些影响法兰西的思想家们，热衷平等，鄙夷特权，他们不明白，也可能是不屑于明白的道理是，资产者先登一步地与政，这样的特权，其本身就是对极权专制的根本变革，而资产者的畏怯，听任社会失意者拉大旗作虎皮，在“人民主权”华丽旗帜的动员下，将本来虽然可能的，但一定是深刻的国家政治改革演绎成血光四溅的大革命。

歪弟

学习了，思想一直是中国的短板，官民莫不如此

迅弟儿

所有的国家都应该学习并且一定要做到英国的政治改革模式。
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给今后所有需要政治改革的国家和地区下一个命令，命令他们必须成为英国。
至今为止，只有英国没有演绎成血光四溅的大革命。
包括宪政的楷模美国，其独立革命与内战，都演绎成血光八溅的大革命。

所以如何让后进的国家都成为英国，就成为一个沉重的课题。
人类社会与动物世界一样，也是一个自生自长进化形成的过程。有的地区进化为英国，有的地区进化为中国，进化为印度，进化为阿尔及利亚。就像肉食动物、草食动物和杂食动物一样，充满了偶然性。
如果仅仅依靠希望或者祈祷，我相信羊的祖先根本不可能向狼的方向进化。
这里面奥秘无穷啊。没有任何一个人拥有全面而系统地知识能解释或者左右着一切，如果有人断言能做到，或者仅仅是相信自己已经很全面的能诠释这一切，估计都是被哈耶克所反对的。

猪头猪智慧

貌似老网写有《旧制度与大革命》导读，老网何时贴上来。

三苗

3# 迅弟儿


英国一样有血光八溅……

很多人都忘记了1640-1689年英国的革命、复辟和内战……加上之后的激进主义社会运动……

三苗

3# 迅弟儿

说真的

要找“不流血”的模范

那还不是英国，而是普鲁士德国和二战前的日本……

就连西班牙，20世纪都有两次革命……

菜农

靠，英国血光两溅的程度吧。
后人分析前人生灵涂炭大多一笔带过，其时其地，可能惨不忍睹。

李大苗

其时法兰西——《旧制度与大革命》之外（二）

《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惟有一处（p248）出现“封建专制”一词。在全书其它任何地方，“封建”不仅与“专制”相互不缀，而且还相互对立，非此则彼。查英文版，此处的“封建”与“专制”间有连词“and”，法文版也有连词“et”。这样，正当的翻译应该是“封建和专制”，是两个并列的语义。通贯托克维尔这部文作的“旧制度”，就是中央集权的“专制”，而所谓“封建”，早已经退出国家治理，仅保留某些“特权”的社会阶层，托克维尔甚至将之比作“种姓”，也即得自于血统的社会身份而已。

《旧制度与大革命》同时代的另一部噪名之作——《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则旗帜鲜明地使用“封建专制”（feudal absolutism）。他们是这样说的，“……小资产者曾经在封建专制制度的束缚下挣扎到资产者的地位。”注意，“束缚”包含有“强制”的语义，还可以引申出“制约”，“绑定”等等。这样，在马克思那里，“封建”就是国家与政治的性质，可以用来勘定“专制”权力的属性。之所以提及这个差异，亦关乎到当下，在“封建专制”这个政治惯用型面前，不得不费力地论证说，从秦始皇开始，中国就不再是“封建社会”了。

但最根本的是，唯有否定“封建专制”，才能剥离出“旧制度”这个事实，由此来认清并判定“大革命”的性质，否则，托克维尔根本不可能写作出《旧制度与大革命》这部宏论。倘若有如托克维尔这样的判断，那么，无论马克思给出的缀词如何，他就应当清楚，在中央集权这个权力构架上，社会主义与波旁王朝基本无别，共产主义者同路易王室干的是同一勾当。

托克维尔指证，波旁王朝治下，法兰西只有四分之一的省设立“省会议”，托氏说“亦即自治省或不如说表面上部分自治的省”，“只有两个省才有真正生气蓬勃的省自由权”。法兰西国家结构的主体是“财政区省”，由中央政府派出“总督”实施治理。对此，托氏引用约翰•劳的一段话是，“要知道法兰西王国竟是由30个总督统治的。没有最高法院，没有等级会议，没有省长，各省的祸福贫富，全系于这30位在各省任职的行政法院审查官身上。”地方无权自治，基层听命中央，这就是托氏所言的“专制”。

比照在蒙藏回地方浮设“大臣”，帝国各省份派驻“督抚”的中国文官体制，在十八世纪，再没有一个国家若法兰西这般似于中华帝国了。诸如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对中国的赞美，托氏称，是“由于对中国还很不了解”。如果再加思索，内中未必没有对大一统专制体制的终极崇拜，否则，解释不了，伸张三权分立的的孟德斯鸠，在资讯同样匮乏条件下，何能对中华帝国有着不屑的鄙夷与批判。着实看来，在伏尔泰那里，“封建”与“专制”也是两立的；尽管前者早已被剥夺对地方的治理，固有的权力资格，化作身份优待，反倒彰显不平等的质感。

导致社会动荡的那场增税事件，并非肇始于1788年，而是再早一年。因于既有办法增税不得，路易十六同意各省召开省级的“三级会议”。省级三级会议，一俟召开，就没再设定闭会。成为常设议事机构外，同时还成为常设的权力机关，与中央派下的总督分庭抗礼起来。在增税与否进入议题之前，省级会议首先确立自己的权威，而不守身于咨议辅政，将代表中央政府总督权力夺下。这样，在步入1788年的时候，各省已经俨若地方自治，此时的法国，不仅国王不能一言九鼎，在事权构架未能划清之前，权力业已瘫痪。这又与中国极其相似，1909年，各省成立“咨议局”，止于议政辅政，并非权力机关，但督抚的权力立刻受其挤兑，中央政灵当即失灵。两年后，辛亥革命爆发，连历史时刻表都是那么相同。

“三权分立”划时代意义首先在美国联邦宪法得到体现和验证，对美国革命抱以巨大同情的法国人，废止中央极权体制而各省建立的“三级会议”， 除去立法权，还拿下行政和司法权，拥有比总督还要强大的权力，而权力分立的原则，恰恰是他们自己同胞向这个世界堂然阐明。此前的法兰西王权，终归受制于神圣的宗教神权，受制于习惯法和从历史承袭的传统，司法体制或强或弱地保持独立。1789年革命起来之后，神权被打倒，司法权被辖制，“人民主权”的理论下，万权归一，立法、行政、司法审判一体化，最终走上雅各宾专政的极端。

旧制度时代的法兰西，虽然是中央集权，但贯彻到底的只是政治建制，而经济社会却是割据封闭的。经济和商业活动受总督辖制，为权力庇护，追逐垄断而摒弃竞争。省际间，甚至地区间，关卡林立，厘金繁复，鼓励生产却抑制贸易，尤其抑制资源类的物品外售。比如，既往为控制粮食价格上升，各地区都控制粮食外流，像巴黎这样的大都市，粮食供给多靠中央政府调剂。在亚瑟•扬看来，法国的农业生产技术令人难以置信地低下落后，而波旁时代的人口却能持续稳步增长，使得以往不足为奇的年景都能唤起饥馑的惶恐。

对于中国这样的东方式的土地制度，马克思以“小农经济” 的称谓将其冲人类历史阶段的规律中剔除出去。而从托克维尔引用的记叙们可以读到，远在大革命之前，法兰西就已经亦步亦趋地跟了上来：“瓜分遗产使得原来够维持一家人的土地被分给五六个孩子。这些孩子及其家庭此后是无法完全靠土地为生的。”这是说，“小农经济”并非是东方模式的经济特例，而是制度机制下会普遍出现的历史必然。均等的财产继承制必定是土地分割，只消两三代的时光，土地就会微化到不堪的地步，其代价是，粮食商品化愈发低下，粮食收购的成本增加。

