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文：树啥不好？为什么树张志新！

吹笛在湖北

@
    六十年代的二奶小三，怎么宣扬成了英雄？张志新在平反昭雪时，有人提出她生活作风问题不宜定为英雄。那个年代，一个只顾自己快活，道德缺失，撇下儿女背叛丈夫，肢解家庭的人，却说自己忧国忧民，视死如归，冒死谏言，几分可信？犹如现在君子台下抱小姐，台上讲反腐，你信吗？张志新，女，1930年12月5日出生，汉族，天津人。父张玉藻，母郝玉芝。其夫曾真，其女曾林林，其子曾彤彤。目前，张志新两个儿女均定居美国。

    其实，根据陈禹山在2003年3月在洛杉矶华人电台上讲，张志新总共生育5个子女。其中三个属于私生子，一个已经死亡。

    1930年12月5日，张志新出生于天津市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少年时代家境优渥。她们的父亲张玉藻，有很高的音乐素养，是大学音乐教师。母亲郝玉芝曾就读于济南女子师范学校，也从事过教育工作。张氏三姐妹是大姐志新、二妹志惠、三妹志勤。张氏三姐妹都会拉小提琴，在天津音乐界曾是颇有名气的三朵花。张志新和妹妹常随父亲出演音乐会，每次都少不了她们的弦乐重奏。父亲张玉藻，据说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是不是国民党党员不太清楚。但他带领张志新和妹妹参加过蒋介石当选总统的庆祝活动，应该不是空穴来风。

    天津刚解放时，张志新思想还很幼稚，对共产党还不甚了解，对国民党还心存幻想。有个材料提到，看到很多同学上街游行，欢迎共产党，欢迎解放军。张志新曾经冷冷说，这些同学太盲目了。

    1950年7月，张志新在天津女一中高中毕业了，她又开始活跃了起来。那年夏天市郊发生水灾，她参加了市里为此募捐举办的音乐舞蹈会。暑假又随父亲到解放军205师火线剧社，参加演出半个月，然后被保送到天津师范学院教育系学习。在天津，漂亮活泼的张志新，成为多名教师和同学追逐的对象。情窦初开的张志新，禁不住花言巧语的诱惑，上当受骗偷尝了苦涩的禁果。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张志新“投笔从戎”，踊跃报名参加志愿军，学校批准她的要求，并送其到河北军事干部学校学习。1951年1月，被军事干部学校派往中国人民大学学习“部队急需”的俄语。人民大学前身为延安公学，建国初号称“超级党校”，地位甚至胜过北大、清华。50年代初的俄语地位相当于今天的英语，而且由于教育还不普及的关系，就紧俏这一点来说，俄语比今天的英语还大有过之。在北京，才貌双全的张志新，再次成为年轻小伙们追逐的热点对象。

    1952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了一年半以后，张志新身为一名志愿军“保送生”，部队“急需”的“俄语翻译”人才，却被“提前毕业，留校工作”，幸运地分配到该校俄语系资料室了。那时，朝鲜战争还正打的如火如荼，张志新不仅已经在千百里外的人民大学“留校工作”了，而且还和时任人民大学哲学系团委书记的曾真“从彼此相识，发展到共坠爱河。”，在大后方温暖的被窝里“抗美援朝”起来了。1955年国庆，张志新和曾真在人大结婚。

    1955年12月，张志新参加中国共产党。此时的张志新，可以说是事业上“春风得意马蹄疾”，平步青云，一帆风顺。生活上为人妻为人母，做个贤妻良母，也应该是幸福美满的。“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借工作的便利，风韵犹存的张志新和多名男士关系暧昧。并且在1956年7月和其中一个大学教师生了一个女孩，这个女孩被该大学教师收养。1973年该女孩下放陕西插队，1981年回到北京当工人，现在已经退休在家。张志新的丈夫曾真也自然隐约知道了一点内情。顾及颜面，主动要求调离北京。

    1957年，两人一同调赴沈阳，均为中共辽宁省委机关干部。张志新历任中共沈阳市委宣传部干事，中共沈阳市委党校教员，中共辽宁省委文化部、宣传部文艺处干事。

    张志新与曾真育有一子一女。女儿曾林林，1957年出生；儿子曾彤彤，1966年出生。两姐弟间居然差到9岁，这也是很少见的。其实，在这8、9年期间，张志新还生育了两个孩子。

    换了一个环境，张志新本应检点收敛一下，开始新的生活。张志新却旧病重发，在私生活上继续搞活开放。虽然张志新已为人母，却也是风姿绰约的美少妇！不仅与京、津旧相好藕断丝连，在沈阳又有新发展，有过之而无不及。张志新在沈阳和一位“文艺界人士”多次幽会，并与1963年12月生下另一个女孩。该女孩生下后，这位“文艺界人士”将这个女孩送到住在乡下的母亲那里。但由于乡下卫生条件不好，该女孩1969年死于伤寒。

    同时，张志新又与和一位“党校教员”发展恋爱关系，并于1965年生下一个男孩。由于该“党校教员”的妻子没有生育能力，他们便收养了该男孩，谎称是从乡下抱来的。该男孩1983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系，现在定居深圳，为一IT公司的老板。

    但是，张志新的偷情生活，自以为天衣无缝，其实早已成为人们街头巷尾、饭前茶余，私下议论的热门话题。

    有关张志新婚外情的事和婚外生育的事，正是当年把张志新捧上神坛的那个记者陈禹山（现居美国）曝光的。逃往美国的刘雁子当年也曾采访过该案，也证实了陈禹山的话。

    1979年秋，张志新的妹妹张志勤在北京追问陈禹山：为什么辽宁有些人说我姐姐张志新有“作风问题”，并生育多个孩子，这是否是真的？当时陈禹山对此回避不答。陈禹山当时为什么对此避而未答？如果没有，可以直接否定掉，但他没有这样做，其中必定有隐情，这个隐情就是真情。其实当时关于张志新的报道中，已有披露张志新写给丈夫和女儿的遗言：“……十几年我对你没疼没爱，犯过的错误已结束了。彻底把我忘却，重新开始新的生活！……”犯过的什么错误？为什么十几年对自己的丈夫“没疼没爱” ？她一再说对不起他们，这些话与其说是自己遭罪牵连家庭的意思，不如说是一种夫妻感情上的内疚。但当时张志新已经被某些人指定为揭批文革的英雄人物了。陈禹山觉得说出真情有损英雄的圣女形象，对英雄的私人生活不应过多暴露。

    时隔20年，陈禹山在大陆，捞足了宣传张志新好处。定居美国后，陈禹山又想在美国人哪儿从张志新身上捞到一点好处。他回忆说，当时辽宁一些人传言张志新“生活作风”有问题，其实是有依据的，张志新确有“第三者”，并还有其他两个孩子生活在世上。陈禹山在调看张志新案卷时见到了张志新本人自白：她确实和当时沈阳一位文艺界人士有婚外恋，并承认“发生性关系”五次和生有孩子。整个案卷中，所有指控张志新的“反革命言论罪”，她没有一处承认有错，但是她唯独坦率承认了自己有“婚外恋”。并说是在重看焦裕禄故事之后，良心发现有愧，和焦裕禄相比，她这方面有损一个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对这一伦理道德过失，她愿坦荡认错。陈说，当时看到这一案卷时，已经采访过张的丈夫曾真，了解到曾真当年体弱多病，可以想见，在夫妻性生活方面，身体健康的张可能处在一定程度的性饥渴状态，加上张天性喜爱文艺，与情趣相投的艺术家产生婚外恋，是可以理解的。另外，当时的社会没有强调计划生育，人们对计划生育的知识知之甚少，张志新多次怀孕生下孩子，还是可以理解的。

    而张志新和“党校教员”生育孩子，则是已经逃往海外的刘雁子曾提及的。而且按照刘雁子的说法，张志新和这位“党校教员”交往很久感情也很深，以至于张志新曾经把他的照片缝在自己的大衣领子里，后来她良心发现告诉丈夫让他代自己取出烧毁。也许是没有经历过那么刻骨铭心的婚外爱情罢，我总觉得这样的做法有些变态。

    1968年，文革开始后，张志新的婚外情，还是被人用‘大字报’揭发出来（但当时人们并不知道张志新还生育其他孩子），经调查属实。

    曾真顶着绿帽子的重压，向张志新提出要办理离婚手续。此后，张志新自愧难耐，寻死觅活，自我作践自己。这是张志新自杀前给丈夫的诀别信：

曾真：

和你结婚14年生下了一男一女，我没有也无力完成自己的义务，希望你很好的抚养下一代，对林林要耐心，女孩子每长一年事就更多，要很好爱护她。叫她不要早婚，妈妈对不起他们。春节好好照顾。过去自己修养不好，打骂过孩子，让她别往心里去！好好学习。锻炼身体。改正“没有坚持精神”的缺点。让她好好照顾小弟弟，不要伤心，要坚强。

十几年我对你没疼没爱，犯过的错误已结束了。彻底把我忘却，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原来为你买东西的那笔钱，是我平时结余的，打算为父母办理丧事用的，如能积起可交我母亲治病用。也是最后一次尽孝！不过不要告诉他们，这会使他们受刺激犯病（你尽可能这二、三个月每月给他们寄15元吧！也可不寄，叫志勤寄）。平时多注意身体！为了革命多照顾自己吧！

我没给父母写信。如果沈阳家里没人照看，你可写信去和母亲商量是否把孩子放（天）津！不过我考虑，他们若身体不好，困难会大些。如若可能，还请何姥来照看，工资稍少些可减轻负担！总之担子都是你的了。对孩子要耐心！对不起你。十几年辜负了党的培养！一个人不管是生或死只要是为了革命就是有意义的！

以前千错万错，如果不能饶恕，我愿接受最严厉的惩罚，毫无怨言真正的革命事业永远是兴旺的蒸蒸日上的。为盘锦的美好未来欢呼！再次欢呼这个胜利的前途！愿为美好的未来添点出点力。但有没有这种可能，确不是能由我所决定的，革命能否容纳，党和人民决定。怎么定我怎么领。
毛泽东主席万岁！

志新
1969年1月5日晚

    曾真与张志新还是正式办理了离婚手续，这也为曾真和张志新的亲属间结下了怨恨。曾真再也没有结婚，一个人，把两个娃拉扯大也不容易。

    张志新一案，受害最多的恐怕不是张志新，而是他的家人。最令人伤痛的是张志新政治上的平反，却不能抹平偷情恶果，给亲人们之间的伤痕。张志新的娘家人和张志新的丈夫曾真反目成仇，一直有着深深的矛盾。在张志新平反昭雪后，就很突出。当时，有的报刊宣传刊登照片，因此缘故，把曾真抹去。中国青年报内参《青运情况》登过《张志新同志的女儿对张志新宣传报道的意见》。文中说：

    这里我只想反映一个问题，就是对我父亲的不公正态度……

    去年新华社转发我母亲大量照片时，保留了所有的家属和亲属，还有一些其他同志，惟独抹去了我的父亲。影响所及，全国照办。助长了对我父亲的误解。据传是徵求了我的一个亲属的意见……

    我难以理解的是：究竟有多少根据把我父亲从所有照片上抹去？明明是全家四人的照片，为什么偏偏要改成三人？另一张在平反大会后怀念我母亲的的三人像也不能发？我父亲是个党员干部，涉及对他的态度，新华社为什么不去徵求辽宁省委、我父亲所在单位党组织和广大干部群众的意见，也不听取在“四人帮”的时期真正直接受到迫害和株连的我们的家属 (家庭成员)的意见，而只是单单去问家属？……

