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毛远新与邓小平的恩怨

铁树朱蕉

1975年9月毛泽东同毛远新的一次谈话，使毛泽东对邓小平深为不满。

毛远新是毛泽民的儿子。由于毛泽民是在新疆牺牲的，当1975年9月，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举办庆祝建区20周年的活动时，特意邀请已任辽宁省委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沈阳军区政委的毛远新去新疆参加庆祝活动。

9月27日，毛远新从辽宁赴新疆的途中路过北京，去见毛泽东。毛泽东见到毛远新，想起了毛泽民，对毛远新倍感亲切。毛泽东认为，毛远新在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参加造反，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受了锻炼”，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起来的干部，在“政治”上是很“成熟”的。

毛远新在毛泽东的葬礼上

毛泽东在与毛远新的谈话中果然感到，毛远新“成熟”了。他有地方工作，“经验”，谈话中对“政治问题”有自己的见解，因此，毛泽东对此很高兴。毛泽东原来就比较喜欢毛远新，现在更加喜欢毛远新了。

毛泽东这时有一个打算，就是把毛远新留在北京，留在他身边，当他与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毛泽东有这种打算，是出于两点考虑:一是毛泽东此时身体已经很不好了，在这种情况下，往往更加希望有一些亲人在身边，他希望自己很喜欢的侄子毛远新留在他身边，在精神上也是个安慰。二是毛泽东对已经任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所进行的整顿产生了不满。

本来，他是支持邓小平整顿的，但当他感到邓小平领导的整顿正在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方针时，他就不能容忍了，他对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也不放心，留下毛远新，就是为了使因身体原网不能主持政治局会议的自己与政治局之间保持一种联系，自己的意见可以通过毛远新传达给政治局，政治局开会讨论的情况，他也能通过毛远新了解到。

他认为，毛远新是自己的侄子，忠于自己，又有实际工作经验，是坚决贯彻自己思想观点的，他向自己反映的情况肯定是真实可靠的。同时，毛泽东还有一个想法，就是要把毛远新留在自己身边，以便培养他。但是，由于毛远新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发达”起来的，思想从根子上就是极“左”的，与“四人帮”是一致的，因此，他与邓小平在政治上格格不入，对邓小平领导的整顿也“看不惯”。他利用毛泽东对他的信任，表达对邓小平的不满。

1975年9月27日，毛远新在北京去见毛泽东时，毛泽东与他进行了长谈，向他了解辽宁的情况。那时，由于邓小平领导的整顿，部分地纠了“文化大革命”中的“左”，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他十分关心中央和社会上的人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因此，毛泽东在向毛远新了解辽宁的情况的同时，还向毛远新了解中央和社会上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

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说:“自己感到社会上有股风。就是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是肯定还是否定，成绩是七个指头还是错误是七个指头，有分歧。”毛泽东问:“社会上有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风吗？”

毛远新回答说，有，在72年批极“左”时就有，现在这股风似乎比1972年批极“左”还凶些。毛泽东问:这股风来自哪里？毛远新回答说，我认为来自中央。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我担心中央，怕出反复。

毛泽东问:你担心中央出反复？毛远新回答说1975年国务院开务虚会，辽宁省有两个人参加，他们把讲话稿带回去，我看了，觉得国务院几个副总理讲话有些问题。特别是中央1975年4号文件(指《中共中央批转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通知》，此件经过毛泽东圈阅同意后下发)发下去以后，群众反映很多。

有人找我说，形势刚好，社员积极性也起来了，看了4号文件不理解，有情绪，还问主席知道不知道。毛远新的话使毛泽东陷入了深思。他认为毛远新的话是客观真实的。毛远新工作在基层，了解实际情况，了解群众情绪，而且毛远新与邓小平没有任何历史恩怨关系，对邓小平没有个人成见，因此，他说的话，是对的。毛泽东听信了毛远新的话。

