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被掩盖35年的毛灵堂大火 694人亡

作者：一品高官
（网络文章）

1976 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新疆兵团伊犁农4师霍城61团在团部大礼堂开过追悼会后，留下的花圈谁也不敢处理。这可不是一般的花圈。这是毛主席逝世时，全场1万多人精心扎制的，如果谁给弄坏了，随便捡顶帽子给你戴上，说你对毛主席不忠，谁担待得了这样的罪名？
在礼堂的后半部份，大约占了120平方米的面积上，堆放着近千只各式各样的花圈。从地面往上，足足2米多高。
按中国传统习俗，花圈要么烧掉，要么放归墓地任其自然。然而，这些或大或小，或圆或方，或被扎成一个桃形以示忠心的花圈，已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灵光。既是神品，自然不敢妄加处理。岂止是农场这一级，县和地区也不敢处理。农场曾经想过，追悼大会开完以后，就召集各单位的支部书记们一起，把花圈烧掉。但又觉得不妥，就要政治处的同志请示上级，结果答覆是集中保管，听候处理。这样一来，花圈自然就得找地方保管起来。礼堂也就成了花圈们的栖身之地。
谁料到，五个月后，这些花圈着火，烧毁礼堂，死亡694人。从起火到屋顶塌落，一共只用了半个小时左右。
当远在80公里之外的消防车赶来的时候，礼堂已如同一个填满了燃料的巨大炉子。还未等到消防车将礼堂的余火扑灭，守候在外面的数千名死难者的亲属和救援者都迫不及待地涌上前去，人们还在幻想会有活着的人，会等待他们去营救。但一切都不可能。694条生命永远消失在了这场大火之中，161人受伤致残。在遇难者中，16岁以下的少年儿童有597人。
不错，火是由12岁的小学生张广辉放了一个“地老鼠”花炮引发了那些堆积如山、一遇火星便迅速燃烧的花圈。假如那近千只花圈及早地处理掉，这灾难也可能不会发生；如果没有这些花圈，莫说一个花炮，即使放上一百个也不会酿成这场夺走694条生命的大劫难啊！
由于61团紧靠中苏边境，当时中苏关系仍在恶化状态，华国锋刚继任主席不久。所以这个世界罕见的重大火灾死亡事故被保密下来。这场惊天大火发生后，据说外电很快就进行了报导，而我们内部却进行了严密的封锁，对外宣称是“苏修搞破坏、阶级敌人放的火”。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没人敢讲真话，更不敢触及火灾的成因。
当时我的父辈们在63团，他们都乘车到61团帮助埋人。埋人回来后几天都吃不下饭。694条生命呀！这是49年至今，在一场火灾中夺去生命数量最多的一次灾难！
下面是记者采访见证人讲述这次事故的详情。
1977 年2月18日，正月初一。新疆伊犁地区农垦61团场笼罩在一片节日气氛之中。这是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个新年，上年秋粮又获得了少有的丰收。农场的商店特地采购了大批的鞭炮和烟花。为了给节日助兴，初一一清早，农场宣传股就通过广播通知各家各户，晚上9点在露天场放映电影《战友》。
看场电影，对当时大多数农场人特别是少年儿童，还是件很有魅力的事情。
晚上8点多钟，农场宣传股马干事、放映组长柯玉奎和放映员小高已经将银幕挂上，放映机也架好了，小型汽油发电机“突突突”地欢叫起来。
看看手表，开演的时间还差十来分钟。小高放在放映机按钮上的手又移开了。手有些冻，脚也冷得发疼。他双手合掌，放在嘴边呵了口气，对柯玉奎说了声：“这天还真够冷的。”
柯玉奎下意识地踏了踏脚。其实他那双脚，也开始发麻了。气温仅有零下十二、三度。
