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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楼
发表于 2014-10-21 1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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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很多运动之初，父亲的内心也充满了矛盾挣扎，包括对胡风的处理，他起初也并不认为要上升到敌我斗争的那个高度、打击那么一大片文艺界的人士。当他刚看《武训传》时，他也并不认为有什么问题，还说：“我看很好嘛!我看的时候还掉了眼泪。”当毛泽东决意批判《武训传》后，他又深觉得自己对政治不够敏感，在各种场合、大会小会不断作自我批判，检讨自己，又拼命想“弥补”自己的不足，并且在最后写了一篇批判《武训传》的重头文章，他似乎在想表示自己跟毛主席、为重塑“坚决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的形象而做努力。
在历次政治运动之后，父亲总是试图用一些举动，缓和文艺界的肃杀之气。60年代初，报纸上没人敢写稿，文艺创作也陷于匮乏，父亲主张把杨沫《青春之歌》、赵树理的《锻炼锻炼》、老舍的《茶馆》等几个作品拿出来讨论，都产生了广泛影响。周克芹的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也得到了父亲的高度赞扬而发表，从而一举成名;当年只有20出头的王蒙因其作品而遭批判时，父亲曾极力给予他保护，这也是王蒙后来屡屡提及之事。既要贯彻上面的意图，又要极力团结一些人，被视为“文艺沙皇”的父亲其实也是心力交瘁。
身陷囹圄
1966年7月1日，《红旗》重新发展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编者按语中，公开点了周扬的名字，“以周扬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的文艺路线”，称“24年来，周扬等人始终拒绝执行毛泽东同志的文艺路线，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文艺黑线……”一夜之间，父亲成了文艺黑线的代表、祖师爷，他所在的中宣部则成了“阎王殿”。几天后，《人民日报》开始整版地发表批判父亲的文章，在一篇文章里有很多所谓的采访，来证明父亲自始至终就是个“反动分子”，我看完以后，对以前所受的宣传开始动摇，也是从这个时候起，我也开始对父亲有所反思。
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几乎在同一天狂卷到我所在的哈尔滨。6月6日下午，校园里还显得很平静，然后每个系同时开会，开完后一散会，每个系里都贴出一张最大的大字报。我们系贴出的那张是《周艾若是哪个阶级的评论家》。两天后我也写了张大字报，宣布和父亲周扬划清界线。
父亲对他的被捕毫无思想准备。1965年父亲在一次体检中发现得了肺癌，他动了大手术，切掉半边肺，锯了两根肋骨。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党内斗争本来就很残酷，而文艺界更是敏感的麻烦的地带，父亲必须处处小心。我想他得了癌症也是因为胸中郁结了太多的东西。不过，在我看来，他早年得癌症有两个幸运：一是他幸好发病得早，没有扩散;二是那时候的政治运动更加如火如荼，照理说他应该有更多的出场的机会，就因为这场癌症，客观上阻止了他的出场，打击的人也相应少了些。
那时候，二弟周迈经常给我写信，向我通报北京这个风暴中心的情况。有一次，他在信里提到，他所在的北航的红卫兵组织大家去工人体育场参加批判会。弟弟离得很远，看不清被斗人的面孔，但他从挂在每人脖子上的大牌子上知道，这些人有彭真、陆定一、林枫和父亲周扬。林枫拒绝做低头弯腰喷气式，陆定一大声叫屈，两人都遭到拳打脚踢。而父亲体力不支，趴倒在地。临散会时，两个年轻人把父亲提起从批斗台的一头拖到另一头示众，几次揪他的头发猛拉猛按。
