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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8-9 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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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资料] 张学良的悔过书(全文)
本帖最后由 拯唯冬 于 2014-8-9 04:49 编辑
总统钧鉴：
刘乙光同志转下的钧示，令良将西安事变前后事实，写一回忆呈阅，聆悉之下，百感交集，惶悚无似，良本下决心，永世不评此事，所以无任何只字记载存留。而近年来，更不愿自寻苦脑(注-系恼字之误)，曾自勉连回想亦不再事回想。忽闻斯命，准良将此历史大事自白，钦佩钧座之伟大，感激对良之高厚，起而自奋，决心完白坦述，上供钧座之参考，下垂后人之昭介。不过，如今思来，但凭追忆，真不知从何下笔。即奉钧示，而如此大事，良不敢不具实以对，亦不能不具实以对，更不应不具实以对。
一、追忆往事，皆在二十年以上者，百念丛涌而来，心中十分酸痛，想起甲则忘了乙，想起乙又忘了甲，由东攀缘(注-系援字之误)至西，由西又转南北。而反把主题忘却，又须重新返回追溯。因之，前后或有倒置，叙述有些杂乱。
二、不愿把良个人事，言之太多，更不愿回录有关他人之事，但不说明，又不能追源某念或某事发生之由来也。
三、良少读诗书，文笔拙劣，辞不能达意，又因心气悲怆，语文多有不恭谨或有形容词之过甚之处。总之，此书主旨在真实。良从来未向任何人吐录(注-系露字之误)，尽今日所能想到者，尽量掬诚呈述。
四、数日来，反躬自问，再四思维。如认为西安之变，由于中国共产党之宣煽，则不如说，由于良之不学无术，鲁莽孟浪，较为真确。祸首为谁?祸首则为我心。自当由良之个人说起，方能容易明了前因后果，整个事体发生之由来也。良不计颜面问题，坦白的先约略自我介绍，然后尽其能客观的追述事实。
(1)良年方十一岁，慈母见背，先大夫宠爱有加，但忙于军政，素少庭训，又乏良师益友，而未及弱冠，出掌军旅，虽数遭大变，皆凭一己独断孤行，或有成功，或能渡过，未足而立之年，即负方面，独握大权，此古人云：“少年登科，大不幸”者也。处事接物，但凭一己之小聪明和良心直觉，关于中国之礼教，殊少承受，热情豪放，浪漫狂爽，忿事急躁，有勇无义，此种种薰陶，如今思来，恐受西方之师友者，为多也。
(2)过于同情他人，不审远近存薄之一义，常有同情对方之感，而对于失败者更时生怜惜之心，化敌为友之念。
(3)厌恶内战，良年方弱冠，屡参战事，亲见战乱原因，满目疮痍，民生凋敝，自己同胞互相残杀，而有为有志之青年，多为牺牲，大伤国家元气，衷心时为忏悔。
(4)痛恨日本对华之侵略，年幼时亲见日人在东北之横暴，及长也，明国家之大义。先大夫之遇难，“九一八”之暴行，致痛恨无已，念自力不足，国力不强，对国事问题，遂致时生幻想。先大夫在世之时，已常有冒犯之表示。迨先大夫遭难之后，更加深国家必须统一，全国互相握手一致对外之观念，凡有作为，皆向此一目标迈进，往事可考。殊不知这些观念，其后果致使导致歧异方向也。