    在我妈妈的冤案平反之后，省委从未否认我父母的夫妻关系，法院撤消了过去的离婚手续。妈妈虽已不能复生，但是，我们全家人都从心里感到，我们四口人从政治上、法律上和感情上重新成为一家人了。这是粉碎“四人帮”的必然结果，也是压在我们心底10年的愿望。而有的人却从他自己的狭隘观点出发，想要人为地再把我们全家人分开，不允许我们彻底消除遭受迫害的痕迹，阻挠党的政策的彻底落实。负责落实党的政策重任的新华社、党报和出版社，却没有站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和政策的高度加以抵制，这使我们不能不感到遗憾……

    关于我父亲同我母亲离婚，这是事实，用不着回避。但这决非个人所造成！这种家破人亡的悲剧，是遭受“四人帮”残酷迫害的直接结果，是社会造成的！

    张志新的母亲郝玉芝认为这份《意见》是曾真所写，而以林林的名义发表的。她针对这篇文章，写了一份数千字的意见。她写道：

    现就我和亲属们了解的与《意见》有关的一些情况加以说明，以正视听。

    (一)《意见》称新华社转发志新照片时“惟独抹去了我父亲”、“据传是徵求了我的一个亲属的意见”、“究竟有多少根据把我父亲从所有像片上抹去。” 我要说明，不登他的照片是我的意见(儿女们都同意)，原因是他“已经徵得志新和组织上的同意离了婚”，登他的照片在法律上是不合适的，况且没有宣传他的必要。在这里我郑重申明：据说他在事后办理了撤消离婚的手续，事先我既不知道，事后我也从来承认过。因为我女儿已经无法表示自己的意见，不能将一方的意志强加于死者。至于法院批准的单方面撤消离婚是否合法，暂不在此述之。

    (二)《意见》指责“负有落实党的政策的新华社、党报和出版社，没有站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和政策的高度加以抵制。”志新事迹的意义绝不是表现在家庭中，她的光荣是属于党的，属于中国人民的，当然也是属于她个人的。众所周知，党的宣传机构的领导和同志们做了大量调查，冲破阻力，以忘我的精神和对烈士深切敬仰的心情，大规模地宣传了志新的事迹。仅仅由于在一个时期没有登他的照片，《意见》就给党的宣传机构扣上一顶帽子，这究竟是为什么？

    郝玉芝写道：

    我的外孙女林林失去母亲时只有十二岁，以后的十年，活人给她灌输了什么东西呢？《意见》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只不过是通过孩子之手，能怪孩子吗？！我不想伤害孩子对父亲的感情，但面对《意见》我若不将真相说明，难料孩子之手还会做出何等事来……

    鉴于《意见》已经广为传播，有些不明真相的刊物冠以《父亲无端受指责，女儿修书鸣不平》之类的标题转发，我要求我的这篇东西也在同样渠道予以披露，以正视听。

    这场笔墨“官司”没有连续打下去，但问题与情绪一直困扰着这两个不幸的家庭。张志新的母亲郝玉芝已经去世，曾真、张志勤均已进入暮年。目前，张志新两个儿女均定居美国。他们似乎也很不愿提及自己的母亲是谁，在填写各种表格时不提母亲是烈士，而是一句“幼年丧母”。至今，他们仍受着张志新给他们带来的痛苦，心还在流血。

    而张志新所生育并且活下来的其他两个儿女，虽然隐隐约约也知道自己和张志新之间的关系，但也从来不愿提及此事。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94898b0102v5rt.html）

三苗

用私生活攻击他人都是下三滥。

吹笛在湖北

张志新影响巨大，此文一些细节填满历史遗空，也算再次丰富了那个时代，包括报道前后的时代。文中作者立意局限婚外情，删了几行。

水笺

用私生活攻击他人都是下三滥。
三苗 发表于 2014-10-7 14:24

同意这个说法。张志新的大冤，主要是因政治观点，言论不同，在人制社会里受到的非人折磨。这跟她生几个小孩子没有什么关系。同时，在这里，我窥探男女关系比天大，似乎文革时期建立起来的事，如果过去真那么在乎男女关系，张志新一定早受到所谓“组织处分”了，何况还一而再，再而三地生过孩子。

张志新的评反应该得益于她是一个共产党员，是一个革命者，是组织上的人。如果是一介平民，你想都要不用想（平反）。

ironland

希特勒的私生活好像很检点。

读史拍案

对于张志新的私生活应当与之政治立场不应纠结，身体是她自己的，与谁存在身体上的关系，与政治观点是两码事。本文若仅只是介绍人物的婚外情逸事本也没什么，问题在于文中已涉政治涵意傾向性观点，这从标题已经点明。张志新在那种高压下能直言自己的政治观点，在“做党的训服工具”奴化教育占绝对支配语境的当时无异于黑暗中之呐喊，于无声处听惊雷，是难能可贵的，此乃大节！还须指出她之婚外情不存在以权谋私，与当下男女贪官们权色交易养情妇或情夫满足一己私欲根本性质不同，无可同日而语！

棋子

不提这事，都快忘了张志新。以后恐怕想忘都难。
      还是英雄，但现在是有血有肉的英雄。偷情在那个时代多是没办法的事，离婚不像今天那么容易。就是在今天，由于种种原因维持不幸婚姻的也大有人在。

tmstms

党不愿意宣传张，是因为这是党的丑闻。但是张是当代共产党英雄是不能否认的。她会永远被人们记住。

水笺

党不愿意宣传张，是因为这是党的丑闻。但是张是当代共产党英雄是不能否认的。她会永远被人们记住。
tmstms 发表于 2014-10-9 10:46

认定是英雄也有点牵强（英雄的标准是什么？），张那点事可能多因是个性使然。我们党的政策从来多变（如XX运动，若干年又评反），张志新可能没有融会贯通，俺们瞎讲。

sunchuanzhao

9# 水笺
张是党员所以平反,偶然因素选择了她作为开明政治宣传的材料。

张这个人和林昭都是值得讨论的人

张家庭49年后，不得不大转弯，识事物者，知识阶层这种家庭不少，陈文胆（自杀）、傅将军（投降）的子女都伸一条腿到新政权之中，
林的家庭也是如此，母亲50年代积极得很，我们很难说他们是理想主义，还是投机分子
张在组织内和社会限制，婚姻选择也有局限，往往违背其本性意愿，拿她做典型，是宣传所需要，
今天也是如此，不少公知，倒不是体制外，在体制内混得也有声有色，体制内的资源也利用不少，进退自如，评选出的百人，如果统计一下恐怕这种类型居多，所谓反体制者大多父辈是体制老干部，一个鲍x,30年代出生，现在口口声声诉说自己不幸，当年为何弃学做秘书
近读周蕾20多年前写的《流亡的知识分子》，中间援引一位美国人话，中国知识分子在诉苦自己手迫害之前，得先反省自己做了写什么。

吹笛在湖北

9# 水笺  
张是党员所以平反,偶然因素选择了她作为开明政治宣传的材料。

张这个人和林昭都是值得讨论的人

张家庭49年后，不得不大转弯，识事物者，知识阶层这种家庭不少，陈文胆（自杀）、傅将军（投降）的子 ...
sunchuanzhao 发表于 2014-11-11 08:23

极其同意。我对林昭也存保留。

中国知识分子在诉苦自己手迫害之前，得先反省自己做了写什么。

吹笛在湖北

@
    林昭于1932 年12月16日出生于苏州，名彭令昭，乳名苹男。

    林昭的父亲彭国彦早年在英国留学，1922年考入东南大学主修政治经济，1926年毕业论文是《爱尔兰自由邦宪法述评》。1928年9月在国民政府举办的第一届县长考试中获第一名被任命为苏州吴县县长。因为其不谙官场拍谄之道，很不招上司同僚喜欢，不久就被调去苏北邳县作县长。虽同为县长，苏北与苏州不可同日而语，实际上等于贬官发配。后来，干脆开了他的缺，于是他只好回老家赋闲。老家在在苏州山塘街，是间普通平房，可见彭家日子并不宽裕。1945年，彭国彦到了上海，在中央银行当了1名职员。但到了1949年，中央银行随着国民政府的溃败而垮台，彭国彦只好再次赋闲，不久就被共产党管制起来。

    母亲许宪民，1908年生，16岁便在哥哥许金元（许金元曾任中共江苏省委青年部长、苏州特别支部书记，1927 年“412”事变中遇难）的影响下参加革命，是苏州第1个穿上军装的女兵。1936年任第3战区上海淞沪3区专员。沦陷后，坐过日本人的牢。日本投降后任苏州县银行董事，《大华报》总经理、苏福长途汽车公司董事长。1946年，在史良支持下，参加国大竞选并当选国大代表，在众多有利身分的掩护下，资助共党建立地下电台，并帮助地下党进行策反活动。当时林昭正在苏州景海教会中学读书，受母亲的影响，对国民党的统治极为不满，视之为“黑暗的时代”。她向往共产革命，很快，她就找到了共产党外围组织，为大地图书馆工作，热情参加地下党组织的话剧义演，被发展成为地下党员，同时也上了苏州城防指挥部学生黑名单。为保存实力，地下党组织黑名单上的人撤离，但她没有撤离，从此也就和地下党失去了联系，也失去了那份好不容易得来的“荣誉”。

    1949年6月，她不听母亲让她去美国留学的劝告，考上了中共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录取后，母亲不许她入学，说，“你要去，出去了就别再回来。”她不肯妥协，于是留下“活不来往，死不吊孝”的字据，负气出走，并把自己的父姓去掉，改名“林昭”，以示决绝，一走就是3年。1950年8月苏南新专的同学全部下到基层支援地方工作。林昭参加了土改工作队，深入到苏南太仓县八里乡。基督徒和牧师静静守护着上帝的殿堂。还是少年的林昭们，在土改工作队长的带领下，在教堂外面射出一片子弹。当一阵惊悚的枪声响过，牧师出来以《共同纲领》中“宗教自由”条款论理；而她以共产党的土改政策禁止宗教为依据，终于赶走了牧师和基督徒。从此，上帝的殿堂成为土改工作队的据点。当时她对毛泽东虔诚到极点，称毛为父亲。她看到他们发动起来的“群众”，在冬天把地主放进水缸，将其冻得彻夜嚎叫，她感受到一种“冷酷的美”。那时她相信，惩罚“阶级”敌人就是公义。

    1952年土改结束后，林昭以干部的身份分配到《常州民报》工作，在这里她深入工人之中撰写了大量报导。1954年以江苏省第一名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报考时，名字依旧是彭令昭，入学时改名林昭。1955年春，林昭参加了北大诗社，任《北大诗刊》编辑。随着年龄和见识的增长，她开始反思自己过去的一些作为；想起自己亲自揭发过母亲的一些“罪行”，痛苦地哭了。在写给母亲的信中，她说：“今后宁可到河里、井里去死，决不再说违心话！”1956年秋《北大诗刊》停办后，林昭成为综合性学生文艺刊物《红楼》的编委会成员之一，《红楼》第2期的责任编辑是林昭和张元勋。1957年4月18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林昭为欢迎伏罗希洛夫访华而作的诗歌《我们的心》诗云：  毛主席的话里响着我们的声音，/我们的心随着它的旋律沸腾；/急赶了多少里路，等候了多少时辰。/此刻我们的心扑向尊贵的客人。…… 敬爱的领袖，传奇式的将军，/我们的心随着你们拥进了新华门，/在你们每句话的后面，我们喊同意，/你们写下的每一行字，我们都签名！

