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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8-6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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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100年前蝴蝶在萨拉热窝拍了一下翅膀
本帖最后由 野旷天低树 于 2014-8-6 20:35 编辑
朱也旷
一百年前的今天，一场影响深远的大战已经拉开了帷幕，其中的玄机，即便是今天的历史学家也未能完全参透。
霍布斯鲍姆将他亲身经历的20世纪命名为“极端的年代”。这个极端的世纪不是从1900年，而是从1914年开始的。具体说，是从1914年6月28日开始的。这一天，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有一项公开的活动。这项活动被美其名曰皇家巡游，也就是说，要在被征服地区的首府兜一下风。这是典型的招摇过市，但由于这一天也是塞尔维亚人的“圣维特日”（St. Vitus’s Day），因此大公的招摇过市在一些人眼中就构成了严重的挑衅行为。阴谋分子在大公去市政厅的沿途布置了6名刺客，但只有1名刺客有机会或有胆量出手。他朝大公扔了一颗手榴弹。手榴弹砸在车篷上，弹开后滚落到后面的随从车下，爆炸没有造成多大的损失，只有波斯尼亚总督的副官和若干看热闹的路人受了伤。
这与其说是一次恐怖袭击，倒不如说是一次及时的警告，因为手榴弹的抛物线出自一名业余刺客之手。大公一行人的确接受了警告，并升级了安保措施，措施之一是，大公的一位朋友骑着马在一旁护卫。以今天的眼光看，这与其说是保卫斐迪南夫妇，倒不如说是向斗牛炫耀手中的红布。他们还变更了行车路线。如果按照这条新的路线行驶，倒是会极大地降低被刺中的机会。但是司机忘记了新的路线，也可能是没有通知到，汽车在不该拐弯的地方拐弯了。接下来的事情是刹车，换挡，开倒车。就在司机手忙脚乱地忙活这一切时，守候在街角的波斯尼亚学生普林西普（Gavrilo Princip）注定成为改变历史的人物，因为本该高速行驶的目标现在几乎完全静止地出现在他面前，只有两三米远。
不是枪手在寻找靶子，而是靶子在寻找枪手，历史就是这样充满了偶然性。用奥匈帝国皇帝约瑟夫一世事后的话说，这是上帝的意志。年仅19岁的普林西普随即趋步向前，在1.5米的距离上连开两枪。虽然他只是一名受过几周训练的业余杀手，但这个距离实在太近了，于是这两枪，一枪击中斐迪南的脖子，一枪击中他妻子索菲亚王妃的腹部。
普林西普的手枪和斐迪南大公的血衣至今仍然摆放在维也纳的一座军事博物馆里，令人唏嘘、感慨和深思。这把小小的勃朗宁左轮手枪首先引爆了巴尔干火药桶，一个月后，几乎整个欧洲就分裂成两个殊死搏斗的战争集团。英国外交大臣格雷（Edward Grey）是当时少有的明达之士，在对德宣战的那个夜晚，他遥望着伦敦圣詹姆斯公园的点点灯火，不禁叹息道：“欧洲的灯火就要熄灭了。我们这辈子再也看不到光明了。”[1]但这不仅是欧洲的灾难，历史学家多年以后才看清，这其实是整个人类的灾难。在经过启蒙运动、科学革命、工业革命与宪政革命以后（英国和法国已是宪政民主国家，德意志帝国、俄罗斯帝国、奥匈帝国乃至奥斯曼帝国也多多少少地建立了宪政构架），人们有理由期待一个昌明繁华、不断进步的时代的到来。但1914年8月改变了这一切。被改变的不仅仅是优雅、精致、繁荣的19世纪文明，被改变的还有人的定义。
对于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人是万物的尺度；对于莎士比亚，人是万物之灵长，宇宙之精华；对于利希滕贝格，人是寻求原因的动物；对于乔姆斯基，人是拥有语言本能的动物；对于钱理群，人是拒绝遗忘的动物；对于古人类学家，人是Homo sapiens，是所谓的“智人”，即有智慧的动物。化石证据表明，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anatomically modern humans）出现在20万年前；考古证据表明，行为意义上的现代人（behaviorally modern humans）出现在4万年前。这里的行为是指人的创造力，及运用语言的组织协调能力。