如果把电影改到身后的礼堂里去放，至少是不会挨冻了。小高一边想着一边扫了一眼观众，约摸有个八、九百人的样子，放在礼堂里也是绰绰有余的。想到这，他走到柯玉奎跟前说：“老柯，我看咱们不如把电影挪到礼堂里面去放，外面太冷，人受不了，机器也受不了。”
“以前不都在外面放的吗？”柯玉奎觉得搬来搬去有些麻烦。
“你跟马干事说一声，他要同意了，咱们找几个人帮忙，三下五除二也就搬进去了。”小高搓着手道。
柯玉奎觉得也有些道理。
“马干事，咱们是不是挪个地方，到礼堂里面去放？”柯玉奎道。
马干事是宣传股专管文化这一块的。到礼堂里面放电影，照说也没啥，但他顾虑的是那里面的花圈。这可不是一般的花圈。这是毛主席逝世时，全场1万多人精心扎制的，如果谁给弄坏了，随便捡顶帽子给你戴上，说你对毛主席不忠，谁担待得了这样的罪名？
“能在外面凑合就凑合一下吧，再说这事也是政治处开会定的，要变，也得请示领导呀。”马干事说。
“嗨，这么点事，也值得兴师动众的？你是主管，你说句话我们就搬了。再说，你知道处里领导到谁家喝酒去啦？”小高快人快语。
“我看问题不大，人往前坐一点，只用半个场地就够了。”柯玉奎又说了一句。
“那……好吧，那就快搬。”马干事终于点了头。
一听说改到屋子面放映电影，观众席上已是一片混乱，人们争先恐后往礼堂里面钻。
转场只用了10来分钟的时间。礼堂里面，由于人们按吩咐不靠近花圈，尽量靠前坐，如同沙丁鱼罐头似的，一个挨一个地排满了人，几个调皮的男孩子互相投掷着点燃了的一寸小鞭炮、女孩子们因害怕而发出了尖厉的叫声。
地狱之门悄悄开启。
这座建于1964年的礼堂，连化妆室、广播室都包括在内，总面积不过760平方米，礼堂实用面积为609平方米。长42m，宽14.52m，顶高7.2m，墙高3.7m，有17个大窗户，7扇大、小门，屋顶是用木条插拼起来的棱形格椽，基本无梁，木板盖面，然后是两层油毛毡、三层沥青覆盖。这座礼堂，尽管室内没有固定座椅，但外景壮观，窗户别致，冬暖夏凉，也是文革中开批斗会、讲用会的主要场所。
1972年，农场曾经在正门的外面，又增修了一个柱廊。2个直径一米的大柱子，为礼堂增添了威武风采。
1975 年3月，上级主管部门决定在农场召开“学理论、抓路线、促春耕现场会”，场党委对礼堂进行改造修缮。考虑到落地式大窗不适合农场使用，就用砖将17个大窗从下往上砌起来，只留0.6m×1.4m的17个无玻璃窗洞。1976年2月，在二期改造工程中，又将南北3个大门堵死，其余的门不是上锁，就是用铁丝拧住。
看着这个不伦不类的庞然大物，有的职工说像监狱，有的人说像仓库。弄得当时的领导们脸上好无光彩。在礼堂的后半部份，大约占了120平方米的面积上，堆放着近千只各式各样的花圈。从地面往上，足足2米多高。
按中国传统习俗，花圈要么烧掉，要么放归墓地任其自然。然而，这些或大或小，或圆或方，或被扎成一个桃形以示忠心的花圈，已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灵光。既是神品，自然不敢妄加处理。岂止是农场这一级，县和地区也不敢处理。农场曾经想过，追悼大会开完以后，就召集各单位的支部书记们一起，把花圈烧掉。但又觉得不妥，就要政治处的同志请示上级，结果答覆是集中保管，听候处理。这样一来，花圈自然就得找地方保管起来。礼堂也就成了花圈们的栖身之地。
电影是9点半左右开始的。也许是片子太老了一些，缺少足够的吸引力，场子里的秩序仍然不太好。那几个调皮的男孩时不时地掷出几个小鞭炮，引出一片片惊叫。
小高有些急了。乘换片子的时候，他通过扩音机警告人们：“如果再有人放鞭炮，就不演了。”而且，在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里，重复两次。
