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世界读书日：中国14位大学校长为学生“开书单”

晓寒

2014年04月24日 04:51   来源：武汉晚报

原标题：14位大学校长为学生“开书单”

昨天是世界读书日。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14所知名大学的校长为大学生们开出了一份推荐书单。这份书单是否对大学生的“胃口”？大学生的阅读现状如何？记者在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武汉科技大学等高校进行了走访调查，结果显示，在网络日益发达、信息获取渠道多元化的今天，大学校园内读纸质书的氛围日益稀薄。

七成大学生没读过“校长荐书”


武汉大学校长李晓红推荐哲学家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推荐理由是该书“视界高远，参古纳今，化繁为简，脉络分明，对当下大学生提高人文素养和哲理思维不无裨益”。


华中科技大学校长丁烈云推荐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的《论中国》。他认为这本书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和思想价值”，可以从书中“读懂中国”。


“没想到工科出身的李校长，会推荐这么‘高大上’的哲学著作，看来以后我要注意加强人文素养。”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大三学生小涂表示，自己经常“泡”图书馆，但借阅的大部分是与所学专业相关的书籍，很少接触文史哲方面的图书。


昨天，记者在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随机询问了69名学生，其中49人表示，没有读过本校校长推荐的书目。但大部分人表示，将会抽时间阅读校长们的荐书。


“读书会”期待更多学生加入

华科大各级院系、学生团体开的读书会、宿舍书屋超过20个，虽然“阵容”庞大，但是参加的学生人数寥寥。记者在华中科技大学139名学生中进行读书情况调查，其中超过七成的受访者表示，从未参加过读书会。“每次读书会举办活动，参加人数不会超过10人。”该校电气学院大三学生、“我们”读书会负责人覃开云说。


该校东校区韵苑学生公寓12栋103公房是光电学院的“启明书屋”。书屋内既有光电专业类书籍、也有人文社科类书籍。每周一到周六早上八点到晚上九点半，书屋对所有学生免费开放。但该院很多学生表示“从未去过”。


读“纸书”的越来越少

昨天，记者就“是否去图书馆借书”对华中科技大学、武汉科技大学的70余名大二、大三本科生进行调查，其中三成学生表示“经常到图书馆借书”，五成学生表示“只会在临考试前在馆内自习时顺便借书”，两成学生表示“很少借书”或“从没进过图书馆”。


武汉科技大学金属材料工程系大三学生王誉霖是全班公认的“书迷”。除了上课，他的课余时间几乎都用来看“书”，文史地理、武侠玄幻都是他的最爱。然而，他看的“书”绝大部分是电脑或手机下载的电子版。三年的大学生涯，他只在图书馆借过一本书。


“电脑、手机都可以上网读书，除了专业文献外，大部分小说、杂志都能搜到，省时又省力，跑去图书馆借书太麻烦。”华中科技大学建规学院大二学生谭坦说，自己一般用kindle和iPad等电子设备进行课外阅读，除了教材，几乎不碰纸质读物。


武汉科技大学材冶学院大三学生朱新星则对纸质图书情有独钟，每周都会在图书馆借两本书。他认为，用手机阅读是浅层的，只能作为一种消遣阅读。通过翻阅书页，可以对某个领域有个全面系统的认识，知识在脑海中的印象更深刻。


武大图书馆工学分馆馆长李玉安教授表示，近十年来，来借书的大学生逐年减少。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工学分馆借书总量为36万余册，2011年为35万余册，2012年下滑至26万余册。2013年与2003年相比，图书借阅量几乎下降一半。记者李晗 通讯员贾宸琰 陈琪 李易诚



链接：14位名校校长推荐书单

1、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陈雨露
推荐书目：《乡土中国》作者：费孝通

2、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董奇
推荐书目：《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3、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黄进
推荐书目：《大数据时代》 作者：【英】舍恩伯格、库克耶