邓小平与毛泽东

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不满通过对两封信的处理表现出来

由于毛泽东听信了毛远新的话，邓小平日益产生不满。这种不满，通过他处理两封信表现出来。原来，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在工作中与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党委副书记谢敬宜发乍了矛盾。刘冰是老干部，而迟群、谢敬宜是通过参加“文化大革命”起家的。刘冰对迟群、谢敬宜在清华大学搞的“左”的那一套做法十分不满，对迟、谢二人的工作作风和思想作风也看不惯。

久而久之，产生了矛盾。这些矛盾发展到了不可解决的地步。于是，刘冰直接向毛泽东写信，反映迟、谢二人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中存在的问题。由于迟群是“四人帮”的亲信，谢敬宜是毛泽东直接从身边派出去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二人都是有特殊背景的人物，所以，刘冰把写给毛泽东的反映二人问题的信，通过邓小平转给毛泽东。

邓小平收到刘冰的信后，认为刘冰说得有理，就把他的信转给毛泽东了。刘冰共给毛泽东写了两封信，都是通过邓小平转的。第一封信是1975年8月间写的，毛泽东看了刘冰的这封信，心中不悦，但没有说什么，指着放文件的柜子对秘书说:“先放着。”

刘冰没有得到回音，就在10月间又给毛泽东写了第二封信，这封信也是通过邓小平转的。毛泽东看了刘冰的第二封信，又把刘冰的第一封信找出来重新看了一遍。

他对刘冰更加不满，并由对刘冰的不满转而对邓小平不满。他对邓小平不满，出于两条，一条是邓小平转了刘冰的信，另一条是刘冰的信中有对“文化大革命”不满的情绪。他认为，刘冰是代表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的那些人的，而邓小平转刘冰的信，就是表明他也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的。

联系毛远新对他说的话，他认定邓小平确实是那些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人们在中央内部的代表。10月J9日，毛泽东在会见外宾后，把陪同会见的李先念、汪东兴留下谈话，直接表示了对邓小平的不满。

他说:“现在有一股风，说我批了江青。批是批了，但江青不觉悟。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迟群是反革命吗?

有错误，批评是要批评的。批评就要打倒，一棍子打死?小谢是带三万工人进清华大学的。迟群我还不认识哩。”毛泽东接着针对邓小平说，“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

你们告诉小平注意，不要上当。小平偏袒刘冰。你们六人先开会研究处理。此两封信(指刘冰等同年8月和10月的两次来信)印发中央政治局在京各同志。清华大学可以辩论，出大字报” (1975年10月19日毛泽东同李先念、汪东兴的谈话记录)。

随后，李先念、汪东兴把毛泽东19日谈话的内容向邓小平作了传达。邓小平敏锐地预感到，他与毛泽东在对待“文化大革命”问题上的分歧已经不可避免，毛泽东对自己已经有了成见，他将面临一场新的政治风暴，而这场政治风暴，对自己是不利的。但邓小平经过这么多年的实践，已经对“文化大革命”有了深刻的认识，他对这种认识是不会改变的，是要坚持到底的。

为了坚持自己的认识，他不怕失去任何东西，正如他自己说的:不怕第二次被打倒。于是，他毅然决定，把毛泽东19日的谈话，传达给中央政治局全体成员，由政治局去讨论。23日，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19日的谈话，并决定，按毛泽东的意见，召开清华大学党委扩大会议传达讨论。

27日，邓小平、李先念、吴德、汪东兴联名给毛泽东写信提出:“传达时，其中主席对小平、江青同志批评的内容，建议不传达。”毛泽东批示“同意。”

毛远新留在北京当联络员后，一开始还很谦虚，对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等老同志很尊重。但是由于毛远新的身份特殊，工作特殊(当毛泽东与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别人对他也自然高看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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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树朱蕉

