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方周末》创刊号（1984年2月11日）（上图）和创刊时期的左方（下图）。
《南方周末》1985年发行逾20万，1992年超70万，1993年成百万大报。
左方今年八十岁，最近出版了口述自传，回忆了他创办和主持《南方周末》的许多往事，读来意味深长。
我与左方相交于1994年。那时《南方周末》正准备从四版扩至八版，他四处寻访后继者加盟，邀我去广州恳谈。在他的主编办公室，一个细节引起我注意，进进出出的年青人一概称他为“老左”，不称“左总”。那时称领导为“×总”，已经从企业扩展至各行各业乃至党政机关，可谓时尚。我曾在上海电视台听记者当面称共产党任命的市级主官为“×老板”，后者闻之，甘之如饴。左方显然厌恶这一风气，反其道而行之，令属下一律称他为“老左”，同样是甘之如饴。此事虽小，却使我印象深刻。另有一事，亦见风骨：当时在京、沪两地，我见《南方周末》记者站青年人用奥迪轿车出入采访，而在广州总部，他身为主编，却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上下班。左方解释说：“北京、上海高层大院门禁势利，如不乘轿车进出，总被挡在门外，是我破格批准，那是他们的工作需要。至于我自己，没这个必要。”两件小事，让我看到了左方早年所染理想、中年追求巴黎公社平等原则的底色。
我还问他：如何“降服”那些桀骜不驯的青年人，带出这样一支敢打硬仗的队伍？左方如老顽童一笑，称自己为大“盗”，能拿到别家拿不到的新闻，但是他这个“盗”服的是庄子之“道”，“盗亦有道”，遂颂庄子九字诀：
先入，后出，均分，知可否。
二十年后，在这本口述自传里，我见左方详解这一“九字诀”：“先入”，身先士卒，见风险先上；“后出”，撤离时断后，检讨、降级、受处分，为首者担待，不委过下属；“均分”，当头不能拿大头，散财聚人；“知可否”，为首者须判断哪里是软肋，哪里是地雷，既要抢新闻，又要保护人。当年我就是被他的这一“九字诀”吸引，一见倾心，引为同道。二十年南北暌隔，见面机会并不多，但我始终惦念左方，关注《南方周末》，即折服于他的人格魅力。
“九字诀”早有所知，但此次读全书才知道还有更精彩的“六字箴言”。那是1987年，他问策于当时的广东省新闻出版局局长黄文俞。黄在当地被称为新闻界老祖宗，思想家型的报人，左方称其为“精神导师”。《南方周末》请他撰文，为创刊五周年纪念册增色。黄称封笔多年，只可以信代文。但在那封信里，他写下“可以有不说出来的真话，但绝对不能讲假话”，这句话先成为《南方周末》报训，后成为整个南方报业集团的报训。“六字箴言”即出于1987年秋天左与黄的那一次夜谈：
左问：新闻改革的对象是谁？这个首要问题大家为何都不讲？
黄答：不是不知道，大家都知道，是因为敏感，大家不愿意讲，改革的对象就是《真理报》模式嘛。一解放，我就在新闻单位工作，知道新华社和《人民日报》都派人去苏联取经，毛泽东曾经指示先全部照搬过来。以后慢慢改。所以《真理报》的办报理念、宣传方法、规章制度、乃至组织结构全部照搬过来。所以全国的报纸都是一个模式，这就是《真理报》模式。
左问：《真理报》模式的本质是什么？
黄答：你没有办过解放前的报纸，只有对照才能看清楚。这个问题你最好去问萧乾。
左再问：我们的报纸要怎么改？
黄答：你倒回去就行了嘛。
左问：倒回哪里去？
黄答：倒回到三十年代新闻进步传统中去。我们中国本来有很优秀的新闻传统，解放后把这些传统给扔掉。你的任务是要跟我们中国原来的新闻传统接轨。我也曾接过一次轨，但是偷偷接的。
左问：怎么偷偷接的轨？
黄答：那是1957年，陶铸叫我筹办《羊城晚报》，并交代说，如果你办成小《南方日报》就不要办了。我也很烦恼，全国的报纸一个样，你让我办一张区别于全国的晚报，那该怎么办？我去找了邬维梓，这个人解放前办过报纸，解放后调进《南方日报》，大家称他为“编辑王”，后来被打成大右派。他在深夜拿了很多解放前与香港的报纸，偷偷到我家里去。他告诉我，你要办一张新的晚报，要遵守新闻主攻副刊主守的规则，你要敢于碰新闻，抢新闻，要搞点社会新闻，人家不敢弄，你要弄。晚报应该以副刊为主，每天要出两个副刊，一个文艺的，一个杂谈的。我采纳了他的意见，办了两个副刊《花地》和《晚会》，另外再在一版开辟专栏《五层楼下》，全是社会新闻。没有想到，就凭这一个专栏、两个副刊，《羊城晚报》风行全国。我这是偷偷接了一次轨，你可以公开接轨了嘛。
左问：我们优良新闻传统的精粹是什么？
黄答：忧国忧民，关怀弱势群体。
左问：突破《真理报》模式阻力很大，突破点在哪里？
黄答：突破点在市场。如果领导批评你，你就说你们是要上报摊的，要读者掏钱买，而你又规定一年赚多少钱，我不这样报纸卖不出去，说不定还要赔钱呢。
那么，什么是黄文俞指点的《真理报》模式？左方后来果然到北京询问萧乾。萧乾说破四点：
第一，它只是根据红头文件办报，不依照社会实际办报；
第二，它只是对上负责，《真理报》模式是没有读者的；
第三，是用一种假、大、空的语言来写报道，文体也是“公式化”的，我们新闻界称为“新华体，人民语”，就是新华社的文体，《人民日报》的语言；
第四，它否定传媒的商品属性，谁说传媒是商品谁就要打成右派。
上述问答实在重要。富有文学想象力的小说家或可以此为蓝本，创作出汉语版《基督山恩仇记》开头一章，城堡囚室中长老与新入狱者那段著名的狱中对话。但在我读来，它首先是珍贵史料，应该载入现代新闻史甚至中国改革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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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0-3 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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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0-3 1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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