4、湖南大学校长赵跃宇
推荐书目：《自由在高处》 作者：熊培云

5、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
推荐书目：《被淹没和被拯救的》 作者：【意】莱维

6、南开大学校长龚克
推荐书目：《革命烈士诗抄》 萧三编

7、宁夏大学校长何建国
推荐书目：《时间简史》作者：【英】霍金

8、华中科技大学校长丁烈云
推荐书目：《论中国》 作者：【美】基辛格

9、南京大学校长陈骏
推荐书目：《沉思录》作者：【古罗马】奥勒留

10、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张杰
推荐书目：《苦难辉煌》作者：金一南

11、武汉大学校长李晓红
推荐书目：《中国哲学简史》 作者：冯友兰

12、四川大学校长谢和平
推荐书目：《相约星期二》 作者：【美】阿尔博姆

13、浙江大学校长林建华
推荐书目：《五千年犹太文明史》作者：【英】吉尔伯特

14、香港科技大学校长陈繁昌
推荐书目：《神雕侠侣》作者：金庸

吹笛在湖北

　　评这样的书，实在让人痛苦；用这种方法写书，实在误己误人误社会。

　　从没有想过会读金一南的书，因为我们的专业原本差别很大。他在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任职，从发表的文章看，主要做的是时政评论性质的工作；我做的则是实证的历史研究。两项工作性质和方法差距很大，原本有点风马牛不相及。知道金出版有《苦难辉煌》一书（金一南：《苦难辉煌》，华艺出版社2009年版），书店里简单翻过，因为发现是纪实文学体，文字、史实随性发挥，观点及资料引证又全无出处注释说明，因此也没有动过去读的念头。

　　所以会想到必须要读一下金书，是因为今年纪念共产党诞生九十周年，许多报刊杂志和电视台都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做纪念文字或片子，一些编辑记者把他们写好的稿本发来请我帮忙在史实上“把把关”，意外发现其中许多错误如出一辙，十分雷同。细问之下，才知道原来他们这些出错的文字，大都是从金书中抄来的。为此我不得不上网把金书相关章节找出来看了一遍，结果让我大吃一惊：怎么会有人这样写历史！

　　我最初看到金书是在书店小说散文一类文学书里面，想来作者出版这本书时应该也没有想要当历史书来出。既然是文学书，自然也就像“××演义”一样，不应当被人们当成历史书来读。奇怪的是，今年网上各种转载铺天盖地，几乎所有网站在转载和介绍时都把它当成了一部真实的历史著作来对待。从网上看，作者本人如今看来也忘了自己这本书的文学性，到处去讲“党史研究”，俨然变成一个中共党史的研究专家了。这也难怪许多人、包括记者编辑们，大都把这本书当成了一部真实的历史书来读、来引用了。更有甚者，一些来得快的写手，已经不加分辨地把金书讲的故事当成历史真实，抄到自己的书里面去做论据了。

　　以前读过的写中共历史的纪实文学作品，基本上是两类，一类是权延赤、叶永烈式的，借助大量访谈记录，结合个别档案史料，加以文学性描写；一类是黎汝清式的，主要着眼于文学描述，也大量利用访谈回忆史料，同时特别会就一些历史说法做出个人的解读。两种方式，都是以讲述历史故事为主，但多少都还有自己的史料发掘，特别是会透过鲜为人知的当事人回忆史料呈现出一些历史细节。金书的写法却与上述作品大不相同。查作者既非专业作家，也无长期从事历史研究的经历。作者的文章过去基本上都是谈论时政和现实国际关系问题的，几乎没有发表过史实研究性的论文，又如何能够一朝成就一本几十万字的煌煌之作呢？

　　读过金书的部分篇章即可发现，作者对历史几乎没有什么研究，不过是借助于近现代史或中共党史学界同行的研究成果。金书其实是作者根据自己的观点和创作意图，把学界同人各种研究著述按其需求剪切拼接，加工“串烧”，再结合自己随性发挥的文学性语言，打造出来的一种速成品。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大量借助或引用他人的研究成果并非不可，只要你能严格按照学术研究的基本规范，切实理解他人的研究，准确使用他人研究的史料、史实和观点，把转引的资料或引述的观点、说法的原始出处注释清楚，得出不同于前人的观点或历史分析。即便是创作历史纪实作品，倘能准确了解宏观背景，基本史实不虚构，一般叙述不离谱，也算O K.

