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一代名媛的上海生死劫

晓寒

一代名媛郑念的“上海生死劫” 她体现了中国“最后贵族”的一种精神与坚守。——罗志渊

郑念原名姚念谖，1915年生于北京，父亲是日本留学生，曾任北洋政府高官。郑念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1930年代留学英国，就读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郑念后来嫁给同在英国留学的中国学生郑康琪。郑念夫妇完成学业归国时，抗日战争已经爆发，夫妇两人投奔重庆，郑康琪加入了外交部，驻澳长达7年。

1949年之后，两人没有选择入台湾，而是留在上海。1957年，郑念在丈夫去世之后继其夫在上海任职壳牌石油公司，担任英国总经理的助理，直到〝文革〞爆发。〝郑念〞这个笔名就是为纪念1957年去世的亡夫而起。

〝一个炎热的晚上，女主人坐在自家静静的书房里看报。台灯的光照下，柔软的沙发，织锦缎的垫子，墙边装着中文英文书籍的书架。傭人前来通报有客来访，然后，会客厅里，主人和客人聊着天，傭人端来用精致瓷器盛的茶和英国式薄三明治……〞这是1966年夏天的上海，郑念还保持著名媛的生活方式。

这家人的祖父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著名人物。因此，他们有着丰厚的家产，在国内外的银行都有存款。也因此，他们才能在1966年的时候还保有那种生活方式——独立的三层住宅，男女佣人和厨师、园丁。仅在大陆的银行，她的存款就数以万计。

然而，随著文革的到来，郑念的家庭如同许许多多家庭一样陷入了可怕的灾难中。先是家庭遭到红卫兵的洗劫和摧毁，然后郑念被捕入狱，狱外的女儿——已经是上海电影制片厂著名演员的郑梅萍处境更糟，在与母亲失去联系的情况下，被人活活打死。事实上，这本书就是郑念以劫后余生的母亲身份含泪写来献给自己心爱女儿的。

在臭名昭着的〝第一看守所〞里，七年间，郑念必须独自面对各种暴行——饥刑、铐刑、拳打脚踢刑和精神虐待刑，以至于遍体鳞伤，内外交困。但郑念奋力抗辩，坚决捍卫个人的自由与尊严，拒绝莫须有的〝间谍〞罪名。

在知识和道德上，她都压倒了审讯人员，以至于居然能得到某些局部的胜利。在交代材料的底部，落款照例是〝犯罪分子〞，郑念每次都不厌其烦地在〝犯罪分子〞前面加上〝没有犯过任何罪的〞这几个字。在多次重写交代材料以后，再给她的纸上终于不再有〝犯罪分子：〞这个落款了。

她甚至拒绝被释放，除非当局向她道歉。这是极其罕见的场景。她拒绝了所谓的释放决议。她要求宣布她根本就是无罪，并且要求赔礼道歉，还要在上海、北京的报纸上公开道歉。这种要求只能让当时的管理人员感到好笑。他们当然永远也不会理解这种坚持背后的信念和价值观。然而这正是中国女性反抗暴政的伟大品格之展现。她的英文自传《LifeandDeathinShanghai》追述知识分子理想如何被政治粉碎，轰动世界。

〝文革〞结束后郑念成为“被照顾对象”，有机会出席各种妇女界的活动，并同时得到一些特权，比如在内部商店购物。朱大可回忆：〝七三至七七年间，我时常看到那位叫作姚念谖（郑念）的‘无名氏’，独自出入于弄堂，风姿绰约，衣着华贵。她的孤寂而高傲的表情，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1980年，郑念以看望在美国的妹妹的名义申请出国。虽然去美时已65岁，但郑念很快使自己适应新的生活方式和环境：诸如高速公路上的驾驶、超市购物及银行自动提存款机……当然，她不否认〝……当落日渐渐西沉，一种惆怅有失及阵阵乡愁会袭上心头〞，但她仍〝次日清晨准时起床，乐观又精力充沛地迎接上帝赐给我的新一天〞。

1989年，《上海生死劫》中文翻译程乃珊在华盛顿首次与郑念零距离接触。已74岁的郑念开着一辆白色的日本车，穿着一身藕色胸前有飘带的真丝衬衫和灰色丝质长裤，黑平跟尖头皮鞋，一头银发，很上海……以致程乃珊感叹：〝她是那样漂亮，特别那双眼睛，虽历经风侵霜蚀，目光仍明亮敏锐，只是眼袋很沉幽，那是负载着往事悲情的遗痕吧！〞

〝将永远离开生我养我的故土，我的心碎了，完全碎了。只有苍天知道，我曾千百倍地努力，要忠贞于我的祖国，可是最终还是完全失败了，但我是无愧的。〞在《上海生死劫》一书的结尾，郑念这样写道。这本书在上世纪80年代刚出版时，曾一时风行全球，包括中国大陆地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其它因素，似乎也逐渐淡出了公众的视野，在中国大陆也再也没有出版了。

而离开上海后，郑念也再没有回过中国。但是她从来没有停止过对祖国的关切。她把自己的稿费捐给了美国的一所大学，资助那些中国留学生。2009年11月，郑念病逝于美国华盛顿家中，享年94岁。