毛远新当时是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当时省委一把手是省委第一书记兼革命委员会主任曾绍山，毛远新不过是副职，不知是排名第几位。但因其身份特殊，在当地权势薰天，不但在辽宁说一不二，还染指东三省，人称“东北太上皇”。
谢敬宜应为谢静宜，是谢富治和刘湘屏的女儿，也是个通天的人物。

老程

揭秘谢静宜其人其事及其他


谢静宜当然不是谢富治的女儿。惟这种近似于当代宫帷秘史类的传闻每隔数年便又沉渣泛起，被人炒作一番。（近者见温相“叶剑英大闹京西宾馆”、“对丁某人的评论的解答”诸文）事出有因，主要的，还是缘自于中共自身披露的公开信息的混乱。


如１９９２年由中共党史研究室下辖的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历届中共中央委员人名词典》，谢静宜简历如下：


“谢静宜（１９３９－）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湖北黄安（今红安）人。１９６４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同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６８年随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后任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共青团北京市委书记、第一书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１９７３年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是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１９７６年粉碎‘四人帮’后被清理。”（刘金田、沈学明主编：《历届中共中央委员人名词典１９２１－１９８７》，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２，页３６７）。


谢富治是湖北黄安人，该书的谢静宜简历条目又紧跟在谢富治的简历后头，使人产生联想，也就不奇怪了。相信温相先生起始可能也是这一错误信息的受害人？但简历称谢静宜“１９６４年毕业于清华大学”，也就未免离谱了点。


到１９９４年６月，北京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回忆录集，内收谢静宜所写的《毛泽东给予我们的教育、理解和关怀》、《跟随毛主席在外地视察》两篇文章，书后，附有其简历：


“谢静宜：女，１９３５年１２月出生，河南人，１９５２年参加革命，１９５３－１９７６年从事机要工作，曾任主席机要员，现为退休干部。”（杨复沛、吴一虹主编：《从延安到中南海－－中共中央部分机要人员的回忆》，北京：北京出版社，１９９４，页５３５）。


此简历虽短，但因是由作者本人所提供，其出生日期、籍贯资料自然值得信赖。谢在回忆文章中还提及：“１９５３年初春，我从军委机要学校（长春７９３部队）毕业后，到中央机要局工作。１９５９年担任了毛主席的机要员。”（同上书，页２６５）。


２００１年中，还是那位沈学明，再次主持编写了一本《中共第一届至十五届中央委员》，其中谢静宜的简历修订如下：


“谢静宜（１９３５－　）：河南商丘人，女。１９５２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解放军长春七九三部队（今解放军电子学院）毕业后，入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局工作。１９５６年５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党支部组织委员、青年委员兼团支部书记、团总支书记。１９５８年入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学校进修。１９５９年任毛泽东的机要员。１９６８年后，任北京大学党委常委，清华大学党委常委、副书记，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副主任。１９７０年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１９７３年任北京市委书记，共青团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同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是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１９７６年粉碎‘四人帮’后被撤销党内外职务。”（沈学明、郑建英主编：《中共第一届至十五届中央委员》，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１，页７６０－７６１）。


本来，《从延安到中南海》和《中共第一届至十五届中央委员》两书出来后，谢静宜的出生日期、籍贯及早年经历应已清楚，显然，此“小谢”与那“老谢”家并无任何瓜葛。


根据公开资料，谢富治倒是有一女儿谢小沁，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就读于高干子弟云集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文革前，高干子弟最佳去处就是哈军工一类的国防尖端科技院校，这也是文革前中共高层生活中一个最基本的常识（滕叙兖：《哈军工传》，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０３，页１９１８）。


