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被掩藏的历史：刘少奇对"文革"的独特贡献

铁树朱蕉

被掩藏的历史：刘少奇对"文革"的独特贡献
2008-08-1309:29   来源：《当代中国研究》2006年第3期

核心提示：刘的悲剧之根源在于，猜疑成性的毛泽东认定刘是自己身边的“赫鲁晓夫”，会严重威胁自己的权位，故而绞尽脑汁务必除之而后快。刘少奇无疑是一个“文革”的受害者，但他同时也是这一罪恶历史的制造者之一。如果不声讨清算“文革”的历史罪恶，不去发掘“文革”发生的制度根源，那么一代人的牺牲、包括刘少奇本人的生命在内，便成了中国历史上毫无意义的一页，中国人也无法彻底告别“文革”时代。

把“刘少奇”和“文化大革命的独特贡献”这两个词放在一起作为一篇论文的题目，看起来好像偏离了人们通常对“文革”的认知。刘少奇在“文革”中被残酷地迫害致死，在数以百万计的“文革”受害者中他的地位最高──受迫害前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副主席。“文革”后几乎所有悼念刘少奇的文章都称其为“最大的受害者”，同时往往强调刘在20世纪60年代初经济政策方面与毛的区别[1]；然而，这些文章对刘少奇在“文革”初期的态度以及他在运动中做了些什么，往往语焉不详，似乎刘少奇只不过是个“文革”受害者而已。有的论者甚至推断，毛泽东“同刘少奇主持的中共第一线领导之间分歧的发展，使党内生活越来越不正常”，“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刘少奇）相当被动”，“很快又开始抵制，力图想停止这场'大革命’”。[2]
历史的真相往往十分复杂吊诡。在过去50多年里中共发动的政治运动中，党内许多人成为受害者之前往往扮演过迫害者的角色；在意识形态上受害者和迫害者之间也并无明显区别；许多受害者及其家属在被迫害致死的前一刻或平反后仍然认同迫害他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甚至对施害者表示效忠。例如，罗瑞卿、邓拓和“文革”初期大量被迫自杀者临死前都不约而同地高呼“永别了，要叫孩子们永远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我们的党永远是光荣的、正确的、伟大的……”[3]，或者“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之类的口号[4]。刘少奇被迫害致死十余年后终获正式平反，他的遗孀王光美竟然对评剧艺术家新凤霞如此表白：“凤霞，我们都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以致于纯朴真诚的新凤霞十分鄙视地说：“她男人都被毛主席整死了，她还说这样的话，你说坏不坏？”[5]
刘少奇被迫害致死并不是因为他抵制“文革”。事实上，无论是他与当时一线中央的领导制定的“文革”方案，还是他决定派遣工作组指导运动，都事先得到毛的同意和批准。刘的悲剧之根源在于，猜疑成性的毛泽东认定刘是自己身边的“赫鲁晓夫”，会严重威胁自己的权位，故而绞尽脑汁务必除之而后快。刘少奇无疑是一个“文革”的受害者，但他同时也是这一罪恶历史的制造者之一。如果不声讨清算“文革”的历史罪恶，不去发掘“文革”发生的制度根源，那么一代人的牺牲、包括刘少奇本人的生命在内，便成了中国历史上毫无意义的一页，中国人也无法彻底告别“文革”时代。笔者想强调的是，追究“文革”的历史责任、清算政治罪恶，不仅是为了死者和受害者，而且是为了埋葬一个时代。
一、“四清”运动：刘少奇直接领导的“文革”预演
1966年5月，当“文革”的序幕拉开时，中国人的神经早就被政治运动绷紧了。从1963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称“四清”运动）实际上相当于“文革”的预演，许多在“文革”中出现的口号和斗争手法早就在“四清”运动中广泛使用了，而“四清”运动的第一线领导人便是刘少奇。
今天官方论述刘少奇和毛泽东对“四清”运动的看法时大都强调两人之间存在“深刻分歧”[6]，更有人认为，“毛泽东尖锐批评刘少奇的小民主（法制条件下、有组织的充分发扬民主）教育运动是扩大化，他自己搞了文化大革命，用'大民主’（个人专制加无政府主义）对付假想敌人，走向极端。人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早在四清时，毛泽东就想搞一场文化大革命这样的运动，仅仅因为刘少奇的抵制才未能行通[7]”。这显然过分美化了刘少奇。事实上发动“四清”运动时，毛关于“文革”的设想还处于萌芽状态。纵观刘少奇在整个“四清”中的真实表现，他不仅跟着毛的“左”调亦步亦趋，而且在不少方面有自己的独创；即便毛在60年代初就想发动“文革”，刘少奇也未必会加以抵制。考诸史实，毛的“文革”思想与刘领导的“四清”运动实有互相启发、互相影响之效。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说刘少奇对毛的“文革”思想的形成实有推波助澜之“贡献”。
【注释】
[1] 尽管刘少奇在“大跃进”中曾积极支持毛泽东的“三面红旗”路线，但他目睹“人民公社”的祸害后改变了自己的观点。60年代初，他和党内务实派陈云、周恩来等人通过推行“经济调整”政策，为国家走出饿死数千万人的“人祸”作了贡献。
[2] 黄铮，《刘少奇冤案始末》（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5页。又见刘源的“忠实坦荡昭日月”，载《中华儿女》杂志1998年第10期。
[3] 罗点点，《点点记忆：红色家族档案》（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9年），第213页。
[4] 袁鹰，“玉碎”，载周明主编的《历史在这里沉思：1966-1976年纪实》（北京：华夏出版社，1986年，第3卷），第128页。
[5] 蔡咏梅，“吴祖光一生的遗憾”，载香港《开放》杂志，2003年5月号。
[6] 郑谦、刘波，《刘少奇之路》第四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第13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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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2月11日至28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发动“四清”运动，其中12日到13日的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在这次会上刘宣称：“八届十中全会讲阶级、阶级斗争，现在就要部署一个行动，搞一个阶级斗争。对象是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还有一些严重的铺张浪费，严重的蜕化变质、违法乱纪，严重的分散主义。总是口里讲阶级斗争，不办事情，不好。”[8] 而毛泽东对这场运动的说法却似乎比较温和，他在会议上发言时强调，“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好好抓一下，社会主义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一抓就灵”。[9]
在2月25日的会上刘少奇作了“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问题”的报告。他特别强调：“我们需要在经济上，在政治上，在思想上，在党和国家的组织上，包括军队的组织上，保证不蜕化变质。因此，就要想一种办法来保证，不只是要保证我们这一代，而且要保证我们的后代不蜕化变质。这个问题，是生死存亡的问题，是亡党亡国的问题，使人民当权还是少数剥削者当权的问题。[10]”刘在中共领导人中首次把防止“蜕化变质”的政治运动提高到“亡党亡国”的高度，这种观念恰恰是“文革”得以顺利展开的意识形态基础。3个月后毛泽东在一份材料上写下了与刘少奇上述说法非常相似的批语：“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情景啊！”[11] 毛不仅把当时的“四清”运动定位为“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12]”，此后又从这一论断出发，延伸出一系列发动“文革”的“理论”观点。
在毛的“文革理论”的形成过程中，刘少奇的一些激烈的“左”调显然启发鼓励了毛。随着“四清”运动的全面展开，刘少奇的立场越来越“左”，他的一系列极“左”言行不仅极大地加剧了运动的“左”倾倾向，而且坚定和鼓舞了毛泽东的许多还处于萌芽状态或正在形成中的极左思想。例如，率先提出用“造反”来对付“中央出修正主义”的就是刘少奇。1964年5月15日到6月17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在6月8日的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中央出修正主义怎么办？”刘少奇的回答是：“一个省可以造反，也可以独立。”[13] 刘少奇对当时全国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也比毛泽东的看法要黑暗得多。毛泽东最初的看法是，有20%的生产队的政权不在共产党手里；后来刘少奇、周恩来、彭真等人一再向毛汇报“尖锐的阶级斗争动向”，于是毛改而认为，“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但刘少奇却强调，“三分之一打不住……，城市文化艺术单位、中小学校，农村里的学校还不只（止）三分之一，三分之一打不住。某些大学的系、班，老教授在统治，在领导。最近，毛主席批示，文艺刊物大多数，十几年来不执行党的政策，这就不是三分之一了，而是大多数。所以，革命非搞不可。”[14] 国内学者肖冬连在论述“四清”运动中刘少奇和毛泽东的极“左”思想高度一致时，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模式，即“毛主席出了题目，刘少奇又要做文章了”，然后是“毛泽东要表达的意思先从刘少奇口里说出来了，他接过刘少奇的话茬，道出了他的核心思想”。[15] 刘少奇在这方面的独创性和他对毛泽东的影响力是显而易见的。
正因为毛、刘在政治观念上高度一致，1964年5月到6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后，中央书记处于1964年8月5日决定，中央成立“四清”、“五反”指挥部，由刘少奇挂帅。这一段时间的毛刘关系是相当好的。刘在第一线领导“四清”运动期间，中共通过中央文件树立了三个“四清”样板，即甘肃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的经验[16]、河北省的“桃园经验”[17]以及天津的“小站经验”[18]。虽然这些文件都要得到毛的批准，但这三个文件的起草者和最后签署者是刘少奇。今天再来阅读这些“四清”经验，特别是刘少奇及其夫人王光美一手树立的“桃园经验”，便会惊讶地发现，它们竟然非常象毛式“文革”的预演，这些“四清”经验至少在方法、形式和思想上为毛式“文革”提供了难得的经验。刘少奇的悲剧在于，这些由他创立的操纵和组织政治运动的经验，最终却都成了毛泽东打倒他的利器。
【注释】
[7] 刘源、何家栋，“可贵的尝试”，载王光美、刘源等著《历史应由人民书写：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9年），第79-80页。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571页。
[9] 郭德宏、林小波，《四清运动实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2-33页。
[10]出处同上，第32页。
[1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292-293页。
[12]见中共中央[63]347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
[13]肖东连等，《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下册（北京：红旗出版社，2000年），第1055-1056页。
[14]“1964年7月21日刘少奇在华东局、上海市委负责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见郭德宏、林小波的
《四清运动实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32页。
[15]出处同注[13]，第1054-1055页。
[16]见“中央批转甘肃省委、冶金工业部党组关于夺回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的领导权的报告”，1964年6月23日。
[17]见“中共中央转发'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的批示”，1964年9月1日。
[18]见“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斗争问题的指示”，1964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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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刘少奇树立的“桃园经验”主张通过“群众运动”（其实是“运动群众”）另组“阶级队伍”，实施“夺权斗争”。这套做法恰恰是毛在“文革”中采用的基本套路，可以说这一思路是刘少奇创造性地提出来的。中共发起“四清”运动时，农村里已经存在着人民公社体制下的社员委员会，但刘少奇主张在运动中另行组织“贫下中农协会”，作为“夺权斗争”的体制外力量，中央曾多次颁发文件肯定这种做法。[19] 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创立的“桃园经验”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通过在贫下中农中秘密“扎根串连”而重组“阶级队伍”。刘少奇批示的这几个“四清样板”文件一再强调，运动的目的是“把…领导权从阶级敌人手中夺回来”，“一下决心进行夺权斗争，局面就迅速打开，群众立即发动，表现了我们料想不到的革命热情。”[20] 为了“发动群众”，在“四清”运动中广泛采用了大字报。例如，在甘肃白银有色金属公司，“工作组发动群众贴了十三万张大字报，揭发领导集团违法政策、生活特殊、排挤老工人以及设备损坏等重要错误”。这一经验在“文革”前的正式介绍和传达，无疑为“文革”初期全国范围内大字报的普遍运用作了铺垫。再进一步看，从“四清”运动中刘少奇号召对全国三分之一以上“已经烂掉了的地委、县委、区委、公社、大队和厂矿企业及其他机构……进行夺权斗争”[21]，到毛泽东在1967年1月号召“全面夺权”，其间的继承关系之脉络亦清晰可见。
其次，通过体罚逼供等残酷手法大批地打击斗争对象，是刘少奇总结的“四清”经验的一大特色，“文革”中对人的批斗体罚其实不过是继承了这些手法。“文革”期间，有青年学生到桃园去调查这个“四清”样板时发现：“在王光美的指使下，工作队大搞逼、供、信。对干部实行跟踪、盯梢、罚站、弯腰、低头、燕飞、拘留。连敲带诈，让干部脱了衣服到外面冻着。工作队动不动就掏出枪来威胁干部……王光美住的四队武斗最凶。在斗争四队队长赵彦臣时，王光美到场见赵彦臣正在罚跪，就鼓动说：'你们搞得好，搞得对’；'坚决支持你们，就用这个办法搞下去’。在王光美的唆使下，体罚之风，越演越烈。”[22] 这里提到的“燕飞”就是“文革”中批斗人时极为流行的“喷气式”，看来它是通过“桃园经验”推广开的。国内有学者指出：“四清运动期间，在部分地区开展了夺权斗争，大搞怀疑一切，无限上纲，把任何问题都归结到阶级斗争上来认识，上升到政治问题来处理。搞人人过关，'有鱼没鱼淘干了看’，鼓动群众斗领导，认为不斗，就显不出革命的样子。于是，在运动中刮起了一股非法斗争的歪风，什么抓人，打人，戴高帽子，搞逼供信等等。这些做法，无疑为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打、砸、抢提供了直接或间接的经验”。[23] 有报导称，刘少奇挂帅的“四清”运动共逼死干部群众77,560人，在城乡共整了5,327,350人；地方机关、企业、基层、学校清查出“反党反社会主义”性质的“联盟”、“集团”共5,760个；组织结论中定性为“敌我矛盾”的276,256人，“定性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558,220人。[24] 毫无疑问，刘少奇要对此负主要责任。换个角度看，当时毛泽东在“四清”运动上的立场似乎还没有刘少奇那么“左”，1965年1月毛主持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纠正了“前一阶段'四清运动’中一些过左的做法”[25]。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这些在刘少奇指导下判定的“四清”案件作了复查，结果发现绝大多数案件都是冤、错、假案，因此予以平反。
再次，刘少奇的“桃园经验”在中共最高层开创了“夫人参政”的范例，毛泽东随后便启用江青作为“文革”的先锋和打手。1963年11月，刘少奇派遣王光美（化名“董朴”），以河北省公安厅秘书的名义到唐山专区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任“四清”工作组副组长，在刘的直接指示下创立了所谓的“桃园经验”。然后，王光美又在刘的安排授意下，在中共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作了“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的报告。接着刘少奇又安排王光美到各地作报告，传播他们夫妇共同树立的“桃园经验”，以此作为全国“四清”运动的样板。当时的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只不过说了一句“不能盲目执行”，刘少奇便大发脾气。[26] 1964年8月19日，刘少奇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拟了批语，并直接写信给毛泽东，要求把“桃园经验”作为“四清”样板批发给全国。8月27日，毛批示“同意”。9月1日，“桃园经验”便作为一个“有普遍意义”的样板由中共中央正式行文介绍到全国各级党政机关。“桃园经验”政治上的恶劣性质上文已有叙述，刘少奇这种做法的危害性还在于，开了最高领导人利用权力安排夫人参政之例。此前，在中共领导人当中，包括毛泽东在内，还没有人敢于公开这么做。此例既开，毛泽东欣然从之。1966年4月10日“中共中央批发《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即与刘少奇批准下发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有异曲同工之妙。此后不久，毛泽东就直接任命江青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和政治局委员，而江青则为毛在“文革”中冲锋陷阵。
【注释】
[19]这类中央文件包括“中共中央关于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贫农下中农协会组织条例（草案）》的指示”（1964年6月25日）和“中央关于在问题严重的地区由贫协行使权力的批示”（1964年11月12日）等。
[20]分别引自注[16]和注[18]提到的两个中共中央文件。

