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国有制下无真正的平等竞争和法治]

jianmin

原标题 [陈志武：国有制下无真正的平等竞争和法治]
　　美国金融危机引发全球经济危机以来，不管在美国，还是在中国，或其他国家，都打开了政府干预经济的阀门。政府以解救危机的名义介入经济活动，大举干预市场。一场“国进民退”的运动正如火如荼。我想提醒的是，国家持有太多资产、控制太多经济资源、对行业准入进行审批
、对企业经营进行干预和管制，除了带来一些远期经济上的消极后果外，还会对宪政法治带来深远的影响。国有企业的存在威胁法治精神、破坏规则的公平性，因为在法律、规则和政策面前，国企和民企是不平等的。



　　如果去了解一下近现代史，我们就可以发现，凡是有过公有制历史的国家，宪政都不是它们社会制度的基本特征，比如前苏联、前东欧、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相比之下，那些宪政法治比较可靠的国家都是私有制国家。为什么？这应该引起我们的思考。当然，我并不是说私有制会必然导致宪政法治，私有制不是宪政法治的充分条件，但是必要条件，国有制或公有制必然会导致宪政法治的缺失。为什么会这样呢？
　　国有制之下没有真正的平等竞争
　　除了看到前国有经济国家的经历之外，我们还可以从一个更大样本、更一般层面上，看国有经济对宪政法治的影响。我运用新政治经济学的量化方法，按照从1970到1991年每个国家对国有企业的投资占GDP的比重，把64个国家分成三个等份组。结果，我发现，国有企业投资占GDP比重越高的国家，其法治指数就越低，宪政水平越低。在搜集的72个国家的数据里，我发现，政府开支占GDP的比例越高，法治水平就越低。用我们的话来说，政府越穷的国家里，法治水平越高。一国的宪政法治水平与其政府可以花费的收入成反比！在这72个国家里，我还发现，政府开支相对GDP的比重越高，腐败越严重。这也很好理解：如果政府没有钱，即使官员们想腐败，也腐败不起来，没有让腐败滋生的基础。
　　这种基于大样本的数据统计方法，比起单纯的案例分析方法来，更有它的科学性。但是，大样本数据分析方法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让人感觉太抽象。到底法治水平跟国有经济比重的负相关关系，是一种统计上的偶然呢？还是有理论上的必然性？如果其因果关系并非偶然，那么其传导机制又是如何的？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跟民有企业（民营企业）有什么不同？国有企业跟民有企业最大的不同是：国企背后的股东是国家，或者说广义上的政府。国家具有我们普通人或私营企业没有的优势：国家包括议会，有权修改法律。如果国家觉得某个规则对国企不利，就可以修改规则，使国企处于优势地位。此外，国家还有解释法律的权力、司法权力和行政执法的权力。如果一个公司背后的股东拥有立法权、法律解释权、司法权、执法权以及合法使用暴力的权力，那么，这个公司怎么可能会和没有国家背景的市场主体平等竞争呢？它怎么可能跟私人、民企平等？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企业是国有或私有关系不大，更重要的是看经济是市场经济还是非市场经济；他们说，只要市场的逻辑得到尊重，只要市场规则对国企、民企都一致，所有权属国家，还是私人，并不重要。我要说，问题就出在这里，国企和民企从一出生，起点就不平等：以国有经济唱主角的国家，不可能是市场经济国家。市场经济的第一原则就是自由选择，是规则对所有参与者平等。但是，因为国有企业的股东是国家，这就使国有企业在法律面前比民有企业更为优越。非国有企业、私人企业无法在法律和强制力面前与国企平等。一个国家如果采用国有制，长此以往，即使起初是法治，也会慢慢腐蚀蜕变。
　　国有制之下没有真正的法治
　　为了使上面讲的大样本统计分析不至于太抽象，下面我举五个案例。
　　案例一：18年前，一个叫陶玲的储户在国有的蒙城农业银行存了1000元，存款单约定，18年后将按月息15.793%得到利息。这样，18年以后，1000元将成3.4万元。但是，18年后的今天，银行拒绝储户的要求，认为月息过高，不符合央行规定；另外，银行表示中国的定期存款没有18年期，也不符合规定。由此，储户与银行发生纠纷，至今未决。蒙城农行行长谢某告诉记者，蒙城当年的金融秩序不规范，陶玲的遭遇就是“高息揽储”的产物。蒙城农业银行的理由是：“银行当年已经错了一次，如今不能再错第二次。”
　　这种理由当然强词夺理。为什么当年欺诈客户时就不知道规范金融秩序呢？以前的利息和期限规定不是今天才有的。
　　在中国，法律规则是保护国有银行，而不顾老百姓权利的。如果储户用网上银行被盗了，银行没有责任，责任在储户身上。如果银行多给了钱，储户有义务归还。但是，银行少给了钱，储户离开柜台后，银行概不负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双方的权利和义务非常不对称。最极端的案例是，银行的柜员机出现故障多给了钱，广东的许霆从ATM机多取了1万块钱，被判无期徒刑。相对之下，广东开平银行行长贪污了4亿，只判12年。这些不平等规则的制定跟国家垄断经营银行有关。
　　案例二：我们现在看到的加油站要么是中石油的，要么是中石化的。但是，在2002年以前，并不是这样。在1999年时，全国民营加油站总数近8万家，市场份额超过80%。据《财经》报导，经政府通过规则的改变以及中石油、中石化不顾成本的收购，到2002年底，独立加油站份额已经下降到48%。在整顿市场秩序的名义下，2001年6月5日，国务院三部委联合通知：“各地区新批准建设的加油站统一由石油集团、石化集团负责建设。其他企业、单位和个人不得新建加油站”。2002年初，当时的国家经贸委发文件，要求在8月之前，没有经过经贸委审批的加油站全部关闭，而归入两大石油公司旗下的，在补办手续后，可予以保留。这样，中石油和中石化两家公司通过亲自参与国务院新法规的制定垄断了市场，所有的民营加油站要么自己关门，要么主动卖给中石油或中石化。
　　从这个案例中，我们看到，任何一个行业，如果以前只是民营企业，那么，国有企业介入之后，规则就会变得不平等，法治的精神就要遭到破坏。国家要经营企业的时候既做裁判又做运动员，角色的冲突是非常明显的。
　　案例三：2003年，陕北15个县，价值70亿的民营石油资产被政府以整顿为由，无偿收走。陕西省所属的延长油田、中央所属的长庆油田是“整顿”运动背后的受益者和推动者。约6万名私营企业家和农民的出资，血本无归。何伟、茅于轼等6教授，3次致信全国人大委员长，促其监督地方政府依法执政，但无效。陕西政府还抓了投资者代表冯秉先等，并判处徒刑，北京律师朱久虎受油田私营投资者委托，前往陕北调查，2005年被警方关押5个月。从这里，我们看到，当国家既是规则制定者又是股东的时候，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基本法治原则的冲击会有多大。2009年，山西500家民有煤矿被强行“国有化”，再一次表明政府以利益者身份经营企业的后果。
　　案例四：民营钢铁大王戴国芳，在2004年以前已经是非常成功的民营企业家。2004年，戴国芳创立民企“铁本”。2004年国务院宏观调控一声令下，民企“铁本”必须停工，而国有钢厂照常扩建。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宝钢扩建1千万吨产量，投资500亿，占地1万2千亩；而“铁本”目标年产840万吨，投资100个亿，占地9千亩。在这里，我们看到：效益低的国企照常扩建，而民营企业必须停产。为什么这样区别对待？我想说的是：建立法治社会的理想非常美好，但是，只要国有企业大量存在，法治只能是一个愿望！
　　案例五：据《重庆商报》2009年4月15报导，重庆拟对9万名废品回收人员进行转型。这是重庆一些国有企业给市政府提的建议。该报导称，据重庆市商委统计，截至08年底，重庆有各类废旧物资回收企业550家，回收站8000多个，年收入高达68亿元！此外，再生资源回收站的数量以年均超过30%的速度增长，看到这些“油水”，谁在主导对私人收废者“转型”呢？年初成立的重庆市再生资源（集团）公司，系重庆市供销合作总社控股的直属市级集团公司，其目标就是收编收荒匠。新的规定是让这些国有企业统一培训、统一着装、统一管理收废的老百姓，让他们把收来的废品按指定的回收点回收，价格也由这家国企统一决定。这和当年农村粮食的统购统销政策差不多，等于要重复当年农村的悲剧。收废的领域，本来是政府最不应该介入的，因为这些工作本来是那些不能有别的工作、没有其它收入的老百姓的最后收入机会，但是连这样的谋生机会都不放过。大家想象，还有什么行业可以逃得开权力的控制？
　　厉以宁教授曾说，国营企业打官司输了，可以执行，可以不执行，而对民营企业就毫不客气。欠税时，国营企业可以不还，而民营企业如果不还，老板就会被抓。牟其中的兰德公司打官司破产了，职工宿舍被腾出来拍卖，而国有企业打官司、破产，没听说职工要搬家的。现在的大学生择业时，首选公务员和国有企业，而不首选民营企业。为什么？原因就是大家都清楚游戏规则是向谁倾斜的。
　　从学理上看，这些案例并不奇怪。当国企背后的股东是国家，国企进入哪个行业，那个行业就无法有法治和平等。这些现象，最终必然腐蚀社会文化，违反法治精神。前面基于跨国数据的结论“国有经济比例越重，法治指数越低”，就不是偶然。
　　穷政府更有利于法治的推行
　　我们可以把政府的权力和民间的权利看成是整个法治博弈的两方。宪政就是为了规范政府权力，使其不至于轻易侵犯民间权利。如果政府太有钱，民间的企业或个人在跟政府博弈的时候会处于非常劣势的地位。比如，计划经济的时候，无论农村还是城市，所有的工作都是由国家、集体提供，大家都是国家的人。当只有国家可以提供饭碗的时候，公民怎么可能去跟政府谈权利？当你没钱、没饭吃的时候，你不可能有底气去伸张你的权利，因为一旦国家权力的具体代表——“领导”不高兴，你的工作、住房、养老、医疗以及子女教育，全都没有了。计划经济时代，公民权利就是这样消失的。相比之下，如果政府没有国有资产、没有过剩的收入，政府就得从老百姓手里要钱，在那种状态下，老百姓才更有伸张自己权利的可能。
　　我前不久写过文章说，政府太富并不有利于宪政法治的推行。穷政府加公债，更能催生民主法治（见《经济观察报》2009年4月27日，美国往事——穷政府加公债催生民主法治）。我现把这个观点放到更大范围验证一下。
　　我们可以把公元1600年时的国家分成两组。一组是国库里存钱很多的国家；一组是钱很少的国家。当时，印度国库黄金数量是6200万金块，土耳其1600万金块，明朝中国是1500万金块，日本1030万金块。另一组是负债累累的西欧国家，比如英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等。400年前，这两组国家的政府富有程度相差很大。那么，后来谁发展出民主法治了呢？前一组国家只是日本通过19世纪后期明治维新改变了发展的道路，慢慢地走上了宪政民主的道路，其他几个当时政府富有的国家，都没有发展出民主宪政。而当年是穷政府的国家，现在的民主宪政运作得最好。从这个方面看，穷政府不是坏事，这是政府不能拥有太多财产和收入、不能经营企业的另一个原因。
　　穷政府催生民主法治最经典的例子是英国民主宪政的发展历程。英国的历史使我想到这么一个问题：英国国王1215年就签署了《自由大宪章》，但是，操作上自洽的民主宪政制度却是1688年“光荣革命”后的事。为什么要花473年才走成这一历程、才建成世界上第一个民主宪政国家？我的《美国往事：穷政府加公债催生民主法治》一文发表后，很多人提出不同看法。其中有人质疑，也许穷政府主动发公债本身就是民主宪政的后果，而不是因为政府穷才催生了民主宪政。这里的因果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呢？从英国历史的演变历程看，我认为我的结论更站得住脚。
　　1215年《自由大宪章》作为一份意愿性纲领，早已经被人们在意识层面广泛接受。但《自由大宪章》当时缺乏相应的执行架构，也就是说，虽然国王签署了，但当他不顾《自由大宪章》对权力的约束随意践踏私人权利、滥用权力时，人们有什么招呢？西欧国家有一个跟中国、印度不一样的地方，他们的议会出现得很早。中世纪后期，西班牙1188年就出现了议会。国王钱不够时，能够通过召集议会、由议会投票推出新的税种或提高税率，但问题是，国王可以随时解散议会。国王在通过新税法之后，不再需要议会时，可以解散议会。那时候，无论是英国还是西班牙的议会，基本上都是“橡皮图章”。议会只会讨好国王。
　　17世纪之前，英国王室总体上是非常富有的。王室有很多土地、庄园以及其它财产，会有很多收入。一般情况下，国王靠自家收入和过往税种即能财务上自立，不需要通过议会去征税，只是在英国跟他国作战时，才有必要召集议会推出新税。
　　总体上，从英国王室财产收入的多少，我们就可以看到英国王室什么时候会很专制，什么时候不那么专制。1688年前的英国，只有议会可以控制国王腰包的时候，国王才会就范于议会的要求，接受对王权的制约，否则，一旦王室有钱了，国王的权力就会膨胀；王室自主收入占政府总收入比例越高（亦即，王室的财务独立性越高），国王就越用不着议会，议会权力就弱；反之，就越受制于议会。
　　就以1640年后的英国经历为例，到那时《自由大宪章》已经存在了425年，对全社会的意识和文化已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保障民间权利的制度还是没有建成。1640年之前，国王已有13年没有召集过议会，王权不受制约。年初，为镇压苏格兰叛乱，国王查理一世召集议会，审议税案，结果遭议会否决。随即，查理一世将议会解散。（因而，本届议会得名“ShortParliament”）。
　　后来，由于王室实在没钱了，查理国王再于同年年末召集新议会。（这届议会成了著名的“LongParliament”，活了13年。）为了让议会同意给钱，国王接受了议会要求的《三年期法案》，包括：不管有没有国王的召集，议会至少每三年开会一次，每次议政至少50天；如果不经议会同意、国王擅自解散议会，那就是非法。
　　1641年，议会要通过议案，免除国王任命政府要员、免除国王控制国家军队的权力。这个议案让查理一世觉得太过分，1642年他离开伦敦，随即引发保皇派与议会派的内战。1648年，克伦威尔（OliverCromwell）的革命军胜利。次年，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克伦威尔此后执政英国。
　　1660年英国恢复君主制，查理二世成为国王。由于此前克伦威尔执政期间，将皇家土地、森林大举拍卖，皇家的财产收入已不多了，这就逼迫王室有求于议会，靠议会派钱过日子。为此，议会通过议案，每年给查理二世120万英镑的津贴预算，供王室和政府公务员开支。但是，这不是免费的午餐。作为这一津贴的条件，议会成立“公共开支委员会”，专门监督王室的财务与开支。王权因此大大削弱。
　　只是，查理二世非常精明。他不但大规模地节省王室的开支，而且大大提高了收税的效率。到查理二世1683年逝世之前，英国王室的钱又很多了。于是，王权又感到议会太碍手碍脚，所以，在1679年，查理二世再次违约把议会解散，王权重新扩张。查理二世在1683年去世，其兄弟——詹姆士二世继位，新国王召集了一次议会，议会把皇家的开支增加到185万英镑。有钱之后，詹姆士二世也立即解散议会，重回专制。
　　我们看到，英国王室跟议会（即民间权利的代表）的长期权力博弈经历了多个来回，但，在每次王权的收缩与扩张周期中，关键的决定变量是王室的自主财务实力。
　　但是，经过多年、多轮的博弈回合，到詹姆士二世时期，议会的实力和独立性已经很强，不再像以前那样善罢甘休。1688年，议会派将詹姆士二世赶出英国，由他的女儿玛丽和荷兰女婿威廉接位。作为条件，新的王后和国王接受了一系列新法案，包括《人权法案》，使英国王室彻底放弃权力，并且把王室的开支每年由议会投票决定，让它每年“要求”议会一次。英国就这样才树立了民主宪政体系。
　　法国在这方面的经历和英国刚好相反。从14世纪开始，法国国王要加税时，也是召集议会，并受后者约束。但是，在与英国的百年战争中，法国议会于1439年通过法案将征税权完全由国王掌握。到1484年，法国王室财富太多了，不再需要议会，议会就这样被解散了。除了16世纪后半期，议会出现一段时间外，一直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近300年里，国王没再召集过议会，王权不受议会制约。在16至17世纪里，法国国王是西欧最富有的，专制权也差不多是最高的。道理在于，跟英国不同，法国王室不用在财务上求助议会。
　　西班牙的经历跟法国类似。西班牙于1188年推出议会，由议会约束王权。西班牙议会是世界上最早的。可是，在哥伦布1492年发现美洲大陆，并于16世纪给西班牙运回大量金银财宝之后，其议会的作用慢慢消失，王权变得越来越绝对。西班牙到1978年才实现民主宪政，是西欧最后一个实现宪政民主的国家！
　　我们回过头来看，国有制是什么意思？就是让生产资料都由国家来掌握。如果当年英国可以推行全面的国有制的话，我相信英国的国王在那时一定会认为英国对他像天堂。因为那样的话，他就用不着求议会了。没有什么制度安排比全面国有更有利于国王的为所欲为了。“富政府”之下，权力会压制权利，而“穷政府”使国家权力有求于老百姓，权力才可能让位于权利。因此，我们应该看到，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不仅是一个经济效率的问题，更是一个事关民主宪政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说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很有道理。

