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李大苗：辛亥八廓

宇航

　　孙文的精神脉系——辛亥八廓之一
　　
　　李大苗|文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香港割予和“五口通商”为部分条件的结局，维持了三十多年的“伶仃洋时期”的贸易格局终止。此前，停泊在珠江口外海，也就是伶仃洋上洋商们的众多趸船，不仅仅造就泛滥的走私贸易，而且为江口之地的香山带来奇异的景气。香山和洋商们的纠葛，最著名的代表当算容闳。以中国而言，容闳代表着未来的启迪，但以香山而言，容闳却证实着逝去的兴旺。
　　
　　建设香港，从第一天开始，就意味着澳门的萎缩。数以千计的洋商和洋仆，以及来往和暂住的船工海员们，自那一刻开始，离开或不再停住澳门。澳门不再是中西贸易的枢纽，被冷冷地撇成了角落，而本享有州府地位的香山，倏然就变作澳门这个角落的角落。几百年来的繁荣，使得那里的人口繁衍密集，而人口的密集，在经济失落时，造成极为严重的贫困。
　　
　　孙达成16岁时，也就是1829年，去澳门学徒三年，后在澳门板樟堂街一间葡萄牙人开设的鞋店当鞋匠；1845年，在32岁时，离开澳门回乡；1854年，41岁，得长子孙眉。生幺子时，已年逾52。除了变故和贫困两个原因外，在那早婚早育的盛行年代，很难再有别的什么来解释孙达成的境况。倘若因由真是变故和贫困，那么，与当时澳门和香山的世态陡转恰恰吻合。
　　
　　既进入不了城市生存下来，又疏失了农业耕作技艺，这大约就是32岁的孙达成的处境。窘迫之中的不止于孙达成，所以才有更多的香山人离别故土，远走海外谋生。纵然故土难离，26年后，孙达成的长子孙眉，还是挥别父母，囊裹在父兄之辈中间，奔向遥远的海外，在檀香山创业谋生。
　　
　　孙达成佃租的田地，据说是两亩半。所产农物当然也就有限，加之还要扣缴租税，相信，四五口的孙家生活必定极度困苦。但区区的土地规模，所需的农作劳动也极其有限，纵使年近六十，孙达成一人也足以担当。贴近些许勾勒，童少年时代的孙文，生活逼仄然闲暇无边，而这，恰恰又是游民自小的养成，一种品性，一代代地在子弟身上复制着游民自己。
　　
　　孙文10岁时才开始读私塾，比照很多幼童五六岁入塾开蒙，这是一个很大的年龄。两年后，受长兄接济，孙文远赴檀香山。在那里，小学和中学共读书五年。那时的檀香山还是太平洋上的独立王国，有自己的王室主权和文化以及教育体系。虽然西化，也就是美国化，但作为一间面向当地土著的教会学校，其教育状况究竟如何，如今已经不易考证。夏威夷的五个学年，意味着完整的小学过程，对于孙文来讲，还要习得与母语全然不同的英语，这当然很困难。而再一个困难则是，他的年龄大约是同班同学的一倍，高高的个头，在那些尚未发育起来的孩子中，尬然兀立。小学毕业后，孙文在檀香山又读了半个学年的中学。之所以值得一提，是将近90年后，这所中学来了一个刚满10岁，肤色靛黑的孩子入学，他就是今日的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
　　
　　1883年，孙文离开檀香山，没有回到香山的故土。他来到香港，进入拔萃书院继续中学学习。按照拔萃书院的记载，他是被除名（expelled）；而常见的说法是，他之所以中断学业，是因信奉了天主教，被哥哥孙眉招回檀香山训斥并看守起来。简言之，几个月后，孙文又回到香港，入中央书院学习两年。按照介绍，中央书院是港府的官立学校，教科书和讲课都采用英文，看起来，似乎是非常西式的教育。但这仅仅是教育制度而已，因为“当时中央书院的学生来自世界不同各地，主要研究中国古典书籍。”设立这所官校的用意，并非是为着天朝臣民子弟的开化，而是为着西方开发自己的商业利益来了解天朝。在中西文化比较上，孙文从中央书院所得到的，与其说是中国人如何观察西方和世界，莫若说是潜在地从西方的字空儿来透视中国的历史和时状。
　　
　　既然书院的学生来自世界各地，学生的就读也就一定是寄宿制。这样的学校生活，与香港本地的社会生活隔离开来，不能入境地体会那里的商业气息，尤其是在夏威夷透镜下，香港那些本来令国人惊奇的景色，在孙文看来可能就是极其平淡无奇。1880年代，比照上海的日新月异，香港的发展似乎显得些许凝滞，因为前者的租借地实行着“商人自治”，虽然标作“英租界”、“美租借”，而领治的却着实是不同国籍的驻沪商贾，有着香港所不足有的自由和香港所不足能的民主，当然也就有了香港所不足荣的日新月异。比照起来，彼时的上海对中国的影响来得更为巨大和深入，文化的、经济的、产业的和思想的，当然，这也和上海比香港更深地嵌入中国人文腹地密切相关。
　　
　　
　　1886年，以肄业生的身份离开中央书院，没有毕业文凭，这使得孙文不大好以体面的方式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在广州博济医院附设医学堂习医半年后，孙文转回香港，于1887年进入香港西医书院学习。“香港西医书院”不是一个精确称谓，其确切的英文名称是“theHongKongCollegeofMedicineforChinese”，说的这是一间专为中国人办的西医学校，学制五年。1887年是首期招生，仅录取了4名学生。学校的课程和教科书以及教学均采用英文，相对于其他本土同学，孙文有着不可比拟的语言优势。
　　
　　解剖学、病理学、临床学、免疫学、流行病学、护理学、医药学、生物学等等，繁杂的课程，对那个时代的国人而言，极其困难。1893年毕业时，只有孙文和另一名叫江英华的同学通过考试，领取了港督出席颁发的毕业证书。这看起来足以令孙文骄傲的毕业仪式，其结果其实非常糟糕：西方医学是以拉丁语为语言构架的科学体系，西医书院初办时期，学校教学能力有限，操用英语的医学教师也不过两三位罢了，对中国的本地学生用拉丁语教授课程，在有限的学期下，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故此，在开办初期阶段，西医书院就没有设立拉丁语课程，也没有用拉丁语授课。正是因为拉丁语的缺失，孙文五年学业完成时，学校不为苏格兰医学总会（GMC）承认，孙文本人也就未能获取合法有效的从医执照。
　　
　　此时的孙文，已满26岁，几近而立之年。这样的结果，对于这样年龄的成年人，未必仅于糟糕，以其已经拖儿育女的境况而言，甚至可以用“灾难”或“绝望”来形容。没有配套的社会化医疗和医药体系的支持，再没有雄厚的资金来配置医疗和医药设备，除非辅以简单门诊的坐堂卖药，西医难以个人真正独立执业，这与独立行走江湖的中医郎中绝然不同。没有从医执照，意味着不可能进入，也不可能利用既有的医疗和医药体系。
　　1893年春，孙文在广州开设“东西药局”卖药辅以疾病诊治，与当今在药房坐堂医生的情境如出一辙，难得看作行医，着实是为着买药。以那时人们对西医医药的认知和广州的西医状态看，除非自己开具处方，没有什么可能靠民众自己或其他医生的处方售药。猜测起来，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与孙文同期毕业的江英华远走南洋，在远比粤东更开蒙和开放并富有的华人社区行医谋生。有关孙文粤东行医的种种赞誉，与伟人神话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在校期间，学校为孙文诸学生开设了临床实习课程。这所学校本身就是一所只有三名教师的私人学校，并不隶属任何一间医院。
　　
　　“今吾邑孙翠溪西医颇留心植物之理，曾于香山试种莺粟，与印度所产之味无殊。犹恐植物新法未精，尚欲游学欧洲，讲求新法，返国试办。”这是郑观应《盛世危言》中《农功》中的片语，说是此篇为孙文1891年所作，由郑氏收录。可若以“尚欲游学欧洲”来断，似应在西医书院结业后，否则，医学未得转而农学，实为无理。其实，植物学，或者农学，也是一套拉丁语构架的学科体系，就已学医五年的孙文而言，其难度未必在赴欧深造医学来得更低。由此，看似进取的《农功》慨言，背后何尝没有错落失张的无奈呢？
　　
　　在香山老家种植罂粟，并收获得“与印度所产之味无殊”，而仍“犹恐植物新法未精”，着实一个很奇异的故事。要知道，到达中国的印度所产，已不是罂粟，而是割取并风干加工后的生鸦片。但人们并非用生鸦片来判断鸦片品质等差，而是熟化后，乃至吸食时的品味如何。再说，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国内种植鸦片已经极其普遍，品质与等级分类日益精巧，极大程度上已经实现了进口替代，种植技艺早已成熟，又何须“试种”研究。即使以“试种”为真，那么若加之孙文另一篇文作《商战》（以后会谈及此文），至少证明，此时的孙文还是一个科学救国和实业救国论者，对社会变革没有思想性和理论性的感知。这是1893年。
　　1895年的“广州起义”被追记为孙文革命生涯的启端，两者时间相距不过两年左右。发生如此反差的变故，既有的说法之一，将原因归结在1894年上书李鸿章这一事件。称李鸿章的傲慢的官僚做派深度刺激了孙文，使其对中国既有制度改良式变革绝望，毅然决然地走上反清的暴力表达。对此说，若以中国的大局事态为背景，可以看出，这又是一宗伟人的神话故事。孙文上书李鸿章的时间与中日甲午战争同时，以失败为结局的这场战争，同时宣告了洋务运动，时偶也称“强国运动”的彻底失败。李鸿章失势，如此明白，国人皆知，怎能激起孙文的气恼，以致决绝？
　　
　　
　　即使不为甲午战争所误，孙文所上之书，也不足以令李鸿章搭眼。比照韦廉臣、林乐知、慕维廉、赫德、李提摩太、艾约瑟、丁韪良对西方世界持之以恒地介绍，以及对中国现实慢条斯理地批评，而尤其是由日本返任英国驻华公使的阿国利，以日本的明治维新对中国做出的紧急警告，无论从现实状态理解的深度和广度上，还是从变革提供思想性和技术性的策略上，孙文上书的内容的确平庸无创。即使广学会中的那不多的几位中国同人，也早已“斯宾塞”地、“达尔文”地向洋务领袖和精英们告诫着过危亡之论。
　　
　　上书途中，孙文在上海见过广学会的大枭王韬，他应当知道，从学识上或资历上，自己不堪以王韬望项背。在那个时代，上海这扇门窗，比香港那扇开得更广，更实质也更明澈，不仅是中国洋务思想的策源地，也是西风东渐的登陆地。有着西方知识背景，孙文倘若真能坐下来听听谈谈，或者哪怕翻翻业已二十年积累的《万国公报》，就能察觉自己见识狭窄和思维浅薄。
　　
　　有记说云，为了开办“东西药局”行医买药，孙文邀人投资与借款多达两万银元之巨，考虑到那时白银的价格与西药类别寡少的状态，这个数目不足为信，但即使数千银元，也是很大一笔数目。药局经营一年多时间后停业，大约就在上书李鸿章的时候。远在停业前，孙文似乎就不在药局坐医卖药了，据说是回香山翠亨村苦写那篇《上李鸿章书》去了。那个时代的广州，应当不再有什么人了解西医西药，孙文不在堂，药局就该打烊，倘若真是所谓停业，大约和破产差不多少。考虑开设药局之前别无收入，这样的停业应当就是一负沉重的饥荒。一年多的广州生活，似乎没什么令他眷恋，对这座城市没有什么感情，也许会是负面的印记，否则，三十年后他断然不会向那座城市轰炮，而作用不过是为着自己张威。
　　在这个背景下，《上李鸿章书》与其说是一谏言陈章，莫若是一打自荐求职表。进谏还是求职，从文章本身看不出差异，区别在于，进谏可以再而至三之，求职则不同，投书一次，没有回音，即做拉倒。可能还有一个区别，前者，通常说来，表送的当是绝见，或是中肯之词力敦听者夺定；后者则畅语，纵横驳杂，以钓幕僚谋士之期。反正吧，北方之行更费不菲盘缠，捉襟之紧又要露肘，艰苦之状当无需猜想。“筚路”？，应当比这个形容还要简陋，简直和骑着竹竿差不多，孙文就是这样为自己“蓝缕”地启程。
　　
　　思想是知识与方法的思辨。关于知识，以规范的来源做小结，关于世界的知识，自然的和社会的，基本集约在小学；而中学的知识是中国情态的西方解释，大学，确切说应当是大学专科，是极为精专的医学体系；那么非规范的来源，除了檀香山的异样格调外，大约就是翠亨村里的古老故事，这样的故事，因席卷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而有着南北地域之分外，近乎相同的《聊斋》的诡异、《三国》的人杰和《水浒》的豪情。在粤东，广州的衰落与香港的新奇，曾经启迪过洪秀全，也一定会在流民中继续滋衍，其中包括对革命造反的崇拜。
　　革命与造反，不是知识，甚至不需要知识，革命是方法，而且革命也需要方法。“四大寇”，与其说是少年时期的孙文及三个伙伴的匪名，莫若说是亲近们对他们的昵称，说得不过是青春期几位寻常的叛逆情性，就人生整个过程看，算不得性格的第二性搔动。倘若有着知识托拱，孩提间的高谈阔论，的确能铸就思辨养成。不能断定孙文天方夜谭似的海外奇观对伙伴们的知识滋润如何，显而易见的是，所有这些伙伴，并没有与孙文交换知识的能力，那些啧啧的感叹，对孙文唯一效应就是，感受着崇拜，滋养起自己的领袖感，或者说领导者的欲望。
　　
　　比照伙伴间的互动，另有两个人会更真实地影响孙文的思想：杨衢云和洪全福。前者是同代长兄，在上海的西式学堂受过专业训练，其时正在犹太人的英国银行中作买办。关于杨衢云，也许就是为着将其湮灭在伟人的影子里，后人对他知之寥寥；后者，洪全福，是天王洪秀全的族侄，天国的三千岁封王，太平天国失败后，潜回粤东老家，然后隐匿在洋船上做厨师，游走过五洲四海。对于孙文，洪全福不仅仅意味着太平天国的悲壮，还在于他是“三合会”的“洪棍”，洪门元老与堂主。孙文与洪全福的关系，所有的介绍都语焉不详，在这里不妨揣测些许：作为大清朝廷与满汉重臣绝不会宽恕长毛的余孽，洪全福能向孙文披露自己真实身份，没有极度的信任，决不可然。有说洪全福曾在南美掏过金挖过银，这与那个时代的淘金热相吻合，但那样的生活，绝非西方市井的生活常态，而是底层的，且荒蛮和隔绝的。
　　
　　
　　就是在这样的知识背景下，当然也是经过这般的路由，1895年，孙文匆匆走上了暴力造反的不归路。反叛王权统治，不需要更多的知识准备，陈胜吴广开始，就推转改朝换代轮盘；反叛异族专制，并不需要方法的抉择，朱元璋的痞烂和洪秀全神癫就足以天翻地覆。这样的排比句式，仍不足以说明孙文关于国家和社会的最初想象是什么。尤其是简约成“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究竟与兴明的“驱逐胡虏，恢复中华”有何不同？那些古老的惦念，真能翻新出时代的呼唤？1895这个年份，沿着孙文的脉脊，找不到他思想的等高线。
　　
　　孙文入读西医书院的转年，也就是1888年，父亲孙达成去世。尽管年长12岁的孙眉有着如似父亲般的慈爱，按照中国大家庭的传统习惯，至此，再亲密的兄弟也要分家。孙眉，显然比一般的兄长做得更多更善。他不仅将母亲赡养起来，而且继续资助弟弟孙文的学业，更令后人赞口不绝的是，若干年后，孙眉还竟然把自己的弟媳连同侄儿侄女接到檀香山供养。外人很难推测兄弟之间发生的故事和微妙情感，能显然所见的是，对兄长的感恩之情中混杂有个人的自尊与倔强。作为兄长，尽管孙眉可能忘记弟弟笃信天主教对自己感情的伤害，但无论如何，孙文的这个选择是对自己兄长尊威的反叛和蔑视。
　　
　　而问题还有，倘若伸张起来自己正当的权利，那么，就必须把自己的责任和义务有效担当起来。几经苦拼之后的现实是，孙文没有这个能力。这当然会对孙文产生严重的伤害，以致最终丧失任何愿望。孙文的家庭婚姻情况，是对上述判断最清晰的证明。可问题的糟糕程度还继续恶化着，大约就在孙文“伦敦蒙难”之后不久，孙眉檀香山的生意突然破产。关于原因，有的说是因爆发瘟疫毁掉了孙眉的牧场，另有说法是，因投机期糖失手所致。简言之，对于孙文，这个经济资源彻底不再。
　　
　　离开广州后，直到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十多年里他没有任何正式职业，没有任何正当的个人收入。革命，使他能得有捐赠，捐赠使得他能体面地生活，至少在日本，能和达官同聊，能同富人共乐，与那些浪人们一起倘徉酒地，醉梦花天，还寻常享受趸拥，时偶抚摸喝彩。“伦敦蒙难”过了半年，孙文离开英国。1897年8月，抵达横滨的孙文，尚还在投亲靠友的状态，宫崎寅藏寻到了他。那时的宫崎寅藏，正使劲为自己“白浪滔天”的诨号打名呢，随即将孙文引介给玄洋社，一个日本民粹加浪人的组织，由此成为关于中国的职业革命家。■