《上海生死劫》到底说了什么

《上海生死劫》就是郑念在美国以其1966年到1980年这一特殊时期的经历为题材写成的纪实小说，其内容基本是按照自己的回忆来叙述的，因此也可以看作是一本回忆录。这本书对那个荒谬年代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知识分子的心理状态，无处不在的告密现象等都有淋漓尽致的描写。

自由与平等的消逝

说到自由，首先指的是法律下的自由。不论是政府，亦或者是政府统治下的民众，首先要遵循法律。尤其是宪法。而那个时代恰恰是无法无天的时代。

在这本书中，当郑念面临抄家的时候，她首先想到的是宪法。她写道：


虽然我认为这是白费力气，毫无用处，但我仍举起那本《宪法》，心平气和地说：“你们没有搜查证就随便闯入私人宅第，这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那青年一把夺去我手中的《宪法》，把它扔在地上，气汹汹地说：“这宪法已作废了。”


“只有人民代表大会才有权修改宪法。”我说。


“我们已把它作废了。你打算怎样？”那青年说。


当政策与语录凌驾于宪法之上的时候，自由也就消失了。而自由的消失也会导致平等的灾难。因为没有了自由，平等也就失去了意义。没有了自由，平等就成了选择性平等。


一个人可能因为自己的资产阶级出身(如主人公的女儿曼萍)而失去受教育的权利，而唯有根正苗红的贫苦大众才可以拥有这种权利。书中写道：


女儿曼萍，是个可爱聪敏的女孩子。她在解放后成长的，因此她并不意识到，一个像她这样教养极好且出身于富家的女孩，原本可以享受到更多。相反的，在这个提倡平等的社会恰恰就是她这种家庭出身的，不能享有与他人一视同仁的政治及生活待遇。在她整个童年时代，就常因为家庭出身而遇到种种麻烦。比如她想进一个质量高一点的中学，那她的入学考试成绩，就必须在八十分以上，而工农出身的学生，六十分就可入学了。……以后，她屡遭这种区别对待。每每这时，她总是自感负罪，为自己的出身感到羞耻。

极权统治与告密


自由平等的缺失必然导致人人自危。这样人人都成了受害者与施害者。人与人之间缺少了信任，不敢说真心话。对于天高皇帝远的暴君专制而言，这一人人都是暴君的暴民统治更加令人恐怖，因为你不能有任何精神放松的时刻，要时刻绷紧阶级斗争这个弦。而且，你根本不知道该信任谁，你不能有任何感情的自然流露。

在小说中，郑念写道：“在文化大革命中，陈列在橱窗里的商品都搬走了，取而代之的是毛的画像，因此当人们在商业区行走时，似乎有成百双毛的眼睛在盯着他们。”

这一“老大哥在盯着你”的描述不仅让人再次想到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的描述。还是亚里士多德说的好：“文学比历史更加真实。”

在这种人人自危的状态下，监视与告密也就层出不穷了，在《上海生死劫》中，不论与郑念同在监狱的狱友，还是她出狱时来跟她学英语的大德，甚至是她的邻居与保姆，都在时刻监视着她，并时不时向有关部门报告，这种隐私自由为零的状态很容易使人崩溃，这也可以解释“文革”中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精神病人。

正是这种不论在狱中还是在家中都遭受严密监视的状态，迫使郑念做出了离开中国的最终决定。她回忆道：“看来我人虽然出来了，但还是在受监视，可能只要我人在上海，不管多长久，都不能放松警惕。那晚我独自一人坐在房里，第一次生出一个念头：离开中国为上策。唯有这样，才能彻底摆脱政治上那种阴沉攫人，提心吊胆之感，才能获得真正的解脱。”

应该说郑念在《上海生死劫》所描述的情形，具有相当的普遍性，黄苗子与聂绀弩、冯亦代与章伯钧、英若诚的经历等等，都是历史中真实发生过的一幕。许多知识分子在平反之后都写了控诉那个时代的文章，说出了自己所遭受迫害的事实，但仅仅有控诉是不够的，我们还应该反思在这种制度下每个人的罪恶。

或许郑念是基督徒的缘故，郑念在小说中不仅有控诉，更有反思，这种反思表现了郑念对幽暗人性的深刻认识，她曾写道：

能否说，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潜藏着一种天赋的毁灭狂？我们所披着的文化外衣是十分脆薄，不堪一击的，事实上我们每个人内心都潜伏着一种兽性，假若我还年轻，工人阶级出身，自幼接受并崇拜左的教育，相信这是正确的，那我会不会同他们一样行动？

在这里，郑念反求诸己，表达了每个人既是受害者又是施害者的观点。或许在极权统治下，每个人都是有罪的，正是每个平庸的邪恶导致了集体灾难的降临。
在汉娜·阿伦特看来，或许这种每个人所有的“平庸的恶”才是极权主义起源的人性基础。郑念的这本书也为此做了一个有力的注脚。



后悔与无悔
1949之后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在经历“文革”劫难之后，大多会不由自主的做一些假设。如果1949年不留在大陆，那自己的人生又会怎么样呢？多数知识分子在回答这个问题时，都把自己的行为跟爱国联系在一起，并对自己在1949年的选择表示不后悔。