“封建”势力相形强大，中央威权式弱，众多城市处于足够自治的英国，则走上了另一条道路。英格兰和威尔士，1700年的城市化率是14%，因刚刚并入苏格兰，将其均数拉低些许，而与法兰西差不多；100年后的1800年，包括着苏格兰的不列颠王国，城市化率已经超过30%，此时的法国的城市化率依旧停留在12%略高一点的程度。在此说一下，1917年的十月革命和1911年的辛亥革命，俄罗斯帝国和中华帝国的城市化率都约在11-12%这个区间中，而且还都是高度中央集权的专制国家，并且，这两个国家都在革命后再造中央集权，乃至无所不能的极权。

没有文官体制资源的英格兰，只能制定规则，经济事务听由商人办理，社会事务交给社会团体推进，尽管也是长期奉行“重商主义”，也是守在立法（航海法）垄断，哪怕将某些行政职能委托给经济组织，诸如“东印度公司”就是这样的例子。而法兰西的文官体制，既是社会和经济发展目标的制定者，也是执行者，还是规则的裁断者与资源调动者。在法兰西的总督看来，生产只是国家或地区与民众获取财富的源泉，而不是为着民众消费。人们总是用“工业革命”或“启蒙”来提及这个时代，所疏忽的是，这也更是个商业革命的时代，生产由传统家庭式的作坊转变为产业化集约生产的同时，商业也从个体奔走的商户跃变成合作经营，取长补短的专业化分工是一个方面，组合起来共担风险，则是更重要的方面。当法兰西选择文官制度的集权体制来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它也就不可能练就市场运行中隐含的信用秩序。

法兰西城市化进程停滞，一者在于遗产分割制度，因为，单一继承制度会将不得分享固定财产的孩子逐离到城市寻求发展；一者在于，中央集权管控下的城市，资产者是城市建设的受动者，对城市发展的反应迟缓，而且更重要的是，缺乏责任感。市场发育缓慢，提供不了再多的就业机会，市政效用的缺损也限制城市的容纳能力。事实上，国家权力可以笃定“城”，但“市”则必定在经济场中占据效用。中央集权，就是自信派员镇守一方的能力，无知于经济有自发的本能。

1787年建立起来的省级会议，虽然称作“三级会议”，但多是存留在本地传统贵族组成，因此也称作“贵族会议”。这些贵族，已经祖祖辈辈十好几代没有治理社会的经验了，不仅如此，城市本身就是封建制度的异物，是从封建贵族领地切分出来，执有“特许状”而免于领主或教区管制的自由特权。“封建”这个制度，过去所辖制的是人身依附领主的农奴，存遗下来的这些“贵族”，最有效也不过是道德威望，与既已人身解放了的农民构不成治理与服从的关系。当贵族们忽然构成“会议”，既使因合法性来自推举而能抵抗总督的权力，但无论心力还是能力，都不足担起地方治理的责任。

对于秩序的解析，哈耶克说，首先是“自发”的，出自人本能的秩序，再而才能进入更加稳定和合乎知识理性的状态，也即“扩展秩序”。一旦外力突然失去，久受外在强制统治的社会，要重新从“自发”开始摸索，旧有的习惯尚未褪去，新样的格局未得建立，在一定程度上，自治反倒成了“被遗弃”。对自己能力的无知，对新制度的茫然，对社会状态的无能，当然会令人们惶恐躁动。旧制度，再邪恶，它也是按部就班地，而且是可感知和可见证的治理质体，比起没有制度，人们终究还能知道它会坏到哪去。

这样，也就能更清晰理解诸如“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外省城市；必须看看巴黎是怎么干的”，“这些人甚至不敢有主见，除非他们已经知道巴黎在想些什么”等等这样的语意了。这是亚瑟•扬对法国1789年的纪实，而一年多前，正是他们坚决拒绝了中央政府的增税方案，史称“省级会议造反”。然而，一旦真地没有了中央集权的管制，地方政治立即不知所措，形形色色的地方精英们涌向巴黎，讨教王国的未来走向，是他们的惦念之一，更重要的是，他们要找回中央绝对权力对自己的重新统治。

两百多年后，同样的场景在俄罗斯再现。主政后的普京，取缔了地方选举行政长官的权利，恢复苏联时代的中央派出制度。强横且明目张胆的专制复辟，赢得俄罗斯民众的衷心拥戴，以致与梅德韦杰夫二人转地轮流坐庄，连袂出演旷古政治奇观。另一个案例是重庆，那里相当一些人们，拒绝法治，膜拜人治，鄙夷规则，敬服铁腕，对薄熙来有着青天般的感戴。他们明明知道，薄熙来和王立军带着自己的嫡系接管了重庆，这不仅极度践踏了吏治原则，而且，这大小马仔只效忠自己的领袖而无情于重庆民众，但是他们还是坚定表示，倘若民主选举的话，他们依旧会从外边选择薄熙来整治自己，在中央集权制度下，愚昧到这种程度，全然不知地方选举本身就是自治，而不是将自己的命运交给与自己痛痒毫无干系的外部强横势力。

1788年，法兰西的地方自治短暂且失败，因对自治的无知而不觉痛苦。1794年，雅各宾专制时期，彻底废除旧的省治，将法兰西切割83个大区，每个大区又切割出若干次级管区，然后再是市和基本区，由此辖制到最基层的社区。社区是有选举的，但社区并非权力机关，是居民议事会堂。成日后将近百年里，帝国还是共和国的反复疼痛，都没有令法兰西人回首这段故事；既使共和政治就是选举，但法兰西各级长官还是上级派驻的，地方会议只是地方长官的咨议机构，无权决定地方事务。这种中央集权的状态持续到1977年，由此，地方政治才开始启动，尽管此时城市化率已经到顶，法兰西的民众才第一次选举了地方行政长官的市长。人们将这个进程称作“分权制”（decentralization），其实该词的本意就是“去集权化”。这个已经启动三十多年的改革进程，至今还未完结，尚在更深入地推进。

地方自治，曾经一次的想象，应当是1871年的“巴黎公社”。在法语中，城市社会属于公社一种，所以，巴黎公社的定位，至少含有地方自治的意思。公社并没接管设在巴黎的大小银行，也没抄没中央政府在银行的存款和中央金库，可以理解公社对国家最高权力没有不堪的觊觎，隐含着守于自治的心意。没有自治传统的法国政治，称作“共和国”，也理解不了“共和”本应容括分权自治，所以梯也尔政府必然坚决镇压。在政治构架的理念上，马克思与梯也尔如出一辙，他对公社的微词就在于公社没对中央权力下手，没有接管银行，没有没收中央金库，执迷于政治选举，浪费掉彻底夺取权力的机会。马克思没有揭示他的未来社会权力构架的形态究竟如何，但他用词“专政”（dictatorship），与“独裁”语意无二，不仅是集权的，而且是极权的，在这样的政治逻辑里，当然没有自治。

李大苗

其时法兰西——《旧制度与大革命》之外（三）


1686年，法国与英国签定双边贸易协定，法国放弃高关税。按照新的进出口税则，来自英国，自1787年起，将按10-15的税率征计。法国同时也调减了诸如与荷兰等周边其他国家的商品进口关税。

亚当·斯密揭示财富的秘密的时候，同法国一样，英国的发展战略也是“重商主义”。当今一些人例指英国当年的症态，证说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之所以高速发展，正是“重商主义”这样的贸易保护主义所成就，而并非自由主义者主张的自由的市场经济。据守此说者，当然也用法国和后来的美国来证明自己的说法。