　　让人十分诧异的是，作者身为学术研究人员，照理不会不懂学术研究的基本规范，然而金书从头到尾，大量借助、利用了他人发掘、引用的研究资料，包括直接借鉴利用了学界同仁的研究发现和观点、结论，却既不注转引出处，也不做资料说明，更不去鉴别考证，全书连个最偷懒的“参考文献”都不列，更不用说作者连想都没想过还应该要写上一两句感谢前人研究的礼貌话了。给人印象，书中利用的大量新近发掘的史料和观点，都是作者自己研究发现和创造出来的。其实，金书不仅“借”得不明不白，也“用”得极不准确。

　　今日中国，社会浮躁，人人都想抄近路、走捷径，做学问的人也一样急功近利，这确是事实。但是，在学术界有一些最基本的规范，大家至少都还是在谨慎地遵守着的。金书作者自认“学者”（金一南在一篇采访文字中明确给自己定位为“研究国家安全和战略问题的学者”。见《中国青年报》2009年2月20日，B8版），就必须要谨守学者的行为规矩和道德良知。为了让金书作者、也包括那些读过金书的读者知道该书一些史实问题所在，以下特就已读过的金书第一章中比较典型的问题稍加正误与批评。 　　

吹笛在湖北

　　不可理解的错“抄” 　　

　　自从政府教育、科研管理机构开始拿量化指标来管理学术研究以来，“天下文章一大抄”就成为国人见怪不怪的现象了。八九十年代高校中曾经兴起过所谓“剪刀加浆糊”的专业创作队伍，我们今天还经常能发现许多人做科研是靠“抄”的。但是，这种人“抄”也大都还是“抄”自己专业范围内的东西，跨行跨专业“抄”，以至错“抄”百出的情况似乎还鲜有见到。而金书却恰恰开了这一先例。以下仅举几例：

　　例一，金书第6页引述北京政府驻俄公使刘镜人两则电报，原文可见于台湾中研院近史所出版的《中俄关系史料·俄政变与一般交涉》卷，大陆人教版高中历史教材第九册的一篇课文中即录有这两则电报。

　　相信作者应该是从网上或其他渠道读到的那篇被收为课文的文章并抄来这两则电报的，拿来用也就算了，作者明明不熟悉这段历史，却偏要画蛇添足地去调侃刘镜人的翻译能力。

　　书中写道：“刘镜人的俄译汉有些问题，布尔什维克本应译为‘多数派’，却被他翻译为‘广义派’，让人看了有些摸不着头脑。”其实，和20世纪初以来诸如“社会主义”、“共产党”之类的众多名词一样，“广义派”三个字也是从日文汉字用法中借用过来的。早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前，日本人在中国办的《顺天时报》上就有“广义派”的用法了，在刘镜人发出金书所引的这两封电报之前，北京政府以及国内京津报刊也都在使用这一名词了。故刘镜人不是“俄译汉”创造出这一名词，而是借用国内的这一译法以求容易明了罢了。这自然也就根本不可能出现作者以为的那种“让人看了有些摸不着头脑”的情况。

　　关于这一概念当年的使用情况，台湾学者王聿均在1978年出版的学界最早研究这段时间中苏关系史的著作———《中苏外交的序幕》一书时，就专门做过解释。他写道：“当时北京政府称布尔塞维克为广义派、多数党、过激派或激党。”（王聿均：《中苏外交的序幕》，台北中研院控史研究所专刊[10]，1978年，第44页）

　　例二，第7页，金书谈及1923年1月26日发表的《孙文越飞联合宣言》中的一段话，总共90多个字，和台湾、大陆通用的文本相比，竟然一多半不一样。

　　孙越宣言最早发表在上海英文《大陆报》上，当时即有《东方杂志》、《时报》、《民信日刊》等多家报刊刊出译文。译文内容差别不大，最准确的译文属《民信日刊》使用的世界通讯社的译文，1933年《外交月报》校订再刊，以后先后被台湾出版的《国父全集》和大陆出版的《孙中山全集》用为宣言的中译文定本，故以后的中文研究者亦均以此译文为准。

　　该译文是：“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感。且以为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孙文越飞联合宣言》，1923年1月26日，转见《孙中山全集》第7卷，中华书局，1985年，第51-52页。）