[21] 出处同注[18]。
[22]“红代会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批判刘、邓、陶联络站”编，《揭开桃园假四清真复辟的黑幕》，1967年5月，第4页。
[23] 出处同注[9]，第348页。
[24]罗冰，“毛泽东发动社教运动档案解密”。香港：《争鸣》月刊2006年2月号。
[25]出处同注[9]，第276页。
[26]江渭清，《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第487-4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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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中共党史的读者都知道，1964年底刘少奇与毛泽东就“四清”问题发生过争论。既然刘少奇在“四清”中常常比毛泽东还要“左”，毛对刘的不满因何而生？据国内历史学者肖冬连介绍，此事的背景如下：
（1964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原想趁三届人大会议期间，请各地与会的领导人讨论一下社教问题，带有工作性质。会议由刘少奇主持，邓小平认为一般工作汇报不必惊动毛泽东。他在向毛泽东报告此事后说：如果工作忙，可以不必参加了。在一次会上，毛泽东在刘少奇讲话时插话，刘不知毛有很多话要讲，毛只讲了几句，就被刘打断了，这两件事使毛大为恼火。会议没开几天，毛泽东没有出面就结束了。毛泽东忍无可忍，终于爆发了。会后，江青请陶铸、曾志夫妇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里看《红灯记》。毛泽东在休息室问陶铸：“你们的会开完了吗？我还没有参加就散会啦？有人就是往我的头上拉屎！我虽退到二线，还是可以讲讲话的么！”陶铸、曾志愕然，谁敢在主席“头上拉屎”？曾志回忆说：“我和陶铸，已隐约感觉到了，主席说的'有人’二字，这个'人’恐怕是刘少奇，但是我们不敢相信，也不愿相信。”毛泽东又问陶铸：“你们开会的人是不是已经走了？”“有的走了。”陶答。“告诉他们走了的赶快回来！”毛泽东斩钉截铁地命令道。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各省书记们，又都被召回来，继续开会。”[27]
于是，按照毛泽东的指令，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会议继续开了下去，从1964年12月20日断断续续地开到1965年1月14日。虽然毛泽东想对刘少奇发难，找碴泄愤，但毛不便用自己插话被打断、未被邀请出席会议闭幕式之类的借口，所以他就从政治上“挑刺”。在这一系列会议中，毛泽东先是抓住刘少奇关于“'四清运动’的主要矛盾是党内外矛盾、敌我矛盾，四清四不清的矛盾，各种矛盾交叉”的提法，提出更“左”的判断，“首先抓敌我矛盾性质的问题，重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由于刘少奇的上述提法先前是经过毛同意的，而且已经写入下发的中央文件，刘一时不愿意否定自己，便耐着性子辩解，主张“还是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面对刘的这种态度，毛泽东大光其火，于是“上纲上线”地开始了对刘的全面批判。毛先是批判刘领导的社教“打击面太宽”，接着批判刘主张的“蹲点”，继之又在1965年1月3日的会议上批判刘的“打歼灭战”和“扎根串连”，最后在1月5日批了刘少奇的工作队实施“人海战术”，也批了王光美的“桃园经验”。[28] 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所批判的这些刘少奇的观点和方法，其实都是毛本人批示同意并大力提倡的。与其说毛是因为与刘有“重大理论分歧”而对刘不满，还不如说是毛因为对刘不满而制造出了这些“重大理论分歧”。更为戏剧化的是，在1964年12月28日下午的会议上，毛还拿出《党章》和《宪法》，向刘少奇和邓小平兴师问罪：为什么在12月15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没有给他“言论自由”？在党的高层会议上毛甚至象小孩吵架似地对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29] 由此可见，毛泽东耿耿于怀的其实是他个人的绝对权威和不可冒犯的“龙颜”──这才是1964年底至1965年初毛刘之间突然出现分歧的真正原因。
刘少奇对这一分歧的实质并非心中无数。1965年1月13日下午，刘少奇召开了一个党内生活会，当着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贺龙、陈毅、罗瑞卿、陈伯达、李井泉、李雪峰等17个中央和地方大员的面，检讨“对主席不够尊重”。会后，刘又主动找毛做自我批评。[30] 但毛泽东表示：“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问题。在原则问题上，我是从来不让步的。”[31] 毛泽东未能自圆其说的是，此前他批示同意并提倡刘少奇的这些“经验”时，他自己是否也站到了“修正主义”立场？其实，这次的毛刘分歧充分反映了毛泽东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政治品质和猜忌成性的独裁者心理，这哪里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问题”？毛泽东通过“文革”打倒了刘少奇之后，曾在1970年12月28日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坦承：（早在1964年底）他就下决心“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32]
【注释】
[27]出处同注[13]，第1102页。
[28]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1117-1130页。
[29]出处同注[7]，第77页。
[30]出处同注[6]，第1126页。
[31]出处同注[7]，第78页。
[3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1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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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者高华针对此事提出了如下看法：“刘少奇不经意中已在好几个问题上招引毛的忌恨。”“刘少奇亲自出马，让王光美在全党登台亮相，使毛泽东感到刘少奇夫妇的行动对他的权威已构成威胁。毛对'桃园经验’的态度全凭他对刘少奇好恶的增减而转移，1964年春夏，当几个领导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讨论'四清’问题时，有领导人提到王光美搞'四清’的经验很好，毛泽东说，那就请王光美同志来讲讲嘛。刘少奇的司机当即从人民大会堂回来把王光美接去。王光美在会议上讲了以后，与会者认为这个经验可以推广。毛泽东说，就请光美同志做'四清’的顾问吧。然而一旦刘少奇果真这样干了，毛泽东态度很快就改变，迅速地将'桃园经验’看成是刘少奇意欲分庭抗礼的罪证。”“刘少奇呼风唤雨的能量之大，使毛泽东由惊生恨。1964年夏，在刘少奇的力促下，一声号令，全国156万干部参加城乡'四清’，此举最终导致毛对刘的深刻忌恨。正是上述因素在毛泽东胸中日益发酵，1964年12月，毛泽东开始向刘少奇发难，对刘少奇的态度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变。”[33]
二、“文化革命”的由来：从文化界的革命到政治大清洗
刘少奇对“文化革命”究竟是什么态度？他确实抵制过毛泽东的“文革”主张吗？一些为刘少奇辩护的书试图引导读者往这个方向去认识。例如，《刘少奇之路》一书写道：“在农村四清运动中，刘少奇虽然由于对阶级斗争形势估计过于严重，而采取了一些激烈的措施，但从全国各个方面的全局上来看──例如，对文化艺术、对哲学社会科学、对党的其他一些工作部门等等──他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不象毛泽东那样严重。就阶级斗争存在的层次来看，毛泽东和刘少奇都曾强调过，在一些存在严重问题的基层，往往在上面都有'根子’。但在对这个'上面’的认识上，他们的理解却很不一样。毛泽东认为根子可以而且应该挖到中央领导层，即中央内部的赫鲁晓夫……刘少奇所理解的'上面’，却可能只到省、市这样一些层次。[34]”这一说法显然是罔顾历史事实的。
拂去历史资料上的尘封，追溯“文化大革命”这一提法的起源、演变以及刘少奇及其他中共领导干部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其发现令人深思。
“文化大革命”并非毛泽东的个人独创，很大程度上他受到苏联和东欧国家在文艺和意识形态领域内推行“文化革命”经验的影响。早在1954年，中共主管文艺工作的阳翰笙就提出要学习波兰共产党用“巨大的群众运动”作为“城乡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强大杠杆”。[35] 刘少奇在他的“八大政治报告”和其他一些讲话中也一再倡导“文化革命”。他在“八大政治报告”中提出：“为了实现我国的文化革命，必须用极大的努力逐步扫除文盲，……我们要用社会主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去武装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对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思想进行批判。”[36] 他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作报告时又说：“为了适应技术革命的需要，必须同时进行文化革命，发展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文化教育卫生事业。”[37] 刘少奇讲话后，《人民日报》很快就发表了题为“文化革命开始了”的社论，提出了一系列贯彻刘少奇讲话的方针政策。该社论写道：“在文化革命大进军的行列里，谁是领导者？是要党来领导，还是要专家来领导？我们说，必须由党来领导。政治是统帅，因为政治是解决人和人的关系的，是规定整个事业的目标和政策的。任何业务不能脱离政治，脱离党的领导。”[38]
【注释】
[33]高华，“1964-1965年毛泽东与刘少奇的争执”。香港：《二十一世纪》双月刊，1998年4月号。
[34]出处同注[6]，第1335页。
[35]阳翰笙，“向波兰人民学习”，原载《人民日报》，1954年9月27日。
[36]原载《人民日报》1956年9月17日。
[37]原载《人民日报》1958年5月27日。
[38]原载《人民日报》1958年6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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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给彭真和刘仁的信中写道：“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39]”刘少奇完全赞成毛泽东对文化艺术领域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1964年1月3日，刘少奇召集中宣部和文艺界30余人举行座谈会，周扬在会上传达了毛的上述批示。当周扬说到停演鬼戏时，刘少奇插话说：“我看过《李慧娘》这个戏的剧本，他是写鬼，要鼓励今天的人来反对贾似道这样的人，贾似道是谁呢？就是共产党。……《李慧娘》是有反党动机的，不只是一个演鬼戏的问题”。紧接着他又指出田汉编写的京剧《谢瑶环》有问题：“我在昆明看了那个戏，恐怕也是影射反对我们的。武三思的儿子瞎胡闹，替武则天修别墅，也是影射的。”[40] 中共中央1963年3月29日的文件“中央批转文化部党组《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认为，鬼戏属于“在群众中散播封建迷信思想”。[41] 而刘少奇的看法显然比当时中共中央正式文件的说法更“左”更极端，他把几出戏文上纲上线到“影射”和“反党动机”的吓人高度，并且以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的身份直接点名批判两位著名的党员作家（《李慧娘》的剧作者孟超和《谢瑶环》的剧作者田汉）。此外刘少奇还点了画家陈半丁的名：“最近在《宣教动态》上，××同志批了陈半丁画的一些画，他是用很隐晦的形式，就是用那些诗，用那些画，来反对共产党的。现在用戏剧、诗歌、图画、小说来反党的相当不少。那些右派言论他不敢公开讲了，他写鬼来讲。我们的宣传部，文化领导机关，各方面，要拿这个六条来判断香花毒草。而六条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跟共产党领导两条。[42]”
