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米兰·昆德拉在中国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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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衎衎
http://cn.tmagazine.com/books/20140807/tc07kundela/



《庆祝无意义》中文版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引进出版。

现年85岁的捷克裔法国作家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是在中国最富知名度的当代作家之一，他的作品在中国译介超过三十年，读者对他作品的解读或误读与政治、思想和社会风尚交织，常常被赋予具有时代特征的意义。

今年7月30日，十年没有出版作品的米兰·昆德拉用法语撰写的新作《庆祝无意义》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引进出版，时移势易，昆德拉的创作风格与中国的文学传播土壤也发生了变化。

《庆祝无意义》是继昆德拉1993年出版《无知》后的首部小说作品，于2013年11月在意大利出版，今年4月在法国出版，中译本是第三个版本，美国版则要等到2015年。负责引进此书的上海译文出版社副社长赵武平在接受纽约时报中文网采访时介绍，
《庆祝无意义》按照昆德拉本人的意愿，以法语版为原本翻译成中文，全文未有删节，由“傅雷翻译奖”得主翻译家马振骋完成翻译 。“小说标题‘La fête de l'insignifiance’的意思其实是无意义的节日，但昆德拉想表达的意思应该是去庆祝一种生命的‘无意义’。” 马振骋在接受采访时解释小说的题中要义。

“无意义，我的朋友。这是生存的本质。它到处、永远跟我们形影不离。” 米兰·昆德拉这样写道。《庆祝无意义》以一个叫作阿兰的年轻人走在大街上被时髦女郎露出的肚脐所引发的哲理性遐思为线索，故事围绕着卢森堡公园展开，通过四个好朋友阿兰、拉蒙、夏尔和凯列班的对谈和活动，牵引出包括试图溺水堕胎未遂反而杀人的母亲、斯大林和二十四只鹧鸪的笑话、丑态毕露的苏维埃傀儡主席、一根从天堂坠落的羽毛等七个出人意料的喜剧式小品。

虽然这部作品以“无意义”命名，但此刻阅读米兰·昆德拉在中国又被赋予意义。赵武平说：“对于此时此刻的读者来说，《庆祝无意义》应该是一剂清醒剂。在物质超级繁荣，政治淡出普通生活的时代，人活着还有什么意义？人是自然的主人，是历史的主人，或是自己的主人？这些终极性思考和讨论，在这部新书里，有丰富的分析和反思 。”

米兰·昆德拉曾六次获得诺贝尔奖提名，但至今并未获奖。他最著名的作品包括小说《玩笑》、《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描摹了1968年向社会主义时期过渡的捷克斯洛伐克。昆德拉本人也参与了当时名为“布拉格之春”的改革运动，但改革最终以捷克被以苏联为首的华约军队侵入、占领收场。因为昆德拉作品中对苏联体制的讽刺，从那时起直到他1975年移居法国，他的已出版书目被勒令下架，并被禁止在捷克发表新作品。而后他移居巴黎，并于1981年加入了法国国籍。1986年他第一次用法国作家称呼自己，出版了用法语写作的评论集《小说的艺术》，法语自此代替捷克语成为了他创作的第一语言。

回顾米兰·昆德拉在中国流行的曲线，他作品中的政治性和他本人的经历时常引发中国思想界的阐释、联想和借用；他作品中对人性的洞察，富有智性的语言和富于文艺意象的标志性用词，如“轻”、“慢”、“刻奇（媚俗）”等，也常常成为流行词，被用于对中国社会风尚的描述。

米兰·昆德拉首次被介绍于中国是在1970年代。赵武平介绍说：“197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以‘内部参考’名义出版的《布拉格之春：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纪实》一书中关于捷克作家协会的部分对昆德拉介绍甚详，‘布拉格之春’这一概念的提出就和他有着密切的联系。这应该是中国人第一次接触昆德拉。”

他的作品在中国获得译介是在1980年代。1987年由景凯旋翻译的《为了告别的聚会》和韩少功翻译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由作家出版社以“内部参考”的名义出版。因为直到2002年中国才加入版权协会，这两本的中文版并未获得正式授权。1986年，翻译家景凯旋偶然间从一位美国学者那里得到了英文版的《为了告别的聚会》，出于个人的兴趣，开始着手翻译这本书。同时在翻译另一部昆德拉作品的作家韩少功在得知这件事后，将景凯旋引荐给了当时作家出版社的白冰和崔艾真两位编辑。出于相投的文学品位，在审阅了景凯旋的译稿后，作家出版社决定出版这部作品。景凯旋在接受纽约时报中文网采访时说，这两本书当时出版成为可能，一方面因为书中批判苏联式社会主义的内容与当时中国对斯大林体制的公开批判相契合，另一方面迎合了当时理想主义的文学与思想思潮。


“他的影响在当时并不是非常大。但那时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年代，人们对尼采、存在主义、荒诞派的热情还没有消退，关注自我、异化、人道主义、国民性等，知识界的思索还属于八十年代初思想解放的范畴。” 景凯旋说。