　　金书转抄的文字是：“孙中山博士认为，共产主义秩序，乃至苏菲（维）埃制度不能实际上引进中国，因为在这里不存在成功地建立共产主义或苏菲（埃）制度的条件。越飞先生完全同意这一看法，并且进一步认为，中国当前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是实现国家统一和充分的民族独立。”

　　金书引文和通行的宣言汉译本相比，最大的不同是前者是1920年代的汉译文字，金书引文则是1949年以后大陆普通话流行后的汉译文字。奇怪的是，金书引文中竟然还有一个1920年代有时还会出现的译名“苏菲埃”。作者特地在“菲”字后面加上一个括号，里面注明应是“维”字，给人印象这是1920年代当时的文件。殊不知，当时人的行文习惯，是不会使用“实际上”、“并且”、“进一步”等这一类词汇的。而且，像“孙中山博士”这样的用法也很少能见到。（仅见《东方杂志》第20卷第2号[1923年1月]的译文用了“中山”两个字，这是以孙的化名“中山”来替代英文中“孙博士”一词的。中文译名后面有名衔者，通常不能直呼其名，如孙文，或其化名，如孙中山，多用其字或号。“逸仙”就是孙的号。）

　　因此，金书引文由何而来就让人倍感疑惑了。

　　是不是作者自己另译了英文了呢？当然不是。作者刻意保留那个“菲”字并做订正，就说明作者是想保持抄来的文字的历史旧貌的。只是通常情况下，如果作者知道此一引文实系英文汉译，他理应注意的是译文是否准确，而不是去刻意保留汉译发表时的样子。坦率地说，如果作者真是想保持原貎，理应直接引用原文，同时自行翻译并与其他译文互校。

　　此段宣言文字的英文原文可见于韦慕庭编辑的《ADocumentaryHistoryof Chinese Communism》一书。原文如下：

　　D r. Sunis of the opinionthat，becauseof thenon-existenceofconditions favourable to their success-ful application

　　in China，it is not poss-ible tocarryout either Com m unismor eventhe Soviet system inChina.M . Joffeagrees

　　entirelyw iththisview；he is further of the opinion thatC hina‘s m ost im portant andm ostpressing problem s are

　　the com pletionof national unification and the attain-m ent of full national independence.

　　此段文字今天直译应为：

　　孙博士指出，共产主义甚至苏维埃制度不可能实行于中国，因为在中国不存在适合他们成功的条件。越飞完全同意这一看法，他进一步指出，中国最重要和最迫切的问题是完成国家统一和获得充分的民族独立。

　　比较通行的旧译文和金书引文，不难看出金书引文既不合当年的行文习惯，又不能准确地反映原文的意思，无论就准确性，还是就中文的行文，都十分蹩脚。既然如此，金书作者为什么不直接利用大家至今都在利用的旧译文，而非要别出心裁地去辗转抄来如此蹩脚的一段引文呢？是金书作者不知道在大陆有《孙中山全集》之类的资料书，还是这段引文是作者自己生造出来的？

　　例三，第9页，作者写道：“1917年11月10日，上海《民国日报》出现大号标题：‘美克齐美（M axim alist音译，过激党之意）占据都城’，这是中国最早报道十月革命的报纸。”（从引述文字的相似度看，作者似乎是从马红霞等著《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一书第二章抄来的）因系转抄，作者连同“美克齐美”四字后面原作所加的括号中文字也一并抄了下来。

　　查，整个这段话最早出自向青1980年代初的一篇论文（向青：《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4页）。按照金书大量出错的资料来源情况分析，作者应该不会去查找30年前向青教授的文章，想必是从二手甚至三手的文章或书中辗转抄来的。但无论如何，金书所抄的这段文字和向青文章中的文字基本无差，这也说明作者一般情况下不会自己抄错，凡错者多为来源中即错了。

　　向青文章中的这段文字如下：“十月革命以后，中国最早报导这一革命的是上海《民国日报》。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日，《民国日报》大号标题是：‘美克齐美（M axim alist音译，过激党之意）占据都城’。”