jianmin

陈志武：货币化与自由

货币化使人类脱离野蛮、走向文明，也促使个人自由不断扩大——这是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货币》纪录片系列所讲的基本道理。这一道理虽然概括了人类文明史的主旋律，却并非广为人知，也更不同于我们根深蒂固的“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的传统文化以及各类教科书要义。

　　当然，虽然我们的文化观念和教科书世界排斥货币化，现实中国却是另一回事：货币是日常生活所不可或缺的，离开货币寸步难行。特别是随着城市化的深化、专业分工的细化，人们离开了乡村田野，从事越来越细的工作，吃饭、穿衣、住房、交通几乎没一样是自给自足，都需要用钱交换而得。即便在工作、个人成就、社会关系中，也越来越什么都以钱衡量，基于义气友情的交换越来越少，人人都在追求最大化的货币财富。比如，1978年时，中国广义货币总量大约是GDP的0.38倍，每一元钱的产值只需要0.38元货币支持；但到2013年，广义货币量超过100万亿，几乎为GDP的两倍，跟每一元钱产值相对应的是两元钱的流通货币。

　　那么，中国社会的快速货币化以及人类社会的总体货币化趋势是偶然，还是必然？货币化的深化是喜还是忧？货币化到底是催生个人自由，还是像以往认为的会导致奴役或为万恶之源？如果货币化真的像传统观念所认为的那么坏，那么，中国社会货币化不断深化的同时，人的自由和社会的文明怎么还在上升？从这个意义上，李成才总导演及其团队经过近两年的努力制作出《货币》这样的大片，还真是雪中送炭，帮助我们理清这些既现实又对中国社会进一步发展至关重要的话题。

　　货币化催生人类文明

　　文明最为基本也最为具体的指标是：当人与人之间出现分歧或发生冲突时，是用野蛮暴力还是用和平手段解决。社会越是野蛮不讲理，纠纷发生的频率会越高，人们也越倾向于用暴力解决纠纷、规范秩序；暴力纠纷多了，命案发生率必然越高。因此，命案发生率是一个反映社会诉诸暴力配置资源、解决纠纷的指标。也就是说，如果两个社会里任何暴力纠纷最终导致一方被打死的概率分布基本相当，那么，在两个社会其他方面相同的情况下，命案率高的社会必然更倾向于用暴力解决纠纷，是更为野蛮的社会。

　　据史学家估算，在16世纪之前的1000年里，即中世纪期间，欧洲命案发生率虽有少许下降，但基本停留在每年每万人中有5到10人死于暴力纠纷(不含战争死亡)；从16世纪初开始，诉诸暴力解决纠纷的倾向性持续减弱，命案率逐步下降，至20世纪初期命案发生率降到每年每百万人有5到10人死于暴力的水平。如果细看，史学家Manuel　Eisner发现，暴力所致的命案率最早在14世纪的英国、荷兰等西北欧洲国家开始下降，而在市场发展相对落后的东欧，命案率要等到18世纪才明显下降。

　　而在欧洲之外的其他国家，暴力发生率、命案发生率下降的历程则启动得更晚。比如，据笔者跟彭凯祥、朱礼军对清朝中国的研究，发现中国的命案率大约是鸦片战争之后才开始稳步下降，逐步重复了西欧国家在之前三个多世纪的经历。

　　那么，是什么动力先在西欧后在其他国家推动人类走出野蛮、迈向文明？这跟货币化、市场化或说商业化发展又有什么关系？基于货币的人际交换的确冷冰冰，也可能导致人人都“向钱看”，我们可能都不喜欢那样的社会。可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和互换、社会资源的配置如果不是基于货币，就必然会基于其他指标或价值度量体系。那么，规范社会关系、维系社会秩序的其他指标是否就比货币更好？下面我们就来谈这个话题。

　　人的本性是追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包括物质享受、权力地位、社会地位、精神感悟、各类机会等利益。但问题是资源是有限的，权力资源就更少，不可能每个人的欲望都被全面满足。这些有限的资源、地位、机会必须靠某种指标和某种机制来配置，也由此规范人与人的交换关系、分配关系、社会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任何资源配置格局都代表一种秩序，只是在不同社会里决定秩序即资源配置格局的坐标会不同。

　　规范社会关系与资源配置的最原始也最简单的方式是暴力。

　　原始社会是看谁的武器最具杀伤力同时也最敢使用暴力。暴力最强同时也最能用暴力的人是社会的老大，地位最高、享受方方面面的资源也最多，暴力能力次之、暴力意愿次之的在地位、机会与资源享受方面也是次之，其他依次类推。就这样，基于暴力的社会秩序形成了，不仅决定社会结构、人与人间的关系，而且也决定了有限资源在不同人之间的配置结构。这种社会虽然是基于野蛮，但也是一种社会秩序，它不认钱、不认宗教，只认暴力关系，暴力的溢价最高，所以，这种社会里死于暴力的人占比很高。

　　建立秩序的第二种方式是一切基于行政权力，就像计划经济体系一样。

　　比如，医院按行政级别设立不同部门，提供相应级别的医疗服务；住房按部长大院、局长大院、处级大院等提供，而不是根据货币价格决定。行政级别代替货币，社会地位也跟行政级别捆绑在一起。除了按级别决定资源配置之外，其他没有“以级别定价”的东西都由掌权者裁量决定，“由领导决定”，普通人住房、就业要由领导定，连结婚也要领导批准。在这样的体系里，没有“货币价格”和“自由选择”这类术语。基于行政权力的社会结构和资源配置是一种以合法暴力为后盾的秩序。也就是说，行政权力实际上也是基于暴力，只是其背后是政府独有的合法暴力，但合法暴力毕竟也是暴力。因此，靠行政权力建立并维系的资源配置方式是一种强制关系，而非基于自愿或自由选择，是以牺牲正义为前提。

　　第三种方式是基于血缘关系规范资源配置，资源根据亲情关系远近决定谁多得、谁少得。

　　比如，家族拥有的山和土地、财产、生产的粮食、圈养的家禽猪肉，按照“五服”原则在社会中分配，血缘关系越近，分配得越多。当整个社会都像儒家主张的那样依据血缘、代际、年龄、性别分配和分享时，一种基于非货币非野蛮暴力的社会结构、资源配置秩序就形成了。当然，也可以基于宗教信仰来规范社会资源秩序，道理跟基于血缘的秩序类似，只是所依据的是宗教关系而不是血缘关系。我们到后面再讨论基于血缘和宗教的秩序，这里暂且集中比较基于暴力和基于货币的社会秩序。

　　第四种方式就是基于货币价格，明码标价，谁出价高谁就多得。

　　在经济领域，货币化显然是专业分工得以细化的前提，否则农民的粮食和老师的知识之间就没有共同价值标准，没有定价标准就难以交换，没有交换就难以深化发展。在社会层面，以货币规范的秩序有几项基本特征。

　　其一，这种秩序是基于交易各方的自由选择，是基于平等权利的交换，不像基于暴力、基于血缘或宗教的配置关系中，一方或几方是被动强制的。正是因为此，货币化、市场化的配置安排带来和平与文明：自愿交易的含义是不管结果如何，双方都不太有怨恨，没有怨恨就不易导致暴力纠纷；相反，基于强制的非自愿配置必然以压制一方的权利为基础，必然引发不满，有不满就会有怨恨。压制越强，怨恨越深，以暴力反制的倾向就越强。因此，在非货币化的秩序下，命案率高就不足为奇。

　　其二，是等价交换，谁多得还是少得由他付出或创造的价值而定，而不是基于他的暴力能力、行政级别或者亲疏关系。这决定了在货币化的社会里，能出高价的人一般会是价值创造能力强的人，因此资源配置效率会更高，让人力、物力、资源总能配置到使用价值最高、结果对社会最有益的地方。此即为什么市场化的社会跟基于暴力或血缘或宗教的社会相比，前者更能进步发展。

　　其三，正是由于货币化社会里利益交换、资源配置是基于自由自愿，私有财产必然得到充分保护、不能被权力或暴力随意强制(否则，交易或配置就不是基于自愿了)，因此这样的社会更能促进法治并推演出制约政府权力的制度体系，也更能激励创业创新，恒产才能恒心。