但遗憾的是他并没有采取断然的措施。而马干事、老柯等人也同样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他们此刻最大的愿望就是凑和把电影演完，然后找几个朋友打打扑克或喝上二两。大年初一嘛，看电影不尽是些娃娃吗？有几个大人呢！
灾难发生在晚上11点15分左右。电影里，志愿军战士和朝鲜人民军战士已经拥抱在一起了。按正常速度，再有3、4分钟影片就该结束了。在礼堂的后面，花圈堆放起来形成的斜面上，有4个十一、二岁的小学生正无聊地坐在那里。电影吸引不了他们，因为他们根本就看不到一个完整的画面。
也就在这时候、那个叫张广辉的12岁的小学生，从口袋里拿出一枚俗称“地老鼠”的花炮说：“我这里有个‘地老鼠’，是个哑的。”
“走，到外面放去，这家伙在冰上转起来挺好看的。”同是12岁的许兵接上了茬。王建军也附和着说：“放吧，挺好看的。”
张广辉手上这个炮，其实并不是个哑炮，只是捻子烧到纸边上灭了，只留下一点点根子。
几个娃娃都没有动，谁也没站起来真正走出去。张广辉对火炮能不能放是没有把握的。正因为这一点，他心存侥幸，反正电影也快完了，不如点一下试试。他完全是在一种满不在乎的心态下，划着了一根火柴，然后吹灭了火焰，用阴燃着的火柴棍朝药捻处捅去。
眼前腾起一片耀眼的亮光，“地老鼠”已经从手指问飞了出去，带着哨音，钻进了花圈。立刻，一股火苗窜了起来。
“着火啦！”这几个孩子争相往后躲，并叫出声来。
纸花、苇杆、干树条子充分体现出了易燃性。而就在眼前的几个成年人，原本是想救火的，但不得要领。他们伸手就去拉那只已燃烧的花圈，没想到这一拉，立时给火焰加了氧，火苗迅速升腾起来，沿着表层花圈形成了3米以上的火柱，直刺屋顶，礼堂迅速变成了一座炼狱。
小高算得上是第1位组织突围的人。影片最多只需半分钟就可结束，他还是关掉了机器。他扭头看火时，火头已开始燃烧屋顶木椽。而下面，大片的花圈已使礼堂的后半部变成了一片火海。空气中已经夹杂着纸灰、沥青的臭味。他感到头“嗡”的一声大了许多，呼喊和哭叫响成一片，人们已经开始拥挤，有的孩子已经被凳子绊倒，被人挤倒。
人们潮水般地涌向大门。但就在这一时刻，竟然还有部份人心存侥幸心理，看见有人开始扑火，满以为这火烧不起来，更想不到会烧死人。因此，在最先退场的部份人中，居然还有人边退边向后张望。
火更大了。小高已经感到了灼热。看见门口缓慢移动的人群，他急了，用手电筒照着前面的人群高喊：“不要乱挤，快些出去！”门只有1.6米宽，人、凳子、椅子挤在一起，犬牙交错，再加上火已从头顶上压下来，逼得人们不得不低头，因此，在大门口实际己形成了一堵人墙。
小高无能为力。
柯玉奎听到了小高的叫喊，但没有人听从指挥。他清楚地知道，礼堂的7个门中，除了大门，只有化妆室这边的小门还能打开。他立即冲到了舞台上。这时，银幕上已经着火，屋顶上的电线也开始燃烧；浓烟在屋角那边打转。
柯玉奎凭着自己对舞台的经验，摸到了化妆室的小门前，就在这时，礼堂前半部的屋顶“膨”的一声都变成了明火，由木板和油毡、沥青构成的屋顶辟啪作响。沥青已经熔化，变成了燃烧的溶液，滴落下来，在人们的头上、脸上、衣服上燃烧。
柯王奎去拉那扇小门，没有拉动。想别门把手，手上没有任何工具。他有些绝望了，拚命地用肩扛、用脚踢，终于撞开了那扇门。但此时，化妆室的屋顶也已燃烧起来了。柯玉奎顾不上多想，直去开窗户。当他拉开窗户时，一股新鲜空气扑面而来……。
他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白云。这个14岁的男孩子生得聪明、机灵，只是个子矮。那天他和四、五个同学相邀，没带凳子，准备看一会就走。他们距大门只有6m远。