最新的考古发现表明，行为意义上的现代人出现的时间要更早，可能早至10万年前。在南非的一处史前人类遗址（Pinnacle Point），考古学家发现，早在16.4万年前，人们就能把硅结砾岩烧制成一种光亮易碎的物质。这似乎表明，把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与行为意义上的现代人刻意区分开来，可能并无意义。尽管从早期开始，人类的暴力行为就是持续不断的，且有着相当残酷的纪录，但20世纪的战争与屠杀依然是史无前例的，其规模和惨烈程度足以改变人的定义，把曾经难以描述的复杂人性下降到一个空前的低度。在经历过有史以来最残酷的世纪后，行为意义上的现代人被赋予了新的含义，人是惟一大规模屠杀同类的动物，且是以和平、正义、自由的名义。这样的人类还能被称为Homo sapiens吗？
迄今为止，已经有大约五千种书籍试图解释这一令人费解的事件[2]。有人认为战争是无法避免的，有人认为战争是偶然的，也是可以避免的。有人认为德国人和奥地利人应负主要责任，有人认为俄国人才是关键的推手，有人认为英德之间的矛盾是重要因素，而法国人渴望收复失地、报普法战争一箭之仇的动机也是不可忽视的。有人认为是外交失误，有人认为是民族主义作祟，有人从僵化的军事动员体制、作茧自缚的同盟结构找原因，也有人从领袖人物的性格上找原因。一个逐渐形成的共识是，最初卷入战争的五个强国都有责任。这就像警察对5个打群架的街头混混说，你们都有责任。玛格丽特·麦克米伦（Margaret MacMillan）的《结束和平的战争：通往1914之路》[3]于2013年10月出版后颇受好评。麦克米伦认为，在一战之前的很长时间里，欧洲已经形成了一套解决争端的有效机制，对和平的渴望也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弱，战争到最后一刻仍可避免。但是她却不能很好地解释在主要参战国内部，主战派在与主和派的拔河中为何轻易获胜。人是寻找原因的动物，但历史学家就是不能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只能自说自话，从各自的角度重温这段历史。现在，在大战爆发100周年之际，人们又开始喋喋不休地谈论它，既是为了流于形式的周年纪念的需要，似乎也是为了防祸于未然。既然人们依然不能真正地回答问题，自然也就不能保证未来不发生类似的事情，譬如在东亚。
克里斯托弗•克拉克（Christopher Clark）将那些热衷于战争的人描述为“梦游者”（Sleepwalkers）[4]，这个比喻形象而准确，却是一个事后诸葛亮式的比喻。任由结果来污染原因，未来来干扰过去，这是历史学家常犯的错误[5]。假如眼前就是深渊，而那些人依然义无反顾地往下跳，那么他们就不仅是梦游者了，无论用什么样的词汇来形容都不为过。问题是，许多人却认为这是获利的好机会。他们像精明的商人一样计算着如何大捞一把。以俄国为例，那些好战的大臣们之所以以坚决的军事动员来回应奥塞两国的冲突，是因为俄法之间早在1893年即有一个防御性的同盟条约，而英法之间在1904年也有一个针对德国的秘密“协约”。随着1907年英俄条约的签订，三国协约已基本定型。协约国在综合国力方面占有优势，有胜算的把握，俄国参谋本部甚至有短期内打到柏林的估计[6]。对于德国，它之所以毫无保留地做奥地利的后盾，也是有一个清晰的逻辑考虑的：“假使俄法两国继续帮助塞尔维亚，以此来危害奥国的生存，其结果即为奥国的逐渐崩溃，和所有斯拉夫民族都归顺在俄国的旗帜之下，于是日耳曼民族在中欧就会无法立足了。在俄国的大斯拉夫主义压迫之下，一个精神上已经削弱了的奥国就会不再具有同盟的资格，于是德国也更难以抵抗东西两面日益增加的压力。”[7]
1914年的大战是在短短一周内引爆的。欧洲列强们之所以争先恐后地开动战争机器，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以为战争是可控的，会照他们的预期进行。仍以俄国为例，尼古拉二世是在他的大臣及军事顾问的一致劝说下批准军事动员的，反对战争的人只有皇后亚历山德拉、名声可疑的拉斯普京等少数无足轻重的人。拉斯普京认为战争会使俄国受到“上帝的惩罚”，并将带来“无穷无尽的巨大破坏和不幸”[8]。诚然，这是一个可怕的警告。但是在天平的这边，拉斯普京是一个几乎目不识丁的农民，皇后的劝说只是妇人之见；而在天平的另一边，则是精明能干的大臣，满腹韬略的将军（至少相对于亚历山德拉、拉斯普京是如此），还有巨大的、唾手可得的国家利益。