在美国，由哈密尔顿鼓动并实行的贸易保护主义，与原自法国的“重商主义”的思想初衷稍有不同。前者，它的主导思想是以国内市场保护幼稚产业，阻挡主要来自英国的市场竞争；后者的本原，则是将贵金属视作财富，赚取更多的金银来造就国家富强。在纺织品是世界最大宗商品，纺织又为自己最大产业的时代，英国与当时的荷兰与法国等欧洲国家一样，禁止来自印度的印花棉布进入本国市场。所不同的是，这并非出自对幼稚产业的呵护，因为英国对发展棉纺织没有什么兴趣，它的产业要素经济优势是羊毛和麻纤维。印度棉织品精美华丽，加之低廉的价格，当然对自己传统产业造成强大冲击，正是因其精美华丽，卷入关于崇尚奢华还是简朴的宗教政治纠纷中，所以，对于印花布，英格兰是全面禁止消费和使用，不许进口，也不许国内加工生产。

总体说来，英国贸易管制的根结是垄断，以东印度公司为典型方式的贸易垄断。它的主旨并不在于限制国外产品的进入来养护幼稚的国内产业，而是遏止来自国内和国外的商业竞争，用商业特权的办法，制造不公平的经营环境，使某些企业能独占市场利益。要知道，那个时代的习惯，很多传承自中世纪，而并非制度创新。“自由”就是一例，比如“自由城市”（free city）就是特许（chartered），因之，自由城市的商人外出行商，也是执有特许执照的。在一些地方，农奴赎身，要与自己的主人签定除役契约，这样，在农奴为普遍身份的时代，自由就是特许的，是权力让渡的特权。在这样的历史惯性背景下，对诸如东印度公司这样的商业垄断，人们可以得到不同于贸易保护主义的理解。

《国富论》，斯密当然意在对国家干预主义的批判，但他的思考却主要得自对法兰西观察，确切说，是十八世纪中叶法国重商主义与重农学派持续近三十年的争论。也许因为重农学派都站在启蒙这一派的前沿，启蒙运动对法国大革命的深刻影响，使得他们的著作得到重视而不被泯忘，总之，尽管法国率先为人类贡献了自由经济的思想，但深刻影响法国历史进程的，还是重商主义的实践。在法国，最开始立意于对贵金属的财富想象，对幼稚产业的保护，则是重商主义得手之后的事情。

重商主义，人们对它的另一个称谓是“柯贝尔主义”，得自于17世纪路易十四统治中期的财政总监柯贝尔（Jean-Baptiste Colbert）。这位路易十四的宠臣，有着不得了的经济和经营头脑，首先的贡献是卓越打理王国的财政收支，二十多年的任期中，填平财政巨大亏空的同时，还从中筹出巨款建造第一流的海上舰队。再一个贡献是，从他开始，人类破天荒地以经营国家的理念来考虑经济发展战略，此前，人类社会对国民经济所有的权力干预，都是权力者的逐利为动机，从科贝尔开始，国家权力的干预，才有着发展国民经济，造就民众福祉的抱负，倘若姑且不论效果如何的话。而这，就是柯贝尔主义！

重商主义关于贵金属才是财富的观念，在实践上，就是追求贸易顺差，并使得顺差的收入最终在法国沉淀下来。重商主义并不鼓励原材料物品的出口，所要做的是促进产成品的出口。从实效上看，优势资源的出口势必将国内的原料价格抬升，阻遏或限制资源性原料出口，可以抑制国内原料的价格，使得深加工更有利可图。对国内稀缺的物品，重商主义选择进口原料而阻挡进口成品，这样的做法，至少可以减少金银通货的流出。简单归结，重商主义的特征就是，抑制进口，扩大出口，拒绝平衡，追逐顺差。

1664年，身世平俗的柯贝尔出掌路易十四财政大权，引人注目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将法兰西王国的关税统一并严格管理起来。对进口物品征收关税，既符合各国通则，也依循王国惯例，都是为中央财政收入整理财源。此时的柯贝尔，所关注的是严格制度，肃整纪律，征收的税率虽然偏高，但还算得是容得贸易存在，以可稳定税源。看起来，柯贝尔的作为颇有成就，称职且得到路易十四的信任，否则也激发不了他日后更大的抱负。

1668年，任职财政总监三年的经验，让柯贝尔踌躇满志。此时，他已经不满足中央财政的管理，二是要致力于国民经济的治理和发展。这需要超时代的想象力，那个时代，尚还没有“国民经济”这个概念，也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任何这样一种职能部门，有着这样一类的宏大惦念。比照现在，柯贝尔第一个做法就是“招商引资”，但凡投资产业，建立工业作坊的，无论是法兰西的土著还是来自他国的人士，都可以享受七年的免税待遇，而且，对于某些新兴制造业，还可以一定程度的财政补贴。

柯贝尔另一个重大举措就是，大幅提高产成品进口和原材料出口的关税，其实，已经实施的进口关税就已经够高的。新税率下，一双外国的羊毛长袜，进口关税就要2/3利弗尔，进口一件羊毛上衣，关税则是40利弗尔。前面曾经说过，法国城市底层的年收入是二百多利弗尔，但那是一百多年后路易十六时代初期的情形。前面也还估算过，大革命爆发前，一个利弗尔的购买力大约是1668年的1/3左右。这样，不考虑商品的到岸价格和销售费用，卖一双英国产的羊毛袜，仅进口税就等于底层人士的三天的工薪，买一件毛织上衣，进口税就是其半年的工资。

注意，直至波旁王朝被推翻，法兰西王国从来不是按照物品的价格计税，而是对物品计件计量地课税。查阅鸦片战争前广州十三行的有关资料可知，那时的粤海关也是依据件与量而不是按照商品价格征收关税。这样，同种商品，价格越是低廉，越是适销，越具有竞争力，其税负的权重越是高昂。纵观历史，随着分工日益精细，生产效率愈发提高，以及新技术和新工艺的发明与引入，普遍说来，社会产品的价格会逐渐降低。计件和计量的固定税的计征办法，简直说来就是对技术进步和市场竞争的变相惩罚，已经不是高税的负重，而是权力恶作问题

并不需要过度渲染成为主观恶意。商业发展起来，所带来的不仅仅是社会变迁，比如城市化和工业化等等，还极其深刻地影响，或者说改变社会秩序与管理。倘若税务部门不掌握商品的市场价格，海关就必然无法对进口商品做出大致准确的估价。事实上，分门别类的商品千奇百怪，等级和类型也千差万别，税务部门根本不可能直接掌握全社会的价格数据。税务机关之所以能实现计价征税，无非两则，一是法定且严格的商业票据制度，再一，准确且标准的商业簿记体系。这些事项，我们已经谈及过，在此不做赘言。补充说一下，就世界远洋贸易而言，船主详细可信的航行日记，是海关管理中一项必不可少的要件。

没有商业票据和会计簿记，无法从商业交易环节征税，但权力机构可以在必经的关隘或要道设卡征税。过去的说法，就是雁过拔毛的“买路钱”。其实，想想，海关也就是这类的关卡，只是边境只有一道而已。设卡征税的逻辑是，设有多少关卡，就能征得多少税款，这个逻辑的另一个道理则是，通过多少关卡，就要交纳多少税钱。这种后来在中国称作“厘金”的税收，很早之前，欧洲人就意识到是一种“间接税”，也即卖家代买家交纳，而不是由买家自己直接缴付，却必须由买家承担的税项。所有在交易环节征收的税款，都是间接税，最后都要由最终消费者承担，这个道理并非所有人知晓，甚至某些政府也不一定明白。

柯贝尔的作为，由政府凭借权力主导和推动的产业振兴，是一场早于满清末期两百年的“强国运动”。不同的是，满清的新贵们在三十年后，以“甲午战争”的失败而告终，而法兰西的进程则走了一百三十年。倘若说，东方的“强国运动”与满清王朝的覆灭多少有着极其强烈的间接关系，那么，法兰西1787年的关税壁垒垮塌至波旁王朝的崩溃，简直如若近在咫尺。

