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blog.sina.com.cn/s/blog_56951b7b0100dv21.html[读书]美丽工作与幽怨生活——读陈学昭的《浮沉杂忆》 (2009-06-23 19:54:07) 转载▼
陈学昭这个名字，在年轻人听来会觉得十分陌生。大约二十来年前，听母亲提起过她的小说《工作着是美丽的》。当年母亲是借这个书名，强调一个人拥有一份工作是多么重要。我至今还没有读过这本书，但这位作家的名字却早有了印象。直到1991年也曾注意过她逝世的消息。
近日读了陈学昭的一本回忆录《浮沉杂忆》。书不厚，正文仅169页，篇幅只有11万字。花城出版社1981年3月1版1刷，当年的售价是0.47元。我在几天之前碰巧从隆福寺街中国书店的旧书堆里淘出来，花掉了俺5块大洋。这价格和孔夫子旧书网上的通行售价是一样的。
书中所忆所记，涉及作者在建国初回浙江工作至1980年间的经历，六篇忆述文字大致包括——她参加大学里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和农村土改时的见闻，为了以土改和茶乡生活为背景创作《土地》和《春茶》而几次下基层体验生活，1957年被划定为右派分子，后来虽然摘了帽，仍在文革中继续改造，直到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3月被平反的几段遭际。
读完此书，给我留下较深印象的有这么几段内容。
（一）知识分子思想改造
建国初她回到浙江杭州，虽然她自己要求下乡，但组织上要她做知识分子工作，先把她安排在浙江大学担任文学院教授，主要负责教中文系三、四年级文艺理论和写作课，但谭震林书记事先叮嘱她，要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全校的政治课，也就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上。
有意思的是，这本书里从头到尾都没有出现“浙江大学”四个字，而只称“某某大学”。查了百度百科中的陈学昭辞条和马寅初辞条才知道那是浙江大学。因为书里提到，当时马寅初任这所大学的校长。在一次政治学习大会上，马寅初走上讲台还未开口讲话，台下师生就鼓起掌来，而且鼓个不停，意思是不想听他讲话。在这种情况下，还是陈学昭走到台边打了圆场。
有一次，陈和全校学习委员会的同事讨论是否组织全校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间休息时，理学院数学系主任——也是一位颇有名望的、曾留学日本的数学博士路过此处，对陈说：“这有什么意思，用不着学！”要知道，陈曾在延安亲耳聆听过毛的这篇讲话。听了这话，陈克制不住内心的气愤。于是，我们这位曾留学法国的文学博士、文学院的陈学昭教授，开始严厉批评那位理学院数学系主任：“你这话不对，毛主席这篇著作，并不只有文艺工作者需要学习，任何人都需要学习，因为这里面讲到改造世界观的问题，难道只有文艺工作者需要改造世界观，别的人就不需要改造世界观了？”人家的回答是：“我们是理科，不管这些，我们不学！”陈毫不客气地说：“理科工作人员也要改造世界观！” 二三十年后，当陈本人反思这件事时，她写下这样一段话：“这位系主任是留学生、博士、专家，是有真才实学的。但对我这个人来说，什么留学生，什么博士，什么专家，我倒真的是见过一些，实在不觉得太稀奇。只是想到从党的政策和群众观点出发，要团结和帮助知识分子，我只应对这样的人客气和有礼貌。这一次，我实在是被迫进行批驳的，决不是自以为是，教训别人。但万万想不到就因为这一次的批驳，竟埋下了祸根。” 初看这些，读者也许会想到，陈学昭这个人真是既耿直又糊涂，她几乎完全不明白自己是在做什么。