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谁的鲁迅

南东

陆建德的《“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鲁迅与许广平的“三一八”记忆》（《东方早报》 2013年7月28日）是一篇观点鲜明且作者主观倾向很直接的文章，语言也极具个性，我研究鲁迅对相关的文章自然有兴趣，但初读总难于进入，文中所谈论的问题也是我关注和涉猎的，而读这篇文章一方面给我以新鲜感，另一方面是觉得其中好多问题都是老生常谈，有种似曾相识之感，只是作者对之的叙述和解读有点特别，与我对鲁迅的认识以及对相关话题材料的掌握和理解之间总存在着落差，我在阅读中时不时会碰到一些让我惊异的话和字句，所以总是跳着读。坦率地说我三次才看完此文，等到我准备写这篇文章时才算是从头到尾一次读完此文。
　　当然我写作此文主要是注意到近来鲁迅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和倾向，其中有共性，需要正确面对，可以说这篇文章与当下对鲁迅批评思潮的那种内在心理和理路是暗合的，自然鲁迅是不需要我们去维护的，相反在我看来现在一些人对鲁迅的批评本身就是其存在价值的一个体现，因为从中体现出的问题正是造成我们现实中很多困境的内因，自然也是他们对鲁迅的批评使得这些问题得以暴露。
　　而这篇文章刘绪源已写过商榷的文章：《有关“三一八”的几点商榷》，其中涉及到事实方面的认识我大多认同，除行文的需要以外，我主要侧重反思陆文写作的内在理路和写法的问题，也可谓是读心术的一种表现，而这也是陆先生写作《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的一个内在视角，这篇文章可以说是从自我的本位出发，来反思或者说质疑对应的鲁迅的思想和内心，这是一种朝向心灵的冒险和探险。
　　“鲁迅曾鼓动青年走掀翻桌子、厨房放把火的决绝道路，但是出于私情，也不想见到熟人因此吃亏。”开首的这段话说的直白又似是而非，化用了鲁迅不同文本中的话，前一句应该是来自于《灯下漫笔》中：“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我奇怪陆先生为什么不引原话而喜欢概括，而且其概括可能更多从个人的理解出发的，没有辨析鲁迅的本意以及其现实的对应性，乃至使得人们认为这是鲁迅的一个思想原则或是精神追求。而鲁迅的思想和观念非常丰富，现在流行的很多理念，我们都可以从鲁迅的各种言论中找到相应的内容，自然我们也可能找到很多相反的言论，比如说革命，鲁迅自然是推崇革命的，但对于革命我们也可以找到鲁迅很多质疑、批评的话语；我们还要注意到鲁迅的观念更是发展和变化的，不好一概而论。我做鲁迅研究早期是敢言，现在越来越不敢就某个问题进行概括，像毛泽东那样对鲁迅的认识和评论也只有他可以这样讲，作为研究者自然是不妥的。我尤其注意到其中的“私情”，这往往会让人想到男女之间的关系，或者是某种私心自用的现象，读完后我意识到陆先生是强调前者。鲁迅推崇“壕堑战”是众所周知的，他在给许广平的第一封信中就亮明了其社会斗争的这一方法，这和熟人或是私情没有太多关系，至少在这里没有体现出鲁迅所谓的“自相矛盾”，只是在陆先生的眼中或者说他的这种写法就使得鲁迅看来是矛盾的了，他将鲁迅的某句愤激之语概括成一个思想原则，相反将鲁迅一种战斗的方法归结到“私情”——这样的字句在文中总会那么咯眼地出现。
　　我看到陆先生用“贱奴”来形容杨荫榆时又让我失去了阅读的兴趣，我反复回忆鲁迅或是许广平用过这样的词汇来指称杨荫榆吗，一时想不到，想来这不应是陆先生对杨的认识而是强调这是鲁迅他们的想法，鲁迅会说杨荫榆是“贱奴”吗，即使在私信中我若看到的话也会觉得不快。
　　陆先生的思路大概是“三一八”惨案是段祺瑞政府有预谋的一次屠杀，同时作为游行主使者的国民党也是事前知道并怂恿游行群众去冒险，然后是在这个大前提下思考鲁迅与许广平的某种私情来。然而这一段历史研究者甚众，可谓众说纷纭，难于定论，陆先生没有介绍和论证就将之作为隐在的前提了，这可能也是我们作为后人来看待历史的一个问题，所谓事后诸葛亮，这也体现在许广平的思维之中，我们不能因此来预设当时以及当事人的真实想法和处境的，即使是段执政府也难于让事件按照其预期来进行的，其中参与的个体以及现实的各种因素都会作用于其中。
