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闲话章含之

拯唯冬

江青有一句老挂在嘴边的话;"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阎王请你喝烧酒"。
章含之1935年在上海出生，2008年因肺部感染在北京病逝，享年73岁。

拯唯冬

样板戏京剧"沙家浜"智斗这一场戏中，忠义救国军参谋长刁德一有句词，
唱道;"这个女人不寻常"。凡经历了文革或对文革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
这个女人有戏的确不寻常，开个帖慢慢聊吧。

晓寒

2010年开过一贴来讨论乔冠华。拯兄可以看看李大兴兄的发言。时隔四年，读书和阅历都多了一些，感觉我那时的看法真是肤浅幼稚，大兴兄的看法才是对的。

http://www.yantan.cc/bbs/viewthr ... =%C7%C7%B9%DA%BB%AA

李梓铭

才子佳人，政治婚姻，各取所需，机关算尽太聪明，顾影自怜惹人同。

拯唯冬

俺菜鸟一个初来乍到
李老您老人家是肚中有料的，捧个场吧。

李梓铭

老拯您也太谦虚了啊，一定捧场。

拯唯冬

一位在二十一世纪活跃的作曲家是这样评价她的:
“她是标准的上海女人。就像《花样年华》里的房东太太，说的上海话比我们都要纯。虽然我们同年，但她像是长我一辈的老上海。“她的风姿、风度完全是一个‘上海大女人’的形象，她打扮入时但很有分寸，熟谙国际事务，操一口纯正牛津腔英语，但同时又是性情中人。”
恕我直言如果将一个人的历史掐头去尾捡起优点来说无疑它是完美的。

拯唯冬

章含之养父章士钊，三朝元老。
毛与周恩来，乔冠华都称其为"行老"对中共有恩的糟老头一个，是解放后在北京城特批能有
大烟土供应为数不多的党外人士之一，每月享受毛生活补助二千大洋的极品人物。

天马行空

乔老爷在毛死后不久  在联合国期间有过与苏联代表接触  希望当时的苏联政府能有武力支持江上台  被苏联代表推脱  这应该是乔后来被邓差点整死的原因之一   章则被软禁在上海  几乎自杀

708614

章含之养父章士钊，三朝元老。
毛与周恩来，乔冠华都称其为"行老"对中共有恩的糟老头一个，是解放后在北京城特批能有
大烟土供应为数不多的党外人士之一，每月享受毛生活补助二千大洋的极品人物。
拯唯冬 发表于 2014-2-20 02:29

俺的记忆中，似乎是每年二千元 RMB，不是每月。

天马行空

  鲜为人知的〝四人帮〞组阁名单

2014-02-20 09:34 AM  0 4 2 2

近日，网络流传〝四人帮〞组阁名单。据悉，1976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帮〞，从王洪文家抄出了一份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拟定的组阁名单，上面还有王洪文批改的笔迹。



今天我们来看这份组阁名单，似乎有很多想法和议论：〝白卷先生〞张铁生当教育部长，会把我国教育引向何方？杨春霞当文化部长，是不是就只有样板戏，没有文 化繁荣的春天？更重要的是〝四人帮〞篡党夺权，中国共产党的命运如何？中国将走向何方？凡此种种，当然有许多是政治家们理论的，但不能违背民心这可是前 提。

王洪文批改的〝四人帮〞内阁名单是：

一、中共中央

主席:江青

副主席:张春桥 王洪文 姚文元 孙玉国[1] 毛远新

政治局常委: 江 青 张春桥 王洪文 姚文元 孙玉国 毛远新

谢静宜[2] 张秋桥[3] 王秀珍[4]

政治局委员: 江 青 张春桥 王洪文 姚文元 孙玉国 毛远新

谢静宜 张秋桥 王秀珍 迟 群[5] 刘湘屏[6] 陈阿大[7]

庄则栋[8]乔冠华[9] 黄金海[10] 于会泳[11] 浩 亮[12]

共青团中央书记:黄 帅[13]

二、全国人大

委 员 长:王洪文?

副委员长:马天水[14] 殷承宗[15] 杨春霞[16] 刘长瑜[17]

三、国务院

总 理: 张春桥

副总理: 姚文元 谢静宜 王秀珍 陈阿大 马天水 庄则栋 于会泳

黄金海 乔冠华 浩 亮 刘湘屏 迟 群刘庆棠[18]?

四、国务院主要部委

国防部长:王洪文

公安部长:祝家耀[19]

农林部长:徐景贤[20]

财政部长:金祖敏[21]

教育部长:张铁生[22]

文化部长:杨春霞

卫生部长:刘湘屏

对外友协主任:章含之[23]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冯国柱[24]

五、编者加注不大熟悉者简介：

鲜为人知的〝四人帮〞组阁名单

[1] 孙玉国，1941年8月出生辽宁丹东。1961年9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69年中苏珍宝岛事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授予战斗英雄。曾任第十届中 共中央候补委员。1969年6月后任陆军副团长、黑龙江省军区独立团团长。1973年12月任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1974年2月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年 仅32岁。1975年1月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76年粉碎〝四人帮〞， 1977年7月1日，经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孙玉国被勒令停职审查。同年10月5日，经党中央批准，免去其军区副司令员职务。1982年11月18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和中央军委纪委对孙玉国的审查结果作了批复：经中央军委批准，同意你们对孙玉国同志所犯错误的审查结论和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按 正团职做转业处理。1983年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七四四六工厂第二厂长、沈阳军区后勤部经贸局进出口部总经理、经贸局总经理助理、副局长。现已退休。

[2] 谢静宜，1935年出生河南商丘，中国知名的大人物。1952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军长春793部队（今解放军电子学院）毕业，后入中央办公厅机要 局工作。195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9年担任毛泽东的机要秘书，1968年后，谢静宜被毛泽东安排任北京大学党委常委，清华大学党委常委，副书 记，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依然身兼毛泽东的机要秘书），1970年任北京市市委常委，1973年任北京市市委书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同年在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75年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谢静宜是毛泽东点名做北京市委书记的人，她是毛泽东身边工作 人员荣任最高级别官员的人。文革中，谢静宜掌控了清华、北大的一切大权，充当江青的打手，揪斗刘少奇、王光美，攻击周总理，污衊邓小平，对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元帅、将军们，都不放在眼里。在北大、清华，参与了对学校许多干部、教授、教员、学生的迫害。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谢静宜被撤销党内外职务，依法逮捕。1977年10月4日，中共北京市委作出《关于开除迟群、谢静宜党籍的决定》。《决定》 称迟、谢〝充当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急先锋；他们罪行严重，民愤极大。市委决定永远开除迟群、谢静宜的党籍，并撤销他们党内外的一切职务。〞（以上见中 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北京历史大事记1949－1978》，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页344、353、357）。1981年1月，在审判〝四人帮〞余党迟群时，迟群〝以参加反革命集团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出狱后不久得癌症死去），与迟群同案的谢 静宜因坦白认罪较好，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对其免予起诉。如今，谢静宜早已从北京市委某单位退休，家在北京土城路塔院的一栋旧楼里，丈夫苏延勋（原空军党 委办公室）已经去世，过着极其普通的生活。

[3] 张秋桥，（1920~2010）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1920年9月出生，巨野县巨野镇三街人。1937年12月到延安，1938年3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建立后，先后任中央军委《八一杂志》社副总编辑，《解放军报》记者处长、副总编辑、社党委第一副书记，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 1963年任军报副总编辑，即为总政治副部长职。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被审查数年，1984年底以副军职离休。2010年11月因病逝世，享年90岁。

[4] 王秀珍，1934年出生辽宁省辽阳市，1956年，进入上海国棉三十厂工作。1966年，开始参与文革运动，并当选为国棉三十厂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此后组织一月风暴，紧跟王洪文参与夺权并成立上海公社，当选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九、十届中央委员，1971年，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上海武装叛乱的组织者、指挥者，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被逮捕关押，1978年1月，王秀珍被开除党籍。1982年，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7年，剥夺 政治权利4年，1994年2月刑满释放。