最初着火时，他们并没有在意，直到火大了以后，他们才开始往门口挤。白云个子矮，被挤散了。人流将他沿着墙壁推向了舞台那边。而他的几个同学，都挤到门口冲了出去。白云害怕了，但他的机智还是救了他。他上了舞台，这里距离小窗口只有2m多高。他看见舞台上有放道具的桌子，就移了过来，蹬着桌子，从窗户里拱了出来，一头扎在了墙下堆着的积雪里。一摸自己的脸，竟摸下一层皮来，这时他才感到疼痛，倒在了广场上……
张雷生是个高挑个的青年，他一看南面的大门已被堵死，便朝火小一些的北门跑去。这个门，是北墙上最西边的一个门。由于平时根本不用，所以早就用双股8号铁丝拧死了。
张雷生这一跑，引得不少走投无路的人都跟上来了，他被拥在最前边。到了门口，用手一摸，铁丝拧得像根麻花，不要说没工具，就是给你一把钳子，短时间内也弄不开。张雷生想到了破门。他用脚使劲踢了踢门，门板发出了空空的响声。有希望，他心里一喜，大声喊道：“你们往后退一点，我把门踢开。”但是，没有人肯听他说。后面涌上来的人群一下子把他挤得面朝外贴在墙上。他又急又气，双手撑住墙，用力一挤，才离开了墙壁。
火势更猛了。沥青挟着蓝幽幽的火苗，下雨一样往下落着。靠上面一些，火和烟已将氧气掠夺得令人窒息。张雷生的四周，无论大人孩子的头和身上，无一人不在着火、冒烟。
张雷生感到气喘不上来，每吸一口气，都觉得有火烟往肺里、喉咙里呛。他蹲下去了，这才感到稍微好受一些。他用棉衣蒙在头上，挡住了滴落下来的沥青，他已经清晰听到了屋顶上木头发出了辟啪的响声，他预感到整个房顶就要塌落下来。
也就在这个时候，他感到了一股凉气从下面袭来。抬起头来，发现北门靠下面的那块门，被外面的农场副业队排长等人角砍土墁砸开一个大洞。几个在前面的孩子已被拖了出去。
张雷生立刻来了力量，他顾不上门板上的木磋子撕挂，也从门洞里钻了出去……
农场里的人们，已经自发地拎着桶端着盆来救火。但此时，人们根本无法靠近火场。人们眼睁睁地看着南大门上的人们活活被火烧死。
消防车将礼堂的余火扑灭之后。守候在外面的数千名死难者的亲属和救援者都迫不及待地涌上前去，人们还在幻想会有活着的人，会等待他们去营救。
没有电，四处都是黑乎乎的。人们谁也不敢贸然进入礼堂的废墟之中，尽管此时，7个大门均被烧成了空洞。人们用手电筒往里头照，发现南大门和舞台下面，隆起了两座大包，透过烧毁的屋架，隐约可见人形残骸。由于浇入了大量的水，那两个大尸堆上，蒸腾着淼淼的白气。
直到这时，人们才彻底相信，再也没有人会生还了。男人和女人们大放悲声。凄凉的哭喊，一直传到很远的地方。
传得很遥远的还有电波。19日凌晨，恶性火灾事故的消息便传到县、地区、州和自治区，直至北京。
北京，烧伤病专家们急驶机场。
南京，由国务院抽调的1100张人造皮肤和医疗专家们，搭乘伊尔－18型客机紧急起飞。
地区工业局，也紧急调运了100m3圆木，连夜加工成板材，运往农场。天亮以后，第一批解放军官兵乘卡车赶到，开始清理现场。
处在最上面的一层尸体，头颅几乎全部被烧没了，肢体残缺，已成了一截一截的黑炭，有许多尸体已烧得粘连在一起。墙壁上，多处留下了人形痕迹。整个礼堂，狰狞恐怖。
汽车运来了白布。每个尸体2m，扯一块，包裹一具尸体，然后用汽车运到学校的礼堂里，一排一排地编号，等待人们认领。后来礼堂里摆不下了，就放到教室里，甚至连课桌上也摆了尸体。
死难的悲痛波及到农场的每一个角落。尸体清理完了以后的几天，失火的礼堂废墟里，夜夜都是高一声低一声的呼号，凄惨之极。
痛彻周身的悲恸，给人留下深刻的教训。防火意识的淡漠，无疑是思想上的原因。失火的那座礼堂，不具备任何消防设施，屋顶的沥青自燃点为375℃，而有助燃时，仅为175℃，况且屋顶是全木制结构的。据事后调查，汽油发电机所用的燃料油桶，起火时也在礼堂中，从起火到屋顶塌落，一共只有半个小时左右，而消防车还远在80km以外。等消防车匆匆赶来时，礼堂已如同一个填满了燃料的巨大炉子。