重商主义的发展战略，是以激励生产为导向的发展模式，它并不以满足国民消费为目的，追逐国家强大，轻贱民众幸福。它的理论相信，温室式的呵护栽培，能驯得市场气质的野性，最终能立于在严酷的自由竞争之林。屏蔽来自海外的竞争，实际上，是让消费者丧失经济表决的选择，而官本位的中央集权制度，又剥夺了消费者的政治表决能力。现代社会前的国家政治，并不懂得国有化这种对资源和生产及市场的直接掌握，但强大的权力仍可采用许可管制的办法，控制所有的社会资源，牧驭各色资本力量。这样，民间资本能获取最大好处的地方绝非精益求精的生产与经验，而是与权力者沆瀣一气，排挤异己，把持垄断，寻租获利。

就见到的说法，时至大革命即将来临，一百三十多年里，法兰西的经济不能不说得到了快速发展。可以表征的，一是人口总量的持续增长，另一个是海外贸易也翻了几倍地增长。设置的关税壁垒，的确令法兰西得到贸易顺差，并因经济发展而扩大，法兰西获得足量的贵金属，作为财富的象征，足够令欧洲诸国炫目，强大起来的感觉和做派，更令邻国惶惶然。可以说，但凡柯贝尔所能想象的，他都成功实现了。但，似乎是，他所有未曾想到的，都出了问题，而且严重到根本无解的地步。

比照今天的经济，那个时代再怎么伟大，也达不到我们可轻易理解的规模，而且还缓慢到我们无法接受的速度。但产业渐进的速度和规模，会随着分工与合作的精细与熟稔，会逐渐变得愈发顺畅。顺差也就逐年增长，流入法兰西王国治下的贵金属货币越来越多，积存的也就越来越多。当货币通量的增加快于经济增长，物价就会高企，从隐隐不见的程度发展到钱贱物昂，逐步地，从某些物品的价格高于国外，到相当部分，乃至大部分物品价格都高于海外市场。当然，其间，因技术进步和经营有效，而且，更重要的是，职业人员的出现，都会多少舒缓通胀的压力。但，民众的消费品，则因竞争的匮乏，与海外同类物品丧失了效用可比性。一旦商品间不具有效用的可比性，则就不可能存在价格可比性。这个商业道理，反过来，亦然。

关税壁垒下的法兰西，是可以保护本国经济发展，甚至是快速发展，尽管有着繁荣的表象，但一定是扭曲的，资源配置也是扭曲的，产业发展是粗劣的，竞争能力不堪一击，而且，对于商品的理解也歪曲的，社会消费水准更是粗劣的。总体说来，柯贝尔的重商主义发展模式已经走到头了。

倘若信服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那么，饱食贸易壁垒好处的法兰西，到了该为自己的饕餮长宴支付代价的时候了。

李大苗

其时法兰西——《旧制度与大革命》之外（四）


前面提及，1700年的时候，法兰西比英格兰的城市化率稍低1-2个百分点。柯贝尔设置极高的关税壁垒，某些经济史学家给出的说法称，主要是为着抵御来自英国和荷兰的商品侵入，当然，也包括来自印度的印染布的竞争。其时，印度的城市化率程度更低，大约是3-5%左右。在此着意于城市化率，既有关商品生产的集约度，也关乎社会结构与人力成本状态。来自南亚次大陆的棉纺织品，在极其艰辛恶劣的上万里远洋航行后，在依旧在法国和欧洲其他地方构成威胁，可见印度棉纺业在人力时代之精湛，也可见劳动力的价格之低廉。

据此，我们可以推算，柯贝尔主持王国财政时1688年代，法国将近90%的人口居住在乡村，而同时期荷兰居住在城市的人口已达45%，这个比重与2010年中国城市化率的程度差不多。这意味着，荷兰的农业已经进入集约化生产模式，无力担当一般粮食与棉花作物的生产。进而，高度商业化的荷兰城市，粗放的纺织生产势必被淘汰，能够坚持市场竞争的生产，必定极其专业分工地留守在精细化高附加值的商品范畴。在棉纺织品这个商品大类中，荷兰的产业优势在高端商品领域，就广泛而言，法兰西的纺织业的竞争力应该在更大宗的低端。两个国家间，既使存有竞争关系，也远非值得恐惧的那般紧张。

人们对资本主义发展以批判时，最常见的就是“圈地运动”的谴责，并从摩尔最著名的比喻“羊吃人”得到生动感觉。没错，英国，在那个时代，最有优势的资源是羊毛，不仅仅是资源上的优势，还包括经验、知识，以及技术和生产分工与组合。还一个就是前面曾提到过的麻类织品。毛织产品，永远不会做成棉织那样的轻薄，但棉织生产，松松垮垮地就可以制成毛衣料般地厚重，至少说来，资本主义在手工作坊阶段，就是如此。正是这个原因，精织细纺最善的中国，动物毛类纤维也是用作生产毡毯。

谈及鸦片战争的起因，常见的说法是，英国的纺织品敌不过中国的棉布，无法行销中华，于是才琢摩起向天朝贩卖鸦片，来平衡贸易亏空。这分明没有注意到，唯一开放的商埠的广州，处地炎热地带，穿着薄爽是必然要求，厚重保暖适于寒冷北方，可那里禁开口岸。若从南方将毛料贩来，陆路运输成本过高。红学家们比这些历史学家好多知道些许，《红楼梦》中，借着场景摆设和美人儿们的口吻，曹雪芹对来自西洋的各色纺织制品有着不得了的赞叹。

重商主义，将法国的贸易壁垒砌到无法逾越的高度，在为本土产业提供巨大发展空间的同时，也着实要求他们生产的布料，若厚则要毛呢样地挺阔御寒，若薄则有麻织般地透气爽身，巴黎的文人要穿出阿姆斯特丹商贾们的倜傥。而这，无疑会促进技术和工艺进步，推动社会经济发展。重商主义的要害是，它要全面发展，在所有领域，所有商品生产的全面发展。在法兰西，甚至丝织业也分得一席之地，由是，包括意大利和西班牙等等欧洲国家的丝织制造业，成功抵御了中国低档丝织品的在欧洲的漫溢。

构筑各式贸易壁垒，以保护自己的产业，势必招致对手的报复。仅从这一点看，就可知，重商主义是不可为继的。长期的顺差累存，必定导致通货膨胀，将国内的各类物品和人力资本的价格涨到不可为继。重商主义限制乃至禁止原料品的出口，在保护不可再生资源的角度看，确实能为子孙后代留下厚实的资源财富，但价格低廉会有负面的作用，会导致对替代物与替代技术意趣减退，而且还使得产成品对原料持以粗放不惜的做派。价格信号失真，必然导致错误的资源配置，而价格信号体制化失真，其结果必定是对资源的无度挥霍。

所有这些，都是当下中国曾经熟悉或亲身经历的情境，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至今仍或多或少残留或者保留，甚至坚守与重现着，比如巨额并长期的贸易顺差，在国家的平衡表上，积累了3万多亿美元贸易余额，为了买下它们成为国家外汇储备，为此，央行向各家商业银行支付出20多万亿人民币。这些原生性质的高能货币，经过3倍略多一点的货币乘数，在金融市场上形成不少于60万亿，甚至70万亿的广义货币供应。以顺差为结果的汇率定价，加之进口关税，使得进口的产成品的本币价格昂贵，而享受高额出口退税的奖励，令产成品获取横扫世界的强大优势。于是，愈发满世界地采购原料，而对国内原料品的出口设置重重阻碍。

实施百年后，重商主义在产生麻烦并不止于此。对谷物的出口限制，本身的意图就是限制法兰西的粮作价格。而国内地域间，因关卡林立，课税重重，贸易流通阻隔，市场破碎不整，丰产时，谷贱伤农，遇灾荒则粮价腾贵。割裂的，缺乏自由的贸易环境，供求信息传导失灵，交易反应滞缓。而本来，顺差导致国内货币通量增加，会使粮食价格逐年增加。城市社会底层，按照粮食价格来确定自己的收入基线。粮食等基本生活物品价格上升，就会带动劳动力的价格提升，这样的经济学逻辑，其结果势必吞噬掉重商主义造就的某些优势。用这个逻辑反过来表述的话，则是说，重商主义之所以在法国百多年未衰，就是因为错误的价格信号和管制，使得法兰西农业经济遭到扭曲和破坏。