提到这个细节的时候，弟弟的口气很平常，我听到这个消息，好像也没有特别伤心的感觉。那时候全国人民都被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搞得麻木了，我身边每天都有人死，不是自杀就是被斗死。父亲被关进去之后，我们都彻底失去了他的消息，也不知道他是死是活。这个消息于我们，仿佛只是终于让我们知道父亲还活着。
此后，父亲又陷于很长时间的生死不明的状态，甚至几次传出周扬已死的消息，连他的户口都注销了。一直到1975年的某一天，有人通知我们家属去秦城监狱里接他，我们才知道他还活着。
我后来才知道，毛泽东在那一年有个批示：“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的养起来并治病。久关不是办法。”7月份，他们重获自由。夏衍被释放当天就卷铺盖回家了，可是父亲没有，他说：“我不行，我还要写一封信给毛主席，我做自我批评，现在还没有写完。”他写完给毛泽东的思想汇报，还在信里问主席、江青好，几天后才回的家。
父亲在秦城监狱被关了九年，平时没有人可以交谈,也听不到任何外界的消息，所以刚从秦城出来时，几乎失去了表达能力，语言不连贯，声音沙哑，见到人就不停流泪。几天以后，他慢慢能够说一些话了，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说：“搭帮毛主席……”这是益阳土话，就是多亏毛主席的意思，我立刻反问他： “那是谁把你关起来的?”他没有回答我，此后我们再也不提及这个话题。
现在回想起来，极为讽刺的是，一方面父亲被视为“文艺沙皇”，另一方面毛泽东对他的表现极为不满。父亲曾说过，毛泽东对他的批判有三条：1、对资产阶级斗争不坚决;2.同资产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3.毕竟是大地主家庭出身。他觉得父亲在政治上斗争性不强，心太慈、手太软。《清宫秘史》、《武训传》的“问题”哪一个都不是周扬发现的。在那个非常强调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年代，对于一位思想文化战线的主要领导人来说，这是一个致命的弱点。
1952年，大家都下去搞土改，父亲没有，毛泽东说：“如果周扬不下去，我就派人押他下去。”其实也公开表示对他不满。1953年初，毛泽东专门把他叫到中南海，批评他“政治上不开展”，撤掉他的文化部副部长和党组书记职务，这一年筹备第二次文代会这样的重要大事，开始一段也完全由胡乔木主持，把父亲排除在外。1965年，毛泽东已经相信康生、江青提供的“四条汉子”专横把持文艺界的材料，在决定批判夏衍、田汉、阳翰笙他的几位老友时，还问他：“你和这些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下不了手吧?” 父亲当时还诚心诚意地反省自己的错误，却没有预感到，一场文艺界更大的风暴即将来临。所以也有人评论说，毛泽东是拿周扬作为文革的祭旗者。
父亲任文化部副部长时，江青在中宣部电影处任处长，她经常发些指示，父亲对她的意见未多加理睬，但他没有意识到，江青后来的很多意见，实际上是毛泽东的。他对江青的违抗实际上也冒犯了毛泽东。中央后来成立了“周扬专案组”，主持审查此案的便是江青。正式列入“周扬一案”的有七八十人。1975 年，他被转到秦城监狱，父亲那时并不知道，这里曾是胡风被关押10年之久的地方。
家事
母亲去世后，我好像一夜之间长大了。我先是在一所乡间小学教书，帮助祖母照顾两个弟弟。日本人打到湖南后，在“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声中，我加入了青年远征军，抗战的同时一心借机到延安找父亲。我所在的部队在贵州呆了十个月，未及出征，鬼子就投降了。投降消息传到营地当天，漫山遍野的火炬，呐喊声响彻云霄。