(5)为不心愿之工作而工作。良由国外归来，拟为将来抗日作预伏之工作。过香港之时，胡汉民先生劝阻暂止于港，陈济棠派人欢迎入粤;良一概拒绝。到沪之后，本希冀为侍从室主任，其原因，良自思，从未作过任何人部下，未有过任何长官(先大夫父子关系，不可同论)。愿在蒋公左右学习学习，亦可加深彼此之认识;又可同中央诸同志多有接触，以便为将来对日作战时易于共处。似先在杭澄庐时，良曾向蒋公道及，愿任侍从室主任之意，不幸之甚，此一志愿，未能达到。三省剿匪副司令一职，本拟不就，王维宙再三劝阻，嘱良不可有所表示。归国当时之志愿：
(一)本想为一超脱军人，不再统率东北军，为私情所累，与他们仅保持超然关系，以备将来抗日也。因此之故，好些旧日僚属，当良归国途中，到港迎迓。在船上数日，良对彼等态度表示冷淡，彼等安知良心中之事;遂致忿忿，恐当时之人，今日尚有在台湾者。
(二)不希望参与任何国内战事。但其结果，事与愿违。方当良归国之后，蒋公对良特殊优遇，有三事，没齿难忘者也：
(1)蒋公令良同车，往见汪兆铭于其宅;汪不在，而蒋公亲告其阍者，嘱告知汪，言张副司令曾亲来拜方。此等苦心，良深为敬感。
(2)某日同车，蒋公规戒良勿再事荒嬉。
(3)任良选择某项工作，挽回国人之观感，以增声望。此三者，已超过部属关系，非情同骨肉者，何能出此。
当蒋公指示剿讨刘桂堂土匪或三省边区共匪，任良选择时，实皆非所愿，但由于情感及服从上的关系，毅然表示，愿担任比较困难之剿共任务，良从未自动请求调用东北军，一则不愿东北军离开华北;二则不愿意同他们再发生旧日亲密的关系。调用东北军，多由于蒋公的命令。尔后当蒋公命良担任整理军队之命时，听闻之下，十分兴奋，因此，正合良之志愿，可为将来抗日作准备工作，但事未成功，此为第一次重大失望。
方当边区共匪逃窜至陕，在良心目中，预想可告一段落，留鄂练兵，殊不知入陕命下，当时良在峨嵋，曾向蒋公表露，可作抗日后方根据，何不应命;所以良到陕北之后，修建医院，筹设卫生材料厂，在平凉购地，大兴建筑，在西安为眷属建新村，兴建东北大学，开设训练机构，此皆未向公家请拨款项，而自作之抗日准备也。本预想在短期间，可将匪肃清，殊不知，蜀匪全部窜来，此为第二次失望也。
陕北剿匪失利，良在南京立即返陕，本先，一百十师，曾遭覆灭，师长何立中阵亡，此次则一百0九师又覆灭，师长牛元峰拒降而死。此两师长为东北军之皎皎(佼佼)者。何则严正纯洁，牛则廉明忠厚，现在东北军人，想皆能道及。而一百十师，为东北军之劲旅，纪律修明，陕人对东北军本有烦言，惟对一百十师则称道之。迨何师长死事，陕人多为叹息。今在台之陕省人士，或于右任先生，当能作公道论断。两次惨败，使良心中倍增痛苦，更加深良素为因内战而牺牲优秀将才之可惜;并对共匪战斗力，不为轻视，遂触动用“和平”办法，解决共匪之念生焉。一如昔年，在其他国内战争中所经历者然。
当返陕之后召开会议，良为促进部属剿匪努力，曾表示东北军如此无能，余当引咎辞职。此论一出，彼等不但未能接受，反而哗然。风言流语潮涌而来，最使难受者：一则云：我等东北人，背井离乡，随汝入关，心中所希望者，有一日同归故土，到不得已时，又舍我等而去，“何等心肠”?一则云：良忘却父仇，不顾抗日大业，盲目服从，求一己之禄位。东北军人，本志在抗日，良对东北军之牺牲，不知爱惜，反竭力逼迫东北人走上“死路”一条。(因“死路”一说，迩后有名为“活路”鼓动之刊物)，彼时外人多认良为蒋公之亲信，言听计从者;非虽不能进言，是不肯痛切陈词。良之左右，则误会良对蒋公私感至上，忘却一切，只知逢迎;而不计及东北人之利害。良内生烦闷之心，外听侮辱之言;当时之心情，真笔墨难以形容者也。求去不得，欲罢不能;图进不成，而心秘藏所图者，被他人误解则不计，而左右亲密僚属同袍，希望他日共同患难者，对良误解如是，真使良伤心万分!