柯贝尔，才胆卓越，是法国重商主义再也无法超越的里程碑，它将法兰西中央权力搞到无所不能地强大，将法兰西的文官制度搞到事无巨细地颟顸，所有这些，人们都可以从《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读到。各省重建三级会议的1787年，中央集权制度崩坍，既有的粮食交易模式终结，但既有的思维模式仍保持强大惯性，流通壁垒反倒会更加强硬，交易成本也反倒会增加。如今的说法是，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殊不知，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信用经济。正是因为维护经济社会的信用体系，才必须实施法治。体制化的商业经济信用，对那个时代法兰西而言，是一个艰辛和漫长的建设过程。与理性主义不同，经验主义认为，这类东西是不可能一蹴而就地完成。

法兰西，不是没做过认真的努力。1771年，蒂尔戈（杜尔阁）出任财政总监，作为重农学派的领军人物，他主张贸易自由化，先是要拆除地区间关卡，促进国内的商业流通，然后，力主撤销谷物出口的禁令，但他失败了，不仅由于既有的惯性，使得任何转向都逼迫成无法承受的减速，也还由于既得利益者的百般阻挠。直到1786年，与不列颠签定“艾登协定”，法兰西被迫放弃一百三十年的关税壁垒。1787年5月，贸易协定生效，所有靠着壁垒积蓄而起的优势点位倏然泻尽，整个国民经济，自由落体般垂直掉落。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托克维尔列举许多实例来说明，法兰西的经济和社会景态并不那么糟糕，而且，在路易十六时期得到更好的发展。问题是，倘若真是一派欣欣向荣，没有乖张与谬错，也就不会有反思和批判，也就不会有重农学派在法兰西的兴起。如果说魁奈的批判还算是局外人的冷观察，那么如蒂尔戈和古奈（Vincent de Gournay）这样的总督，乃至财政总监等这样的体制中人，他们的重农主张，不能不与重商主义对法兰西农业经济的摧残有关，继而以思考和批判，而且，显然，重商主义发展模式已经露出了自己的惫态。

“放任经济”（laissez faire），被责难做经济自由主义者的自负，以“市场原教旨主义”做挖苦。历史的真实是，这个主张并非出自理论推想，是早在重商主义踌躇满志的1680年，法兰西商人直面柯贝尔时的反诘。其本原语意，不是出于自利地要做什么，而是抗拒柯贝尔的集权强势要迫使他们去做什么。说起来，也正是看到重商主义的弊病，在数年游走法兰西之后，亚当•斯密才整理出关于国民财富的思想。《国富论》是1776年三月在伦敦出版，而此前，他在巴黎就已经得到这部宏论的副本，杜尔阁是斯密的挚友，时任法兰西财政总监，也许是这个原因，让斯密对法兰西抱有指望，而并非仅仅对不列颠三岛的恢弘景愿。

“艾登协定”的实施，英法两国间对等取消关税壁垒，法兰西传统产品豁然畅销，而百多年竭力培育，力促发展的新兴产业，倏然之间哀鸿一片。仅巴黎一城，1788年底失业人口就达8万。倘若不晓得那时的巴黎人口只不过56万，就不能真切感觉事态的严重，更不能借此推想法兰西各地的悲惨。其实，若要做更精细的观察，就还得扣除老弱病残这个人口常数，也还得虑及，这些失业者基本上是以男性为基数的统计，那时的女子没有太多就业工作机会与习惯。做出这样的扣除后，有效适龄人口大约也就是20万左右，这就意味着，巴黎的实际失业率应该在40%左右。倘若再考虑到那是个政府和社会救助匮乏的年代，就可以真切理解灾难程度。既使今天，在社会福利健全的欧洲，面对如此猛烈的经济衰退和财政收入的缩减，如此高的失业率也是政府和福利制度不可担当的事情，况且，当时的法兰西，成千上万的人从贫困的农村和颓落的城市涌进巴黎，但他们迟至一年后才开始暴动，才开始造反，才开始革命，可以说，路易王朝治下法国人，还真有这不得了的耐心和教养。

法兰西，终究没有能走出“旧制度”，如果说1786年的“艾登协定”意味着经济“开放”，1787年的省级会议再建算是国家政治“改革”的开启，那么，夺得国家权力的革命者们，恢复粮价管制，重新禁止粮食出口，以及再行大幅提高关税，就属于倒退了。其实，1788全国“三级会议”的召开，就是要绕开省级会议对中央财政预算的否决，意在削弱省级会议的政治效力，取缔地方对国家税政事务的表决权。当掌握全国最高权力机构的革命者向各地派出“代表”的时候，在国家政治的结构上，“旧制度”就彻底实现了自己的“复辟”。此后，镇压或是屠戮，动员或是凯旋，都是为着独裁制度重新遴选自己最可心的代表。

重商主义的国家发展模式，最终的结果之所以无法承受，是在于，它的确能够，也曾经造就繁荣，激发起人们难以冷却的期待，而它之所以能够，也曾经振奋人心地成功，其奥秘是，将支付代价的时序推后，丰美的佳肴就有了免费馈赠的感觉。其实，竞争依然是存在的，对物品以比较，喜优弃劣是人类的本能。但优劣是享用者来判断的，不能享用更好的物品，影响的是评判标准，而实际上是对商品知识传播的延宕，消费取向的错置。

对于重商主义，不得不承认的是，其最大功绩是将人们从自给自足的沉迷中唤醒出来，尽管是粗放且劣质的，但毕竟是产业人格的训练，也是工业知识的传播与积累。从原料的购入到成品的售出，人们与外部世界有了更宽广和密切的交往，带来的各种信息，令生活有了另样的乐趣。而在此之前，农耕表作是天做给定的，一年中大部分时间悠哉闲哉，而之后，人们可以全天候为自己创造财富，尽管作业更加劳累，相对收入更加低廉，但可供享用的商品会更过，生活内容也逐渐丰富，就社会整体而言，经济效率会比以往得到极大提高。

而本来，这些束缚在土地上的人们，他们的快活与痛苦，丰裕或匮乏，绝大程度受制于自然，不可人为改变的自然变幻，他们将一切归结于宿命，不可违抗的天数，生来注定的，逆来的灾变惟能顺受。产业的兴起，诱使他们离开土地，就其大多数而言，就再也不会，也不愿回归旧窠。这些本来的农民，产业经历让他们开始明白，个人命运是能够改变的，而且社会财富是可以共享的。可重商主义的逻辑决定了，这一切却是不可持续的。

菜农

倘若信服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那么，饱食贸易壁垒好处的法兰西，到了该为自己的饕餮长宴支付代价的时候了。

就是买单。

李大苗

其时法兰西——《旧制度与大革命》之外（五）


1789年，法兰西城市化率不足12%，1911年的满清帝国，城市化率约为10%左右，1917年俄罗斯帝国也大约是11%。英格兰在1700年的城市化率是14%强，反推至四十多年前的克伦威尔革命时代，其城市的人口权重也应当是不足12%。这是拉开距离后得到的历史全景，是经验式观察，并非细化的机制分析，因为，太大量的资料作业绝非信来的笔记所能，而且，那样的要求会更严谨，更准确。

将这些国家按照这样的年份排列起来，法国大革命倒是数理之中，哪怕仍在情理之外。真正例外的是英格兰，一次痛苦的革命后，自己就脱颖而出，王国的城市化率快速提高，暴力革命再也没有在那里发生。当马克思撰写《论法兰西内战》的时候，英伦三岛中已有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大小城镇，经济实力和社会景态翘楚世界，而此时，算起来，法兰西已经在国家暴力的痛苦中折磨了80多年。法兰西的例外在于，大革命之前，这个王国竟然在这个危险比重上苦苦坚守了近百年的时光。