    1957年5月19日，张元勋等贴出大字报《是时候了！》，随后几天，北大的大字报越来越多，有人认为大字报中的右倾言论是反革命煽动。林昭原本可以当个左派学生当到底的，他的转折点出现在左派学生大肆围剿右派学生的时候。22日极闷热的晚上，在北大十六斋东门外的马路上开展了一场激烈的“口战”，一些发言认为“大字报中的右倾言论是反革命煽动”。林昭公开反对那些上纲上线的批评，并说：“我们（此处指左派）不是号召党外的人提意见吗？人家不提，还要一次一次地动员人家提！人家真提了，怎么又勃然大怒了呢？就以张元勋说吧，他不是党员，连个团员也不是，他写了那么一首诗，就值得这些人这么恼怒、群起而攻之吗？今晚在这儿群体讨伐的小分队个个我都认识！所以，自整风以来我一直没有说话，也没有写过什么，为什么？我料到：一旦说话也就会遭到像今晚这样的讨伐！我一直觉得组织性与良心在矛盾着！”这时，她不再是一个“正确”观点的追随者，她只是一个常情常理的坚持者，她只要求人们依照常情善待那些哪怕观点错误的同学。

    “你是谁？”黑暗中有人咆哮。“你又是谁？你有什么资格问我？”林昭反问道：“你是公检法吗？还是便衣密探？”她停了一下，接着说：“我可以告诉你，没关系。武松杀了人还写杀人者打虎武松也，何况我还没杀人。你记下来，我叫林昭。林，双木三十六之林；昭，刀在口上之日！告诉你：刀在口上也好，刀在头上也好，今天既然来了，也就没有那么多的功夫去考虑那么多的事！”没想到1句成谶，11年后，在她36岁之年，竟命归黄泉。

http://bbs.tecn.cn/viewthread.php?tid=203350&extra=page%3D1

吹笛在湖北

——林昭的颜色

       红色代表暴君，白色代表英雄。暴君跟英雄只在一转念间。

       暴君是指她在冬天把地主放进水缸，将其冻得彻夜嚎叫，她感受到一种“冷酷的美”。英雄是指她被从待了八年的牢房病床上拖走，塞死她的嘴、勒紧她的喉咙，秘密架到死刑场……

      什么是支撑她、成为她的，那个知识、思想和信仰？

      具体说，什么是她的政治理念和人生观？她的从红到白的转变，到底是政治理念在严密的理性逻辑中，思想从一极走向另一极使然，使她从暴君转向了英雄？还是知识人追求完美性、纯洁性的人格趣味而这样？或者乃是到底生长在曾英国留学的父亲与青年革命家的母亲的混合遗传导致其鲜明与矛盾的复合体？

      林昭一贯革命，崇拜毛泽东为“父亲”，欣赏冷冻地主之“冷酷的美”，献身般表示无条件只要“敬爱的领袖，传奇式的将军……写下的每一行字，我们都签名！”

      离开了土改的蛮荒农村，在城市现代大学文明校园，她所发生的蜕变，其标志是在一个夜晚，她为了一个叫“资格”的东西，忿然从极左，转向了右。她愤激质问：“你又是谁？你有什么资格问我？你是公检法吗？还是便衣密探？”——这里，我们看到了反抗集体霸权下张显出来强烈的个人意识。

       这样看来，促变林昭的是个人主义，一般说是伦理个人主义，具体说是权利个人主义。个人有奉献一切、成为革命螺丝钉的自由，这时她是左派；个人有说话表达、不与集体同声的自由，这时她滑向了右派。她的转变情境说明她属于一种自在自然的本性。

       她是一棵树，风给她形状，风来了，摇曳生姿。风力力大了，她弯向那一边；风力再大一些，一股相反的力量会从树根不自觉生出；风力更大，会生出更多的反抗力量。暴掠风下的树，会成为一个反抗的表征。最后，树折断的那一刹那，旁人的记忆和定性，于是定格在一个暴君反抗者的形象上。

      她给人一个白色的形象。而她也有过红色的形象，一样也是非常鲜明。

      她的人生是“风格化”的，一种人工化的、被制约的个性。红色政治不过是一道他者，革命是用于放飞自己的翅膀颜色，所以她在土地革命中风姿绰若，她能够冷静欣赏革命的“冷酷的美”。牢房中坚持自由的白色，其资源来自何？恐怕也是来自革命者。——小册子中那些坚贞不屈的形象，国会纵火案中季米特洛夫的辩护词的影响。——所以，这种白色是从红色移搬来的，是人工化的，是错位对接，所以白色也是单调的，是苍白、直白、干燥的白，丰厚滋润的白色没有。

       她是一棵自由与革命两种对立基因混合的树，来自她的家庭遗传，人生三十岁前是激进主义，三十岁后是自由主义，这是一个基本逻辑。她的红色激进主义是一段，她换了一个文化环境时，她的个人之一另一面白色自由主义开始占上风；然而她的自由主义也似乎是激进主义式的。总之，她红白两份，她客观上是片面拼合体。简单、纯粹而风格化。

       土改是铁与血，是操作性的，是物化的。在北大校园里，她进入文化精神，理性占主导，显出精神自由的属性。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在政治迫害的作用力反作用力关系下，生长出来。她的人生向右走，一直走到了极右。走到了极致英雄的顶端。其中原委是——

       一、她的性格是个人主义的，甚至偏激，直至极端；二、她的行动是惟意志论的，无视生活、无视条件、无视他人；三、她的知识是反抗性的，则表现为她的转折的动力和思想资源多来自反叛和自我反叛。——她拿曾经反对过东西的作为武器，来反对现在要反对的东西。

       她是一个没有历史普遍性的政治英雄，只在时下反毛的时代中有意义。在芸芸苍生的故事中，她因集红白对立于一体的人生色彩，成为许多大起大落、吊诡而惊悚悲剧中的一种。

       所以，此文结尾对她的死的陈述，不是纪念碑式的叙事，如“中华民族最清醒的理性、最美丽的心灵、最伟大的性格、最圣洁的灵魂，无声无息地香消玉殒。”而是一句惯常化的叙述：“没想到一句成谶，11年后，在她36岁之年，竟命归黄泉。”

吹笛在湖北

萨特经常讨论这个欧洲知识分子对历史的责任问题，所以萨特有一句话说得是很极端的，作为知识分子，应该对过去历史上发生的一切不可挽回的事情负全部责任。

吹笛在湖北

朱学勤：作为中华民族知识界的一员，我觉得应该和整个知识界为二十世纪中国的苦难历史承担自己应有的责任，而不是仅仅局限在控诉、咒骂。我是受害者，不，在你被受害以前，你的理想你的追求是参与了导致迫害你的这一场人间地狱的制作的。

三苗

请朱学勤和所有自由派先为皮诺切特忏悔……

水笺

13楼的文章读来很惊悚 ，具有雕塑美，对林昭形象化的记录，心中不禁想问十万个为什么，是谁煅造了她？（张志新也一定是这样煅造的。）

大表伯

好像戈培尔很忠于爱情和家庭，最后带着老婆和七个娃自杀为法西斯殉葬。把一个人的政治立场、伩仰和私人作风和道德联系起来是很可笑、无知和庸俗的。林彪没有私情难到在政治上就不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吗？用这样的文章抵毁张志新烈士！只能说明缺失起码的历史责任感和对历史正义的扣问。

歪弟

我对林昭没有任何保留，毕竟那个激进年代，和张志新一样他们都真诚的对待自己的内心而没有丝毫的妥协，不管他们所受的教育或者私德品质如何，他们的灵魂仍然高贵。

tmstms

核心提示：1979年中国新版《辞海》当中多了一个辞条，张志新，那一年张志新的名字频繁见诸报端，带给国人的是集体震惊和反思，时光荏苒，三十多年之后再一次提起张志新却经常听到有人追问谁是张志新？张志新在1969年写下的对毛泽东的评价与十年之后中共中央《关于建国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毛泽东的评价部分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只不过张志新是用生命作代价，提前十年道出了一个思想者的内心独白。

凤凰卫视8月11日《我的中国心》，以下为文字实录：

解说：1979年5月的一个下午，《光明日报》记者陈禹山向中宣部递交了一份稿件，时任中宣部部长的胡耀邦在看过之后一字未改，同意报道，只是叮嘱删去过于残忍的一处情节，6月5日，《光明日报》刊出了这篇题为《一份血写的报告》的文章轰动全国，这篇报道的主人公叫张志新。

老鬼（作家）：我相信很多人心里都记得她，不会忘，像40岁以上的人，因为她，她就真是一个闪电一样难忘。

刘慧珊（张志新同学）：张志新穿了宽背带裙是洗得有点发白的裙子和白衬衣，一手抱着她的六弦琴，一手提着马扎，向我们飘然走来，我现在这个情景还记得非常清楚。

曾子墨：1979年中国新版《辞海》当中多了一个辞条，张志新，那一年张志新的名字频繁见诸报端，带给国人的是集体震惊和反思，时光荏苒，三十多年之后再一次提起张志新却经常听到有人追问谁是张志新？张志新在1969年写下的对毛泽东的评价与十年之后中共中央《关于建国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毛泽东的评价部分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只不过张志新是用生命作代价，提前十年道出了一个思想者的内心独白。

解说：张志新的丈夫曾真今年八十六岁了，与张志新离婚后没有再娶，他们的一对儿女如今都在国外定居，年老多病的他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养老院，张志新去世后几十年的时间里，曾真始终在媒体面前保持沉默，他坦言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没有给予张志新足够的支持和关爱，时隔四十多年之后，2012年8月，曾真接受凤凰卫视独家专访，首度开口讲述与张志新悲欢离合。

曾真（张志新丈夫）  ：我记得她，她的这个入党的迫切性，她批准入党以后但是我当时还不知道，后来知道回来她讲，我一进屋的时候啊她靠在她那个床边上，斜靠着，她新织的红的那个围巾她摆在那个地方，她坐在那个地方拿着一本书，拿了书大概也心不在焉的，我一进门的时候她是一面就想着我什么时候回来了，一面在那儿拿着一本书，但是我回去以后她没有说别的，第一个要说的，第一个说的就是她已经批准入党了。

解说：1968年一个普通的星期天，曾真陪同张志新到同事家里借江青的讲话资料，谈到眼下的形势张志新说，她觉得文革好多问题不能理解，那年她38岁，面对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她向同事讲出了自己的看法。

老鬼：她那时候在辽宁省委宣传部，文艺处的一个干部，他们那个宣传部的副部长叫安波，文革中，文革前就死了，但文革中还给就是好像是死了也要批判他，她就特别想不通，她觉得安波是一个老革命了，解放前创作了很多这个革命歌曲，怎么又批判人家呢？所以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张志新她不是说是一个墙头草，她有独立的思考，那时候打倒时传祥是一个淘粪工人，说他是刘少奇的孝子贤孙，给他整得家破人亡，后来可能也整死了，张志新就想不通，就这么一个工人那么整他干吗？张志新就是从这些老百姓、这些干部、老干部受迫害开始对文革、对江青、对中央这个政策开始怀疑的。