“潜规则”是现今大陆很流行的一个词儿。中共党内其中一条重要的“潜规则”就是：中央机要部门不使用任何高级干部的子女，这是一条铁律。这样，高干子弟有可能去上类似谢静宜就读的机要学校吗？试想一下，在中央机要要害部门安插使用高干子弟，该有多少弊端！如何能保证这些人不会将随时可能接触到的、有涉其父辈利益关系的机密外泄？试看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挑的全是清一色的普通工农子弟，道理其实也就很显浅－－毛怎能允许在自己身边有一个党内僚属的耳目？不仅是毛泽东，整个中央高层谁也不会干此等傻事。其实，光是这么一条“潜规则”，就足可以将温相们驳倒。


温相文中所谓周恩来说话的语言，本身就充满了演义的味道，而稍稍了解真实的文革史的读者都会知道，这次会议过程中批萧华，消息的外泄者是与会的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可参见舒云：《百战将星－杨勇》，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９，页２７２－２７４），与郑维山没有关系（杨勇随后的被打倒倒与郑有些关系），与温相指名道姓的谢富治、谢静宜更没有丝毫干系。即便假设如温相所虚构两谢是一家人吧，这“小谢”是机要干部出身，是毛泽东的译电员，“保守机密，慎之又慎”，“不该讲的不讲，不该问的不问”，是机要干部的最基本守则，这么一个会都要外传消息给什么造反派，他毛家还有什么秘密可言？她谢家与萧家又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凭什么要落井下石，把会议消息告诉外人？还有什么“军委办公厅保密局”。军委办公厅与总参办公厅、国防部办公厅其实是三块牌子，一套班子，隶属总参编制序列，本身并无下属机构，而总参只有“机要局”，可没有什么“保密局”。


本来以为温相先生不过是假货的受害人，这一来，反倒令人怀疑他是假货的贩卖者、批发商了。不过，编故事还得会编，如京夫子、师东兵等就编得似模似样，温相编的却很蹩脚，怎么也说不圆那故事。更令人称奇的是，温相还偏偏爱把编的故事说成不是故事而是严肃的正史，把喜剧、闹剧说成是正剧，把《三国演义》说成是《三国志》，这就更不如京夫子，京夫子大概从来就没有把他的“历史小说”说成是严肃史学著作。


当然，谢静宜自己的简历也有一些问题，如称其“１９５３－１９７６年从事机要工作”，这就公然侮辱了曾经经历文革的千百万人的集体记忆。


据一般的说法，谢静宜１９６８年就随“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历届中共中央委员人名词典》也重复了这一说法，但似乎这种说法并未能得以有力的证实。根据现有的公开资料，１９６９年３月２４日上午，中央警卫团８１名军宣队员在杨德中政委、王连龙副政委率领下进驻北京大学（此前，组成北大军、工宣队的军队成员全为６３军的人）。同日，宣传队指挥部向北京市革委会、北京卫戍区报送《关于北大宣传队成立领导小组的报告》，《报告》提出由中央警卫团、工宣队、６３军共十三人组成驻北大宣传队领导小组（组长为６３军政治部副主任刘信），中央警卫团参加领导小组的是杨德中、王连龙、张跃忠、迟群、谢静宜五人。（《北京大学纪事（１８９８－１９９７）》下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页６７９）


１９６９年９月２７日，北京大学革委会成立，杨德中为主任，谢静宜为常委之一。１９７１年５月２４日，北大重新成立校党委，杨德中为书记，谢静宜亦为党委常委之一。（同上书，页６８４、７０４）


由于公开资料的缺乏，我们不知道谢静宜１９６８－１９７０年间在清华军宣队、革委会任职的情况。清华１９６９年１月２５日成立校革委会，主任张荣温（兼），１９７０年重新成立校党委，书记为杨德中（兼），１９７２年１月，迟群任清华校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谢静宜同时任校党委副书记（《清华大学九十年》，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页２８１）。


虽有道是“英雄莫问出处”，但以谢静宜一个普通的机要译电员身份（虽则是毛的机要员）和相当中专毕业（谢其实在机要学校也只读了一年）的学历，同时担任中国两所最负盛名的最高学府的高层领导，那也是文革时期才能出现的“新生事物”。