如果你是尼古拉，你会做怎样的选择呢？事实上，他没有选择。假如他拒绝参战，他就会被视为软弱、胆小的君主，个人威信就会严重受损，被迫退位也并非完全不可能。从事后的结果看，在是否参战这件事上，沙皇手下的那些大臣、将军们的智慧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一个农民的直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呢？亚历山德拉认为上帝赋予了拉斯普京未卜先知的能力，这是一种解释。对于迷信人士、神秘主义者、有虔诚信仰的人，这样的解释也许已经足够。但它显然不能令我满意。
有一个理论虽然不能解释大战的起源，却有助于理解大战的结果为何会如此出人意料，令所有老谋深算的政客大跌眼镜。科学研究尤其是理论研究本质上是一种建构模型并检验模型的行为。人们无法用构建模型的方法来研究1914年7月间几个大国之间的博弈，因为研究对象过于复杂。但是，发生在另一个领域的事情却有助于理解这个现象。这个领域是大气科学领域，虽然大气运动也足够复杂，与人世间的事务相比，还是要简单得多，至少它有一个有效的模型，即著名的纳维-斯托克斯方程。1963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气象学家洛伦兹（Edward Lorenz）发现了一个奇妙的现象。他对描述大气运动的纳维-斯托克斯方程尽可能地做了简化，然后在计算机上模拟大气的对流运动，结果揭示出系统的演化轨迹由稳定的周期性运动逐渐走向混乱无序的过程。这就是一度十分时髦的Chaos（混沌）理论的由来。洛伦兹还发现了系统对初始条件的敏感性，两条初始值仅差万分之一的轨迹起初几乎是重合的，但差距很快拉大，最后成为完全独立、毫不相干的东西。他为此杜撰了一个有趣的术语——蝴蝶效应。混沌与蝴蝶效应意味着，在有好的模型、有初始条件的情况下，人类对于复杂系统的行为只有有限的预测能力（目前美国人的天气预报水平是不超过十天）。对于那些无法建构有效模型的复杂系统，人类的预测能力也是非常有限的，在多数情况下则根本没有这个能力。将军们对战争的预测不如一个无知的农民，就像经济学家买股票不如一个卖菜的老太太一样，其实是不值得奇怪的。奇怪的倒是，他们为何有如此的自信。
詹姆斯·格雷克（James Gleick）在他那本介绍混沌理论的畅销书中，引用了一首民谣来说明蝴蝶效应：
钉子缺，蹄铁卸；
蹄铁卸，战马蹶；
战马蹶，骑士绝；
骑士绝，战事折；
战事折，王国灭。[9]
这个民谣说明有些小事处置不当，可以引起连锁反应，最终造成很严重的后果。但它不是说明蝴蝶效应的恰当例子，倒是说明了“细节决定成败”之类的格言或常识，因为连锁反应虽是逐级放大，其传导机制却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清晰，最终的结果也是完全可以预见的。在人类历史上，就起因之小、后果之严重扩大化、之不可预测而言，我以为没有第二个事件比萨拉热窝事件更符合洛伦兹心目中的蝴蝶效应了。在大多数情况下，公众人物的被杀或者一个类似的小型危机都不至于引起不可控的反应，但是在历史上的那一刻，五个欧洲强国所构成的复杂系统却像大气系统一样表现出了对微小偏离的敏感性。不仅大气系统有如此的特点，数学家、物理学家还可以列举出许多对微小偏离敏感的模型。历史问题的复杂恰恰在于它无法用具体的模型来研究，而只能由事后的结果来推测。然而，正如卢瑟福由α粒子的大角散射来推测原子的结构特征一样，我们也可以由一系列后续事件的发生来推测复杂系统的性质，至少可以做一番简单的描述。
萨拉热窝街头的蝴蝶在1914年6月28日偶然地拍了一下翅膀，导致大气状态产生微小的偏离。奥地利的反应属于早期的偏离。皇帝约瑟夫反应相对冷淡，总参谋长康拉德则反应强烈，认为这是彻底解决塞尔维亚问题的良机。由于存在俄国干涉的可能，外长贝希托尔德首先需要向德国寻求支持。德国驻奥地利大使警告对方不要草率行事。但遗憾的是，德皇威廉二世对大使的报告勃然大怒。这一情绪化的反应使得偏离加大了。7月5日的波茨坦会议已经考虑到俄国因素了，与会者认为俄国尚未完成工业化，时机对其不利。这是一个精明的计算。第二天，德国向奥地利开出了无条件支持的空头支票。这是导致危机初期偏离加大的一个关键。即便是在初期，事情仍然不像看上去那么简单，除了时机与利益外，一个难以捉摸的因素是人类的情感。约瑟夫的反应与他对斐迪南的婚姻不满有关。但斐迪南与康拉德、贝希托尔德以及威廉二世却有着良好的私人关系。不仅如此，威廉二世还希望斐迪南继位后会在巴尔干采取更合理的政策，因此斐迪南的死对他是双重打击。
