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胡果威：刑事案的受害者能否撤诉？

小明

最近李双江之子因涉嫌轮奸，被警方拘留。2013年2月24日，实名认证为音乐人、歌手的网友发微博称，据内部消息，李双江之子李某涉嫌轮奸案的女主角撤销控诉，双方已达成和解意向。微博中写道，因李某未满18岁，且当时已经醉酒，即便诉讼被重判的可能性极低。李某及其他4名嫌疑人家长奔走，最终联系上女孩父母并长谈，受害人最终得到极大的物质补偿，包括落实北京户口、工作及一套房产。

对此传闻，中国律师王传巍认为，“目前公安机关正在调查阶段，检察院对李某是否批捕还未决定，按照《刑事诉讼法》，这个决定将于最短14天、最长37天内作出。这就要分两种情况来看，假如公安机关经过调查，认定强奸事实存在，那检察院将提起公诉，并决定批捕，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女方要求所谓的‘撤诉’是不可能的，因为在中国，刑事和解的制度不存在。”如果是女方收受钱财原谅了对方，只能属于被害人谅解，属于酌定从轻减刑的情节，“可能会在刑期上稍作减免，但罪名还是成立。假如公安机关经过调查，发现李某的强奸事实不存在，或者女方改口说自己是自愿的，那么李某将被无罪释放。”如果是女方改口或是在说谎报假案，那女方可能构成诬告陷害罪名。

下面我想结合一些实际的案例，讨论美国法律下刑事案的受害者是否能够撤诉。

我的一位客户因儿子篡改成绩单，为了教训儿子，与儿子发生肢体冲突。在美国，对子女和配偶的家庭暴力是犯法的，美国的学校也教育孩子，如果遭受家长殴打，就应该拨打911报警。于是那位儿子便报警。警察到场后，记录了父子各执一词的陈述，然后将父亲带到法院。在正式立案前，法官先下了临时保护令（temporary protective order），命令父亲不得回家，且不能靠近儿子500米之内。客户只好住进旅馆，每天的花费近百美元，等候法庭传唤（arraignment）。

父亲住进旅馆后，儿子傻眼了，他没想到一个报警电话会给家庭造成如此大的麻烦。母亲也对儿子晓之以理，希望儿子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出庭那天，儿子对法官说，那天父子之间确实有肢体冲突，但是属于互相推搡（pushing and shoving），没有严重到殴打的程度，儿子确实也没有伤痕。最后法官让父亲向儿子道歉，检察官决定不予起诉。

还听说一宗案子，当事人是一位中国的访问学者，接妻儿到美国陪读。儿子在学校里被老师发现身上有伤疤，询问之下，儿子说是父亲打的，老师报了警。报警之后，父亲被拘留，妻子便到中国驻美领事馆求助。经过调查，父亲确实曾殴打过儿子，但是事情发生在中国，律师辩称不在美国法庭的管辖权之内，儿子和妻子也共同要求检察官撤诉。然而孩子还小，推断殴打的事件还在追诉期之内，美国的检察官拒绝撤诉。最后经过中国领事馆的斡旋，达成协议。美国政府要求妻儿离境，在飞机起飞前将父亲押送到机场一起登机回国，离开了美国的管辖权范围，该案才不了了之。

在美国，刑事案和民事案是截然不同的。在民事案件中，原告无需任何理由，可以在任何时候撤诉，可以说是民不举，官不究。然而在刑事案件中，原告并非受害者本人，而是由（市、州或联邦）政府出面起诉，即政府不仅代表受害者，还代表其辖下的所有公民起诉被告，所以除了被害人的权益之外，检察官还必须考虑其他因素，酌情（exercise prosecutorial discretion）决定是否撤诉。即使受害人主动要求撤诉，检察官还是有权继续追究被告的刑事责任。

如果受害人事后改口，有可能给自己带来诸多麻烦。如果受害人能够说服检察官，他（她）当时的举报不实，检察官确实有可能撤诉，但是受害人本人可能被控虚假报警。即便被害人改口，检察官仍有可能相信当时的举报是真实的，便有理由怀疑受害人是否在被告的影响之下改口。如果检察官相信被告对受害人施加压力或是威胁，导致受害人改口，则被告还可能罪加一等，被控干扰证人（witness tampering）。

如果证人无视传票，不到庭作证也会带来麻烦。尽管绝大多数刑事案的传票是由律师发出的，传票具有法庭命令的权威。如果证人不到庭作证，便可能被控藐视法庭。如果检察官相信证人可能拒绝遵循传票的要求出庭作证，他可以要求法庭签发“重要证人逮捕证”（material witness warrant），警方可以拘留重要证人，一直到作证结束为止。对受害者签发“重要证人逮捕证”的案例比较罕见，但现实生活中确实有检察官要求拘留受害者作证的案例。

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有刑事案件附带民事诉讼。但是美国的附带民事诉讼通常在刑事诉讼结束之后。例如，1994年美国的橄榄球明星辛普森（O. J. Simpson）涉嫌杀妻案，经过长达8个多月的庭审，1995年10月因证据不足被宣判无罪。1997年2月，辛普森在民事诉讼中被判赔偿死者家属3,350万美元。

如果传闻属实，李某的受害人最终得到极大的物质补偿，包括落实北京户口、工作及一套房产，那只是相当于刑事案附带的民事赔偿而已，应该与检方是否撤诉无关。当然，如果被告主动赔偿，法庭可以在量刑上酌情从轻。

如果李某的受害人因为得到了民事补偿之后改口，这将会引起一系列的问题。如果是一起简单的强奸案，只涉及李某一人，受害人改口说并没有被李某强迫，而是自愿与李某发生性行为，检方便失去了按强奸案起诉的要件，可能考虑撤诉。但是受害者改口，有可能被控虚假报案，干扰司法。

但是李某涉嫌轮奸，问题的性质就改变了。所谓轮奸，并无“强”字。即使受害者改口称并未被5个人强迫，而是自愿与5个人在宾馆的同一间客房发生性行为，那就有悖常理，使人难以置信。加以社会上有关受害人得到极大的物质补偿，包括落实北京户口、工作及一套房产的传闻，不难推断嫌疑人的家人对受害人施加了影响，导致受害人改口要求撤诉。至少在美国法律下，对受害人利诱，促使被害人改口，本身也是一种犯罪。

传闻毕竟是传闻，李某案最后如何收场，仍须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