　　其四，货币是中性的，不包含身份符号、地位符号、年龄符号、代际符号、血缘符号或权力信息，同样的100元钱，购买力一样。因此，真正货币化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更加平等，社会结构更加扁平。

　　我们可以以战争为例来理解为什么基于货币化的市场交易促进世界和平、推动文明。在人类历史上，战争暴力是获得领土、占有资源的一贯手段，甚至是唯一手段。在今天的全球化世界里，战争当然还可以是获取领土的手段，但也可以通过跨国并购获得土地：如果你想要更多土地，你可以花钱到美国德克萨斯州或其他州、到加拿大的蒙特利省或其他省、到巴西的各州去买，如果你喜欢这些国家或很多其他国家的岛屿，你也可以花钱去买；买到之后，你能够像当地公民一样支配自己买到的土地或岛屿，享有充分的土地财产权，你可以决定种植粮食、蔬菜，可以用来办工厂，可以盖房子，也可以让其抛荒、什么都不做；如果当地政府无理刁难你，你还可以像当地人一样去起诉他们。

　　这里我们看到，尽管两种方式结果一样，都获得了土地的产权和使用权，但前一种方式导致以暴还暴的恶性循环，使世界趋于暴力、走回野蛮，而后一种方式是基于一方交钱、一方交土地的自愿交易，即使有一方事后觉得自己吃亏或者出现纠纷，也不一定怨气冲天，因为是自己自愿签约而非强制的交易，顶多会诉诸法院，以文明手段解决纠纷。货币化就是这样催生人类文明，让社会秩序更多地基于规则。

　　历史学界一般认为，人类现代化的历程萌芽于14、15世纪发生在意大利、荷兰、比利时、英国的商业革命。而商业革命的核心是货币化交易的内容与地理范围的双扩张，也就是让更多东西、更多资源成为商品，不仅在本国之内，而且在欧洲更大范围内跨国界以货币化方式进行交易。商人们的跨群体、跨地区、跨国界的交易，给欧洲人展示了货币化交易能促长正义、消除怨恨、带来和平；商业革命渐渐地激发了文艺复兴，让人们重新回归理性和思索，反思“人为什么是人”、“人类如何才走出野蛮”这样的话题。

　　著名德国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在其经典著作《文明化的过程》中谈到，西欧在14、15世纪开启的市场化发展，催生了对私有财产和契约权益保护体制的需要，这种需要进而促成现代政府的出现，由政府通过合法暴力维护产权规则与契约关系，给货币化交易提供规制保障，由此促使人们更愿意选择文明化的秩序关系，而不是选择暴力。因此，货币化发展以及由其引发的文艺复兴是命案发生率在15世纪后逐步下降的根本原因，也是西欧走向文明的催化剂。正因为东欧、伊斯兰世界以及亚洲，到18世纪甚至19世纪才加入货币化、市场化发展的行列，这些国家的命案率和一般暴力发生频率要到最近的两个世纪才形成下降的趋势。

　　一个社会要想走出野蛮、减少暴力，前提必须是社会越来越充满正义，而正义的前提又是社会中资源配置、利益交换都基于自愿与自由选择。由于货币化、市场化配置资源的前提是自愿与自由选择，所以，我们看到货币化催生文明，也催生和平。

　　没有货币化的社会不自由

　　在现代市场经济出现之前，对货币的误解甚至妖魔化不只发生在中国，而是普遍存在于世界各社会。我们熟悉的许多经典都深含对货币的敌意。元末明初的《水浒传》中，一百零八个好汉认义气但不认钱。所以，小说中几乎不谈宋江一年赚多少银子、李逵带了多少万贯铜钱并能够外出用多少天等。

　　实际上，始于战国时期的“义利之争”就围绕两个不同的社会愿景：一个以“义”规范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以亲情友情、信仰价值和纲常规则来配置资源以及实现人际互通有无。孔子说：“君子义以为质”(《论语·卫灵公》)，亦即君子立身行事应以道义为根本，道义价值重于物质利益。孔子还指出：“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另一个愿景主张以“利”追求规范人际关系、建立社会秩序，具体体现为以明码标价的货币化交易达到资源配置。在中国历史上，每次当商业化进程有些起色时，士大夫就对人们越来越“向钱看”感到不习惯，引发新一轮“义利之争”。不管是汉朝、宋朝、明朝还是近代清朝时期，都重复过类似辩论，可每次“义利之争”都以“义”胜利，让刚刚起步的货币化进程倒退回去，延续并强化儒家的轻商传统，排斥货币。

　　在西方，至少从基督教于近2000年前出现时开始，也排斥货币化。基督教的根本主张是天底下的人都为兄弟姐妹，彼此间互通有无与相互帮助是应该的，不能逐利。基督教对货币化规范社会关系的排斥，具体表现之一在对放贷利息的禁止上。圣经《旧约全书》的《申命记》第23章第20段：“借给你兄弟银钱、食物，或任何能生利之物，你不可取利。”第21段：“对外方人你可取利，对你兄弟却不可取利，好使上主你的天主在你要去占领的地上，祝福你进行的一切事业。”也就是说，如果把钱或物借给“兄弟”，不可收任何利息，只有在借给“外方人”或“陌生人”(stranger)时才可收利息。而基督教从一开始就对“兄弟”的解读非常广泛：任何人只要不是敌人，不管是否为基督教徒，在上帝面前都是“兄弟”，所以，就都应该无偿给予帮助，包括借贷时不能收息。到16世纪新教革命之前，基督教对《圣经》这两段的解读基本奠定了西方社会的核心商业伦理：正因为天下几乎所有人都是兄弟，而帮助兄弟是不能求利的，所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能用货币利益规范。否则，就是违背上帝的意旨，死后会被打入地狱。也正因为这一宗教上的阻力，西方社会等到16世纪中期的新教革命才对其进行了修正，使借贷利息、货币化、金融市场得到逐步解放，让市场化不再在宗教上受到限制。

　　在中东，穆罕默德于公元7世纪推出伊斯兰教至今，《古兰经》都明确禁止有息放贷，其道理跟之前基督教禁止有息放贷、儒家抑商的道理一样：就是要以兄弟友情而不是以货币交易规范人际关系、配置资源。不同的是，基督教在15、16世纪经历了一系列反思与商业伦理改革，而伊斯兰世界还没有过类似的改革，至今还是在教义上抑制货币化。

　　当然，正因为人类过去都鄙视谈钱，在现实生活中，至少表面上不需要钱也能活。在汉朝、唐宋明时期，中国人可能许多天用不着钱(也没那么多货币供应)，即使在民国时期也基本如此。美国是今天公认的最货币化的社会，当初也并非这样，美国立国之初的1800年前后，全国货币供应大约为2800万美元！那时候，许多美国人连续几星期看不到一元钱。到1900年，美国货币供应量上升到25亿美元，今天单算基础货币也达3.8万亿美元！

　　从文化价值取向、从宗教上抑制货币化的结果当然是社会中货币供应少，对钱的依赖度也少。可是，货币的供应与需求被压制并不意味着社会中人们本来可以靠货币化解决的问题就解决了，这就迫使各社会找到其他变通的办法，或者干脆在个人自由、社会发展进程等方面做出牺牲，以这些牺牲换取“认义气但不认钱”的价值偏好。

　　1962年出生的我，小学正好是文革计划经济时期，当时整个经济与政治制度都反货币化，行政权力全面取代市场。那时我在湖南茶陵乡下，父亲作为生产大队干部，经常出差。每次出差，他不是带上钱，而是带上几斤或几十斤米、几斤菜，还有被子、席子等。当外出必须自带粮菜、被子，而不是具有通货性质的货币时，一个人怎么可能旅行太久、远走高飞呢？由此看到，一个不允许把物品与服务货币化的社会，人的生存就得跟具体的生活物质捆绑在一起，而物的重量以及易烂易损使其流动性远低于货币，其实质效果是限制了人的自由度，约束了每个人的自由空间。

　　一般讲，纯粹的货币，即钱，是流动性最好的价值载体，是“身份中性”、“地位中性”、非人格化、跨地区通行的“通货”，货币不跟具体的人捆在一起。在全面货币化、“只讲钱”的社会里，100元人民币不管是在农民、地主还是工人、资本家、官员的手里，就是100元钱通货，它的购买力价值跟持有人的身份、地位、血统、年龄无关。而这些“中性”和“无关”从本质上给了持有货币的人以自由：没有身份、没有地位、没有血统也不妨碍持有者拿这100元钱去换取等价的东西。

　　计划经济社会里，人是最不自由的，因为那些票与证不仅绑架了“钱”的通货性质，同时把每个人锁定在“单位”里，固定在一个具体区域，离开你的单位和地域就难以生存，没东西吃、没地方住。在那里，“东西”跟通货性质的“钱”之间距离遥远，反市场的制度是隔离两者的鸿沟。所以，一个社会物质丰富，但如果货币化被禁止、抑制，样样凭票、凭证获得，那么，它照样是一个不自由、不幸福的社会。

　　前面说到，在反市场的社会里，也根据行政级别规定享用权。比如，原来，火车座位、飞机票、宾馆、招待所按行政级别分别供应，而不是根据支付能力提供。所以，行政级别跟粮票、油票一样(并与后者相辅相成)也是一种准货币，许多服务、进口商品、特种商品根据这种“官币”才能享受。

　　可是，这种“官币”也经常有地域限制或者行政限制。财政部系有财政系统的特别服务和特权，教委系统有教委的疗养中心和招待所，跨出地域、跨出特定部委系，“官币”可能就没有价值或大为贬值，尤其是到其他国家不再有用。所以，“官币”承载的自由度很有限，跟身份、地域、行政体系捆绑在一起，不是通货。

　　去货币化的社会也必然推演出集体主义文化，崇尚“好客”。因为既然外出要靠自己带米菜、被子等等，一个人又不可能背太多重量，那么，远行者用完自带的米菜后，如何活？因此，货币化程度低的社会必然要排斥个人主义，要强调忘我，无条件地好客。就像在我的湖南老家，只要一家人在吃饭，任何陌生人一到来，主人都会邀请他加入吃饭。也就是说，当社会货币化或市场化程度很低时，大家好客能增加远行者活下去的概率，好客和集体主义是对货币化欠缺的一种弥补。从这个意义上，农业社会的许多文化传统与风俗习惯都因货币化缺乏、市场化不足而内生，是对后者的补充。同理，基于粮票、油票、行政级别配置资源的社会，也需要“好客”、“集体主义”文化去补救。一个社会的文化就这样因货币化、市场化程度的不同而不同。

　　市场经济的核心是个人的自由选择，以此为基础配置资源。而货币化又是民间自由选择秩序的必要支撑，货币是自由选择的具体工具。反市场经济的制度安排必然包括去货币化，因此也必然削弱人的自由。回头看小时候的经历，出差远行要自带米菜被子，要自带粮票油票，似乎很荒唐，因为今天的人出行带信用卡、带钱就行，但那种荒唐的经历也让我们看到不自由与去货币化之间的关系。

　　货币化催生了人类现代化

　　不管是以货币还是以非货币的方式构建社会秩序并配置资源，都要有相配的行为规范或说“纲常规则”。只是每一套纲常规则对人的本性压制程度不同，有的是尊重人性个人自由权利，而另一些则会压制个人选择权。

　　前面谈到，人类社会历来就排斥货币，人们总想找到各种非货币的替代办法使社会运转、有序地配置资源。刚才我们比较了暴力秩序、行政权力秩序跟货币化秩序的差别，说到“以货易货”是反货币化社会的变通办法之一，也说到计划经济体系中基于行政级别的资源配置秩序，只不过依行政级别配置资源的安排是到20世纪才成为一些国家的主旋律，在之前的几千年里，人类社会的“纲常规则”一般不像行政级别体系那样依托政府权力，而是依托文化价值或者宗教权力。

　　比如，在中国历史上，过去几千年里政府权力只到县这一级，不渗透到“大社会”的生活层面。资源配置等民生内容主要由行政权力之外的体系确定，亦即主要由基于儒家“三纲五常”的差序秩序规范，该纲常规则体系不仅把每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固化住，而且把人们对彼此的义务责任确定下来，由此实现资源、权益在人与人之间的配置。

　　具体而言，儒家社会秩序中有四个最重要的维度：血缘、辈分、年龄、性别。张三跟张六的关系首先是基于他们间是否有血缘即亲情，有血缘就有义务责任，对彼此的收入和财产有分享权、配置权；血缘关系越近，彼此间的义务和分享权就越多。血缘关系是天生的、不基于个人选择，只要你是张三家族的成员，你就有了其家族的“亲情货币”。张家的“亲情货币”局限于张氏家族，是专属货币，不是跨家族、跨地区、跨国界的通货。