与这些知识分子不同，郑念是明确表示自己后悔的一个人。在这一点上，郑念有些像陈寅恪，陈寅恪就曾在诗中对自己的选择流露出后悔之意。得知女儿曼萍的死讯，郑念曾自责道：“一九四九年把她从香港带到上海而自责。我责问自己，怎么看了那么多有关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的书，却还看不到个人崇拜之国的本质？”

郑念还写到在大学任教的朋友薇妮、亨利夫妇。“文革”后，躺在病榻上的薇妮向其诉怨道：“曼萍死了。我的儿子也无前途。一九四九年我们原可以离开的，不是吗？我们留在这里都是傻瓜。”

郑念及其朋友对自己选择所表达的后悔，表现了她的诚实。许多知识分子用爱国的言辞来表示自己的不后悔，难道离开的人就不爱国吗？书中曾写到她其离开祖国时的感受：“让我心撕肺裂的另一个原因是，我要与生我育我的祖国永别了。这是个粉碎性的断裂。上帝知道，我是多么渴望着效忠祖国。”在此书的《跋》中也可看出她对中国的种种关注。这一切无不体现郑念的爱国精神。

或许他们对于爱国的概念有所分歧吧，在陈寅恪、郑念看来，爱国的前提应该是国家爱护我们。一个生命都得不到保障的地方怎么能激发起人们对它的热爱呢？最好的选择恰如《诗经》所言：“逝将去汝，适彼乐园”。


原文刊于《经济观察报》

晓寒

老太太看着真是漂亮，高贵．　记得９０年代第一次读她的＜＜上海生死劫＞＞，是宝文堂书店出版的，可能是因为英文写作的缘故，翻译出来的中文，文字的感觉很西化．　

和上文不同的是，记得作者在书中写的女儿名字是梅萍．后来看过一篇报道说，其实是郑梅平，上海电影制片厂的演员．

晓寒

（转）郑念晚年接受采访谈《上海生与死》
2011年03月31日 16:53
来源：凤凰网读书综合

郑念：《上海生与死》的作者
张敏：记者
（以下简称问答）《上海生与死》问世十二年后的一个晴朗的夏日，记者走进郑念女士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寓所。郑念精神矍铄、温文尔雅，全然不像八十多岁的老人。

问：我十年多年前读过您的著作，中文版书名是《上海生死劫》，后来又见到有的叫《生与死在上海》，我还见过另一种版本，叫《上海生与死》。您的书给我留下很深印象，永远难忘。能不能请您谈谈您的人生经历？

答：我一九一五年一月生在北京。中学我读天津的南开中学。大学读燕京大学。然我就到英国留学，英国政治经济学院。在英国，我遇到了我先生，他也是中国的留学生，在念研究生，比我大五岁。我们就在英国结婚。当我们完成学业回国的时候，抗日战争开始了，我们不能够回家了，因为我们的家都在北方：他是山东人，他妈妈在济南。所以我们就直接到了重庆。我先生在外交部供职。后来他被派到澳大利亚，我们在澳大利亚呆了七年。一九四八年十月一日，我们回到上海，那时候我们的孩子六岁。

问：就是您的女儿，梅平。

答：对。她生在澳大利亚。到上海的第二年，也就是一九四九年的五月，共产党的军队进入上海。当时，英国的壳牌石油公司留在了大陆，英国的经理也要回国了，伦敦总公司让他物色一个合适的中国人来作经理，我先生就接受了。一直作到一九五七年，直到他患癌症去世。他死后，公司就准备派一个英国人来，但是英国人不会中文，他们就请我去作英国人的助理。一共作了九年。

问：那就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您一直在壳牌公司工作吗？

答：这个公司当时已经关了。我本来是调职，调到香港，英国经理已经离开了。我为什么没有马上申请去香港呢？就是因为我女儿。她当时在文艺小分队，到山东演出，她是不愿意出国的。好几次我到外国去，我都问她愿意不愿意跟我出去看一看。她总说：“我不要。”因为她是共青团员。她是很相信政府的了，很积极的。她说我不要出国。尽管她已经大了，但毕竟没有结婚，没有固定的男朋友。我想如果我走了，留下她一个二十二、三岁的年轻姑娘，我总是不放心。所以我想要等她回来，和她商量商量。我也想，要么我就不作了。那时我只有五十岁，好像还可以做点事。所以，我就没有申请马上去香港。结果，文化大革命五月就开始了，这样一来，我就不能申请去香港了。

问：那当时梅平是在读书，还是工作了？

答：她已经开始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做演员了。她是上海电影学校毕业的。

问：您能不能谈谈梅平的情况？

答：她是个积极分子。学校还给她开过展览会，她是优秀共青团员。当时毛主席提倡“小分队”演出，她就参加了一个小分队。她已经是超龄团员了，电影厂的领导准备培养她入党。每次小分队到各处演出，她都非常积极。他们一面演出，一面还要和工农一块儿劳动。她表现是很好的。我们当时就没有想到，像我们这样的人还会倒霉。因为我没有与政府作过对，我在壳牌公司做事，那个公司是经过周总理批准存在的。那时候，像我们这样在上海外国公司作过雇员的都被关起来了，主要是因为四人帮要整周总理，因为外国公司在上海的存在是经过总理批准的。