良对共党殊少研究和认识。昔年在北平时，曾奉命捕一共党首要韩麟符(?)，彼曾书一万言供状;良阅读之下，深有所感;爱其文，怜其才。在鄂时，王以哲之侄，因共匪嫌疑被捕，良深加询问，准其自首，但彼之态度和言词，殊动良之心。因之时动同情之感。觉[14]此辈青年，思想上虽有错误，其热诚，其魄力，如善能利用，使其为国家效力，必可有所作为也。
当良在鄂时，李杜曾向良表示，拟返北满，招集旧部，再从事抗日工作;良深表赞许。彼要求数事：
(1)去北满，必须由〖经〗俄，北满已有共党活动势力。两项原因，【故】必须向共产党取得联系。
(2)路费及活动款项【由良供给】。
(3)请良选派二人，帮彼办事，并任联络。良皆同意，乃派总部秘书应得田，前吉林旅长赵毅二人，随李出国，行至德国，未能到达目的而返。应赵二人，仍回总部任事，此为后来，交结中国共产党之线索也。
在五全大会后，良在京耳所闻，目所睹，使心情上感受重大的刺激，今尚记忆者，略述如下：
(一)友朋之讽劝，如曾养甫之书诗相赠，蒋廷黻之不拘形迹，促膝而谈。沈钧儒、王造时等【之鼓励】则云，良同蒋公密切之关系，以及今日之地位，与过去之历史，应破釜沉舟，向蒋公陈谏;当无不听纳之理。他人不敢言者，以良当言之。
(二)少壮同志则责良，不应同所谓亲日者辈，同流合污，沆瀣一气。
(三)刺汪凶手孙凤鸣之行为和言词。
(四)党内之纷争，多为私，少为公。
(五)良认为中央负责之同志，不热衷抗日，而其反有内心为亲日者。患得患失，逄君之流亚，安能望其赞襄大业。
(六)汪兆铭被刺时之怪现象，事后众语纷纭。
(七)在良个人之观念上认为贤哲者，或在外工作，或无权位。
(八)汪兆铭之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良认为非是对外，乃系对内。
当是时也，共产党之停内战，共同抗日，高唱入云，实攻我心;不只对良个人，并已动摇大部分东北将士，至少深入少壮者之心。当进剿再见不能成功，良觉一己主张，自问失败，征询众人意见，遂有联络共产党同杨虎城合作，停止剿匪，保存实力，共同抗日种种献策。良不能委罪于他人，虽然策出于他人，实有动于我心。但当时，未知共党真意何在?研讨之下，必先设法同共党取得联系，方能知其真意，而良等皆从未同共党有过来往，遂想到李杜往事，派人到沪，向李杜征询，李派一代表来，名刘鼎者，彼自称曾参加共党，被捕经保释放，彼可向沪方共党负责者接洽，彼自身并非全权代表也。由彼介绍，共党表示，愿同良个人一谈，但不敢来西安。良到沪，在沪西郊外，某西餐馆会见一人(彼未露姓名，据刘言，彼似系潘汉年)谈判未得要领。因当时良以招抚态度，而该人言词含混，未有结果。
返回西安，在当时之先后，有一人(忘其姓名)持财政部公函见良，要求进入匪区，良亲为谈询，彼不吐实，良告以若不露真实任务，难获通过，被迫无奈，告良负有接洽任务。良云匪区危险，共匪素不讲情面，以当年在鄂招贺龙之人被杀相告。于是彼吐露系共党同路人。遂令王以哲将该人送入匪区，俟其返回，告良接洽经过，并同良约，迩后互通消息。因此使良认为中央对共匪有可容纳之意。此时进剿前线，发生变化——共匪改换作风。今日思之，可以说这是共产党最成功的策略之一也。