偏离仍在继续加大，且出现加速趋势。7月19日，维也纳大臣会议批准了最后通牒的文本。7月23日，维也纳不顾俄法两国的警告递交了最后通牒。7月28日，一场本来不该发生的风暴——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宣战——袭击了巴尔干地区，接着是俄国的卷入，接着是德国向俄国、法国宣战，接着是英国参战……没有人预料到战争会如此漫长，没有人预料到一个个帝国将轰然坍塌。大战催生了革命的酵母，使得布尔什维克主义控制了俄国，法西斯主义主宰了意大利，纳粹主义崛起于德国，革命、独立与主义的次生风暴席卷世界各地，阿拉伯世界的纷争亦由此产生，而企图结束战争的凡尔赛和约则为另一场规模更大的战争埋下了种子，最终整个地球都无法置身事外，都将经受一场接一场风暴的摧残。这些风暴的破坏力是如此巨大，影响是如此深远，它们并未像有些人以为的那样，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而结束。在一个世纪后的今天，仍有一些国家在默默品尝来自遥远的一战的苦果。福山先生的历史终结说尽管名噪一时，很可能只是另一个黑格尔式的笑话而已。
值得注意的是，在欧洲各国，战争起初不但受到政客、军人、金融家、工业巨头的欢迎，也受到诗人、艺术家、大学生、知识分子乃至社会主义者的热烈欢迎。对于维特根斯坦，战争使他终于有机会做一个正派人了，因为他现在直接面对死神[10]。未来主义诗人马里内蒂（F. T. Marinetti）的言论也许更具代表性：“只有战争知道如何使智力回春、加速和敏锐，使神经更愉快、更活泼，使我们从日常生活的重负下解放出来。”[11]在这种情况下，极少数人的反战举动显得不合时宜，其结果也如同螳臂当车。1914年8月2日，一位在小说中对这个世纪做出深刻预言的犹太作家在日记里写道：“德国已向俄国宣战。下午（去）游泳学校。”
2014年7月14日一稿，2014年8月3日二稿
[1] 西恩·麦克米金：《一战倒计时》，何卫宁译，新华出版社，2013年，298页。
[2] 探讨这一事件的论文则更多。
[3] 英文名The War that Ended Peace: The Road to 1914。此书尚未有中译本。
[4] 克拉克的这本书也出版于2013年，书名为The Sleepwalkers: How Europe Went to War in 1914。此书亦未译成中文。
[5] 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未来肯定会影响过去，就像在量子力学中，仪器肯定会影响测量结果一样。但是理论上，一个好的历史学家应该尽量排除这种影响。
[6] 在当时，认为战争会在短期内结束是一种普遍看法。例如在施里芬计划中，德国仅需要用六个星期击败法国。如果仅由事后的结果看，这无疑是狂妄而不切实际的。但是，在许多军事史家的眼中，这却是一个天才的构想。
[7] 参见J. F. C. 富勒著《西方世界军事史》第三卷大事记之五。这段文字是以白皮书的形式出现的。显然，在写这个白皮书时，德国还没有将英国参战考虑在内。
[8] 参见斯坦伯格、赫鲁斯塔廖夫《罗曼诺夫王朝的覆灭》的导言部分，张蓓译，新华出版社，1999年，13页。
[9] 詹姆斯·格雷克：《混沌：开创新科学》，张淑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21页。
[10] 参见维特根斯坦1914年9月15日的日记。
[11] 参见霍布斯鲍姆《帝国的时代：1875-1914》第七章倒数第二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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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8-6 2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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