问：您能不能讲一讲梅平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

答：好。梅平大概是六四年到电影厂的，是在她电影学校毕业以后。当时在上海、北京、西安都办了电影学校，他们到各处招生。梅萍在中学就经常演戏，所以就被选中去了电影学校。她在电影学校学习了三、四年，毕业后分配工作，到了上海电影制片厂。她也拍过一些电影，但不是主角。文化革命前，毛主席号召文艺工作者和工农结合，她参加了小分队到农村演出，她去了山东。在“五·一六”通知下达以后，梅平他们都回来了，参加电影厂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一开始，她没事，因为她是一个共青团员，也就是跟大家一样写大字报什么的。后来就抄家了。因我是经理助理，把我算成资产阶级。我就被抄家了，抄的时候梅平不在家，她在学校参加运动。被抄家以后，就不准我离开家了。只能留在房子里，一个佣人陪著我，家里贵重的东西都被抄走了。但郑梅平的那个房间他们没有抄。由于她是自己有工作、又是共青团员。她还住在她自己的房间里，但是不准我们俩说话。红卫兵看着我，我的床都被他们搬走了，我就睡在地板上。我可以看到她回来，但是我们不能说话。

随着运动发展越来越厉害，后来她的房间也被抄了，东西都被拿走，她也不能回家了。梅平被关到牛棚里，我非常惦记她，当时还可以让佣人给她送被子、换洗的衣服等等。到了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七号，他们把我关到监狱里，我就不知道她后来的事情了。等我出了监狱才知道她死了。我在监狱里被关了六年半，在单人牢房里。

问：您出来以后才知道梅平已经不在了？

答：她死了有好几年了。一开始他们告诉我，她是自杀的。当我出了监狱的大门，远远的有一辆出租汽车，站在汽车旁边的不是梅平，而是我的干女儿。我的干女儿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后来分配工作到贵阳。她人矮矮的，而梅平跟我一样高。我一看就知道不是梅平。
在这以前，我在监狱里就感到梅平出事了。是什么原因呢？你知道，我在监狱里六年半，我的衣服都已经烂掉了，棉袄的棉花都到边上去了。后背和前胸只剩下两层布了，睡的棉被棉花胎已经烂掉了。冬天快到时，我想我又会得肺炎，因为我已经得了两次肺炎了。年年冬天就是咳嗽、伤风不断，衣服也不能保暖。多年来又缺乏营养。我就提出来要求政府用我的钱（那时我的钱都被政府掌握着），买些衣服，免得我再生病（到我出狱时，我的体重只有八十几磅了）。

六年半是很长的时间，没有什么东西吃。我提出了买衣服的要求，那时候，林彪事件已经发生，中国的情况有点向好的方面转了。大概毛主席也病得很厉害了。我虽然不知道林彪事件是怎么回事，但是我有感觉，因为我们每天都看报纸。另外，看守们在监室里收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语录前面有林彪写的前言。等到他们把语录发还给我，我发现林彪写的前言被撕掉了。因此，我就想，不对了，林彪出事了。要不然为什么把他写的东西撕掉呢？但是，究竟出了什么事，我不知道。

天凉了，我冷得不得了。已经开始刮西北风了。到十一月，我就提出要衣服。他们看看我确实需要衣服。结果，有一天，监室的门一开，给我扔进来一个被包。我把被包打开一看，里面有个棉被、一件棉袄。这棉袄是我女儿的，棉被也是她的。这棉袄我仔细一看，就是文化大革命那一年刚新做的。嗯？穿了六年半怎么还跟新的一样？里子上也没什么脏的地方，不像是穿过很久的。我仔细再看，给我扔进来到东西里面，有一块毛巾。这毛巾正是文化革命开始时，我女儿用的洗脸毛巾。她很喜欢这条毛巾。怎么这孩子一条毛巾，可以用六年，还跟新的似的？再看，还有一个搪瓷的漱口杯，里面都是干的茶渍。当然，年轻人用它既喝茶，又漱口是可能的，但是，里面有茶，干在里面了，这不可能，它应该是洗干净后再带进来。

我当时就想，这孩子出事了。在我进监狱不久以后，这孩子出事了。要不然这衣裳，她只有这么一件棉袄，怎么可能是这样？我最难过、最激动的时刻，就是看到这些东西。我就问那个管理人员。我一喊“报告！”他就来了。我跟他说：“这些东西都是我女儿的。”
他说：“你不是要被子吗？要衣服吗？给你拿来了。”



我说：“这些都是我女儿的。你们把她的衣服给我，我女儿她自己穿什么？”“她是工作人员，她有钱，就不能买新的吗？”

我说：“这是我给她做的棉袄，她还没穿坏，就去买新的了？这不可能。”我说：“你得告诉我，我女儿怎么了。”“她好好的嘛，你问什么。”

我说：“那你叫她给我写一个字条。”“不成！不许你们通信。”

问：六年里都不准你们通信吗？

答：当然不可以。我还没有判刑。如果判了刑，我就得去提篮桥，真的监狱。我当时是在看守所。我在看守所一呆就是六年。

我说：“你们就让她给我写“毛主席万岁”，拿来给我看。这不算通信嘛。“毛主席万岁”有什么不能写的？让她写给我看，我就知道她没事。”