共匪将被俘军官多数放回，声言东北军人，内心抗日，彼方认为同路之人，良曾将被匪释回，而散放共匪之言者，分别处刑或看押，因此越增东北少壮辈之忿慨。又曾将苗呈实、张潜华等看管，令高崇民离境，而左右责难更甚。
当此之时甘泉自动解围，共匪表示，不敌视东北军之诚意。王以哲来电言，共匪派来负责代表一人，到彼军部，请良亲为接见。此时良忆及昔年左文襄收抚马化龙之故事，同时心中已早存有上述种种，遂飞洛川，会见该人，彼自称为李克农;良当时不悉李克农是共产党中何等人物，谈判之下，所提之请求，与后来共党所提之条件大致相似，良答复如彼等真诚，可以容纳转陈，但彼之地位，是否可能代表该党，表示怀疑，促其首领如毛泽东、周恩来辈来见，彼答以共党所提诸事，曾经其全体表决者，如良诚信，彼可商请毛、周来见，彼立即北返，得其答复，周恩来愿来会见，请约地点和时日。
良本对李克农之约，谅彼未必真敢前来，待周答复至，良衷心忐忑，本一动扣留之念，再一寻思，偶起“岂有鸩人羊叔子哉”之句;彼即卒然敢来，余当磊落光明。既然彼等声言为国，声言抗日，何不推诚相见，本前已自动向彼方探索真意，今其自来，如能化敌为友，岂不正合余之心意。如能将此一群强悍，为国家收抚，从事抗日，自以为对国家，对领袖为无上之贡献。并可实现良一往心中之诸幻想。即毅然答复，约周来延安会见，嘱周师长福成妥为款待。
某夜，在延安天主堂同周恩来会面，约谈二、三小时，良告彼，中央已实施抗日准备，蒋公宵旰为国，双方辩论多时，周询及“广田三原则”事，良答以蒋公决不会应允，并举良曾参加某次会议，席间蒋公曾以“等待。死去，再讨论承认伪满”事，答复某人语以证之。周承认蒋公忠诚为国，要抗日必须拥护蒋公领导之。但左右如何乎?又力言彼等亦蒋公旧属，如中央既决心抗日，为什么非消灭日人所最限而抗日最热忱之共产党不止?在抗日纲领下，共产党决心与国民党恢复旧日关系，重受蒋公领导，进而讨论具体条件：(大致如下)
(1)共党武装部队，接受点编集训，准备抗日。
(2)担保不欺骗、不缴械。
(3)江西、海南、大别等地，共党武装同样受点编。
(4)取消红军名称，同国军待遇一律。
(5)共产党不能在军中再事工作。
(6)共党停止一切斗争。
(7)赦放共产党人，除反对政府，攻击领袖外，准自由活动。
(8)准其非军人党员，居住陕北。
(9)待抗日胜利后，共党武装一如国军，复员遣散。
(10)抗日胜利后，准共党为一合法政党，一如英、美各民主国家然等等。
周更提出，如良存有怀疑，彼等言不忠实，愿受指挥，意受监视，任何时可以随时谴责。当时良慨然承允，并表示良有家仇国难，抗日未敢后人。上有长官，不能自主，当向蒋公竭力进言，以谋实现，各以勿食言为约。良先震于李、周之胆壮，敢只身来我军中，再则惊周恩来之才干，所谈一切，良实被其折服。
同周恩来会谈之后，良甚感得意，想迩后国内可以太平，一切统可向抗日迈进矣。今日思来，当时良之理想，愚蠢可怜，幼稚可笑。良本一狂热爱国者，痛恨被人侵略，不愿受日人之压迫，与不愿受俄人之压迫同。所以曾有不自量力，拟收回北满权利，抗俄之举。殊不料良当年认为爱国抗日之共产党人，乃石敬塘、刘豫之流亚，诚如蒋公早年所言“头等大汉奸”也。良当时自用自专，为他人所利用而不自觉，一往迷惑，空虚幻想，反躬思来，羞愧自憾无已!