　　
　　作者为独立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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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代语境之困——辛亥八廓之二
　　
　　李大苗|文
　　
　　1902年，即鲁迅渡洋到日本留学那年，统计说，在日的清国留学生，总数不过数以百计。这样算下来的话，自1898年起，留日的学生，累计未必超过千名。其时，绝大多数是官费留学，私费的极少。官费支持期限是无限度的，不仅只要入校读书就有资给，能读到多高，就尽管可劲儿地读下去，无须为衣食住行着慌。看到的介绍说，至1905年，才有一个留学生能从正规大学正式毕业，拿到学士文凭。其人名叫何燏时，1878年生人，1898年赴日读书，毕业时在日读书7年，时年已28岁。
　　
　　另一个是1905年的统计，2700多名留日学生中，在正规大学中深造的只有31人，比率约为百分之一；但这并不是在日留学生的总数，该统计并未将诸如成城学校和士官学校中的留学生包含在内。这样，若以大学四年计，在1909年前，留日且能大学毕业者，不会超过32人。对此，日本法政大学时任校长梅谦次郎说“清国学生之有志于斯者，不得不先从事于本邦语言（日语），从而入专门各学校。综计前后须得六七年。夫以六七年岁月之久，是非立志坚定者，鲜克见厥成功。即成矣，而其数必又居于最少。”
　　
　　1905年时，私费留学日本的学生已经不少。倘若能在日本学成，困难比梅谦校长判断得更多。官费留学生每月的资给是30银元，七年学业算下来，就要多达2500银元。而那时当兵的话，每月饷入要有七八块银元，莫非大户或官宦人家，皎皎子弟很难拿出那么多的家财来出洋读书。所以，留学生中的大多数是官费生，按照当时4000学生来计，清政府每年要拿出150万银元。
　　
　　1905年，清廷正式废除科举，开始倡办新学堂。之前的新学堂寥寥无几，除非无趣科举入士逸人或西化的买办洋属，立心把孩子送到新学堂读书，绝对鲜少。所以，相当多的留日学子的青少之年都花在读经诵典中，日式学校中那些常识、地理、历史、数学、化学、物理等等，对于他们若天书一般。20岁，算是较小的年龄，很多在25岁以上，甚至更高。有名的人物中，似乎邹容较小，留日时17岁；汪精卫21岁，胡汉民23岁，而陈天华和黄兴都已经28岁。
　　
　　很多知识和技能的摄取与年龄相关，超过一定年龄，学习的效率就会降低。年龄小，不耻于出错，容易与环境交流起来；年龄大，就拙于开口，生怕自己的疑问浅薄，为他人诟笑。陈天华，1902年就去了日本读书，直至蹈海示悲，学习三年，对日语依旧晃若喳喳鸟音。汪精卫亦然，投日执掌伪政后，别人问他怎么不会日语呢？他说，都忘了。其实呢，汪精卫留日的课程都是有专人当时翻译成汉语，教材讲义也都是译成汉语了的。因为日汉之间马马虎虎全可笔谈，所以，用汉语作答考卷，仍无碍教师阅判。像汪精卫这样古典小学不赖的，又中过秀才，一腕漂亮的楷书让试卷熠熠泛采，浓眉大眼，奶油泱泱，拨出个高分啥的，并不稀奇。
　　
　　日语之难学，不是日语本身的语言之难，而是其西方外来词难学。明治维新前，西方的东西被归作“兰学”。对于当时的日本来说，兰学是很高深的另一门知识体系，非要打扎实儒学才行。但开办西学之后，学生们免去儒学之苦，直接开读ABC，直接学习数理化，汉语汉字也就稀松二五眼了。这一代长成之后，干脆就不用汉字表意，用假名直接表音就拉倒了。这样，国人若再学日语，就不得不勾搭上西文。比照在上海广学会进修的学子们西语之难，赴日再造的游子们就有着同学两个语言之苦。
　　
　　从1901年开始，日清两国政府商议，在东京专设补习预科，学制一到两年，以使留学生习得日语来投考日本各类学校，这样就有了弘文、同文、成城、振武等预科性质的学校。从整体看，第一，一如到欧美留学，学生要在日本国民教育体系中完成最终学业；第二，整体设计上的学业完成的课时，要累计达到七年。然，赴日留学生的良莠状态，似乎比预想要严重，学校的课程大约从高小起步，将距大学门槛五六年的课程，掐紧在两年内恶补，由其困顿可足见其质量。从补习学校毕业的学生，能读入日本正规大学的，超不过百分之二三，部分人能够入读专科，还有一部分入读技校，当然，更有一部分连技校都不能考入。比如鲁迅，弘文学校毕业后，考入仙台医学院，该校的地位，以专科论都稍嫌不足，大致和护校差不多。
　　
　　1903年驻日公使杨枢，向朝廷谏书，提议在日本开设短期学校，从国内各省遴选在职官员修学，这就是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的由来。最初的课程设计是一年，学生不必先就读预科，略加考试后直接入学。课程是专为中国学子开设的，与日本既有的教育体系无关，也不求实现基本水准的教育效果。汪精卫、胡汉民、宋教仁，乃至已经在日晃荡两年的陈天华，就是在这里读学。彼时的法政大学，尚不是被认可的正式高等学校，也不算是高等学校，因为尚不许可私人经营。这样，法政大学本身也只不过是间业余学校，而又在业余学校麾下专门开设一特殊班，这就是速成科一角真相。这并不否认学校的教学态度，因为，为之聘讲的教师在日本属于一流。
　　
　　
　　运筹学，在中国久已。取其上，得其中；取其中，得其下。倘若取其下呢，这条古训忍住，觉得没法儿再继续说。何况计划与实施总是会有不同，有时会大有不同。比如，原定学业一年为期，后来延期到一年半，再后来则两年。又因采用课堂翻译，这样，真正有效的教学课时，算起来也就是八个月左右。比照正科，课程范围大为削减外，课程内容与深度也必然缩减。而中国的私塾教育没有统一制式的教学大纲，所以，即使都如汪精卫这样的秀才名分，不同学子间的知识水准也必然相差巨大，倘若再考虑年龄的差异和地域文化与方言，情形应当更为糟糕。
　　
　　更重大的不同是，最初的打算是遴选各地在职官员赴日培训，但很多地方送来的却是生员，在各等科举考中或未考中的佼佼者或落落者到东京求学。这个不同，之所以说是重大，是因为，若是官员，留日一年，意在开眼，给予的是见识；可若是生员，效果则是开蒙，所得的是思想。但，这还不是根本重大。更因为，官员大小都是利益既得者，多少有着安生之地；生员高低尚是利益未得，左右都是烦心之处。
　　
　　之所以发生如此变化，就是因为取消科举。大清帝国混暗黝黑苍穹下，科举如一盏明亮的探照灯，划向官场的星空，无数自觉佼佼，不没莘莘的学子们，一代代地抱紧这柱光亮向上爬着，在晚清这最晃悠的时分，突然关掉了科举电源，这样的景象，也许是最生动的比喻。或许因为巨棘手，或许因为巨同情，总之，各地大吏向日本派来的是生员，而不是官员。生员本来就是为着官制而剪下的材料，不喜耕作，无趣商贾，耻于百业，专修圣贤，满头脑塞的就是经国权道，济世神略。彼时悲怆的也罢，迷茫的也罢，匆匆云集东京。既短又简，既薄又浅，既近又远，既真又幻，这般“开蒙”的“速成”，东京的政法大学，简直就是革命修炼所，造反培训班。
　　
　　既近又远，说的是，身在日本，能真切体味“现代”的表现意义，然而，所有关于“现代”的术语，其宗原本意仍远在泰西；既真又幻，说的是，由现代术语组织起来的那些教科书，纠结的是语言的形式逻辑，即使以史实托附些许案例，也只是为着界定或矫正术语的词义理解，而不是知识体系的整体透射。而且，西方语境与日本语境之间就大有差异，而中国的语境与日本语境亦颇为不同。如，日本行长子继承制，社会形态与土地制度就与中国决然两立；再有，明治维新前，日本行藩制，与西欧的大陆部分，尤其法国和德国地区的历史很相近，但与中国的制度相差甚远。不同语境下，术语名词的含义当然不同，没有放回历史背景以理解，极易意识致幻。
　　
　　事实上，先行于满清几十年的日本，也是懵懵懂懂。固有的汉语语境与外来语境就多有别扭，所以对那些不喻之词，干脆就用假名呼之。那些外来语，日本人在商业傍英语、思想循法语、法律据德语，也就难免各自乖张，相互抵牾。仅就“君主立宪”也就罢了，还切切蓄心挤帝国的旁门，也就必然走上偏取偏用之左道。举“公民（citizen）”一词为例：英法德的词义都出自拉丁，源自古希腊，无关乎“公”而衍生自“市”。“citizen”在西方语境下之所以大行其道起来，其根本是因为欧洲的漫长历史中，很长时期一直保有“城邦”，城邦是自治的，也是为契约保护，并以公约来保护自己的“citizen”。相对于“城邦”则是“领主领地制”制，被译作“封建制”，其治下的是“serf”。比照serf，citizen有着不可比拟的自由，人身财产的，乃至个人意志的自由。德语中有句名言说：“城市的空气是自由的”，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公民”的正义是“自由民”（说起来有些绕舌），这是就其人身状态而言；更应称作“法民”（听起来似不惯耳），因为其权利受公约保护，不受领地领主的奴役。而汉语语境下，城市从未有过“自治”，“市民”的称谓包含不了关于“自由”和“权利”的真谛。
　　
　　所见法政大学速成科的讲义大致是这样，先给出一个术语，接着附上定义，然后假设一个简例，结论为一个学说。讲义当然与课堂实授有区别，若考虑受听效率，两者相差不会太大。这似乎与小学生的数学应用题差不多，但那是训导小学生数术的，而法政速成科则在演练词术，关于概念的演绎，从一个概念走入另一个概念的渐进解析，是修辞学的技巧与工艺。这些日渐渗入天朝的术语名词，尚未及贴合中国实务，学子们也疏于知晓日本，无法参借身旁的现实，凭空而来，凌空而据，在学子们的想象天际，构筑起蜃楼般的奇异。
　　
　　这些术语，专有称谓叫“和制汉语”，在大清被泛称作“新名词”。不用这些新名词，物指就似觉不确，表意就恍惚不清，不仅话语，甚至思维都打嗝。可既有的语体中，夹杂上这些新名词，大约就似汉白中镶嵌鸟音那样的耳烦。比如张之洞，对“新名词”的憎恶溢于言表。被笑指“名词”本身就是“新名词”后，他讪讪地把“新名词”唾作“日本土语”。“日本土语”这个贬称，以上国的一言自尊，蔽去日本维新过程中的社会嬗变。
　　
　　
　　“新名词”当然很重要，没有新名词，就载不起新文体，拖不动现代阅读与翻译，就无从驾驶话语与思维逻辑。而现代国家和人文的所有思想，都搭建在新术语和新逻辑上。思想相对活络的张之洞尚且如此，可略见满廷文武之一斑。光绪皇帝是其中不多的例外，从他阅读的书目中可见，关于新名词、新逻辑、新事物和新思想，他并不比那些身在日本的莘莘学子们来得少。光绪之所以例外，除去思想相对开化，更重要的是，关于“百日维新”的思考和纠缠，他一定要为自己的选择做出理念上的解释。而这，对他，远比开化与否更有彻骨之切。
　　
　　帝国决策圈的语境究竟如何，极其令人费猜想。光绪和老佛爷间的话语寡少，当为不疑，光绪从阅读得来的新名词，也就难得进慈禧的耳听。但仅就这样的判断，还不足以厘清之间的关系。一般说来，处于这样关系之中，若对手来得聪明，自己就不会露不知之怯，其中的办法就是，回避但凡可由对手显摆的事说。决策圈另有两个规则也令语境难立：其一，至尊者要持定自己的威严，寡言是其最，以彰显尊卑秩序；其二，慈禧持政，辈分之高，男女之别，都使得话语环境严格。简言之，皇帝永远比臣属更明睿，更有知，这样的惯有设计，必定使然之。在回忆鸦片战争事由时，琦善一语道明说，我们的皇上，最后一个知道实情，可却非要第一个拿主意。廷议的大臣们，只好跟着遮遮遮，随随随。
　　
　　所以，用思想开明否或顽固否，都没有考虑到政治议事制度对话语环境的制约，以及那些并非关乎思想，并非涉及政治的那些事由对话语形成的阻碍。光绪与慈禧之间的个人关系，感情的，乃至琐碎到难以启齿的，都会无由地导致话语氛围的艰难。一旦这些心块松释，那些以往不可企及的东西，倏然就顺畅起来。更何况，慈禧26岁守寡，40岁丧子，青年丧夫，中年丧子，这都是汉文化认为人生的极端不幸。这些变故，对她的生理和心理都会划下深痛的伤痕。在晚清亟需变革的时候，帝国的一切动向都随着她的生理期紊乱不定。在这个事实面前，不得不叹道，帝国的宿命。
　　
　　“开蒙”是中式的精神训导，定势于“笃信”，敬畏在圣言天理；“启蒙”是西式的思想感召，放纵在“怀疑”，求证于客观事实。之间的价值体系两立，精神人格互斥。
　　
　　“现代性”的特点不仅于思想意识和知识系统本体，更在于思维的方法与工具。“信”与“疑”是旧新之别，但不限于此，中土的“合一”，拢于天道，西风的“拆解”，分科建学；传统执于概念演绎，现代行于客观证实。对汉语思维，不只是知识坐标系间的切变，还关乎方法和工具系统的新造。“开蒙”，是知其“应然”，而启蒙，如果以其包含的历史为定义的话，则意味着，要证其之所以然。
　　
　　
　　谭嗣同的《仁学》是最恰当的实例。文中介入了“新名词”，但思维的方法全然是求辨终极之理。一个“以太”，在西方科学中是关于宇宙万态有着共同的最初和最根本的，不可再分的质原。以太，权作假设，支撑自然科学的理论体系，实则猜想，激励后人寻证求解。在效果上，科学从未愚守于“信”，而是诱动人们细察于“疑”。但在谭嗣同那里，“仁”是最高并终极的意志，上帝般地永恒，藉“以太”的存在，其精神弥散在世间万物中，决定人间万理。绝对不变的精神主义意志加之恒动不守的物质主义形态，看似新旧杂糅或中西合璧，着实是孤词深入的新话语在传统语境中的窘态。谭嗣同试图破解一切努力，说到底，就是绝对真理的致幻。
　　
　　谭嗣同的“新名词”趸自传教士们的广学会，上海租界特有的宽松自由所然。李提摩太、傅兰雅、丁韪良等等这些汉界西儒们，为汉语词汇脱坯揉瓦。也许讳于国是朝政，所以自然科学多，人文科学少；迁就旧用的多，决然另造的少；具状的多，抽象的少，凡间俗理的多，意识形态的少。其实，乃至包括诸如严复等，对西方文著不是如实翻译，多是东拿西取地“编译”。这种去油添醋的情景烹饪，或许为着阅读味美，恰“信达雅”之闲，又何尝不是因汉语词荒所困，另辟蹊径，偷渡语义不达的窘境。
　　
　　郑观应《盛世危言》中《商战》篇，说是孙文所作。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重起，“商场如战场”从历史中又回忆出来。“商战”是谋术，狡黠与强悍的生死博弈，判时事，唤英雄。即使把《商战》仔细通读，也未必能明了，孙文所言的“商战”，在今天的理解，就是“竞争”。商业竞争，并非定死活，而是换有无，促生产，延及民众福祉与社会发展。可那个时代词穷，粗通英语的孙文无以言说那个competition的心绪，故挟来“商战”一表。比较“竞争”，“商战”当然多许些危机感，加重紧迫意识，可以理解是用来上书李鸿章的策略。但这并不能避开这样一个事实，不仅孙文这篇文字，乃至索尽郑观应《盛世危言》全书，根本没有“竞争”这个词语。
　　
　　新词不倡，语义不达；言者窝心，听者蛊闻。晚清时节的困局，并非仅凝于政治顽固，首当其冲的是陷于文化绝境。倘若仅仅是政治顽固，满清那些朽官锈吏也就不会派出自己贵胄东渡。这些满族子弟中不乏宗室皇族，在留日学子中为数奇寡，据说受尽汉族同学的欺辱，可回到北京，他们几乎各个都力挺立宪，支持变革。可见，政治顽固并非因于既得利益，是文化蛮懵导致政治昏聩。旧制官场中，终能步入军机，大多已修得耳顺，养就一身的习性着是无改，就算愿得世间屏幕眼花缭乱，帕金森颤颤的指头们，也难是操作这洋汉交杂的政治键盘。
　　
　　文化绝境，当然有着民族心态的根结，但语言荒瘠以致无法播种思想，耕种文明，这才是亟待破解难题。清廷废止科举，万多学子投奔海泊倭山，接词曲义闹革命只是一端；当他们乌压压回师中原时，编教材，行师道，办报纸，言天方，新名词若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地楞来，以暴力强势摧残文化顽冥，以致摧枯拉朽，一发不可收拾，遍地烽烟骤起，晚清的话语统治由是坍台。
　　
　　但要论及国治，那一代则不行。那个时代的塾教与科举，拈朱程理学，格物穷理，以致终级；捏依阳明心学，格心廓理，知行合一。诵读或是默写，练题或是备考，都受训在“信”。思维定势就是模式养成。世态万象，其道惟一，知行相辅，通驭人格，用终极真理呵护人间冷暖。翻手国政善恶，覆手道德教化，酿制经国济世的情愫，栽培起咄咄自负。艰巨的是，固有的价值体系从没配送制动系统，不是脚刹，不是手刹，是脑刹。■
　　
　　作者为独立学者
　　
　　