1964年4月9日，刘少奇与外国文化代表团谈话时指出：“中国文学艺术在最近十多年来有些成绩，但缺点还不少；就是根本方向性的缺点，现在还大量地存在......如果政治上是反动的，可是艺术水平高，那么起的坏作用就越大。十八、十九世纪的小说是有艺术水平的了，所以中国年青人看的入了迷，看完了就苦闷，影响很坏。十八、十九世纪的小说，是反对封建的资本主义文学，拿到现在来看就有害处。[43]”在1964年6月11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康生诬陷小说《刘志丹》“利用小说反党”，当时刘少奇明确表示赞同康生的说法，刘还提出要把这部小说作为“反面材料”，“印给党内看看”。[44]
把“文化革命”作为政治斗争的一种重要形式滥觞于“四清运动”。据中共官方的《毛泽东传（1949-1976）》记载，最早提出把“文化革命”作为政治斗争形式的人是当年身兼副总理之职的中宣部部长陆定一。1964年12月27日，“当天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主持全体会议，朱德、陈伯达、董必武、陆定一发言。……陆定一主要讲文化革命问题。他说：文化部全部烂掉了，整个单位是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在专政，并点了部长和几位副部长的名字”。[45] 随后陆定一自兼文化部部长，由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主持文化部的整风，他们主持起草了“文化部党委关于当前文化工作中的若干问题向中央的汇报提纲（1965年10月30日）”。这份文件把“文化革命”的概念加以扩展延伸，提出了“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概念。该报告第一部分第一段写道：“毛主席的两次批示，中央和各级党委的督促和领导，全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深入开展，推动了全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这是一场激烈的、深刻而复杂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文艺路线的斗争。”[46] 虽然陆定一和周扬在“文革”中先后被打倒，但他们确实率先提出了“文化大革命”的概念和定义，时间上先于毛泽东，而且陆定一和周扬主持起草的这份文件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说法非常接近毛后来形成的“文革”思想和理论。在中共党史上，陆定一和周扬在产生和形成“文化大革命”的思想理论方面留下了抹不掉的足迹。
当时刘少奇和邓小平主持中央的一线领导工作，他们于1966年1月23日向全国批转了中宣部主持领导下起草的这份文化部党委的“汇报提纲”。在“中央批转文化部党委《关于当前文化工作中的若干问题向中央的汇报提纲》”这一文件里，中共中央加了如下批语：
“中央同意文化部党委《关于当前文化工作中的若干问题向中央的汇报提纲》。
【注释】
[3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292-293页。
[40]出处同注[13]，第1084页。
[4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247页。
[42]《批判资料：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1958.6－1967.7）》。北京：人民出版社资料室，1967年9月。
[43]出处同上。
[44]出处同注[13]，第1054页。
[45]出处同注[28]，第1121页。
[46]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二室编，《中共共产党社会主义时期文献资料选编（五）》（北京：[内部出版]，1987年），第6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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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文化战线上的形势很好。事实证明，只要按照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文艺方向去做，整个面貌就会改变。文艺战线是一条重要的战线，社会主义文化革命是一个长期的斗争，希望各级党委认真把这条战线的工作管起来。当前主要是组织文化艺术工作者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切实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深入工农兵群众，克服文化队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缺点；同时认真抓创作和领导好整个文化工作。这样坚持下去，几年之后，社会主义文化艺术事业一定会取得显著的成果。”[47]
由此可见，刘少奇、彭真、陆定一等人并非“文革”的反对者，他们与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一样，都拥护“文革”，也为毛泽东的“文革”理论和手法作了部分“贡献”。不过，在刘、彭、陆等人的心目中，“文革”应该属于思想文化诸领域内的政治清洗，要由他们和各级共产党组织来领导，目的是巩固党的统治，他们自然不认为“文化革命”会清洗到自己头上。上文提到，“四清”时刘少奇对通过残酷斗争式的政治运动来“反修防修”极为热衷。在1964年6月11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和毛泽东一起大谈特谈“中央可能出赫鲁晓夫”；刘甚至主张，如果出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中央”，“一个省可以造反，可以独立”；在那次会上刘还一再强调，要追上面的“根子”，他说，“朝中有人”、“危险在上面”，“公社有严重问题，一定是县委、地委有人保护。地委有问题，一定是省里、中央有人”。[48] 《刘少奇之路》一书称刘少奇把“反修”政治运动的打击对象限定在“省、市这样一些层次”，这个说法是违背史实的。如果说，毛泽东和刘少奇在打击中国党内的“赫鲁晓夫”这一目标上有什么分歧的话，那就是，刘少奇认为，比他地位低的其他高级领导人都可以被当做“赫鲁晓夫”批判打倒，而毛则认为，刘少奇也算是“赫鲁晓夫”；除此之外，刘少奇和毛泽东在其他问题上其实是高度一致的。从这个角度去认识刘少奇在1966年8月以前的思想和表现，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三、“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个伪命题
凡经历过“文革”的人都记得这样一个官方说法：刘少奇在“文革”初期执行了一条和毛泽东对着干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目前，随着刘少奇之子党内地位的提升和毛氏后人的落魄，出现了一些大力美化这条“反动路线”的说法。例如，刘少奇之子刘源在自己写的书中借他人之口说：“所谓的'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实际上是一条实事求是的马列主义路线。它比较符合中国的实际，符合国情民情，行之有效。”[49] 由于刘少奇在“文革”发动初期直至失去自由前，曾任中共的第二把手，对中共发动“文革”的一系列文件和纲领他都是赞成的，因此他对“文革”毕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连刘源也不得不承认：“不管有多少客观原因，他身为国家主席，没有能阻止国家陷入大灾难；作为党的最高领导，没能制止党受到大破坏；作为人民信任的领袖，没能保护人民免受巨大的损失。算不算一种失职呢？我想，这是不能以'维护党的统一’，或为了党和革命的利益'委曲求全’来解释的”。[50]
刘少奇在中共历史上有过一系列重要“贡献”。从延安时代他在中共“七大”上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并确立其至尊地位，到鼓励全党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刘少奇都发挥了带头领先的作用。刘少奇一手领导的“四清”运动，则为毛泽东发动“文革”作了政治上、理论上乃至方法上的具体准备。在“文革”的发动过程中，刘少奇主持的一线中央领导对毛泽东关于“文革”的思想、纲领和步骤并无任何“抵制”，相反却千方百计地揣摩上意，唯唯诺诺，亦步亦趋。刘少奇在位期间，在发动“文革”和领导初期“文革”等方面，他究竟做了哪些事，到底有多大的责任？确如其子所言，只是一般性的“失职”吗？
【注释】
[47]出处同上。
[48]出处同注[13]，第1056、1060页。
[49]刘源，《刘少奇和新中国》（香港：大风出版社，2006），第219页。
[50]王光美、刘源等，《历史应由人民书写：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9年），第2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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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回答以上问题，就必须破除长期以来官方话语迷雾所营造出来的几个错觉。一旦史实得以澄清，究竟是否存在过一条和毛泽东对着干的刘氏“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谜团自然就迎刃而解了。
错觉之一：刘少奇反对毛泽东发动“文革”？
此说的理由是，刘少奇对毛的“文革”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提出过修改意见。在大陆党史和刘少奇研究者的文著里有这样一种流行的说法：刘少奇对康生、陈伯达等人全盘否定其他人意见甚至连标点符号都不能改动的做法有不同意见：“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叫大家讨论，结果提了意见不改，这不是独断专行吗？这是不是不符合民主集中制吗？我原来考虑过改一点，现在大家意见还是不改的好，不如原来的好，那就不改吧！”[51] 这一说法本身漏洞颇多。刘少奇建议修改的究竟是什么，是重要文字还是标点符号？若只是建议改动标点符号，无论其建议是否被采纳，都无法导出刘少奇反对毛发动的“文革”这一结论；即便是建议改动文字，也不能就此判断刘反对发动“文革”，因为还存在着把文字改得更激烈这种可能性。这一说法实际上是用一种含糊不清、事实不明的话语，把一种无法证实的意向当做真实行动来美化刘少奇的形像。
当时会议亲历者的回忆表明，上述说法可能完全是臆造的。例如，李雪峰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在1966年5月4日到26日期间召开的这个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刘少奇主持的：“5月16日上午9时，在人大会堂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仍由少奇主持。小平讲话，介绍'五·一六通知’内容。讨论通知时，大家都是赞成的，没有提出不同意见。因为是扩大会，少奇说所有参加会的人都有权举手。全体举手通过，一字未改。这个'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因为是5月16日通过的，又叫'五·一六通知’”。[52] 当事人陈伯达的回忆录也从没有任何关于刘少奇反对“五·一六通知”的记载。[53]
“文革”的第一步是毛泽东于1966年4、5月间给“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定罪。彭、罗、陆、杨四人都是刘少奇在中央的重要同盟者，其中彭真领导下的北京市委班底还是刘当年领导北方局时的老部下，彭真更是刘提拔倚重的亲信。“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垮台，使毛泽东得以控制中枢要地──首都、军队和中央办公厅。刘少奇对此既未提出任何异议，也未作任何抵制，相反却积极配合毛的部署，采取一味拥护赞成、甚至落石下井的态度。据李雪峰回忆，1966年4月19日刘少奇出国回来后立刻去杭州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刘少奇主持，总理讲话，因为少奇从3月16日就不在国内，对这段情况根本不了解，所以会议实际是总理主持。在会上少奇点了两个人的名。”[54] 刘少奇“点名”某人为“反党分子”是代表了中央政治局的，被刘点名抛出来的大概就包括他的亲信彭真。1966年5月18日，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会见越共主席胡志明，会见时刘少奇告诉这位越共领导人，“彭真……反毛主席，他是中国党内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其问题已经解决了。[55] 当时在中共高层领导人当中，朱德对批判“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持消极态度，因而被中央责令检讨，1966年5月23日刘少奇主持了对朱德的批判会。