　　按照这样的思维陆先生就注意到鲁迅的所谓思想的矛盾和内心的黑暗来。陆先生对鲁迅的质疑可以概括为，煽动青年冒险的鲁迅，在民国最黑暗的一天与许广平“厮守”——这个词也很奇怪，鲁迅与许广平此时确实确定了恋爱的关系，不过那是白天，家里有人，而且她们对之一直是隐晦的，不至于像现在的恋人那样；因此我感到《鲁迅与许广平》中提供的材料是可疑的，我怀疑鲁迅会毫无顾忌地与许广平一同到学校去。
　　具体在史实上，陆先生质疑鲁迅事先知道“三一八”游行，知道段执政府方面有镇压的准备，因此阻止许广平参与游行，并在《记念刘和珍君》中隐瞒了这一点，其中可能体现出他们那一天的私情来。而这个问题刘先生已说的很清楚，我以为鲁迅是什么时候知道“三一八”的游行，这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即使事先知道又何妨，他有隐瞒的必要吗，谈不上“出卖”，何况他写作的《记念刘和珍君》在惨案的十几天后，在没有可靠的信息支持或是重大利害关切的情况下我们首先应该相信当事人自己的记忆，而不是依据我们现在了解的情况来推测其心态。孤证不立可谓是一个常识，而陆先生认为鲁迅参加《国民新报》的一次编辑会就应知道第二天的游行，这是一厢情愿地推测，进而以这个侧面的材料来否定当事人自己的意见和记忆乃至认为其中有隐情也过于大胆了。像他认为鲁迅是女师大学潮的主使者，也是没有事实依据的，鲁迅是在学潮的中间，受到许广平的影响而介入，公开支持学生的，按讲鲁迅在女师大兼课，在最初他似乎并没有太关注学潮的，研究证明新文化运动中的几位主将在“五四运动”中都是很边缘的，鲁迅在生活中并非那种奔走于群众运动，或是那种包打听式的人物，同时那时正是学生和群众运动风起云涌的时期，我们不可能预期其中的人对每一次运动都高度关注。
　　当然我们可以对鲁迅和许广平的某种说法和记忆存疑，但是我们不能按照我们对之的存疑来反思其心理和言行，这往往会将以后的推断都建立在一个虚拟的基础上，或者说构成一个循环论证的状况，这与其说是我们按照现实以及对象的情况来推设，不如说是依照自我的心理和思维逻辑来自我肯定。
　　陆先生说“许广平在《鲁迅回忆录》（1961）记载了‘三一八’那天的经过。这段文字如送交1926年直面‘惨淡人生’的鲁迅审查，大概是不允公开发表的。‘真的猛士’也不是一味的质直”。不知他看过《两地书》没有，这样的思维和写法委实让人吃惊，因为许广平真的想隐瞒这段经历，她保持沉默即可，何苦要欲盖弥彰呢。现在来看，许广平的记录确实是有些问题的，惨案发生在下午，鲁迅在文章中的说法是可靠的，另外陆先生关于许广平国民党身份的质疑或许是有效的，我想她解放后淡化个人的这一身份也有情可原，也可能是某种记忆有误。退一步来说，即使陆先生所推论的都是事实，那么在这个事件中鲁迅和许广平做了什么伤害他人的事吗，她们因此而愧疚也只是表明其道德感而已。在法律上我们对待可能的犯罪分子也要遵循疑罪从无的原则，为何在思想上对那些并没有什么罪愆的人搞有罪推论呢。
　　我感到这可能是陆先生先预设了这样的前提和结果，然后再找相关的证据，或者说也预设了他对鲁迅的认识和态度，然后在鲁迅的文字和经历中寻找各种对应的内容，有时我感到陆先生不是关注事实是什么样的，而是他想象鲁迅是什么样，或者说他希望读者会将鲁迅想象成什么样的人，像是前面提到的“厮守”就是如此，而像这样的话“在下午赶往学校的路上，他们心慌、腿软，多少念头掠过两人的脑际！这是他们一生里最艰难而且难以言表的时刻。”简直是在写小说。刘先生希望对鲁迅要有“同情之了解”，说得太委婉了。陆先生认为：“这次惨案是鲁迅大理石雕像的黑色基座，”这句话也是很值得商榷的，这首先让人想到“一将成名万骨枯”来，另外就是陆先生对之的质疑也可以看着挖掉鲁迅雕像的座基，然而还是鲁迅说的好“死者倘不埋在活人的心中，那就真真死掉了。”所谓鲁迅的雕像不过是后人打造的鲁迅一个形象而已。