宇航

　　革命的汉语思想——辛亥八廓之三
　　
　　李大苗|文
　　
　　汪精卫有篇批驳梁启超名文《民族的国民》，其中说，“图腾社会（此从严译《社会通诠》，日本译为徽章社会）”云云。查索日本词典，找不到这个“徽章社会”一词。细细一想，再再一查，果然如同严复一样，以表音来直用，用的当然是假名。可见，即使满腹经纶，若没有些许汉语的新学知识，一股清水也会读回一锅糨子。还是这篇文字，汪精卫所用“文化”，在今天则说作“文明”；而如今的“文化”，汪精卫则用“气类”，如“民族者，同气类之继续的人类团体也”等，而其中“继续”呢，应当是“保持”。
　　
　　汪精卫那里，是《民族的国民》而非“国民的民族”。对“民族”还是“国民”的困顿，被批驳的梁启超另辟蹊径，精心雕刻出一个“中华民族”的文偶。如果与日后的民国宪法中的“中华民国人民，于法律上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别，均为平等。”比较，汪精卫实属形式逻辑的文字推演，玩的是术语概念对阵，以历史旧仇绝不可懈，来裂解大清帝国的天下一统，梁启超的功夫则下在修辞学的技艺，以面对世界之林的整体国民体态，荫庇五族异存的国是庄园。本来各属不同范畴术语间的应然缝隙，就这样任梁启超捏糊起来。着实地说，无论当时的立论还是日后的影响，两者都与国家政治实务相距甚远。
　　
　　“希腊之受制于土耳其”、“比利时之受制于荷兰”、“匈牙利之受制于奥大利（奥地利）”等等，在《民族的国民》中，汪精卫用着这些枚举，华夏汉地被喻为满清的殖民地，虽然全部文字中，他从未用到过“殖民”这个词语。科举式的方法，妙在凌空地比喻，越奇越险，越是神来之笔；科学的方法则不然，它精在细致求证，溶于常识，归于定理，合于客体方能立地。明眼看去，在汪精卫所举中，都有“宗主国”而并不仅于异族统治。自清人入关，满洲之治就已荒芜，时至清末全然殆尽。倘若稍加考证，汪精卫只会明了中国的状态与自己枚举的异同，但他没有训练出这样的习惯，比较事实求证真知。他长袖所及，不过娴句爻词。《民族的国民》中，汪精卫舌尖上的几例西点，充其量不过热狗，压根儿不是思想正餐，满肚子快装的都是乌冬面。
　　
　　“国权”与“民权”自明治维新就纠缠在一起，甚至可以说，本身就是明治维新的原动力。但，1889年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为分水岭。自维新开始不久，宪法制定就提到了日本官场和民间的议程。只要是“宪法”，无论君主还是民主及共和，都是关于限制公权力，保护国民甚至臣民的权益的事由。在日本，首先开始的是民众草拟自己所期望的宪法，时称“私拟宪法”，版本纷纭，莫衷一是，是日本最开放的时光。这个时代的主调，应当说，就是“民权”，无论是冲突还是认同，社会的理念与基本概念，都得到相当廓清。不妨这样说，明治立宪的初衷是国家政治构架的确立，即令处心“皇权”，也势必确界“民权”。以宪政开始为标志，日本转向“帝国”建设，《大日本帝国宪法》如其定名，是面向世界的动想。此时，民权运动就沉寂，或者说，抑郁下去了。十年之后，19世纪初年民权思潮再起，其主旨已经是无政府主义以及社会主义。
　　
　　甲午战争的失败，令国人只是尝到了日本国强的厉害，并不能真正感知日本国民的状态。更多的留学生来到日本时，正值对俄战争开始，以至日本节节胜利。巨大的胜利欣喜中，国家力量空前壮大，大多国民已经诚心诚意愿意让渡自己更多地权利。中江兆民，这位被誉作“东方卢梭”的民权思想家已经故去，留下一部《一年有半》让人伤感与思考。另一个人物是幸德秋水。将幸德的思想视作“民权”，稍嫌勉强，视作“社会主义”也略有不足，思想史学家们说，比较准确的话，应是“无政府主义”。当大清的留日学生们正在酿造激情，烹调勇气时，幸德的处境正在日益艰难，在中国的武昌起义同年，以煽动暴力推翻政府的罪名被处死。
　　
　　日本并不以为自己是多民族国家，不以为北海道的虾夷人是异族，不在乎被侵吞的琉球故族是异族，更不在乎被吞入的台湾居民是异族。吞并朝鲜后，比以前更强力推行同化，直至推出“皇民”这个统称。但对海外，高调民族主义，支持甚至参与菲律宾、缅甸、泰国、柬埔寨的土著运动，对孙文反满活动以巨大同情。日本选择的不仅是“君主立宪”的国体，仿照俾斯麦设计的德意志，日本做的是全面移植，其宪法授名的是“大日本帝国”，而不是若大不列颠那样的“王国”。按照“帝国”一词的历史定义，日本的国家状态，无论如何都与之径庭不合。对朝鲜的觊觎和日后对台湾的夺取，证明其“帝国”，并非关乎“天皇”的名号，还有溢于言表的蓄心惦念。
　　
　　日本的民族主义，相当程度上发自国家的战争动员，然而以致兴盛，得于战争胜利激励。相辅相成的势态，将国民理性湮没在民族激情之中。正是在这个时态，清国的留学生到日本，浸染为革命党人。他们之所以民权思想匮乏，民族观念倔强，这是直接原因。辛亥革命，现在更倾向说，其本质是一场民族主义运动。而稍嫌不足的是，这个说法没有揭示出，这场革命，话语是汉字的声音，而口条弹出的尽是片假名。
　　
　　在日本，孙文们与玄洋社的勾合，以及众多的留日学子对西乡隆盛的膜拜，有利益上的关联，也有青春期躁动的情愫。玄洋社，以及后来的演变体：黑龙会，其本质是反社会的。玄洋社是西乡隆盛的精神继承者，而西乡隆盛是日本浪人文化的人格养成，是寄生在日本宗藩社会制度的浮游物，既世代早已脱离农耕社会，又拒绝投入都市生活的社会游离者。在日本，他们以反精英的形象出现，对日本日益脱离传统社会体制，城市化，商业化以及新型资本权贵的出现并参与国家议政持以坚决反对。比照现代社会的错踪，他们的意境简单淳朴，文化训养不足，行为作派率真，生活洒脱随意，铜臭气味寡少，江湖义气浪子豪情，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富有牺牲精神，在国粹意义上，西乡隆盛的确有豪华的人格魅力。
　　
　　
　　在很大程度上，日本的浪人文化与中国的流民文化相同。包括孙文在内，近乎所有留学或暂居日本的新潮人士，大都厌弃农耕式的社会生活，但鲜已入境城市生活，在社会气质上，与张献忠、李自成有着似乎相同的成色。正是这些原因，他们对日本真正体现现代思想的那些东西没有兴趣，甚至反感厌恶。从玄洋社对朝鲜的贪欲，他们完全能体会对中国的奢想，但气味相投的社会人格，使得双方倍觉洽合。1908年后，随着留日学子们大量回国，而且其中相当的从事教育，西乡隆盛在天朝传诵开来，并更有了神话风采。对那些本来就夜梦《水浒》日聊《三国》的朦朦青少年，那般蜃楼浮影有着绝对超视距的奇异，无疑令那些青春期们砰砰兔动。
　　
　　天朝的中枢，并不似后人渲染的那样愚昧顽固，对西方的社会景致与世俗风情，与民间有着相同的羡慕。早在德国留学时荫昌就剪掉辫发，后来他坐到陆军大臣；太仆寺少卿裕庚出任驻法公使，堂皇娶回金发碧眼的洋妞。在文化和民族意识上，满清贵胄们比人们想象的要开放。裕庚一双混血千金，颇受老佛爷喜爱，他走私进口的媳妇，也受老佛爷待见。所以，老佛爷不可能不知荫昌的二房是德意志的洋妞，也就不可能不知荫昌油亮的辫子是套假发。谁都明白，辫子关乎满清统治的政治正确，荫昌剪辫，冒犯的是祖制，是态度问题。从这宗大是大非可见，慈禧老佛爷，真实的比脸谱的，宽容得多也慈祥得多。
　　
　　说起来，清朝中期以后，八旗，作为子弟而言，对奇技淫巧，就比汉臣有着不得了的嗜好。荫昌剪得，我何剪不得，裕庚娶得，我何娶不得，倘若开此争论，倘若彼此平等，晚清的很多困境就足可以因势利导开来。就此而言，满清专制的顽冥很大程度上受力于汉儒文化的固守。为什么洋务派净是汉官而绝无满臣？原因是定鼎之立下的规矩：满人不得事商。不得事商，使满清贵胄不与汉民争利，是其上好一面，虽然其本意出自汉传统的贱商意识；而另一方面，汉臣全面掌握帝国的经济，满臣尤其是皇室贵胄，最终在实力上被边缘化。贱商这个传统意识，令政治家们对民间商业轻蔑不屑，时偶孟浪颟顸。
　　
　　后人以“国家垄断”或“权贵资本”来正说那个时代的“官商”现象，或者用“红顶商人”描述胡雪岩和盛宣怀这样的官商两栖的人物。私欲如何，人各其怀，权且搁置不谈，若仅观其工商运筹，其口实上或者骨子里，都是“经世济民”传统情怀，并非“经济”与“经营”意义上的效率与管理。“经世济民”与重商主义在思想层面上颇有不同，因牵扯过繁，在此不谈为是。而“经世济民”情境下所简称的“经济”一词，其“经”，是梳理“国利”，其“济”为供应“民祉”，在现代思想语系中归属于政治范畴，与西方的“economy”的词义颇有不合。严复注意这个差异，曾努力使用“生计学”来抵抗来自日本的“经济学”对中原文化的回侵，终因力所不逮，怏怏而弃。说起来，严复的“生计学”的外延仍囿守在民生筹谋，内涵并未包容“economy”的“效率”本意。
　　
　　从晚清社会意识现象，明显看得出来，宪政思想相形丰杂，而经济思想绝对匮乏。这与日本不同，日本的明治维新，西方经济思想为首发，然后，再以宪政思想为递进。明治维新最初时期，日本的思想理论尚残有“经国济世”的传承，采用国家化的实业推进。不久之后，开始引入近代企业制度，不仅是民产民营的经济制度选择，还包括近代银行制度，更重要的是企业会计簿记制度，确立起财政制度，财务制度和会计准则。商科教育梯次渐进，从管理到核算，从市场到运营，包括农业、工业、商业以及服务业等等，全面涵盖。以往城市中的那些经商居间的町人，由被歧视到受尊重，于是商会、行会以及民商扶持机构日渐兴起。
　　
　　除了缫丝与农作和工矿业稍有留学生学习，并将其技术知识带回国内，普遍而言，留学生们对日本商业经济与经济思想无动于衷，鲜有涉足这个知识与思想领域。其实，早在1800年代，在广东十三行内的洋商们，就把商业知识，商业思想以及商业精神领入天朝的门槛，开办了票据交换业务（银行），以及“燕梳”（保险，即"insurance"之音译）和代理业务。东印度公司停业之后，身在广州的这些商人，合伙将公司的大时钟连同塔楼买下，运到广州的商馆住地安装起来，当当当地，发布关于时间也是金钱的商业主义声明。
　　
　　1842年上海开埠，1860年后天津开埠，中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最初就是在这两个地方形成并滋长，抚育起商业社会的人格品性，但商业和经济思想依旧晚成，未能成为帝国变革的精神大器。比如会计簿记，直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才在上海开始推行，到来之晚，以至于1895年通商银行建立之后，不得不招用洋人管理账务编制簿记。帝国时代，天朝绝无财务会计人才，没有这样的知识和技能，更无财务会计制度与准则。正是没有这些智识软体，洋务运动才腐败到粥状，亏损到一塌糊涂，也失败到一塌糊涂，成为天朝无法测度的无底洞。内中当然不乏人格问题，但其根本绝对不是人格问题。
　　
　　洋务运动的“西学为用”，是极端的感性自负。强国也罢，自强也罢，都是基于“自以为是”的选优运动。相信自己有足够精准的尺度，能测度是非优劣。毫无经验可以凭借的条件，决定了成功的道路就是试错的过程。比照这个自负，摸着石头过河，就显示出经验主义的睿智。但国家政治绝非“摸着石头过河”可以担待得了得，国家政治必须保持稳定的原则性，杜绝多变的随意性。即使在那个时候，若能对“试错”有所认知，也就对民脂民膏有所顾忌。1680年法国最著名的重商主义大臣考贝尔（Jean-BaptisteColbert），问及商人需要什么样的政府支持时，得到的答复极其简单：别干涉我们（Laissez-nousfaire）。如果能由试错者自己担当其失败的风险和损失，清政府和地方大吏不是直接操作企业经营，而是搭建经济和社会制度，“同光中兴”，这二十年的宽裕时光，中国的未来道路会可能会走得非常阳光。这并非止于责任的行为规则，更渗入在思维的哲理。
　　
　　
　　没有透彻的经济思想，就绝对不可能长成清澈的政治思想。同理，没有平等的商业制度，就不可能建设公平的经济制度，进而不可能建成公正的政治制度。工商社会最基本的形态就是分工，亚当斯密在《国富论》开篇讨论的就分工，由此伸延开来他的经济和国家治理的思想。中国传统中不是没有关于“自由”的话语，至早可以追溯到老子那里，但老子所言的自由是个人放任的想象，不是若亚当斯密那样，出自社会现实的体验与思考，冷静的原理性分析。老子的自由，说到底，不是对现实社会的必然参与和人格定位，而是陶渊明式的自我放逐，桃花源中的自娱自乐，是精神价值的自我，不是社会权利的自由。
　　
　　孙文及其追随者们关于自由的理解就是中国传统格式的，一如中国故往的那些文人逸士的桀骜想象。他们不知道高度商业化社会是“自由”的必需之器，“自由”是商业化社会的应然之物，内中在表达着与人之间的合作，与事之间的契约，发出承诺，担负责任，共享收益，分担风险。在他看来，中国这贫瘠困苦的农耕社会里，人们的“自由”太多了，而自由使得国人成为一盘散沙。孙文的革命动想，很大程度就是要剥夺人们的这个“自由”。多年后，他把军舰上的战炮指向广州城，就是为的摧毁那里的商民自由。因为那里的商民在捍卫自治，申张不得政议，绝不纳税。
　　
　　这并非事后诸葛的洒脱，是因为，“自由”这个听似浅显明了的名词，本身包含太多的深邃理念和杂博经验，在汉语语境中，至今仍混沌不清。“人生而自由”，卢梭这句賅言倏地闯入汉语语境时，中江兆民把日本和中国的年轻人撂进了法国大革命的哮喘。中江兆民和其后的汉字翻译者，他们并没有意会到，更无从理解到的是，所有改变人们精神意识的字语都出自历史，每个字词都应该在其历史初源中和过程中确定其修辞本意。就是以Free或Liberty为例，在西语中的字义都是解缚，从束缚，从被强制中解脱出来的意思。这显然是说，人身和他的意志是解放出来的，并非卢梭所言的“与生俱来”。孰为正解，不多做冗笔，简单说来，两相若做比照，只能明白更多而不是更少。
　　
　　关于“自由”的另一个领悟，自法国大革命开始，自由就比此前关于个体的语义扩展起来，不再是仅仅关于个人权利的话语，而漾及民族与国家的，成为“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政治表述，是“民族国家”的思想原体。这即是欧洲大陆的历史过程，也是美洲大陆，南美和北美的历史过程，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关于新兴国家的政治理由与过程。如果说，个人的自由尚可包容民族与国家政治范畴，那么，反过来，历史用事实证明，近乎所有的民族和国家的自由，排斥乃至剪灭掉了民众的个人自由。辛亥时代的革命党人们，正是这样界定了“自由”这个政治语句，以此打下自己和那个时代的思想底色。
　　
　　这就是汪精卫所言的“民族主义”的思想由来。在现代日语词典中，对“民族主义”的解释已经归入“国家主义”，这是对应英语思想语系的诠释，即Nationalism；而百多年前，日本的关于国家建设的法政思想，其来源是法语和德语，而由其是德语。德国的统一，使得俾斯麦的国家语句在极长的时期里保持着进行时，而德国统一的标志由是德皇的一统权威，极其贴合日本以尊皇为国是政治主调的维新运动，所以，即使那个时代称作“国民主义”的那些思想意识，其主旨就是“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力在与异族的文化识别和与他国的国家意识的识别。
　　
　　本篇以汪精卫与梁启超的政辩为开始，就是对这个思想事由的看重。民族主义思想给与了那些未来的革命党人以极大政治激情，反之，也造成立宪党人极大困惑。梁启超打造了“中华民族”这个新词，意图以此将天朝治下的各色臣民归入同一个民族，曰作“政治民族”。这个称谓，并不能遮蔽住民族间事实上的差异，既无历史和文化资源证据，又无社会政治现实支撑，不过是一种景愿，以维系帝制的中华传统，避免民族冲突之类的国难。然而，无从历史还是从现实，帝制还是共和，专制或是民主，其根结与意义都在于治权与民权；前者是国家机器的强制力，后者为国民权利，在个体身上体现的政治与经济等社会权利，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梁启超等东渡日本避难时，日本的民权运动已经式微，但远不至于痕迹杳然，失却运动形式的思考与争论；国民权利作为理论学说，还在日本的思想界和学术界偶有讨论，西方的思想和学术文著还在翻译进入。哪怕出自面对帝国现实的权且，也必须虑及民国未来的终究。梁启超的思想，暂且将其日后的嬗变不谈，在那个时代显然说服力不足。对那些根本不能安于书桌的年轻一代，尤然。
　　
　　
　　在以议和方式终结满清统治之后，一意要杀净或驱逐“鞑虏”的革命党人，再以暴力或强制手段处置满族居民，无论如何也失去理由，多少都变得不合时宜。代之以“五族共和”，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和一种理性，较之梁启超的“中华民族”少许“一统”苦心，更显“亲和”善意，是面现实的态度。但民族不是社会政治的载体，同一民族只意味着文化上与感情上的亲和，并不必定是人际间的平等。在民主、自由、法治治下，人人平等是必然之态，无论民族，无论出身，无论贫贱的每个人的权利平等，足可以保证不同生活习惯和文化信仰之间的族际关系。而且，既然少数人的权利能得以保障，少数民族的文化精神的权利当然可以保障。在这点上，力图建立现代国家的人们，革命党人，立宪党人，对现代政治思想显然没有信心，推出“五族共和”的主张来排解自己的狐疑。
　　
　　从日后的选择看，革命党人更偏好掌握统治实权，不大看中议员身份。这种对议会政治为征象的现代国家制度的不屑态度，显现出对民意和民主的傲慢，更可见其对现代政治的无知。既然懵然无知，就立不起敬畏，没有敬畏就对现代政治游戏的规则无忌，其结果就是专制独裁。在这个关节上，袁世凯是然，孙文亦然，就大多数而言，革命党人皆然。在现代政治理念中被视作人格沦丧的那些动想和举止，对毫无政治操守的政治流氓而言，一如任可翻手覆手的游云。这样，比起晚清的政治，民国时代的政治更溃烂，更腐败也更绝望。比如北洋军阀时期，倘若说还不是那么绝对糟糕的话，那也是清代残留下来的人格遗传。这些军阀们，对读书的文化人，对知文达理绅贤的敬重，或者说，对道德口碑还尚保有故年的嗜好。
　　
　　“立宪”是晚清时节的最大政治，但“宪法”只是国家政治的纲领，当然具有政治符号的意义，并非法治规则的实体。1904年的清廷颁布了《钦定大清商律》，之后陆续颁布或编纂新制律例，延展至刑法、民法以及相关诉讼法等。按照“法未名罪，人不被刑”的治罪原则，在诉讼法的程序正义保证下，国民的人身财产以及生命权利可以得到有效保证；倘若“法不禁止，任可由之”的治世原则得到公认，国民相当部分政治权利可以得到实现。在实体规则得以确立条件下，法治社会最大的准则是公开，由公开来保证公正，用公正捍卫公平。倘若这样的实体规则得以确立，一如没有文本“宪法”的英国，清王朝照样可以实现实体的“宪政”。如何体会宪政符号与宪政实体的同异，是对宪政已否达到思想性认知最简明的标识。立宪党人对这些实体法和程序法明显缺乏热情，没有从国是政治高度予透识理解，显见其宪政思想粗扩简陋。
　　
　　而革命党人的革命思想，从概念设立到理论模式，从历史参照到现实类比，完全自日本啜入。从西乡隆盛为楷模的浪人社会，到以陆羯南等所代表理论精英，从学理到感情，整体性构建起革命党人的革命思想。汉语思想中的革命，在新语境中以民族主义得以命名，由是，前赴后继，循环以复，致成外视迷乱内治独断延绵不绝。尔后，以至于将革命作为意识腾图，以示正义，有理由，革命，没有理由，造个理由也要革命。
　　
　　汉儒文化崩塌之日，依旧姗姗迟来，直到后人命名为“新文化运动”。在那个时节，尽管“新名词”“洋文化”的日渐芬芳，沁润心脾，然仍不敌流民与痞子的文化那样地酗醉夺人，以至于整体性的文化和思想的建树，在百年后的今天，依旧令人不堪作评。这不仅与方法和工具有关，还在于体系造就和价值基础，也即价值体系的建树。现代精神的本质就是：不得用天道信条来判断事物的真伪与高低，不依据圣人圣言挟制人们的思想与举止，不得由身位差异切划社会人格的尊卑与权利。一百年过去，这个过程直到今天远未完成。■
　　
　　作者为独立学者
　　