[51]冯来刚、鲁彤，《刘少奇在建国后的20年》（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11页。
[52]李雪峰，“我所知道的'文革’发动内情”，载《回首“文革”》（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612页。
[53]见陈晓农编纂的《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香港：阳光环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6年），第265-270页。
[54]出处同注[52]。
[55]黄峥，《刘少奇冤案始末》（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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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66年6月27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关于“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一案的讲话中，也可以看出刘少奇对毛泽东的“文革”初步部署的态度。在这个座谈会上刘少奇说：“最近，在我们党内斗争中，揭露了几个负责人的问题，从性质上讲，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是严重的事件。这个事件，不仅影响到我们党内，而且影响到党外，影响到我们的国家、我国的人民，可以说就是我们党和国家的重大事件。这就是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事件，进行地下活动、阴谋活动、反党活动的事件……彭真不接触群众，不接触实际，喜欢搞个人突出，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就反对周总理，也反对陈毅、小平同志，也反对我。在我面前搞两面派，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彭真是长期隐藏在我们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者……彭、罗、陆、杨事件是有发生政变的可能的，这是激烈的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在我们党内领导机关的反映。如果他们政变成功，我们的国家就要变颜色。主席前几年同罗瑞卿、贺龙同志讲，我们国家是否会变颜色，如果发生政变，会不会把我们也抓起来？贺龙同志当时听了傻了。不要以为政变是没有可能的，是有这种可能的。当然如果他们搞政变是不可能成功的，特别是毛主席还健在的时候。这次彭、罗、陆、杨还来不及搞政变，就被揭露了……。”[56]
毛泽东制造“彭、罗、陆、杨反党集团”，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难道刘少奇竟然会毫无觉察？据当时的华北局负责人李雪峰回忆，在1966年5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林彪于5月18日作了发言，大谈“政变经”，李雪峰和与会代表当时便知道矛头指向了刘少奇：“他（指林彪）没有点名，但大家都知道是指刘少奇。刘没有讲什么”。[57] 据原“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和组员王力回忆，中央不少人在毛发动”文革”前就已经知道矛头所指是刘少奇，还包括周恩来。[58] 既然刘少奇当时的地位危如累卵，他为什么还积极拥护毛泽东针对他的行动，毫不留情地尖锐批判自己的亲信彭真？了解中共党内政治文化的人其实不难明白，刘这么做，除了表明他仍对毛心存侥幸外，不外是为了向毛表示他的忠心耿耿；他不仅以自己坚决支持“文革”的态度争取求得毛的谅解，还用牺牲别人──包括将他的亲密战友和老部下送进毛泽东的“文革”政治绞肉机──的方式换取自己的幸免。简言之，刘少奇当时的所思所为就是害人保己。
错觉之二：刘少奇反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确实以请教的方式婉转地表达过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提法的不同意见，但毛批评他后，刘便完全承认自己的错误，以臣服姿态赞成并拥护这一提法了。
从1966年5月到7月，刘少奇是党中央一线对全国“文革”的实际领导者。这段时期内，刘不但在口头上拥护毛的“走资派”理论，而且在全国范围内推动了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人物”的“文革”运动。在这短短的几个月里，刘少奇以中央的名义颁发和批转了近十个文件，以指导全国的“文革”运动。[59]