解说：当时的辽宁省委分为两派，这位同事希望张志新站到与自己一派这边来，张志新却说她考虑的不是这派和那派的问题，而是中国当前的路线问题。

陈禹山（原《光明日报》记者）：她还讲江青同志我不了解，现在打倒那么多干部难道都是坏人吗？毛主席身边的人还有几个人呢？她就讲一些这个，她这个同事把这个打小报告了，去对立派打小报告揭发她。

解说：但是曾真认为这个女同事并非恶意揭发张志新。

曾真：那个女同事据她后来给我来一封信，据她讲她的丈夫正好在那时候是一个医院的院长，正被挨整的时候，整得死去活来，所以她这个人胆小、怕出事，一听张志新讲这么多好家伙，又讲江青怎么怎么样，毛主席怎么怎么样，她怕啊，她心里害怕，这张志新怎么发疯了还是怎么回事？她就跑去跟那个人讲了。

解说：本来只是私底下发表言论的张志新就这样被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激流，但是在此之前，在大家眼中张志新却是一个喜爱文艺、热情上进的好青年。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张志新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一心想奔赴朝鲜战场的她却被保送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学习俄语，直到今天，好友忆起张志新仍然满是溢美之词。

刘慧珊：她长得很美，而她的心灵更美，温婉、娴静、多才多艺，她心灵手巧、充满爱心，总是飒爽英姿、很挺拔、很利索、很有大家闺秀的气质。

解说：张志新出生在一个大学音乐教师家庭，常与二妹志惠、三妹志勤随父演出，成为津门地区颇有名气的“张氏三妹”，张志勤说大姐是弹六弦琴的，但小提琴拉得也不比她差，时隔数十年，张志勤依然记得低沉忧婉的《叙事曲》是大姐张志新的最爱。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张志新的家人也先后遭遇变故大哥身体残疾，二哥被打成右派，三哥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此时曾真已经嗅到了不一般的政治气息，开始担心妻子的言论会惹来大祸。

曾真：但是表面上还没动她，也教什么忠字舞，她不是比较会跳舞，教忠字舞什么的让她出来讲，这些参加学习的人教忠字舞，实际上内心她对这个非常讽刺的，对这个忠字舞之类的，个人迷信的一些东西，后来她在她材料里面就已经写了，多少年以后有人看到这个场面的话都会当成笑话，据我知道的就在那个时候听说我也没看见，就有人给她贴大字报了。

解说：当时张志新已经跟随辽宁省五大机关计三万余名干部被送进了盘锦的五七干校，曾真记得张志新感觉到这次下放与以往不同，在她的提议下，一家人拍下了这张合影。

曾真：后来公布那个相片就是那时候照的，她可能也是想带着吧，到那儿她知道是要挨整的，她心里知道是要挨整的，是要上战场去的，带一些什么毛选啊，什么这些东西带一些书去了，那时很少人到那儿去很少人，都是带个小本本，那时候不是带一个缩印的这个《毛泽东语录》吧，都带那个，没人说是带一包书去的，她可能都是有所准备的就是。

《我的中国心》凤凰卫视中文台播出【节目专区】

主持人：曾子墨【主持人专区】

首播：周六10：05-10：55

重播：周日21：40-22：30

声明：凡注明“凤凰网”来源之作品（文字、音频、视频），未经凤凰网授权，任何媒体和个人不得转载、链接、转贴或以其它方式使用；已经本网书面授权的，在使用时必须注明“来源：凤凰网”。违反上述声明的，本网将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tmstms

张志新：文革中批毛泽东 狱中遭强奸枪毙前被割喉2012年08月13日 09:45
来源：凤凰卫视 字号:T|T45956人参与238条评论打印转发
文革中怀疑江青 反对迷信毛泽东

解说：这次离家注定不是一次短暂的分别，那时的张志新就已经下定决心绝不妥协，1969年初，在五七干校一次小型批斗会上，张志新第一次比较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她说我就是怀疑江青，觉得江青在中央文革是她个人说了算，打倒这么多人是否都是路线斗争，是否打击面过宽，再过几十年的人看我们现在和党的（领袖的）关系，就像我们现在看从前的人信神信鬼一样不可理解。

陈禹山：她讲的是些什么呢？第一个，主要是讲文化大革命，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是错的，对毛主席她怎么评价呢？毛主席的丰功伟绩是不能抹杀的、不能否定的，但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毛主席犯了错误，最主要的错误就体现了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什么三面红旗，就是说他文化大革命推行这个左倾机会主义政治路线不是突然来的，从1958年那个时候开始就展过来，发展到了文化大革命是登峰造极了。

解说：一次批斗之后工作人员拿来发言记录给她看，张志新看过之后说这都是我讲的话，但你们记得不全，我给你们一份更详细的，在她看来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按照原则向党组织提出看法是没有错的，她甚至写了一篇名为《刘少奇是我们党杰出的领袖之一》的文章，出言为刘少奇辩护。

老鬼：她相信党，她相信组织所以她才把自己心里想什么都说出来，她就是人说的就是跟党，就是把自己的心都掏出来给党，她一点不隐瞒，因为当时那些思想很多都是很危险的，不能说的，一说要杀头的那些思想，你像她对毛泽东的看法，她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她替彭德怀说话、替刘少奇说话这都是可以定死罪的。

解说：张志新白天参加劳动，晚上接受批斗，交代她对毛泽东、对江青、对文革的看法，1969年夏天，曾真到干校看望张志新，当时他并不知道妻子被批斗的遭遇。

曾真：她就领着我回她的宿舍，就问我为什么来？我说是我也没什么事了，我想问她什么东西她不说，她没说，什么也没说，就把东西，我把我买的东西给她了，就坐了几分钟她就起来了，她说我要吃饭去了，没吃饭，那我走了，我后来回想就那时候她已经挨整了，排那小队，就是这几个挨整的人排着队上食堂吃饭，而且她为什么马上就赶我走，可能有她的想法的，就她一个人挨整她不愿意让我沾包儿就是这样，如果我那样时间谈长了人家肯定得追问她，你们俩搞什么名堂啊？那肯定得追问，是不是又通风报信呐，搞什么，转移什么黑材料之类的，就得追问我了，她几分钟就走了，他就没法追问我了。

解说：从那之后，曾真多次提出探望张志新，都被拒绝了，理由是张志新已经有问题了，到了秋天有人找到曾真调查情况，让他揭发张志新的反革命面目。

曾真：我的脑袋里面还是迷信毛泽东的，还是迷信毛泽东，他们说是她反对毛泽东了，我也觉得这个不对了，你起码是有错误吧，他就问我够不够反革命，我的意思就是说她错误肯定是有的，但是她不够反革命，你问我够不够，根据我的了解直到这么长时间的了解，你说她是反革命还是不行的嘛，她干嘛反革命，她是共产党员她干嘛反革命呢？

解说：随后曾真被带回盘锦五七干校参加批斗大会到了现场他才发现批斗的对象竟然是妻子张志新。

曾真：坐的那个吉普车开过来，下了吉普车就把她押着，两个手就那么样，一只手摁着，一只手把手这么反上来，一只手摁着，哈着头，把她弄到那个广场前面，那些人又是喊口号，什么打倒反革命分子张志新之类的，一个人我不认识上来宣布张志新罪状，就说这个有的人认为张志新不够反革命，那就听听她说什么东西吧，我当时也没听清他说什么，就一条我记住了，说她这个珍宝岛那时候，珍宝岛那时候不是原苏联的吗？说是苏修，好像有点军事冲突吧跟中国，说她为这个苏修辩解，在批斗会上由于非常反动，不接受改造，顽固不化，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等罪名，张志新被捕入狱，关押在沈阳看守所，严禁家人和亲属探视，曾真眼睁睁看着张志新被押上吉普车带走了，之后他再也没有见过妻子，曾真最看中的记录着张志新思想的日记也被没收了。

曾真：被捕以后啊曾经把她押回到家里面搜查，我那时候在盘锦就两个孩子在家，这个居民委员会的主任来了，就告诉让保姆把两个孩子带走，把门开着，把两个孩子带着藏起来，因为他要押着，押着张志新来，要进行搜查，就搜啊，翻箱倒柜，所有的她写的东西全搜走了，如果能找到她的那个那就好说了，那她后来她的思想轨迹可能就比较好了，她写日记写得比较多，虽然不是每天写，但是她有什么想法就都写下来，都被搜走了，平反以后我就想找她的日记，没有了，早就毁了。

解说：1969年10月，入狱一个多月的张志新写出了一份万言书，称之为“一个共产党员的宣言”，她回忆了党对自己的培养，保送她上大学，送她去参军，将重要工作委任，而如今，为了寻求真理个人的一切都可以抛开，前提和目的只有一个捍卫党的原则和革命利益。

刘慧珊：她说扪心自问确实不是为了什么个人，如果出自个人难道家庭、父母、子女不值得牵挂？远离双亲子女一年、二年，若坚持立场观点不变，也许就永远不能相见，世界上母亲千万个，哪一个没有慈母心，难道说只有我张志新的心最狠毒？不，凡是了解我的人都不难得出评论，但为了寻求真理，这一切都可抛开。

陈禹山：她还讲我思想斗争很激烈，我一个家庭，家人和亲属有21口，难道不重要吗？一个人出事他们是很悲惨的，但是考虑到党和人民的利益，21口人都不要了，也算不了什么，我是个共产党员。

解说：为了改造张志新监狱方甚至动员孩子给她写信。

老鬼：她最后他们的孩子给她写信求她，希望她改变观点，就说你不要坚持了，你替我们想一想，你快认个错吧，她说不，她说我就，好像她的意思就说革命我就认准了，我不会改变的。

解说：张志新的凛然大义换来了对她的第一次审判，据当年办案人员回忆说，张志新被捕后原打算只要她认罪判几年就可以了，但她始终固执己见，已经“无可救药”，1970年5月14日张志新因反对毛主席、反对江青同志为刘少奇翻案等罪名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案件呈至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陈禹山：我采访那个省的高级人民法院的那些法官告诉我，第一次判决死刑，到陈锡联那个地方不要杀留下来当反面教材，就留下来了，判无期徒刑。

解说：1972年张志新被判处无期徒刑之后曾真向法院申请离婚，法院下达的离婚判决书送到监狱，张志新说离不离婚对我来说已没有什么意义了，当晚她写道现在好了，一身轻，无牵无挂，斗争到底，四十多年过去了，因为离婚这件事张家人始终耿耿于怀，直到现在张志勤还保留着当时曾真写给她们的一封信。

张志勤（张志新妹妹）：信上说你们的姐姐由于长期不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终于堕落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我已经征得她和组织上的同意办了离婚手续，以后要了解有关她的情况可以直接找她的组织单位，我考虑她已判了无期徒刑，即使以后表现得好，有可能减刑出狱的话，政治上也不会有什么前途了，因此经济上也没有条件再添置衣物我问她要什么东西，但她表示什么都不要，最好你们来个人把她的东西拿走，如果来不了，我只好将她的东西送到监狱了。