宇航

　　立宪毁于背叛——辛亥八廓之四


    李大苗|文

　　1905年7月16日， 清廷发布派遣大臣出国考察政治的上谕，晚清的立宪作业由是启动。相见成趣的是，此日孙文自欧洲去日本的海船上，两天后抵达横滨，着手协调派系组建“同盟会”，革命党人开始新一轮暴力政治运作。从时间逻辑上看，革命党人这个动作是对满清政治改革的直觉反应，两个月后吴樾北京车站谋刺出洋考察的“五大臣”，可以证实这个猜想。效果上看，革命党人的暴力与立宪动向共进退，或者，至少相互刺激。而这个时间逻辑关系，与革命暴力促进立宪的惯有说法颇有差异。

　　道理愈争愈明。出洋考察政治，当权者这一做派将政治改革推到公开议论的程式上来。一年后，清廷颁布“预备仿行立宪”的告示，“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 “大权”“庶政”之分，意在“抓大放小”，虽仍是中央权重，但让与地方分权。但这并非是最重要的，因为，“公诸舆论”就是公开争论，允许“公诸舆论”，就是许可民众向朝廷摆事实讲道理。“公诸”的用词更值得注意，诉诸舆论评议，对专制国家来讲，另一个术语就是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在操作层面上，开“报禁”、结政党就是“公诸舆论”应有要义。就逻辑关系，以舆论议国政，求的当然是“理”，“理”当然就比“权”大，既然是论理，就不会有先验之“理”，而是拿事实辩道理，即，以现世之实求国政之是。

　　但立宪仍不能呼之欲出。新制度据于新思想，新思想存于新话语，这已在不同部分有述，在此不冗言。相对“独裁”，“宪政”是泾渭分明的概念，是立场的选择。 然，一俟“立宪”，就是设定规矩，构建权限的政治设计的议题。以帝国为看，德意志宪法与德意志建国同步，即使俾斯麦恩威并施，软硬交加，也是权者间讨价还价的协商与妥协；日本的帝国宪法，哪怕最终是少数精英专断密谋而成，毕竟也经历了十多年“私拟宪法”的公议公论过程，有各层人士与利益团体的申张和辩议。 所以，在中国，在“立宪”之前应该有一“议宪”阶段，各个阶层，不同团体申诉自己的利益之外，按照自己的想象或要求，编制自己觉得应然的宪法，经由社会公开审议。倘若“立宪”的决取还在朝廷的话，那么，“议宪”则全然由民间自为。

　　但，中国却走了另一条道路。1906年9月颁布“准备仿行立宪”上谕，并没有带来热热闹闹的“议宪”民间运动，能让史家拿来称道的，大致是“自治”活动，背后多为官僚推动或默许，展示“宪政”楼花的样板间。或许因为这个原因，使得“立宪”避开了“议宪”这开智进程，步入地方自治的直行道。所谓“直行道”，是相对日本政制嬗变而言。日本政制之变，首开于“废藩置县”，废除封建藩制的同时，取消了地方治权，实行全面的中央集权制度。日本的这个制度选择，与那个时代世界潮流不符，某种程度上看起来像是大革命制造的法国制式，可与后来作为自己老师的德国所保持的地方自治相背。在国家政制建设上，日本走了一条之字形的弯路。

　　清末立宪运动以地方自治开步，直迈政治分权之路，切中宪政制度的另一个要点。其时，日本反思其教训，已经开始逐渐复置地方自治。日本维新之路的成功，可资直接受益，其错谬和教训，可间接例为参考，这是后发者的某些好处。然而，清末“地方自治”运动中，最真切且最得当的，并不是借于日本的经验，是对上海万国租界的观察与体会。1905年11月11日，上海绅商们成立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这并非是如今概念下的“工程局”，是模仿万国租界“工部局”的称谓。“工部局”，又是曲用清政府“工部”名称，而着实却是城市的行政管理机构。

　　上海这一景致，值得垒字。与其他地方不同，上海的“自治”不仅是其民间自发性，更是其“总工程局”本身就是受控于公议的执行机关，直接向城市居民提供各种公共物品。这些公共品包括卫生、教育、环境、道路交通、治安等等，整体性地搭建起政制概念下的现代城市自治框架。绅商以纳捐资格参与并主导自治，决定了“纳税人自治”的性质，从另一个方向表现“无代议，不纳税”的正当主张。比袁世凯在天津花样化的“地方自治”，上海的自治向居民提供城市必须的公共物品，使得居民向市民的身份转变有了物质条件准备。更不能忽视的是，民间自发性质决定了，没有绝对人物可以肆意专权。与政的绅商们一开始就老道地入境于妥协与合作，张扬起自由社会的“契约精神”。


　　1908年7月，清廷颁布《各省谘议局章程》和《议员选举章程》，限令各省一年内完成咨议局建设和议员选举。“咨议局”，从其名称可知，在制度设计上，是督抚的“咨议”机关，官制《章程》中所申“采取舆论之地，以指陈通省利病，筹计地方治安为宗旨”，也并非立法和监督机构，更非“地方自治”的权力机关。清廷的政治设计者和决定者所不知的要害是，这样的政制设计恰恰是日本“地方自治”正在左右为难，进退失据的困境所在。那时日本“地方自治”之所以处于热议，并非社会共识，而是激烈争论。真否为“地方自治”，最瞩目的就是地方行政长官是上级派出还是民选。只要是民选，毫无疑义，就会弱化，以致不能中央集权。

　　咨议局的设计本意，就是为督抚陪衬参议机关，以缓和地方民众利益与中央政治的冲突。从机制的权术上，也可以制约封疆大吏坐大，又可开通渠道将民意送达天听，以使得中央监督地方政治。这个立意忘却，或者根本不知的是，只要是民选的，或者退一步说，只不要是钦定的，就必定不为官府所左右，而且以其正当性和民意性，胆于对抗派驻地方官员。这个权力机制就是“制衡”；一事不容二权，就会必争事权；凡事必须确权，就必然界定责任；如何担当责任，就必须事先设立规则； 如此规则关乎治政，所以，立起的规则就是宪政之法。这样，“自治”必然导致“宪政”。其实，在宪法的学理上，“自治”本身也就是“宪政”。

　　“民选”之路一开，绝对权力必衰，无论是不可置疑的天赋皇权，还是自称历史选择的僭主极权，都无以为继。在“资政院”中看得更清楚，地方选派来的议员大都斗志昂扬，动辄以辞职来威胁，而朝廷钦定的议员，往往垂头丧气，事事委曲求全。在地方的咨议局，督抚过往的权力左右受到掣肘，人事、预算、役负、建设等等不一而足。若稍许想想，事理就很是清楚。比照行政长官派遣制，咨议局的所有议员都是在野政客；对行政长官道理亦然，然极其实在的是，若民选行政长官，议事堂里多少会有合于自己政见的议员，至少能帮着自己在议事中据理一争。派遣的可就无比糟糕，议事堂里，几乎所有民选议员都是自己的反对派。没有立法权，议员们的申张，甚至无法算是政事方略；既然针对行政权力，那么无论成败，都是对权力的监督和制衡，官员们总要说个明白，也要做个明白。各地咨议局的质量当然有差，官员推动或直接操纵建立的咨议局，就相对听话安详，反之，则激烈乃至对抗。

　　民选还是钦定之间的效用反差，远比议员本身人格良莠几何来得根本，相对于议员的智识宽窄，实证亦然。比起动辄拍枪，纵意拍案有着永不会凋谢的理性，是议事堂 永恒的毅然正气；守在晚清的这些案例，可以看到，议员一个个地贿选与否并不重要，究竟代表哪个社会层面利益也不重要，是普遍民选还是有身份限制的民选也不重要，根本的是只是民选。只要是民选，其资格正义就可以实现对权力的抗衡；在权力这个共同的对手面前，当选者必然结成共识，这样的同盟一定基于妥协，个人私欲就必定受到遏制。所以，那个时代的议会政治或选举弊端，即令后人总能举出些许案例来诟病，但这样的矫正，只是喻来赞当今阶级的本性人格，并非意在百年前那个时代的风采再现。说起来，事理很简单，就是钦定还是民选。

　　清末时代的议事政治，阅读到的细节有时也很是打趣。比如三读审议，比如分组专审等等，活灵灵地就搞了起来；再比如，既然议政会议有期限规定，咨议局的议员们就为闭会期设立常驻议员会议。常驻会议和议员，这是后来“常务委员会”和“常委”最初的称谓；还比如，常驻议员要求行政长官凡事都要先送到常驻会议来“咨议”，未经“咨议”不得实施，林林总总，花样百般。所有对设计漏洞刁钻以用，其实都是现代政治的训练，也是社会法治的实习。倘若未经规矩准许的就不可以操作，那么这个道理既适用“咨议局”，也同样适用督抚大员，谁都不可越权。


　　“咨议局”的政治设计，立意在政治地方化，也就是“地方自治”，舒中央集权之失能之困。修辞学的工艺并不能修补智识上的困窘。“地方自治”首先就不是“地方” 和“自治”，而是各个地方共同的国是政治。出于共同本能，在尚未能理清地方政治如何前，各地方咨议局的议员们就建立起“各省咨议局议员联合会”，结成进退 同盟，对抗中央权力。相比“资政院”， “各省咨议局议员联合会”看似院 外游说团体，实际上与资政院民选议员内外呼应，在体态和舆论上构成政治强势，更逼真的理解，应当是议会政党的雏形，自发的，直觉的，但渐渐走出当局预设的 政治蓝图。紧接着，又和议事堂外的自发团体组织起来“宪友会”，明确宣示政治宗旨，从立宪的对策延展出维宪准备，长期化也常态化，亟心倾力推进中国议事政 治的建设。

　　“地方自治”先行，这个政治动议很大意图在于暂且回避国政的敏感和艰巨，但，的确是歪打正着的精准和迷迷怔怔的正确，前者形容的是满清朝廷，后者说的是“咨议局”。民众的利益是在地方切身感受的，民众的民事权利也是在地方施加的。美国前众议院议长奥尼尔一句名言是，“政治在地方”（All politics is local），说的就是这个事理。另一本土名言谓之“父母官”，是说，地方为政的善恶，对民众有亲爹般的贴肤之蹭，以此衬说“天高皇帝远”的底层逍遥与苦难。自治，越底层越自在，越城市越自由。

　　“各省咨议局议员联合会”的效用不止于上。共进退，大约可以理解为安危同担的政治保险，但遥相呼应的互助，更促发思想传染和智识共享以及经验恳谈，还推动彼此竞争，地方的与个人的竞争。比学赶帮，取经送宝地，聚焦在媒体舆论中，成为闻人名人，这样的情形，恐怕是那些实践者都未及预想。靠着本能的和自发的冲动，议员们，各地咨议局的议员和北京资政院的议员，只凭自己简陋的理解和全无的经验，打造中国未来的政治秩序。过了些许年份，哈耶克说“自发秩序”，两者相见，互为不假；而很多年很多年很多年以前，亚里士多德说，“人天生就是政治动物”，论的是古希腊城邦的闻政议事，今古对照，中外皆然。

　　清末议事政治，最令人怦然心动的是召开国会的请愿运动和弹劾军机大臣事件，前者以“各省咨议局议员联合会”为领导和策划，三赴北京显示顽强；后者以“资政院”为舞台，体现坚韧。两者互动互励，将立宪运动推向一个高潮。百年过去，对这些政治先贤的胆识，无论是赞还是叹，都扯动我们这样后人的愧与耻。

　　革命党人的暴力革命，首要的就是秘密，事先不得泄露，事后怯于张扬。而议事政治则不同，党人们要大喊大呼，要引动视听，不止于一个事件的固执，更有一连串动作的变幻，营造的就是不可遏制的势头，而且还要愈演愈烈。当革命党人的荆轲们隐蔽不宣乔装而行时，议会党人则风仆仆，无定暖，议士一去兮箪壶满。革命党人所处心的是意外，制造震惊和耸人听闻；议会党人堂皇无忌踏梯而上，扔下一只靴子，世人引项那下一只的震响。议会党人的进退有据，坦荡堂皇的做派，直到攻下南京前，都享有不争的声誉。

　　对那个时代，现在的一个说法是，“革命压倒了立宪”，但这与史实相悖。1911年11月14日发布《中华民国鄂州约法》（编者注：此约法由宋教仁起草，大致时间为1911年10月2日至11月13日之间，当时宋身在武汉。发布时间有11月9日、14日或16日的说法。），在“革命”最初时分就径直步入“宪政”，即令还处于战争时期，就将孙文所称“革命的军政阶段”的政纲完全摒弃。而在此前，兵营枪响当夜，当起义士官忙不迭涌到咨议局搜查自己领袖的时候，议长汤化龙就早已等候在那里。汤化龙为代表的议会党人，一开始就参与并领导了起义，用咨议局的身份赋予起义以政治意义，在安定民心，更在领导层里发挥重要作用。

　　十四个起义省份中，至少有八个是咨议局主导或领导的。咨议局的身份，使得起义平和或至少最大限度减低了流血与暴力，极其从容地得到民众的认可与支持。以省为单位均衡观察，议会党人是这场革命的领导者，不是追随者，更不是抗拒者。在突发的事变面前，议会党人比同盟会更早担当起领导责任，相当程度地可以这样说，即，“立宪领导了革命”，以《鄂州约法》论，还可以这样说，即“立宪规范了革命”。《鄂州宪法》非常清楚地摆开“三权分立”的权力格局，同时也规定了“行政责任制”以及行政长官和议员的民选任期制。


　　起义爆发时，黄兴、宋教仁并不在场，汉口失守，汉阳不支，在武昌岌岌可危的时刻，军事总指挥黄兴与宋教仁匆忙出走。说这样的领袖是革命的领导，既罔于史实，也有嫌取辱。至于孙文，当他蹒蹒跚跚晃出洋轮时，唐绍仪和伍廷芳间议和谈判基本结束，就等着袁世凯把劝退的戏演足了，革命暂且告歇，自后亦不再起。自打踩稳上海的那爿码头开始，在“革命”大势已成的情态下，孙文只着着实实领导一场给自己加冕总统的仪式表演。

　　这样，革命最初的模样，不仅是“宪政”的，还是“民主”的。《鄂州约法》的制定，有革命党人，议会党人，也还有起义反正的文武官僚，各方利益和意愿都能得到平衡，实现的是“共和”，避开的是“独裁”。思想意境之高，可堪为各省楷模，还可用作南北政治磋商的模板，以致最终升级为《宪法》。“宪政”、“民主”、“共和”，中国现代政治的胚体，在其刚刚形成的时候，就受精于现代思想，结成第一颗种子。在这幅形象里，如今我们仍在期待的那些，在那一时刻，有着全部的可能。

　　共和的原则，民主的方法，宪政的理念，这一切，以孙文抵达上海那一刻开始，遭到革命党人的全面的背叛。“各省都督代表联合会”中多有各省咨议局议员或咨议局委托代表，但在革命党人的枪杆子威慑下，这个联合会宣布解散自己，并宣布新成立的“参议会”只能由各省都督派员，不得由各省咨议局的代表出任。这个在枪杆子胁迫下的政治决议，孙文、黄兴、宋教仁及陈其美等的狂妄作为，是对共和原则的背叛，是对民主的强暴，对宪政理念的践踏。这些人的政略是：在我的地盘，就得我说了算，在我的枪杆子下，我就是老大。此招得手，孙文等以为经验，然后力迫袁世凯立都南京投网就范。日后，北京演出一场兵乱将其荡然，袁世凯分明读出这些背叛者的处心。

　　倘若说暴力反抗并推翻专制就是革命的话，此时，革命党人已经抹去了革命本意，他们要实行，也开始实行的是暴力政治，暴力镇压和驱逐当日的盟友，不是暴力从清廷那夺权，而是暴力恫吓和排斥盟友，只由自己掌权，简言之，就是暴政。自暴政一开始，议会党人就以与坚决的谴责和反抗。不助纣为虐，这是他们正直的选择，哪怕革命党人对同党或对手的杀戒已开，江苏、湖北的议会党人仍面不改色，义正词严，坚定抨击这些倒行逆施，明确指向“乱世祸首”孙文。

　　其时，南北两立还未融合，国民尚待清室退位，面对专制意义的革命还未完成，国家甚至犹有分裂的危险。即使这样，革命党人都不惜剪灭自己的同盟者。明知自己远弱于北方军事和政治集团的强势，也不容持有政治异见同盟者站在身边，哪怕在政治博弈中输得一塌糊涂。直到自己成为千夫所指的流氓，连自己的党人都怀疑是否无赖，险为孤家寡人的孙文不得不彻底交牌，想额外得到的一个也没拿到之外，下三滥的手法，把中国政治舞台搅到只剩下两个痞子的流氓对局，而且，袁世凯应牌上吟吟后手，大势上还悠悠撤军，老道地赢得众望所归，道德上和民意上的，把革命党人生生坐死。

