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西方如何反思冤假错案

猪头猪智慧

□ 何 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不能仅靠小概率事件纠错

几年前，因为一个偶然机会，我见到一位有过蒙冤入狱经历的朋友。当时，他刚刚出狱，话并不多，一直低着头，避开光。问他原因，他冲我笑笑：“关久了，强光一照，眼睛就疼。”那天谈了什么，我大多忘了，只记得散席时，曾向他强烈推荐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他问为什么，我说：“看完您就知道了。”之后，我俩再未联系过。
《肖申克的救赎》改编自美国作家斯蒂芬·金的小说，讲述一位因被冤枉杀妻而被判终身监禁者如何突破逆境，奋力求生的故事。与现实中多数蒙冤者一样，主人公安迪并没有等到真凶落网或“死者”复现这样的小概率事件，若不是因为其他机缘，他只能把牢底坐穿。
当然，安迪的遭遇，并非只是小说家言。近些年，随着DNA技术的发展，美国各州都出现了民间发起的“洗冤项目”，项目组织者通过申请检测已决刑事案件的生物证据，寻找为无辜者“翻案”的可能。在各州“洗冤项目”的推动之下，全美已有300多起冤错案件曝光，200多人沉冤得雪，但也有不少无辜者已被处决。根据密歇根大学法学院的统计，这300多起错案中，97%以上是谋杀案和强奸案。不过，也有美国学者指出，靠精液、血液等生物证据定罪或翻案的案件毕竟是少数，更何况许多陈年旧案的证据已经毁损，所以，无论“洗冤项目”如何努力，作用范围终究有限。
既然中外司法机关都办过错案，那么，催生错案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呢？有无特定规律可循？如果无法寄希望于小概率事件或“洗冤项目”，他们靠什么纠错？面对错案，西方的理论、实务界人士又是如何反思的？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不妨以西方国家关于冤错案件的图书为线索，看看他们是如何反思错案的。
冤假错案终有因

有错案就有反思。在英美国家，许多法学院都有专门研究刑事错案的学者，学术成果汗牛充栋，且以实证研究为主。此外，也有许多法官、检察官和律师撰文著书，总结教训，探究产生错案的深层次原因。许多类似题材的书籍已被译成中文，引入国内。影响较大者，有《错案》、《虽然他们是无辜的》、《美国八大冤假错案》、《陪审团睡了》、《清白的罪犯》和《专横的正义》等。
最早被译为中文的《错案》于1984年出版。当时，“严打”方兴未艾，刚刚经历过“文革”洗礼的读者，对这个敏感题材格外感兴趣。这本相对专业的著作，也因此创下10万册销量。该书作者、法国律师勒内·弗洛里奥逐一点评了法国历史上诸多错案，细致分析了错案成因。
弗洛里奥指出：“公正审判极难实现。即使你是最认真、最审慎的法官，也可能被外界因素欺骗。残缺信息、可疑证据、伪造书证、虚假证言、顶罪被告人、错误鉴定、恶意诬陷和马虎法官，都可能导致错案发生。”尽管法国后来采取各种改革措施，避免错案发生，但2005年曝光的“儿童卖淫集团案”，还是让司法部门颜面扫地。由于预审法官法毕斯·布赫格滥用权力，逼迫13名无辜被告人认罪，使法院乃至预审法官制度招致社会各界强烈批评。