　　在张氏家族内部，张六拥有多少索取权，即多少“亲情货币”，取决于他的辈分、年龄：长辈对后辈的收入和财产拥有几乎无条件的索取权、支配权，后辈对长辈有完全服从的义务；同辈中，年纪大者对年轻者也具有极高的索取权和支配权。另外，同辈中男性具有比女性更高的索取权和支配权，从收入与资源中得到的配置也更多。

　　正因为儒家社会里资源配置由“血缘、辈分、年龄、性别”四大维度决定，所以，各种亲戚关系的称呼必须非常详尽细致：祖父母、父母、伯伯叔叔、堂兄堂弟、堂姐堂妹、姑姑姑父、外公外婆、大舅二舅、大姨三姨、表兄表弟、表姐表妹、姐夫妹夫、大嫂弟媳、小姨子小舅子……而在西方社会里，几个称呼就通称了，没有区分那么多那么细：grand　parents(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伯爷爷伯奶奶等包括其中，也不分大小长幼)、uncles(伯伯叔叔、堂伯堂叔、大舅小舅、表舅表叔等)、aunts(伯母叔母、大姑小姑、大姨小姨、舅妈表姨等)、cousins　(堂兄堂弟、堂姐堂妹、表哥表弟、表姐表妹等)。

　　当资源、收入、相互责任义务取决于“血缘、辈分、年龄、性别”时，按照这几个维度精确标志每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和相互血缘关系的远近，就变得格外重要，有太多利益隐含其中。相比之下，西方社会中除了基于血缘的资源配置体系外，两千年前就发展出了超越血缘的宗教秩序，五百多年前就开启了货币化、市场化的进程，这些发展变迁使得精细化亲戚关系的名称变得不再那么必要，人们渐渐地选择简化称谓。

　　儒家秩序是中国两千多年历史中的主流，“孔家店”是中国社会的秩序基础。正因为此，基于货币化的市场秩序要想替代儒家秩序，当然会处处碰壁。但是，正如五四运动时期的年轻学者所指出的，儒家秩序并不是无代价的。为了支持这一非货币化的体系，整个社会文化和行为规则必须配合，否则人们就不会相信这一体系，基于“血缘、辈分、年龄、性别”的资源配置体系就要崩盘，社会就要乱套。

　　第一，人们必须按照“三纲五常”行为，拥护和遵守“孔家店”规则，晚辈必须无条件顺从长辈，即使长辈的话没有道理也不可以还嘴、辩论；同样地，哪怕张六只稍微比张三年轻一点，也得听张三的话，时时对他礼让三分；女的必须顺从男的，不能还嘴。第二，这个“谁听谁”“谁顺从谁”的社会等级秩序不因年龄而异，哪怕晚辈自己也是60岁并是爷爷了，也必须听78岁长辈的话；同辈中，哪怕你是55岁、只比张三年轻一岁，你也得听从张三、服从他的安排。第三，文化体系发挥作用的主要形式是通过内疚感和社会舆论，其次是依靠硬性的族规家法体罚安排。内疚感的形成主要是通过父母对每个小孩灌输“三纲五常”行为规范，让每个人从小就知道“要孝敬”、“要听话”，否则就是“坏孩子”。除此之外，还需要《论语》、《三字经》等经典对每个人进行深层顺化，让张三知道“父母在，不远游”；“父子恩，夫妇从；兄则友，弟则恭；长幼序，友与朋；君则敬，臣则忠；……当顺叙，勿违背”。通过不断地读习经典，把这些价值内化到每个人的血液里，使自己一旦出现违背就内心无地自容。最后，为了儒家秩序能运转好，家族成员间也必须经常“礼尚往来”：礼尚往来越多，族内的非货币化交易就会越顺当；而且也需要建立家庙家祠并定期举行祭祖仪式，通过这些仪式和祠庙给每个人提醒他在氏族里的位置以及跟其他成员之间的相互地位与关系。

　　我们当然会问：为什么“三纲五常”差序秩序不会因个人的成长而改变？张六5岁时要听10岁的兄长张三，等张六70岁了，还要无条件顺从比自己大5岁的张三？换言之，每个人从出生那一瞬间开始，就进入了儒家给他规定的等级社会结构，然后就固化住一辈子不变，一直到他离世之前他都在那个金字塔差序结构中位置不动。

　　之所以每个人在儒家等级秩序中的位置必须固化，不能变动，就是因为一旦每个人可以自由选择，整个秩序就乱了，这一资源配置体系的不确定性就大大增加，减少了人们对儒家这一非货币化资源配置体系的信心。当然，每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从摇篮到坟墓都固化不变，人与人之间的相对顺从关系一辈子中也不能变，就必然意味着人的不自由。所以，基于儒家秩序的资源配置是以牺牲个人自由为代价的。

　　就是说，五四运动中，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看到“孔家店”是抑制个人自由、与个人权利不兼容，显然是对的。但他们没有看到的是，如果把“孔家店”打倒了，同时又反对货币化市场化、反对私有制，那么他们就必然要靠另一种非货币化体系来配置资源，比如1950年代引进的基于行政权力、行政级别的计划经济体系。

　　按照同样的逻辑，我们也能理解基督教是如何在中世纪限制欧洲社会里的个人自由，以及13、14世纪开启的商业化、货币化进程是如何让个人在西方社会崛起的。如前面谈到，基督教从一开始就认为天底下的人都是兄弟姐妹，不应该以货币化交易互通有无，也是力求以非货币的方式规范人际关系、配置资源。跟儒家不同的是，基督教不以血缘、辈分、年龄作为人际责任义务关系的基础，也不以这些为基础建立固化的名分等级秩序，而是基于共同宗教信仰建立资源配置秩序。实际上，基于基督教的人际互助体系跟基于血缘的人际责任义务体系是相互竞争性的，代表两种既互补又互斥的体系。

　　在中世纪的近千年里，基于血缘的家和家族当然也是欧洲社会的基本生活与互助单位，在资源配置、风险配置中起关键的作用。除此之外，那时的欧洲基本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强权政府，今天我们熟悉的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德国等国家都是后来才有的，所以，行政权力在资源配置、互通有无方面发挥的作用很少，同时货币化和市场化发展又大大受限，货币化程度也很低。因此，在血缘体系之外，教会是当时欧洲社会最主要的资源配置体系，包括精神、社会地位、物质、风险等资源的配置安排。尽管当时的欧洲不是统一的国家，是大大小小分散的庄园城邦，但在宗教意义上却是相当一体化的，除了家、家族之外，教会就是人们的生活中心，社交、物质上的互通有无、身老病残方面的风险互助都是在教会的基础上进行。这种基于教会的资源配置不是基于血缘的亲疏，更不是基于出价的高低，而是基于共同的宗教信仰。

　　既然基督教世界的中世纪也那么敌视货币化，视“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而且也似乎过得温情脉脉，那么欧洲人为什么还要从中世纪中解放出来，开启后来的现代化进程呢？关键还是在于那套基于宗教的资源配置体系对个人权利压制太多，对个人自由限制太死，包括对信仰自由、言论自由、思想自由、行为自由、选择自由的限制。任何人的言论和行为一旦有悖于教廷、教堂的正道，挑战教会的权威，就必须受到重罚。

　　到最后，14、15世纪商业革命的发展让欧洲人看到基于货币的市场交易更能解放个人，货币化带来的是个人自由。钱就是钱，无情无义，但也因此保护、尊重了每个个体的私人空间和自由尊严，那些非货币化的交换安排附加了太多的约束条件。也就是说，当人与人之间的交换都以钱来了结，都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那么，价值交换之后，双方互不欠人情、不欠友情，没有心理负担，彼此可以继续自己独立的生活、行使各自的自由，货币交换关系是非人格化的。实际上，当人际交换关系只认钱、不认其他的时候，交易机会对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因为不管张三是高干子弟、权贵达人、亲朋好友还是平民百姓、陌生农民，只要有钱就能交易。从这个意义上，充分货币化了的市场经济社会是不顾身份、不管亲疏、不认贵贱的机会平等社会。

　　重新认识五四青年思想

　　回头看，五四运动时期，青年知识分子知道儒家体系压制个人自由，知道基于“三纲五常”的秩序把每个人固定在社会结构中的一个位置上，终身不能改动、不能远走高飞自由飞翔，所以他们要“打倒孔家店”。只是他们没有认识到，“打倒孔家店”的先决条件是在财产私有的基础上推动货币化、市场化，以“向钱看”代替“三纲五常”、代替基于“义”的社会关系结构。
　　实际的情况当然是，五四青年和之后的众多学者不仅没有在要“打倒孔家店”的同时声张货币化和私有制市场经济，反而是既“打倒孔家店”又打倒私有制、打倒货币。几代中国学人的认知盲点在于：如果不是基于货币价格的自愿交易，也不是基于儒家秩序配置资源，那么，社会必然要找其他非货币化的方式组建社会并配置方方面面的有限资源，而货币化的资源配置安排是唯一承认个人选择自由、基于权利平等自愿交易的秩序。人类社会已经实验过的非货币秩序都要求牺牲个人的自由权利，都以人的权利不平等、以某种身份秩序为前提。

　　今天什么都“向钱看”，我们感到很“不自然”！昔日的温情脉脉，过去的人情世界，被今天冷冰冰、赤裸裸的金钱世界所代替，曾经的浪漫与含蓄被清清楚楚、一字不差的货币数字所取代，羞于谈钱的行为规范被变迁成明码标价的新体系。可是，我们要承认：是货币化的进程催生了人类文明，带给我们更多的自由。