１９７１年３月，在中共北京市“四大”后召开的四届一次全会上，谢静宜“当选”市委常委。１９７３年５月１８日，经中共中央批准，谢被任命为中共北京市委书记（《中国共产党北京市组织史资料１９２１－１９８７》，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页３４５）。


今年１月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谈及谢到北京市委任职的经过：“在这里就有必要谈一下谢静宜的情况。大概在１９７３年时，谢静宜调到市委任书记处书记，她是中办机要局的人，与毛主席很熟。谢静宜调来前，是周总理与我谈的话，周总理说，就派谢静宜任市委书记处书记，可以经过她向毛主席反映一些情况，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见该书页１９６）。吴德以上回忆的线条还是基本清晰的，吴还说及谢静宜到市委后，“是准备闹一闹的”，确实也闹腾了一阵子。而在该书中，吴德还提及１９７４年下半年筹备四届人大时，“周总理还提出谢静宜任副委员长，他找我征求意见时，我表示同意”，而毛泽东在批阅人大和国务院的人事安排名单时，才把谢任副委员长划掉了（见该书页１０５－１０６）。吴德无意中透露了在谢静宜一路往上窜的过程中，周恩来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的。


以上罗列了谢静宜这么多横跨北大、清华、北京市及团中央（筹备组）的职务（还几乎当了人大副委员长），不过是就此说明，她在１９６９年以后并不是“从事机要工作”，至于她当时利用这些职务到底干了些什么，相信经历过文革的千百万人们都耳熟能详，毋需笔者多费笔墨。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６日，中共北京市委对谢静宜采取了“隔离审查”措施。１９７７年７月６日，中共北京市委通知，谢静宜从北京市委除名。同年１０月４日，中共北京市委作出《关于开除迟群、谢静宜党籍的决定》。《决定》指称迟、谢“充当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急先锋；他们罪行严重，民愤极大。市委决定永远开除迟群、谢静宜的党籍，并撤销他们党内外的一切职务。”（以上见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北京历史大事记１９４９－１９７８》，北京：北京出版社，２００１，页３４４、３５３、３５７）。


惟由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中共北京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和北京市档案馆共同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北京市组织史资料》，关于谢静宜被开除党籍一事与上书说法有异：“谢静宜因参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活动，１９８２年１１月１７日中央警卫团党委决定开除其党籍”（见该书页３４５）。


中共官方的正式出版物又一次表现了在谢静宜身上发生的信息混乱。谢的组织关系到底在那里？她是否可能被开除两次党籍？哪一种说法更为可靠？看来是有待有心人进一步予以考证了。


但无论如何，温相先生所谓北京市公安局的“四人帮从犯主要身份认证”（见温相“关于对丁凯文一文《历史岂可任意胡编乱造》的解答”，“浴火凤凰”网站．凤凰论坛．莫谈国事，２００４－６－２８），却是无中生有之物。证伪其实十分简单，首先，只有“江青反革命集团主、从犯”，而没有“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主犯”、“四人帮从犯”这样不“规范”的说法，此外，既然是“认证”，怎么会是“之女（又作侄女）”的？天下那有这样模凌两可的“认证”？然而更重要的是，谢静宜被捕后关押于公安部所属的秦城监狱，其案件的审理，权属中央“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件审理领导小组”（简称“两案审理小组”）及其办公室（对外亦称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办公室），北京市公安局无管辖权。


曾经担任过两案审理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兼审讯组长、参与审理过谢静宜案的汪文风先生，写有一本《从‘童怀周’到审江青》，值得一看。该书提及：


“由中央‘两案’审理领导小组主持召开的五次全国‘两案’工作会议提出，需要建议起诉判刑的名单，由五百多名最后缩减到中央只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十一名主要罪犯移交司法机关建议起诉判刑。每减少一个人，都是经过了大量艰苦的调查工作和循循善诱的说服解释工作，才取得一致意见的。五次全国‘两案’工作会议每次都研究如何对待审理对象的问题，主要是考虑中央与各个地方在定性、定量、定人上的平衡问题。为了拿出一个典型，说明可以考虑不交司法机关建议起诉判刑的政策界限，就要选一个具体人。我们选定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谢静宜。