这几个国家的共同点还有，所发生的革命，其政治本质都是“复辟”，至少从革命的结局上，就是这样。这就是托克维尔所言的“旧制度”。大不列颠王国的例外在于，只有这个国度，在革命之前的“旧制度”是“分权”的，其革命的起因，在政治理念上是对中央集权的追求，而革命的结果，则是对分权制度的维护。法兰西、俄罗斯和满清治下的中华帝国则是高度集权的，其革命的结果，是更高度的极权，权力的集中度远超过革命之前的“旧制度”。

与其他国家不同，在工业革命发生前，英国已经进行着一场农业变革，一场农业部门内部的分工革命。弃绝传统漫散的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专业化生产格局造就高收入的产业效率。这场改变旧格局的革命，就是“圈地运动”，摩尔称作“羊吃人”，并由此给资本主义戴上了原罪。当工业革命兴起时，英国人对粮食进口已经养成不可戒除的依赖。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邻国荷兰，在别的国家致力于建造粮仓的年代，荷兰人就已经坚决作成世界的苗圃与花盆。这些事情在法兰西没有发生，所以，英国农学家的亚瑟•扬在大革命发生之际考察法国时，对法国农业生产，他感觉不可思议的粗放和落后。

百来年间，法兰西城市化率一直保持在12%左右，与托克维尔对大革命前的描述，看起来是相互悖离的。如果对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中国农村有所了解，就会知道有“进厂不进城，离土不离乡”这个说法，这也是当年“乡镇企业”发展的基本依据。在足够的封闭条件下，经由权力意志的推动，的确可以产生出超经济含义的产业现象。在畜力和人力为基本能源，没有机械的年代，只要阻遏竞争，生产大可不必专业化，不必集约也不必分工，人们甚至完全可以半农半工地进行生产。没有比较性物品的竞争，低质量和低效率的生产，可以养活生产者离开土地和农业生产。在这里，我们又见到中法两国间高度相似的地方，尽管时间上可能差上两三个百年。

不同于听天由命的农耕方式的人格本分，走出土地束缚，人就有了个体感，有着自我和自为的意识。既使依旧生活在被称作“公社”的乡间村落，这些不事农业的人们，也是依靠物品交换来生活，自力更生但非自给自足，有着一定的独立性和自由人格，不听由天命，更乐于自主。既使他们进入了城市，商业化并不充分的社会环境，他们的成城市人格凝结缓慢，比如在王国时代的法兰西，如托克维尔所言，他们羡慕特权，其实他们还怯于竞争，自信自己的技能与心计，忌于长短互补的分工合作，更习惯独占，而怠慢共享。这是个历史现象，是不单于法兰西的各国曾走过的必然经历。法兰西的特殊在于，它停滞在这个点位的时间太长了。

的确，停滞的时间太长了。倘若法兰西能得到英格兰式的发展，那么，1800年的时候，法兰西的城市居民应该达到800万，然而，法兰西城市居民的实际数字只是350万。说起来，重商主义的法国，比稍显平和的英格兰有更激进的发展意愿，正是因为这一点，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假定，在同样的速度追求下，法兰西为自己造就出400多万的“准游民”，比城市总的实际人口还要多出100万左右。1787年，法兰西经济总危机到来，这些准游民，我们无法断定其中有多少忽然流动起来，总之，他们涌向法兰西大小城市，而且，很多汹汹然地涌进了巴黎。再加推想的话，谁能说，那些“无套裤党人”不会是这些游民的集团军呢？

农民，或者至少说，农耕社会的农民，同样的生产方式生产相同的物品，农民间没有劳动分工所产生交换关系，其差异，除偶或才会发生的灾变，主要产生于勤俭还是懒惰。但在生产和生活最基本要素——土地问题上，其利益关系是有他无我的独占，因而形成对土地的依附关系，乡村秩序中享有不得脱离土地的自由。这样的生存方式与价值观念，养成对零和游戏的习惯上的诚服。农民为主体的国度，乡村是封闭的，是由族人或熟人构成的，对陌生人因其异类而被疑拒。农耕社会，除了西方的教堂，东方的宗祠作为共同精神归附外，乡村治安是农民所能感知的惟一公共物品。用“自私”来批评农民性格，其实不对，农民只是习惯“独占”，对“共享”有着天性上的生疏，是土地规则使然。

城市是政治的词根，最早要追溯到古希腊城邦时代，是从城市状态演绎出来，又反过来关乎城市状态治理的公共政务。城市是开放的，并非仅对特定人群提供特定物品，而是所有人均可共享的公共物品；从足够规模的商品交易到足够细化的分工合作，使得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商业交易过上独立生活；足够规模的人口集约，令陌生人为条件的社会秩序成为必须，在这个秩序下，不再由出身决定个人命运。此外，城市还会产生规模效用，那些边际成本递减的事务和商务，会使市民的生存方式与质量得到改变，并由诸上种种塑造起与以往绝然不同的人格，这就是“市民”。而所有这些决定了，市民不甘于听天由命，也正是因为对个体权利的保障，因而会愈发能合作而分享利益。

在这里，有两种不同性质的自由：前者是农民式的自由，一如托克维尔说，法兰西“人民很早就获得自由”；后者是市民式的自由，《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很多段落提及的“政治自由”，城市与群体社会自治的自由，也就是人们参与政治的自由。这是大革命60年后的观察，而大革命之前的欧洲，人们对自由却是另外三种不同感觉：商业自由，以斯密为代表；言论和出版自由，伏尔泰为代表；农奴束缚，普鲁士和俄罗斯的领主制度为典型。托克维尔批评说，伏尔泰不大在意“政治自由”有何等的重要。

关于“自由”，托克维尔有着两个语境：大革命之时由普鲁士农奴和庄园领主制度衬托的法兰西的自由；再一个是，《旧制度与大革命》著书时，欧洲残存的，以俄罗斯为代表的农奴制度。此时的俄罗斯，正在为“农奴解放”做最后的酝酿，并由此而受欧洲世界的关注。而后一个语境中最惹动托克维尔的，则是正在兴起的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思潮和法国大革命，是法国启蒙运动的孪生子。前者是以自由求得专制，后者则是靠专制获得自由，整体的，而不是个体的自由，抽象的并非具体的自由，是做什么的自由（free to），而并非不做什么的自由（free from），比如，作好人的自由，而不是不害人的自由。

市民人格的养成，是城市的政治禀赋使然。自治，不仅因权利而承担义务，也因自为而自担责任。不能自治，就只能强加义务，也必定导致不负责任。随着人口增加，城市规模扩大，公共物品会日显匮乏，社会状态日渐劣化，市民的品性也会日加痞化。所有这些在传统中国发生的事情，就其道理而言，也当然会在法兰西的大小城市出现，否则也解释不了法兰西城市化率长期凝固的史实。也许，中国比法兰西还要糟糕些许，毕竟，法国的官宦退职后不必回归故里，很多城市还设有大学，而且在路易十四时期，各地的贵族就被强制集中到凡尔赛居住，为城市增加些许景色。

法兰西的状态是，众多的人口失去了农民的自由，却没有得到市民的自由，脱离了乡村秩序，但没能融入城市秩序。而法兰西另一个事实是，不能自治的城市，就不能建立可资自治的秩序，形成不了健全稳定的市民人格，这与中国的城市的状态一样。市民人格的缺乏或者残缺，弱化对自由秩序的认知，社会归属感低下，若改变自身环境能力不足，城市中的自由则形同被社会遗弃。而城市化这样的社会转型，本来就痛楚多舛，一如英国，大量的贫民窟来担待着社会底层的艰难。