　　但立宪党人，也就是此文所称的议会党人，还没有放弃自己的宪政努力，但那是另一段旧去的故事。中国的宪政，中国的民主，中国的共和，曾经那么真真切切地近，以至于觉得手指摸过的那种颤颤，倏间烟消云散，至今不现。每每回望，禁不住潸然。■

　　作者为独立学者

宇航

　　术人袁世凯——辛亥八廓之五
　　
　　
　　李大苗|文
　　
　　听闻武昌爆发起义并得到各地响应的消息，孙文立即从美国启程返国。在途径欧洲时，他对记者表示，为着尽快推翻满清统治，可以由袁世凯担当民国的第一任总统，而自己必然为第二任总统。这当然是惺惺的说词，在看到清廷就要倒下的时候，孙文不加推辞地就任了大总统，至少，将“第一任”的荣誉剪在了自己的胸前。
　　
　　在孙文看来，袁世凯强于势力，其能力和智识均在自己之下。作为推翻满清的先行者，孙文高估了自己的智识，日后证明，他对现代国家的治理理念知晓不足；孙文还高估了自己的能力，日后证明，他组织和驾驭现代政党的能力也极其低下，即使在同盟会这堂会时代，孙文也因其个人品性而使得帮派横流，内讧无止。
　　
　　更重要的是，孙文低估了袁世凯的能力，也漠视了其智识。1882年，孙文在夏威夷小学毕业，这时候的袁世凯就已经侧身于国际事端。那一年朝鲜发生了“壬午兵乱”，袁世凯追随着吴长庆到平壤平乱。名义上大清属国的朝鲜，此时已经处于英美日俄等国的纠结之中，波流诡谲，思潮涌动，其险其恶，直到十二年之后的甲午，方令大清帝国捶胸顿足。
　　
　　至晚自1884年起，大约10年左右的时光，袁世凯就领命治朝。虽然官品尚低，威望仍嫩，可袁世凯驾重驭轻，左右制衡，乃至猛拳出手，将整个朝鲜势态拿捏在手，坐太上皇之实，行总督之权。朝鲜问题的成败，咎由袁世凯几何，这是另一个问题，但难题出高手，困局出枭人，这个事理应当不疑。仅以日本为观，独统朝鲜的袁世凯，其真正对手，实则福泽渝吉、伊藤博文等亚洲强人。在朝鲜，他们一边在以实力和阴谋做势，另一边，在国际法上做局。不以胜败论的话，这场国际水准的变局中，袁世凯怎么也算是鼎力参赛的选手。
　　
　　关于藩属国，在天朝的焦距下的测量是一事理，在近代乃至现代国际政治体系与思想理解，则是另一事理；关于朝鲜，追溯到周武王夺鼎的上古时期。殷亡之后，箕子远走之地就是朝鲜，可见朝鲜于华夏中原有着极其特殊的关系，而安南，暹罗等，则晚至汉代之后，而诸如琉球与南洋诸国，可推至唐宋。在明末时节，所有这些习惯而自然起来的藩属关系，受到来自西方的世界观和国家观的致命挑战。将列强看作贪婪蛮蒙以及坚舰利炮，不过为浅于情绪或湎于直觉，就朝鲜而言，“事大”的诺诺，究竟是王室的尊威还是臣民的羞辱，无论是朝鲜还是天朝，在清末这多事之世，都使老思想遇到了新问题。身居北京的王公大臣们，即使李鸿章等，且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地得过且过，而置身平壤的袁世凯，则是天天不可回避的挑战，实力的，更是思想的。
　　
　　1882年，由朝鲜人出名，日本人出钱并经营的《汉城旬报》出版。这不仅是朝鲜第一张现代意义上的报纸，新闻与时评齐飞，蛊惑共思想一色，之外更重要的是，这是一张纯汉文的报纸，针对的读者就是朝鲜那些饱学与开蒙之士，将日本正在时尚的什么帝国啦，民权啦，主权啦，直至独立自由等等词风吹拂在半岛。《汉城旬报》后来改办作《汉城周报》，在袁世凯治下的平壤，活色生香地出版了五年，直至经费不济而自衰，从未遭受阻挠。袁世凯不可能不知道这份报纸，也不可能没读过这份报纸。彼时，他大权在握，倘若厌恶，他也不可能没有将该报从思想目录中删除的动想，可着实说来，这份报纸的确是窥察世界的一扇窗口。这样，袁世凯真实面对的，不仅是国际列强势力的迫压，还更有思想的对抗与冲突。比起天朝官场中的那些庸碌或倜傥们，所有那些动感异色的词汇，对袁世凯来得远为真切明白。
　　
　　
　　智识与能力，对袁世凯根本不是，甚至从来都不是个问题。至1911年，又经过十多年打理新军，袁世凯的势力也已经丰满，且不说身居要职多年，并盘踞京畿厚重。以孙袁相互比照，在思想资源方面，孙文有的，袁世凯无一落缺，而袁世凯有的，孙文颇多不具。粗扩说来，大致就是这样。
　　
　　比照平壤的鬼波谲潮，回到北京的袁世凯遇到的更是莫测凶险。“百日维新”，袁世凯不过一议士尔尔，早在朝鲜就多有熟稔的那些术语，说起来可能比旁人更顺溜，也许会更新鲜，令人侧耳罢了。那些康梁之徒，忧国辩士们倾心的是皇上的令牌，没把袁世凯们摆作新政主力，这当然也与文武不得私谋的忌讳有关。直到最后的时日，光绪皇上才受听推荐，召见袁世凯赏予新任。
　　
　　袁世凯还蒙在鼓里。慈禧太后的决心已定，对时态当然会以着意密察。建议光绪皇上召见新派武将，维新义士此时的谏言，着实置所有人于凶险之中，包括深知攸关的光绪，更包括不明究理的袁世凯。紧接着，就有了谭嗣同夜奔法门寺，矫诏袁世凯的密事。时人及后人，将谭嗣同等“六君子”之悲壮，乃至光绪皇帝的屈辱残年归咎于袁世凯告密，或者斥责对光绪恩宠的背信。这多少是逻辑简化导致的智力故障。
　　
　　驱兵颐和园，囚禁老佛爷，开天之想，荒谬至极。假定得手顺畅，光绪皇帝只会比明成祖多埋些自疚，多行些暴戾。直接参与过诱捕“大院君”，袁世凯当然了当知道：只要埋下祸根，早晚都要动荡。倘若逆手不就，乱战必起，情性倔强、做事刚愎的老佛爷，难免失命。为洗刷忤逆之脏，光绪皇帝终要把罪名托付给臣子，当必有人财、权、名、命皆没，九族株连无逃，但这只是其一。这样的维新，成功之日，就是自己遗臭万年之时。袁世凯难道连这不知道么？太把袁世凯用作丘八了。倘若真地得手，康梁这些新贵们，没有谁会把袁世凯当作烈士惦记，在未来支付他的遗志。
　　
　　所以，若想囚住老佛爷，没有将其非命的底气，肯定不成。不仅对于袁世凯，对其他所有人，包括谭嗣同，如果说诛老佛爷还要定于敢还是不敢，那么，杀光绪帝也就剩得愿还是不愿了。仓惶之中，谭嗣同理智之乱、手段之险，将袁世凯逼到粉身碎骨的不疑之境。这夺天阴谋，但凡能知道，不是枭首即是奸党。可是，新贵们，吆五喝六地，陪着光绪皇上一起打了百多天牌局，袁世凯眼巴巴地旁看着，只配拍巴掌起哄。到了最后两天，猛觉噩气缠手，忽然将骰子丢下来，令袁世凯掷胜负。袁世凯当然不会，也不必对历史吭哧吭哧地承担啥子责任。这个事理对谁都一样，不必苛求。
　　
　　甲午败绩是一次洗牌，戊戌变法又是一次洗牌，再到庚子之乱，晚清政局再一次洗牌，老派人物洗去，新派人物洗去，顽派人物洗去，风派人物洗去。在小站，老老实实训练，踏踏实实演兵。别的弄潮人物，大办武备学堂，抚育心计灵活的精英；在小站，袁世凯练的是兵，制式化的军伍，比照西式武弁，北洋的新军少些许科学思想，多些许效忠情感。从日后的祸世乱国的作为看，袁世凯的麾下，的确是精英不足，中坚有余。
　　
　　
　　慈禧容得袁世凯坐大，是因为她确信自己的威和能；摄政载沣对袁世凯当是忌恨交加，而尤其恐于袁氏尾大不掉之势。武昌事起，对袁世凯尚还可以说是“意外”的话，能在各地燎原起来，革命党的蹈火之勇，其作用只是很小一部分，很大程度上是北洋新军的敷衍与怠慢，他们忠诚于袁世凯，而不效忠于朝廷，北洋军南下武昌途中，袁世凯告诫冯国璋“慢慢走，等等看”。这支急急燎燎的平叛部队，在铁路上以每小时7公里的平均速度日夜兼行，一千四百多公里的路程，火车满满腾腾跑了半个月。这就是袁世凯的谋术，置清廷的安危于侧，以致纵龟蛇三镇无危卵之惶，予豪杰义士演弹冠之喜。
　　
　　袁世凯在10月30日接受朝廷任命正式出山，然早在27日，他的私人代表就已经到达汉口，通过英国驻鄂领事，向武昌方面表达意向，建立起对话渠道。这是文道，玩的是政治。与自己的敌手保持私下沟通渠道，能让博弈张驰交应，颇为筹谋老道。平叛治乱，“先礼后兵”是历来策术，袁世凯的叫牌似乎循守旧章，可惯例是“抚”“剿”相交，软硬兼施，刚柔并济，工具而已。但袁世凯发出的是“议和”，不仅是对敌手实体存在的承认，还在邀约对方的政治对价，是上上的点数。如果武汉的革命者应牌，议和成功，即可获得合法政治身份，中国政局立马焕然。凭此，袁世凯自然会两厢得乖，左右制衡。但革命党人自以为强势，故以不屑。当然，几天后南京夺下，使得朝廷丢分不少，而袁世凯更能从中分肥。这当然是后话。试想，倘若战事不启，汉口和汉阳不失，各省起义亦成定局，皇权、臣权（官僚势力）和民权（立宪与革命党人）三足鼎立，日后的中国极可能就是“虚君共和”；军伍不显，民心求安的状态下，议会政治由此开来，为国人免除日后十多年的军阀混战和外敌的落井砸石。
　　
　　尽管革命党人大多留日，诸如孙文、黄兴、宋教仁、胡汉民等等，背后都站着日本高参，但他们没一个人相信皇上的名分很重要，极攸关。纵然实体帝制很恶劣，很专制，但名分化了的君主，国家政体必然就是共和，恋栈专权的能臣，就可被直比日本的幕府，也为华夏故史所不容。一旦可以假手他人废黜帝制，袁世凯就没有了关于晋魏之变的畏怯，全凭他自己的断然心力和恩威事力如何。但革命党人太想自己当总统了，哪怕只是在历史上留下个名分也罢，忘乎对手强大的存在和一路铺下的谋略。拿下南京后，甚至不忧简陋的防卫，竟然热热闹闹地组织起北伐。要知道，这时南北两方已经达成停战协议，只是尚未做文本签署而已。
　　
　　1882年，袁世凯23岁，也许还未摆脱科举屡败的沮丧，没留神，就踏准上人生转折点。离开大清的日子，袁世凯意气风发，无暇庸碌，多次上书李鸿章，明白申述国是弊益。此时的袁世凯，辨析的是是非准则。在他看来：宗藩之地，主权空悬，是朝鲜扑朔多变之根源。无论他在朝鲜如何弄权，不得不承认，这的确是由衷的国忧，若以中原两千多年与朝鲜的旧有惯例，又分明意在观念立新，是究理，或者，至少能算作关于主权和国际关系的理论性思考。
　　
　　这样的思考或探讨，并没有给袁世凯带来斩获，反却是挫折，被调回国内坐冷板凳。其时，大清帝国看起来很欣欣向荣，实业突起，军事更张，洋务招摇纨绔，新民风流倜傥，对内是经济改革，官商合璧，土洋交响，对外则已商业开放，工贸结合，银企逞强，史称“同光中兴”。但朝廷上下，官场内外，服从着一个共同准则，即帝国大是大非的问题不许争论。“辩证法”，是关于思想理性的术语，出自古希腊，是说，事理由人们相互争论而明。到了黑格尔那里，就扩至为关于思维客体的用词，意思是，但凡事物都有两面性可以辨析，它们运动中相互对立于统一。严格意义上讲，这就不再是辩论的“辩”而是辨析的“辨”。要命的是，这种恰似扑克牌正反两面的比喻，为那些思想偷手们做局抽老千，提供了秘籍暗巧。当然，这是历史的后话。
　　
　　
　　辩证法，并非绝然的舶来品，中国老话“道理越辩越明”，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不许争论，就辩不清事理，当然也就找不到事理，也就必然不讲道理。古代中国之所以诸子阵列，思想勃发，就在于百家争鸣。不讲道理，就没有，或者不再有智者哲人。没有智者哲人，绝不是说都是愚者庸人，那些造次起来，风流出来的是术人。术人，不是没有思想，而是浅薄而已，也不是没价值观，只是功利而已，更不是没有道德观，尽是工具而已。在汉语语境下，术人就是善察“天时”，细用“地利”，巧凑“人和”，不拙处笃信，无固定操守。有道是，世无哲明，遂使术子成精。
　　
　　李鸿章，很难说他是个术人，没有术人会如此忍辱负重；也很难说他不是个术人，否则，怎能在窒闷的天朝辟出半爿洋务风情？袁世凯则不这般混合。久居朝鲜的袁世凯，回到国内，简直可以说是两眼一抹黑，原来的权势靠背吴长庆去世已经十年；自己一介武夫，虽也能说是文治过朝鲜，但终是在官场绝无同科之谊；甲午败绩又令略为知己的李鸿章功业全毁，面颜丢尽；洋务派几成千夫所指，朝廷罪人，往日颐指气使的风光散尽。由此可知，袁世凯究竟处在啥样的时态。
　　
　　朝鲜给袁世凯留下的经验与教训是，在朝廷，国是理念难得会受到待见，自己之所以还能为人刮目，是自己在朝鲜治政的权术。与国家安危与共，是青春期常见的多想症，此时的袁世凯已35岁，而立之年已过，思想的荷尔蒙已经能被经验有效括约起来。其实，倘若议会还需要智者哲人内中挑唆的话，官僚政体绝不以为有什么迷津需要哲人出来指点。除了偶或需要个把能人外，得过且过的政治规则，需要的是术人，其实，朝廷政治每日每时自己就在良莠有差地生产着术人。术人不是庸人，也未必是坏人；若自己的这块版本总能及时升级的话，极可能进化成能人。术人不可治国，因为没有价值信念，也没有道德准则，尤其是没有关于人的价值准则，没有关于政治的道德准则。在不许寻求事理真谛的世道中，比如没有竞选的审视与议会的辖制，国治就常常捏进术人之掌，任其在阴郁中不折腾地折腾。
　　
　　“洋务运动”的另一个称谓是“强国运动”，抑或“自强运动”，由那时开始，这一追求贯穿了一百多年的历史过程。慈禧之所以犹犹豫豫地开始“预备立宪”，内心中就是将“立宪”视为强国的工具，而立宪党人也正是以工具的有效性才得以说服慈禧动心，而立宪党人自己又何尝不是将立宪看为工具的呐。在这个历史路数上，袁世凯也不外。从戊戌变法到废除科举，再到五大臣“政治考察”，以及在直隶试办“地方自治”，袁世凯看似越来越走到潮流的前头。慈禧和光绪辞世，袁世凯仓皇隐退，直隶议员孙洪伊率众赴京请愿，要求速开国会，尽早立宪，令国人注目，风头极健，仿若杀出一骑立宪黑马，然而比照江苏和湖北咨议局，袁世凯处心栽培直隶咨议局却庸碌无作，波澜不惊，可见袁世凯的驭术之精道。
　　
　　这样，辛亥之年，历史推出了袁世凯。革命党人，如果不那么毫无根据地自信，多朗读一些政治读本，知晓被逼无奈下的妥协就是失败，而积极调和的让步就是正义，那么，给袁世凯这个术人的头上箍住虚君的道德威严，革命党人自己稍许保持些许清醒，不被袁世凯假手……等等。简言之，革命党不只要中国改制，而是非得要由自己掌权；推翻帝制建立民国，并不能使孙文和孙文们满足，他和他们非要弄个总统坐坐。除了他们自己，所有的人都不觉得，其实就是不信服，他和他们应该而且能够。
　　
　　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孙文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4月1日，孙文卸职由袁世凯就任。惯有的说词是，袁世凯“窃取”或孙文“让出”，这种拎不清的表述，是一种长期以来的政治正确。其实，非常明白的事理是，倘若孙文死死坐住大总统不变，那袁世凯将何就何领？副总统？总司令？这又是谭嗣同的思维，将自己和同僚置于万劫不复的死境。道理是同样地简单，能有假手迫压清宫退位之心的袁世凯，此时更有逼孙文卸名之力，哪怕暂且表示某种委屈，其实，他一点也不想表现委屈。
　　
　　胁迫设立“临时大总统”，并僭然就任之；搁置南北议和达成的共识，无端平添迫使对方就范的“五项条件”；置列强撮合南北合流，维护国家统一于不顾，通电各国要求承认南京政权，并为发动内战向列强谋求巨额贷款，以致于内隙繁衍，讧讦泛滥，个个昏招、混招，被袁世凯轻手一一碎解，政治权力并无所得，反倒引得唾然侧目，最终袁世凯得坐大之实。“民国”的本意就是“共和”，而“共和”的本质必是“宪政”，这是国家政治制度的抉择。就此而言，在辛亥那个时间点上，孙中山开出的期票，比载沣承兑的还要遥远。倘若仅就个人操守观之，袁世凯毕竟是个术人，比照他，孙文为人乏善，更无诚信，倘若真能登极，则更不仁。■
　　
　　作者为民间学者，略有删节
　　