但仔细考虑一番就会发现，其实这里另藏玄机。陈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到了延安，成为自觉自愿改造思想并被党信任、为党工作的人，可以说早在延安时期就已经改造了思想，因而在解放初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她的位置和思想意识完全不同于那些直接从旧社会走过来的所谓“旧”知识分子。否则，一个文学院的教授，又凭什么资格来领导整个大学全体教员的政治学习工作呢？！由此可以推断，虽然陈学昭在五四一代作家中成名很早，也同样受过西方文学的系统教育，但对于建国初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她的认识及体会和小她八岁的杨绛应是完全不同的。杨绛在《洗澡》中所刻画的内容，也许在陈学昭那里很难唤起共鸣。
对于她自己在这所大学里碰到的软钉子，陈学昭的思想认识是这样的：“在我看来，知识并不是用来为私人升官发财、作威作福的资本，而应该是为社会主义祖国、为劳动人民服务的一种工具罢了。可是并非所有知识分子都是这么想的。”从理论上讲，知识并非纯粹是一种工具，也不是所有类型的知识都可以充当工具，笼统地说知识应该是具有国族属性和阶级属性的工具，其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何况知识和知识分子又是不同层次的概念，以知识充作工具和让知识分子成为工具也具有完全不同的政策后果。从其写作策略和历程的演进来看，或许可以推论，建国之初，陈在工具论的泥淖里泥足深陷或许已经是年深月久了。因此，在她看来，那些不接受这种思想的知识分子实在是无可救药。
陈在这所大学的讲课经历也很有趣。“在上现代小说课的时候，一些学生发出一连串的责难，他们认为写工农兵的小说，题材单调，描写简单，艺术价值不高。”她讲毛主席的文艺方针，不少学生内心也是抵触的。“使我感到特别惊奇的是，每当讨论一篇文章或一部作品时，他们习惯地沉溺在推敲一字一句，对于整个内容，作者通过人物所表达的思想、感情、观点等等却毫不感兴趣，是不是他们从来没有学习过分析一篇作品？”呵呵，这段话概括的太准确了，几乎完全是两种文学批评观之间的冲撞——一种大致属于文本细读式的本文批评，另一种则完全是社会学批评的范式。如今的大学里，这两种批评都不时髦了，文化批评应是正在大行其道吧。话说回来，以现在的眼光来看，陈当年的学生们所做的判断大致还是准确的，当年的工农兵小说的基本特点几乎就是那样，尽管那种文本细读的功夫也自有其局限。而像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这样的小说，则根本不可能出现在那个时代。陈的惊奇也让我很是惊奇，这可能是因为她在学完了毛主席的文艺方针之后，把她在法国念书时学过的文艺理论都淡忘了吧。
总体来看，陈学昭这一时期在这所大学里的经历是不愉快的。有农学院的教授为了自己在中文系读书的女儿，写信给陈，恭维她并求她关照。但这只是少有的例外。她为了避嫌疑，没有认自己的表兄、教育系闻名的教育家郑晓沧先生；作为教授，她宣讲的授课内容受到学生的责难；作为党支委的领导，她招致一些教授的反感。1950年新年，她代表党组织给各系主任、专家拜年时，农学院院长到邻居家躲避她，而她批驳过的数学系主任，一边向天井里吐痰，一边喊：“呀！呸！”
对于这些经历以及对她的秘密控告，她写道：“历史是无情的，总有一天会告诉那些不明真相的人，陈学昭是怎样一个人。自己不会暗地里算计别人，不会耍两面派，不会阿谀逢迎、吹牛拍马。可是自己有信心，在任何情况下，要做一个正直的共产党人。”正直也许正是她的品性，而她缺少的显然不是正直，而是一点点智慧——对于她投身其中的社会运动的性质及其对她和其他人影响的真正领悟，以及对于人际关系的敏感性。在工作中，她有很强的原则性，但她既不清楚自己工作的真正性质，对他人的道德假定也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虽然工作着是美丽的，但从事自己并不擅长的党务工作和知识分子工作，要做到美丽，那也是极端困难的。