“不成。我们这没这个规矩。”说完，那人就走了。

到晚上，换班了。我又喊“报告！”一连两三天，我问了好几个管理人员，他们都是这样说。我就越想越不对。我当时就有一种直觉，我觉得我的孩子死了。

还有就是，监狱里有一个规矩，每个月十号，家属可以送东西来，每月一次。但是，从来没有人给我送东西。一直以来，一到十号这一天，我就情绪低落。因为听著别人一个屋子一个屋子，有人送东西，让他们签收据。我却没有一个亲人来。没一个人给我送东西。我妹妹在上海，就是那个共产党员妹妹，我女儿也在上海。怎么都不给我送东西？我想，可能她们是想和我划清界线，宁可不给我送东西。但是，我也想，不见得关在里面的那么多人，家人就不跟他们划清界线，也许有的人也是政府工作人员，甚至于共产党员，他们怎么都可以送东西呢？所以，我一直脑子里有这么个问号。

现在，看到这些东西，我就觉得她是不在了。所以我出来一看，是我的干女儿，我的疑点就对上了。我就觉得我的孩子已经没有了。我想，一家人有血统关系，有时候，你就会有一种直觉：事情不对。她是死掉了。但是，我还希望，我是错了。我在汽车上就问我的干女儿：“梅平怎么没有来接我？”她就拉着我的手，说：“ 到房间里，我们再谈。”我想，当著出租汽车司机也是不方便。等开到一座房子，是政府派我去住的。我的干女儿就对我说：“梅平自杀了。”

那时候，在上海跳楼的、自杀的人多得很。但是，我总觉得事情不对。第二天，上海电影制片厂的代表也来了，告诉我，通知我：“梅平自杀了。”这当然是官方的说法。我的书里都写了，我是怎样调查的。真正知道她是怎么死的，是在毛泽东死了以后。我平反了，别人才敢来告诉我。
他们说，我女儿是从九层楼，在南京路，跳下来自杀的。但是，后来我知道这不是事实。是怎么回事呢？当时，过路的人把她的尸体送到医院，值班医生正好是她中学的同班同学，以后读了医学院。他一看是郑梅平，而且浑身是伤，跳楼自杀的人不会有伤。她是被他们打死的。

问：那后来这件事情的真相有没有查清楚？

答：他们只说是“迫害致死”这话怎么解释都行。而且，他们等我离开中国（也没有说出真相）。直到我在香港，看见《大公报》（我特别关心中国的事，在香港我还订《大公报》，我刚来美国的时候，还订过《人民日报》，现在我才不看大陆的报纸了），那时形势转变了，她那个当医生的同学，才说出来。

我在香港，打开《大公报》一看（当时我离开中国才九天），《大公报》就登出来：上海召开公审大会，有一个人叫胡永年的，他是个工人，是王洪文的上海工人造反队的成员，他和手下的人打死了六个年轻人，其中有一个就是郑梅平。报上把郑梅平的名字也登了出来。我当时马上就明白了。我临走以前，一直盯著公安局，要求他们把梅平的案子弄清楚。他们跟我讲：你放心，我们一定要调查清楚。

实际上，在我离开上海之前他们已经逮捕了这些人（不可能八天就把这个案子搞清楚）。为什么他们等我走了以后才公布出来呢？为什么他们那么快地给我护照，让我出国呢？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公审的时候他们不希望我在场，因为《大公报》的报道说，受害的人，都是“迫害致死”，六个青年都是出身不好的。被迫害致死的人的家属除我以外，都在公审现场，凶手胡永年被判死刑，是缓刑，结果大家一致表示拥护这个结论。他们就知道，假如我在那里，我就不会拥护，我会站起来，要求判死刑，立即执行。因为中国的法律，凡是杀人犯都是判了死刑，立即执行的。结果，这个人在一九九五年，就被放出来了。他从八○年到九五年坐了十五年监狱，我那时候还订《新民晚报》，《新民晚报》报道，胡永年被放出来了，他的儿子孙子儿媳妇到监狱门口去接他。胡永年，这个人的名字我至死不会忘记。



问：那么，关于梅平死因细节就没有从其他的途径上得知吗？
答：没有。政府从来就没有说过，就是说她被“迫害致死”。但是，关于我的事情，他们来给我道过歉的。

问：您的书中说，您出国的时候，是一个人提着箱子，带着二十美元，又是坐轮船
……

答：对了，我是八○年出国的，那是邓小平刚刚恢复工作。



问：您能不能回忆一下您离开中国的那一天？

答：离开的那一天，是这样，在这以前，也就是毛泽东死后，他们就已经叫我到政协去工作，不是在里弄里。政协的成员多是女的，她们也要为我送行，但是，码头不准她们上去。她们弄了一辆面包车，我只带了一个箱子、一个手提包。当时下著毛毛雨，那是九月二十七号。我在码头大门前下了车，她们不能进码头。我等了一个小时，然后是过海关，很多人排着队，他们检查行李非常仔细，费了相当的时间。在这之前，我就考虑过，要不要把郑梅平的骨灰、还有我先生的骨灰带在身边。后来，我想不要带，因为他们的骨灰是装在塑料口袋里，我说是骨灰，海关人员也许会认为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反而担误了事情。所以，我就把骨灰交给我干女儿了。

