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林党是明代晚期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政治集团。公元1604年,顾宪成等修复宋代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与高攀龙等讲学其中,“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其言论被称为清议,形成了广泛社会影响。“三吴士绅”、在朝在野的各种政治代表人物、东南城市势力、某些地方实力派等,一时都聚集在以东林书院为中心的东林派周围。时人称之为东林党。
一、东林党经常干的事:
1、明末之时,骂朝廷是一种身份象征。甭管对错,敢骂,便是真名士(东林党)。你要是没骂过朝廷,出门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等到满清入关了,除了少数几个以身殉国外,其他就都不骂了。改喊主子圣明了,叫得那个顺嘴啊。即便被全家流放宁古塔了,也要谢主龙恩。这些人图什么呢?
2、这些人不止是求骂。往往故意触怒皇帝,引诱皇帝施以杖刑,打死了认栽,打不死一下子就成了名流,前途无量。
看着很有气节是吧,可惜他们服务的对象不是国家和人民。为了打压武将、宦官,可以随便牺牲国家利益。集团腐败也是应有之义。甚至还有东林大佬私铸钱币的,和他们相比,魏忠贤之流简直太纯洁了。
二、只是让笔者觉得突然想起了一件历史故事。
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吏部郎中顾宪成因为得罪了皇帝而被革职,他与高攀龙、钱一本等在家乡无锡东林书院讲课,“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常常和东林书院中人谈论朝政得失,他们渐渐形成了一个在野集团,被称为“东林党”。《弘光朝伪东宫伪后及党祸纪略》载:“党祸始于万历间,浙人沈一贯为相,擅权自恣,多置私人于要路;而一时贤者如顾宪成、高攀龙、孙丕扬、邹元标、赵南星之属,气节自许,每与政府相持。而高、顾讲学于东林,名流咸乐附之,此东林党祸所自始也。
当年的“东林党”从南方发家,鼓励言论自由,工商不纳税,政府不应与民争利。但是笔者真的没有发现当年的东林党做出了一点点有利于国家发展,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改革和行动。除了嘴炮就是嘴炮。而且嘴炮还不需要证据。同时在南方组织百姓冲击官府抗税。至于为什么这么做(看看他们的屁股就知道了)
这些个场景貌似真的很熟悉很熟悉吧,好像就发生在昨天。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但就是这样一个代表了人民,代表了文化,代表了社会的”东林党,愣生生把明朝带向了灭亡,然后迅速向清朝投降,变成了带路党。
三、笔者认为明朝崇祯死得非常冤!
崇祯从王爷到登基,是东林党想办法推选的。东林党需要的不是皇帝,而是傀儡,给他们挣钱的傀儡。17岁的崇祯,并没有接受过完整的帝王教育,所以直接导致监控制度的废弛,而最需要推倒监控制度的是以东林党为首的官员们。魏忠贤就变成了首选的打击对象,因为在立嗣上,魏忠贤的确得罪了崇祯,同时在整个政局的推动下,明朝结束了监控制度,这个并不是崇祯的责任,而是当时经济-政治格局的一次整体性质的政变。其后的政局在东林党把持下每况愈下,东北战局越来越糟糕、西部灾害中反复复发的民变。
崇祯又不是智商低于70的智障,随着阅历的增长,明白了他哥临终的忠言,也就有了崇祯训练4000太监准备重启监控的想法,而此时东林党与崇祯的矛盾已经快到了对杀的层面。
无论多勤政、多鞠躬尽瘁,这个政局都是岌岌可危,一切源于财政收入少到了无法维持帝国继续运转的地步,崇祯早先因为年轻被东林党忽悠后,将内帑归于国库,而国库却有不能有效支持国家运转,这就是崇祯的爷爷、父亲、兄长为什么死命保住内帑的原因。只有皇帝有私房钱,才能最有效的支持东北的战局!
结果一些列的蝴蝶效应和共模效应,导致了李自成、张献忠的发迹,最后催生了李自成“攻陷”北京城的结果。
那个时代,在一系列的偶然中产生了这个结果。如果崇祯明白监控的重要、商税的重要、驿站的重要,也就是接受过专业帝王教育,如果内廷依然存在,牵制住东林党为首的文官集团,如果东林党没有崛起等等,甚至崇祯成功迁都,都不会发生后边的情况
++++++++++++++++++++++++++++看看现在的公知确实是这样,提出各种奇谈怪论来搏眼球,只要能出名,根本没有道德底线,什么奇谈怪论都能提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