（二）土地改革
陈学昭有自知之明，她本来就不打算在大学里做知识分子工作，因此之前已经跟省里打好招呼，一旦快要进行土改时，就离开学校下乡去。省委组织部为她下乡分配了一位警卫，还发了一支轻机枪。从这时开始，她身边的枪又多起来，动身去乡下时，她有一支左轮，一支小手枪。这个细节出乎今天普通读者的想象吧？！
刚下乡时，她和警卫以及乡长、文书都住在地主家。这户地主家只有大太太和姨太太两人，地方已去世多年。“她们的土地出租，但农民对她们毫无怨言，她们没有进行逼租，也不用小斗出大斗进，有些租户连年都欠租的。”
有一天，常到乡政府反映情况的一个贫雇农积极分子老李在夜里上吊自杀。外传此事与民兵队长有关，陈通过与民兵队长谈话，得知是伪自卫队长通过老李拉拢民兵队长做女婿。那自卫队长有个守寡的儿媳，后来认作女儿了。民兵队长家开始很看好这个小寡妇，后来又觉得与民愤大且奸刁的人攀亲不适合，就有了反悔之意。而伪自卫队长得知此事后，认为中间人老李没有尽力，遂威胁老李要说出他曾隐瞒的历史，向乡政府告发。老李在压力之下就寻了短见。土改队长和工作组的同志决定把伪自卫队长揪来查问，陈也没有反对。尽管陈不赞成私用肉刑，中间还几次试图制止，但当夜那人就被土改工作队的队员们边打边审给打死了。事后土改检查团来时，陈汇报了情况，那位土改队长虽然受到批评，仍留任原职。队长因此事对陈很有意见，对别人说：“我不过是尊重党，才对她客气的！”一场亲事没弄成，前后死了两个人，土改队里的革命同事间也起了嫌隙。
土改中死人的事不断。应各村贫雇农的要求，全乡的恶霸地主伪保长被揪到各村去轮流斗争。一次斗争归来的路上，伪保长乘一前一后的土改队员和民兵不备，在路经一座狭长的木桥时，纵向一跳，就不见了。后来连尸首都没有找到。
抗美援朝开始后，镇上工作的同志提议该把过去敌人统治时期伪治安委员会主任公判枪毙。但从调查材料看，那位主任没有血债，也没有民愤，以前只是因为他的名望被迫被利用担任名义上的主任，而且从没有干过什么坏事。这老头子是陈学昭在小学里的语文兼历史教师，由于这层原因，陈不便讲情。虽然在讨论是否考虑枪毙他时，陈说：“他没有血债和民愤！怎么考虑？”但最后此人还是被民兵枪毙了，一共打了两枪。
陈学昭1952年春在龙井茶乡 （三）“阶级斗争” 1957年，毛主席在2月和3月做过两次报告，其题目分别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陈学昭都请了假，没有参加。后来在浙江的一次会议上，陈在作协党组书记的动员下提了意见，说“省委对文艺工作不够重视”。经记者采访，同样的意见还发表在《文汇报》上。此后她就受到了批斗。由于陈解放前在东北工作过，省文联批斗她的人还说她是高岗饶漱石的人，并为此非常得意，“以为不仅抓到了一个大右派，而且还是个老反革命呢。”在这种情况下，她给中宣部周扬写了信，也给邓颖超写了信，请求查明自己历史清白。虽然有周恩来托周扬出面，向浙江省委求情，但她最后还是被开除出党，撤消一切职务，生活靠写作自给。浙江省委一位领导的回答是：“如果不把陈学昭划为右派，我这领导工作做不下去了。” 在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文字耐人寻味：“当时，我又想到了在东北的时候，曾经对一位负责同志谈心里话，我说：‘怎么说一个同志的坏话，不经调查，人们便都相信；要是说一个同志好话，就没有欢喜听。’这位领导同志微笑着对我说：‘这是阶级斗争么！’这话我可是不懂，但又不好意思问。我望着他的微笑，好像很风趣。这话，直到现在我还是不懂，证明我得好好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