宇航

　　辛亥年的逻辑——辛亥八廓之六
　　
　　李大苗|文
　　
　　“痞子腔”，李鸿章这般答复，似乎令曾国藩颇为错愕，虽然这是关乎如何“外交”的对白。野史当然未必足信，但竟把“大院君”诱捕并押解到天津，李鸿章，作为晚清官僚的符号，就不止于，哪怕体系化的“痞子腔”了，而演进成体系化的“痞子”作派——“痞子派”。汉臣，能官至封疆大吏，没有翰林院多年的训养不成，儒化更是高官重臣们的必须境界。幕僚、兵弁入主官场，成为政治一脉，乃至呼风唤雨，逞能逞势，着实以李鸿章滥觞。
　　
　　“痞子派”，简言之，是蔑视规矩的狡黠与任性，回放到史实，则不仅是不按规矩出牌，更甚有不按规矩地做局。不择手段和背信弃义，中国历史中从来不乏，但鲜有谁胆于张作政治准则，更没人堂皇举作能臣的特色。可自晚清时节开始，政治痞化、流氓化，不仅堂而皇之，还竟然坐大坐强。
　　
　　晚清的政治痞化与门阀政治互为表里。自宋代开始，偶或会有强人政治，如明万历时代的张居正，但科举的遴选制度和辖制到知县一级的调任制度，使得以往能油然丛生的门阀政治无法呈现为现象。门阀政治，人们惯于以为是晚清政治腐败所然，还是西方文化强势进入造成中央政府弱化的结果，往往漠视，中西经济交流的条件下，社会业态得到强化之外，社会活动分业化势必对社会管理提出职业化和专业化的要求。过去对人才单一的遴选标准和对官员单一的考核制度，无法应付日益多样且日渐复杂的社会变化。旧有吏制失能是痞化政治的因由，而东渐而来的新业态恰恰又给了这些不循之徒以随意造次的机遇。在晚清，门阀政治如此兴盛起来。
　　
　　慈禧和光绪驾崩时，袁世凯已经身具颠覆清王朝的能力，若用日后的史实诠释，此时或许有了改朝换代的心地，然而，对儒化了的历史有着发自直觉的畏惧。历史这东西，中国文化的传统中，编写成书就是为着训德。比如项羽，鸿门宴上心不侧动，哪怕败若逃寇，也是一尊英雄；比如曹操，字孟德，“孟”字为大，“孟德”即是大德。哪怕曹操叱咤风云，讲史时，就是一副不德的白脸。这些从小灌在骨子里的说教，对于袁世凯，尽管转辗难眠，也终要把梦停在侧榻。比照袁世凯对传统的畏惧，那些暴歌暴泣革命党人，行动就来得生猛。话语尽心地谵妄。
　　
　　对立宪派，革命党人远比对满清朝廷来得痛恨。这立宪派，还在保皇党时期，其存在和发展对革命党人就是巨大的威胁。在革命党人看来，满清朝廷已经日薄西山，已经乏术回天，而立宪派则不然，他们每涨得的一分，就是革命党人削去的三寸，因为满清没有思想，而立宪派传播的就是思想。尤其是在日本，日本的东京，保皇党的难民营也是革命党的快孵器，以万计的莘莘学子或破落浪人，但凡落地入住，基本只有两个选择，要么革命，要么立宪。
　　
　　立宪党人的色泽斑驳，既有大吏，也有巨贾，有饱学之士，有新潮宠儿，有的在国内推犁，有的从海外汲水。简曰之：纲领乏缺组织，行动匮计划。可1905年平掉了国子监，其实推倒的就是孔庙牌坊，殃及吏部高墙；之后，立宪党人开始拆迁大理院，把刑部也按揭了楼花；再算上早先的工部和兵部，大清朝廷，只剩有礼部和内务府保有王朝的旧日风情。辛亥之后，划归小朝廷自我领导的正只是这两个部门，以礼部之仪留其自娱，耗内府之财资其独乐。废除科举，就是放胆改变沿袭千年的祖制。“祖制”不仅是观念守旧，更是固于规矩；一俟“祖制”不守，势必建造新的规矩，以治国事。国治之本，就是宪法。晚清立宪不假，
　　
　　早在清廷公告“仿行立宪”之前，梁启超为代表的海外势力就与国内的立宪派们暗通款曲，一唱一和地把立宪政治高调起来。立宪政治，虽必然是以实力和势力晓以利害，但必须是协商政治，议事堂政治。排斥的不仅是独裁，也排除暴力。在满清专制的体系条件下，立宪运动只能发端于官场，表现为官场中政治意愿和利益的诉求，而且，如果以日本为例，倘若立宪最终为个别几个精英操纵，国民意志必定会受到极大剪除。这些身在日本的激动分子们，当然会有直接感受。
　　
　　困局不仅于此。同盟会诉诸的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那时自称是“民族主义”，在今天看来，有种族主义之嫌。辛亥革命时提出“五族共和”，以这个政治纲领反顾，足见革命党人知道其“民族主义”不仅不可行，也是邪恶和嗜血的。但正是这个邪恶的主张，才令孙文有着十多年举起的旗帜，结党行武、打压异己地成为革命领袖。当“立宪”在舞台上徐徐升起帷幕的时候，革命党人的艰难就显见出来。立宪，民主的或者君主的，都逃避不了关于民众的权利和利益这个根本命题，那么，革命党人的政治诉求是什么？或者，如他们所自诩的那样，民众的，或者国民的政治诉求是什么？革命党人能否并如何代表？
　　
　　
　　革命党人没有给出思考，而是坚决地拒绝与破坏。也许这个事理可以反过来说，正是因为执意拒绝与破坏，革命党人才没有思考，也不愿思考，其实，非常有可能是无力也无能思考。十多年后，《新青年》力推《玩偶之家》，讨究易卜生的“娜拉走后怎样？”然此时的革命党人没大去想“革命成了怎样”的问题。在孙文那里，三年军政，六年训政，然后全国宪政的政治规划，说到底，从军政府专制专政到宪政民主的路径筹划，所凭据的就是空口承诺，除了拿起枪杆子对话之外，再没有别的约束可用来制衡。否则只好寄托专制者的个人道德，或者某天慵懒起来，觉得万人之上的确是劳顿不堪的活计，还是自己歇去罢了。问题是，谁才有这一等一的道德禀性？或二等二的惰性呢？当然是革命党人；革命党人中又是谁呢？当然就是俺老孙！也只是俺老孙。是的，没有极致的道德自负，谁又胆把悠悠国运悬于一念之德呢？遑论还非常可能系于他人。刚任铁路总裁，就力谋二十万公里铁路营造。以次参照，倘若真椅坐总统，孙文大抵不打算个啥子“民国”，他要建的是天国，绚丽辉煌，与无论比。
　　
　　以革命党人的准备状态，显然无法面对，更无法接受立宪。立宪党人，对于革命党人，远比朝廷的顽固派更是敌人。东京的立宪党人，如梁启超等，只是卦在学说，有个汪精卫来糟践糟践，就挺让视听过瘾了，可是国内的立宪党人是行动派，有妥协，有互动，而且更有模样和想法，虽然未必有透彻的真知，但颇成效地绝对忽悠，连慈禧太后都从疑忌到了晕乎，这才令革命党人有了真真地不安。
　　
　　立宪派，看起来，似乎更多一些能吏，更多些许实务，也许正是因为更多一些勇气与个性，所以显得更勤政，同时也因为其意识的新，备受些许瞩目吧。这样，立宪派，尤其是那些显赫或著名的立宪派官僚，首当其冲地成为革命党刺杀的对象。谁立宪，就杀谁，谁改革，谁没命。1906年9月北京站刺杀正启程出洋考察泰西立宪的“五大臣”，吴樾险些将朝廷中立宪中坚统统毙命于一炸，近乎全歼立宪党首。另一例是徐锡麟，当知道自己转日必死，当即悟道“然则恩铭死矣”，可见他明白，只要恩铭还活着，必不忍将自己弄死。可见深知恩铭待自己之厚，但徐锡麟却非要将恩铭置死地而大快。要知道，早在东京的时候，徐锡麟就是闻人。徐锡麟的这个背景，作为安徽巡抚的恩铭，不可能不知。刷去肝胆涂地的革命大义，异样人伦，甸甸沉重，想到他的挚友秋瑾那段名句，唉，真是，腥风血雨愁煞人。
　　
　　革命党人的行刺活动，多少受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的暗杀活动传染。史料也证明，此时的同盟会与俄国的党人们有着浅淡的交流。但应当说，他们更多受到日本浪人文化的感染。暗杀摄政载沣的汪精卫，发自内心地崇拜西乡隆盛，这与其他留日学子完全一样。毛泽东少年时抄写过“埋骨何须坟墓地，人间到处有青山。”就说是留日归来的老师教给他的。这首诗作，被说是西乡的豪迈诗歌，可本是月性和尚的励志文作。从这足见西乡隆盛在清国留学生心中的地位。亲不渎义，是西乡们的做派，但还要搭配新选组、天诛组来衬托，没有这些纵情将对手夺命的浪人，就不足以解读革命党人为何执迷于政治刺杀。浪人是日本特有的一个社会层面，他们多是因藩制瓦解而浪迹的流民，有些执于政治信念，如西乡隆盛，而更多的是赖此为生。作为文化现象，他们以反社会为自诩，藉行天道耍赖皮。
　　
　　革命党人的另一个资源是堂会。“党”与“会”都是中国固有的东西，历史上区分得很清楚。前者用来叙说志同者的谋合，政治的或意识形态的，但并非有组织形态，如明末的“东林党”；后者则是民间组织，底层的，关乎利益的，虽然偶有关乎到政治。堂会的出现和发展与流民的形成与壮大，近乎同步。甚至可以说，堂会就是流民社会的组织形态。而流民是农民向市民转化的一个过程，虽然未必都能转化成为市民，但流民依旧与商品经济与市井生活同根同长。在这个意义上，堂会是流民的一种自治，加入者可以获得人身和财产的安全庇护，或生计的互济，这是相对中央极权这种“外治”而言；相对于市民，这种非正式的组织，则有着侵入性，侵占性和不法的强制性，简单说，就是流氓性，黑社会。
　　
　　“党”还是“会”，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前者基于政治信念的忠诚，后者则以组织忠诚为保证。所以，后来宋教仁以政见同异为准则实施组织改造，与之前对孙文个人效忠为基础的组织保障相比较，政治理念的径庭立见。东京时期的孙文，就是“党”和“会”的合体。从读到资料看，大概是这样的，若和他讲政治，他就与你讲义气；若与他讲义气，他就对你讲政治。这样，两眼朦胧的学子们，刚刚爬上横滨码头，都对这通天接地的气势有着不得了的佩服。
　　
　　与堂会治理不一样，政党政治，不仅将党际的政治对抗置于议事堂，更在于将党内的政治抉择诉诸于公议。孙文从不以政治表决为是，为尊，但凡不合自己心意，就负气出走，在议事堂之外纠集另一股势力。对资历相仿背景可敌的同仁，他鲜有洽畅合作，反之，对懵懂青年率真少壮，他切心招揽，纳为门徒，领作弟子。这种山头做派，不独孙文，之后的蒋介石的浙江派和黄埔系，依循的就是这个路数。从权力专制和政治独裁的基本面上，从对军队的倾重和嫡系派用上，比照汪精卫的书生意气与优柔寡断，江湖之道的蒋介石，才确是孙氏衣钵的真传。对政治长者、尊者，蒋介石亦如孙文，简直如出一辙。中山崩在努力，介石砌于成功。
　　
　　
　　盗亦有道，说的是“信”字。宁可朝廷负我，我绝不负朝廷。这样说句只是半语，因为“不肯半点欺心”，明白讲的就是“信”。流氓与盗匪的区别就在这里，盗匪有“信”，流氓无“信”。袁世凯，政治流氓，但久界官场，自然会注意装修漂亮的道德人格；孙文，一开始就力图构造政治人格，对道德人格鲜有一屑。辛亥之幸，在于流氓做局，令势力制衡；辛亥不幸，码头最终相碰，致日后灾难频仍。
　　
　　与黎元洪和起义的革命党人私下沟通，显示出袁世凯政治的大家之气。但若考虑袁世凯的名分，尤其还要考虑招人到彰德，还要密谋商议，加之从彰德到武汉的路程，一连串地下来，内中了然。面对叛乱，王朝正统历来都是公开的“剿”与暗中的“抚”。这等恩威并施的手段，官话叫“羁縻”。而如今，平叛部队尚未到达，北洋新军，朝廷久豢之虎，尚还未能发威，邻在河南的袁世凯就先行叫“和”，注定势态的根本走向。很明白，袁世凯一开始就决心将这场平叛战争照着平局来打。不许打败，是无争的本能，只有不许打赢，才能打成“和”的平手。由此可知，袁世凯在革命刚刚显势的时候，就已定心要这场革命纳入自己的把控范围。毕竟老话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袁世凯在动手干着，但嘴上不说；此时的孙文呢，远在欧洲，从美国返国的途中。可他却对媒体说，武昌爆发的革命，是他领导指挥。
　　
　　11月9日，武昌起义满30天，全国已有十余省宣布独立，黎元洪发电，邀请起义的各省都督派代表到武昌，共商建立“全国统一政府”。以首义的地位，以揭竿而起的状态，尤其是对抗清廷的共同利益与意志，黎元洪以及湖北军政府都当之无愧并适时之举。但，4天之后，就遭遇对抗，以上海都督陈其美和江苏、浙江都督名义，江南联省也发出同样通电，但召集地却是上海。在武昌军政府只地只力抵抗南下的北洋新军全部打击力量的时候，偏安江南的革命党人，也就是陈其美们，在革命力量内部率先发起内讧，制造混乱。无疑，其目的就是以这样公开寻衅的，向武昌的地位发出挑战。革命党人露出了自己的面孔。
　　
　　奔赴武昌后，黄兴出任军政府的战时总司令。这位在革命党人中本享有崇高威望的领导者，连失汉口和汉阳，被冯国璋打得满地找牙，只好黯然卸职离开。在武昌都处于危急的时候，这些一直自诩革命领袖的人物，没有同底层那些士兵在一起坚持战斗，也没有像黎元洪，表示一下与革命共存亡的样子，就仓惶离开武昌。可就是这样，12月4日，留驻上海的“各省都督代表”们，盗用“各省都督代表会议”名义，公告说，黄兴被推举为“中华民国大元帅”，而黎元洪不过为“副元帅”。
　　
　　以败将之尊，荣登“大元帅”，连专制的满清皇帝都不会如此摆挂鼻子，黄兴当然也自觉寒碜。然事态并非仅如此。在上海驻留“各省都督代表”，第一，最初约定的仅仅为着保持联络；第二，留驻上海的代表仅占全部代表的三分之一；前者，决定了没有表决资格，后者决定了没有决议能力。陈其美们的做法，既无耻，又非法。这些革命党人，没有道德信誉，也没有政治信用，只要得着机会，就动手破坏游戏规则，
　　
　　反看黎元洪，军政府的事宜均交与起义同仁共同商议，若以为这不过是逃脱责任的畏缩，那么，把袁世凯“议和”函件拿出来，交与一起定夺，就绝不是留一手的狡计了。袁世凯的和谈代表唐绍仪抵达武昌，黎元洪东南一指，告知去上海与授权代表伍廷芳晤谈，这分明就是中规中矩的政治操守了。下野后的黎元洪，未留下自己的派系来操纵政治，安于在天津经商。倘若那些宏图大略，纵横国是的英豪都能似黎元洪，还有什么战乱和苦难能够不休？这当然是后话。
　　
　　12月15日，在南京召开“各省都督代表会议”正式决定，暂缓选举临时大总统。这是收到唐绍仪正在来沪与伍廷芳谈判的报告后，代表会议做出的政治决定。三天后，即12月18日，唐、伍在上海正式开始谈判。南方代表，除伍廷芳外，清一色的老同盟会，也就是老革命党人，不是孙文的信徒即是故交，其中汪精卫和王宠惠又以笔头硬朗而著名。且革命党人的政治基地就在上海，商议起来，远比唐绍仪与北京远方沟通，有着不可比拟的畅快。甚至可以说，南方的谈判代表团是受场外直接操纵都不为过。南方提出任何主张与拒绝，都是场内与场外，以及场外各个大佬平衡的结果。即使这样，
　　
　　场内的代表关于所谓“国民会议”，并如何由其抉择国体与政体，其实也就是究竟怎样决定“大总统”的协商。12月26日，谈判已经基本达成共识，孙文由海外抵达上海。两天后，南北协议完成，准备择日签字的时候，本来身在上海的的黄兴、宋教仁等，急急赶到南京，带着兵弁闯入议事堂，胁迫“各省都督代表会议”代表签字来“公推”孙文为“临时大总统”。这不过是孙文从上海那里伸出的脚，狠狠踢飞了场子。不过就是半个月前，还就是这个“各省都督代表会议”，刚刚决议暂不设立“总统”，以便尽快达成共和。在这议和尚未成功，南北仍需努力的时候，那些牙印还旦旦挂口上，忽地，就天下为孙了。
　　
　　
　　说“临时大总统”要在1912年1月1日正式就任，大总统府设立在南京；而且“各省都督代表会议”立马已经解散了自己，未来和未竟之事，任由将由未来的“临时参议院”打理。“节外生枝”，只不过说是故意捣乱，不足彰显革命党人的行径卑劣。以孙文为核心的革命党人铁心要彻底撕毁既已达成的协议。言而无信，当然是对政治对手的轻蔑，而不惜将协议毁于一旦，不惜国民的生命财产，将企盼和平的心愿肆意作践。
　　
　　细节是，黄兴和宋教仁二人不是都督派出的代表，也更不是任何一省的都督，没有资格召集“各省都督代表会议”代表会议，也无资格主张提案，还更无资格监视表决。他们不仅不顾忌这些，还要强制这些代表在他们的锃锃枪口之下做决议。所谓“表决”，不是投票，而是拿出成文，在他们围观下，令代表逐一具名签字。民国的议事政治就是在这样方式下开始的。民国政治，孙文大未打算以宪政为开端。在他的设计里，就是，也只是“军政”。早在民国开始之前，孙文就把枪杆子摆作自己的政治指南。
　　
　　各省都督代表们，当然已经深刻感受到了恐吓。只不过6天前，上海都督陈其美就在自己的公馆堂然枪毙了陶骏保。陶骏保，江浙联军总参谋长，攻下南京后就坐镇在那里。他是江苏“独立”的领军人物，曾作为镇江都督的代表在“各省都督代表会”的初期参会，背后所代表的是非同盟会的地方利益。而那天，陶骏保是专程到上海拜会陈其美的，意在舒缓派系间的隔阂与误解。陈其美与陶没有个人恩怨，也从没有过什么交往，倘若陶骏保真被指控有罪，再粗鄙霸道，陈其美也可以拘押审讯，假装查明真相，以致再行枪决。可陶骏保未得一辩，就在陈其美的公馆被当即枪毙，除了以儆效尤之外，还能有什么解释？倘若真能有些许理由来解释，陈其美也就不必时候惺惺地高调为陶骏保申请民国烈士了。
　　
　　陈其美蓄杀陶骏保，倘若尚算为着利益的帮派杀戮的话，那么，紧接之后，在民国成立未满半个月的1月14日，陈其美派出杀手夺掉陶成章的性命，则是为日后的民国政治开了第一枪。如果将孙文视作同盟会的正统，那么陶成章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不同政见者；因为资格老道、人格端正，在同盟会内能唤动一些追随者，历来为孙文所不快；又因其威望，刚刚接任浙江都督，在地缘上和省际经济的能力上，都对上海，也对南京，以致对未来的国家政治都有着巨大影响；加之个人秉性刚倔，好强势夺理，坐握这经济甚为发达的近邻之省，当会令临时大总统的孙文厌惧。倘若黄兴此时义然拍案，像他在后来题宋教仁的挽词那样做：先要杀李燮和，在后杀陶骏保，今又杀陶成章，你说是王竹卿，他说是陈其美，我说是孙逸仙，那么，民国政治有可能不至于彻底污烂。
　　
　　出任临时大总统的孙文，首先做的事情就是破坏议和，推翻协议：1，组织“北伐”，恢复战争状态；2，要求列强各国承认南京政府，变“临时”为质体化，正统化和国际化；3，提出“五条要约”，为自己的去职凭添条件，置已有的承诺和既有的协议与不顾。即使从南方的角度看，孙文所有要求也都超出“各省都督代表会议”已经决议了得范畴，既未经由各省都督的授权，更未经各方利益代表的协商，仅不过是孙文个人以及小圈子内中秘密谋划出来的，并强加给南方各省乃至全国民众来承担。
　　
　　细观清廷退位，南北统一的谈判和操作过程，孙文及其革命党人的做法，卓越地帮助袁世凯进行了道德装修，把他打扮成囿守道德、顾眷旧恩的沉情之人，既意既往，又愿开来，南北瞻顾，左右撮合，拙力共和，苦心大同，看起来愈发像是中国未来政治的不二之人。那个时候，距袁世凯称帝尚还有五年，国人没有任何理由辨清袁世凯究竟会有多坏，但所有的证据都在证明，比起孙文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袁世凯的憨憨厚厚和犹犹豫豫的确挺好。
　　
　　“两陶”非命，堂皇就任“临时大总统”以及此后的一系列政治操盘，反映的是孙文和他们的人格品性与政治品性。“言而无信”仅是其一，但尚不至第一；为政治目的不择手段，这样的说法，着实不如“欺世盗名”来得妥帖；“做局”，最终还是还要有些规矩，来以使得游戏能持续玩下去，若此说有理，那么孙文们所作所为，就是做“老千”，搅局，踹台子，砸场子。
　　
　　民国的开局，远非“骄诈”、“阴险”以及“窃取”之类的词语所能尽述。各方势力之所以博弈，也之所以能够博弈，就在于对规则的遵守。比如袁世凯，即令他拒绝南下就任大总统，也要造个兵乱的借口，规避给别人以食言的口实。对“信”这个词，至晚在这个时候，袁世凯有发自直觉的畏怯。旧官场的训练，纵然使得官员虚伪。表面之善，假作之真，毕竟还说明真与善是人格应该的美德，也是操守应有的准则，当然更是政治的应然之物。倘若连这样的造作都不打算矫揉，倘若连这样的善行都不假虚伪，民国政治就无可救药地坠入彻底痞化，彻底流氓化。■
　　
　　作者为民间学者
　　
　　