[56]见宋永毅主编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
[57]出处同注[52]。
[58]见《陈伯达遗稿》，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
[59]这些文件包括，中发[1966]326号文件“中共中央批转'文化部为彻底干净搞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而斗争的请示报告’”（1966年6月26日），中发[66]342号文件“中央转发华东局'关于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报告’”（1966年7月6日），中发[66]344号文件“中央批发北京市委'关于当前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几个问题的报告’”（1966年7月6日），中发[66]347号文件“中央转发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1966年7月7日），中发[66]345号文件“中央转发华北局'关于华北地区城乡文化大革命和四清运动部署意见的报告’”（1966年7月8日），中发[66]353号文件“中共中央同意华东局对山东省委关于各类学校开展文化革命运动若干问题的意见”（1966年7月11日），中发[66]363号文件“中央转发东北局'关于东北地区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的报告’”（1966年7月19日），中发[66]372号文件“中央转发西北局'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和部署’”（1966年7月21日），中发[66]374号文件“中共中央批转河南省委关于郑州大学党委书记王培育镇压学生革命运动的经过和处理情况的报告”（1966年7月21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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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刘邓的一线中央的领导下，各地党委批判斗争了数百名中央与地方的文艺、宣传和教育系统的干部，揪出了一大批所谓的“黑帮”、“三家村”，这些斗争对象无一不是经过中共中央或中央局、省委、市委定性打倒后再抛出来交给“革命群众”批斗的。被批斗者当中有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文化部副部长兼文联副主席夏衍等当时文化界的主要负责人，有中央高级党校校长林枫、副校长范若愚等人；此外还有各省市负责文教宣传的负责人，如辽宁省委书记周恒、哈尔滨市委书记郑依平和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牛乃文，陕西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当时定性为“黑帮”），中南局办公厅副主任张黎群（当时定性为“黑帮”）和中南局宣传部副部长、省文联主席马识途、李亚群、沙汀（当时定性为“三家村”），贵州省委宣传部长兼《贵州日报》总编辑汪小川（当时定性为“黑帮”），安徽省省委宣传部长李凡夫、居荟明、王世杰（当时定性为“三家村”）、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云南日报》总编辑李孟北（当时定性为“云南三家村”）、上海市委管文教的候补书记杨西光等人。仅在中南地区，被刘邓的一线中央点名批判的就有广东省作协副主席、《羊城晚报》副总编辑秦牧，中山医院党委书记兼院长柯麟、副书记兼副院长刘志明，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副校长何定华、前党委书记朱劭天，武汉市文化局党委书记程云、文联副主席武克仁，湖南省文联副主席康濯，河南省郑州大学党委书记王培育、副校长兼省社联主席郭晓棠，广西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陆地等人。在教育界，刘邓的一线中央还点名批判了高教部部长兼清华校长蒋南翔，教育部副部长刘季平，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娄平，重庆大学校长郑思群，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彭康，东北工学院前党委书记柳运光，沈阳农学院院长张克威，吉林大学党委第二书记陈静波，大连工学院院长屈伯川，东北林学院党委书记王禹明，辽宁大学校长邵凯以及他与杨俊超等人的所谓“黑帮”，浙江大学校长刘丹（定性为“黑帮”），云南大学校长李广田（定性为“黑帮”）。在上海市，由市委书记、市长曹荻秋代表市委宣布打倒的文教系统“反动学术权威”包括复旦大学历史学教授周谷城和周予同、上海京剧院院长周信芳、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平心、上海新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李俊民、上海电影局副局长瞿白音、上海作家协会的叶以群和王西彦等人。
此外，刘少奇在这段时期还直接批判和撤换了一些省、市委第一书记。1966年5月21日至7月25日，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等一线中央领导人亲自指导过一个马拉松式的华北局“前门饭店会议”。刘、邓、周与毛的“文革”派人物一起，“连续斗垮北京的彭真、刘仁，天津的万晓塘、张淮三，河北的林铁，山西的卫恒，从而为'文革’大地震扫清华北地区的障碍[60]”。7月2日，刘少奇、邓小平又亲自出马，代表中央严厉批判了乌兰夫。他们按照“五·一六通知”的精神，指斥乌兰夫不搞阶级斗争，犯了地方民族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严重错误，从而将乌兰夫打成继彭真之后的又一个省委书记级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根据刘邓的指示，华北局于7月底起草了“关于乌兰夫错误问题的报告”呈送中共中央。该报告称，“根据揭发出的大量事实”确认乌兰夫有五大错误：反对毛泽东思想，另打旗帜，自立体系；反对阶级斗争，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对修正主义卑躬屈膝；以“三五宣言”为纲领，进行民族分裂活动，搞独立王国；安插亲信，篡夺领导权。该报告给乌兰夫做出的政治结论是：“三反分子、民族分裂分子、修正主义分子，内蒙古最大的走资派，埋在党内的一颗定时炸弹”。自此乌兰夫开始经历漫长的、与世隔绝的软禁生活。[61]