　　(作者系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

jianmin

城镇化与城镇神化

（2013年2月18日）
　　翻开近期的报刊，“城镇化”无疑是使用频率极高的一个词。
　　在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潜力行将耗尽之际，“有效需求不足”的凯恩斯幽灵笼罩着中国经济。在过剩产能的沉重压力下，企业再也不敢扩张投资规模；各级政府虽然仍在无效项目上浪费资源，财政和银行却已捉襟见肘，难以为继；雪上加霜的是外需疲软。经济增长的前景昏暗得如首都的雾霾，令人看不到希望。
　　忽然间，地平线上出现一道曙光，城镇化！据说，城镇化将拉动基础设施投资40万亿，相当于2012年GDP的80%；据说，城镇化将从根本上扭转长期以来的投资-消费失衡，因为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是农村的3倍。忽然间，不必推动改革就可拉动需求了；忽然间，不必触动复杂利益关系即可调整结构了。据说，只要抓住城镇化这一环，中国经济就将以8%的速度至少再增长20年！
　　怎么早没想到这招儿呢？是前人太过平庸，还是今人智慧超群？
　　市场化的结果而非政策工具
　　先让我们看看历史吧。读史未必使人聪明，忽视历史却是不可饶恕的愚蠢。
　　改革开放30多年至今，我们可记得什么时候搞过城镇化的规划？可曾制定过什么样的城镇化政策？从来就没有。没有宏伟蓝图，没有统筹兼顾，没有配套政策，没有资金安排，甚至连试点推广都没有，不知不觉中，城镇化率就从1978年的18%上升到2012年的53%。即使扣除进城不落户的农民工，城镇化率也达到了35%左右。
　　城镇化的提高并非来自政府主动的和有意识的推动，而是城乡社会、经济、市场、产业和文化发展的自然结果，就像小孩子的身高是自然生长的结果，而不是家长调控的变量。家长可以提供营养，但不能打鸡血、喂激素，操控孩子的生长过程。同理，政府也不应自己动手，圈地迁人，按图造城，而应该并且只能是营造有利于城镇化的法律和政策环境。
　　回顾过去的历史，对我国城镇化贡献最大的，当属农业改革和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们解散了人民公社，打破了僵硬的计划体制，长期束缚在故乡和故土上的宝贵生产要素劳动力开始自由流动，经过乡村副业和乡镇企业，最终进入了城镇工商业和服务业。
　　农村改革的意义不仅在于为城镇经济提供低成本的劳动力，而且还在于农业剩余的大幅度增加。古往今来，世界上城市扩张的制约因素都是农业剩余，即农业产出减去维持农村人口自身所需后的剩余。我国明、清时期的城市规模小于前代的宋朝，原因就是明末的人口爆炸，在农业生产效率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可供城市人口消费的粮食减少，导致城市规模的萎缩。建国后实行至今的户籍制度，其初衷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也是限制城镇人口的增长，缓解粮食供应的压力。
　　农业改革彻底打破城市扩张的这个瓶颈制约因素，“包产到户”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民的激励机制，集体经济的“大锅饭”让位于真正的按劳分配，“多劳多得”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单位土地产出随之增加，在短短几年内就解决了城镇的粮食和副食供应问题，为城镇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生产效率的提高使农村劳动力变为多余。幸好我们在1980年代中期启动了城镇经济改革，快速增长的民营企业及时吸纳了农村的富余劳动力，而民营企业的发展又得益于国有经济的改革与收缩。国有企业从竞争性行业中退出，释放出原材料、能源、机器设备，民营企业由此在市场上获得了生产所需的投入品。在这个资源从农村到城镇、从国有到民营的重新配置过程中，既没有政府规划，也没有政策扶持和指导。政府做的只是打破计划体制，一只“看不见的手”市场无声无息而又有效地组织和协调了城镇的经济活动，价格信号指导了城乡资源的流动与组合。这里所说的价格信号不仅指企业投入和产出品的价格，而且包括资本回报率和工人工资等生产要素价格。
　　在价格信号的指导下，资源必然流向更有效的地方。企业追求资本回报最大化，力图实现成本最小的投入品组合。这导致投入品的有效利用：追求收入最大化。农民一定会寻找最适合自己的工作，这意味着劳动力的有效使用。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源重新配置。自利的企业和个人无意中提高了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也在无意中提高了城镇化的程度。“无心插柳柳成荫”，迄今为止的城镇化是谁也没有、也不可能预料到的一个结果。政府过去做的和今后应该做的是促进资源的自由流动，或者更现实一点讲，起码不要为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制造障碍。
　　就政府的作用而言，回顾“傻子瓜子”事件是非常有意义的。设想当初若无小平同志的过问，依照地方政府的意见，以“走资本主义道路”为名，将民营企业家投入监狱，民营企业就无法生存，而没有民营企业，进城的农民到哪里去就业呢？那时的国有企业因效率低下，处于停滞和萎缩状态，而且没有计划指标，不能擅自雇人。如果没有那时的民企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今天的城镇化率又会是多少呢？
　　改革解放了资源和生产要素，资源与要素的自由流动导致城镇化水平的提高。随着企业与人口集中到城镇地区，聚集效应越来越显著，城镇经济的效率进一步提高，而产生聚集效应的，依然是那只看不见的手。
　　城镇的聚集效应
　　城镇与农村的区别在于聚集程度，在人口密集的城镇中，至少可以产生下列几项效应。
　　1. 规模经济效应。企业的总成本中有一部分是固定不变的，例如厂房、设备、办公楼等。企业的产量越大，分摊到单位产出上的固定成本就越低，产品的平均成本也就越低。钢铁、汽车等资本密集型行业都有很强的规模经济效应。由于需要众多的员工，大型企业不可能建在农村，只能设在人口稠密的城镇地区。城镇因此具有规模经济效益。
　　2. 社会分工效应。早在200多年前，亚当-斯密就以现实中的缝针生产为例，说明专业化分工可以大幅度提高生产效率。如果将缝针的生产过程分解为下料、成型、磨尖、钻孔、抛光等几道工序，和一个工人从事所有的加工相比，每人只负责一道工序，可增加产量数十倍。在长期的专业化工作中，技工积累了知识，不断改进操作技巧，其效率远远超过样样都干而无一精通的多面手。不仅如此，将复杂的生产过程分解为简单的工序有利于机器的应用。制造能够完成所有工序的机器，不仅设计难度大，而且成本也会很高，在单个操作工序上实现机械化就容易得多。如同企业内部的分工，社会上企业之间的分工也可带来效率的提高。
　　不言而喻，企业内部分工以工人聚集在工厂为前提，而社会上的专业化分工则需要工厂在某一地区内的聚集。毫不奇怪，历史上最早的一批工厂诞生在城市，城市的扩张又为更大规模企业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3. 节省交易成本。人口和企业的聚集缩短了企业和消费者之间、企业和企业之间的距离，降低了交通运输成本。更为重要的是，信息汇集和传递的速度在城镇地区大大加快，便利了社会的分工与协作，企业更容易发现协作厂家、客户以及所需要的资源与生产要素。另一方面，资本、土地和劳动力也更容易找到有效的用途，从而获得更高的回报。
　　4. 技术溢出效应。企业与人口的聚集有助于新技术、新生产方式和商业模式的模仿与扩散，经济学中统称为“广义的技术溢出效应”。在我国东南沿海，可以看到相似产品和企业扎堆集中在某些区域，形成“打火机之乡”、“皮具之乡”、“电器之乡”等各具特色的产业带，就是溢出效应的具体体现。
　　5. 启发和激发创新。人多了聚在一起，为思想的碰撞创造了机会，在相互启发和激发中产生新想法、新主意，产生创新的最初火花。创新的三要素为思想、研发和融资，分别对应高校、企业和投资基金。这三个创新的主体也聚集在城市。三者之间的密切交流与频繁互动是创新成功的必要条件，城市因此成为了创新的基地和创新企业的摇篮。
　　我们再次强调，实现聚集效应的主体是企业和城乡居民，而不是政府官员，因为官员没有积极性也不可能掌握这么详尽的信息，他们不知道哪些企业具有规模效益，不知道企业之间应该怎样分工和协作，不知道哪些企业需要什么资源才能创新成功；他们也不知道农民进城后到哪里工作才能安居乐业。这些效应是企业与个人在自身利益驱使下，由价格信号指导，经历无数次试错，通过市场上自愿交易而实现的。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需求和技术的不断变动，今天的资源最优组合和最佳聚集效应到明天就可能是低效甚至无效的了。企业和个人必须根据变化了的形势，不断地调整资源组合与博弈策略，这些实时并且往往是随机的调整更不是官员所能预见和操作的。硬要规划不可预见的未来，结果只能是空话和废话。
　　这当然不是说政府无所作为。从上面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出，政府的职责是：（1）放松管制，减少干预，促进资源的自由流动；（2）公正执法，保障市场自愿交易的顺利进行；（3）提供市场供应不足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围绕这三项职能，我们简要讨论几个和城镇化相关的改革问题。
　　若干具体的改革
　　1. 取消户籍制度，让农民工享有与城镇居民同样的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由此而产生的公共设施与服务的投资需求，通过财政改革解决，不能以地方财政难以承受为名，继续保持歧视性的户籍制度，阻碍劳动力的流动。
　　2. 推进土地制度改革，从确认农民土地权利入手，允许集体土地直接进入市场，取消剥夺农民的征地环节，废除“18亿亩红线”，打破政府垄断，建立个人、集体、法人和政府多方参与的土地一级市场。这项改革不仅可增加土地供应，降低城镇房价，有助于城镇职工安家，而且将土地增值的一部分收益从政府转移到农民手中，使他们有可能在城里租房、买房，进入并且真正融入城镇的经济与社会。目前已有一些地方进行了改革试点，要想在全国范围推广，就必须平衡已经相当紧张的地方财政，否则就有可能因土地收入的减少而引发地方性的财政危机。
　　3. 以节流和强化民众监督为主，平衡各级政府的财政预算。财政改革的重点不是中央和地方如何分钱，而是政府和民众如何分钱，民众如何监督政府花钱。地方财政日益依赖土地收入，主要原因不是收入减少，而是支出膨胀乃至失控。1990年代中期实行分税制后，地方政府作为一个整体，收入并没有减少，但支出特别是投资和人员薪金的支出急剧增加，造成今天的尴尬局面。大致而言，预算内收入仅够养人，投资主要靠卖地收入。若不削减开支，强化对开支的监督和制衡，再开发多少财源也不够用，况且开源势必增加企业和民众负担。
　　4. 减少和解除管制，取消对资源自由流动的行政性限制。一方面，放松对银行和金融市场的管制，金融机构可根据收益和风险平衡的原则，自行参与城镇化建设，政府以利息补贴等方式适当引导；另一方面，开放服务业和国有垄断行业，允许资源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入，创造更多的城镇就业机会。
　　5. 广泛吸收各种民间资金，在政府的主持下，建设公共设施，提供公共服务，例如，低成本医院、中小学校、城市街道和公交，以及少量的廉租房。未来城镇民众的居住主要靠市场解决，而无法将希望寄托在政府大包大揽的保障房上。政府既无足够的资金和管理能力，也不可能预见人口流动的方向和聚集地点。保障房很可能建成没人住，而有人愿意去住的，又可能在行政性分配过程中产生大量寻租腐败。不要用新加坡或香港作为保障房方案的依据，几百万人和上亿人的住房供应完全不是一个概念。除了规模小、管理难度低，廉洁的政府也是新、港模式的必要条件。对此我们要有自知之明。
　　6. 取消城市的行政级别，停止按行政级别分配公共资源，避免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出现超大城市。人口向首都等大城市集中的一个原因是优惠的公共资源，例如学校和医院。
　　7. 探索新型的城市治理方式和管理体制，新体制的核心是市民广泛而积极的参与，以及行政管理的公开和透明。没有民众的监督与制衡，地方财政预算难以平衡，官员腐败和环境污染等社会公害就是不治之症。在新型的城市治理机制下，政府的职能不再是经济建设，而应转向以提供公共设施和社会服务为主。
　　资源在市场上的自由流动形成城镇，城镇聚集效应在市场上得到实现，或许用“城市化”这个词能够比“城镇化”更好地表达笔者想要传递的信息。城市由“城”和“市”组成，“市”为效率的源泉和增长的动力，“城”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当然，反过来“城”也促进“市”的扩大与效率的进一步提高。“市”的主角是企业和个人，政府仅仅是“城”的守夜人。只讲“城”不讲“市”，就抽掉了城镇化的精髓。依靠没有“市”的“城”维持经济增长，那是将城镇神化，一个美好却无法实现的城镇神话。