　　对比两段文字，可知两者相同度极高。重要的是，作者抄录时完全没有注意这则资料的说法有什么问题。

　　实际上，向青在括弧中做的这个注解并不十分恰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http://www.aisixiang.com/data/43890-2.html)

吹笛在湖北

由这些书名，可以知道这些大学校长在想什么。

吹笛在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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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数据来袭，究竟意味着什么？在中国科协近日举办的科学家与媒体面对面活动上，中国联通网络技术研究院首席专家唐雄燕给出一组直观数据来描绘了大数据的未来图景：到2030年，中国一个普通的家庭会有40～50个智能终端，一个家庭产生的数据是20TB，相当于半个国家图书馆的藏书容量，即2600万册，40TB。

    “最近两三年产生的数据可能比人类历史上4万年产生的数据还要多，实际就是由于互联网的发展，互联网是大数据来源的最重要的地方。”唐雄燕说，如果在一辆普通家用轿车上安装传感器，大约需要几十到近百只，而豪华轿车的传感器数量可达200余只。在传感器的监测之下，汽车每小时能产生5~250GB的数据，而谷歌的无人驾驶汽车每秒产生约1GB数据。而据IDC预测，到2020年，全球将有300亿个物联网终端，远超人类的数量。

    大数据就是未来的新石油。唐雄燕说：“数据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经济资产类别，就像货币或黄金一样，将形成数据材料、数据探矿、数据加工、数据服务等一系列新兴产业。”正如《大数据时代》一书里所说的：知道“是什么”就够了，没必要知道“为什么”。在大数据时代，我们不必非得知道现象背后的原因，而是要让数据自己“发声”。

    一个经典的营销案例是：美国一家零售连锁超市Target创建的一套女性购买行为在怀孕期间产生变化的模型。一次，一男子闯入了他家附近的Target店，向店铺经理大吼：“你们竟然给我17岁的女儿发婴儿尿片和童车优惠券，她才17岁啊！”店铺经理向来者道歉，表明那肯定是个误会。但一个月后，这个愤怒的父亲打来电话道歉，他女儿的确怀孕了。

    “谷歌流感趋势”也曾震撼世人。2009年2月，谷歌在《自然》杂志上发文，解释了谷歌仅仅通过研究人们上网的搜索记录，就能够预测季节性流感的爆发和传播。谷歌的预测与美国疾控中心的预测数据存在很高的相关性。但美国疾控中心通告新流感往往会有一两周的延迟，而谷歌的预测数据更有效、更及时。为此，谷歌公司处理了5000万条词条与将近5亿数学模型。

    “要在数据里面找出有价值的东西来，这是大数据技术的核心，迅速完成数据价值的提纯。”唐雄燕说。以监控摄影为例，有的监控累计一整天，其中真正有价值的可能只有“发现你干坏事的那一两秒钟”，在这中间怎么找出来，就是数据挖掘技术的关键。

    当然，在利用大数据价值的同时，也须警惕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问题。工信部电信研究院互联网中心主任何宝宏说，对于政策制定，原来对用户的隐私保护更多侧重于隐私本身，如个人姓名、电话号码、银行账号等，而大数据时代除了保护这些信息，更需要一些新的思路和方法，如果只是保护用户信息的采集环节，在大数据时代就是不完整的，因为总有一些其他信息能够分析出有些涉及用户隐私的信息。（《 中国青年报 》（ 2014年01月10日   0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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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笛在湖北 发表于 2014-4-24 15:38

我读到这篇报道的时候，我在想，有一天我在住院的时候，我还在打算过两天出院，谁知道结果大数据早已出来，门推开：哐当，一副实名棺材寄到了。——商家先我知我这次必死～

晓寒

由这些书名，可以知道这些大学校长在想什么。
吹笛在湖北 发表于 2014-4-24 15:28

书的品位反射出人的品位。貌似南开那位面相都比较凶霸霸的。还是复旦杨校长看去比较儒雅，深沉，内敛，比较象小时候周围那些民国过来的老教授，即使是理工科，也有深厚的人文底蕴，在时下的大陆高校是很少见了。据在复旦任教的朋友说，杨校长自己说是30多岁以后才开始读人文历史哲学方面的书，更是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