“阶级斗争”很少直接而抽象地表现为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而是经常表现为一群人对另一群人，一个组织针对某个人，甚至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斗争。当普普通通的私人恩怨、权力竞争被换上了“阶级斗争”的新颖包装之后，斗争手段的多样性以及斗争程度的残酷性，就可以迅速提升其档次，对人的基本权利的侵害以及暴力手段的运用，就可轻而易举地获得合法性。同时，它还能赋予千千万万的普通人以某种权力幻觉——不管具有何种多么微不足道的甚至是见不得阳光的个人动机，都可以借用阶级话语的力量，向真正的、更多的是出于想像的阶级敌人发起进攻，而这些普通人在正常的社会秩序下，本来并没有多少发言权和自由行动的空间。之所以说这是一种权力幻觉，那是因为权力欲膨胀起来的行动者所充当的，不过是异己力量操控下的社会运动的工具。
正因为存在着这样一种权力运作机制，我们毫不奇怪地看到一系列初看起来不易理解的现象。在队员用棍子打伪自卫队长时，部队里来的土改队长不但不制止，反而还站在旁边看。陈被划为右派后，她的女儿在学校里受尽了嘲骂。陈被下放到的绍兴文化馆，管理她和另外一名右派分子的人没有什么具体工作，就是严格管理她们，因为那人本身就是靠搞运动被提升的。陈的女儿因为是右派分子的孩子而不能升入高中读书，只有去奶牛场劳动。有人盗走库房里另外一个人的财物，当陈走在街上，好几次有男人拦住她说：“破坏分子！借我三百元！”大办钢铁时，别的女同志把难打的硬的大石煤块推给陈打。按照省委宣传部的安排，当她和另外一名女右派分子去“某大学”报到时，她在过道里对那人随口说道：“做了右派分子还能做工会会员呢！我还是第一次参加工会，作家协会是没有工会的！”。结果这句话第二天就被汇报给组织了，陈因此没有加入工会。陈还曾被安排去喂猪。当老熟人都躲着她的时候，只有她喂养的猪轻轻叫着，衔住她的裤管表示亲密。难怪陈在写给周扬的信中说：“我对人类失望了！” 1961-1962年，陈学昭的处境有所改善。她从1961年6月才开始领取工资，建国之后她一直没有工资，只能靠写作挣稿费维持生计。虽然党籍没有恢复，但她右派分子的帽子暂时摘掉了。陈去北京开会时，邓颖超当面提醒她：“和省委的关系搞好一点，争取解决你的组织问题。”但回到了杭州，陈还是糊里糊涂：“仔细想想，有些事情还是不懂，我和省委领导同志的接触是比较少的，自己经常在农村里，在基层，只有偶然的机会才碰见他们。竟然在什么地方得罪了哪一位或哪几位呢？”尽管有种种不顺，陈最可贵的一点是对写作十分坚持，一旦条件稍有好转，她就又开始下乡体验生活，为写作积蓄素材了。
然而，好景不长，文革风浪又起。1966年，已经是60岁年纪的陈学昭，被物理系的工人缚上写有“右派分子”的白布条，拉到校园内外流街示众。原来右派这顶帽子等于根本就没有摘下去。生物系检验员的女儿则操起一把剪刀，跳将过来要剪陈的头发。外语系的助教砸坏了陈烧饭用的煤球炉子，要陈让出灶间和吃饭间，并勒令陈的保姆离开，说：“不准你为右派分子服务！”图书馆的人来抄她的家，把破四旧时已贴上封条的书橱里的书、抽屉里的现款、存款单都抄走了。
“造反派”装订工指着陈五屉橱里的两瓶白糖，对阿姨说：“你看，她有这么多白糖！我们工人有么？”陈的房门外贴了大字报，勒令她每晚十点半过后刷洗厕所。陈也被居委会干部要求每天早上四时到附近中学院子里拔草。一起拔草的有六七个人，只有陈一个是女的，其中数学系的摘帽右派和生物系的地主资产阶级分子对陈十分凶恶，只许陈拔不容易拔掉的小草，把容易拔的长草留给他们自己拔。在和“牛鬼蛇神”一起学习时，那些“牛鬼蛇神”都不需要作交代，却一致要求陈作检查。