人们的麻痹大意，也使火魔有了可乘之机。就连花圈已经起火的时候，礼堂里大多数人都以为烧不死人。这玩笑开得太大了一些，他们中的许多人，都为自己的麻痹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而当时，包括农场的领导在内，都沉浸在节日的喜庆之中，有一位领导，当自己的孩子跑回来报警时，他竟还不愿相信，怒斥孩子“滚出去”。
1977年3月，国务院在关于这次火灾事故的指示中指出：“这场火灾，表面看是由小孩玩鞭炮引起的，但突出的反映了那里的领导思想麻痹，不负责任，制度松弛，组织涣散。平时不抓教育和防火措施，遇事又缺乏强有力的领导，导致小灾酿成大灾。”
假如当时放映人员按规定在露天场演电影，而不是擅自转移场地，灾难或许就不会发生；假如当那几个小孩子在场内燃放鞭炮时，立即被严厉制止，灾难也许就不会发生；假如那近千只花圈及早地处理掉，这灾难也可能不会发生；假如早有防火预案，一发生火灾能够有效组织人员疏散，损失会小得多……遗憾的是，这些善意的假设，已无法换回那694条生命。
那个放火的小男孩张广辉，在火刚燃起来时，就知道自己闯下了弥天大祸。他很聪明，趁着前面的人们尚未惊醒之前，他已冲出了门外。后来，他在父母的陪同下，去投案自首了。1977年3月，地区批准对他实施劳教，他被送到少年犯罪教养所。解教后，去了广东。
放映组长柯玉奎等人，被拘留了2年5个月，1979年地区批复，不再追究刑事责任，听说他去了湖北。
对此事负有责任的农场领导们，分别受到了党纪、政纪处分，调离了农场。
对于一个只有几千人口的小团场，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火不啻为天大的灾难：有的人家全家葬身火海，有的人家所有的孩子一个不剩命丧黄泉。活着的人悲痛欲绝，近乎疯狂，他们睁着发红的双眼四处寻找团场领导，而领导早已躲了起来。不知从哪里找到了团场的政委，愤怒的人群一哄而上，将其打个半死。那些侥幸没受损失的人家则大气也不敢出，悄悄窝在自己家里。这就是当时的实际情况。
将心比心，谁家遇到这样的变故能不悲伤，不愤怒!在失去理智的情况下，死者家属作出一些过头的事情原本是应该谅解的，但当时的上级领导却认为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发来电报要求团场抓人。在这关键时刻，有一个人头脑非常清醒，极富人情味，他就是已故的原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广电局局长、13岁参加革命的老八路、时任伊犁农垦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61团场大火后被派来兼任团场政委的马骥。他清楚地知道若机械地执行上面的命令必定会引起更大的骚动，这中间若再死人就是新的导火索，局面将越发不可收拾，因为这些失去孩子的人已经不想活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他立即面见当时的伊犁地委书记谢高忠，对他恳切地说：“老百姓太可怜了。现在，他们需要的是我们领导的体谅、帮助、关怀，即使关怀、体谅也弥补不了他们的损失。”谢高忠听他说得有理，便采纳了他的意见，平息了一场风波。
这是多么难得的情怀!须知这是在那个非正常的年代，一句话不当便可能导致一个人政治生命的终结。