    （来源：经济观察报）

jianmin

金融不能沦为政策工具
　　好在2000年前后搞了银行改革，否则的话，银行体系无法承受“4万亿”和“4万亿2.0”的重压。
　　过去我们一直强调政企分家、政金分家，但实际发生的与之相反，政府、金融机构和企业在国进民退大趋势下越走越近。以“4万亿”为代表的财政刺激政策大部分都货币化了，真正的财政投入不到2万亿，政府和国企的投资项目主要靠银行贷款，由金融机构出钱。在拉动内需以及产业政策的强力影响下，金融机构的独立性受到侵蚀，独立评估风险和收益的能力、根据风险和收益的平衡选择项目的能力不断降低，为政府的拉动内需和扶持重点产业服务，金融机构再次沦为政策工具。
　　不仅是信贷、保险、资本市场，货币政策实际上也以稳增长为唯一目标。货币政策目标的官方表述虽然是多重诉求，例如稳增长、调结构等等，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最硬的指标还是GDP增长，而且货币供应作为总量政策，不具备调整结构的作用，结果就是为了保增长而继续发钞。
　　为了保增长，2009年前后的货币政策说是适度松宽，哪里是适度？分明是极度松宽，极度松宽的货币政策所带来的危害不仅是长时间的通胀压力，现在大家在菜市场、在超市里感觉到的通胀，和公布的CPI数据有不小的出入。更严峻的挑战是，由于长时间的低利率政策，造成了市场资金成本的扭曲，直接助长了一大批低效甚至无效的项目上马，这为中国经济埋下了很大的隐患。
　　第一次货币和信贷的极度放松在2009、2010年，第二次放松就是民间盛传的“4万亿2.0”版。从2012年下半年开始，金融而不是财政，再次充当了主要的资金供应渠道。如果我们回顾一下社会融资总量对GDP的比率，2012年只比高峰期的2009年略低一点，当然，这一次主要是通过资本市场直接融资，而不是银行贷款。
　　自金融危机以来，金融体系的发展，我个人认为是处于一种倒退状态，结果造成整个金融系统风险的上升。2000年前后我们花了那么大的力量进行银行改革，这个成果在这几年中基本消耗殆尽。现在回过头来想一下都后怕，幸好2000年前后搞了银行改革，否则银行体系无法承受“4万亿”和“4万亿2.0”的重压。
　　首先要把坏账规模搞清楚
　　我不认为中国会出现欧洲那样的债务危机。
　　金融倒退给本届政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如果要推进新的金融改革的话，首先要处理的便是历史遗留问题，具体而言就是金融体系中的坏账。坏账虽然眼下看不到，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每一轮投资高峰之后，都会有大量的银行坏账出现，没有一次例外。
　　上一次的大量坏账是1993、1994年投资高峰中形成的，拖延到了1990年代末，实在拖不过去了，中央领导同志讲：一想起银行坏账，晚上都睡不着觉。所以在2000年前后我们搞了银行改革，清理银行坏账，充实资本金，国家补一部分，央行拿一部分，国有银行上市，社会融资解决一部分。这次拉动内需的投资狂潮之后，可以想象，必然产生大量的银行坏账，本届政府必须要处理这个问题，拖延、应付是过不了这一关的。
　　坏账什么时候开始显现？有两个可能的触发因素，一个是经济增长继续放缓，企业经营状况恶化，现金流紧张，还款困难，坏账就冒出来了。实际上2012年的上半年已露端倪，但是2012年下半年的再度松宽把这个问题暂时掩盖了。第二个触发因素是房地产市场的调整，以及和房地产关联度非常高的地方财政。现在我们的政策相互矛盾，竭尽所能地打压房地产市场，但如果打压政策奏效，对金融体系意味着什么？如果房地产市场真的崩盘了，地方财政承担得了吗？
　　执行“4万亿”政策以来，地方政府到底借了多少债，谁也说不清楚，目前披露的官方数据只有一个，那就是2010年底出自国家审计署的数据，是10万亿。但历史经验证明，这只是一个下限。我本人在下边做调研时，非常关注这个问题，碰到地方政府的财政官员，总要了解他们到借了多少债，到现在为止也找不到准确的数字。粗略的印象，在经济和财政状况较好的东南沿海，地方政府的负债大概是两倍于全年的财政收入。如果按两倍计算，2012年各级政府的财政总收入大约10万亿，10万亿乘以2就是20万亿，那就是国家审计署数字的两倍。最近看到一个半官方数字，是前财政部长项怀诚在博鳌论坛上给出的：政府负债30万亿。国外有研究机构估计，各级政府负债加总有可能高达GDP的100%，这个估计不是很离谱。2012年GDP50万亿，如果政府负债是项部长所说的30万亿，那就达到GDP的60%-70%了。别忘了，还要包括或有负债，也就是地方政府担保的负债。
　　很多地方政府的债务用土地抵押，房地产市场一旦垮下来，土地卖不出价了，怎么还债呢？政府还不了的债不就是银行的坏账吗？现在金融机构看到土地抵押和政府担保就放贷，认为是优良资产，有没有想过，谁来担保地价和地方财政呢？所以我们说，金融的系统风险在上升。
　　最近记者问新上任的财长，地方政府有没有可能发生债务危机。他说先要调查，了解清楚现在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到底有多大。这是很务实的态度，先搞清问题，再想办法解决。政府借了多少钱，违约的风险有多大，为了避免违约，需要多少资源投入。所以新一届中央政府在谈金融改革前，一定要做的事就是清理坏账。也许我把问题看得太严重了，希望没有这么严重，但真不可掉以轻心，先把问题的规模和性质搞搞清楚。
　　债务不可怕，可怕的是借钱投了没有效益的项目，“4万亿”和“4万亿2.0”的项目有没有效益？看看高铁、城市地铁、机场、光伏、钢铁、有色金属、海运，没有理由感到乐观。
　　坏账现在从金融机构的报表上还看不出来，因为“发明”了各种各样的做账方法，不是直接改数字，而是找“影子银行”、“影子金融机构”，联手操作。一笔贷款到期，债务人没钱还，监管规定不准展期，眼看要变成坏账，但临近年底，银行有KPI考核，坏账超标拿不到奖金。于是找个中间机构，做个高息的过桥贷款，还了银行的钱，明年开春银行再放款给这客户，还中间机构的钱，坏账就这样被掩盖起来。报表上的数字你敢信吗？我是不敢。
　　即使政府负债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地步，起码30万亿，像项部长讲的，或者高达GDP的100%——50万亿，我也不认为中国会出现欧洲那样的债务危机。政府负了很多债，它也有很多资产，不行就变卖资产吧，反正政府也经营不好这些资产。但是这一次变卖资产会比较难，经济下行时的资产价格可不比繁荣期，打对折、腰斩很正常，而且这些年国进民退，民间敢不敢买也是个问题，搞不好扣上“侵吞国有资产”的帽子，既有政治风险，也有法律风险。
　　顶层放开+基层创新
　　不靠顶层设计，顶层放开就行了，中国的经济改革从来都是先由基层创新开始。
　　清理坏账之后，第二件事是金融的市场化改革。近年来逐渐扩大债券市场的方向是正确的，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在扩大直接融资的同时，要强化预算约束，我们现在只提扩大直接融资，不提强化预算约束，一旦市场上出现违约，到头来又是政府兜底，这样的债券市场是没有用的。如果政府兜底，市场的定价机制和惩罚机制就全被破坏掉了。你必须要让投资者为他的错误决策付出代价，必须要用破产惩罚债务人，市场的定价机制和约束机制才能够发挥有效作用。要允许债务违约，这个市场就不会起到设想的作用。要严禁政府兜底，特别是为国企兜底，严禁违约时由政府埋单，否则扩大市场也没用。
　　关于证券市场，我认为应该继续上一届证监会主席所推进的市场化改革方向，减少审批。上届主席上台伊始就放出一句话，IPO能不能不审呢？当然不必审，但后来就无声无息了。要放松对证券市场的管制，监管以信息披露为核心，而不是具体的管理。新主席说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这是令人鼓舞的。
　　对于PE（私人股权投资）、VC（风险投资）基金，同样也要减少管制。实际上，PE不需要监管，PE是私对私的事，你管得着吗？管的目的说穿了就是为了雁过拔毛，为寻租创造机会。银行也是同样，民营银行你管那么多干什么？他自己掏钱办银行，风险意识比你强多了，你没必要管那么严。
　　顶层少管，少设计，因为顶层设计往往不靠谱。中国的经济改革从来不是靠顶层设计——顶层只要放开就行了，而是由基层创新开始的，靠诸如小岗村的农民、创办“傻子瓜子”的年广久、民营企业家。然后，中央把基层的创新合法化，作为政策来推广。自己闷在办公室设计，设计出来的东西拿到市场上一定碰壁，因为政府经济官员不在市场上操作，很多情况预料不到，看上去一个周全的方案，到现实中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我们的经济改革思路要调整一下，从顶层设计逐渐地转向更多地依靠基层创新，基层创新和顶层的总结与推广相结合，而不单纯依靠顶层设计。
　　能不能把一行三会划归人大？
　　央行越独立，越能有效控制通胀。
　　最后谈谈货币政策方面的改革，这就是增加央行的独立性。
　　世界各国的实证经验表明，央行越独立，货币政策越有效，也就是控制通胀越有效，央行独立性和通胀率高度负相关。政府永远追求GDP高增长，高增长才能搞就业，才能得到选票或者民众支持。央行如果不独立，政府就要让它发钞票，刺激增长，结果当然是高通胀。这不是什么新主张，而是国际上的共识，本届政府应该认真考虑，提高央行的独立性。
　　我们的央行干脆是内阁的一个组成部分，直接听命于国务院总理，这样的央行无法执行独立货币政策。要提高央行独立性，能不能把央行划归全国人大，央行对全国人大负责？其实不仅仅是央行，金融监管当局也应该是独立的， 而不是政府的一部分，把一行三会统统划到人大去。监管机构从属于政府，会带有很多社会目标，成为政府执行政策的工具，而不能把精力集中到市场规则的制定和市场秩序的维护。我前面提到的金融倒退，政府、金融和企业不是逐渐地分离，而是越走越近，和我们的监管体系直接相关。
　　在金融改革中，重塑微观机制比宏观层面上的调整更重要，厘清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政府和金融的关系、金融和社会稳定的关系，做到这几个方面的分离。最近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提到政企分离、政府和金融分离，下一步要研究怎么落实。

jianmin

许小年，论城市化
(摘要：如果看一下中外历史、看一下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马上就可以知道把城镇化当成灵丹妙药，作为一种政策工具来推动下一阶段的经济发展，这本身是很荒诞的。如果这样执行下去的话，有可能会造成重大的失误。
从世界上来看，“城镇化”其实应该叫“城市化”。“城市”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部分是“城”，一部分是“市”，这两个词很形象地说明了城和市之间的关系。城就是城墙，是硬件，市就是市场，是软的，是看不见的。)