解说：提起当年的这个决定，四十多年来曾真很少出言辩解，直到这次坐在镜头前面，他才娓娓道出了自己的苦衷。

曾真：我不想不行啊，对我来讲有人问我你有没有，是不是就是为了孩子，我说我当时还真没想到为我自己，我想什么，我自己有什么可想的呢？我还想飞黄腾达啊，不可能了，我就想活着孩子养大，当时孩子精神压力也挺大的，干点事上学也好，那时候红小兵之类的也好，那都得做检讨，都得批判，批判张志新，精神压力，小孩子那大十多岁，孩子下乡的时候老二才四岁半，下乡的时候，什么也不懂。

tmstms

在监狱为了免遭凌辱 把粪便涂在身上

解说：张志新曾给曾真写过一封诀别信。信中细数离情别绪，将年迈的父母和未成年的子女托付给他，并要他“彻底”把自己“忘却”“重新开始新的生活”，但是这封信被监狱方扣下了，后被装入张志新的档案里。直到十年以后，曾真和两个孩子才看到这封信，彼时声泪俱下，悲痛欲绝。离婚之后，曾真藉口送还衣物，想到监狱探望张志新，被拒之门外。当时张志新已经被转移关押到本溪监狱。

曾真：到本溪的劳改，那里壁垒森严啊，墙高高的墙，到那儿，那个门根本就不开的，到那儿问你干什么的，我说我想见见张志新，他就开一个小窗子，里面那个穿的这个解放军衣服的，告诉我不能见，我说为什么不能见，他说她这个不肯改造，还坚持错误就不能见。

陈禹山：这都是当年采访张志新案件的那个采访本。

解说：陈禹山在撰写《一份血写的报告》过程中采访得知张志新因为拒绝认罪，在狱中背着18斤背铐，拖着沉重的脚镣多次惨遭毒打，头发几乎被拔光，受人唆使，狱中男犯人数次对她实施强奸。

张志勤：在监狱里面，他们还唆使流氓所谓以毒攻毒地殴打体罚、拔头发，前面和上面的这一块头发都已经拔光了，还用铁丝勒住姐姐的这个舌头、嘴，拿拖布往嘴里塞，为了不叫姐姐说话，给姐姐铐上18斤重的双脚镣，双手铐叫她在露天的地里10圈10圈地跑，还给她带背铐，就是两只手、两只手的，这个大指一上一下的朝后边铐起来。

解说：为了惩罚张志新，狱方将她单独关在一个只有一米见方只能坐，不能躺，不能站的阴暗囚室里，除了放风以外，不准出来，揭开地板就是便池，扣上地板再坐上去反省，犯人们称之为“蹲小号”。

张志勤：一般蹲小号的时间就是一两个星期，否则精神就失常了，人也废了。张志新竟然蹲了一年零七个月，为了不再受强奸犯强暴的这种，难以启齿极其低级的侮辱，姐姐竟然把粪便抹在自己的身上，脸上，就这样姐姐在精神、身心、肉体上受到了灭绝人性地摧残，后来终于患了精神分裂症，一连几天彻夜不眠、两眼发呆，蹲坐一天一动也不动，时笑时哭，自言自语，吃牙膏、把窝窝头蘸月经血吃。

陈禹山（原《光明日报》记者）：那监狱有些人已经向上反映，她这是精神出了问题，出了问题，那个原来用那个拿的馒头蘸着月经吃，喝洗脸水，那已经就后期了，那个坐小号，就这个过程中一个离婚，离婚曾真提出离婚，到监狱那个时候，那个她讲这个对我没有任何意义了，她一点不想，这是所有人生很多的精神的折磨肉体的折磨那是太大太多了，很坚强到最后还是疯了。

解说：据监狱里面的人后来写的材料证明，张志新在小号里面脱光了衣服，狱方找了几个女犯人进去才给她穿上衣服，狱警据实上报，上级却说张志新是在“装疯卖傻”，文革后查阅过张志新案卷的陈禹山说，她也有过懦弱的时刻，她曾经在某天审讯时也承认过“错误”，但第二天又翻过来，我认为我应该坚持我的观点，于是有人说她不要脸，她回答，我连命都不要了，我还要脸干什么。

陈禹山：她是从38岁到45岁就是她牺牲，是枪毙那一年，在这个过程中受到的打击很难讲的，这是人世间所有的经历最悲惨的她都经历过了，最后精神崩溃了，最后疯了，疯了还说她装疯卖傻。


    解说：在张志新案件的卷宗中有一份特殊的笔录，沈阳法院的人找到曾真和孩子问道，张志新实属死心塌地，罪大恶极，你们有什么想法、看法？

曾真：要孩子表态，她因为她还继续反革命呢，有可能要加刑，要被判死刑，你们什么态度，她的什么东西啊，这些东西你要不要，孩子说不要，不要我们什么都不要，就这么个谈法。

解说：在卷宗中这样记录，张志新的女儿曾林林答坚决镇压，把她处死刑、为人民除害，我们连尸体也不要，政府愿意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我们都拥护，对于张志新在监狱的还有什么财物，我们什么都不要，这由政府处理，那年曾林林18岁。4月3日下午，办案人员到监狱对张志新宣判时问，你犯了什么罪，张志新仍然坚持自己无罪，她要求看判决书被拒绝，几十年后，我们在档案馆里找到这份判决书的复印件，上面写着罪大恶极、民愤极大，依法判处现行犯革命犯张志新死刑，立即执行。为了防止行刑时张志新呼喊口号，临行前她被按在地上割开喉管，张志新呼喊挣扎、痛苦至极，以至咬断了自己的舌头。

张志勤：凌晨姐姐被带到管教课一间办公室，先上来四个大汉强行将姐姐按倒在水泥地上，头垫一块砖，将她的头、手脚死死地压住，开始动刀，切割中由于疼痛之极，姐姐竟然咬断了自己的舌头奋力抗争，呼叫，但是由于气管被切开，气不能通过声带就喊不出声音来了。

老鬼：后来就是当时一个犯人后来出来了，他写过一个当时目击这个那天枪毙了四个，枪毙的情况，当时说是张志新就一个女的，就是张志新，后来他知道那个就是张志新。当时他们都切了喉了，这四个，都没法说话，都是颤颤巍巍的，疼得就不能自己了已经。

解说：“我的观点不变”是张志新留给这个世界最后一句话，之后她被割开喉管，拉到大会上接受最后一次批斗。当年陈禹山在《一份血写的报告》中曾写下这个情节，但是时任中宣部部长的胡耀邦认为割喉的细节过于残忍希望删除后再发表。

文革结束之后，张志勤和家人开始为张志新申冤，全国各地对于文革中冤假错案的重申也逐渐开展。1978年春天时任边宁省委第一书记的任仲夷着手为张志新平反。

刘慧珊：任仲夷同志看了张志新的案卷以后，非常地愤怒，他批示要公安法院部门立即着手就是清查此案，二月间又指示要尽快为张志新平反，《中国青年报》曾经有过一篇采访李锐的报道，在那里也有详细地记载就是说任仲夷同志非常佩服胡耀邦同志，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这样的精神。任仲夷同志呢是鼓起很大的勇气，就是说也顶着很大的政治风险就敢上刀山是这样子的一种政治风险面前作出的决断。

解说：1979年1月中旬，辽宁省成立公检法联合复查组开始对张志新案件进行审查，审查人员首先要看张志新在狱中写下的材料，总共十多万字，因为大多数是写在手纸上的，字很小，大家不得不用放大镜看。任仲夷对复查组工作抓得很紧，3月9日，复查组向省委汇报，任仲夷亲自主持汇报会。

陈禹山：任仲夷是对她的评价就是这是一个奇冤大案，我们应该好好学习她的精神，现在我们不是讲有解放思想，她的思想早就解放了，我们要学习她这种精神，学习她那个五不怕，不怕打击、不怕罢官、不怕坐牢，不怕离婚、不怕杀头，这是任仲夷最后在辽宁省委的常委会上讨论张志新的这个案件的时候，他就讲这个话。

解说：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要为张志新平反还做不到承认她言论的正确性，只能从其他方向寻找突破口。

曾真：当时审查组做了两件事，一个就是鉴定张志新是不是确实疯了，找这个精神病院、法医这些人监狱里面这种（情况）。当时认为她确定了肯定是疯了，而且是从这个看守所的后期，那就折磨了多少次，不知道检讨了多少次，批判了多少次，就已经有点时而好，时而坏，在盘锦看守所已经开始有一点了叫做什么妄想型什么精神错乱。

解说：1978年10月，辽宁省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布张志新案撤销原判，平反无罪。1979年3月，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判决书，其中写道原加处死刑认定的所谓事实均系在精神失常情况下所为，不应视为犯罪，这是一份今天看起来不彻底，但在当时却是无奈的判决书。平反昭雪之后，任仲夷指示追认张志新为烈士，任中宣部部长的胡耀邦决定宣传张志新的事迹。

刘慧珊（张志新同学）：《辽宁日报》上发表的长篇通讯《为真理而斗争》，就是写张志新烈士的英雄事迹的，这篇文章在就是《人民日报》的编辑看了以后都非常感动，就是上报呢要转载，就送到胡乔木手里去审查，胡乔木就压了一个月，经过《人民日报》编辑部一再追问，胡乔木才回答说太惨了，后来这篇《为真理而斗争》之所以能在《人民日报》加编者按加以转载是因为经过了胡耀邦同志的批示，耀邦同志说张志新就是刘胡兰式的英雄人物，应该刊登。

解说：三个多月的时间里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为中心的许多党报、党刊，将张志新的宣传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引发无数群众热血沸腾，有诗人写道她把带血的头颅放在生命的天平上，让所有苟活者都失去了重量，但陈禹山心中始终有一个遗憾，当时他查看了张志新相关的全部资料，唯独没有看到她行刑时的那张照片。

陈禹山：那个照片是怎么样，就行程记录，几点到几点开始执行，就是弹中头部一枪击毙，我就想看，我想要的但这个看不到，是没有办法看，那个就一定很残忍，可能脸和头都已经炸掉了，那么他不给看，看了也不能用，《一份血写的报告》出来之后就有不断的来了，来了以后，那个报纸就连续报道了，有一些读者来信，还继续有采访什么之类的搞了以后出版、画漫画的部门基本上全国上下都谈这个事。

刘慧珊：省内在任仲夷同志的直接关怀和推动下进行了五个月的宣传，就是新闻媒体，但是北京的情况倒反而不及辽宁，可能有比任仲夷更位高权重的人发话了吧，不要眼睛老看到过去，这个大概也就是三四个月，宣传活动嘎然而止。

解说：1980年5月某天晚上，有人来敲张志勤的家门，她看到一位很瘦的年轻人站在她面前，说他是刘少奇的儿子刘源，母亲王光美让他来给张志新的母亲送刘少奇追悼会的入场证，在那之前，王光美曾亲自到张家看望了张志新的母亲，感谢张志新曾用生命为刘少奇喊冤。近年来，一个名为“乌有之乡”的网站刊登出多篇文章，将张志新描述成为一个生性风流的女人，说她在被捕前曾有过婚外情，甚至诞下私生子，针对这个情况，张志新的丈夫曾真做出了反驳。

曾真：他造那个谣的私生子和我这女儿出生就半年时间，而且在那之前，我们没见着她肚子大啊，没见她那段时间没见她跟别人恋爱，肚子也没大，难道它这个乌有之乡拿这开玩笑，乌有之乡认为妇女能够半年之内肚子不大就能生出孩子来吗？

解说：陈禹山也曾在国外接受采访时称，他当年在采访张志新案件时，曾亲眼看到张志新的档案中，有她亲笔所写的供词承认婚外情的事实，但是曾真辗转多年寻找当年的档案资料都没有找到这份记录。