陈学昭在回忆录中写道，在批斗会上，“台上‘造反派’在批判，我身后有‘红卫兵’向我头上丢石块，但我很镇定。”“每天几次来回学校和宿舍，走在路上，一群小孩子都要向我丢石块，因此，有时我想走大马路绕道去学校，但是，徒然，大马路上遇到的孩子大多也是这一带的，已经认识了我，同样要向我丢石块。”“我有两次在早上去学校时，路上遇到两、三个男青年来拉我手表，幸而旁边恰有人走来，我走的也快，没有拉掉。有几年我不孔径戴手表，特别是夏天。”
由于陈患了坐骨神经痛，只能拄着拐杖被揪去站着挨批斗。那个装订工“造反派”乘她不奋，突然夺着她手中的拐杖，她站不稳，只好跪下来。批斗结束，别人回去吃晚饭，陈一下子还站不起来，那个工人对她大吼：“你爬回去好了！”
几次抄家后，陈的日记被抄走，从此她不再写日记。《四部丛刊》和《康熙字典》以及所有的法文书都被抄走了。书橱空了，索性廉价卖掉。大约十来年前从寄售店里买来的法国制的钢琴，如今放在北房的外边。“隔壁的‘造反派’拿它当桌子用，有时把烧热的菜放在钢琴上，烫出一个一个碗脚印。”陈于是半送半卖地让主动找上门来的浙江歌舞团的人运走了。
图书馆造反派里有个小头头，在支部宣传委员的介绍下，想和陈的女儿谈对象，被陈学昭和女儿拒绝了。这可不得了，怎么说呢？得罪人了呗！一有风吹草动，此人就会贴出一张大字报：“警告大右派陈学昭不要翻案！”后来，那个强迫做媒的宣传委员还拿了以前抄去的、陈的一部两册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的法文版，投进正焚烧着“牛鬼蛇神”的古书古画的火堆里，并对陈说：“不准再看法文书，把它烧了好！反正已旧了。”陈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书烧成纸灰。
1977年后，陈又有机会到北京开会访友。回忆录中有一段记述涉及老舍的事情，与后来流行的说法颇不同，所以这里抄录几句。“他（指老舍）被一些‘红卫兵’拥出去后，再没回来。过了两天，传说老舍自杀了。同情他们的群众终于悄悄地来告诉他的夫人，发现老舍先生的尸身笔直地立在他写《龙须沟》那个地段的河里，分明是被暗杀后放进去的。”
1979年，也就是在她73岁时，陈学昭在病床上接到了对她的平反决议。决议上写着：在1957年整风期间说了一些错话，但不是反常反社会主义的……。陈对送达决议的领导说：“要是能把我说了些什么错话写得具体点，那我就能得到更多更大的教育，从而更好地改造自己。”领导回应说：“哪个人不说错话呢？”陈心想：这是对的，哪个人不说错话呢？但问题是一般人说错话说过就完了，而我却写在决议上，将留在历史档案里……
（四）幽怨：不只是作为女人
陈学昭表达幽怨的文字，在这本回忆录中并不集中，但特别值得给予重视。据说，陈在早年的写作实践中，曾仿照男性笔法，让读者猜不到其作品是出自女性作者之手。这本回忆录或许是因为出自七十多岁的老人之手，又涉及受到政治迫害的许多经历，女性心理也几乎毫不彰显。然而，为数不多的几处直抒胸臆的文字所透露的信息，却耐人寻味。近年来受西方女性主义文论的启发，国内也有一些研究者试图从这个角度，探索陈学昭写作历程及其经验得失的深刻含义。除她的小说之外，这本回忆录也有进行深入研究的必要。
参与土地改革期间，陈学昭收到了蔡柏龄从法国转来的两册法文书，那是德·波伏娃的长篇小说《第二性》。陈用两夜的时间读完了，“但是我不理解为什么他要送我这部书。想了很久，终于想通了，从这部小说得出的结论是：结婚的不一定是有爱情，有爱情的不一定能结婚。这大约是他劝慰我的。猜想他这时候已结婚，名片上的法文字可能是他的夫人写的。”
约在1954年，陈买到一架法国制的旧钢琴后，又买了些乐谱，但并不常弹。“一弹钢琴，我就无法克制地深入了痛苦的回忆。”这期间，她也去找法文书，开始有些中外的古典文学著作看了。