问：到现在也没有带出来吗？

答：后来带出来了。一九八八年我把他们洒在了太平洋里了。那时我去夏威夷演讲，我租了一条船，把他们撒在了太平洋。我想，太平洋连着上海，又到澳大利亚，也能到美国。

离开中国那一天，我就一个人等著上船，当然我感想很多，我知道我不会再回来了。

我书里的结尾部份，我是这么写的，我说：“在我这一生，曾经很多次离开上海，就像今天一样，站在轮船的甲板上，但是这一次我的感觉和过去都不一样。我心里非常沉重：第一，我想我的女儿。照自然的规律，是年老的应该先死，年轻的人应该活着，应该是她，而不是我到别的地方去，建设一个新的生活。还有一个原因使我心情很沉重，就是我这次离开我自己的祖国，是永远也不会再回来了。这是我出生的地方，我对祖国有很深厚的感情。的确，我站在甲板上流了泪。泪水和雨水合在了一起。”我的书就是这么结束的。

问：那么，您这么多年，从来就没有想到要回去吗？

答：我跟你讲，在美国，一个老年人，没有家、没有孩子、没有亲人，是很苦很苦的。我现在已经到了这种地步。我还开汽车，但是我的关节炎很厉害，永远是痛。我只有越来越老了，现在我八十多岁，我有心脏病，但是心脏病能用药控制住，没有生命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我很可能活到九十岁，我要有思想准备，经济上我没问题，我的书也赚了钱，我本来也有点钱，我生活又不浪费，我是很节约、生活简单的。我就是没有一个人可以在身边，比如我生病了，假如我脑子不灵了，就会有许多人欺负我。

我现在一直都是这么想……我就回国。我宁可死在中国。我有足够的钱，回去还可以做些好事情。我现在已经帮助了很多中国学生。帮他们在这里念书什么的。但是，假如……我绝对不会回去……

问：您一生受了不少苦，丧夫之苦，丧女之痛……您能不能向读者、向我们的听众谈谈您如何对待苦难？

答：一个人主要的就是，不要气馁。你一定要有一个希望，并且有信心、乐观，朝著那个望走。如果，你觉得没有希望了，那你就解除武装了。我在监狱里，虽然那么苦，我还是永远要奋斗的。只要你有一口气，你就应该朝著你的目标奋斗。

（本采访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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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我曾经住帮梅平下乡期间结识的一个姐妹寻找美国的郑念，燕友采采提供了一个专门找人的网站，我通过努力找到了郑念在华盛顿的地址，电话打过去是一个录音，是一个老年妇女的声音，应该就是郑念。后来他们通过通信的方式取得了联系，这位梅平的朋友正在向我打听如何能去美国看望郑念，不就就传来了郑念去世的消息。

晓寒

google出来的一篇郑念子侄辈的回忆．　

http://longdang.org/bbs/thread-34891-1-1.html

吹笛在湖北

老友寄来一本“上海生死劫”，给我无事读读。这书的作者是我的大阿姨姚念瑗，译者是潘佐君和程乃珊。原文是用英文写的，中文把她的名字译成郑念。她是华府名人，许多人都知道她的名字和经历。我和她不是血缘亲戚，那是上一代的交情，我只是跟着她的侄辈们叫她大阿姨。2009年她在华盛顿去世，所有关于她的一切都成了过眼云烟。我只想写点她的故事，作为我，她的一个晚辈对她的纪念。

大阿姨的父亲是当年清廷派到日本攻读海军的留学生之一。回国时，正值清帝逊位之时，他弃军从商，不久就成了天津的一个颇有地位的买办。大阿姨在燕京求学时结识了她后来的丈夫郑康祺。他出生寒门，但聪明好学，大学毕业后就去伦敦大学深造。大阿姨不顾家里反对，只身前往伦敦，并在那里再修经济学。他们两人在郑康祺获外交博士学位后结婚，然后又一起游历欧洲，回国后郑康祺在国民政府外交部任职，抗战期间又被任命为驻澳大利亚公使，大阿姨作为公使夫人随丈夫一起赴澳履任。一年后，漂亮又可爱的女儿郑梅平的诞生，为这个已经很幸福的家庭又增加了新的乐趣。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战时和战后的环境使不少驻澳的外交官员互相成为患难之交，这给大阿姨在后来的社交关系上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机遇。她和当时的澳大利亚总督格洛斯特公爵的夫人，美驻澳大使纳尔逊詹森一家成了莫逆好友，后来大阿姨在美国写书能够成功是和他们给她的启发，鼓励，帮助是分不开的。

解放后，郑康祺因个人的原因没有随国民政府去台湾而留在上海。人民政府对他礼遇有加，聘他为上海市政府外交顾问。不久他加入英国“壳牌石油公司”成为壳牌上海分公司的总经理。当时所有的外国势力都撤出中国，上海仅剩如汇丰银行，壳牌石油等六家外企，而他们的实际业务却几乎为零。当初壳牌的创始人在印尼发现油矿，就把总部设在繁华的上海，是为亚细亚公司，延安东路外滩转角的那幢大楼就是亚细亚大楼。壳牌上海分公司的雇员们每天早上十点上班，下午二点下班，一般可拿六百元人民币工资，而他们的工作就是喝茶看报。郑康祺是英方总经理拿的是英国的工资，折成人民币在当时是天文数字了。所以那时他们一家三口过着皇上一样的生活。每年都要出国购物，旅游，家里用了一大帮佣人。晚上经常出席在沪仅有的几个外国人开的聚会，可以说是夜夜笙歌。