曾真：我曾经问过，我说档案里有没有她写的东西，我问过一些人，但是我问的人家都说没看见。

解说：又有人说张志新的丈夫曾真，曾在张志新的一件军大衣中发现了她写给第三者的信件，曾真彻底否认了这一说法。

曾真：把这个军大衣，军大衣让人，让监狱交给我，说交给她的丈夫，要我从这个衣服缝里面撕开，缝里面拿出来她跟第三者写的信还什么东西，根本不存在这个事。我跟她一起去买的棉大衣，蓝布棉大衣一直到这个，在盘锦，到监狱一直到她死，在平反之后从监狱拿出来的还是这件蓝大衣，那是有记号的，有个地方破损的，就穿着，一直是穿着那个蓝布棉大衣，哪有什么军大衣。

解说：“乌有之乡”的网站还发表文章称无论从任何角度论证，张志新的死都算不上迫害，用张志新的个案否定文革毫无说服力，张志新被追认为革命烈士非常荒谬，看到这些文章沉默了几十年的曾真感到非常气愤。

曾真：它是千方百计把张志新说成是自己好像在坚持错误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好像作死那个意思吧，为了强迫政府要杀她，它根本就否认张志新写了那么多真知灼见的批评毛泽东错误，批评文革的那么一些东西。

解说：张志新平反之后，曾真向法院提起申诉，法院很快给出判决，指出文革中批准他们离婚是无效的，是特殊情况下的错判，再次承认他们的夫妻关系。

曾子墨：从1969年因言获罪，到1979年平反昭雪，十年一梦，终归盼来了梦醒之时，张志新已经去世37年，她众多美丽的黑白影像及悲惨遭遇曾令世人喟叹，如今却渐归沉寂。张家7兄妹有的已经去世，在世的都已老迈，巧合的是张志勤如今的住离志新桥很近，妹妹张志玲的家则位于志新西路，北京这么大，岁月那么长，他们却绕不开“志新”二字。

tmstms

近年来，一个名为“乌有之乡”的网站刊登出多篇文章，将张志新描述成为一个生性风流的女人，说她在被捕前曾有过婚外情，甚至诞下私生子，针对这个情况，张志新的丈夫曾真做出了反驳。

snow1028

萨特经常讨论这个欧洲知识分子对历史的责任问题，所以萨特有一句话说得是很极端的，作为知识分子，应该对过去历史上发生的一切不可挽回的事情负全部责任。
吹笛在湖北 发表于 2014-11-13 11:51

你可知萨特什么政治派别？呵呵=========干净的手和肮脏的手：萨特的政治和暴力

(2008-08-10 20:36:28)

[url=]转载▼[/url]