[60]程惕洁，“四十余年回首，再看内蒙文革”（纽约：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国际研讨会论文）， 2006年。
[61]吴迪，“'内人党’大血案始末”，载《文革大屠杀》（香港《开放》杂志社2001年出版），第61－62页。
http://msn.ifeng.com/12/200808/0813_1667_717900.shtml

读史拍案

整人的最终被人整死了，所以他最后什麽也不说了。

老程

百姓肚子刚有七分饱，中央就要搞运动。

邱晓云

转帖
笔者学生时代不止一遍地读过璜的文章。那时，凡要求进步争取入团入党的人都必定要学“修养”。当时的感觉璜的文章真不错，论述缜密，文笔流畅，文采蕴然，说服力也很强。又看过璜的“论党”及其它讲话和文章，也都不错。

如与芝的文章相比，气势上，通俗与生动上也不如，却更致密细绵，说理更充分。如将芝的文章比作“大江东去”，那么璜的文章犹如“小河淌水”。

但璜的文章也好，讲话也好，都有一个致命的缺点，那就是容易出格和走火，也即俗语所说的“把不住门儿”。

例一、建国初期他对天津的资本家说：欢迎剥削，你不剥削，工人还不高兴，剥削得越多越好。

共产党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最重要的著作就是“资本论”，“资本论”的核心就是“剩余价值学说”。这是共产党的“圣经”和“宝典”。

只因为有了这个学说，造反也好，革命也好，才被贴上合理的标签。分田分地，扫地出门，都才理直气壮。因为按照这一理论，这些东西原本就是我们的，现在抢过来，不过是“物归原主”罢了。

消灭压迫和剥削是共产党从娘肚子里就带出来的法宝，没有了这一条，就不能叫共产党。

可现在璜却说资本家剥削有理、越多越好，这不是“走火”了嘛。

璜还曾经批评过高岗关于共产党员不能有剥削的说法是幼稚的，璜认为应该允许共产党员有剥削。

在今天看来，璜的这种思想不仅正确，而且英明。有点类似于现在的“三个代表”的思想，却领先了四十年，在当时却冒了大不讳。

高岗抓住了璜的这一走火，在芝面前给上了眼药。芝则公开支持了岗。



例二、璜于“七千人大会”后，将当年延安整风时出版的《论共产党员修养》一书，经亲自修改后再版，并于1962年８月1日在《红旗》上刊登全文。书中有两段话：



“……，这种人根本不懂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只是胡诌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术语，自以为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装作马克思、列宁的姿态在党内出现，并且毫不知耻地要求我们的党员像尊重马克思、列宁那样去尊重他，拥护他为领袖，报答他以衷心和热情。”



“他自满，好为人师，好教训别人，指挥别人，总想爬在别人头上，不向别人，尤其不向群众虚心学习，不接受别人的正确意见和批评。……他‘好名’的孽根未除，他企图在共产主义事业中把自己打扮成为‘伟大人物’和‘英雄’，甚至为了满足他的这种欲望而不择手段。”



请读者诸君仔细看一看，想一想，这两段话是在说谁呢？

任何人看了也会立刻联想到芝。

芝当然也会看到的，芝又会怎样想呢？

不高兴是肯定的，但你把话说到这种程度，哪能岂止不高兴！

芝的老朋友章士钊深知这两段话伤害了芝，文革中曾专此写信给芝为璜说情。章说璜当初写这一段话是针对陈独秀的，不是针对芝的。也有研究者说这两段话是延安时期针对王明的。可是陈独秀死已多年，王明也早就垮台，并已移居苏联。谁还能在中国共产党内自封为马列呢？当然只有芝一人而已。芝坐稳江山后，自封“马克思加秦始皇”，正是要求党和人民像对马克思一样崇拜他，像对秦始皇一样尊奉他。这是秃子头上的蚤，明摆着。你却说出这样的话来！

也有人说这两段话在《修养》中早就有了，璜不过是保留原文原貌而已。可是在62年再版前，你曾对原文作了大量修改，却为什么偏偏完整地保留了这两段呢。

答案只能是一个，璜是存心刻意。

笔者当年读《修养》时也注意到这一段，当时心中咯噔咯噔了好几下，只是没敢往细处想。



例三、芝一向标榜自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专家，一向对自己的所谓调查研究的方法洋洋得意，经常自吹。而璜却在64年前后一再说芝的调查研究的方法过时了。璜说：