1955年，领导要她陪访华的法国作家萨特和德·波伏娃参观访问。后来她在自己的住处接待了这两位。德·波伏娃见她书柜中有自己的作品《第二性》，显得十分吃惊，问她怎么会有这部书？她回答：“是我的一个童年朋友送的，他还在法国。”波伏娃说：“我懂了！我懂了！”并答应她可以带信去。陈既不说带，也不说不带，内心很矛盾，最后觉得何必再写信呢？陈说：“如果您们见到他，劝他回国来看看。”萨特和波伏娃则说：“那还是您出去的好！”回忆录中接下来的感叹非常有意思——陈想到：“他们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可是我从他们的言谈举止中常常感觉到，他们是热爱自己的祖国的，并且为祖国着想而热爱人才。”需要说明的是，蔡柏龄从事核物理研究，在法国原子能机构供职，直到退休后才有机会携法国太太回中国探访亲友，并和陈学昭再次见面。
1956年秋，陈陪见到访的戈登夫人时，再次问起蔡柏龄，并要对方劝蔡回国看看。结果她得到了和萨特、波伏娃对她所说的同样的回答。陈的又一次感慨：“他们需要的人才是不肯放的。他们是为他们自己的祖国热爱人才，而不是排挤人才的！”后来陈从蔡年轻时在比利时求学期间的朋友处得知，柏龄曾很想回国，也收到解放前陈从延安托人带去的信，可是阴错阳差，蔡没能回国。陈也因有人从中作梗，未能再去法国。得知这个情况后，陈“无法克制内心的激动和难过。”
1956年，陈学昭推辞了组织上要她和郭兰英等出访意大利的提议。她的感慨也别有深意：“既然不能到巴黎，又何必去罗马呢？踏上欧洲的土地太使我痛苦了，而祖国的人才有的是，我也不配做这类工作。”1960年，当有朋友问起她当年为何不去意大利访问时，陈答道：“既不能去巴黎，何必到罗马去登望乡台呢？”
“当年我老是对他俩（指在法国读书期间的好友蔡柏龄和季志仁）说：‘我永远不回国了，愿流浪一辈子！’结果，我没有再出去，而他俩却没有回来。并不是不愿意回来，他俩都是书呆子，书呆子的命运只有受人嫉妒，受人排挤的。……我总常常地感到对不起他俩，在精神上负了一笔永远还不清的债。”“在任何情况下，我是不会泄气的！像我这样的一个女人，走在这漫长而曲折的道路上，任何时候都会遭受到流言蜚语、诅咒辱骂，以至于人身攻击。有人责骂我在小说里写了一个女人成了右派分子，还要去劳动去工作，工作着是美丽的，认为右派分子是犯了罪，是个罪人，应当自杀，……等等，这是各人有各人自己的看法。”
在挨批斗心情低落的时候，陈曾叹道：“当年，在旧社会，虽然受到很多挫折，但还充满了奋斗的希望；如今，虽然并不绝望，却已上了年纪，没有那么多的希望。”这是延安时期就投奔到革命队伍中的老人发出的感叹啊！
有兴趣的朋友自己找这本书来读一下吧。我就不再继续抄录人家的文字了。
建国后，对知识分子的多次思想整肃运动看起来像一团乱麻。那些身居高层的知识分子、作家们的恩恩怨怨并非建国后才开始有的，许多事情的起因甚至可以追溯到延安时期。假如只读一个人的传记或回忆录资料，根本无法看到事情的全貌和前因后果。
陈学昭受了不少罪，但她也并非与别人的不幸完全无关。据有关资料介绍，1955年周扬等人批判丁玲并为她罗织种种罪名时，陈学昭“发言揭发的材料最多，也批判得最激烈”。从陈的回忆录来看，陈和周的关系确实很好，每遇到难处，就会向周扬写信求助，文革中也被诬为“周扬的小走狗”。但陈完全没有提及对丁玲的揭发和批判，只是说这年夏天，收到中国作协的通知，到北京学习了两个多月。至于其中的是是非非，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等到1957年，陈学昭自己也被划为了右派分子。夜不能寐时，她想到：“如果1937年我再去巴黎，在东方语言学院工作，最大的罪名也不过是脱离政治，但政治可以躲开，战争却还是躲不开的。如今，究竟活着呢，还是死了的好？！”然而，政治终究是躲不开的。早在法国读书期间就选择躲开了政治、一心向学的张若名，后来终于以《纪德的态度》一书拿到了博士学位，并回国担任大学教授。可在1957年，张还是照样被划为了右派，并在1958年系里组织的反右批判会后，选择投水自尽。