许小年做客共识网（主持人邵梓捷）
主持人：近几年来，城镇化成为新的国家级大战略，造城运动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伴随而来的是此起彼伏的旧城改造、新城扩建乃至圈地运动，对此有人欢呼，有人窃喜，有人忧心。
户籍制度如何突破，拆迁征地难题如何破解，城镇化究竟能不能拉动新一轮经济增长，政府在城镇化过程中要扮演何种角色？城镇化应该作为提振经济的工具吗？如何防止资本和权力上下其手？未解的疑惑太多。我注意到，许老师最近关于这个话题，写了一篇《城镇化或城镇神化？》的文章，那么在这里能不能谈谈当时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创作这篇文章的呢？
许小年：自从政府提出将城镇化作为一种工具性的政策，以推动中国经济的下一阶段发展，媒体上就开始出现大量的文章和观点。本来已经不想写这方面的文章，可是觉得误解太深，以至于到了闹笑话的地步，不澄清一下实在说不过去，所以就写了这篇文章。
现在社会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误解，主要问题就在于把经济发展和城镇化两者之间的关系搞颠倒了，或者说把整个关系搞错了。城镇化和经济发展应该是互为因果关系。经济发展可以推动城镇化的提升，而城镇化的提高确实可以促进经济发展，所以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但这个互动过程却被说成是单向的从城镇化到经济发展的过程。如果看一下中外历史、看一下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马上就可以知道把城镇化当成灵丹妙药，作为一种政策工具来推动下一阶段的经济发展，这本身是很荒诞的。如果这样执行下去的话，有可能会造成重大的失误。
从世界上来看，“城镇化”其实应该叫“城市化”。“城市”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部分是“城”，一部分是“市”，这两个词很形象地说明了城和市之间的关系。城就是城墙，是硬件，市就是市场，是软的，是看不见的。
当然与中国情况不太一样，欧洲、中东两河流域文明、希腊文明发展起来的时候，都是先有市，后有城，城市是从贸易通道上的枢纽发展起来的，首先是作为商品的集散地，先有交易，有市场，商人赚了钱，就有人要来抢，于是就建一道城墙把这些商人保护起来，所以是先有市后有城，没有市就没有城。中国的城市不太一样，中国的城市最早是作为军事要地和政治统治中心发展起来的，周武王灭商以后分封诸侯，每封一个国家，诸侯都要建都，都城当时是军事要塞，是政治中心、统治中心。所以中国的城市发展和世界其他文明有些区别。历史上看城市的发展，我想强调的是先有市后有城，先有市场后有城墙。
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历史，如果按照官方的统计指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算，1978年的时候城镇化率大概不到20％，到去年突破了50％。这三十年过程中我们自己回忆一下，什么时候提出过城镇化的政策？出台过城镇化的规划？什么时候政府有意识地去扶持了城镇化？没有，为什么城镇化就到了50％了呢？
因为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的经济得到了很大发展，城镇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并非原因。作为结果的一个经济现象，如果把它当成经济政策来大加提倡，甚至当成救命稻草，就是和历史进程相冲突的。先有经济发展、市场的发展，才有城镇的发展。如果这一点搞不清楚，以为城镇化一提高，经济就发展了，就会搞新的圈地运动，新的拆迁浪潮，把农民圈上楼去。农民吃什么、喝什么？到哪里工作，收入在哪里？……没有产业和市场的支持，没有经济发展，农民的生活问题都解决不了，哪里来的城镇化效应？这种一厢情愿的政策幻想，缺乏最基本的历史观，缺乏最基本的经济发展的常识。这种政策如果不及时澄清，会造成资源大量的浪费，而且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所以这是我写这篇文章的动机。
主持人：我能不能理解为城镇化过程是发生着的，而不是像政策一样被制造的。
许小年：可以这样理解，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不是政府去揠苗助长。
主持人：现在政府大力提倡城镇化，是不是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的经济已经发展到了可以发展城镇化了呢？
许小年：我觉得这个政策出台的背景是一系列误解，它还是认为城镇化是它可以掌控的政策工具，它可以像揠苗助长一样把庄稼拎起来，主要是根深蒂固的误解和对政府行政权力的迷信造成的。
主持人：许老师的意思是，现在我们还不具备大力发展城镇化的条件？
许小年：“大力发展城镇化”这个提法本身就是错误的，讨论它干什么？就像我们讨论现在是不是可以揠苗助长，你为什么要讨论这个问题呢？怎么讨论揠苗助长的问题呢？
主持人：有网友问，究竟是谁规划了城镇，是政府还是个人？
许小年：谁都规划不了，市场决定的。从1978年的不到20％的城镇化到今天的50％的城镇化，谁做规划了？谁来主导的？政府、农民、城镇居民？谁也没有，不知不觉中城镇化就超过了50％。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就像庄稼生长一样，你说谁做主导了？庄稼生长如果硬要说谁做主导的话，上帝做主导，自然做主导。
城镇化不是下一个“四万亿”计划的可用替代品
主持人：也有网友问到“城镇化率”，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超过了50％，想问许老师，这个数字有什么指标性意义吗？
许小年：照字面上理解，城镇化率就是城镇人口对总人口的比例，但是这个50％有一些扭曲因素，因为它包括了1.6-2亿的农民作为城镇人口。如果扣除1.6-2亿的农民工，我们的城镇化率大概只有35％。这个指标本身我觉得没有太大的政策含义，你们家小孩长到一米还是一米二，有什么含义吗？没有什么含义，只能说我们城镇化的潜力还非常大，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城镇化”政策出台的背景是什么呢？在金融危机之后，政府启动了“4万亿”的财政刺激政策拉动内需，这个4万亿产生的负面效果现在已经充分体现出来了，批评、否定“4万亿”的人越来越多。我最近看到中央在讨论经济形势的时候，基本否定了进一步出台刺激经济政策的可能性，我认为这是正确的。因为这种揠苗助长式的“4万亿”，对经济所带来的后果非常糟糕。
如果政府不再出台“4万亿”了，拉动内需靠什么呢？这就想到城镇化了。
因为城镇化有两个数字对政策制定者非常具有吸引力，一个数字叫做“城镇化可以拉动城镇基础设施投资40-50万亿”。这个“40-50万亿”什么概念？相当于去年全年GDP，这个数字非常诱人，但他们从来没有想过钱从哪儿来，这是做梦，但不是中国梦，是白日做梦。
还有一个数字看上去非常有吸引力，叫做“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是农民的3倍”，一看到这个数，马上兴奋了，像打了鸡血一样，说这么好啊，我把农民赶进城里，他的消费立即就是以前的3倍，不仅能靠消费拉动内需，而且还能调整经济结构。因为学者一直批评中国的经济结构，投资太重，消费太轻，城镇化提高了不是消费比重就上去了吗？他在做这两个梦。
为什么不是中国梦而是白日做梦呢？就是因为40万亿基础设施的投资，钱从哪里来你没有告诉我。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的确是农民平均消费的3倍，那是有大约3倍的收入做支持的，再问为什么城镇居民的收入是农村的3倍呢？因为城镇居民的劳动生产率是农民的3倍，这3倍的劳动生产率又是从工商业来的，但是工商业在什么地方啊？你把农民圈到楼上去，工商业自然就在它周围形成了吗？你做什么梦呢？所以首先要发展产业，要发展工业、发展商业，发展比农业效率更高的行业，农民进城以后才能就业，才能赚到3倍的工资，才能有3倍于农民的消费。基本的常识都没有，所以说是在那儿做梦。
主持人：有网友问，城镇化本质上是不是圈地运动？
许小年：很多地方政府在想圈地运动，在想造楼运动，我们所理解的正确的城镇化绝对不是圈地运动，我们所理解的发展经济的办法根本就不是城镇化，城镇化根本不应该拿出来讨论。
过去三十年间，对中国城镇化促进作用最大的是什么？是两项“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改革。第一是农村改革。农村改革对城镇化有什么意义呢？农村改革包产到户，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提高，结果就是使得农村的劳动力变成了剩余劳动力，这部分剩余劳动力离开了土地和农村，这才开启了中国城镇化的进程。如果不能把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从人民公社、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就没有中国的城镇化。
城镇化仅有剩余劳动力还不行，农民离开土地以后去哪里就业？刚开始农民是到乡镇企业，做农产品加工和手工业产品，然后又从乡镇企业到了城镇，到了城市里，那是1980年代的中期，正好我们在城镇推进了经济改革，以民营企业为代表的新的经济力量成长起来了，吸收了从农村游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农民到了城里以后才能找到工作，才能有收入。所以对中国城镇化的进程起到最大推动作用的一个叫“农村改革”，第二个叫做“以民营经济的发展为代表的城镇经济”，城镇化只是这两项改革的结果。
市场聚集效应的形成不能靠政府规划
主持人：您刚才说城镇化和经济发展之间是一个互动关系，并且谈到了经济发展对城镇化的作用，那么，能不能再说说城镇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呢？
许小年：就是城镇化怎么能够促进经济发展？为什么城镇居民的收入是农村的3倍，或者说为什么城镇居民的劳动生产率是农民的3倍？城镇经济的效率是从哪儿来的，这个问题没有人讨论，没有搞清楚城镇的经济效率为什么比农村高，还以为政府在那儿搞搞规划，大城市群一建立，效率自然就提高了。
城镇经济、工商经济的效率从哪儿来？我们归纳为聚集效应。
聚集效应说起来很多，第一叫做规模经济。举个例子，比如农村是各家各户自己做饭，城里人现在很少一天三餐都在家吃，起码中饭不在家里吃，有的时候晚饭也不在家里吃，他可以去饭馆吃。你问一下为什么农村没有饭馆？为什么农民不去饭馆吃饭，一天三餐都自己做。因为一个村子一、两百户人家，养不活一个饭馆，饭馆的营业需要一个最小规模，需要一个最小的人口规模，比如说需要一千人，把这一千人的中饭包下来这个饭馆才能挣钱，所以我们把它叫做规模经济。聚集到城里就不一样了，一条胡同里就有十万人，一条胡同里就可以开好几个饭馆。饭馆的菜饭花色品种多，效率高成本低，因为它可以批量生产。
有了规模经济，另外一个经济效应也就随之出现了，那就是分工效应，你自己做饭当然没有专业的厨师做得好，历史上自给自足的经济逐渐向专业化分工的经济发展，这种分工效应，亚当•斯密最先观察到并且最早给予阐述。亚当•斯密举的例子是缝针的制造，一共有五道工序，下料、成形、打磨、钻眼，抛光，让一个工人做这五道工序，和把这五个工序分解开来让每个人专门负责，相比较劳动生产率可以提高十几倍甚至几十倍。为什么？专业化分工可以形成知识和技能的积累，就像你做媒体、我做教育一样，你让我既做媒体又做教育，变成通才，样样通，样样松，什么都干不好。分工、专业化以后你才能做好媒体，我才能做好教育。
但是，专业化分工要有一定的规模，如果没有一定规模，就没有办法进行分工，只有在人口多的地方才能实现社会分工的进一步深化和进一步的细化，从而提高效率。所以人口在城市聚集后，社会分工、专业化程度能够进一步提高，这是聚集产生的第二个效应。
第三个效应是降低交易成本。首先运输成本节省了，专业化分工，企业把很多生产加工的工序外包出去了，甚至零件、部件都外包出去了，如果我们彼此离得太远，显然运输成本太高；如果我们聚合在一起，都在北京周围、或都在上海周围，运输成本就降低了。交易成本中不光有运输，还有信息成本。企业彼此离得很近，我想做一个零件，把它外包出去，周围跑一跑，看几家工厂马上就知道哪个工厂可以给我做这些零件，哪些工厂不能做。如果企业散布在全国各地，交易成本、信息成本就非常高。美国最初开始工业化的时候，企业为什么会在五大湖附近扎堆？就是因为五大湖像海洋一样，极大降低了运输成本。所以那些企业都聚集在五大湖附近，分工协作方便多了。
聚集在一起还会产生技术的溢出效应。你在这儿做共识网，那边有一个创业者看了看你的网站，觉得不错，他就模仿你又做了一个媒体网站。人聚在一块互相学习，使得新的技术能够很快的传播，这叫做技术的溢出效应。你看网络公司为什么基本都在北京呢？为什么在东南沿海有玩具之乡、塑料之乡、鞋袜之乡，为什么都扎堆？原因就是溢出效应，在学习新的技术、新的商业模式，在模仿别人的产品的时候，这个效应就出来了。如果你离得很远，老死不相往来，就没有学习模仿效应。这种产业的聚集效应都发生在城镇，不可能在农村，彼此相距太远就不可能发生。
还有一个效应是创新效应。就是思想的碰撞、激发，这也一定是在人多的地方，写小说可以躲到乡下，但是搞创新一定要在人的学习、争论、竞争的环境中才能产生出来。所以创新都是在城市里，思想碰撞产生的创新。
所有这些效应加总起来，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城市经济要比农村经济更有效，为什么城镇居民的收入比农民更高。
所有这些效应靠什么实现？靠政府规划和政策吗？不是的，靠企业和个人在市场上摸索，实现这些效应的信息分散在市场上，分散在个人的头脑中，分散在企业、社会的各个角落中，没有任何人有可能把这些信息都放到自己的计算机里，制定出一个完美的规划来，不可能。分工协作关系、产业聚集、交易成本的降低，都靠企业自己在市场寻找，经过多次的试错，指导企业的主要是价格信号而不是政府规划。所以我们讲城镇化对经济发展能够起到推动作用，但这个推动不是政府的有形之手，而是市场看不见的手。
强势政府必然造就大城市病
主持人：有人说，如果大家都往城市跑，就会出现“大城市病”。在这个背景下，户籍制度一旦被打破，教育、社保和公共资源等领域都会随之出现很大的问题，您怎么看？
许小年：你首先要问一下大城市是怎么形成的，大城市病是怎么出现的？大城市病是公共资源分配的不均匀造成的。为什么大家都往北、上、广跑？为什么都要进大城市，使得这些城市膨胀越来越大，现在北京已经到了六环了，什么时候出七环、八环？不知道。原因就是公共资源优先向大城市配备，歧视中小城市。
我们的城市是分行政级别的，首都直辖市是一级、省会城市是一级，剩下的我们叫做三、四线。公共资源的配置和行政级别是一起走的，因此直辖市的公共资源配备最好，人们就往北京、上海、天津涌，包括后来新的直辖市重庆。接下来就涌入省会城市，北京的中小学教育质量、北京公共医疗服务，尽管大家都有意见，可是比起其他城市还是最好的。
在北京找工作也相对容易，为什么？因为这里聚集着世界上最庞大的官僚机构，聚集着世界上最庞大的政府企业群，这里还集中着全国性的资源配置权力。有一句话叫“跑部钱进”，你只有跑部委，钱才能进来，北京掌握着资源配置的权力，全国各地的人都必须跑到这里来才能够得到他想要的资源。你想一想围绕着权力配备资源能够产生出多少工作，能够产生出多少需求？吸引着大家往这里跑。