在贵州时，我通过在国民政府外交部工作的表哥给父亲写了一封信，这封信通过重庆，转到新华社的何其芳，何其芳将我的长信转给在延安的父亲。遵照何其芳指点，退伍后我没有回乡，而是带着他的信立即赶到南京，在梅园新村与中共办事处取得了联系。那时我住在表哥家。一个酷热的夏夜，我正在楼下乘凉，忽然看见大铁门外一西装革履客人直奔我打听表哥。我们俩互相看着，虽然分别了11年，但我还是一眼就认出来了。我很兴奋地拉着他的手进了楼门，上了楼梯，还有两位同样绅士翩翩的客人跟了上来。在楼梯拐角处，他停住脚步把我拉近身边问我：“你就是艾若吗?”“是啊!”父亲很高兴，他立即回头介绍：“这位是潘梓年……”我只顾向楼上喊表哥快出来。
我后来知道，美国国务院邀请中国教授、专家共20人访美，其中包括来自解放区的欧阳山尊和父亲等四人，父亲是共产党这边的团长，这一次是来南京办签证的。我们父子俩个在南京一连谈了好几天，父亲让我赶快回益阳把两个弟弟带出来，北上与他会合。
1948年秋，我和两个弟弟费尽周折，终于在北平和父亲再见。这是已经13岁的三弟约瑟，第一次见到父亲。父亲对我们说了些什么现已不大记得，但其中的一句是无法忘却的：“我对不起你们的妈妈!”此后，父亲再很少跟我提及母亲，仿佛一直在回避。
我们跟苏灵扬见第一面，父亲指着她说：“这是苏灵扬，你们可以喊她妈妈，也可以喊她同志。”但我什么也没喊，一辈子也没喊，我喊不出来。
父亲与苏灵扬结婚后，又生了女儿周密和儿子苏苏。1946年，苏灵扬带着周密与苏苏坐马车，跟华北联合大学一起从张家口往南撤退。因为白天怕遭轰炸，都是夜行军。马车在夜里翻到山沟里，两个骡子都摔死了，苏苏被重重的文件箱压着，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父亲过了很久，骑着马打着灯笼赶了过来。那天也正好是他与我们在南京告别后重返张家口的当日，听说当时父亲悲痛欲绝，嚎啕大哭，是几个人把他搀扶起来架上马背的。苏苏的死对父亲和苏灵扬两人都打击很大，特别是对苏灵扬。我们是到北京后得知此事的，也不敢当面提及。文革中，连6岁就夭折的苏苏也未能幸免，被从小小的土坟中挖出来抛尸扬骨……
解放后，苏灵扬在北京任一个中学校长，很多的人说这个校长不错，有威信，但是坦率地说，我跟苏灵扬的关系并不好，这也并不是因为父亲当年是因为她离开妈妈的——从某种角度，我甚至觉得父亲与苏灵扬的结合也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我曾经参加过国民党的青年军，所以在苏灵扬眼里，我是“叛徒”，我的婚姻也不被她认可。我爱人的父亲曾经留学日本，是敌伪时候的警官，虽然早就关在监狱里死了，但是这种出身在苏灵扬那里不被容忍的，父亲并不干涉。我后来不顾她反对还是和她结了婚。那年暑假，我们双双来北京看父亲，开门的是苏灵扬，她一看到就说：“你已经背叛这个家庭了，你还有什么资格跑到这里来!”我爱人自尊心大受伤害，扭头便走，从此再也不回这个家。我在哈尔滨工作，每次到北京来看父亲，苏灵扬都坚决拒绝让我住进家里，我只好在同学家借住。
我与周迈，周岳三兄弟，没有在父亲的那个“家”住过一天，他们正常的家庭生活我们也没有参与过。到北京时，三弟周岳年纪太小，他愿意和父亲一起生活。当时父亲、茅盾等人每个人在文化部都有一幢独立的小楼，家里很多个房间，但三弟只能住在布满水管子的地下室里，潮湿不堪，但父亲从来也不过问。
其实我与父亲的隔膜自始至终都未消除过。父亲当年离开以后，我出去参军后，两个弟弟由奶奶抚养。奶奶对我妈妈特别好，她心疼这个儿媳。我参加工作之后，经常给奶奶写信，也寄钱给她，在奶奶眼里，我比我父亲对她好。因为父亲的问题，全家都受到牵连，我的大伯周谷宜解放前受父亲牵连坐过国民党监狱，差点被处死;文革中被批斗关押，死在牢中，连尸骨都下落不明;我的姑妈是个小脚老太太，也被戴上高帽游街，文革后，父亲听到这些，也是淡淡的，没什么特别的反应。
我们与苏灵扬的关系在文革期间也曾有过缓和。那时候父亲被带走了好几年，生死不明。我去看她，她一个人住在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屋子里，只能放下一张床和一张桌子。那时候她显很亲和，拿出一个杯子来说：“这是你爸爸用过的杯子，你拿回去做纪念吧。”还有几张小照片，让我拿回去。我心里大有感触：文化大革命那么糟糕，但还能使我们这个家庭走向和谐。