两相比较，给人的总体印象是，陈学昭虽然婚姻不幸，但她还是比年长她四岁的张若名幸运得多——她选择忍受屈辱，可以一直坚持到自己被平反，而造反派抄家时遗漏掉的小说手稿和翻译稿，文革后还可以补全出版，陈的长寿和勤奋让她有足够的时间回忆过往，把迫害过她的人一一钉在文字铸就的耻辱柱上。陈学昭生命力的坚韧令人感喟！退一万步来说，幸运与不幸又有多大的区别？从社会和人际遭遇的层面来看，不幸只不过是意味着，一个人要把受到的迫害和羞辱作为荆棘冠冕戴在自己的头上，要见证更多的人性的恶和天底下的种种荒谬；而幸运则只不过是意味着，只撷取了荒诞戏剧中看似不那么荒诞的一两个片断，或者是终于看完了整出戏剧的最后结局，然后又目睹了另一出荒诞戏的开场。
延伸阅读：
[百度百科]陈学昭：
http://baike.baidu.com/view/903947.htm
陈学昭（1906-1991），女，汉族，笔名：野渠。浙江海宁人。中共党员。曾参加浅草社、语丝社等文学团体。1927年赴法国留学，兼任天津《大公报》驻欧特派记者，上海《生活周报》特约撰稿人。1935年获法国克莱蒙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延安《解放日报》副刊编辑，中央党校四部文化教员，《东北日报》副刊编辑，浙江大学教授，浙江省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浙江分会名誉主席，专业作家，文学创作一级。中国文联第一、二、三、四届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一、二、三届理事，全国第二届政协委员。1921年开始发表作品。1991年10月18日，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顾问陈学昭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杭州逝世，终年八十五岁。
【主要作品】著有长篇小说《工作着是美丽的》(1、2、3卷)、《春茶》(上、下集)、《南风的梦》，诗集《纪念的日子》，散文集《倦旅》、《寸草心》、《野花与蔓草》、《难忘的年月》，文学回忆录《天涯归客》、《如水年华》，短篇小说集《新柜中缘》，译著中篇小说《阿细雅》，剧本《伏德昂》，童话《鲶鱼奥斯加历险记》、《噼啪及其他故事》等。 | 
发表于 2013-9-11 1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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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9-11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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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0-16 1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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