所以，这种大城市病本身是体制性的，你要想解决大城市病，必须解决按照行政级别配置公共资源这样一种做法，将公共设施与服务和行政级别脱钩，地方有财力就多建一些医院和学校，不用管什么级别。在目前的体制下，北京肯定是超大城市，现在大家谈论说什么时候出现1亿人口的城市，按照目前这种状况，很有可能啊。大城市病是表象，根源在于高度集中的行政体系。
主持人：我们国家现在所谓倡导的城市化有一些人觉得是照搬日韩模式，您觉得日韩现在是我们未来的发展方向吗？
许小年：我觉得模式没有照搬不照搬的问题，我们的城镇化率从20％上升到50％没有搬任何一个国家的模式，而是经济发展、制度体系的一个结果自然。我认为在发展模式上也不存在什么照搬问题，为什么西欧和美国没有大城市病？美国最大的城市不是华盛顿，是纽约，是商业城市。为什么？因为纽约经济发达，市政府有钱，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就比别的地方好，所以大家自然就跑到那里去了。华盛顿是一个政治城市，工商产业不发达，人家去哪儿干什么？所以华盛顿不是最大的城市。
在很长时间里，德国最大的城市不是首都波恩，两德统一以后柏林才是首都；澳大利亚最大的城市也不是首都堪培拉，而是悉尼，但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堪培拉在什么地方。大城市、超大城市的出现是在东方，在新兴市场国家，是因为这些国家的政府太强大，政府能够配置公共资源，它当然要为自己配备最好的公共资源。东京越来越大，这就是强势政府的结果，凡是一个国家的首都是最大城市，说明这个国家的政府手太长，权力太大。本来大阪是很大的城市，现在工商业中心大阪在萎缩，政治中心东京在膨胀，正因为东京在膨胀，所以日本经济箫条二十年。如果日本想从经济衰退中爬出来，他们需要思考一下如何停止东京的膨胀，如何减少日本政府对经济的干预。
主持人：回过头来，我们再聊中国的城镇化问题，许老师前边讲的，是不是可以概括为要想中国的城镇化发展得好，就应该控制住政府那只手？
许小年：是这样的，政府越小，对经济干预越少，经济发展得越快，城镇化也就发展得越好。
主持人：现在还有一种城镇化的学说叫做小城镇化，您怎么看待小城镇化呢？
许小年：我还是那个观点，如果城镇的发展是作为经济和市场发展的一个结果，做太多的规划没有意义，确定太多的所谓城镇化发展战略没有太大的意义，这不是我们应该讨论的问题。我们讨论的是结果还是原因？应该把重点放在哪里？我还是希望能够更多的讨论原因，而不是到这个原因已经形成结果了，然后再聚焦在结果上，说这个结果好还是那个结果好，那时候已经太晚了。
主持人：应该说，现时的中国城镇化发展程度，东部和西部之间也是有差异的。
许小年：这个差异永远存在，美国东西部和美国中部现在也是有差异的，南欧和北欧也是有差异的，差异永远存在，为什么要把它抹平呢？人是能动的，哪个地方经济繁荣，就业好，哪个地方公共服务好，人长两条腿，会走的，他过去就是了，为什么要把各个地区抹平呢？这不是本末倒置吗？城市是搬不走的，但是人是有腿的，他可以走，他嫌西部城市不好，可以到东部去。
解禁18亿亩红线，降低农民进城成本
主持人：具体来讲，您对促进城镇化良性发展有哪些政策性的建议呢？
许小年：政府所能做的就是进一步推动改革和对内开放，让资源更加自由的流动。现在资源的流动比以前自由了，但还不够自由。比如人力资源的流动，农民为什么进了城之后住不下来，因为没有户口，不能享受城镇居民所能享受的医疗卫生、教育等等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这对农民的自由流动是很大的束缚，要把这个束缚进一步打破，让他完全自由流动，他不仅进了城，在城里工作，而且在城里能够安居落户。他现在是“进城不落户”，1.6亿或者2亿的农民工还不是我们城镇经济的一部分，也不是城镇社会的一部分，下面要做的就是把他身份上的歧视解除掉，让他跟城镇居民完全一样，让人力资源自由流动。
第二个自由流动就是土地，现在土地的供应由政府垄断，农民的土地不能直接进入市场，要让农民的宅基地、集体土地能够自由的进入市场，这种流动不是物理位置的流动，而是在市场上所有权的流动，促进资源更加自由的流动，城镇化自然就会提高。
为什么要促进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大家可以理解，促进土地的自由流动看上去不那么直观。土地自由流动的重要性就在于要降低地价、降低房价，使得进了城的农民能够住下来，起码他租得起房子，能够把家小接来，有正常的家庭生活。我们的农民工生活是非常辛苦的，换了你、我谁都无法承受，把家小留在农村，自己住在拥挤不堪的集体宿舍里，每年就回一趟家，没有正常生活的农民，社会稳定怎么能够实现？这样的农民工，他怎么可能有真正3倍于过去的消费呢？他不消费，每年就消费一次，因为他的消费主体没跟他在一起，他的消费主体还在农村。要让他的家小、子女全都跟他在一起生活，成为城镇经济的一部分，城镇化的效益才能发挥出来。现在城里房价不要说农民工了，连城镇职工都买不起，甚至租不起，要跟别人合租，这是对城镇化极大的阻碍。房价已经严重的阻碍了中国城镇化的进一步提高，亟需把房价降下来。降房价首先要降地价，降地价必须增加土地供应，必须打破政府对土地的垄断，必须打破政府财政对于土地的依赖，让资源更加自由的流动。
主持人：为什么说土地自由流动就能降低房价，这里边的逻辑关系，您能不能再详细说说？
许小年：房子是一种特殊的商品，我们把它叫做资产类的商品，资产类商品的当前价格不是由当前的市场供给和需求决定的，而是由未来的预期供给需求决定的，这是资产类产品和消费类产品定价的一个根本的区别。
桌子上的这杯水就是由当前的供给需求决定的，而资产不是，人买了资产是预期它未来增值，这个增值是在将来发生的，所以当前的交易价格反映的是交易双方对于未来资产价格的预期。这个概念如果讲清楚的话，我们就要问，到底是什么样的因素决定了人们对于未来供给和需求的预期？一定是要问未来预期，而非当前的供需。我看到一些文章讲二手房现在已经有多少套了，房屋存量已经有多少了，够全国几亿人居住了，这都讨论错了，说的都是当前供需，资产价格不是由当前供需决定的，是由预期的未来供需决定的。所以当前的空房再多，房价还下不去，为什么？人们预期未来这些空房都会有人住，因为房子放在那儿十年也倒不了，人们看的是它十年以后的价格，不是今天的价格。
决定未来预期的几个关键因素：需求方，关于未来都是往上走的，人口和婚龄人口的增加、改善性需求、收入的增加，全都是往上走的，这个不会改变。供给方，现在主要问题出在供给方，人们的预期是土地供应越来越少，因为有18亿亩红线。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就这么大，18亿亩一封顶，能够用于商业开发的土地当然越来越少，在这样的预期支配下，开发商捂地。捂地的原因就是18亿亩红线已经很清楚的告诉我土地供应越来越少，我捂地就能赚钱。土地供应越来越少就意味着楼盘供应越来越少，楼盘供应越来越少，老百姓有什么想法？晚买不如早买，越晚买价格越高，这都是由预期决定的。要想破除这样的预期，就得宣布放弃18亿亩红线，宣布多种渠道土地入市，再看看市场上会怎么样？宣布小产权房合法、宅基地、农民集体用地可以进入市场，这个预期改变以后你看开发商还捂盘捂地吗？老百姓还抢房子吗？所以土地制度要改革。
现在大家认为土地制度改革短期内出不来，为什么？因为地方政府吃土地财政吃得厉害，你把这个土地制度改革了，相当于把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让利给农民了，地方政府的日子怎么过？所以大家预期你土地财政一时半会儿改不了，那你就要拿出一点实际行动告诉市场，土地财政有办法解决，解决了土地财政以后土地多种渠道入市。应该是增加供给，改变人们的预期，而非控制需求，经济活动的终极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需求。
主持人：有人说18亿亩耕地红线是确保我国粮食安全的必需，这样的担忧您怎么看？
许小年：这样的担忧有一定道理，但不能夸大。我建议有这种顾虑的人去看看历史，看看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以来农业土地生产效率的提高。我大致看了一下，改革开放以来亩产大概上升了30％，换句话说就是耕地减少30％，粮食供应不受影响，当然这里有很多问题，比如土地地力的透支、化肥农药的超量使用，就算30％不现实，10％总是现实的吧？土地的生产效率提高，单位亩产提高10％也是有可能的，农业用地拿出10％来盖楼，其实根本用不了，拿几个百分点出来就够了。城市用地，楼这么高，能占多少地？所谓粮食安全是不成立的，为了粮食安全控制18亿亩红线，是站不住脚的。
主持人：应该说，对地方政府来讲，靠土地财政带来GDP是最轻松的，一旦他们不能从这块获利，那地方财政靠什么来确保？也就是说，他们靠什么来创收？
许小年：地方财政支出到底带来了多少GDP，是带来了GDP还是破坏了GDP？恐怕都需要研究，它所投资的项目哪些是有效益的，“4万亿”拉动的结果是什么？拉动了高铁、光伏，现在光伏和高铁是什么情况？造成了当期GDP，这个当期GDP是对价值的破坏。光伏有多少中央财政的投资？多少地方财政的投资？再看看今天的惨状，活活把一个产业搞死了，这都是政府大干快上的结果。
主持人：您刚刚说了城镇化的可行性建议，比如说农村改革方面，您觉得现在农村改革我们还有哪些东西没有做到，还有什么可发展的空间？
许小年：各种改革现在都在做，就是步伐稍慢了一点。户籍制度改革，越来越多的社会共识在推动政府取消户籍制度，但仅仅取消是不够的，取消以后大家就涌向大城市。同时要改革按照行政级别配置资源，否则就会出现大城市病和超大城市，这些改革要同步进行。财政改革要跟上，有多少财力办多少事，地方财政到底怎么样安排，能不能满足更多的人口进入城市之后的需求，很多问题都要研究。土地制度改革方面它也在做，比如说土地使用权的流转也在做，也在做农村的确权，确认农民的土地权利，在确权的基础上做流转和流通。这些要加快，否则跟不上。眼见着中国经济增长势头减弱，改革措施不到位的话，就有可能跟不上，新一轮的增长引擎无法在市场上出现。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但是改革速度很慢。
主持人：还有不少人关注由人口流动造成的农村留守妇女、老人、儿童问题。
许小年：这不是人口流动造成的，这是我们的歧视性政策造成的，这是农民进了城而不能定居造成的问题，所以你不能责备人口的流动，你要责备的是那些使农民进城不能定居的制度因素。
对内开放以发展民营经济，承载城镇化的就业压力
主持人：您刚才也说到了除了农村改革，民营企业的发展现在也受到了一系列限制。
许小年：要想城镇化的话，一定要有足够的工作机会给进城的农民，这个工作机会主要来自于民营企业，政府一定要清醒地看到这一点。很准确的官方数字统计我们没有看到，民间的估计，现在民营和国有GDP大概是半壁江山。可是在就业上，民营绝对不止半壁江山，我看到了一些数字，在就业上大概民营经济贡献了70％-80％，没有民营经济的发展，城镇化就是空中阁楼，农民进城以后找不到工作，还讲什么城镇化。
民营经济怎么发展？过去几年，特别是推行“4万亿”政策以来，民营经济的生存空间不断受到挤压。虽然政策上都说叫做“两个坚定不移”，实际上都是第一个坚定不移，第二个是怀疑观望的。第一个坚定不移叫做坚定不移地发展国有经济，第二句话是坚定不移地发展民营经济。第二句话说了是当陪衬的，实际大家强调的都是第一句话，叫做理直气壮的发展国有经济。我觉得这是开倒车，是自相矛盾的政策，你想推进城镇化，必须要大力发展民营企业，只有民营企业才能提供大量的工作机会。
如果70％-80％这个统计数字可靠，事实摆在眼前，单靠国有企业是解决不了那么多就业的。今年就业的接近七百万大学毕业生，北京大概只有30％的签约了，是历史最低。你还坚定不移地在发展大型央企，大型央企能雇多少人？你要赶快打开民间的空间，鼓励这些人去创业，鼓励民营企业去更快的发展，才能够有足够的就业机会。现在民营企业都是受到挤压的，没有任何人替他们讲话，说要理直气壮的发展民营企业，国资委的都是央企，在那里理直气壮的要给长子撑腰，如果长子们能够把这个国家的就业都能解决也行，但是解决得了么？
主持人：从目前看来，政府更想推动中小城市的城镇化，很明显，大城市的机会更多，福利更好，设施更完善，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大城市要不要控制，合理性在哪里？
许小年：刚刚讲过，大城市吸引人就在于工作机会，就是在于更好的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所以在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供应方面，要打破和行政级别的联系，要降低政府干预经济、管制经济的权力，这样的话，机会和工作、资源会分布得更加均匀。现在资源集中在大城市实际体现了一种行政权力的集中，行政权力的集中带来了机会和资源的集中。北京和其他地方比起来，谁能跟北京比？这么大的国企企业群在这里，当然工作机会多。这么多的官衙门在这里，什么东西都要他们批，人当然往这里跑。衙门配备公共资源，首先要给自己配备最好的公共资源。所以我们的大城市实际反映的是政府权力的过度集中，要想分散的话，首先要分散政府的权力，要想分散的话首先要分散公共资源的配置。
主持人：关于民间资金的吸收，我们可以在哪些领域先进行起来？
许小年：民间资金在城镇化过程中，举个例子，如果我们发现这个地方就业情况非常好，产业不断向这里聚集，不断的有农村人口到这里寻求就业机会，而城里的公共设施、公共服务跟不上，这时候完全可以考虑吸收民间资本进来。民间资本可以建自来水厂、电厂、公路，没有问题，并不是说都要政府来解决。这个世界上政府能解决的问题很少，政府不制造问题已经是谢天谢地了。这些领域都可以开放，包括保障房都可以开放，政府适当地给一些补贴，大致做一下整个城市的规划。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提供，包括医院、学校为什么不可以私立？这个世界上很多学校都是私立的，为什么不可以开放？都是可以开放的，我认为没有禁区。
主持人：您如何看待现在的新生代农民工，就是农民工子女进城以后，农村现在劳动力不足问题。
许小年：农村劳动力真的出现不足了吗？这个要做一些调研，要有一些数据来表明。我觉得农村的劳动力也还有进一步向大城市转移的可能性，如果我们能够在土地制度上加快改革的步伐，也就是土地的流通和流转。
这样有什么好处呢？通过土地的流转可以形成大农业。现在大农业的形成，土地制度是一个很严重的障碍，现在流转的都是使用权，不是所有权，但是这个使用权里有很多问题。如果我们能够最终把土地私有化，通过土地的集中形成大农业，可以进一步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可以进一步的释放农村劳动力。所以我觉得所谓农村的劳动力紧缺或者过剩都是相对于当前的制度而言的，通过制度上的调整和改革，这个劳动力的供给形势会发生变化。
主持人：好几个网友都提到了关于他们老家当地农民上楼的问题，您觉得农民上楼会出现一些危机吗？
许小年：这个要具体地做调研，在没有农民同意的情况下强行征地，把农民赶上楼，这件事本身就应该遭到社会各界的批评。这种侵犯农民权利的事情不能再这样做下去，而且把农民弄上楼以后，如果周围没有产业的发展，他们的生活怎么办？所以不能强行地去人为造城造镇，而应该循序渐进。城市发展到什么程度、城市有多少财力能够做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我们就往前推一步，相互促进，是走一步看一步的过程，而不是规划一个宏伟的大城市蓝图而把大家迁进去，世界历史上城市的发展没有一个是这样的。
改革思路需要调整一下，应该是基层创新和顶层的总结与推广相结合，而不单纯依靠顶层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