标签： 政治 知识分子 共产党人 萨特 左派 杂谈

分类： 二镜杂集（转载）

    萨特在共产主义和阿尔及利亚解放运动这两项问题上的政治参与，都集中体现了许多激进左翼知识分子如何接受暴力，并把暴力当作实现正义目标的不二手段。对这种左翼暴力观最直接提出质疑和反驳的是萨特的朋友，并于1952年与萨特决裂的加缪。萨特的这两项参与还都生动体现了激进知识分子与“组织”，尤其是“革命政党”和“进步事业”组织的关系。这种关系一直在限制左派知识分子的独立批判和价值判断能力。1952年以后，萨特由靠拢法共，为共产主义暴力正当性辩护，成为党的“同路人”，有4年的时间。1956年，萨特又因支持阿尔及利亚民族独立，为民族解放事业暴力辩护，成为第三世界在西方的代言人，时达10年之久。1968年萨特在5月运动中成为“无产阶级左派”的同盟者，支持用毛泽东思想指导暴力社会主义革命，并于1970年出任毛派《人民事业报》的新主编。1974年，萨特和维克多.加维的谈话《造反有理》发表，萨特赞同当时中国的“暴力革命”，成为无产阶级左派知识分子的领袖。
在萨特的左派知识分子生涯中，1960年可以说是一个极特殊的年份。1960年的萨特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激进政治大使，他是卡斯特罗、铁托、赫鲁晓夫等特邀的客人，是当时反帝反殖知识分子政治的代言人。不久后，他在为法农(Frantz Fanon)的《可怜的天下人》一书所作的序言中，不仅支持阿尔及利亚人针对白种法国人的恐怖暴力，而且还提出比法农更为激进的革命暴力理论。就在同一年的年初，加缪在车祸中丧生，当时加缪46岁，萨特55岁。
　　加缪去世前的几年是孤独而痛苦的。从1952年起，加缪和萨特就已经不再交谈。这两位知识分子的公开对立的直接起源就是让松(Francis Jeanson)在萨特主编的《现代》杂志1952年5月号上发表的《阿尔贝.加缪或反抗的灵魂》一文。这是一篇针对加缪近作《反叛者》的批评文章，长达21页。加缪写了一篇17页的答复。随后，萨特和让松又各对加缪的答复写了分别为20页和30页的长篇答复。争论涉及许多个人恩怨，但却一直集中在暴力的合理性问题上。加缪坚持以反对暴力为基本人道价值的“形而上反抗”，不赞成以未来的名义实行暴力和“历史反抗”。加缪认为，代表后一种反抗的种种“革命”实际上只给这世界带来了恐怖、暴政和专制。让松和萨特指责加缪置身于历史之外，是一个空洞的、实际上不道德的道德主义者。这场争论以加缪和萨特的彻底决裂而告终。
　　五十多年前二战后的世界是一个以黑白正邪两分对立划分的世界。意识形态的“对决”把世界分成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个经渭分明的阵营。这是当时知识分子的生活世界，也是他们对之作出反应，并在其中形成知识分子政治定位的环境。萨特、加缪和他们同时代的许许多多其他介入型知识分子一样，都不能不成为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政治知识分子”。他们的知识分子介入行为大多以参加党的工作、在政府部门中担任职务、办报纸、写社论或时评、参加公共活动、签署声明或请愿、在社会和政治事件中表态为表现形式。这种知识分子行为往往面对的是一般公众，使用的是简洁明了的语言，表明的是清楚可辨的立场。当这些都变得越来越困难时，一个知识分子的最后选择便是陷入沉默。这正是加缪在五十年代末的处境。就在加缪陷入沉默的同时，萨特越来越宏亮地发出他激进左派的声音，在这声音中最振荡不息的恰恰是对革命暴力的赞扬。
　　一.干净的手和肮脏的手
　　萨特和加缪在对待共产主义(尤其是法共和苏联)以及阿尔及利亚革命的立场上，都存在严重分歧。决定他们立场分歧、介入行为和结盟标准的首先是各自的道义原则，其中的关键是如何看待“暴力”和“恐怖”，以及是否需要在现实参与中保持干净的道德之手。
　　早在1943年，加缪就在《致德国友人信》的第一和第二封中阐述了“干净的手”的道德含义。那就是，反暴力残害是道德政治必须坚持的基本价值原则。加缪坚持认为，无论是现实政治，还是知识分子政治，都必须坚持不到绝对必要时，不到生命受到直接威胁时，不得使用暴力。加缪在信中向他的德国朋友解释了法国因何最初战败，因何迟迟才进行抵抗，因何而能最终战胜德国的原因。加缪在信中说，法国参战的犹豫不决是因为“我们法国人痛恨战争，”并且始终在思考“我们是否有杀人的权利，是否可以增加这个世界可怕的灾难。”而就在法国人思考真理时，德国人得了战争的先机。法国人为战争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法国人只是在被逼到“死亡之门”的时候，才奋起反抗。这时候法国人的良心是清白的，“手是干净”的。法国人的正义战争是“你们(德国人)必败的原因。”加缪还进一步把“本质非暴力”的德国民族和“爱夺他人之物”的德国民族作了对比，认为法国人最初的输是输在善不斗恶;最后的赢是赢在道义必胜。加缪的说法是一种道德理想，因为战争确实有相比之下的正义、非正义区别。但是，加缪坚持“净手”最后一定会战胜“脏手”，战胜者一定是因为净手的缘故，这在现实中并不能令人完全信服。
　　1946年11月19日至30日，加缪主办的《战斗报》首页的底部，都印有一个代表加缪道德立场的信条，“不当受害者，也不当刽子手。”加缪指出，“如果我们赞同'为达目的可不择手段’的原则，那么我们就会视恐怖为合理。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目的证明手段合理’才会被当作一种原则。”加缪拒绝以目的来证明手段的政治恐怖，尤其是斯大林模式的那种“马克思主义绝对哲学”。斯大林主义辩称，“为几亿人的幸福，几十万具尸体是值得付出的代价。”加缪强烈反对以历史规律为名施行“政治暴力”。他坚持认为，人类必须要有价值标准，否则不可能对以历史名义施行的暴政作出道德判断。加缪针对冷战意识形态造成的暴力冲突危险，提出了他的道德乌托邦:“一个谋杀皆不合法的世界，”通向这个理想世界之路就是放弃一切革命。加缪还指出，不让革命发生，靠的是世界的统一和国际民主，“因为在民族国家框架中，无论是保守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已经不可能有可以独立运作的政策。”将国内政治限制在“行政问题”的范围，而用和平运动来营造国际社会契约，这是“拒绝谎言和谋杀的当代政治思想”必然得出的共同结论。在反对冷战暴力冲突的同时，加缪力图在当时“亲共”和“反共”的知识分子对立立场之外寻找一条“第三道路”。加缪反对的不是共产政治本身，而是共产政治中的暴力和恐怖，这是他“干净之手”的一贯主张。
　　在加缪发表第一封致德国友人信之前不久，同样是在1943年，萨特的《苍蝇》一剧首度上演。在这个剧中，萨特也呈现了他对政治暴力的思考。剧中主角俄瑞斯忒斯接受并采用暴力，以不动摇的决心杀死篡位的君王(他的叔父埃癸斯托斯)和自己的母亲。俄瑞斯忒斯从一个对阿哥斯城邦的过客变为参与者。俄瑞斯忒斯弄脏了自己的手。他对生命意义的轻和重弃取分明，弃的是不思不行的轻，取的是自由选择的重。俄瑞斯忒斯的自由，不是可做可不做的自由，而是自行选择、非做不可的自由。前一种自由是无后果承担的自由，后一种自由是因自行选择而必须负责后果的自由。前一种自由让人可以飘渺出世，固守清高;后一种自由使人不得不时时刻刻面对当下的现实选择和它的一切后果，也就是萨特的“人注定只能自由”。在萨特那里，不排斥暴力成为一种介入现实、承认现实没有明晰道义经纬的生活态度。
　　1948年，就在加缪提出“不当受害者，也不当刽子手”，明确谴责共产暴力后不到两年，萨特的《肮脏的手》上演了。这个剧再次把政治暴力(脏手)和现实介入放在一起作为知识分子政治的关键问题提了出来。《脏手》和《苍蝇》既有联系，又有极大的不同。《苍蝇》的故事发生在神话般的古代希腊，《脏手》则发生在一个与1944年的匈牙利极为相似的，叫做伊律里亚的东欧国家。1945年，德国军队在伊国节节败退，二次大战眼看就要结束，不到一年，步步进逼的苏联军队就会占领伊国。伊国的三个政党正在展开角力，应付时局的变化。一个是亲王的法西斯政府，正在与轴心国合作。另一个是卡斯基的民族党，代表保守的和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再一个就是由路易和贺德雷领导的无产阶级政党。
　　贺德雷提议，苏军一进入伊国，他们的党就应当与亲王和卡斯基共同执政。贺德雷认为，苏军占领伊国，必然在伊国引起民愤，所以，和莫斯科有联系的无产阶级政党如果在联合政府中仅为少数政党，便不至于成为众矢之的。路易的那一派认为，贺德雷的路线是妥协投降，出卖党的利益。
　　雨果是路易的追随者，他痛恨贺德雷阴谋破坏党的纯洁目标。雨果曾为这个纯洁的目标而背叛自己的资产阶级家庭。他引以为自豪的是自己对党诚实忠心，他表示:“我对(党)并不隐瞒我得过博士学位，但……我并不是知识分子，……我认为服从命令、遵守最严格的纪律是光荣的事。”路易交给雨果一个任务，去担任贺德雷的秘书，取得贺德雷的信任，然后找机会杀死贺德雷。雨果刺杀贺德雷的最大困难是他对贺德雷日益增进的理解和尊敬，但他最后还是杀死了贺德雷，完成了党交给他的任务。
　　雨果杀死贺德雷后，党的领导认为雨果长期接触贺德雷，思想受到腐蚀，在政治上已不可靠，必须将其消灭。雨果在革命同志奥尔加处藏身，党派来的杀手就埋伏在门外。奥尔加听了雨果的陈述，愿意向党证明雨果是一个“可以挽救”的同志。奥尔加还告诉雨果，党的路线已经变了，党已经在执行与亲王和卡斯基合作的路线。这一消息使雨果的革命理想破灭，失去了活下去的意义。他毅然打开大门，走向埋伏在外的杀手。
　　《脏手》受到法共的严厉指责。路易和贺德雷的无产阶级政党显然是一个极端强调绝对服从的列宁式政党。这个剧涉及许多共产党的政策行为特征。例如，暗杀贺德雷与斯大林暗杀托洛斯基十分相似。路易和雨果都认为，“贺德雷是一个叛徒。”这显然是在陈述斯大林式的敌我观:谁持不同意见，谁就是背叛革命，“象贺德雷这样的人，运气好的话可以成为铁托或葛穆尔卡，运气不好，就成了纳吉或托洛斯基。”
　　《脏手》尽管会引起种种共产党所作所为的联想，但它并不是一部以揭露共产党专制为目的的剧。这是一部关于知识分子自由或不自由的剧。其中关键在于现代知识分子所面临的两难选择：一方面，知识分子为了成为有社会作用的自由个人主体，不能不与“组织”发生密切关系。另一方面，知识分子的自由行为因为与组织有染，不能不成为一种弄脏手的行为。
　　《脏手》一剧中，知识分子就是雨果。雨果自以为是为纯洁的道德理想而投奔革命，但是，他偏偏必须以执行一项肮脏的政治谋杀来证明自己的纯洁理想。无论雨果怎样努力争取表现，组织纪律严密的党都不可能信任他。在党组织领导路易的眼里，雨果是“一个最爱多嘴的人，”一个“无组织无纪律的无政府主义者，一个光想表态的知识分子。”坚定的革命同志奥尔加认为，只要管好了，知识分子对党还是有用的，“对，他是知识分子，又是无政府主义者，不过也是个走投无路的人，只要好好领导他，无论干什么，他总可以当个帮手吧?”
　　雨果自以为对无产阶级革命理想绝对忠诚。他真诚地规劝党的领导同志贺德雷:“我们党有一个纲领:那就是建立社会主义经济。还有一种手段:就是阶级斗争。可是您不得不说假话、耍手段、玩权术，一次又一次地妥协。您将在我们同志面前为您参加的那个政府所采取的反动措施辩护。没有同志会理解您，激进的人将离开我们，其他的人会把刚学到的政治思想全都抛掉。我们将受到腐蚀，变得软弱无能、失去方向。我们将成为改良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到最后，资产阶级只要以举手之劳就可把我们消灭干净。贺德雷!这个党是您的党，您不应该忘记您为了建立它所花的心血，为了它因做的牺牲，以及它所要求的纪律。我恳求您:不要用您自己的双手毁了这个党。”
　　贺德雷觉得雨果挺天真，他告诉雨果，干革命就是要不怕说假话、耍手段、玩权术，干革命必须一次又一次地弄脏自己的手:“我的孩子，你多么洁身自好啊!你是多么害怕弄脏自己的手啊!好吧，保持纯洁吧!但这对谁有用处呢?为什么你到我们中间来呢?纯洁，这是印度的出家人和僧侣的理想。你们这些知识分子，这些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者，你们不过是为了什么也不干，便找纯洁做个借口罢了。什么也不干，动也不动，两只手臂贴着身体，戴着手套。我呢?我有一双肮脏的手，一直脏到臂肘上。我把手伸到大粪里去，血污里去。还有什么话可说呢?你以为人们可以不干坏事就掌权吗?”
　　贺德雷是《脏手》中最正面的人物。他不仅对事业极为执着，而且为人热情，关心他人，率直诚实，灵活变通，有历史眼光。贺德雷不教条，愿意为实现社会主义事业付出个人的道德代价。他知道，为社会主义奋斗，其实不是为了让人保持灵魂的纯洁高尚，而是一件必然会弄脏手的事情。贺德雷总是把别人当个人对待，凡事都能替别人设身处地。他是一个小写 “c”的党领导，并不伟大、光荣、正确。他最终被暗杀而消失，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不是那种能够久存于党内的人物。
　　贺德雷这个人物的复杂性反映在萨特和加缪两人对《脏手》一剧的不同看法上。萨特曾记叙道，“加缪有一次和我去看最后的彩排(他当时尚未读过剧本)。彩排后，在回家的路上他对我说，'戏非常好，但有一个情节我不赞成。为什么雨果说，我爱人们，但我不爱他们现在这个样子，我爱他们该是的那个样子?为什么贺德雷答道，我爱现在这个样子的人们?照我看，正应当相反才是。’也就是说，加缪真的是认为，雨果按人们现在是什么去爱他们，因为雨果不愿对他们撒谎，而贺德雷则正好相反。在加缪眼中，贺德雷是个教条主义的共产党人，贺德雷以人应当是什么样子来评价现实中的人，并以理想的名义去欺骗他们。这恰恰与我要表达的(人物)意义相反。”加缪同情雨果，萨特则同情贺德雷。但是，他们都不喜欢典型的“党内同志”路易。他们都不认同路易的革命逻辑，按照那种逻辑，为了最后的“善”，可以大胆作恶，采取冷酷无情的机会主义。萨特把贺德雷和雨果都写得相当复杂，有血有肉。这两个人物各自的道德和政治立场都相当有说服力，给观众的不同理解留下了很大的自由空间。
　　二.共产主义:在批判和纪律之间
　　《脏手》是萨特从哲学政治转化到现实政治的一个重要标志，法共对待《脏手》的态度也同样成为萨特与法共紧张关系的标志。1948年4月2日，萨特在接受记者波罗.卡里索采访时指出了该剧的意义所在:“我还想说明的一点是，我完全理解雨果的态度，但如果你认为我在他身上体现了我自己，那就错了，……如果我是革命者的话，那么贺德雷倒是我愿意成为的那种人。……(象雨果这样的人)面对的不是一个能够帮助他们的政党，而是一个教条主义的政党，它利用他们的弱点把他们变成激进分子、极端分子，或者将他们拒之门外，使他们处于难以忍受的处境。”萨特在谈到他和法共的关系时说，“我的真正意图是成为一个批判的'同路人’。……处于批判与纪律之间的紧张状态正是知识分子'同路人’的典型境况。我想这种人今后在党内应有他们的地位。”“批判”和“纪律”确实是知识分子能否与列宁式政党合作，能否在“集体意志”中保存独立意识的关键。二十世纪三十、四十年代的许多左派知识分子选择脱党或者入党，都与他们在批判或纪律之间不得不有所选择有关。