不幸的是五十年代末郑康祺患癌症去世，剩下他们母女两人，虽然经济上还是富裕，但中年守寡，精神上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总公司派了个英国人来做总经理，但是此人对中国事务一窍不通，公司只能再聘大阿姨任顾问来帮助他。两年后这个英国人耐不住中国环境的寂寞，不愿再留任，总公司又聘大阿姨为总经理。这个职位她一直做到文化革命。

在五，六十年代，像大阿姨那样的有广泛国外关系的人并不多。她曾和我回忆说，那时有两位公安局的处长来找她，要她协助政府提供在沪外国人的言论动态。她欣然答应说“我是中国公民，为政府做事是我的义务”。布置给她的工作很简单，只要把听到的任何话都记下来交给他们就是了。作为回报，每年国庆节他们两人会在南京东路一家旅馆靠窗的包房里设宴请她，窗外可以看到游行队伍。他们说“因为你的身份，我们不能请你上观礼台，就在这里作个补偿”。

在文化革命初期，她被抄家，又被投入上海第一看守所。拘留初期，审讯人员问她是否做过非法的事情，她想起曾托人在公司的邮包里夹带英文小说，以为那是警方抓捕她的原因，就想方设法掩饰。时间一长，她才发现人家对此根本没兴趣，审讯人员要的是那两位处长的情况。她对我说“那时我放心了，我告诉审讯员那两个处长是公安局的，和你们一样都是‘政府’的人”。 那时候的大阿姨还不知道那两位处长也被关押，后据不确实的消息说，他们都死于狱中。

后来我和父亲的一位老革命朋友说起这件事，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那两个处长一定是中调部的。中调部的人员大都在公检法部门工作，因为保密的原因，他们都是单线联系，国内以反谍工作为主。文化革命初期，公安局和中调部的文件都被学生抢了，以不知情者的眼光来分析，各地中调部人员的行为怎么看都像间谍特务，所以连上海公安局长王赤波都被认为是“美蒋特务”。当时六个外商公司的雇员几乎全部莫名其妙被长期关押在市拘留所，后来又没有理由地都放了，这应该也和中调部的工作有关。这都是我个人的猜测。

单独关押六年半后，警方忽然通知大阿姨她被释放了，并宣布她的罪行是因为在看守所里为刘少奇翻案。不管这个理由是如何不合逻辑，如何牵强，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被关了六年半后，她总算离开了看守所。可是回到家后等着她的却是她一生中所遇到的最冷酷的现实，女儿梅平在她被关押期间自杀身亡，原因不明。虽然在她出狱前我们就开始商量如何把这件事情隐瞒得久一点，但是在她的坚持下，我们的防线终于崩溃，不得不向她说出真相。那天晚上，她几乎不说什么话，也不问细节，只是默默地流泪，然后挥挥手说“很晚了，你们都回家吧，我没事的”。

出狱后房管所给她安排了一层颇为宽敞的房子，警方还从抄家财产中发还二千元。她依旧恣意消费，访客不断，但是可以感觉出她是试图以此掩饰心灵的创痛。当时，有两个人是她家的常客，一个叫洪大德，另一个叫小方。她一直把此二人看作是公安局派在她家的卧底，在她后来出版的书里，她曾用很多篇幅来叙述这两人的“劣迹”。洪大德是老三届学生，住淮海路“长春花店”楼上。大德曾辗转托人介绍，要请大阿姨教英文。他知道大阿姨喜欢花卉，就经常带花去她家。本来大阿姨就怀疑此人是公安局派来监视她的，而这怀疑却被送花一事所证实。因为她自己曾几次去长春花店假装买花，发现店里鲜花的品质非常之差，而且品种也不齐全，和大德送来的花差别实在太大。这个发现使她十分确定大德是公安局的卧底，于是她经常讲一些莫名其妙的话，弄得大德一头雾水。实际上她的意思是要大德带话给他的领导，“姚念瑗很安分守己”。那个小方是电厂的货车司机，上班溜出来就去大阿姨家蹭烟，蹭饭。她也曾试探小方好几次，譬如突然要小方帮她借辆车用，但这些事小方都能顺利办到。于是大阿姨得出结论，“你看，小方白天可以不上班，无论什么车他可以随要随有。不是公安局的人能做得到吗”。她认定公安局昼夜都有人在监视，所以每天清晨她都会把窗帘拉开，并坐在窗口吃早餐，阅读，以此向“监视”她的人表白，“姚念瑗在家看书，没做坏事情”。