[5] 迟群，男，1932年生于山东省乳山市，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任8341部队政治部宣传科副科长。国务院科教组副组长。1968年7月成为进驻清华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负责人之一，担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主任是8341部队的张荣温）。文革后期清华大学实际掌控者，〝梁效〞写作小组主要负责人之一。1976年10月与四人帮一同被捕，被免去职务并开除党籍，1983年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判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出狱后因癌症去世。

刘湘屏，第三任卫生部长，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谢富治的老婆。

[6] 刘湘屏，1920年9月出生山西解县。1931年参加红军。1934年参加长征。1937年入抗大学习，期间和谢富治结婚，此后担任过平顺县县长等职。建国后，曾任中共昆明市委书记处书记、农业机械部计划财务司司长、农业机械部计划司司长等职。文革期间，投靠江青反革命集团，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卫生部部长。文革期间，投靠江青反革命集团，积极迫害谭震林等老同志，作了不少坏事。1970年6月任1机部革委 会副主任。1973年7月任卫生部部长、革委会主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1976年10月被撤职，1985年8月被开除党籍，曾任中共10届中央委员。

[7] 陈阿大，1942年5月生，原籍浙江省绍兴县陶南乡。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在文化大革命中靠打砸抢起家的帮派分子，是王洪文的〝小兄弟〞和〝五虎将〞之一。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后，陈阿大同〝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一起，被逮捕关押。1982年8月21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分 别对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重要案犯徐景贤、王秀珍和陈阿大、叶昌明、黄金海、戴立清、马振龙、朱永嘉进行公开审理，作出判决。陈阿大被判处有期徒刑16 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8] 庄则栋，1940年8月出生江苏省扬州市，中国著名男子乒乓球运动员，曾获得第26—28届世乒赛男子单打冠军，1971年4月，在日本参加第31届世乒赛期间，冒着风险，结交美国运动员，打开了中美两国友好的大门；曾任国家体委主任，中共十届中央委员，第三、四届全国人大代表；1976年10月，粉碎 〝四人帮〞，庄则栋被关入北京卫戍区审查了4年。庄则栋无法想通，〝四人帮〞这样的人怎么也会倒台。自己在任国家体委主任期间，分房不要，远在塔城的妹妹 要调回来不让，紧跟毛主席身边的人怎么会有问题？隔离审查4年。2013年2月10日，在北京佑安医院去世，享年73岁。

[9] 乔冠华，1913年3月28日出生江苏省建湖县，早年留学德国，获哲学博士学位。抗日战争时期，主要从事新闻工作，撰写国际评论文章。1942年秋到重庆《新华日报》主持《国际专栏》，直至抗战胜利。1946年初随周恩来到上海，参加中共代表团的工作，同年底赴香港，担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外交部外交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外交部副部长、外交部部长等职。1976年后，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顾问。1983年9月22日在北京逝世。

[10]黄金海，1935年出生在上海，上海国棉三十一厂工人。〝文化大革命〞初，黄金海和上海国棉十七厂王洪文组建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紧跟王 洪文，成为王洪文手下在上海的〝五虎将〞之一。1967年2月，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张春桥成了革命委员会主任，姚文元、王洪文成了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黄金海当上了革命委员会常委、革命委员会财贸组负责人、上海军委会常委，他和王秀珍等组织、指挥了上海的武装叛乱。黄金海在〝四人帮〞心目中，一直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粉碎〝四人帮〞后查出来的〝四人帮〞准备上台后的〝组阁〞名单中，黄金海赫然被列为〝副总理〞人选，排名十三个〝副总理〞中之八。1976 年10月粉碎〝四人帮〞，黄金海被逮捕，1982年8月21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分别对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重要案犯徐景贤、王秀珍和 陈阿大、叶昌明、黄金海、戴立清、马振龙、朱永嘉进行公开审理，作出判决。其中，黄金海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11]于会泳，1926年生出生山东省威海乳山市，文革时期的风云人物。于会泳曾参加〝样板戏〞的音乐创作，得到江青的赏识，后为江青的文艺革命尽忠尽力，江青也对这位有才华的音乐家还以厚报，从而平步青云，先后担任中共九大代表，九大主席团成员，国务院文化组副组长，十大代表，中共十届中央委员、中华 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1976年10月被定为〝江青反革命集团〞成员而隔离审查。在隔离审查期间服毒自尽。 1983年4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开除其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12]浩亮，1934年生于梨园世家。他6岁随父学艺，10岁进入上海戏剧学校，1956年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2年调到中国京 剧院一团，拜师于李少春门下。

1964年2月，中国京剧院排现代戏《红灯记》，扮演主人公李玉和，在舞台上频频亮相。1965年第6期《戏剧报》刊登了钱 浩梁在《红灯记》中扮演李玉和的剧照，从此他开始走红全国。文革中追随江青，1976年粉碎〝四人帮〞，被隔离审查。1981年，经过长达五年的隔离审 查，浩亮被定为〝犯有严重政治错误，免于起诉。〞文化部副部长刘复之找他谈话，鼓励他改正错误，重新做人，耐心等待组织上对他的工作安排。年底，浩亮恢复 了钱浩梁的名字，怀揣着一张〝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开除党籍，降一级工资〞的〝组织决定〞，回到了中国京剧院的家——魏公村一幢筒子楼的两间背阴 小屋。1983年起到石家庄河北省艺术学校教京剧。

[13]黄帅，1960年生于北京。1973年，作为小学生的她在北京的政治舞台上〝反潮流〞。以反对〝师道尊严〞为主要内容的日记摘抄被《北京日报》加编者按发表，姚文元又指示在《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并再加编者按语。12月28日又在头版头条位置全文转载，此后，全国所有报纸转载发表，还在中国教育界掀起了〝 破师道尊严〞，〝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浪潮。几天之内，黄帅就成了中国家喻户晓的〝敢于反潮流的革命小闯将〞。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让这黄帅到处演 讲，在教育战线上大做文章。中国各中小学迅速掀起了〝破师道尊严〞、〝横扫资产阶级复辟势力〞、〝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活动。许多地方也树立了黄 帅式的反潮流人物。学校对学生的严格管理被指责为搞〝师道尊严〞、〝复辟回潮〞，许多学校出现了官员管不了、教师教不了、学生学不了的混乱局面。十二岁的 〝反潮流英雄〞黄帅和〝交白卷英雄〞张铁生，成为江青等人在教育体系树立的〝造反榜样〞，政治运动的工具，也是社会畸形的产物。

推荐阅读：〝文革反潮流〞小学生黄帅的悲喜人生[组图]

1979年9月，在中央领导的关怀下，黄帅被北京工业大学录取，1984年8月毕业，分配到北京计算机技术研究所工作。1986年，赴日本留学1993年3月，获得东京大学〝学术硕士〞学位，到日本三和综合研究所工作。1998年12月，回到中国，到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工作。

[14]马天水，1912年出生河北唐县。193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全国解放后，马天水调到安徽省任省委副书记，分管工业生产和经济工作。上世纪50年 代后，他被调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专管工业。张春桥的资格没有马天水老，原来在党内的地位也没有马天水高。〝文革〞开始后，张春桥凭藉江青的推荐和 毛泽东的提携，当上了〝中央文革〞副组长。马天水一度对运动影响生产有所不满，甚至在全国工交会议上发过牢骚，当场受到主持会议的林彪的批评。事后，张春 桥找马天水，希望这匹〝识途老马〞及早转弯子。1967年初，林彪、江青、张春桥、陈伯达、姚文元等人勾结在一起，首先在上海进行篡权活动，刮起了所谓的 〝一月风暴〞。 1972年，王洪文从上海调到中央，马天水受命主持上海的日常工作，参与〝四人帮〞在上海叛乱武装的组织、指挥。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被隔离 审查。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中，马天水被宣布为〝四人帮〞死党；1978年，马天水被开除党籍，并以反革命罪被正式逮捕。1982年，上海市司法部 门宣布：〝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重要案犯马天水，在关押期间，于1978年患反应性精神病，丧失供述、申辩能力，经司法医学鉴定属实，上海市公安局依法 中止预审，待病愈后再予追究。〞1982年保外就医，1988年11月15日，马天水死于精神病院，时年77岁。