“现在用毛主席过去那种开调查会的形式来了解情况，已经远远不够用了，已经过时了。毛主席的办法已经不顶用了。过去的四清没有从根本上取得胜利，可以说没有打过一个胜仗，而是打了败仗，王光美同志在河北桃园搞了四清，取得了一个很好的经验，这就是必须扎根串联。其他同志的四清，可以说还没有入门呢。都还没有走上正规，连一个公社也没有搞好。过去的一年是打了败仗而不是打了胜仗。我在这里宣布，取得一两个典型的直接经验对一个领导干部事关重要，如果还不下去，高高在上，那就没有资格当中央委员了……”



璜说这番话时，芝不在场。如果芝在场，借璜十个胆儿，璜也不敢这样说。

可是，芝虽不在场，芝的心腹无处不在。那个鼻子狗一样灵敏的陈伯达当时就嗅出了味儿，立时就打了小报告。

你说，能怪打小报告的达吗？能怪芝吗？要我是芝，也一样会很不高兴的。

没有立时发作就是好的了。

真要立时发作也就好的了。

其实，无论是芝的方法还是璜的方法，都是“挂羊头卖狗肉”的货色，都是自己首先有了一套，然后再以调查研究的名义强加给群众。

璜一方面说芝的“开调查会”的方法不够用了，过时了，不顶用了，另一方面却吹捧自己的老婆发明的“扎根串连”。在芝看来，那岂不是说我毛泽东不行了，你老婆行！你更行！不按你老婆的那套办法去做，就没有资格再当中央委员了，岂不是说我毛泽东连一个中央委员也没资格当了。

此时的芝，狠不得立刻走上前去，一把揪住他的领子：你他妈的，你到是给我说说清楚，到底是谁没有资格？

璜啊璜！你这哪儿是在讲话？分明是在找死！

粗材啊！粗材！蠢材啊！蠢材！

芝说你是“自作孽，不可活”，真是没说错！

老程

刘捧自己老婆搞桃园经验让全党学习，既惹恼了毛又使毛让江青走到台前有了先例。

邱晓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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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婆帮倒忙



古今中外，多少好朋友、好兄弟反目为仇，问题往往出在老婆身上。

如：鲁迅和他的弟弟周作人原先的关系是很好的，周作人去日本也是鲁迅带出去的。他们的父亲死得早，“长兄为父”的道理，这兄弟俩都是知道的。当哥哥的，就多了一份责任和爱心；当弟弟的也多了一份尊重和顺从。但自从弟弟娶了一个日本老婆，兄弟俩的关系就逐渐疏远了。直至后来，弟弟竟说哥哥偷看了自己老婆洗澡，老婆说哥哥对她别有用心，弟弟说哥哥变态。这兄弟俩从此反目成仇，老死不相往来，政治上也分道扬镳了。

鲁迅究竟有没有偷看弟媳妇洗澡？这是一段无聊的公案，谁也说不清。辨之者说鲁迅这样一个伟大的人物，怎么可能做出如此下流无耻的事？可是鲁迅也是一个男人，怎么就绝对不可能走过路过顺便看过。只要不是故意扒窗户，鲁迅该伟大还伟大；即使是扒了窗，也只是在这方面不伟大，其它方面该伟大仍伟大。

何况芝与璜本来也并不是什么好朋友，好兄弟。

说得好听一点，他们是战友。

可这也仅仅是璜的一向情愿。

璜可能把芝看成是战友，芝可从来没有把璜看成是战友。

即使在1942年的延安，芝需要璜，借助于璜时，确实也曾说过把璜当朋友的话，但也不过是一时之需，只是芝内心上的浅浅一痕，当不得真的。

璜从来只不过是芝的“御前一卒”，是棋盘上一颗可以任意挪动的棋子而已。

再有一层。

就算是朋友，朋友好处，朋友的老婆之间的关系不一定好处；

就算是兄弟，兄弟好处，妯娌关系就不好处；

上下级关系本就很不好处，上下级老婆的关系就更难相处的了。

男人们之间是上下级关系，可老婆们之间不一定是上下级关系。

下级的老婆虽然并不一定是上级老婆的下级，但却要比下级尊重上级还要更尊重上级的老婆，要比下级伺候上级更小心地伺候上级的老婆。比如，走路时，下级的老婆一定要让上级的老婆走在前面；坐位时，一定要让上级的老婆坐在中间；讲话时，一定要让上级的老婆先讲，下级的老婆不仅要后讲，还要高度评价上级老婆的讲话：讲得好、全面、深刻，说出了我的心里话，我完全同意她的意见，会后要组织好好学习之类的“八股屁”。

还有一点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各种场合下，下级的老婆千万不能比上级的老婆穿着光鲜，最好那个爹妈给的脸蛋子和身段子也要比上级的老婆丑一点才好，万一做不到这一点，那就要在着装、化装上故意淡化自己。总之不能抢镜。

自从刘晓庆出了一本书，她的一句话得到社会公认并广泛流传：“做女人难，做名女人更难，做一个离了婚的名女人难上加难。”这话要换在官场，那就是：

做女人难，做一个当官的女人更难，做一个下级的当官的女人难上加难。



文革中，中共高层有四大名女：青、超、美、群。

四人中，除了超与豪原装外，其余都是“半路夫妻”。

小蓉和小群是二锅头，老芝与小青是四婚，而老璜与小美更是六婚了。

小青是党母，地位无人能比，自然可以居高凌下、气指颐使、为所欲为，想什么说什么，随便说随便做。她又是那种典型的傻B女人，脾气一上来什么话都敢说，什么人都敢骂，她身边的人算是倒了血霉。广东人形容这种女人叫“八婆”，真是最恰当不过。

其它三人都是下级的老婆，活该遇上这样一个“八婆”，就有着说不尽的注意事项。

这三人中，小超是做得最好的，堪称模范。小群做得也不错，做得最差的就是小美。

小超其实是“老超”。四人中数她的年龄最大了，革命资历又最老，大家都称她为邓大姐。但有两个人例外，一个就是她的老公，老公叫她小超，那是老公对老母的恩爱表白，老超当然乐意听。另一个人就是小青，年龄比她小了十几岁，参加革命也比她晚了十几年，可小青依仗老公的势力，从不把老超放在眼里，一口一个“小超、小超的”。老超打心底里反感，就像嘴里含了一只死苍蝇，没有办法，还得硬是把它吞下去。谁让自己的老公比人家的老公低一头呢！

“小超，小超！”

“在这儿呢，老江，你老有什么吩咐？”怎么这么别扭。

文革时，老超六十开外，无论从相貌上还是从年龄上，浅薄的小青都感到自己特有优势。老超在小江面前既不敢以老革命自居，也不敢以老大姐居傲。她是见过世面想得开的人，从不生闲气，更不与她争名利，抢风头。虽然小青儿也想寻衅生事，无奈老超有一门“借力卸力”的绝技，两人总算相安无事。

不要以为老超在小青面前永远能保持一副不亢不卑的架势，也有把握不住自己的时候，也会在关键的时刻拍拍小马屁。比如有一次，一些造反派到上海去搜集小青30年代的“黑材料”，老超知道了，当面对小青说：这不是什么黑材料，而是红材料。小马屁一拍，浅薄的小青很受用。

老百姓说“丑妻家中宝”，这话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老百姓常把豪比作诸葛亮。诸葛亮年轻儒雅、丰神俊朗，而老婆黄氏夫人却是黄脸婆、大暴牙，丑而贤，从不给诸葛亮惹麻烦。豪不仅与诸葛亮有同样的地位，同样丰姿，同样儒雅，也同样有一个“丑且贤”的老婆。豪有这样的老婆，真是一生之福，也是他一生有惊无险，得保善终的一个重要原因。

小蓉的老婆小群也是一个特别出色的女人，上海人讲话，特别“来三”。小群与小青的关系处理颇为得当，我们也从未听说过这两个女人有什么不团结的事。比之老超，小群是另一种处事风格，她善于揣摸小青的心思，会拍她的马屁，尤其是会体贴她的小性儿。凡是小青不参加的会，小群也绝对不参加。有时到了会场，一看小青没来，小群就会赶紧借故溜号，绝不让小青有背着她出头露脸的感觉。凡是小青要参加的会，小群就会赶紧去。去的目的不是自己出风头，也是当帮衬，帮衬着小青出风头。小群甚至能当着全军干部的面，喊出：“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誓死保卫江青同志”这样的口号。小群难道不知道这样喊很丢脸，但为了老公和儿女，为了大局和长远，小群丢得起这个脸。