同周恩来会谈之后，所虑者，惟恐蒋公不加允纳，遂思待机，向蒋向委婉相陈，此种停止剿匪共同抗日等计划，曾向阎百川、张季鸾先生等征询意见，得彼等同情赞许，越增良之信心。所以屡至南京、洛阳以待良机。
曾忆在京，某晨，蒋公偕良同至宪兵司令部举行毕业典礼，良向蒋公陈述共产党有投诚之意;当时蒋公问，有什么办法吗?本拟乘时向蒋公直述，已同周恩来会面之事，不幸车已抵司令部门前矣。蒋公嘱良同参典礼，良因未著军服，未果。当日夜间，再至孔宅晚餐，本拟再续陈述，因东北军军饷事，蒋公责良时以烦琐相扰，并催促速返，良遂未敢陈述，因之错过机会。尔后，蒋公至洛阳，又逢阎百川先生同在，良豫想此乃一好机会，不料蒋公在阅兵训话后，痛斥共匪为大汉奸，主张容共者，比之殷汝耕不如。良聆听之下，有如凉水浇头，良欲向蒋公陈请者，至是则绝望矣。沮丧万分，回至寝室，自伤饮泣。为端纳、阎百川先生所见，皆曾以温言相慰。良彼时又生一幻想，决意求去，然而又恐东北人士责难，假如蒋公能派良出国，脱此苦海，暂避一时，曾向蒋公请求，派良赴英为贺使，正使已内定，求其次亦未允准。惜当时蒋公未能明了良之隐情也。尔后反复再思，必须不顾一切，向蒋公痛陈。曾在某次火车中，犯颜相述，惜未尽其词，而车已抵站，迎者至矣。
良由洛返陕，答复共党，一时无法向蒋公请求实行停战计划，遂乃共相约商，局部暂停，仍由良担负向蒋公从容陈情。共党曾派叶剑英来〖求〗见，并携有双方停战计划和毛泽东之约书。愿在抗日前提下，共同合作，军队则听受指导〖挥〗。良要求彼等须暂向北撤退，以期隔离，给予时间，容余酝酿，彼等认为河套地瘠天寒，需棉衣和补给，良曾以巨额私【款】赠之，令彼自筹;共匪撤出瓦窑堡，向三边北行。该时共党在西安设有代表处，邓发已曾到过西安。救国会，学联会，皆有代表。上海日人纱厂之罢，良亦曾以私款接济，彼时阴沉空气，已笼罩西安矣。
恶缘种种，不啻火上加油。
(甲)有关刺激军队者：
(1)请求抚恤、补给皆无结果。
(2)援绥之军，未派有东北军。
(乙)有关良个人者：
(1)陕人续某在总理陵前自杀未遂，良至中央医院慰问，彼之谈话。
(2)双十节政府授勋，有冯玉祥而无良。有人向良解释，冯曾在华北抗日;良思冯在张家口之事，乃反抗中央，曾令庞炳勋进讨;何言功乎?动心者，非为一勋章(此句为革命文献补充发表者)。认为中央有轻视和奖励不正行动之意存焉。
(3)对日方案，序列中有冯玉祥、唐生智而无良，把良置于后方，为预备队之长，此事痛伤良之心，忿怒不已。再三自问，余何点不如冯焕章乎?余诚年幼轻躁，学识浅鲜;但冯玉祥屡抗中央，发动内战。其为人良实有不敢恭维者，良自念归国以来，一秉忠诚;处处为国家，为领袖。从未计及个人利害(诸如敦促阎百川同中央恢复旧感;不拟调动东北军等等。)。不过归国之后，蒋公骤付重任，对党政军教，乱加参预，嫉恶如仇，妄加批评，时有恶语侵人而不顾。自问一本良心，为国为党，毫无私人利害存在，同志统是为公，自然定能见原余之粗莽，尤念诸民主国政治家之故事;殊不知中国官场，则大谬不然者也。
良对中央数同志怀有不满，因之更加忿恨，加深必须实现良之幻想。即：
(1)促请蒋公登用良心目中所谓之贤哲。
(2)容纳共产党，如总理北伐时然，给政府加添新刺激，以图耳目一新，挽回国人之观感〖念〗。
(3)停止内战，团结作抗日工作，以免把有为之青年优秀自相牺牲。自认此念纯洁，遂力下决心，甘愿牺牲一切，不达目的不止。但该当时，当无存劫持之意。不过屡想强颜几谏，不顾一切，能使动容，得遂其志而已。
良秉性躁急，又素乏戒惧集养工夫，每从事谈陈，动则欲将心事急于一言尽呈方快。因之冲动不已，言词形容恶劣，则不自知。不但不能下气详为解说，反而言词常变了方向;走出正道之外，反乎初衷。此良生平最大弱点，而今日仍常不能痛改者。
平心而论，西安之变，杨虎城乃受良之牵累，彼不过陪衬而已。但促成事变，彼亦藏有恶缘作用。
(假如良仍旧是同何雪竹、张岳军共处，如今思来，恐不致发生该事。)