　　这让我想到现在人们质疑的鲁迅的一句话来：“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他们的理解大概就是鲁迅认为国人很坏，可是他们忽略了后面的话：“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况且始终微笑着的和蔼的刘和珍君，更何至于无端在府门前喋血呢？”这就是现实往往出乎鲁迅的预料之外，显然不是鲁迅把人想的太坏而是太好，所以他才会写出这样的话，相反我在陆先生这里感到是相反的，他们把他人以及现实想象的非常坏，当然他们可能并不认为这是坏，而是习以为常，甚至因此要求他人来，对鲁迅的质疑和批评既是一例，认为政府会诱杀那些爱国的民众，认为鲁迅知道这样的事，然后救了许广平一命，其实正体现的是这种思维，而这一点是鲁迅无法理解和接受的，所以会愤怒地写下这样的名句，而不是怀着愧疚的心理来积聚正义感。
　　读完此文，陆先生的立场和意见我们是清楚的，但是他对事物的认识和态度却是让人费解的，对许广平的认识如此，对鲁迅也是，我想陆先生是不认同学生运动的，那么曾经热血学运积极份子的退缩，不是一个好事情吗，其实不然，他恰恰指责许广平不该临阵脱逃，看来最好像刘和珍那样前仆后继地去迎接敌人的子弹，这不正是他指责国民党的思维吗，而且更加恶劣，近乎他所认同段执政府的诱杀了。而这是鲁迅最为反感的，难怪他对鲁迅的理解往往相反。
　　总体来说他是质疑和批评鲁迅的，具体批评什么却又难于把握，接近于鲁迅所说的“可恶罪”，那就是对鲁迅的各种表现都不满——这让我想起人们对鲁迅的批评来，说他对什么都不满，但又不提出正面的价值来，他似乎不满于鲁迅号召青年起来反抗，却又责怪他不肯让熟人去冒险，而在女师大的学潮中可谓是鲁迅和许广平那种“短兵相接”的斗争，不知为何陆先生非但不以为然，更奇怪的是他不觉得章士钊非法免除鲁迅的职位有问题，却认为后来教育部提前让鲁迅复职就体现出“政府的渎职无能，无以复加。”后来我想大概在两个情形下，他们是不会批评的，一个是鲁迅“碰”死于敌人的刺刀上；其次就是埋头吃饭，专造个人舒服的世界，不过如此也就没有鲁迅这个人物了。
　　还是回到开头那句话，因为其中不是体现出鲁迅的矛盾，而是他的真实和正常以及思想通透的表现，因为这正好与段执政府、国民党以及陆先生思维不同和对应之处，鲁迅是不满现状，渴望改革的，但是这种认识、思想与实践之间是不同的，鲁迅推崇革命或是对革命的质疑只有在具体的语境中才能得到更好地理解，但其中贯穿的是他对生命的尊重和思想的一贯性，其中心就是“其实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这在不同的环境中就会表现出不同的言行来，我们认识不到鲁迅的真实或是由于我们自身存在和思维与鲁迅之间的矛盾和对立，就会自然地将鲁迅针对不同环境中所作的不同的认识当作其矛盾的体现。像是鲁迅很早就剪辫，但是却不主张他的学生剪辫，这体现出他深厚的爱以及那种道德智慧，像是某些国民党人的表现可能是自己不剪辫而怂恿他人来剪辫。
　　鲁迅《在钟楼上》说过一段有关革命的话：“老实说，远地方在革命，不相识的人们在革命，我是的确有点高兴听的，然而——没有法子，索性老实说罢，——如果我的身边革起命来，或者我所熟识的人去革命，我就没有这么高兴听。有人说我应该拚命去革命，我自然不敢不以为然，但如叫我静静地坐下，调给我一杯罐头牛奶喝，我往往更感激。但是，倘说，你就死心塌地地从饭锅里装饭吃罢，那是不像样的；然而叫他离开饭锅去拚命，却又说不出口，因为爱而是我的极熟的熟人。”正体现出他的这种思维和个性，希望陆先生以及一些人能够认真读读，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健康人的思维和心理。
　　鲁迅的写作《记念刘和珍君》也是近乎那种“短兵相接”的斗争。陆先生却质疑：“如果鲁迅不把自己放进惨淡人生的宏大图景，直面之后，还是收获不到与他的天才相称的洞察。”而在我看来，鲁迅在“三一八”中的经历以及他的所思所想，都是从自我存在的真实出发的，也是忠实于个人的思想和社会追求的；陆先生在认识鲁迅的过程中也是先虚拟了一个奋勇直前的斗士形象之后，再来看待鲁迅真实的表现，更确切地说陆先生在不满于鲁迅“煽动青年冒险”的前提下要求鲁迅应去迎接敌人的子弹，否则就是“苟活”，此时他应该反思和直面个人“内心的黑暗”。这里真实的鲁迅或者说活生生的鲁迅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鲁迅能够满足和实现人们对之的期待和要求。