[15]殷承宗，1941年，出生于厦门鼓浪屿。中国音乐家、钢琴演奏家、作曲家；12岁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入学两个月后被苏联专家谢 洛夫选入专家班；1959年殷承宗参加了维也纳第七届世界青年联欢节钢琴比赛，荣获第一名；1960年赴列宁格勒音乐学院深造；文革期间因成功改编、演奏钢琴伴唱《红灯记》和钢琴协奏曲《黄河》而迅速走红，并与访华的奥曼迪、阿巴多等指挥大师有合作；目前录制有20多张唱片，其中他在1971年同中国中央 乐团合作的〝黄河〞钢琴协奏曲唱片发行了数百万张。粉碎〝四人帮〞之后，殷承宗被作为〝四人帮在中央乐团的代表〞，受到四年政治审查。

[16]杨春霞，1943年生于上海，祖籍浙江宁波。表演艺术家，京剧旦角演员。1955年考入上海市戏曲学校，初习昆剧旦角，得朱传茗、方传芸传授。1959年改学京剧，师承言慧珠、杨畹农。1961年毕业，入上海青年京昆剧团。同年随团赴香港演出神话京剧《白蛇传》、传统京剧《杨门女将》，由于她扮 相俊美，演唱动人，反响强烈，受到当地媒体的高度评价。

1964年，她随中国艺术团访问西欧意大利、法国等6国，担任《拾玉镯》主演。这次演出也使她在上海的名声大振。1973年调入北京京剧团《杜鹃山》剧 组，主演柯湘，在唱念表演上都有新的发挥。她曾在电视剧《西游记》中扮演白骨精。文革中追随江青受审查。

[17]刘长瑜,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1942年1月出生在北京的东四八条。

[18]刘庆棠，1932年生，辽宁盖县人。早年学习舞蹈。建国后，被送到苏联学习芭蕾舞。回国后，在中央歌剧舞剧院芭蕾舞剧团任演员、演员队副队长。后加入党。〝文化大革命〞期间，任中央芭蕾舞剧团革委会中共核心小组副组长、中共中 央芭蕾舞剧团党委书记、文化部副部长、中 共十大主席团成员、第四届全国人大主席团成员。1976年10月后被隔离审查，并被开除党籍。1983年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和诬告陷害罪判处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随之，妻子与他离婚，子女与他脱离关系。

[19]祝家耀，1937年12月出生浙江杭州，1955年3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9年5月转业到上海五七○三厂厂劳资科工作。1967年1月至1973年6月在上海〝工总司〞工交组、组织组工 作。1973年6月至11月为上海市机管局负责人。1973年11月调公安部，担任党的核心小组成员。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在上海被隔离审查。1984年6月被开除党籍，回上海五七0三厂劳动改造。1994年赴美国定居。

[20]徐景贤，1933年12月出生上海奉贤，1951年8月参加工作，1953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九届、十届中央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革委会副主任。〝文革〞中的风云人物。他本来是上海市委 写作班的党支部书记，〝文革〞初期带头造上海市委的反，〝一月风暴〞中进入上海市革委会，后来又成了上海市委书记，在上海滩的权势仅次于张春桥、姚文元，人称〝徐老三〞；此后张春桥和姚文元，还有后来居上的王洪文，都到了北京工作，徐景贤身为上海市委书记，实际上成了上海的头号人物。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抓的消息传到上海，徐景贤召集同党举行会议，准备武装反抗，在上海被逮捕，1980年5月被开除党籍。1982年8月21日，上海市高级人民 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分别对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重要案犯徐景贤进行公开审判，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1992年6月至1995年5月 保外就医。1995年5月起刑满释放在家。2007年10月31日夜在上海病故，终年73岁。

[21]金祖敏，1934年11月生于浙江绍兴。1950年1月参加工作，在浙江省绍兴西富陵村任职教师、绍兴市文教干部学校政治辅导员、上海电机厂车工、工段长。1960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文化大革命期间参加工人造反组织，为负责人之一。1967年6月至1969年4月在上海市委工业组、总工会、组织组工作。1969年4月任中共上海市委组织组和上海市革委会组织组负责人。期间还曾兼任上海市总工会副主任、全国总工会筹备组组长等职位。1976年 参与组织上海暴动，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被逮捕，关押在北京监狱接受审查，1982年7月被开除党籍，免予起诉，回上海探矿机械厂当工人，劳动改造。1994年9月，任美国新港公司驻沪办事处总经理。1997年9月27日在上海去世。

[22]张铁生，1950年出生辽宁兴城。文革中的〝白卷英雄〞 1968年中学毕业后，到辽宁兴城县白塔公社枣山大队第四生产队插队当知青，后任生产队队长。1973年，张铁生被推荐参加大学考试。6月30日，在理化 考试时，他仅做了3道小题，其余一片空白，却在试卷背面给〝尊敬的领导〞写了一封信，发泄对文化考试成绩不理想的不满情绪。同年7月19日，《辽宁日报》 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了张铁生的信。编者按说：〝张铁生的理化这门课的考试，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问题，却交了一份颇有 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8月20日，《人民日报》又转载了张铁生的信，又另加编者按语〝这封信提出了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 确实发人深思。〞随后，全国各地报刊纷纷转载，张铁生一夜之间成了名噪全国的勇于交〝白卷〞的反潮流英雄。同年，张铁生顺利地被铁岭农学院畜牧兽医系录 取，加入中国共产党。1975年，第四届人大在北京召开，张铁生当选为人大常委。江青、王洪文亲自接见他，以示笼络。同年8月张铁生升任铁岭农学院领导小 组副组长、党委副书记……从此，红得发紫的张铁生开始频繁参加社会活动，成了绑在〝四人帮〞战车上的一名打手……

推荐阅读：张铁生：一代〝白卷英雄〞再成风流人物[组图]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张铁生被逮捕关押，开除党籍。1983年3月23日，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判张铁生反革命案件，判处有期徒刑15 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1991年10月刑满释放。张铁生出狱后，和另外三人创办了饲料公司，目前他所在的公司净资产过亿元，是拥有17家子公司的大集 团。张铁生任集团公司商政总监外，还兼任监事会主席。当时光流转到2003年时，张铁生又成了公众视线中的新闻人物。

章含之，乔冠华的第二任妻子；乔冠华，章含之的第二任丈夫。

[23]章含之,中国著名外交家。1935年生于上海，生母名为谈雪卿，上海滩上有名的交际花，与军阀陈调元之子陈度两人未婚同居，怀孕之后不愿为妾。陈 调元请章士钊出面调解私了，将谈雪卿所生女儿托付给章士钊，章士钊将其收为养女，取名章含之。1953年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1960年，英语系研究生部毕业，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任教。1963年受邀成为毛泽东的英文教师和英文翻译。1966年，丈夫洪君彦被作为陆平黑帮被揪斗、抄家、监督劳动。1971年 3月末，章含之调外交部，曾任副处长、处长，不久又提升为副司长，与王海容、唐闻生、齐宗华、罗旭合称〝外交界五朵金花〞。文革中也犯了错误，尤其是文革 后期参加了四人帮发起的对周总理的批判，但得到了毛泽东的谅解。1982年12月22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委托习仲勋、陈丕显，在中南海约见乔冠 华和章含之，他们两位详细询问了乔冠华的病情，最后习仲勋代表中央说：〝过去的事情一风吹了，一笔勾销。〞章含之安排任对外友协常务理事。 2008年1月26日8时20分，章含之在北京朝阳医院病逝，终年73岁。

