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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楼
发表于 2014-4-3 1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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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ironland 于 2014-4-3 14:57 编辑
“广场舞”背后的孤独人群
孙骁骥
“最炫民族风”的音乐震耳欲聋,大叔大妈们的脸涨得酱紫,在被冠以“城市广场”之名的水泥丛林开阔地里,捉对挑起了交谊舞。一曲未终,调子又换成了“今天是个好日子”,后排等候已久的大妈立刻插上,手中扇子刷地甩开,随后,只见几十位中年大婶手中抖动着扇子,随着音乐竭力摆出各种糟心的造型。不久,音乐不知怎么变成“江南style”,于是,广场上的大叔大婶又集体蹦跶起了健身操,随着他们肥胖身躯起伏的,是一波又一波的噪声和旁若无人的自信……
以上是比较典型的“广场舞”场景,据说此舞如今已成了一大社会公害。生活在密密麻麻的城市水泥丛林里,人们的宽敞空间本就不多,如今还被广场舞的舞团强占去,佐以高分贝的网络神曲和大妈舞姿,是为视听的全面污染。难怪最近有新闻说,浙江温州某广场的住户们不堪其扰,干涉未果之后,决定以暴制暴,合伙买下一巨型高音喇叭,每当广场舞音乐响起就同时播放“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立即停止违法行为!”,用噪声成功逼退跳广场舞的大妈们。
新闻看罢一笑,却又产生两个疑问。第一,为何大叔大妈对广场舞情有独钟?其二,为何人们与广场舞者屡屡沟通失效,最后不得不粗暴应对?个中道理,探究起来别有一番意味。
要说这广场舞,看上去不南不北,不中不西,实在不是个玩意儿。但以起源而论,却来头不小,其最火热的时段大约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时,此类舞蹈还不以广场舞称,而叫忠字舞。有好事者考证其系音乐舞蹈剧《东方红》的衍生品。这部今天看来十分无厘头的舞蹈剧,在那个极端的年代风靡异常。流风所及,经常会有一群绿军装红袖标,脸色同样是涨得酱紫的青年男女,伴随着高音喇叭里《大海航行靠舵手》、《北京的金山上》、《敬爱的毛主席》等等红歌,在革命的广场上,在游行的队伍里,跳着整齐划一赛机器人的舞步。那时,舞者手里拿的不是红红的扇子,而是红红的毛主席语录。他们眼里射着无产阶级胜利的金光,脚下踏碎一切牛鬼蛇神,乌泱泱一片,舞将过来。当时有一首词,“忠字舞,狂且野,飙轮火被金光射;忠字舞,野且狂,舞兴浓处昼夜忘。”亢奋癫狂之态,跃然纸上。
时间一晃,白驹过隙。女红卫兵成了大妈,语录歌变了网络神曲,革命广场改建成商业步行街。但是,相承自当年的革命豪情依然没有变,只是如今的方式更加娱乐化了。那些曾打倒阎王,解放过小鬼的革命青年,今天仍可以堂而皇之迷恋高音喇叭、迷恋广场散发的热情、迷恋节奏强烈、整齐划一的舞步。所有这些都是当年的革命小将们最恋恋不舍的东西,也在他们身上烙下了最明显的时代印记——一群集体主义覆巢之下的累卵。
然而,又是什么让这群人一辈子被集体宣泄的情绪所感染,成为一具在集体中热烈表演的木偶,并且丝毫不顾及他人的感受?我想,这恰恰是由于孤独。人类的孤立和孤独是产生集体主义的必要条件,我记得汉娜.阿伦特这么说过。
当人们容身于集体情绪的亢奋之中时,个体性就像水里的糖一样消融无迹了。人们得以逃避孤独,但也牺牲了独立的人格和理性思维。在《极权主义的起源》里,阿伦特写道:集体主义“致力于一种使人在其中成为多余者的制度。只有在一个使人像毫无自发性的傀儡一样,仅能作出有所限制的反应,只有在这种世界里,极权的权力才能获得和维护。正因为人的资源如此之大,所以只有当他变成一种兽性人的种类时,他才会完全被统治。”这段描述如果移用来解读忠字舞背后的集体心理症候,也是十分精当。
社会学家告诉我们,不同的社会会主动塑造与之相适应的集体性格。忠字舞背后的集体性格,是和文革时期的社会形态相适应的。那种社会需要“螺丝钉式”的人格,为一个理想、一个主义效忠是这种集体性格的终极目的。在今天看来,这种极端的集体性格当然无法理喻。毕竟,时代变了,社会变了。今天的商品经济社会强调多样性,其塑造出的集体性格已经和过去毫不兼容。人们不再遵循领袖的“最高指示”,也不用将自己投身于狂热的集体主义癔症而获得政治上的合法,人们更关心的问题是个体的自由、不妨碍他人的自由以及创造良好的公共空间。这些价值观,与当年跳着忠字舞、今天跳着广场舞的大叔大婶的理念格格不入,甚至可以说,他们不存在更多理性沟通的可能。年轻时吞下一颗红心的大叔大妈,就这样成为了与今天主流社会价值理念脱节的孤独人群。
跳广场舞的人是“孤独”的,但这种孤独并不可耻,它只令人生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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