催生错案的潜规则

与注重个案分析的法国律师不同，同样有丰富刑辩经验的哈佛教授艾伦·德肖维茨在《致年轻律师的信》一书中，提炼出英美法系的十三条“刑事司法潜规则”。在他看来，正是这些行内人熟知的“潜规则”，主导着美国的刑事司法，催生了各类错案：
规则1.几乎所有的刑事被告人都是有罪的；
规则2.所有的刑辩律师、检察官和法官都了解并相信规则1；
规则3.违反宪法比遵守宪法更容易给被告人定罪，有时不违宪就难以定罪；
规则4.为了能将被告人治罪，许多警察都谎称没有违宪；
规则5.所有检察官、法官和刑辩律师都知道规则4；
规则6.为了能将被告人治罪，许多检察官暗中鼓励警察谎称没有违宪；
规则7.所有法官都知道规则6；
规则8.大多数初审法官明知警察说谎，但也假装相信他们；
规则9.所有上诉法院的法官都知道规则8，但许多人会假装相信装作相信警察的初审法官；
规则10.多数法官不相信被告人关于其宪法权利被侵犯的陈述，即使他们说的是真话；
规则11.如果法官和检察官认为被告人在被控犯罪中是无辜的，他们不会故意定罪；
规则12.规则11不适用于有组织犯罪者、毒贩、职务犯罪或潜在的告密者；
规则13.没有人真的想要正义。
公允地说，德肖维茨归纳的这13条规则，并非美国司法工作的常态，但的确是充斥在执法办案人员脑中的一种“潜意识”，并直接或间接影响着司法实践。《虽然他们是无辜的》、《美国八大冤假错案》、《清白的罪犯》和《专横的正义》记载的上百起美式冤案，便是上述规则的最好注脚。这四本书中，滥用权力的警察和检察官、玩忽职守的法官和敷衍塞责的律师，成为催生错案的主因。
当然，除了控、辩、审等主观因素，导致错案的原因其实非常复杂。阴差阳错的巧合、科学鉴定的偏差、模棱两可的证词，都可能引发错案。美国法庭心理学家伊丽莎白·罗芙托斯和作家凯撒琳·柯茜合著的《辩方证人》一书，就通过大量实例说明，受害人或证人易被自己的记忆欺骗，又或受制于某种微妙的心理，会在有意无意间给出错误证词。例如，嫌犯被捕后，警方要求目击证人出面指认，证人很快在一堆人中认出嫌犯，问题是，嫌犯照片那些天一直在当地报纸、电视滚动展示，作者追问：到底是证人被媒体的地毯式报道“植入”了记忆，还是的确对嫌犯长相印象深刻呢？这一问题的答案，直接影响到司法公正。

需要纠正的八大司法迷信

曾经有人提出，美国的冤错案件，主要是英美法系司法制度的产物，对中国并无借鉴意义。因为美国的刑事定罪绝大部分由辩诉交易确定，极少数才交陪审团决定。辩诉交易取决于被告人是否认罪，陪审团审判则消解了法官的错案责任。持这一论点者，不妨读读2012年出版的《冤案何以发生：导致冤假错案的八大司法迷信》一书。该书作者之一吉姆·佩特罗担任过俄亥俄州检察总长，任职期间一直致力于用DNA技术侦破罪案，为联邦调查局的数据库提供了21万份DNA图谱。2005年，佩特罗成为全美首位介入“洗冤项目”的检察总长，为一名无辜者成功翻案。2007年卸任后，他干脆直接加入“洗冤项目”，推动刑事司法的改革。

在《冤案何以发生》一书中，佩特罗结合自身经历，不仅分析了冤错案件来由，还总结出导致错案的八大错误信条，逐条予以驳斥，并阐述解决之道：
迷信一：监狱中的每个囚犯都会声称自己无罪。许多司法人士认为，狡辩是罪犯的本能，大声喊冤者不值得关注和同情。但是，佩特罗的研究表明，多数真正有罪者不会声称自己是无辜的，相反，大部分蒙冤者其实并无前科。所以，不能漠视喊冤者的申辩，更不能随意作有罪推定。
迷信二：美国的司法体制很少冤枉好人。根据美国学者的观察，美国的警察和检察官大都不够重视DNA证据，认定强奸犯的犯错几率达到25%。另外，按照美国学者马文·扎尔曼的实证研究，美国刑事司法系统的错案率在0.5%到1%之间。而在伊利诺伊州，错案率更是高达6%。因此，佩特罗坚信，美国大牢中的无辜者肯定比大多数美国人预想的要多得多。