[24]冯国柱，1920年出生浙江宁波，1939年入伍，曾任中共江苏省东海县委组织部长、八路军东海南挺支队三团宣传科长、主任，盐城、建阳地委副书 记兼军分区副政委，华东警备102师、农业建设第八师、建筑工程第五师政委。华东建筑工程局副局长、党委书记等职。1958年后，历任上海市建工局党委书 记、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长、市机电局局长、党组书记、中共上海市委外市领导小组副组长、市人委外事办公室主任等职。1971年起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市革 委会副主任。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被隔离审查。1984年4月，中共上海市委《关于冯国柱的审查处理决定》指出：〝冯国柱在‘文革’期间犯有 严重错误和罪行，在审查期间陆续做了交代，经中共中央批准，对冯国柱不予起诉，给于开除党籍处分。〞

天马行空

晚年刘庆棠回忆：我在秦城监狱偶遇江青

時間：2014-02-19 05:45

刘庆棠，1932年生，辽宁盖县人。早年学习舞蹈。建国后，被送到苏联学习芭蕾舞。回国后，在中央歌剧舞剧院芭蕾舞剧团任演员、演员队副队长。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文化大革命”期间，任中央芭蕾舞剧团革委会中共核心小组副组长、中共中央芭蕾舞剧团党委书记、文化部副部长、中共十大主席团成员、第四届全国人大主席团成员。1976年10月后被隔离审查，并被开除党籍。1983年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和诬告陷害罪判处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本文作者陈徒手采访小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因为原在中芭工作、邻居张京海老师夫妇的介绍，有幸认识刘庆棠老师，开始长达二十多年的交往。他是我少年时代的偶像，他所塑造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党代表洪长青的形象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是万分痴迷。他是个爱聊天的人，闲谈中说了很多旧事。我在1998年7月15日、2001年1月31日时曾详细笔录他的口述，现根据此记录原稿稍加整理成文。刘庆棠老师已于2010年夏天病逝，带走了一生的沉重叹息。他曾有写作回忆录的计划，可惜天不假以时日，来不及对自己一生的成绩和教训做一个真切的总结。现在整理的口述稿只是从他自己的角度，讲述了他所经历所知道的一些事情，一定带有以往历史的苦涩痕迹和片面性。

留着山羊胡子的姚文元

我与姚文元初次见面是在1968年，在样板戏剧团大会上见到的。

八十年代初期，在秦城监狱专案进行得差不多，一拨拨人走了，人变少了，就让我们几个一块儿看电视。看电视时，谁跟谁在一起，都有安排。我和迟群、王洪文三人在一起看了好几个月，姚文元突然加进来了，我们都没有思想准备。第一次他来时留了胡子，山羊胡子竟留到胸前，秃了头发，跟我们打招呼，比过去开朗热情，很愿意讲话，他说：“你们都在这，都在这……”、“今天我们一块看，多几个人看热闹……”

工作年代他的话很少，让他讲才讲，不会主动讲话，是个挺闷的人。他在台上时很少开玩笑，在公开场合显得拘束。开会时要是周总理、江青在场，都要特意提醒一句：“文元同志说点意见……”他才会说一点。

我惊奇地问他：“怎么留起胡子？”他说：“好啊，留了胡子显得老成……”说着就哈哈大笑起来，变得十分爽朗。在看电视的过程中，他会主动评论。在我的印象中，他评价过女歌唱演员王静的唱法，还有一个殷秀梅是中央广播乐团的，这个团原来归姚文元领导，他对这个团的演员比较了解。有一次电视里播殷秀梅的独唱，他评论了一段：“在女高音中，殷秀梅是最好的，声音表达得好，情绪好……”他问我们觉得如何？我说：“你说得对，她学了美声，同民族唱法相结合，过去唱革命歌曲没有全用美声……”王洪文、迟群在一旁说：“你们是专家，要说起专业评论，我们是外行，懂得少，只是看热闹……”

姚文元原来内向安静，好看书。我觉得他到了秦城后性格是有一点变化。有一次看电视时我问他最近在做什么事？他说：“看书，写点东西……”后来监狱里我认识的小朋友（指看守）告我，姚文元写了一本哲学方面的书稿，是谈辩证法的，他要求出版。

当年我是42岁，他有47、8岁，看上去显得老了，但他的身体素质还可以，还是显得健壮。他老跟我说：“锻炼锻炼啊……”我说：“我每天都锻炼……”他说：“我也锻炼……”他问我：“你看我怎么样？老成一点？”我说：“是起了作用，老一点了。”他听了就“咯咯”笑起来。过去他很少开玩笑，很严肃的，现在也说说笑笑，有时还笑得特别大声。迟群就愿意跟他开玩笑，逗了说。


想骂就骂的王洪文

我一开始是和公安部一位姓赵的副部长一起看电视，他是井冈山时期的老红军，曾当过成都军区政委。谈到自己的事情，他说：“我一点都不后悔，是毛主席让我来公安部的。”

后来我和王洪文、迟群一块看电视，长达两年时间。屋里有两排沙发，一长一短，我们请王洪文坐前排，他愿意坐后排，说坐在后面便于议论。我们每人配属的卫兵也坐在后排，但他们都是小年轻，知道我们不会出事，他们尽在门外玩，等电视结束了才陪着我们回去。我们一般从晚上七点开始看，一直看到节目都没了，中间就是七嘴八舌评电视剧和文艺节目，会说哪位演员好，哪部戏好。

有一段时间突然加进来一个老广，五十五岁左右，不说姓名。小兵们说这个人原是总参搞情报的，出了大问题，出卖了什么重要的地下组织，所以请他回来开会就扣住，判他死刑，缓期执行。迟群和我心里明白，知道他想打进我们圈子，刺探情况，想立功减刑。小兵说：“你们要小心，他不怀好意……”我们说：“我们哪能看不出来……”我们知道这是一个钉子，合计把他拔走。

问他姓名、单位，他不说，我们就火了。王洪文刚好此时来了，他跟我们熟，有说有笑。老广问我们，我们不直接回答，防着这个人。

王洪文后来是什么都敢说，怎么想就怎么说，无所顾忌。1984年国庆阅兵，我们是当天晚上看了，第二天监狱方面又来征求意见，我们都说：“没看够，还想看。”王洪文说：“对对，我们还想再看。”监狱负责审查的人希望我们看，好收集我们的反应，就说：“没问题，明天还放，重播一次。”结果转天白天又看了一遍，就王洪文和我两个人。王洪文评说一些，讽刺邓小平等台上的中央领导。他这样说时，屋里人很多。他们这样问我：“老刘，这么大的阅兵，看了有何感受？”我也没多说什么。

记得有一次王洪文跟我们去看那几块菜地，就当着散步锻炼。走着走着他突然间摔倒，迟群和我赶紧伸手搀扶他，但没抓住。卫兵不让我们动他，对我说：“老刘，他已经犯过好几次了，你们千万不要搀他，你们要搀他，十分钟才缓过来；不搀他，五分钟就缓过来了……”我们就坐在马扎上看着他，果然五分钟后他的手脚能动了，卫兵就上前扶他坐起来，拍他身上的土，他脸色还是刹白，眼睛睁不开。等他坐两三分钟后，想站起来，我们和卫兵搀他走了一圈，脸色就正常了。他主动问我：“庆棠，刚才我是不是患病呢？眼前一黑，什么都不知道。看你们的神态，看我身上的土，我知道自己又病了……”他说，已摔过一二十次，大夫说是植物性神经紊乱，脸都摔破几次。