　　萨特成为法共“同路人”的道路似乎并不顺畅。萨特有意识地按照法国共产党的“纪律”来调整自己的政治行为，是1952年12月他去维也纳参加“世界和平大会”时的事情。在这之前，他和党的关系一直处在对立和冲突之中。二次大战以前，共产党对萨特几乎没有什么影响。萨特好友尼赞(Paul Nizan)曾两次加入共产党，而萨特对此却始终持保留态度。战争中，特别是战俘营的生活，多少使萨特对共产党的态度发生了改变。因此，从战俘营归来后，萨特“参加政治”的第一个选择就是同共产党人合作。但是他遭到了共产党人的拒绝。法国解放后，随着存在主义哲学影响范围的扩大，共产党人开始严厉地批判存在主义，指责它是阶级斗争中的一种消遣哲学。同时他们也指责萨特是纳粹哲学家海德格尔的学生，指责他唆使年轻人背弃马克思主义。针对这些指责，萨特在1944年12月写了《关于存在主义的几点说明》，发表在共产党人主办的《行动周刊》上。萨特表达了自己的意图，“我试图指出，在什么限度内我自己的思想会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启发，或者起码，我自己的思想在什么限度内能避免马克思主义者的责备。”共产党对萨特的态度使他颇为失望。萨特与共产党人的对立继续了好几年。
　　1948年4月《脏手》上演后，法共很不喜欢，甚至动员党员同志在剧院设置纠察进行抗议，不让观众进入观看。法共不喜欢《脏手》自有它的理由。萨特在剧中虽然开始关注个人自由参与他人自由世界，但剧中的人物几乎没有一个具有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贺德雷是萨特自己认同的人物，但却是一个注定要被党清洗掉的角色。贺德雷不能容身的那个政党是一部无情的绞肉机，这部机器吞下活生生的个人，吐出两种丧失了个人意识的成品党员。一种是是象路易那样完全没有道德原则，只会见风使舵、谋求权力的党员，他们往往可以历经极残酷的党内斗争，爬上高位。另一种则是象雨果那样单凭道德理想加入革命的党员，他们在党的左右摇摆和暴力行动中变得茫然失措，无所适从，最后落得极度失望，甚至错乱癫狂的下场。
　　《脏手》所传递的与其说是萨特对共产党的亲近，还不如说是他对“无产阶级”的兴趣。“无产阶级”是萨特式个人为实现个人自由所要寻求结合的“他人”。萨特当时的自由哲学需要这个“他人”。这个“他人”是萨特制造的神话，就象他在《苍蝇》中必须用神话来阐述他的自由哲学一样。萨特并不喜欢现实中的共产党。1948年6月11日，在革命民主同盟的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萨特表达了他对共产党的不满，说它“自解放以来竭力以其最笨拙的内部独裁主义，以其最僵化、最不合时宜的外部行动而使最善良的人士感到泄气。”1951年6月，萨特就他的三幕剧《魔鬼与上帝》首次公演接受采访时，提到共产党人是他最刻毒的中伤者，因为“他们的道德已变得因循守旧，这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道德。……我是斯大林式的共产党人的敌人。……这在短期内不会有什么变化。”
　　1952年是萨特与共产党关系的一个转折年份。那一年萨特参与由共产党员发起的营救亨利.马丁(因反对印支战争而被捕)的运动，他还发表了《共产党人与和平》一文。这时萨特已和加缪决裂。共产党刊物《法国文学》自1945年以后攻击萨特一向不遗余力，但在1952年9月18号上刊登了编辑莫根(Claude Morgan)对《共产党与和平》第一部分的评论:“我不喜欢萨特的文学作品或哲学，但是萨特揭露了那些反共人士在准备战争。我很高兴地发现，我们可以在保卫和平这一点上共同合作。”10月8号的《法国文学》接着对萨特的著作一反常态作了正面评价。评论者对萨特改写《恭顺的妓女》的电影剧本结尾大表赞赏，称这样的结尾使得白人妓女和黑人联合起来反抗种族主义的白人。评论还说，《恭顺的妓女》的“高尚见解”与《肮脏的手》的“可耻陋见”截然不同，和一年前萨特在和加缪的那场争论中的表现一样，这是萨特进步的表现。
　　1952年，萨特出席了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并与共产党知识分子广为接触。会议期间，维也纳本已计划上演《肮脏的手》一剧。萨特知道共产党不喜欢这个剧，没有等共产党提出要求，自己先行决定停演，并支付损失费用。他甚至提出，今后凡是上演此剧，都要得到当地共产党人的同意。1954年，维也纳在没有征得萨特同意的情况下上演了《肮脏的手》，萨特在一次记者会上说，“我的剧已成为一个政治战场，一件政治宣传工具。在当前的紧张形势下，在维也纳或柏林这样的敏感城市上演此剧会不利于和平事业。”
　　从维也纳回到法国，萨特称参加维也纳大会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让他有机会和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士进行“自由”而“公开”的交流。萨特闭口不提的是，就在和平会议开会前两个星期，捷克的思朗斯基(Rudolf Slansky)和一些其他共产党领袖因所谓的国际犹太阴谋罪被起诉判罪，12月3日在布拉格执行绞刑。《费加罗报》问萨特是否会致电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要求赦免布拉格审判的被控者。萨特答道，“对《费加罗报》的一切问题拒绝回答。”在萨特称之为“自由”而“公开”的维也纳会议上，谁也没有对发生在布拉格的事件有所表示。同样，萨特对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前发生在苏联的《医生案》冤案，也是三缄其口。后来，萨特这样为自己的沉默辩解，“为了对斗争中的人有所影响，你就需要先加入他们的斗争，这就意味着，为了改变某些事情，你得先接受它们。”
　　1953年6月，萨特发表文章猛烈批评美国处死卢森堡夫妇。就在文章发表的前一天，东德政府对示威的工人开枪镇压，萨特对此保持沉默。加缪不指名地批评道，“那些左派报纸和它们的合作都(以关注卢森堡事件)来化解柏林的悲剧。”萨特的立场正好与加缪相反，他坚持认为，西方知识分子的抗议对共产党政府毫无影响，这种抗议在冷战中只会变为一种“战争行为”。他要求法国知识分子把注视力放在他们可以影响的西方，不要和西方资产阶级势力联合反苏。正如他在《魔鬼与上帝》一剧中所表现的那样，他接受了“为改变恶而必须与恶共谋”的理念。在一篇论梅洛庞蒂(Merleau-Ponty)的文章中，萨特解释道，一个身处于共产主义之外的个人必然会与“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领袖(结成)非神圣同盟，”必然一事无成。与共产党在一起，一个人至少还有成就事业的稍许希望。这种心态在许多对党失望，但仍然想以留在党内起“积极作用”的人那里是有代表性的。那个可以成就正义事业的党，是萨特制造并在其中生活过一段时间的神话。
　　萨特靠拢法共的时候，法共的道德形象已经和三十年代加缪参加法共时完全不同。1952年的法共已经开除了莫林(Edgar Morin)、迪荣(Charles Tillon)和马蒂(Andre Marty)这些有道德清誉的人士，萨特的朋友梅洛庞蒂也已经对苏联幻灭。斯大林主义的残酷清洗、发生在东欧的“医生阴谋案”、罗织罪名和假案公审，苏联对铁托歇斯底里的攻击，东德对工人的镇压，桩桩件件都已经使共产主义的光环黯然失色。萨特在这个时候成为共产党的同路人，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把种种阴暗的现实事件搁置到一边，否则无法制造共产党正义事业的神话。直到1956年，苏军二次入侵匈牙利，布达佩斯事件发生，萨特才舍弃了这一神话。
　　1956年，萨特不顾自己多年试图与共产党保持良好关系的努力，对苏联入侵匈牙利进行了谴责，但他却以其它方式维持了他对“进步事业”的神话。他和左派运动以及毛主义分子的关系便是建立在这样一种神话的基础上。在1974年同西蒙娜.德.波伏瓦的谈话中萨特提到，“作为一个个人，我是很厌恶共产党人的。他们对我一点也不友好，无情无义。他们有着必须服从的命令，而没有任何感情。”萨特还说，“我并不是共产党人，但我感到自己与共产党人有机地连在一起。”这很好地概括了他和共产党人的基本关系。萨特需要一个“进步事业”来供他结盟，同他一起反抗资本主义西方的“他者”。对萨特来说，不管这个神话盟友是否真如他所想象，只要他自己有反抗需要，他就必须制造一个神话盟友。
　　萨特从独立的旁观者转变为党的同路人，转变为“正义事业”的一分子，这个政治历程正好和加缪从党的一分子转变为独立反叛者相反。23岁的加缪于1935年秋天加入法共阿尔及利亚支部，他参加的是一个弱小但为正义而斗争的法共。当时，法共在阿尔及利亚的力量相当薄弱，“在首都，党员的总数仅为一百人;在市政选举时，共产党领导要费很大劲才能提出一份三十五人的候选人名单。”加缪是作为一个左翼青年入党的，“在三十年代的阿尔及利亚，一个热衷于彻底变革的左翼欧洲青年几乎不可能不参加法共。和他的许多朋友一样，加缪成了党员。”入党后，加缪先后组织过“劳工剧团”和“队友剧团”，到各地为劳动者演出，参加办报和办各种剧团，这也是当时知识分子参与现实政治的主要形式。1937年，加缪因批评法共的阿尔及利亚政策而被当作“托派”开除出党，“托派”指的是那些批判立场超越在党前面的人士。加缪明确批评法国的殖民主义政策，但法共则因需要配合苏联与西方合作的需要，刻意淡化殖民主义问题。被开除以后，加缪仍然是一个“左翼人士”。1944年，加缪已经形成了独立于共产党的政治见解，受到党内知识分子的严厉批评。尽管如此，加缪在把《战斗报》传统与法共加以区分的同时，仍然以《战斗报》记者的身份保持着与法共党员的往来。当时的加缪并不反对共产主义，他反对的是共产党以真理的唯一拥有者自居，不允许不同意见参与公开讨论。加缪与共产党的决裂是后来在他发表《反叛者》(1951)的时候。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象加缪那样与党既不完全一致，又不能全然脱离，在左翼知识分子中是相当普遍的。阿隆森指出，“三十年代加缪被马克思主义强调意义和一贯性所吸引，四十年代他发现这世界既没有意义，也没有一贯性。他经历过共产主义的那种人类进步之后，在西西弗斯(Sisyphus)徒劳无功的劳作中找到了这世界的缩影。在体验过党的那种社会正确之后，他才知道个人是思想和行动的主体所在。在体会过阶级斗争的环境气氛之后，他觉得人类最根本的问题是应否选择继续活下去(自杀)。”这种痛苦的思想经历是一种从“党员”重新回到“独立思想者”转化的过程。有过了共产党员经历的加缪再也不可能把希望寄托在党的身上。然而，他的新生活态度并不颓废消极。和西西弗斯一样，无论发生了什么，他还是在做他自己的事，对加缪来说，“剥夺了希望并不就此等于绝望。”
　　加缪对党的幻灭是他那一代知识分子思想经历的缩影。纪德(Andre Gide)早在1932年就积极支持共产主义。1936年他发表了震动一时的《苏联归来》，对他在苏联十个星期的所见所闻表达了失望。他对苏联缔造新文明表示理解，但对于千人一面的思想，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镇压异己表示了极大的不认同，“我怀疑在当今世界上的任何其它国家，即使是希特勒的德国，人的思想和灵魂还能比在苏联更不自由、更卑躬屈膝、更饱受恐怖、更象家奴俾女。”纪德那本写得很克制的小书很快销售了10万册之多，译成了15种文字。十年后，匈亚利作家柯斯勒(Arthur Koestler)的《正午的黑暗》译成法文，又一次给人们带来思想的震撼。书中的拉巴斯科夫就象苏联真实生活中的布哈林一样，心甘情愿地承认自己想都没有想过的罪行。拉巴斯科夫完全按照极权统治的逻辑思想，认为无罪认罪是他应尽的责任，是为光明未来所值得作出的个人牺牲。拉巴斯科夫因此拒绝真理，以他的个人行为为极权制度的延续和再生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和生命。
　　从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初，尽管苏联的大清洗和政治恐怖已不再是秘密，但绝大部分左翼知识分子还无法割舍与共产主义的精神联系。象萨特这样的知识分子甚至还在这个时候成为党的同路人。这种情况是由当时特定的世界政治和意识形态分裂所造成的。二次大战以后，确定知识分子定位的世界政治版块是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黑白正邪对立二分来划定的。苏联在二次大战中是西方民主国家的反法西斯盟友，因此获得民主包装的机会。苏联为抗击法西斯作出了卓著贡献，证明它强行集体化、工业化和残酷消除政治异己是有必要，有成效的。苏联人民在二次大战中的一致英勇抵抗，也证明共产主义和斯大林享有广泛的民众支持。强迫集体化造成的大饥荒，莫斯科审判的强行逼供，无数残酷的劳改集中营，深入社会每一个角落的极权秘密警察统治，所有这些发生在苏联的政治恐怖和集体残害超越了一般人所能够企及的想象，一经报道，反倒象是编出来攻击苏联的谎言。
　　在许多人看来，即使有部分事实的证据，巨大的生命牺牲和严酷的斗争也恰恰说明共产主义事业的艰巨和伟大。象梅洛庞蒂这样的思想家都曾不断撰文(后收入他的《人道主义和恐怖》一书中)，辩称共产主义暴力是消灭资本主义暴力唯一有效的手段。他强调，对布哈林等人的“莫斯科审判”是革命政府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所采取的正当政治斗争手段，是一种历史的“辩证”。当时许多法国左翼知识分子把苏联当作他们批判西方资本主义所必须借用的，并具有现实替代意义的有效政治设计。为苏联辩护，看上去是大义凛然，但其实是出于一种相当自私的考量，“法国(的需要)比苏联(的现实)来的重要，对萨特和许多其他人来说，苏联只不过是一道遥远的天际，并不是事情的关键。”如果法国左翼知识分子自己成为暴力政治的受害者，如果他们自己每时每刻必须生活在不可预测、无以名状的恐怖之中，他们看待暴力的方式肯定就不会那么轻松。

自觉的梦游人

楼主什么时候患上了道德洁癖，病得还很严重。“张志新影响巨大，此文一些细节填满历史遗空，也算再次丰富了那个时代，包括报道前后的时代。文中作者立意局限婚外情，删了几行。”这是什么意思呢？无非就是要张为张曾离婚负责，潜台词可能还有张要为自己在监狱里被囚犯强奸负责吧？对于这样一篇烂文楼主能够表示赞赏，足以证明楼主读书只为猎奇，伴以道德洁癖的重症，已然无可救药了。顺批一个口丕。

雨季

同意楼上。

吹笛在湖北

楼主什么时候患上了道德洁癖，病得还很严重。“张志新影响巨大，此文一些细节填满历史遗空，也算再次丰富了那个时代，包括报道前后的时代。文中作者立意局限婚外情，删了几行。”这是什么意思呢？无非就是要张为张曾 ...
自觉的梦游人 发表于 2014-11-24 00:47

呸你累不累呀？...啧啧。

你来了，欢迎。温婉点，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