迷信三：有罪的人才会认罪。佩特罗认为，即使忽略暴力逼供因素，警察侦讯过程中的程序违法仍广泛存在。如“马拉松式”的长时间讯问，又或以其他手段威胁，导致被告人被迫认罪，甚至产生错觉，误以为确是自己所为。又或者无辜者基于种种原因，故意替罪犯顶罪。因此，佩特罗提倡进一步规范警察的讯问程序，确保全程录音录像，并充分保障被告人接受讯问时的沉默权和律师在场权。
迷信四：发生冤案是由于合理的人为过失。工作失误的确可能导致错案，但根据美国学者的观察，许多错案都是因为警察、检察官滥用权力，甚至故意隐瞒无罪证据。一些法官基于偏见，也会故意剥夺被告人与“敌意证人”当庭对质的权利。佩特罗据此指出，必须完善诉讼机制，真正保障被告人在程序法上的权益。

迷信五：目击证人是最好的证据。就像《辩方证人》一书总结的，受记忆、认知、偏见等因素影响，目击证人的说法未必可靠。更糟糕的是，许多谋杀、强奸案中的蒙冤者都是被害人在群体辨认中指认的，然而，组织辨认的基本都是案件的侦控人员，他们可能基于各种动机，故意暗示或诱导被害人指认特定嫌犯。为此，美国律协已倡导改革辨认程序，让不知道谁是嫌犯的警察组织多组辨认，并告诉被害人或证人：每一组中都既可能有嫌犯，也可能没有嫌犯。

迷信六：错误的有罪判决会在上诉程序中得到纠正。现实中，很多人以为陪审团的错误裁判会被上诉法院纠正。但事实上，多数刑事案件是以辩诉交易形式结案的，根本不存在上诉可能。即使被告人上诉，上诉法院也只着重审理法律问题，如果被告人曾经作出有罪供述，基本没有翻案可能。因此，必须夯实一审的事实审功能，尽可能避免失误。

迷信七：质疑一个有罪判决将会伤害受害者。很多检察官认为，质疑或纠正有罪判决的做法，会让被害人或其家人受到二次伤害。但是，如果放任错案发生，不仅伤及无辜，还让真凶逍遥法外，这才是对受害者不负责任。所以，无论侦控部门还是媒体，都应明白一个道理：查明真相，既是为了法办真凶，更是要保护潜在的受害人。

迷信八：如果司法体制存在问题，体制内的职业人士将会改善他们。体制内人士当然是改革的重要力量，但是，任何改革都难免受到部门利益的局限。改变刑事执法模式，需要司法部门的自我调整，更离不开“洗冤项目”这样的民间机构和广大学者、律师的呼吁和推动。
如何从制度上减少错案
无论在哪个国家，彻底杜绝错案都是一个无法抵达的目标。但是，通过优化司法环境，完善诉讼程序，加强制约监督，依靠制度最大限度减少错案还是可能的。

认真研读佩特罗的“八大司法迷信”和德肖维茨的13条“刑事司法潜规则”，我们可以发现，哪怕中美两国在国情、制度、文化上有天壤之别，滋生错案的原因，却有许多共通之处。例如，逼迫被告人“先认罪，再取证”的办案逻辑和“不管违反什么程序，顺利破案才是王道”的惯性思维，不仅为美国警方独有，在我国也广泛存在。打破这样的常规办案模式，不能单靠侦控部门自觉“改进工作作风”和“增强责任意识”，还必须通过强化律师在侦查讯问阶段的作用，建立严格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从源头上遏制“硬”刑讯和“软”逼供的发生。例如，美国伊利诺伊州政府在认真反思一系列死刑冤错案件成因之后，于2000年成立了专门的研究委员会，并于2005年推出一揽子改革规划，涉及讯问全程录音录像、改革组织辨认制度、强化对告密者证言的审查、加强对参与死刑案件的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的培训力度等85项改革措施。

另外，与前述几本直面本国问题、深究制度缺陷、探索改革路径的著作相比，我国司法机关在分析成因，避免错案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深挖本土资源，为改变体制内的“潜规则”作出更多努力。例如，若想避免错案，首先得把侦控部门从无所不能的神坛上拉下来。类似“既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这样的口号，还是少提为妙。因为它貌似不偏不倚，实则等于啥也没说，更无法落到实处。许多情况下，“不放过一个坏人”，就是以“冤枉一个好人”为代价。与其如此，还不如强调“宁可错放一个坏人，也不冤枉一个好人”。