1988年，景凯旋很快又投入了另一部作品《玩笑》的翻译中，然而他说： “《玩笑》这本书的出版本身就是一个玩笑。”1988年，因为昆德拉当时被列为捷克的异议者，《玩笑》的出版遭到捷克大使馆的强烈反对。1989年之后，捷克制度发生转型，但因为1989年天安门事件，中国出版审查收紧，《玩笑》又不允许出版。直到1992年才经由作家出版社重新出版。

“昆德拉热”在中国兴起是1990年初，作品中对英雄概念的消解、反讽和对虚妄意义追求的解构如同思想之镜，投射了当时的社会风尚。 199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了昆德拉移居法国后于1976年写就的对故土捷克的怀念之作《笑忘录》。在此前，作家出版社已先后出版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为了告别的聚会》《生活在别处》《玩笑》《不朽》和《小说的艺术》。景凯旋说： “当时社会弥漫着一种政治冷谈症和精神疲惫。王朔的痞子文学、王蒙提出的‘躲避崇高’，便是那个时代反英雄的反映。” 1990年代初，中国进入转型，经济上开始倡导市场经济，文学中开始思索商业文明与城市化文学，思想界有意逃离了1980年代乌托邦式的理想，转而进入一种理性、克制的自省。昆德拉的标签式名言“人类一思索，上帝就发笑”风行一时。

1990年代中后期，相比于昆德拉作品中的艺术成就，人们更关注昆德拉本人及作品中对革命相对保守的态度。他的小说多被看作 “政论小说”。作品《玩笑》中的主人公路德维克是个共产主义的狂热信徒，但仅仅因为一次对党派的打趣就被抓进了苦役营，这个命运的“玩笑”被看作是对社会主义过渡期捷克斯洛伐克的极左体制的公开讽刺。然而他对革命的态度又是相对保守的，尤其是与作家、捷克共和国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相比对时。1990年代后期，学者崔卫平译介了哈维尔的作品，中国读者了解到捷克还有另外一种知识分子，他们拒绝无意义。在与哈维尔这位激进的政治家的对比中，昆德拉被视作一位没有政治担当的犬儒主义者 。

转而进入二十一世纪，文学不再是社会批评的人质，拥有了饱满多样的形式，文艺表达也日趋成熟，中国读者对昆德拉开始有了自己个性化的解读，越来越多地关注他写作的形式、理论和语言本身的价值。景凯旋说：“今天，关心现实的知识分子对社会的批评已经不再是依靠文学，而是依靠政治学、法学和经济学的知识。人们对昆德拉也是各有所取，比如喜欢他的智性，他的幽默。”

……

在对昆德拉作品解读不断丰富，其流行曲线起起伏伏的同时，昆德拉本人写作的风格也在变化。1975年移居法国后，昆德拉作品中关于捷克的现实描写越来越少，抒情的感性能量淡化，价值观愈发趋向于怀疑主义。他后期作品因解构一切意义和抽象的倾向被一些中国学者归入后现代派的阵营。景凯旋认为昆德拉作品与早期相比，虽然智性仍然很高，但缺少了感染力：“这些作品在反讽中仍然有一种感伤，对某种失去的高尚东西的珍惜，这使他的作品保持了一种怀疑与抒情的平衡。但我更喜欢他早期的作品，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接地气。我最喜欢他的一句名言，即‘人与权力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

《庆祝无意义》距离上一本小说《无知》的创作已经过去了十年，谈到这期间昆德拉所致力的工作，赵武平介绍，这十年来，米兰·昆德拉主要在从事三件事：与加拿大学者弗朗索瓦·里卡尔(Francois Ricard)教授合作汇编修订《昆德拉文集》，已于2011年3月出版。 此外，他还花费很多精力翻译《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等作品的捷克语译本， 昆德拉的主要作品在伽里玛出版社(Groupe Gallimard） 出版法文本后，昆德拉要求所有的其他语种译本，都译伽里玛的权威法文本为翻译底本，即使捷克译本也不例外，比较特殊的是，他自己承担了自己全部用法语写作的作品捷克译本的译者。当然，他这些年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完成了《庆祝无意义》的写作。

如今《庆祝无意义》在中国出版之时，文学被赋予过多意识形态意味的时代已经过去，对米兰·昆德拉的解读更回归文学本身。

作为众多从昆德拉作品中汲取营养的年轻人之一，青年作家阿乙在接受纽约时报中文网电话采访时认为米兰·昆德拉的写作早已超越了政治，他说：“至少从昆德拉的小说里看，他并不认为自己从一个错误的地方来到了一个正确的地方。他的态度是从一个错误的地方来到一个错误的地方。事物在他那里事物并非非此即彼，而是一并成为他嘲笑的对象。是否是社会主义阵营都是一样的。” 正是这种对人和人之间背离状态的描写，为他赢得宗师的地位。

抛开历史与思想的包袱，如今阅读昆德拉倒更似一种时尚。景凯旋说：“八十年代人们喜欢昆德拉是出于思想或文学的需要，今天他受到重视可能有许多是由于市场的因素了。读书市场追求的是时尚。当昆德拉成为时尚时，你没读过昆德拉，不就显得老土了吗？”

吹笛在湖北

他的似水流年，翻译家弃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