方当一百十师失利之后，重拟围剿计划中，授杨虎城担任宜川方面进剿任务;彼对良陈述，无钱又无补给，称剿匪为“无期徒刑”等牢骚话语。并言以中央军之数量，东北军之精锐，皆未能消除共匪，区区如彼之军队，能何为乎?良虽以好言相慰，但亦表示爱莫能助之意。然勉为筹拨十万元接济之。再当一0九师之败，良亦曾向彼表露倦于剿匪之心情。同时前后，有一“活路”小册子出，内主张东北人与西北人合作，联合抗日(此册乃出于高崇民之作)，但此时良尚未明告杨虎城，拟同共党勾结之计划。不过在某一时期，杨已知之。至于杨虎城到底同共党是何等关系，是如何得以结合，良实不知其详。(彼时杨之幕中有一王炳南，今日方知确系共党也。)关于停止剿匪，团结抗日，杨深表同情，力促良向蒋公进言，以期早已实现，节省双方消耗。迨至良从洛阳返来，心情十分懊丧，对杨谈及蒋公难以容纳余等之意见，该时良对蒋公发有怨言，并问计于杨，彼有何高策，可以停止内战，敦促蒋公领导实行抗日之目的。杨反问良，是否真有抗日决心?良誓志以对，杨遂言待蒋公来西安，余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故事。良闻之愕然，沉默未语，彼露有惧色，良即抚慰之曰：“余非卖友求荣之辈，请勿担心!不过汝之策，在余有不能之者。”彼遂讥良“乃感情作用，以私忘公。”良答以“容余思考商讨，请其安心，余绝不向任何人道及彼之意见也。”蒋公由洛阳来西安时，出心相随，实恐他人生变，殊不知他日作孽者，乃良自身也。
当蒋公在华清池同良两次谈话之后，良心情上十分冲动，尤以十二月九日夜为甚。更有甚者是蒋公数次召集将领会议，皆无良同杨虎城列席;致使良同杨虎城发生疑惧，而良则有甚于疑惧者，是思蒋公对良不加信任，已不重视矣。因之同杨虎城计议，遂决行强谏劫持之谋，而此时对于共党方面并未征询商议，知此者，除杨外，仅少数人而已。【西安之事，言来深为痛心，谋变事前，并未同共党商讨。】事发〖变〗之后，良一观察，伤感后悔万分;痛部属之无能，惊杨部之无纪律，自悔孟浪，此辈安足可以共成抗日救国大业乎?彷徨束手，问策无人，除成立两委员会外，立即电请周恩来到西安，共商决策。二、三日后，周偕二人同来，一为博古(秦邦宪)，另一人则记忆不清矣。周到此时，俨然为西安之谋主矣。【事发之后，约周恩来之来，主要原因，系良自觉良部及杨部之无能，以及南京方面之作法，希周来共同谋划。】
周等到西安时，告知良彼等初闻西安之变，深为惊讶，共党内部分为两派：主张激烈一派，主张不利于蒋公，叶剑英则其一也;一派主张和平解决，拥护蒋公领导抗日，周本人属之。共产党之决案是拥护蒋公领导抗日，同东北军、西北军绝对合作，誓守延安会见之约言，万一和平绝望，共党决不袖手，利害与共，武装部队，听爱指挥;周等遂即参加已成立之委员会，当时西安所谓“三位一体”：东北军、西北军和共产党也。讨论当时情况，决议，坚决实现八项要求，勿再使变动扩大，早日和平解决。所求得遂，拥护蒋公回京。同时调动共党军队，集中耀县、三原以备万一。事变当时，所谓八项要求，并非宣传空语，所求只希望政府应允，所计划者，仍为蒋公领导。良立志救国，反而误国，想救民，反而害民，自身千方百计图谋抗日，而自己之血反而未洒至中日战场上一点一滴;误长官，害朋友，毁部属莫此为甚!坐收其利者，反为共产党耳。再三追想，何当时执迷不返?【为何屡失直陈之机会?】为什么夫人在那时，未早有所参预?为何中日战事不提前早爆发?致良酿成巨祸，百身莫赎，中国今日之浩劫，不悉祸延何日。其罪固在良之一身，然小小的张学良，安能造此?此其天乎!此其天乎!良着重声明，非有丝毫委罪于天之意，因回思再三，微小如良者，个人一念之差而能引起如此之大乎?心哉!心哉!其力如斯乎?后之人，安可不戒慎也。