“命案必破”的口号更是如此。侦查办案自有其规律，受证据、线索或技术局限，总有短期内破不了的“冷案”。近百年来，伦敦的“开膛手杰克案”真相如何？刺杀肯尼迪总统的幕后主使者是谁？杀死辛普森妻子的真凶是否另有其人？这些问题，至今无解。如果轻易作出“命案必破”的承诺，进而将“批捕准确率100%”、“起诉定罪率100%”作为“政绩”或“考核指标”，必然会使侦控部门在功利心的驱使下“明知故犯”。甚至法院还未作出有罪判决，就已召开庆功大会，嘉奖办案人员，对法官审案形成“倒逼”之势。2013年5月8日，北京市公安局就社会广泛关注的“朱令令案”发布公告，承认确有一些案件受侦办条件限制，碍于证据灭失等客观因素，最终无法侦破，希望社会公众客观理性看待，尊重侦查工作规律，理解支持公安机关依法办案。个人认为，这才是对侦查办案的务实之见，既然主动提到“尊重侦查工作规律”，公安机关今后就更应慎提“命案必破”之类的口号。
除了祛除各类不合理的口号和指标，为法院打造一个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良好环境，也至关重要。例如，地方党政负责人不能以“维稳”为导向，为追求一时的“社会效果”，逼着法院对疑案作有罪判决。媒体最好不要被“网络民意”牵着鼻子走，单凭一些碎片化的零散信息，就直接给一些案件定性。至于广大民众，更应确立一个意识，那就是：犯罪后果的严重、情节的恶劣，与相关证据能不能证明是被告人干的，完全是两回事。当网络、媒体上杀声一片时，人们在加入喊杀行列时，更应该停下来，想一想，想想近年那些蒙冤者们的遭遇，想想是不是得看看法官怎么判。这，或许是现代社会公民应当

具备的觉悟。

说到蒙冤者，我又想到本文开篇提到的那位朋友。2012年年底，我在《新京报》上看到一则关于他的报道。他已在南方安居，日子过得不错。采访中，他说：“我看过《肖申克的救赎》，那个片子只有我们真正经历过的人才能看得懂，懂到骨子里去。你们，不可能懂。”读到这些，我很欣慰，因为他不但看了，而且懂得。我希望每一位看过这部电影的人们，尤其是我的法官同行，都尝试着理解冤假错案对无辜者人生的破坏与伤害。

（作者单位：最高人民法院司改办）

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13-05/10/content_63311.htm

李大苗

“既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还是反过来的“宁可错放一个坏人，也不冤枉一个好人”都是背弃法律的胡言乱语。如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那么，预设一个人是否“好人”或“坏人”就是在践踏这个法治准则。不以具体人的品性为考量，只是确定其行为，是否有该行为，也即“行为人”才是唯一的关照点。不是靠自辩没有行为，而是要靠证据证明其行为，冤案就很难产生。

拐弯抹角提到朱令案件，是这篇东西的意图所在。投毒，通常来说，必定留下物证。铊这类极难见到的物质，一旦沾染，太容易与别的物质区别开来，即使过去若干月，痕量的残留也能鉴定出来。没有能检测出来物证，简直是不可思议的。通常有两种可能，要么所有被公安拿去分析的那些朱令的个人物品无一认定是物证，要么，凶手知道，如何用化学反应的办法处理掉。但后者必定会留下化学处理的痕迹，为破案留下更清晰的指向。第三个可能就是公安故意处置，也即，没有做光谱分析，草草终止了侦查。

以铊的物理特性和稀有特点来判断，尽管时间已经过去将近二十年，只要涉案“物证”依旧被公安保存，仍可用光谱分析的手段来找到有否痕量的铊，排除或确定这些“物证”的效力。

按照一般刑侦规则，只要锁定有限几个人，比如就是同寝室的那几个人，就可将其列为“嫌疑人”，申请搜查令，用强制的手段扣押物品，寻找更确切的证据。在朱令案中，从报道的情况来看，警方显然没有这样做。

朱令案，不在于谁是好人或坏人，也不在于谁是嫌疑人，而是警方没有将显然能够且应该进行的程序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