“谢静宜是河南人，‘文化大革命’前，由专门从事机要工作的学校毕业，分配在毛主席身边担任机要员，主要负责文件的收发送阅。‘文化大革命’中，谢静宜同迟群一道，作为８３４１部队派出的军宣队，进驻清华大学，担任该校的党委副书记。她在领导清队、整党、斗批改等工作中，参与了对学校许多干部、教授、教员、学生的迫害，后来飞黄腾达，当上了中央委员、中共北京市委文教书记。她所具有的一个特殊地位，就是‘通天’，并且跟江青过从甚密。在北京市委，甚至市委第一书记也要看她的脸色行事。这也反映了邓小平同志所说的，有段时期，党内政治生活极不正常。正所谓小人得志便猖狂。谢静宜这么一抬举，就不知自己几斤几两了，她仗恃其特殊的身份，积极搞江青集团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篡党篡政篡军的一套东西。在作风上，则飞扬跋扈，任意训人骂人。她对原为党中央的政治局委员、政府的副总理、军队的元帅将军们，都不放在眼里。她同迟群一起，以清华大学为基地，搞反‘回潮’，反‘复辟’，‘批林批孔批周公’，‘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这些完全都是按照江青集团搞乱全国、乱中夺权的方针步骤行事的。她搞所谓批林批孔是假，诬邓诬周是真。《林彪与孔孟之道》第二批材料，就是她秉承江青的旨意炮制出来的。在１９７５年的‘一．二四’、‘一．二五’万人大会上，江青纵容她出来当打手，在台上发言，对周恩来同志搞突然龚击，明目张胆地整周总理。她还率领一批‘打手’，冲进中央政治局会场，公然指着鼻子诋毁邓小平同志出来后的‘抓整顿、批派性’，是所谓搞‘右倾翻案风’。她什么坏事都干，广大干部群众提到她就咬牙切齿，因此她民愤极大。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６日，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谢静宜作为江青安插在北京市的两个黑干将之一，被隔离起来进行审查。许多干部群众都要求对她进行严厉惩处”。


诚然，谢静宜后来未如迟群般被判刑，原因正如汪文风先生所透露，是欲以其作为一个典型，“说明可以不交司法机关建议起诉判刑的政策界限”，汪文风还说：


“……在谢静宜的严重错误和罪行方面，有上当受骗的一面。


“当然，谢静宜也不是完全上当受骗的问题。她所以陷得那么深，还有其本身个人主义恶性膨胀的原因。这就是她作为一个机要员，却处心积虑地往上爬。正因为紧跟江青一伙，才爬上了全国最高学府的党委副书记、北京市委文教书记、中央委员的地位。她在参与江青搞的许多活动中，要表现得更突出、更凶残，以便沿着江青递给她的梯子往上爬。


“对谢静宜这样的审查对象，我们建议国家司法机关免予起诉，不给判刑，这体现了中央‘两案’审理领导小组处理‘两案’时关于‘教育大多数，孤立打击极少数’，对‘四人帮’手下分子宜宽不宜严，要重在挽救的方针。这样做，对于彻底分化瓦解江青反革命集团，震动大，意义深。对于谢静宜本人来说，也给她提供了改恶从善、悔过自新的一次机会。对于国内外，也昭示了我们党和国家伟大的共产主义的胸怀和敢于放宽政策改造犯罪者的胆略、说到做到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因此，这样做是有深远意义的。”（汪文风：《从“童怀周”到审江青》，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２００４，页１６０－１６５）。


对谢静宜是否应判刑，几经激烈争辩，后由两案审理小组的老人们最终拍板议决，“１９８１年１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对谢静宜免予起诉”。