他后来悄声地跟我说：“过去曾有一个星期摔过两次，现在大家在一起，心情好，半个月才摔一次。”

王洪文原来身体是很好的，茅台酒能喝两瓶，酒量接近周总理。记得当年“文革”中我们在京西宾馆开会，晚上大家一块到我们屋里坐一会儿，准备洒、花生米。就在这时，许世友司令来了，他一进门就说：“我就知道你们有酒，喝喝……”喝到兴致，他跟王洪文、我们几个人一一掰手腕，是一个有趣的人。

后来，迟群有病先离开秦城，国庆阅兵后又查出我得了肝炎，让我住院，只剩下王洪文一人。以后他的情况就不了解了，可以想像他的心情不会太好。

王洪文是想骂就骂，其实他谈论政治很少。姚文元与王的性格不一样，做事说话有分寸，我没有听见他与人吵架。迟群和我从来不乱说话，要经过思索才说一些。迟群和谢静宜是毛泽东身边的人，了解的事多，说话更谨慎稳当。

晚年刘庆棠，“洪常青”的精气神犹在。


不说话的张春桥

张春桥后来很少说话，别人说好的不回答，说不好的更不回答，一般人达不到这种境界。他在秦城得了膀胱癌，请了原周总理治疗组吴阶平等6位大夫来看病，手术很成功。我在秦城无意中碰到他一次，看到他头发光了，显得很胖。

后来我住在公安部所管的复兴医院，一位刘姓大夫告诉我，住在隔壁病房的是张春桥，见到来访的公安部部长，自己照样看报不搭理。部长说：“张春桥，最近身体怎么样？”不搭话。部长又说：“你对我们有什么不满意，可以提出来。”张春桥还是不说话。旁边的人急着说：“张春桥，部长问你，你回答，你应有礼貌……”张春桥依旧不吭声，部长只好说：“今天先说到这，等有机会下次再说……”

可是没等部长出了房，张春桥就跟大夫们说话，非常有礼貌。

依我的观察，以前工作时张春桥确实话很少，别人说话他认真听，最后才说几句。江青、上海那些人佩服他，都听他的。讲一个比喻，如果张春桥说奔东，原来说去西的江青也只好改变，也奔东去。

毛主席病重时曾提出想看影片，甚至提了三看三不看的原则。这个事情就由我、广东省委书记韦国清、香港港澳工委梁某某负责，向香港邵氏电影公司借来中外影片五百部。我事先审查片名和材料，然后打电话告张耀祠、张玉凤、毛远新，让他们到发行公司去取片子。

1977、1978年批判我时，提及这件事，就说我是巴结江青、张春桥，好像特意要给张春桥看电影，上纲上线很高。我说，你们冤枉张春桥，他爱看报纸，就是不愿意看电影。每逢节日上映新片前，我要打好几次催促电话，让他赶快审查，说：“五一节要上映，再不审查就来不及印拷贝呢。”他才答应说：“第二天一起床就看……”审片时，他意见不多，总是说：“同意你们的审查意见，很好……”有时也会提几个小地方修改，江青、姚文元在这方面提意见提得多。

政治制度有问题，制约人，这样管制延长了很长的时间，管得那么严。审查电影万一错了，谁敢承担责任，谁都害怕。

我听张春桥说过，他不爱看电影，爱看书、看报纸，每天都要看香港几个代表性的报纸，养成习惯。

张春桥与邓拓曾经在《晋察冀日报》一块工作过，他当过邓的副手。1965年底批《海瑞罢官》之前，张春秋偷偷地向邓拓通风报信。1976年11、12月间，当时邓拓、“三家村”还没平反，《人民日报》刊登了批判张春秋的长篇文章，里面就提到张春桥给邓拓报信的事，把邓拓和张春桥都一块骂了。当时我们关在西直门国务院第二招待所，看到了报纸，这一段话我印象很深，因为觉得突然，没有想到还有这样的事。我反复想这件事，觉得张春桥与邓拓有私人关系，在大风浪来临之前，他冒着风险通报只是希望老领导邓拓要有思想准备，能沉住气。


江青与文艺界二三事

我见过江青与周总理争执，争得脸红耳赤。江青对我们说过：“我从来没有反对过周总理，但我们有时意见不同……”在我们眼里，江对总理是尊重的。我们当时就听说，当年在延安时周总理是支持江青与毛主席结婚的。

到人民大会堂开国务院会议，吃工作午餐不要交粮票。而到钓鱼台开会，江青要让我们交钱、交粮票，不许揩国家的油。老太太自己也交，非常认真。

京剧老演员裘盛戎老向几十元工资的青年人借钱，钱数积起来变得很大。江青知道后替年轻人焦急，要裘自己去还这些钱。

当时京剧名师李少春境遇不好，江青有意让他去当教员，有改善、保护之意。有一次李少春遇见我，就问：“让我当教员，你知道吗？”我说：“江青同志同意你去……”他怕此事是假的。但江青对此事很认真，一直惦记着。有一回李少春病了，精神方面压力大，有点失忆。开会时，江青问：“李少春同志怎么样？”浩亮说：“现在好一些，记忆好一点。”我把李少春跟我说的话转述一遍，说：“他有顾虑，怕是假的，怕去了又挨打……”江青一听很激动，动情地说：“你跟他关系密切，多做工作，对他的病情有好处。”我们就去找他，多方鼓励他。

后来李少春病危，住进积水潭医院。我把这个消息告诉江青，她说：“你什么时候去？你今天就去吧，代表我去看看他，问一下在治病方面需要什么帮助？”我们当天下午就去了医院，李少春爱人侯玉兰守在那里。李少春已处于弥留之际，我握住他的手，他睁开眼睛看到我，我小声地告诉他江青慰问的话语。他弥留了三天，在场的医生告我，他还是有下意识的反应，还有一种直感。


裘盛戎等名师由于历史原因有抽大烟的习惯，文革中被迫停了，受不了。裘有一天直接告诉江青，请求帮助。江青酌情同意，建议由医生控制，少量饮用，让他上台演出，同时慢慢戒掉。她说：“这是旧社会给他带来恶习，要劝他改正。他是国宝，应该好好保护。”

运动前江青曾对八一厂导演严寄洲的影片提了修改意见，严寄洲没改动。江青就批评他固执己见，不把我们放在眼里。结果运动中江青的话被用上，整得他很苦。江青认为这样处理不好。1974年我管电影，江青找我：“庆裳，给你说一事，严寄洲给我来过一封信，很诚恳，说好几年没工作，想发挥点作用，闷得慌。文革中整他厉害，有人利用我随便说的话，折腾他不轻，弄得我现在很困难。你去一趟八一厂，不要提我，怕八一厂又有人折腾。你出面保他，让他出来工作，他有这个能力。你替我保一下，你明天就去，然后给我回电话，不顺利的话，我再给你出主意。”

我就去八一厂开座谈会，演员王心刚、张勇手、李炎，总政陈亚丁等都来了。我问八一厂创作情况，顺便抽空问到：“严寄洲同志情况怎么样？”陈亚丁说：“群众冲击厉害，压力大，靠边站，情绪消沉。”我又问，身体如何？他们说不错。我说：“事物是一分为二，他是有错误，但也是对电影工作有贡献的人，长期不工作，对八一厂是损失。身体挺好，应该早一点让这个同志出来工作，你们看有否困难？”陈亚丁听了觉得惊讶，他也明白这不单单是我的意见。王心刚事后告我，已向严寄洲转达，他流了眼泪，表示要做贡献。第二天严就出来工作了。

1977年严寄洲在报纸上刊登大文章，揭发江青怎么迫害他。我看了就想，其实有一段江青对他的导演工作还是过问了，力所能及地关心过。


毛主席冲江青发雷霆大火

江青爱发脾气，脾气确实很暴，但发错了，就检讨。前一段我在甘家口路上偶然碰到原来钓鱼台17楼江青处的服务员，我们俩闲聊，她说，江青爱发火，碰到难处理的事就焦急，发火厉害，但有时过几天她又会说自己脾气不好，请人原谅。