看了这些大家可能会会心一笑，但这能看出她是一个生活在象牙塔里的女人。表面上住上海，实际上她接触的全是洋人，对中国的社会了解太少了。身边发生的很多对我们来说是正常的事，她都感到困惑，甚至恐惧。那是个物资贫乏的年代，但她家里过滤嘴香烟，加炼乳的咖啡，奶油蛋糕等是永远预备着的。到她家去，在沙发上一坐，吃着，喝着，佣人胖阿姨伺候着。再听她讲讲英国女王和德国总理的轶事，弄不好还能蹭一顿免费晚餐，那些上海土鳖能不趋之若驽？至于什么鲜花啊，汽车啊，对那个年代有门道的人而言，还不是小菜一碟。这些事对我们而言是常识，没人想到去解释，当然就是解释她也无法理解。可叹的是她的这种恐惧和怀疑一直延续到出国。从出狱到出国的几年时间里，经过同平民相交，大阿姨的思想也有了一些改变，一个“只对佣人讲中文”的阔太太，那时也多少能懂得点中国社会了。有次和我谈及女儿梅平和置梅平于死地的“上体司”， 大阿姨突然冒出一句“她活该”，我听之愕然，只能沉默以对。我想那时她应该已认识到女儿的死是咎由自取。郑梅平，一个资产阶级出身，国外长大，养尊处优的小姐，偏要革命，居然也在文化革命的两派斗争中摇旗呐喊，结果自然而然成了运动的牺牲品。

八十年代初，大阿姨孤身出国，先去加拿大，然后到美国定居华盛顿，买了一套漂亮的公寓，开始新的生活。但是过去的盛况不再，亲人永隔，面对多年未见的英美老友，“唯有泪千行”。朋友们鼓励她用英文著书，写自己在文化革命中的遭遇。她既无专业人士的帮助，也无充足的资料。凭着超人的毅力，一键一键地打出她的第一本文艺体的回忆录。书出版后荣列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历史上得此殊荣的中国人，在她以前只有一人，他是林语堂。

碰巧我1983年也来华盛顿求学，异国相逢，感叹万千。我在华盛顿所有认识的人之中，她是最亲近的一位了，又是长辈。但是我清楚地知道，在上海时，她几乎怀疑每一个同她交往的人是公安局的卧底，我在华盛顿的出现可能会再度引起她的怀疑。所以和她一直保持着礼貌上的往来，有时她会要我帮她做点搬东西之类小事，我当然欣然前往。出书前，她的经济并不宽裕，只是维持面子而已。她的财务状况在出书后得到极大改善，于是她又像富裕太太一样地生活了。在老布什任总统时，她被任命为一个中国问题顾问委员会的成员，那相当于一个总统的咨询小组，一共有八位成员。她曾笑话美国总统，“这八个成员中只有我一个中国人，你说他们能给总统提供些什么呢”。当时我想，就连你大阿姨本人对中国社会也懵然无知啊。在华盛顿的政治圈里她是个铁杆的共和党人，政治态度明确，甚至拒绝民主党总统克林顿要她留任的邀请，也不出席克林顿的宴会。

大阿姨爱自己的故土，爱自己的民族，这是从灵魂里发出的爱，这爱又散发到处处地地。和她没有深交的人会觉得她的行事，谈吐简直就是一个外国人，和“爱国”两字完全没有任何可能的交集。实际上，她对国家的责任感，可以从她早期以中国公民身份豪不犹豫地协助公安局的表现上就可以看出端倪。更何况，在六十年代物质匮乏的年代，她都没有离开中国的计划。写书成名后，她曾到全美各地演讲，面对美国听众，她介绍自己的书，谈论自己的经历。演讲中，她谴责文化革命，但是对自己的故土却从来没有一句怨言。在谈到总统中国问题顾问委员会中那七个美国委员时，她说 “我是美国公民，两国打仗我必须站在美国的一方。但是在和平时期，我当然倾向于中国。我的身子还是中国人嚒”。设想大阿姨在文化革命的十年间，无缘无故地被投入监狱，在监狱里，她的正常辩解被狱方解读为抗拒而遭非人的刑罚，心爱的女儿惨遭不测，锦衣玉食的生活成为明日黄花。一个人，尤其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女人，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对待，却没有怨恨，唯一的解释是因为她对这片故土爱得太深沉。

言谈中，每当提及丈夫郑康祺时，她会带着一种崇敬的心态，似乎她的丈夫是一个聪明绝顶，无所不能的男人，可见郑康祺在她的心目中位置是无可替代的。丈夫去世后，曾不乏追求她的男子，但是她对丈夫的爱是如此地执着，拒绝了所有温情脉脉的招手，单独一人形孤影只地默默思念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平时她很少提及郑康祺和郑梅平这两个让她魂牵梦萦的名字，她更少提到国家民族这样的大命题，但是我们可以感觉到她的心，她的灵都浸透在里面，不需要做作，不需要表白。这才是真正的爱，伟大的爱。

纵然她受的是西方教育，行为上也完全像个外国人，大阿姨本质上还是一个中国式的贤妻良母。她可以在家相夫教女，命运却把她推到风口浪尖，继而失去自由成为囚徒。她只会烹调，种花，组织宴会饭局，朋友的鼓励却使她成为小说家，继而又变成美国总统的智囊。她失去了丈夫，但继承了高位。失去了女儿，然而由此留下了传世之作。难道人必须要经历如此痛苦而坎坷的人生，才能激发出自己最强的能量吗？

现在他们的三口之家应该在天上相逢了，人世间的一切她现在可能都已洞察，而且漠然视之了。她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愿她在天之灵与主同在。

wangz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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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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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zen 发表于 2014-2-28 0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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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林

西式教育的接受者，虔诚的基督教徒，为共产党提供情报的单纯爱国者，竟然没有抑郁，还写出了传世之作，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