当时马骥是2月19日晨接到通知后赶到火灾发生现场，负责火灾善后处理事宜。一些遇难者亲属因为悲伤和愤怒，便将怒气撒在六十一团场政委周政夫以及前来调查事故原因的中共伊犁地委领导身上。但实际上团场政委周政夫自己的女儿也在火灾中遇难。为了稳定群众情绪，2月底，根据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和中共伊犁地委的决定，马骥兼任六十一团场政委，负责处理“二．一八”火灾善后事宜。
在将遇难者全部安葬完后，由于迟迟见不到周政夫向群众请罪，情绪失控的几个遇难者亲属跑到“2．18”火灾墓葬集中地，准备将周政夫女儿的尸体从墓穴里扒出来示众。得知此事后，马骥立即赶到现场，并躺在周政夫女儿的墓地上对准备挖墓的群众说：“你们如果非要这样做，就先把我打死。只要我有一口气，就不会让你们做这种蠢事。”
马骥对情绪激动的群众说：“同志们，现在我们的心情还不难受吗？周政夫和你们一样，也是失去亲人的不幸者呀！谁愿意放一把大火把群众都烧死，难道周政夫愿意把自己的亲生女儿烧死吗？如果咱们再这样无休止地纠缠下去，可能会发生比火灾更悲惨的事件。如果你们想解恨，就把我埋了，我不怨你们，咱们再也不能死一个人了……”
在马骥的苦苦规劝下，这起事件最终被平息。马骥说：“既然组织上将重担交给了我，我就一定要处理好善后事宜，让群众满意，让组织满意。”
在 61团场工作的日子里，马骥每天都要到死难者亲属家里了解情况，处理善后事宜。这位1938年参加革命、打过日本鬼子、经历过无数次战争都没有掉过眼泪的老革命，每一次听到“2．18”火灾死难者亲属讲述亲人离去的事情时都会失声痛哭。马骥说：“这些死难者大多数都是孩子，可怜呀！”
马骥理解每一个失去亲人的家属的心情。“他们心里难受，他们接受不了这个残酷的现实。”30多年过去了，但只要一谈及此事，马骥仍热泪盈眶，“近700条生命就这么没了，谁不难受！”
由于担心群众情绪失控做出极端行为，当时，上级公安部门准备将一些“闹事者”抓起来。当民警前来61团场抓人时，遭到了马骥的强烈反对。他向上级领导反映意见，家里死了亲人谁的心情不难受？更何况有的家庭在这场大火中死了好几个人，他们几乎都疯了。这种情绪下做出一些过激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原谅和理解他们？
马骥认为，在对待群众闹事的问题处理上，措施宁右勿左。最终，在马骥的反对下，上级领导采纳了他的意见，没有抓一名闹事的群众。
为了使群众尽快从灾难的阴影中走出来，马骥极力支持死难者亲属回老家探亲，以缓解失去亲人后的悲痛，并鼓励他们联系调至其他单位。马骥认为，离开61团场这个环境，遇难者亲属的心情会好一点。
事实证明，马骥的这一做法非常正确，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少精神濒临崩溃的死难者亲属离开61团场后，痛苦渐渐得以缓解。
1978年7月，由于工作需要，基本处理完“2．18”火灾善后事宜的马骥调任伊宁市委副书记。在随后的近30年时间里，马骥再也没有回过61团场一次。
马骥说，他很想回去，但又不愿回去，他害怕看到团部那个礼堂，害怕路过离团部很近的“三大片”墓群。
30年后，年过八旬的马骥老人曾用一首七言诗表达自己的心境：
旧事重提泪满腮，
七百儿女入火海，
终生难忘悲惨事，
常闻父老哭声哀。
如今，这位令人尊敬的老人虽然已经作古，但他说过的那些掷地有声的话仍言犹在耳，声震如雷。
摘自衔橄榄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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