记得有一次开会，江青说：“听别人说，某某有问题。”我就向她解释，认为不是那么回事，她听了大怒，说：“你怎么还保护他？”江青就是说他有五一六嫌疑，她气呼呼地问我：“你打保票吗？”我说：“我打百分之八十。”事后我将调查来的材料告她，她才消气，说：“批评错了，你们不要生我的气，我这个人脾气急，我不是故意的，错怪你们了。你们要经得起批评，毛主席批我，那就是直接骂我了。我捅了漏子，主席在电话中骂我不对。”

从“毛主席批评”话题扯起，她就在那时给我们讲了这么一段故事。1970年庐山会议后，林彪、叶群到处探风，到钓鱼台请江青照相，江青不想照，就借口说拍摄机器收起来，不使用了。林彪、叶群从钓鱼台走了，一副不高兴的样子。江青向毛主席电话报告，说几点几分林彪离开，毛主席五分钟内不言语，突然间大发雷霆地说：“你混帐，你糊涂，你坏了大事，你知不知道团结林彪，分化陈伯达，你为什么不请示，一贯无组织无纪律……”江青吓坏了，拿着电话筒连喘气都不敢出，小声问：“主席，怎么改正？”毛主席说：“今天下午你拿相机、灯，到林彪那里承认错误，让他感觉你可信，请求给他拍照……”江青迅速带着器材赶到林彪住处，向林彪承认错误，林彪很高兴，说：“这哪是错误……”这就是那张著名的林彪学毛选照片的由来。记得1973年开十大，分组会上谈创作，江青闲时又谈起这段经过，主席五分钟内不说话突然大发脾气给人印象最深，其中高层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到了以后才明白过来。

江青是内行，懂戏。看了戏后她会有所准备，拿着提纲提意见，说：“昨晚一夜没睡好，想戏的问题，主要的应肯定，但也必须做较大的修改，我提几条请你们考虑……”或者说：“我不懂舞剧，懂一些共性，你们自己研究……”《红色娘子军》里的“常青指路”一场戏，就是在江青指点下排练的，常青出场的动作，是我和演通信员的小彭一起编排的。

“曾担任过《红色娘子军》女主演的白淑湘能否演戏？”在当时是个政治问题，她的父亲是国民党少将特务，参与过谋害闻一多的行动，解放后在沈阳被镇压。白说过对父亲怀念的话，也是人之常情。军代表揭发她反对现代戏，曾说握握拳头算什么艺术？运动一来就上纲，江青就让她到干校锻炼，喂猪，条件艰苦。我提出让白淑湘回来演戏，江青一开始说：“演《红色娘子军》记她一功，但她表现不理想。”后来过了一段又问：“她认识如何？”我说，不错，还坚持在干校练功，专业上刻苦。江青批评我说：“你护着这个，护着那个。”我说：“她本人有进步，剧团也需要。”我又说：“你不是说记她一功吗？”江青说：“那就把她调回来吧。”

江青提出艺术上要出新，戏剧内容不改变，就没有生命力。文革前她曾经做过秘密调查，看看旧京剧的演出情况，比如就调查过谭元寿上演的情况，查看观众到底有多少，她做过一番计算。当然，江青做样板戏是有政治目的，为文革造舆论。

八十年代我在秦城里面偶遇过江青。秦城有四个大院子，彼此放风时间不同，关在里面的人平常是见不着的。有一次我在走廊里碰到江青，她看着我，颇觉意外，但双方都没开口说话，各走各的路。她当时已显老态，走路慢，反应也慢。我估计是监狱方面时间掌握错了，再加上她走得慢，就造成这样相见。我算一下，这样碰巧撞上起码有两次。


心情郁闷的迟群

秦城分几个监区，各自的院子很大，种了不少果树，空气不错，我们可以在自己所属的院子里面跑跑步。在那个时节，我们能见到黄永胜，他当时身体已不太好，拿一个凳子，走一圈就坐一会儿。以前我们认识，但此时不能说话，只能彼此点点头。

在秦城里面，我知道戚本禹好打架，经常与公安人员吵。我们说过：“那头不安静。”后来听说戚要出去了，他说过这样意思的话：“到年头，回家了，到上海图书馆当历史组副组长……”

我跟迟群在一起的时间较长，俩人能聊得来。监狱负责人有一次问我们，是否希望种一点地？我说：“愿意。”这只是象征性的劳动锻炼，我和迟群两人都是农家出身，对种地感兴趣。我们就要了三小块地，大约有三十多平方米，一块种西红柿，一块种花生，另一块种白薯。我们挖地浇水浇粪，两个卫兵也帮我们干，干得也挺多，他们在部队里都是连级干部，大都是连长、指导员，二十七、八岁。收获的东西归我们，西红柿随便吃，打上水井的水洗了就吃，卫兵却不敢吃。我们说：“吃吧，我们共同流了汗水，好吃……”他们说：“真的不让吃，会受批评的……”结果就把多余的西红柿送到伙房。我们想吃花生，就让伙房炒。自己种自己吃，也算一种消愁解闷的方式。

迟群出来后跟爱人复婚，我去他家，他爱人爱唠叨，不断地说跟着受罪，吃了那么多苦头。唉，说这种话还有什么意义，心里很烦，迟群和我心里何尝不是那么想。我们俩聊天，我多劝他宽心，想开一点。

那一年，迟群住的公家房子可以按工龄买断，但爱人的工龄算数，组织上却说找不到他的档案，无法让他享受此待遇。如果能找到档案，买这一套房子就能便宜几万元。他当时生活待遇不好，省下这笔费用对他很重要。他曾经工作过的单位互相推脱，他只好到八三四一部队、教育部、清华大学来回找他的档案，不得结果。他说，战争年代自己跟着毛主席出生入死，做了不少事，怎么就不能照顾一下，给开个证明？

很长时间他心情都很郁闷，不知道怎么办好？有一天晚上，他坐在桌旁想给中央写信，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请求上面予以帮助。刚写了“江泽民同志并转党中央……”几个字，就一头趴倒在桌上，是严重的脑出血。等他不省人事的时候，八三四一部队的人说找到他的档案了。

到八宝山送别时，仪式简单，来的人不多，看到迟群最后的样子，我的心情不好受。印象最深的是，有几个清华大学的老教授特意来送他，说明清华还是有教师记住他曾经做过的事。

业务出色的于会泳

过去有人写于会泳，贬的地方不够实事求是，不真实，没有说服力。

于会泳过去是部队文工团的，到上海音乐学院进修学习，对民间东西熟悉，熟悉的种类繁杂，比如四川清音、北方大鼓等，拿起来就唱。而他学的是西洋作曲，曾担任过作曲系总支书记。江青听说上海有这么一位人物，洋、中均会，表现力强，很合她的意思，就大胆使用他。

文革开始后，上海京剧团乱套了，于会泳做为工宣队进驻，犯了错误，又回到音乐学院。《智取威虎山》恢复排演，又把他请到剧团领导创作，唱腔设计很认真。

他写的唱腔，有的人觉得清新，与新的人物合拍、协调。有的老艺人却说四不像，非驴非马，不姓“京”。于很尊重这些意见，允许人家说三道四。实际上江青、于会泳很重视这个京剧姓“京”的意见，于觉得一定要重视京剧唱腔、京剧特点，让人一听还是感到京剧味。他配用西洋手法，加进戏曲东西，他是《智取威虎山》、《海港》、《龙江颂》的主要创作者、组织者，几部戏演出都很成功。群众对于会泳很信任，他讲话顶用。