阅读城市史可以知道，中世纪后期时代的欧洲，出现并发展起来的大小城市，不仅近乎所有的城市是特许自治（chartered）的，有些甚至是拥有独立主权的城市国家，它们都是商业自由的产物，法兰西的城市也莫不如此。城市，是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在另一场景中的造就，而城市自治，更是商业自由的“看不见的手”的精心操作。这样看，托克维尔所言的“政治自由”蕴含着斯密的思想，如果借用哈耶克的理念，那么，非常清晰看到，所谓的“自治城市”，简直就是“扩展秩序”的真实见证。

城市自由是诡异的，没有城市，或进入不得城市，农民离开属藉多是由于灾荒，也或是因于被除藉，总之是落难，那些附于土地上的人格身份不再，在乡村中所享有的那份自由也就殆尽。哪怕城市是开放的。英国的“圈地运动”时，对于不再受土地领主管顾的佃民，人们用“背井离乡”或“流离失所”描述他们的命运。而城市发展，商业繁荣，市民享有更多更充分自由时，乡村的农民，除了束缚于土地的自由之外，便有了一种新的自由，这就是不再当农民的自由，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就有了另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种新的人格，当然，更重要的是，一种新的自由。不仅如此，当足够的农民出走时，就会削弱乡村状态和乡村制度，依旧留守下来的农民，不仅生产的商品化得到提高，从而增加了与外部商业社会的交往，也因个人权重的增加而获得更多的权利与自由。这些，都是自然而然的改变，看不见的手，诚如斯密所言。

法兰西城市化的时钟停摆了，它至少停摆了一百多年，这是重商主义高歌猛进的一百多年，也是王国高度中央集权的一百多年，工商贸易在发展，人口也在稳步增加。如果与英格兰相比，除了地缘经济的差别外，最重要的当属在集权还是分权方面，也就是城市自治上的差异。不列颠读到《国富论》并不比法兰西早多少天，而且都是1776年以后的事情。不列颠终于做出商业自由的发展选择，继而逼迫法兰西放弃了贸易壁垒。大革命中，共和国的法兰西，重新高筑起关税壁垒，也重新恢复中央集权，而且比波旁王朝更为甚的权力集中，最初的理由是国家处于战争状态，然而，却长久地继续坚持了两百来年。

1800年，不列颠不到1/3的人口生活在城市，1900年时，城市人口已占到不列颠3/4左右。另一个用来比照的是德意志，1800年前，那里的城市化率在10%以下也徘徊了百多年。到了1870年打败法兰西的时，普鲁士的城市化率已经超过法兰西近两个百分点，达到23.4%；又过了30多年，步入20世纪的门槛时，将近半数的德意志人口居住在城市，而同期的法兰西，只增长到38%。这个差强人意的比率，中国在又一个百年后犹未达到。

李大苗

其时法兰西——《旧制度与大革命》之外（六）

法兰西，既是世俗的国度也是神治的教区，国王的另一个身份是教民的牧首。在传统时代，王国的臣民们在现实生活中寄附于土地，精神生活则归附在各自所属的教堂。离开土地，就意味着脱离所属的教区，物质与意识游离出传统的束缚。重商主义模式下的发展，为王国和国王带来巨大的经济好处，却势必对王国的治理构成尖锐挑战。从相关文著中可以读到，对巴黎人口和城市规模的扩张，路易诸王颇有不安，曾屡屡下令夷平那些不意间涌起的新区。这当然与贫民窟的破乱景象有关，可何尝不是王国对城市治理窘力所难？

其实，所谓“贫民窟”，很大程度上是因农民快速脱离土地，却不得被城市迅速接受所致，是各国历史中常见甚至是必然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另一面是，劳动条件恶劣，劳作时间过长，以及女工和童工等现象。若以“剥削”一言以蔽之，或者诸如“资本的原始积累”为归结，所忘及的是，市场竞争造成产成品价格日渐走低，而货币效应增加，必定导致农产品价格高企，这是所有国家曾经历的经济现象。经济史学中用“农涨”（agrinflation）这个缀合的术语对此以表说。所以，快速城市化的国家，如海峡彼岸的英国，农涨的苦楚就会来得更强烈，在某个发展阶段，社会底层的状态反倒会恶化。

所谈及的意思是，倘若城市化就是那么痛苦，为什么英格兰及联合王国最终能走出一条现代化的道路，或者，反过来，倘若城市化真是不可遏阻的必由之路，为什么法兰西步履蹒跚地停滞不前。除却“自治”与“专制”之外，除却法兰西的启蒙与苏格兰和英格兰启蒙之间的差异外，还有什么不同，使得两个国度发生两种全然不同的革命。

1720年，英吉利海峡两岸都发生了严重且极其相似的金融灾难。关于法兰西的“密西西比泡沫”和英格兰的“南海泡沫”，介绍的文字汗牛充栋，无需在此赘言，而且，情节跌宕，关联庞杂，想要搞清楚，本身即可成书，非本文所能容纳。然，若明了地究其原因，一般的说法是，经济繁荣令私人资本富集，而投资机会却相应短缺，大量浮资急切寻找出路，但可供的股票极少。但最重要的背景是，这两间泡沫公司都由各自国家的“央行”，——英格兰银行和法兰西皇家银行——插手经营的投资类企业。没有这个条件，很难造就如此巨大的融资泡沫。

时至“密西西比泡沫”崩破，皇家银行充任法兰西央行不过两年，而约翰•劳经理纸钞——“银行券”（Banknotes）——满打满也就4年的时间。而到这个时辰，作为央行的英格兰银行，并非皇家所专有，已有将近16年的阅历，它发行的“银行券”早已是通行不列颠三岛的法定货币。而且，苏格兰更甚，不仅并行发行自己的纸钞，其本身还是一间纯纯粹粹的私人银行。比较金银铸币，纸钞只及真伪，无关成色，但最优势的是因其便于携带而利于商业交易。所以，纸钞会减低交易费用，货币因此而加快自己的流通速度。这个意思是说，在货币存量相等的情形下，纸钞产生的通货效用要高于贵金属铸币。

纸钞，可以极大方便日常交易，但最大的受益环节则是票据清算，能够便利银行间的现金流转。早在中世纪后期，支票就在欧洲出现了。到了1717年，也就是“南海泡沫”不久之前，不列颠开始通行标准制式的支票。而汇票的历史，则可以追溯得更为久远。总之，各种方便的结算工具，为工商业者提供更多的便利，减低交易费用的同时，促进交易活动，带动经济发展。于此同时，要求银行对提现和兑现的反应更灵敏，并以此维持自己高度的商业信用。金融实务见证的是，票据清算是央行应当担当的责任。而作为发钞行，央行还必须为商业银行提供票据的贴现服务，以纾解临时或短期的头寸紧张。

自打成立那天开始，英格兰银行就为开始为各私人的商业银行提供票据贴现服务。这个服务对英格兰银行本身也是有利的，不仅在于可以赚取贴息收益，还有利于向社会推行纸钞，回拢贵金属货币，加快实现货币替代进程。又因自己是间私人银行，发钞这样的事端终为政府所警惕，所以，英格兰银行没有法兰西皇家银行那样的造次。但“南海泡沫”的灾难依旧造成巨大的后果，作为央行，英格兰银行的信用受到极度伤害，金融主导作用一蹶不振。所幸的是，再贴现服务维持下来。

法兰西皇家银行就没什么幸运可言了。它不仅仅是央行，而且还是为国家所有，“密西西比泡沫”的破灭，意味着法兰西国家信用的破产。看起来，立意于发钞的约翰•劳，似乎并不懂得再贴现，也就未必能将之理解为发钞行的义务。推行纸钞，应当是对贵金属铸币的替代，实务中的吊诡则是，倘若将收入的铸币视作“准备金”，那么，发钞行可以据此基数发行三倍的纸钞。也许，正是这巨大的好处，使得约翰•劳不屑于再贴现的那蝇头小利。而另一个机制是，倘若不制定再贴现利率，那么，银行业界也就找不到统一指导的基准利率，同时，发钞行也将自己置于不测的风险中。道理很简单，收存的铸币，因退出流通，也就不能产生增值收益，惟有再贴现才能为发钞行保证长期稳定的经营收入。