免予起诉，并不等于没有犯罪。谢静宜的历史，有极不光彩的一面。然而，去年１２月间，为“纪念毛泽东诞辰１１０周年”，香港“凤凰卫视”拍摄了一部电视专题片“说不尽的毛泽东”，谢静宜作为正面人物，多次出现在镜头前接受采访，大谈特谈当年在毛身边的“幸福”，仿佛历史上完全没有十年文革这么一回事，这就令人非常恶心！因为一涉及毛与这位“小谢”的关系，一段颠倒黑白的话语总使我们记忆犹新：


“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页４８６）。


“凤凰卫视”一贯以正义的裁判者自居，东征西讨，动辄指责某人“忘记历史”，宣判某人“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而“凤凰卫视”自己此番对谢静宜的偏爱，难道不也正是极大地伤害了千百万经历过文革浩劫的国人的感情？！（２００４年７月）。

砸楼主

拯唯冬

谢静宜，机要学校毕业后分配到中央办公厅机要局，谢身材高挑皮肤白晰常给老毛当舞伴，
后来进了一组当机要员成为老毛身边的工作人员，一组属中办警卫局归汪东兴管，中央警卫团
(8341)也归警卫局领导，所以谢以8341部队的名义与迟群一起插手北大，清华的文革运动。
毛的医生李志绥回忆录中也讲到谢靜宜及她跟老毛的那些烂事只不过没有点名罢了。
谢的老公叫苏延勋在空军司令部机关党委办公室工作，林立果，周宇驰这帮人在空军的一些
活动老毛就是通过这条线掌握的，有人说谢靜宜是谢富治的女儿，其实他们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纯属瞎猜。

拯唯冬

打到"四人帮"后原8341宣传科的迟群判了十八年刑期，
谢静宜却免于起诉(其实她的问题比迟群要严重的多)，不知道谁帮她说了话。

老程

楼歪了，还是说毛远新吧。文革前毛远新追求叶子龙的女儿，在中国科技大学读书的叶丽娜看不上这个毛侄儿，文革伊始叶子龙进了大牢，毛远新也就不再与叶家来往了。到了沈阳军区毛侄到了谈婚论家的年龄，想攀这条高枝的人自然不少，可他偏偏看上了一名上海籍的漂亮女军医，一打听人家已经嫁人了。这名女军医得知后立即向组织反映，她在上海有一胞妹，长的比她还漂亮，于是有好事之徒便将这位在上海当工人的漂亮妹妹招了兵，毛侄一见果然满意。这位工人家庭出生的上海妹点妃后十分低调，对政治不感兴趣，她为毛家生了个哑巴女儿。毛侄被抓后，沈阳军区没太为难这对母女，让她复原回了上海，她也没要求与毛侄离婚。

拯唯冬

楼也不是你盖的，
发谢静宜你是头一个，
咱顺杆爬怎么又成歪楼了呢？

读史拍案

64341
打到"四人帮"后原8341宣传科的迟群判了十八年刑期，
谢静宜却免于起诉(其实她的问题比迟群要严重的多)，不知道谁帮她说了话。
拯唯冬 发表于 2014-8-15 19:42

那还用说，还不是沾了和毛那点烂事的光！没见京夫子戏说当时中办主任冯文彬与张玉凤的那点破事嘛？如法泡制也不奇怪！

李梓铭

说老谢和小谢是父女关系，那是胡扯，只是有些人的臆想和猜测而已，人家老谢对子女的要求严格着呢，再说毛和中央有规定，高干子女不能进入中枢机要部门工作。
小毛大姨子灵机一动，这宝押的，苦了妹子和孩子。
至于小谢为何不判刑发配？或许有小张那样的因素，根本在于她掌握的东西太多了，小张不知道的，她也知道，不出声就是保护伞，该说什么，该交出什么，把握好分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