于会泳和我不怕别人说三道四。当年我们排《红色娘子军》前，到海南全岛转了两个月，采访不少人，实地去看娘子军活动的地区，写出舞剧台本，也有人说四不像。

后来于会泳主管北京京剧团，排演《杜鹃山》，反复修改。于会泳认为杨春霞合适，就从上海借调北京，把她留下。汪曾祺是主要作者，起了重要作用。北京京剧团有一批有才干的人，汪曾祺在其中是突出的。于会泳跟我说过，汪很有才，应该很好地发挥他的业务才干。排练时，围绕台词修改，于会泳经常会向在场的汪曾祺等人商量，问这样行不行？于一般会采纳汪曾祺他们的意见。

运动中北京京剧团陷入动乱，形势比较复杂。我曾经管过一段北京京剧团，知道一点情况。原来军代表、《野火春风斗故城》的作者李英儒被审查，倒了，只好重新挑选军代表。江青向军委要人，要一位军级干部，周总理批准了。来了田广文，他是副军长，全军有名的战斗英雄。他当一把手，解决内部班子矛盾，很难，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他说话有人也不听。我当时在国务院文化组，团里请求来管管，我就出面帮忙解决，在当时起了一点作用。在那样困难的情况下，于会泳抓创作还是很出色的。

在文化部工作时，于会泳和我的关系比较好，我们俩经历相似，参加过军队文工团，有实际工作经验。他在决策时愿意多听听我的看法，总是说：“你说真心意见。”这成了他的口头语。

1975年左右要解放干部，有不少阻力。我在会上说，文革这么大运动，证明一个人没错难度大，拿掉了，就不符合党的政策。经过考验的干部，应该恢复工作。于会泳坚决支持我的意见，排除了派别间设置的障碍。

1974年后我分管剧团、制片厂，参与过这些单位的追查，办追查学习班，当做大事情来做。文化部追查的特点是连环追，现在看是错误的。

张维民曾在东北当过省革委会副主任，由于同毛远新还有吴德的关系，调任文化部常务副部长，管理整个文化部政治运动。他属于很左的一类人，运动积极，能干能说。

1976年10月6日以后的三四天，他灵机一动，马上掉过头，在部里夺权。念完“粉碎四人帮”的中央文件后自动主持会议，把矛头对准于会泳、浩亮和我。他还说那些老话：“你们得赶紧揭发……”又对浩亮说：“你表个态。”我们说：“你不明不白，向你表态算什么……”说着说着就吵起来，他说我们很猖狂。于会泳在一旁不吱声，没有什么表情。他心里是很明白的。

他自杀的消息传来后，我很不是滋味。据说是在审查时偷喝了农药，很惨。当时审判时有一内部说法，就是一个部门只判一个人入狱，于会泳走了，就判我徒刑。于会泳这个人对创作执着、认真，是一个对艺术绝不含糊的人。


周总理找我谈话做思想工作

我是1951年就认识周总理，他对我的成长经历比较了解，看过我许多次演出，看过我主演的《天鹅湖》、《海盗》、《泪泉》等，懂得芭蕾戏，关心甚多。

七十年代初，在一次接见外宾之前，周总理找我谈话，说：“毛主席、党中央要组建新的文化部，让你到文化部工作。舞台上这么多年，让你马上下台不演出，我怕你想不通。过几天政治局开会研究，我要先打通你的思想，不上台演出行不行？”我说：“一切都是党培养的，听从党的安排。对舞台有感情，不演出会有留恋。现在只有害怕心情，过去我只做过一个剧团的工作，到文化部有种惧怕，水平低担负不了，给党的工作造成损失。”周总理说：“我告诉你，我干革命时没想到做总理，一开始我也害怕。根据我的经验，你这种心情是可贵的，兢兢业业，就能前进。要做工作，随时都会犯错误，随时改。”很快中央下发文件，宣布文化组十人名单。周总理以后高兴地对我说：“跟你谈话前原来还想需要半小时，想不到十几分钟就做通你的工作。”

文革前紫光阁每半个月都有舞会，二三十人范围，参加的人有副总理、副委员长、军委副主席等，由中央歌剧舞院负责艺术组织工作。周总理对干部严厉，对一般群众好，院长赵沨怕总理见面批评他，有顾虑，就说庆棠跟总理熟，让我带队。

一个大轿车装四十多人，有十多个人的乐队，三四个独唱演员，二十多个女演员。跳累了就休息，表演几个小节目。我因为白天工作、排练累，体力劳动强，去紫光阁后我就坐在秘书中打扑克。周总理理解我的情况，跟我说：“你白天累，现在需要放松……”

江青从来不去跳舞，蔡畅大姐偶尔去过。舞会一般晚上11点结束，我们再吃点夜宵。

1966年6月初文革露出苗头，剧团工作大乱。我当时是剧团支部组织委员、演员队队长，我作为双料干部，也受到冲击，被贴了大字报，有人也不听我说话。而6月4日还有紫光阁舞会，我到处找人，说，中南海工作不能停，总理秘书给我打电话了，你们应该协助我，如果停了，中央会批评。我就带了上回原班人马去中南海。周总理问我情况，我说：“剧团已经乱套了，好不容易做工作才争取来的。”总理说：“那下次看情况吧。”碰到那么巨大的政治动乱，舞会以后就停了。

八十年代中期我因病出了秦城，就回老家休养。1993年还有补助，每个月给我们360元，水电费就要150多元，靠儿女、国外学生支助。1994年生重病花了一万九千，我写信给江泽民同志，他批了五万元，专款专用。写信还有一点希望，被逼着给中央写信。

我现在就是人家找我到大学教课，为别人筹办民营艺术学校。最想排舞剧《岳飞》，看了很多史料，也写了舞台台本，找了原来《红色娘子军》作曲家来合作。排戏很难，我总想在晚年做一点事情。

水煮百年网 2014-02-13

老程

虎毒不食子，乔老爷为了抱得美人归连亲生儿女都不顾。乔原住外交部的单元房，为了住进章家大院，他把全然不顾一起生活的儿女把外交部房子上交了。儿子还能挤进丈母娘家，女儿只好栖身医院单身宿舍。儿子找了辆吉普车搬走了自己的东西，章含之打电话到公安部报案说乔公子开来卡车把他爸家抄光了，幸亏那丈母娘是将军遗孀和当过公安部的谢富治老婆刘湘屏很熟，她一通电话打到谢府向当时很有影响的未亡人把骚狐狸臭骂一同，再加上很多人也乐得看乔老爷热闹，所以公安部门没才插手。
到后来乔索性不见儿女，兄妹俩觉得委屈找到“邓妈妈”诉苦，一向谨慎的邓大姐只好宽慰俩个孩子但未去断乔府家务事，可这事还是传到乔耳朵里，他居然打电话给尚处丧夫之痛的邓大姐家让她不要插手他家事。
乔走了背运后赋闲在家，他女儿偶尔去探望他一下，乔这才觉得对女儿有所愧疚，哪知他道歉的话还没说完其女已泣不成声，她说自己最心疼的是妈妈给送给她的那架白色钢琴就是因为那次搬家搞丢了。听着女儿哭诉乔垂头叹气，章陪着落泪，让在场的客人不知所措。
以上故事摘自吴祖光女儿吴霜的一本书，她的夫君是乔宗淮的内弟，他就是在场为数不多的客人之一。
乔给邓大姐打电话的事邓的秘书赵韦书里有。
-------------------
写此贴时记忆有误，再翻吴霜书后做了更正。吴霜书中些了她自己了解的一些事，唯独这篇涉及乔老爷的事声明是替她先生毛弟所述。

李梓铭

乔老爷在毛死后不久  在联合国期间有过与苏联代表接触  希望当时的苏联政府能有武力支持江上台  被苏联代表推脱  这应该是乔后来被邓差点整死的原因之一   章则被软禁在上海  几乎自杀
天马行空 发表于 2014-2-20 08:37