　　我孤陋寡闻，最初我以为陆先生是研究陈寅恪的，我还奇怪他怎么写出这样的文章，后来我一查注意到陆先生曾留学英国，研究外国文学，这让我想到鲁迅和陈西滢的争论，有一种时光倒错之感，现在人们也常说什么留学法日和留学英美者的对立，难免陆先生重新看待这些事件时受到自己教育背景的作用乃至有情感的因素，这样我感到文中的一些问题不是深文周纳，而只是无心之失，这也是促使我写作此文的一个原因。而陈西滢或是杨荫榆，我并非因为鲁迅批评过，就认为她们是坏人，相反她们在学者中应该是不错的，只是在鲁迅这里才成为问题的——我们在看待鲁迅的批判以及对应的人物应该有这样辩证的眼光，鲁迅的批判一方面是从观念和民族性上着眼的，另外就是一般人对应于鲁迅来说往往都会相对地低劣一些的，这不仅体现在道德水准和思想认识的水平，也在于具体的争论的过程中，他们的表现往往有所欠缺。这与争论中陈西滢站在权贵的立场上却极力嘲讽鲁迅的官员身份，或是梁实秋不知自己是哪个资本家的走狗时却暗示鲁迅拿卢布一样，而他们这样的表现就正印证了鲁迅对之的批判，只是他们自己不自觉吧。
　　鲁迅是丰富、复杂和博大的，这样我们对之的认识自然是多样的，同时也因此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对鲁迅的认识不过是盲人摸象，他们摸到什么就说什么也不成为问题，问题在于现在人们对鲁迅的质疑和批评，不是说鲁迅不能质疑和批评，我特别期待能够出现超越鲁迅的人物，这才意味着进步，鲁迅本人希望其作品早点被人忘记，希望自己速朽，这样才意味着他所痛苦和批判的现象得到了克服。另外我们根据个人的素养以及所获得的资料形成对鲁迅的认识与我们按照自我的心理乃至是需要对鲁迅的要求和塑造之间是本质上的不同，不能一概而论的，而现在很多鲁迅的研究往往是后者。很多人无法分清其中的差异，记得一位算得上学者的人，在一个公共论坛上质疑鲁迅的批判，说他只批判老百姓、一般文人，而不敢批判政府，批判蒋介石等，首先这不是事实，《记念刘和珍君》不就是批判政府，所以他们一方面厌恶鲁迅的批判，却又要求鲁迅去批判独裁者，这也不过是把人引入死地的思维和心理。
　　当然也可能是他们先将鲁迅对象化，然后以鲁迅生活中的表现来质疑和批评他们所预想的鲁迅，这一点像自相矛盾的故事中那个人的表现，只是如此在他们看来就成为鲁迅的矛盾和问题了，而在这个过程中真实的鲁迅是不在场的，或者说成为一个镜像性的存在。在这个问题上我没有看到鲁迅有什么难言之隐或是自相矛盾之处，这可能只是认知者与其对象悖论关系或者是个人内在悖论和智力问题的体现。很多对鲁迅的认识不过是先虚拟一个鲁迅的镜像来批评，这不过是个人左右互搏的表现，然而他们往往将自我的鲁迅作为鲁迅的真实，其实在这个过程中鲁迅只是起到某种镜面的作用，我们看到的是作者个人的影象不仅是身体性，也是心理、思想和精神上的，人们若将在这个镜面中的自己来当作鲁迅来批评的话就产生了我所批评的现象，这一点他们自然是难以自觉，而需要批评和指出的，鲁迅的文章其部分意义也在于此，我想现在人们对鲁迅质疑的一个因素就是难于接受在鲁迅镜像世界中的自我真实。而在这样的处境中高贵的做法是自我修炼，其次是学会藏拙，然后才是那种不自觉的掩耳方式。
　　现在我经常看到有些质疑鲁迅“偏激”的人，却以偏执的态度乃至是罔顾事实来颠倒黑白，就好比阿Q批评鲁迅不该推崇和践行改革一般，其中体现出立场决定一切，非黑即白的思维，其根本还是功利使然，这种思维乃至是舆论的盛行，其中体现出我们民族心智的病态，与最近民间戾气的爆发，对应的是舆论和一些思想的戾气往往被忽略了，而我觉得后者才是根因，这可能正是需要鲁迅并产生鲁迅的环境。我们要养成以理性、平和和客观的心态和智慧来认识和对待任何问题，若如此任何问题都不会对我们造成困扰，而学会尊重有价值的事物也是我们自尊、自爱的表现。
　　我们不要以为将鲁迅拉下神坛并踩上一脚，我们就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了，这或许是我们正站在死亡上，站在深渊边缘，我希望看到人们能够踏着先人的足迹前行，而不是踏着他们的身体和功绩向着他们的来路狂奔而去，希望大家不要去做那个裸奔的小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