宇航

　　晚清的经济绝境——辛亥八廓之七
　　
　　李大苗|文
　　
　　“同光中兴”是指晚清同治和光绪两朝的世景，太平天国和捻军失败后至甲午战争前，是清代一段兴旺时期。从曾国藩借助戈登等洋兵洋枪来对战太平天国开始，西方以兵器和战法为先导，然后是机器和技艺，真正地进入天朝，“洋务运动”由是肇启。“洋务运动”，后来亦称做“强国运动”或“自强运动”，是“器物”大规模改造和建设运动。这场运动以失败告终时，大清已经能制造三千吨级以上的船舶，再到满清颠覆时，万吨轮也敢开造。就同时的造船能力论，日本都自愧弗如。
　　
　　洋务运动之所以兴勃，以至于能自诩“自强”，和那个时代的官吏亲历的知识密切关联，也和他们的魄力密切相关，还可以进一步追溯到平叛镇压的功勋等等。然，所有这些都是要花钱的，平灭太平天国要花钱，也缴获了不少钱；抵抗英法联军花了不少钱，烧掉了圆明园更亏了不少钱，最后还要赔出不少钱。即使这样，天朝能将洋务运动持续几近三十年，兴兴不衰，真让人觉得大清的富庶，有着花不完的钱，从南北两洋的舰队，到购买洋枪洋炮，再引进洋机器洋设备，生产近乎一切想生产的物品，而且还能斥出巨资，修建起豪华安逸的颐和园，间或还有皇帝大婚和太后祝寿等等，罗列起来，还真不得了。
　　
　　钱，当然不是财富，只是代表财富。纸钞的钱不是，真金白银的钱也不是。但钱，的的确确是拿财富换来的，对每个人如此，对一个国家，也是如此。但朝廷的钱，别管这朝廷叫政府还是别的啥，它的钱是用税赋征来的，中央政府如是，地方政府也如是。朝廷从民间征钱，说明民间还是很有钱，但朝廷还是要拿钱来买东西，说明的是民间有财富，用财富再从朝廷那里把钱换回来。朝廷能办上面列出的那么多和那么大的事业，世景还能比以往安详，说明那个时节国民的财富丰足，创造财富的能力很强。
　　
　　那个时代的经济如此活跃，很大程度上与开埠有关。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后，上海等东南沿海开埠，以前非要长途艰辛转运广州成交的那些产品，此时移至产地附近交易。按照科斯的说法，就是极大降低了“交易费用”，经济效益和效率得到提高。二次鸦片战争后，尤其是洋兵参与平定长毛之乱后，洋人在埠地和内地行走得到宽松自由，交易的环境成本更一次降低，产商和工贸便愈加发达起来，加之洋商洋行都搬到京畿之边的天津，资金流动与商品运输更加快畅，国民经济也就愈加兴旺。大清买进的多了，卖出的更多，银洋堵不住地往国内流淌，于是国内的银钱愈发增多。
　　
　　钱越多越不值钱。以前人们手里不用的余钱，放个罐里藏起或埋起来，以备意外。银钱一年不值一年，这样的储存就不如趁早花掉，买地置业啥的，当然也还会选择及时消费。这样，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不流动的银钱纷纷涌出，市面上流通的银钱愈发显多，所以大清的钱就觉得花不完地多。置业或是消费，都会促动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了，商品总量就会增多，相对的银钱总量就会显少，减缓以致抑制银钱贬值。两者的数量关系相互平衡，天朝就有了一段经济发展，物价稳定的好时光。“同光中兴”的同治末期，赶上的就是这个时期。
　　
　　同末光初，景泰好到不得了。国民经济快速从十多年的战乱恢复起来，而且得到不得了的发展。想想南北洋两个舰队，都是成建制地从欧洲购买，不打呠儿爽快掏钱，不信服不行。那个时节，朝廷上下，官场内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成为啧啧一时的大清模式。即使彼时的日本的思想家陆羯南，也对大清模式的赞佩多有溢于言表，力倡日本向大清学习，警惕西方价值观毁掉自己。慈禧治政长达近半个世纪，业余时还悉心为中国护理过三位皇上。可同末光初的大好时光与光末宣初的摇摇欲坠的境态反差如此之大，足见，天下兴旺，天时足可，未必人为。
　　
　　
　　走到1880年，即同治五年左右，或者稍晚些许，一片大好的景色就初有变化。通货膨胀出现，并且累年地加重起来。推测起来，依旧来钱容易之外，人们应该发觉物价日渐高昂，不像以前那样，有的物品价格升高，有的物品价格不变，甚至更加低廉。比如进口的洋货，几十年来价格就持续降低。价格降低，如前面所言，因为交易费用降低所致，也因为进口逐渐增多，产生的规模效应所致，国人还发现是西式机器生产以及蒸汽机动力所致。机器生产使得生产质量和精度以及速度有了保障，而蒸汽动力则极大降低了能源费用并提高了制造能力。
　　
　　以英国为典型，到了大清嘉庆年间，近代工业生产已具形态，生产的效率和质量以及价格和规模已经无与伦比，他国年渐难以抗衡。一些近代史学家称，1800年时，天朝的GDP占世界的百分之三十，甚至更高，为世界第一。西方，尤其指的是英国，向天朝贩售鸦片，是因为无法与天朝的生产能力和水平抗衡，导致贸易逆差，所以用鸦片来平衡。知晓些许西方科技史和经济史，就知道，这种想象极其荒谬。蒸汽动力开始应用之后，金属的机械加工，如大器件的锻造，切削等成为可能，而金属加工业的兴旺刺激冶炼业的发展，大型铸件和炼钢术也就灿然夺目。这些东西，绝对都是天朝所未有，未能有且很需要的。那个时代，英国以纺织业为最。但不列颠以及欧洲大部分地区在北地，对衣料的第一要求是御寒；这样不列颠取毛织业为国际分工主项，不以轻薄布料为然。鸦片战争之前，天朝只开广州一地为国际窗口，那里闷热湿渍，厚重保暖布料当然无用，而转运北地路远费重，销路不开，是制度造成的必然。随着开埠逐地渐北，西方的洋布等等价格愈发便宜不说，市场也逐年见广，销量加速增加。国内乱态既平，市井晏然，民需复苏，所有这些都对价格有削减的功用。
　　
　　“货币天然不是黄金，黄金是天然的货币”，说是马克思之言，查了一下，该言正确的表述是“货币天然不是金银，金银是天然的货币”。其实，马克思写下这句名言时，就已经稍有错谬。早在1844年，英国确立了货币的黄金本位，放弃惯有的金银双本位制度。马克思，其知识出身是哲学，大概是因这个原因，使得他对经济理论和实务持以谬见，尤其对金融缺乏敏锐观察能力，不能从英国的货币制度选择中窥见未来。在他去世前，欧洲很多国家已经放弃了双本位货币制度，白银已经不是货币，至少不再视作为法定意义上的货币。倘若马克思不继续坚持自己的看法，怎么也要把一般时态改做过去时，完成时啥的。在《资本论》中，对诸如这样的错谬，马克思以坚持的态度继续以错谬。
　　
　　天朝似乎不大知晓这宗世界金融的大事，其实，即便知晓了，也不可能搞懂究竟会是什么意味。朝廷和民众，毕竟都感觉物价上涨，银钱越来越不值钱，一两白银再也买不到去年同样多的东西。如今经济学的说法是，适度的通胀有刺激经济的好处。不必明白这个经济学的道理，大清帝国也足实地享受了这样的好处。可是势态却日益走出良性，自1870年代开始，世界各国陆续选定黄金为货币的本位基础，摆脱与白银的价格挂钩。从此，白银对黄金的比价江河日下。从历史看，古代欧洲的金银比价，在极其漫长的时期里，稳定在1:12左右，新大陆发现后，欧洲得到了那么多的黄金白银，金银比价也长期保持在1:16左右。但到了1870年代，各国废除了白银的本位地位，白银的比价日益松动，直至跌出货币概念，掉落在一般金属物品范畴。
　　
　　至二十世纪初，白银最惨烈时，其的价格为三十年前的百分之十几。有的数字似乎没这么悲情。这不足为怪，一般商品的意思就是没有人为的价格锁定，这势必使得其价格在自由的市场上下波动。若以江南的米价作参考，同治末期1石的价格大约是1两银元，宣统年间的价格大约是6块银元，折4.5两白银。这是个参考，因为即使是相同的年份里，不同季节不同地方的粮价依然或有不同。三十多年的时光，大清帝国的物价上涨了四倍多，而且主要集中在前十多年里。
　　
　　那个时代，农作没有化肥，不用农药，除了人力和种子外，没有别的什么投入，而产出的全然是实物，更且是食物，日日不可或缺。所以，农民，即使未必是受益者，也绝不会是受害；可城里的居民就大为不同，是靠货币来购买粮食，从生计看，即便未必一定是受害者，也不大会是受益者；最无助，最遭难的则是已经离开土地，但又未能入居城市的那些人，在惯语中，他们被称作“流民”，没有稳定的收入，却面对腾贵不息的物价，必然就会对世道愤懑，孙文就是其中杰出典型。想想看，艰苦奋读十许年后，竟然停在这个世道中，中西联袂，工理相兼之时，日进之力都不及老爸在澳门修皮鞋的时年，着实愤恨这世道的黑暗。
　　
　　
　　相比流民，大清的官吏也好不到哪去。官阶和薪水是祖定之制，万万不得擅改。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奇景，官阶越做越大，反而家计反而越来越难。本来呢，清廉正直就比较艰苦，在严重通胀之中，如此为官，就会愈发不堪作言。这等形势下，腐败现象成为官场默契的规则。问题是，一旦如此，政弊就似溃坝之涌，一发不可收拾。当然，并非所有官员都窘迫如此，那些搞洋务的，那些官商两栖的，那些入股胡雪岩们的，收入来源就相对活络，开销起来，不算潇洒，也会从容。这样的反差，当然会惹得愤懑。晚清的洋务派们的派头累受抨击，人格多遭诟病，这不能不算其中一个原因，甚至很重要的原因。洋务派，本来就是异在惯有体制之外新兴起来的，平定内乱使得他们有功倚傲，对既有的老派官僚的囿守多有不屑，攻讦责难并不意外，问题是，在大清帝国步入困难之际，这样的讧诟，对洋务运动日加掣肘。
　　
　　但朝廷的财政才是通胀的真正受害处。“永不加赋”，是满清入主中原时对汉人的誓词，表证自己是对明末昏聩暴政的解放，是政权合法性的一个根本性依据。大清帝国税赋中最主要，占税收最大比重的是“地丁税”，即按田亩和人丁设定的税项，定额征收，与田产和劳务以及从业收入多少无关。太平天国事起，为各地军武的战争开支，朝廷同意军政地方设卡征收贩运商税，名曰“厘金”，由地方适用自行，有重复征税之烦弊。这最初奏请暂行的税项，后来竟重要到地方不可或缺的程度，以致世乱之后依然持续，在总额上，远远超过中央财政收入。从税理上，很难说“厘金”是定额税还是比例税，无章可据，无例可循的状态，使得它看起来就是一桩任意税。
　　
　　中央财政的另一个重要税源是关税，委托给洋人管理的海关，是晚清最廉洁，最有效率也最严守规章的机构，使得晚清中央财政有了不仅最为稳定而且逐年增加的财政收入。洋人管理的关税，是清廷唯一受世人信任的财源，它发出的“关金券”享有比户部的库票更高的承兑信用。
　　
　　满清时代，总起说来，只是在偶或时期里征收“实物税”，“实物税”的好处是，财政不受物价变动的影响，在价格失衡时，其功效若价格的定比收税；采用货币定额征税，财政收入与市场物价失去联动关系。这样，通货一旦膨胀，财政收入势比相对减少，通货愈剧涨，财政越骤减。经过百分之四百的通胀，清廷的财政的购买力，粗扩算来，缩减至原来的四分之一。“地丁税”，即使各地或有不法的附加，如此严重的通胀，也让其相形见绌。与清廷财政缩减相反，地方厘金逐年膨胀，以致总量远远超过中央财政收入，财大而气粗，这就是晚清地方大吏有尾大不掉之势的原因所在。
　　
　　地方厘金如此泛滥，为何早不解决，将其纳入中央财政？清廷的苦衷在于，“厘金”当初就是临时的权且之择，一俟天下太平，则须取消。这样的举措，多有惧服祖制之诚，这是其一；其二，与外国列强签订的协议规定，洋货只征一道关税，在大清帝国之内储、运、销各个环节，不得再行征税。此规则，对洋商组织国内货物出口亦然；其三，厘金由地方设卡征收，厘卡林理，厘金实成“买路钱”，累征复征，为民负所不堪；其四，大清政制中，除了“引”系管理，如盐引、茶引等，没有再多专门征税系统，厘金征收全任地方军政自行，乱侵商市仅是一端，糜烂地方，败坏政纲，着实为国是大恶。
　　
　　从税赋之态，再回到白银之难。明代嘉靖年间，一两白银可买得四石米粮，到了清末，如前面所举，已倒换成四两多白银买得一石米粮。三百多年的时间，白银贬值到原值的百分之六左右。其对商业的影响，不但要用原来十六倍的白银来买卖同样的商品，还是买卖同量的商品，手中的白银要重上十六倍。明代末期之前，天朝的货币从来不使用白银，为何使用白银而不用铜钱了呢？原因很简单，同样物品，若用铜钱买卖，背负的钱款实在太多太重。不意中，天朝的银钱也日益重了起来，虽然比铜钱仍轻，但比自己已经十多倍地沉重。以前五十两的银锭，掖在宽袖里尚算轻便，哪怕在江湖中走上一年，吃穿不愁；现在可好，同样的生活质量，得要五百两白银，重到怀袖中揣不得，只得背着，又沉又累不说，简直就是成心亮给贼人来惦着。还是用科斯的话来说，安全风险加大了交易费用，乃至一些交易因风险巨大，以致不可为。
　　
　　
　　1895年以前，天朝没有自己的银行，直到清末，天朝下的中西银行还主要开在沿江沿海的大都市，之外的地方就难以用银行票据支付和结算。现金结算，因银钱沉重而困难，严重拖累以致恶化了市场经济的条件。倘若仿照西方，天朝也改用黄金为货币，实行金本位，是可以解开这个困境。所以，经西人拨挑和引介，国朝内外多有呼声，主要观点有二：一是改“两”行“币”，以按枚数为计量单位取代按两重的计量；一是改白银货币为黄金货币。第三个观点比较弱，就是发行纸币。因为史上不乏纸币之祸，所以这个提议极易遭遇惧拒。朝廷只是选中第一个提议，同意建立民办银行，同时开始铸造光绪银元。这可能因银元与铜钱的事理相同，接受起来，脑筋转弯不急。
　　
　　然而，白银之困依旧不舒。于是请来英法德美，甚至日本的专家学者，为天朝出主意，想办法。这样，在1904年，受美国总统之荐，美国知名的货币学者精琪（JeremiahW.Jenks）被请到天朝，聘为币制改革的设计师。这时全球只有两个国家还守在银本位币制上，除了天朝之外，另一个是墨西哥。一年后精琪怏怏而返后，墨西哥也放弃旧制，改从金本位。“精琪方案”的币制改革最后不了了之，直到1935年货币改革，以“法币”取代银元，中国才最后终止了白银本位的货币制度。
　　
　　精琪在天朝遇到一个坚决阻力。1895年大清开鋳自己的银币，户部统一币重并发放一致的模具，允许地方大吏见到银锭就咯吱咔嚓地砸成光绪银元。银锭纯度高，质地软，改制成银币需要添加贱金属。这样，铸币有暗利孳生，其学名叫“铸币税”。在地方改鋳，暗利就落在地方。一旦改作金本位，就必然终止银币铸造，地方这笔暗利也就被夺去。所以，以张之洞这等强势的地方大吏，坚决反对改币制为金本位，巧编借口，横生刁难。
　　
　　精琪在天朝又遇到一个意外逆情。彼时，世界的白银主要产地主要剩下在美国，其他地方大致开采竭尽，即使作为一般金属商品，美国也具有了绝对的垄断地位。这样，美国的银业商会百般游说国会，令美国政府采购白银来充镇国库，意在恢复被废止三十年金银双本位制。而引起这个情况的原因是，黄金提炼又有新法，使得废矿废渣再成富矿，黄金供量大增，白银的比价也得以提升。即使升贬相抵，白银的价格也绝对提高，黄金更绝对贬值。这样，改行金本位的西方国家境况不爽，虽然并不那么不可忍耐地严重，但逆料的白银升值，令大清帝国忽然遭遇通缩的袭击。
　　
　　与黄金贬值的因素不一样，白银的绝对价格上升，很大程度是美国银业商会人为操纵的结果，也是美国国内政治博弈的过程事项，不同于黄金价格的必然性。不久，白银的价格再回到下坡路，并由此狂泻不止，偶尔也受美国国内政治左右而上下波动。
　　
　　通缩，商业现象是“现金为王”，人们倾向持有现金，货币粘度增加，流动性降低，交易萎靡，经济景色灰暗，就社会而言，商业萧条出现，失业导致流民增加，社会陷入严重失稳中。几年过后，通胀再起，上述罗列以相反的现象出现，社会财富又向相反的方向转移。这样打摆子的经济状态，几近将民间财富反复搓弄，国家财政张驰错乱，民间百姓，正反都是受害者，早晚都是倒霉人，对未来的走向无从判断。
　　
　　那个时代，金融学尚未成型，即使发达的西方国家也未能有效梳理。贵金属货币，无论黄金还是白银，也无论为货币本体还是货币本位，倘若严格遵守下来，则意味着货币供应量任凭老天爷操纵，人类无法控制。不小心发现大矿藏，或碰巧偷得炼金术，都会人类社会扔在猝不及防与无力抗衡之境。反之，若上天手缝攥得太紧，不搭理人类发展，社会生产又会渐渐沦入通货紧缩之中，百姓惜钱不花，经济就会在不知觉中停滞下来。彼时的中国比西方国家来得要更直切，更严重和更无奈，不仅在于孤独的银本位，还在于缺乏有效的银行系统，银行的信用未足，向社会发行不出银行券（banknotes）。■
　　
　　作者为民间学者，略有删节
　　