乔是被授权还是自行其是？还是他人的揣度？当时的苏联代表马利克与乔很熟悉，讲坛上嘴仗不停，私下还是交谈的。

拯唯冬

章含之出了本书“跨过厚厚的大红门” ，书中一段描述引起兴趣。
“有位军队的高级领导干部打了多次电话请冠华和我去吃狗肉，还要介绍他们几位领导干部的夫人与我认识，而且直接打电话到我办公室，因冠华工作忙所以都婉言推辞了” 。
这位军队高级领导是谁作者没有指名，但读者若清楚当年北京的时局有心猜也不难。
一位乔冠华的知己在乔章双双落难时埋怨道；“当初你在台上，那么多领导都愿意与你来往
（当然也包括这位请吃狗肉的军队高级领导了），你从不去走动走动，我过去劝你要多来往，但你不听…………….”。
   其实作者明白，外交出身的乔冠华何常不懂出门走动走动的道理呢？  乔章二人并非是不愿走动，他们不过是将宝押错地方了，他们更愿意与江青这一伙人走动，
而不去与吃狗肉的部队高级领导走动结伙，也就注定了他们以后在政治上的毀灭。

李梓铭

乔的前妻龚澎也是位人物，纵横高层之间，出入外交内外，是总理女子禁卫军大将之一，铁杆保派，有回忆录写到，当年驻印尼临时代办姚登山回国搞文革，在外交部要揪斗陈毅，揭盖子，和周恩来辩论，明眼人看得很清楚矛头是对着总理去的，危难僵持时，龚澎一马当先上去就给姚登山一个大耳光，接着一顿臭骂，论资历，论声望，论人气，论背景姚登山都不能与龚澎抗衡，只好忍辱而退，龚澎一耳光打出去，解了总理之围.......乔一直在妻子的光环覆盖下，由科长到副部长用了近30年，若龚澎不去世他还是没希望进步，他前边的老资格的陈毅，姬鹏飞，罗贵波，黄华，黄镇等等，都是难以逾越的人物。

李梓铭

遥想当年，小乔初娶，龚女风华，花盖绿叶无才色，江流山影待春发。

拯唯冬

龚澎去逝后
儿子乔宗淮不反对父亲再婚，但极力反对找章含之这一类的女人，
而希望父亲找一位政治上成熟稳重，象龚澎一样对父亲有帮助的人。

拯唯冬

龚澎烟瘾很重一根接一根，乔冠华也是根大烟枪。

拯唯冬

北京后海附近的小凤翔胡同有座大宅是家著名的帅府，帅府的主人在上海会议拱倒了罗瑞卿当了军委秘书長后，宅院开始热闹起来了，车龙马水门庭若市，各路神仙常来走动。主人的弟弟名道英在香港经商对烹饪美食颇有研究并有一手焖狗肉的绝活，秋末冬至是狗肥季节，主人瘾头来了就会让道英，亲自掌杓在帅府办一席狗肉宴。有道是；
京城烹狗不寻常，
识途之士结成帮，
莫道狗肉不是肉，
帅府树下好乘凉。

亦工亦农

11楼的内阁名单很有意思，光看名字就知道比春晚出场名单都精彩。

章杨花女子无疑，乔是个风流官人，这姻缘算是在那个硬邦邦的时代少有的一道花边。

李梓铭

我以为这份名单是伪托，不要以为江青，张春桥等人是二货，他们在政坛上多年，深知中国的那点事儿，指望这些人搞搞国家？先不要说能力与否，能不能叫老家伙服气就是第一关。，编纂这份名单可能是要恶心一下子江青文人集团罢了。

亦工亦农

我将信将疑，那时候老家伙大都被文革雷翻雷蒙了，我江山在手，给谁封官还管你服不服。

管子工

章含之打电话到公安部报案说乔公子开来卡车把他爸家抄光了，幸亏那丈母娘是将军遗孀和时任公安部的谢富治很熟，她一通电话打到谢府把骚狐狸臭骂一同，谢富治也乐得看乔老爷热闹没才插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老谢并非不想插手乔老爷家的事情，只不过此时老谢已迁居八宝山，把户口混没了，进趟城里不容易，所以。。。。。

李梓铭

在权力的角逐场上，老家伙们不比年轻人差，雷蒙了，雷翻了，都是外在的，住院养病都是策略，只要不死就有翻身的机会。给江青写效忠信的老家伙，将军们大有人在。即使江青得到正位，还是要用这些人的，个人虽然不算什么，但是人多了就不能一棒子打死，这是一个个体系，是高层社会的组成部分。

拯唯冬

章含之打电话到公安部报案说乔公子开来卡车把他爸家抄光了，幸亏那丈母娘是将军遗孀和时任公安部的谢富治很熟，她一通电话打到谢府把骚狐狸臭骂一同，谢富治也乐得看乔老爷热闹没才插手。
.....................................................................................................................
谢富治72年3月就死了，乔章联姻是73年以后的事，这那跟那呀，读书看报前少喝点酒吧。

拯唯冬

含之密告

拯唯冬

拯唯冬

去年夏季我们曾听到一件诬告江青、春桥同志的事件。

想来，这是邓小平在幕后策划的。现将事件经过向主席报告：

去年夏天，大约八月，一天晚上，海容、小唐两位同志来找我说有件事要了解。

她们说她们去看了康生同志。是邓小平带话给她们说康老想见她们，

后来康老的秘书直接打电话与她们联系约时间。小唐说她们请示了主席，主席同意后她们才去的。

接着，她们说康老病很重，恐不久于世了，因此有件心事要托她们转报主席。

康老说，江青、春桥两同志历史上都是叛徒，他曾看过春桥同志的档案，是江青同志给他看的。

康老要海容、小唐找两个人去了解情况，一个叫王观澜、一个叫吴仲超。

康老说这两个人可以证实江青、春桥同志是叛徒。

海容、小唐说她们想问问乔冠华同志是否认识王、吴二人。

乔说他只知有此二人，并不认识。她们又说，听说江青同志的历史叛徒材料在三十年代香港、

华南的报纸上有登载，问乔当年在华南工作是否见到过这类消息和文章。

乔说他只见过生活上对江青同志的攻击，从未见过涉及政治叛变这一类的东西。

关于春桥同志的情况乔说他完全不知道。

当时我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听说上海有一派贴过大字报说春桥同志是叛徒，后来被压下去了。

当时我们都劝王、唐两位不要替康老传这些活。我们说如果康老有事向主席报告，

他可以口授他的秘书写下来，而不应该叫两个不了解情况的年轻同志传这种活。

我当时说尤其关于江青同志这些话更不应该传，这样做客观上矛头是对着主席的。

小唐说他们这些老同志不会把江青同志的事扩大的，不过她应当退出政治活动，将来叫她养老，

去看看她还是可以的。

以后我们再也没有问起此事。但是在她们谈此事后不久，有一次在人大会堂宴会散会时，

我见到一个行动有点困难的老年人。正巧海容走过，我问她此人是谁。

她说“这个人就是吴仲超。”不知这是否是她有意安排吴出席宴会的。

以上情况特报主席参阅。

                                         含之

                                         一九七六年四月廿五日

晓寒

章含之这个人给人的感觉还是太张狂，浅薄了，和龚澎不是一个层次的．　且不说才华，一句＂总督孙女，总长女儿，外长夫人＂，可见其人．　乔松都的文笔虽然不行，为人之善良，忠厚，字里行间显露无遗，可以想见其母，与章文晋夫人张颖＜＜杰出的女外交家龚澎＞＞里形容的＂为人真诚坦率，富有凝聚力＂比较一致．　　

另外请教拯兄，章含之回忆录里提过，乔冠华说过，他有一次倒霉，＂连鬼都不上门了，包括亲戚．＂，是不是指同在外交部的龚普生章汉夫夫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