当事变之后，良曾召集西北剿匪总部全体同人训话，及在西京公园民众大会上之讲演，皆曾有纪录可考，当年在场者，今日在台湾想大有人在。除非其别有用心，当该可证实，良该当时公开之言论，尊崇蒋公仍为吾等之领袖也。就是到最后，因蒋公离陕问题，良同杨虎城发生歧见，亦为此点，良责杨，我等最初动机，是不顾一切，请求蒋公领导抗日，我等既已看过蒋公之“日记”，确知蒋公有抗日之决心，并已应允准我等把其他意见，提出中央会议讨论;我等目的可达，不应畏首畏尾，患失怕死，既然如此，你又何必当初乎?在此争论上，良言语急躁，几乎同杨决裂;乃系由周恩来在座解围，劝良小加休息，容他们会议商讨商讨，被周将杨说服。良认为抗日目的既可达，其他不应多所顾虑，不应再事拖延;致使走向相反之方向，有违初衷。
(我等反对内战，反蒋引起更大之内战，我等目的在抗日，反有向日本结合之趋势;我等所希求者，蒋公领导全国一致抗日，反致蒋公将要失去领导地位和声誉，)
所以力加说辩。良在该当时之处境，十分困苦;一方面对蒋公安全，须要竭力照顾，而蒋公又从不假以词色，总秉“成仁”之决心，责良无论任何堂皇请求，在威胁情形之下，决不应允，亦不同良等商讨;对蒋公则如是，对部属及各方面又须竭力说服，以期勿再扩大。而蒋公同良之关系，亦十分微妙，痛恨之，有若仇雠;爱护期许，则如骨肉，真是前无之事，使良在回忆之中，有永不能忘却之一幕。迨良随从蒋公飞抵洛阳，下机时，天色已垂暮，蒋公同欢迎者第一句话问：“张副司令哪!要好好的照拂他。”这是何等慈祥爱护精神之流露，良在当时，难过的几乎在人前落下泪来。今日追忆这些往事，一幕一幕地出现于脑海，心中十分酸楚，真是不愿往下再写了。
此事最重要处，是在当事者，良之个人：
(1)满腹忧患，胆大妄为，固执己见，不计利害。
(2)对共党无深刻之研究，无正确之认识。只用自身过去之经历为演绎，
(如于学忠原系对敌，可为忠实之部属;宋哲元、傅作义可作好友，良同国民革命军曾对抗，一旦而为蒋公之部下等等。)
殊不知，前提已错比，而推断自然大错而特错矣。古人云：“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假若金石之坚，虫又能安生乎?良之不坚之处，正如夫子所云，在当时忧患、忿恨、好乐、恐惧。在秉性上，好勇而不知义，自用自专;又未能趋就老成，才会酿成西安之变。否则，共产党何得施其技俩乎?所以，敌对必须要“知己知彼”，“同仇敌忾”;请准良说明引用这两句成语之意义，该当时，在西北剿匪之部队和将领(包括良在内)，对共匪的主义，共产党确是怎么一回事，则殊欠研究，而对共党之理论，仅知其皮毛而已。多认为同共匪对敌，亦如过去一样，所以不发你死我活，同仇敌忾之念。就是一般官兵，口里不言，心理多是如此。比如，良对日本军人为什么那样的痛恨，是因为目睹身受，到后来更彻底认识，彼等非要征服中国不止;无调协余地，非作殊死斗不可。对共匪则不然，由于没能认识清楚，总觉得同是中国人，不过是所见不同，权利之争。今日可以为敌，明日在某一目标下，又可为友矣。恕良敢武断一句，不只良个人有此错误，恐过去好些同志犯了这个错误的人不少。否则，在大陆反共战争之表现，则同抗日战争之表现如何不同也。今日反共之斗争，必须使大家确实认清共匪之真面目，自发斗争。“众擎易举”，“众志成城”，古有明训;所以良觉得西安事变最大之教训，是在我们自己的方面，世界上并无强敌，乃系自弱耳。其次，才轮到研究共产党问题，至于共匪彼时乃趁虚而入，善用攻心之策，彼等早在我方浸透，将内部真实的情绪，了如指掌，
尔后，所用之口号和其行动，皆迎合我方上下之心理;使认为同道好友，自堕其壳中，毫不自觉。“知己知彼”，共产党可谓确善发挥。我们之宣传，多本主观，空中杜撰，不能对症下药，所以常凿柄不入，不起重大之作用也。 |
早早睡早早起早上起来读书凉快，
一位中学语文老师的谆谆教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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