约翰•劳曾费心琢摩银行业务经年，自觉颇有心得。也许只是业务技巧上经验，在理论体系上，劳的设想近乎就是纸面上的文字推演，尽管奇想撩心，警句夺人。但就依据土地发钞的设想，即使摒去诸如“边际”等等劳后时代的语境，但凡用心想想就可以明白，不仅不同地块的土地有着不同的效用，哪怕就是相同一块土地，对于不同的人也有着绝然不同的意义。这个性质决定，土地只可能用作具体放贷的担保，不可能充任总量发钞的依据。对于约翰•劳的想象，尽管亚当•斯密也或有认可，但法兰西的灾难，绝非“见好就收”就可以止住。简直说来，发钞行，如果就是商业行，就是投资行，就是财政部，那么，这个三位，甚至四位一体的制式，就决定了法兰西在劫难逃。

1720年泡沫的崩溃，在法兰西是皇家银行破产，发行的银行券也告为废纸。不列颠的英格兰银行，虽逃出劫难，但已然劣迹斑斑，尊威不再。金融危机的教训，令英格兰银行行为更加谨慎，规则更加严格，使得那里的通货状态能保持长期稳定。但是，有着纸钞，有着再贴现体系，在金融服务这个软件上，可以说，英格兰获得了法兰西，以致其他所有国家无法企及的竞争优势，可毕竟，毋庸置疑的是，自1694年自英格兰开始的“金融革命”停摆了，然而，这看似略高些许的“先发优势”，让法兰西百多年里都追不上日新月异的不列颠。

从查到的资料可知，早在1506年，里昂就开设了股票交易所，而伦敦的交易所则晚在60多年后的1571年才设立，可见，法兰西的融资意识要比英格兰来得早。就银行而言，法兰西与英格兰近乎是同步，都是来自意大利伦巴第的金匠和银贾们的造就。伦敦与巴黎，其实欧洲众多的都市中都有伦巴第街区，就是那个金融初创时代的遗存。对这些来自异乡的钱商们，各国君主都曾以厚待，在伦敦，王室甚至给出地块，让渡特权，听由伦巴第人自行治理。几百年后，正是这些伦巴第的殖民者，使得自己的这块租界之地成为伦敦的CBD，还使得伦敦成为世界的金融中心。法兰西的伦巴第的银行家，则枯荣不定，财产乃至生命任凭国王喜怒与夺。极其隐秘的史实是，这些伦巴第的银行家们，恪守着“责权发生，借贷记账”的教规，身怀“复式簿记”的秘籍，凭借十进位的“阿拉伯密码”和竖式计算，从中世纪的废墟中淘金掘银。

荏苒半个世纪过去，在1770年，伦敦的那些私人银行的职员们，开始每日都在固定的时间聚到伦巴第大街的“五铃”酒肆碰面，交换票据，互平差款，拒退虚冒，整合头寸。这个有着现代模样上的“票据清算所”，并未经官方授权许可，但俨然成势。有意思的是，在日后的若干年里，这间民间自发的“清算所” 竟然拒绝英格兰银行派员入座，将央行的威权和资源摒在门外。事实上，只要不是纯粹的现金交易，银行间就要及时清算往来票据，否则，资金就会被挤占，而且非常可能置于风险之中。只是以往的清算靠银行每日派员跑路，相互登门的办法，这兴许出自对王国政府管控的忌惧，也是因于非现金交易规模有限，直至觉得运营成本不堪，私下共同商量，陡起胆来大家一起造次。

时光又过了5年多，在财务总监蒂尔戈的操持下，法兰西终于开设了自己的贴现银行，为巴黎的各色私人银行提供暂期的融资。这间法语称作“Caisse d'Escompt”的银行，依旧是皇家所有，不得社会私人沾边，但，既然是对商业票据的在贴现，也就意味着对金融市场定下了基准利率，着实该算做间“准央行”了。在怏怏不爽中经营了十年后，这间贴现银行也是因向政府过度透支，无法执行到期给付而被迫清盘。

算起来，1720年的灾难，让法兰西和英格兰活活惊悸了半个多世纪。比起这段史实，“一朝蛇咬，十年井绳”这样的寓言，都显得惭愧出几分腼腆。可是，最终，毕竟是联合王国走出了困境，以金融革命支持起工业革命，也在工业革命过程中，完成了金融革命。联合王国之所以能，是人们最终发现，原来王国政府并不那么妒恨创新，它并不因自己不能而绝杀世人所能。而且，走前人所未走过的路，本身就意味着步入不知对错的境地。对成功的追求，说到底，就是“试错”，绝不确信自己正确，是最正确的办法。在政治语意上，所谓“试错”，不仅要不那么确信自己走上的是正路，还要坦坦然然地准备走出那么点邪路，经经常常地验证那天边的景致会否是海市蜃楼。

另一个案例在东方，明治维新与洋务运动近乎同时起步，两间的差别是，大陆走的是利炮坚船的硬件发展战略，成果也可谓喜人；而岛国一开始就从金融着手，更改货币，广设银行，乃至全民普及会计簿籍，从软的方面使力。前者，虽说是开予“民营”，但无一不集于“官办”；后者则屡屡拆卖国企，纵任民间逐利。孰功孰秀，当时各执其说，然三十年后，黄海一战终见分晓，在此不费多言。只消说一下，正是在甲午的败绩之后，满清的“户部银行”才讪讪挂牌。而此时才开始的货币改革，虽说依旧是沉甸甸的白银，但毕竟是铸币，而且是第一次得到统一的规格制式，然未必真实统一的成色。

金融，说到底，就是对经济资源的最大化调动与集约，抑或说是最优整合。重商主义将货币视作财富，那多少还是关于真金白银的估量，金灿灿，白晃晃，眼花缭乱地有情可原，那么，纸钞的通行，就应该彻底戒掉这份幻觉了。高效的金融工具，能极大减少交易费用，整体降低经济的运营成本，整合风险，加速流通，增加供给，促进需求，激发产业，动员资源。观察不列颠的近代史，它的城市化，它的工业革命，甚至从文艺复兴开始的人类社会和思想伟大转变进程，与金融的发展有着相辅相成的紧密关联。

金融，无论是调动，集约，抑或最优整合，之前必定基于对器物给出的效用评估。没有金融（当然不会压根没有），或者残缺的，割据封闭的，或者错置的金融，就不能得到相应的评估，甚至是错误扭曲的估量。所以，只要认定英国的工业革命是社会资源最优集合，那么，完全可以这样说，那里的资源与其配置和协同，比在法国得到了更恰当，更准确的效用评估。所用于评估的尺度，就是金融，英格兰相形开放且相形自由的金融。

这样，“藏富于民”的说辞就相形粗糙了。与其说法兰西与不列颠之间的差异在“强国”还是“富民”，莫若说所有的效用，资源的与机能的，在后者得到相对优化的配置。这个事理，用来对比强国运动的中华帝国与明治维新的日本，亦可借鉴。比起法兰西，18世纪中叶，不列颠多一倍的人口比例生活在城市，过着商品化货币化的生活，这样的国情反差，当然会令法兰西的思想家们兀然恨铁，一如晚清时节，渡海的学子在日本所见所闻，看中的是那份国的富强，无趣于那份民的自在。即使孙中山，不也是这样说吗：中国不是自由太少了，而是太多了。

yanke

刚开始读托氏的这本《旧制度与大革命》，有谢了。

jianmin

学习了，惜乎无城市化对中国政治影响的进一步论述。

jianmin

学习了，惜乎无城市化对中国政治影响的进一步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