宇航

　　奄兴交加的世态——辛亥八廓之八
　　
　　李大苗|文
　　
　　1918年，毛泽东从湖南第一师范这所准中专毕业时，省会长沙的人口大约三十万，而那时的湖南人口已经在三千万左右，也就是说，长沙这座湖南最大城市的人口只占全省人口的百分之一。这样估算下来，那时湖南人口的城镇化率，大约不会超过百分之七八。这与150年前欧洲各国平均的城市化率大致相当。
　　
　　中国洋务之父曾国藩是湘人，而且是为湘人骄傲的湘人代表；另一个洋务重臣张之洞，治理两湖久长，功名显赫；再一个，湖南是第一个响应武昌起义的省份，是唯一一个派军赶赴武昌参加战斗的省份。本以为，湖南那里一定帅全国新风，意气相当浓郁。然而，直到1905年，长沙还爆发的阻止洋商进城经营的运动，对外国商人在湘经营给予种种无端限制。虽然传统商业丰杂，可现代产业寥寥。当毛泽东肄业出校时，在三湘那诺大的山河，就是无法谋到令自己惬心的职业，只得从业小学教师。每月8个大洋的收入，与他8年前当兵的收入相同。
　　
　　富庶且水途便利的湘湖尚且如此，内地其他省份可想而知。清末时节，天朝只有北京和广州人口超逾百万，其他城市，比如上海，老城厢加上城外新地以及租借地的人口尚不过80万，与北京人口差不多。即使沿海的城镇化程度相对高一些许，但全国统估下来，难得达到10%，而一百五十年前的法国，大革命前夕时代的法国，其城市化率差不多就是10%。比照同期的俄罗斯，清末时代仍两到三个百分点。中国与俄国，前后相差十年左右，都在对日战争惨遭败绩，产生对国家制度的怀疑，国内矛盾的冲突，使得两个帝国前后差不多时间里陷入动荡。
　　
　　俄罗斯帝国城市化的过程似乎比天朝来得更轻松容易，那些事农的传统贵族，其子弟接受的教育与西欧洲近乎同步向现代教育转变。土地被国家赎买之后，这些贵族子弟迅速转入城市，为城市的发展补入资金。之外，他们也快速完成了身份转变，当律师，做医生，管经营，干专家等等，百行百业，不一而足。天朝的困难在于，以科举为标志的旧学体制，其知识只能实现为官场造就人才，除此之外，就是为下一代生产塾师。凭借这些旧知识，学子们无法谋生，出身于底层的才子，没有任何办法把自己变成社会中各行各业的精英。
　　
　　1904年废止科举，倡导新学，当然有其进步一面。比照旧学，新学更呈体系化和层次化，从小学到大学，乃至到大学后的研究，不仅是时间上的循序渐进，更是人才梯次搭建的漫长过程。没有足量的教师，不能为学子提供足量的教育，没有足量的优质教师，也无法为学子提供完整的现代认知。而更真切的灾难是，在西方现代产业与现代教育相辅相成且自然联手走起来，之间匹配互动，没有孰先孰后的设计逻辑麻烦。而天朝从苦楚中得到的教训是，没有新式人才就没有新型产业。事理想通了，说干就干，新学就兴兴旺旺地哄起来了。
　　
　　制度设计的理性是有限的。如似工业生产一样，优质品供应从来不是麻烦，真麻烦是次质品的处置。教育本身就有精英培育的内在质地，从小学到大学，每个阶变都意味着淘汰出现。倘若社会不能为这些淘汰下来的知识人提供适用的工作，这样的教育，势必造成社会动荡。旧式教育当然也是如此，但旧式教育并不提供新思想、新方法，其训养的是笃信，而新式教育，其本质，首当其冲的就是怀疑，旧式教育的立意在维系，新式教育的功力在改变。虽然不能说在日本接受的速成教育出来的学子是残次品，可比照完整的体系化教育，法政大学加工的中国学子无论如何都是半成品，而且加工生产的速度之快，使用质量之粗糙，使得这些学子们不可能在国内找到用武之地。
　　
　　这些半成品们纷纷回国之后，又大多做了新学的教师。除了海外奇谈，他们的学识和教育功力不足以作为浇灌学生的知识资源。这些学生，大多不是如今这般幼龄的学童，而是老大不小的青壮汉子。这些汉子，如果生在内地，除了当兵从武外，更无适业可择。除了海龟的教师和寥寥不多的书籍短论，现代社会的景态犹若天方夜谭，现实中只有穷困潦倒和市井凋落的风尘。晚清的新军，主要是张之洞组建的湖北新军，就收容了这些学子。这样的作用，其实就是将本来分散零落的志者组织起来，由交流而互动，由互动而同举。
　　
　　晚清并非彻底保守。门户开放后，轻纺制品率先涌入天朝。过去一家一户吱吱呀呀纺线织布的家庭作坊，首先受到冲击，而本来呢，这些手工作业都是可以在农闲消用富余时光，还更为家庭带来部分收入。所有这些前缀“洋”字的工业制成品，将中国传统产业近乎一扫而光。这些洋物品，虽然更便宜，更耐用，更实用，令天朝的臣民享用了前所未有的或未见便利品，开始了现代化的生活替代进程。但最得享用的只是达官贵人还有沿海不多城市中的新制买办，而平民，尤其是农民则日加深重地陷入生计绝境。而此前，因设置“厘卡”强征“厘金”，使得外来物品入市艰难，价格倚高，令地产生意不受大市场竞争的困扰，加之同业帮会的地方保护，那些早已离开土地的平民，的确曾经有过兴旺的好日子。可是，随着市场大开，过去的一切都一去不返。
　　
　　天朝的近代工业，早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前就开始起步。自1861年洋商在上海开办第一家缫丝厂起算，到满清垮掉，整整50年的历程。彼得大帝开启的俄罗斯两百多年近代化进程，而最终也倾于社会动荡，比起俄罗斯，天朝步履蹒跚，道路艰难，还真算不上是最悲屈，最窝囊的。俄罗斯两百多年过程，不乏沙皇的积极推动，农奴解放，土地改革，产业振兴，促进出口，技术推广，教育扩张乃至政治协商，所有这些变革，这些努力，最终也没能为自己挽留住皇室。倘若说满清王朝的覆灭是因为清室的顽冥保守，那么俄国的例子能够证明，即令改革开放，帝制也未必能免于垮塌。
　　
　　洋务运动最分明的特征是官吏推动和参与。民间投资建厂经营，虽然没有商法设立规则，为民间提供法律保护，且民间营生饱受恶吏刁难，但并非所有的产业都为官家垄断，禁止或限制民间进入。官办民营的制度模式，方便以权力提供市场庇护，限制竞争，剪除对手，这只是一个侧面，以官办民营投资领域的有限这个实情判断，甚至不能说是很重要的侧面。而另一个被简化的侧面往往不得深究，这些合股企业的全部运营资本都是官绅共同出资，而且官人占大股，这些企业，往往不借资，不发债。
　　
　　
　　不借资，不发债，很大程度上是制度障碍所致。现代商业经济的一个最重要的法则是信用，但简单到“信用”为止，不足说清根本。其根本是“信用有限”，意思是，信用不是无限可赖的，信用的能力以愿意担负且能够担负的责任为限，即“责任有限”，并由此建立一系列商业规则和企业制度。一个不接受或者不知道“责任有限”原则的经济制度，筹资后经营失败，就会导致一系列无法解决的问题。而“责任有限”真正的法律体现就在于有否施行“破产法”。光绪末年的天朝和明治尾期的日本，都试图采用自上而下的办法，强制推行破产法，但遭遇到自下而上的拒绝或反抗，来自商界的的抵抗。
　　
　　“责任有限”的企业制度，其实质是“资本责任”。破产则是基于“资本责任”的这个原则，对资本的清算，两者之间有着直接的逻辑关系。没有破产规则，说明社会还埋陷在“人格责任”泥淖里，捆绑于“良心有限”的传统作坊制度。就现代社会经济制度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而言，在那个时代，大清王朝与日本的肩膀相距很近，甚至无法区分出来。将这个落后的责任归于满清王朝的顽冥，是某些后人的故意栽赃。因为，由此以后，中日之间的这个距离越落越远，
　　
　　权且归于法治不制，总之，大清帝国迟迟没能建立起完整的银行体系。这当然也与没有准确清晰的帐簿制度和体系有关。而没有准确清晰的帐簿制度和体系通行，必然导致企业经营与核算出现混乱，没有可资的公信尺度，市场公信力就无法建立起来；而另一方面，因此而建立不得银行，又会使企业筹资融资的成本巨大，无法借用社会资金实现企业的快速发展。就全社会而言，没有银行体系，社会闲散资金就难以方便地聚合；没有银行，就要直面企业风险，公众资金安全就缺少一个均衡风险和收益的调整层面。所以，晚清，在这个全世界白银存量最多的国家里，资本成为绝对稀缺的市场状态。严重钳制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在面向全世界的竞争中，绝然处于劣势。
　　
　　设厂上海或附近的商人，倘若还有洋商银行可以借助的话，内地的景况基本毋庸言表。事实上，即使在上海，倘若企业没有规范可信，符合通用准则的帐簿，从洋银行贷得款项也不是宗容易的事情。所以，对当时的商人而言，经营就是个人单打独斗的事情，从小本经营开始，自我慢慢滚动，或者到民间告求高利贷以舒暂且的周转失灵之困。倘若无力偿贷，家产荡尽不说，生命都难保无虞。而商品的市场风险只是巨多风险之一，也是巨多困难之一。现代市场经济是一庞杂且内在关联的系统，而且还是由不同子系统以及子系统的子系统日渐凑合而成，没有足够的发育度，没有建立起来稳定且相互依赖的信用关系，任何置身大生产和大物流的经营单体，有着在今天无法体喻的苦衷。
　　
　　晚清时节，情形正在开始发生变化。以上海为例，1905年上海城厢内外市政工程总局的设立，标志城市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开始。城市基础设施，不仅意味着向居民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物品，减低社会经济运行和交易费用，而且还以这样的供给刺激相应的内需，增加社会就业，带动相关产业和周边经济的发展，促进民间企业发展。相形庞杂的工程，就需要专业的技术和运营管理，需要建立清楚的簿记示以公论，向利益攸关者讲个明白。既然为此纳捐，就要表决公议；未经投票，绝不就捐。当然，这是政治范畴的事理了。
　　
　　上海的基础设施建设，简直是歪打正着的恰好。在《晚清的经济绝境》一篇中对这个时候的经济状态有述，在长期通胀的过程之后，此时的天朝正陷入严重通缩以致萧条之中。基础建设的推出，在市场价格最便宜的时候购买和建设，对降低成本有利，同时造就的需求，又得以缓解世态萧条。说起来，此前中国的城市，只是人口的囤积，除了少许治安福利外，所能提供给居民的公共物品近乎为零。没有公共排水和供水系统，没有适当的垃圾处理系统，没有夜间照明系统，没有对应天候道路系统，甚至没有公园，没有公共绿化和环境治理，没有防疫体系和有效的救火防火的公共服务等等，城市中的乌烟瘴气，臭气熏天，密集的居住条件，使得社会的稳定极其脆弱。这样的境态，决定了公共投资的有效性，经济性和公益性。在需求萎靡的情形下，再恢弘的投资都不意味着过大过猛。
　　
　　回到开篇。法国大革命，俄罗斯的1905年革命和1917年革命，二月的和十月的革命，以及日本明治维新初年的西南战争，都是在10%左右的城市化率时代爆发，所导致的历史后果是延绵不断的国内战争和血腥恐怖的镇压与统治。从革命动起到宪政确立，法国以80年为代价，俄罗斯以1905年计，大致也是80年。日本是个例外，明治维新前的几百年漫长时期里，日本一直不是一个中央极权国家，这也许大有关系。
　　
　　明治时代的皇权，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被视作国家权力统一的政治象征。日本的新兴势力，在倒幕运动中，与皇权一起休戚与共，明治天皇对他们持有敬意与谦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更根本的是，责任内阁的施行，使得皇室不在政治冲突的焦点，这样，内阁的倒立就成了舒缓社会和政治压力的阀门，在政治压力胀起的时候，可以用更换责任内阁的方式来排解社会愤懑，天皇不需要为任何过错担当责任，在明治时代大致能够做到这样。
　　
　　在咸丰末年和同治初年，历史也曾给中国大致相同的机遇。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新兴汉臣，在天朝的舞台上不折不扣地构成强势。比起他们缘起的那场气势恢宏的波澜壮阔，日本的“倒幕尊皇”，看上去，简直就是孩童们的过家家。其后有20多年时光，地方大吏沉重，中央朝廷轻飘。“苟利国家生与死，岂因祸福避趋之！”这大概是汉臣最高境界了，然表白的不过是态度，而不是思想，尤其不是追求真知。“倒幕”时代的日本那些英雄豪杰也是一样，“倒幕尊皇”在日本的另一个说法是“攘夷尊皇”，比起同时的曾国藩和李鸿章已经动用“洋枪队”来，日本那些仁人志士还在昏昧着呐。荏苒20多年，日本以英雄替代完成了历史替代，以知识替代实现了精神替代，而中国那些英雄呢，随着甲午海战的失败，在唾沫中浑然淹溺。
　　
　　这样，把中国放在一起比较，不由得喟叹，宿命使然。■
　　
　　作者为民间学者
　　
　　

菜农

谢谢宇航，大苗不可多得，大苗的思想是男人的深邃，冬君的语言是女人委婉。

金秋

大苗写了这么多辛亥革命的文章，值得俺等好好学习。不知这里还有谁研究过辛亥革命的？

天马行空

中华三千多年自称体系的文化和文明  到了晚清这个节点  是到了要洗心革面   吐故纳新的时候了  呵

猪头猪智慧

坐等大苗兄出书。

xsc1536

中国在晚清时节踏上了进入近现代历史的门槛，但却转身奔向了另一条歧路，至今难以回转。

天马行空

所谓歧路在历史中走通了  必然有其合理之处  到了走不通的时候  自然又会想别的办法  呵

歪弟

真正的剥皮扒笋啊，粗看一遍些许无奈~~

psyzjs

文章是好，但我在想，此等好文章是怎么来的？或尤为关键！

邱晓云

　　晚清的经济绝境——辛亥八廓之七
　　
　　李大苗|文
　　
　　走到1880年，即同治五年左右，或者稍晚些许，一片大好的景色就初有变化。宇航 发表于 2014-6-29 08:27

小疵一个，1880年，已是光绪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