搞政治的，喊一点心口不一的口号真是小儿科，算不了什么。

男人拍男人的马屁，女人拍女人的马屁；老公拍老公的马屁，老母拍老母的马屁。什么时世。

别看小蓉儿处心积虑地拍芝的马屁，但其实小蓉儿就不买小青儿的账，他打心眼里特烦这个“鸟女人”。

有一次小青儿来家访了，小蓉儿竟欲拒而不见。小群儿惊惶了，跪在地上求丈夫：“这个女人你得罪不起，好歹你得见一见啊，不为你自己也得为了咱们的孩子。”正是在老婆苦口婆心的劝说下，小蓉儿才好不容易按下一时之愤，才得以维持与芝、青夫妻档的长期友好关系。

你们说呢？作为一个下级的妻子，小群是不是做得很出色啊！所以林办的工作人员一般都很佩服小群，说她是鬼怪精灵。

不过，话得说回来，那时蓉军权在握，小青儿也知道蓉绝不是省油的灯，自己也有很多事情得求着蓉。而且他也领教过蓉的暴脾气。所以，小青儿对小群儿也就会客气一点。

三人中，最不会“来事”的就是小美。

璜美这一对和芝青这一对，都是“老夫少妻”。

芝青是在1938年11月结的婚，其时芝45岁，青24岁，芝比青大21岁。璜比芝小5岁，美比青小了7岁。璜美于1948年结婚时，璜50岁，小美27岁，璜则比小美大了23岁。

璜比芝找了一个更小的老婆，而且各方面的条件都更好，光凭这些就很让人不爽。

虽然，青与美也都够不是上“国色天香”的等级，但确实也都算得上年轻漂亮。

小青儿有一头乌黑的头发，乌黑的眼睛，三围也很过得去；小美儿发眼也美，又有高挑苗条的身材。两个人比一下，还是小美胜一筹。小美身材苗条，瓜子脸，有大家闺秀的风范，又是大学毕业，硕士生，英语纯熟，文化素质要比小青高得多。小美唯一不如小青之处就是那两颗门牙暴了一点，嘴巴虽然拱起来却仍然有点包不住。再就是入党晚了15年，论起革命资历，要比小青差一截。但整体优势还是很明显。小青这人小家子出身，妈是给财主家当女佣的，小青本人又是当戏子的，争风斗艳、拈酸吃醋是她本色，自然心怀妒忌。而璜和小美都有书卷气，丝毫不加防范，只要有机会出风头，还是照出不误。例如出国访问，再例如桃园四清，后来璜还派小美去当清华大学工作组的顾问，这都是犯忌的。

小美第一次出头露面是在1962年的9月，印尼总统苏加诺偕夫人访问中国，作为外交礼节，璜携夫人小美儿前去迎接。《人民日报》就刊登了璜夫妇与苏加诺夫妇在一起的照片，又刊登了小美儿与苏加诺夫人在一起的照片。这就使小青妒火中烧。在中国，当然她才是真正的第一夫人，可是她这个第一夫人却从未在媒体上公开露过面。换谁谁也不平衡。小美的露面使她找到了借口，小青终于得到芝的同意，以芝夫人的名义会见了苏加诺总统和夫人，照片也醒目地登在《人民日报》第一版上。

当时的中国老百姓这才第一次知道了原来芝的夫人叫江青，璜的夫人叫王光美，也才第一次看到了党母国母的丰韵。大家都说也还行，都蛮漂亮的。

谁能意识到这两位主席夫人正争风吃醋，更没人意识到这是小青从幕后走向前台的重要信号。

可以说正是小美儿一手激发了小青儿的欲望，促成了小青儿出山。

从1963年4月至1966年4月，璜和美又先后出访印尼、缅甸、柬埔寨，访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国。这六次访问使小美名声大振，风头出尽。拍电影、上报纸，新闻媒体争相报导。在印尼街头还出现了小美的巨幅画像，比真人还要大，比真人还要美。

小美出国前，小青关照她说“依我看，有时不带首饰效果反而好。你穿一身黑丝绒，就像安娜卡列尼娜那样，显得别致、出众！”可后来小青看新闻片，发现小美根本就没听她的话，在缅甸的晚宴上，带了一根缅甸领导人奈温送她的金项链，故作高雅地用娴熟的英语与外国领导人交谈着。

凭心而论，小青的关照也并没有什么坏意。可你连我的这样的好话都不听，这样的好意也不领，好吧，走着瞧，看你得意到几时？

强烈的嫉妒就像一把火，在小青儿的胸膛里燃烧着。她无法入睡，时时想的是如何出气。于是，不断地向老公告状。而芝本来也对璜的出国表现不满，对璜在国外受到的隆重接待也有着或多或少的嫉妒心理。于是，这一对夫妇在暗夜里达成了一种默契，等待时机，更要制造时机，向另一对夫妇开刀。

党公党母已在磨刀霍霍，国公国母却还浑然不觉，他们久久地沉浸在当国公国母的精神和物质的享受之中。

璜甚至还说：这是在为他和小美补办婚礼。

而此时，离他们的倒台已不足一年了。



另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桃园经验”。

1963年冬，小美在璜的支持和授意下去河北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蹲点，总结出了一套左得要命的“桃园经验”。璜认为这是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比较完整的典型经验，让小美到处宣讲，并以此指导全国的四清运动。

有一次小美在北戴河宣讲，一口气讲了5个钟头。正在那里休养的芝听说了这事，就说：“这个学问就那么大？什么问题讲5个钟头还讲不完？”

下面的同志也有反映，认为璜让老婆到处做报告并不那么妥当。好心的杨尚昆将芝的话和下面同志的反映都跟璜讲了。昆说你从来对你的夫人要求严格，为什么这次让她到处去讲话呢？

要说已有人提醒了，应该警觉才是，可是你知道璜是怎样回答的吗？

璜居然说：“这也没有办法，谁让人家手里掌握第一手材料呢。”你说这个璜是不是特犯浑！

笔者当年也参加过四清，也学习过“桃园经验”，当时觉得真不错，可也同时觉得璜让老婆出头露面总不是太好吧？难道那么多高级干部就没有人比你的老婆水平高？

笔者至今也搞不明白，为什么璜连这一点起码的人情世故都不懂？

无法解释，唯有一解，那就是“色令智昏”。

人啊！这个生物进化亿万年后产生的全智全能的终极品种仍然有太多的缺陷。官做大了，人会变傻；娶了个好老婆吧，又年轻，又漂亮，幸福了，也会变傻。

其实，那时芝璜关系虽然已出现了明显的裂痕，但芝对小美却并不太反感。芝在北戴河游泳，小青儿不陪，却让小美儿陪着，小美还经常带着时已成年的丈夫前妻的女儿刘涛一块儿陪着，这母女俩身着鲜艳的泳装，是不是挺养眼。

芝对小美的“桃园经验”开始时也是欣赏的，也是他批准、他发话让小美做报告的。可当小美真的到处讲开了，芝又阴阳怪气的不开心了。

俗话说：老婆人家的好。可俗话也说了：再好也是人家的老婆呀。



更犯忌的事情是文革初期小美儿到清华蹲点，当工作组顾问。璜指导并操纵老婆在清华怎么做？这样做；小美则为主持中央工作的老公提供指导运动的典型经验。清华工作组在小美的直接操控下，一进校就罢免了全校五百多名干部的官，短短几天内又将对工作组有点意见的700多名学生打成反革命，还整出了一个造反英雄蒯大富。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当初刘邓工作组的做法都是错误的，而且很严重。虽然错误的性质是不是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可再商量，但毕竟是确确实实的错误。以至于，芝从武汉畅游了长江回到北京，一抓一个准。璜尽管辨解说“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芝却不放松：“什么老革命，老反革命！”



笔者有这样的估计：

璜之所以被芝打倒，老婆帮倒忙的因素约占三成；

芝之所以要打倒璜，老婆吹风的作用也要占三成。

也许高了点，大差不差吧！

读史拍案

人情世故入木三分，楼上分析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