但是当父亲的生活渐渐恢复正常时，我们的关系又再度紧张。父亲住在北京医院时，我和弟弟常去看父亲。只有我们父子在的时候，我们谈得还是挺愉快的。过去，父亲长期沉浸在他的研究领域里，连上街买一件衣服他都不会。所以当我们谈起家乡的事情时，其实父亲特别有兴趣，他和家乡隔膜太久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只要苏灵扬在，她总是用几句话就把气氛弄得很不愉快。
有一次，我和周迈骑自行车去看父亲。那天父亲坐在椅子上，旁边放着一盘葡萄。我们和父亲聊天，中间说句什么话，苏灵扬又开始指责我，我就有准备地回敬她：“我来看看父亲，当然要交流，交流每个人都有自己思想，你不要什么都打断我们，都说你对，这样不好。”她显然没有准备，被我噎住了。她先是冲父亲发火，然后指着我说：“就是你最坏!”转身离开了。
父亲自始至终一言未发，只是长长叹了一口气。奇怪的是，以往我们每次看他，离开时父亲从无什么表示;而这一次，他一反常态地站起来，穿过一个很长的走廊，一声不吭地送我们离开。这没有言语的言语，让我一下子知道了很多东西，父亲有父亲的无奈。
父亲去世后，我们都赶到北京医院，苏灵扬坐着轮椅，周密陪着她，我和两个弟弟是一圈人，我们互相之前没有任何交流。我想，父亲在时，我和她有关系，父亲走了，我和她，自此毫无关系了。
异化风波
父亲从秦城被放出来不久，中国政坛便接连发生一系列大事。我还记得父亲得知“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时，他由衷地感到高兴。可是，不久，《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又把父亲的名字点了出来，认为当年化名“狄克”与鲁迅论战的张春桥又成了周扬的“走卒”、“文艺黑线”的人物，对此，父亲恼火之余却也只有无奈。
出狱后，父亲陆陆续续听到了很多著名作家或艺术家被迫害致死的消息，老舍、赵树理、田汉等，有一次，他当听说傅雷夫妇自杀的惨状时，他刚开口说：“这给党造成了多大的损失!”就已泪流如注，不能自抑了。
父亲出狱后见的第一个人是冯雪峰，这位他当年的“论敌”已经生命垂危。两位历尽磨难的人见面，父亲讲了很多往事，还抑制不住地哭了。那天我正好从哈尔滨回到家，看到父亲情绪很好。他还告诉我，他被抓走以后，自己家的房子也空了，小偷从屋顶上搭个东西下来偷书——那时候没有书，小偷也要偷书看。不过好在一些英文的或者康德之类的哲学书，小偷可能看不懂就放过了那些书，所以他还挺高兴的。
父亲曾邀请三十多位错划为“右派”的老文艺家见面，面对几十年来受尽迫害和折磨的老同志们，他情绪十分激动，以至于未说一字时，已泣不成声。 1979年第四届全国文代会期间，他特地去作协会场，再一次向丁玲、艾青等作家道歉。虽然说那些报告很多不是出自他的初衷，但毕竟都是他写的，伤害了那么多人。无论是东北那些作家我很熟，艾青、舒群、骆宾基、萧军，包括胡风的夫人梅志，他们都认为父亲的忏悔是真诚的而原谅了父亲，而且后来也都成了我的好朋友。萧军甚至说：“敢于剖析自己，是一条真正的汉子。”
自始至终不肯原谅父亲的，只有一个人——丁玲。父亲与丁玲是同乡，丁玲早年写过一个《给孩子们》的小说，把我和迈克都写在里面。至少说明那时他们关系很不错。1953年我到北戴河，父亲也在那疗养，丁玲和她女儿也在，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丁玲。我还跑过去问她《给孩子们》不就是写的我们这个，希望从她那里听到当年有意思的事，但她没有理我，让我很失望。
父亲也知道他的问题是一个整体的错误，父亲后来说，他在监狱中9年，想的最多的只是一条：辜负了毛主席。他在狱中通读了马恩列斯毛全集等。现在回过头来看，不能把所有的责任都往上推，有些错误是毛主席那里来的，也有许多错误是我们自己的。父亲晚年对当年的事情很少提及，我只是记得张志新的事情出来之后，他很感慨，说：“张志新了不起，她还是位女性，那么勇于坚持自己的意见!”——父亲一生是极度崇拜毛泽东的，到了晚年能说这个观点，在我看来，他内心深处，实际上已有所反思。
从某种角度，9年的牢狱之灾拯救了父亲的思想，父亲又重新活跃起来，他努力摆脱当年所受的那些政治羁绊，发表了许多文艺理论的文章，向着他早年的文艺理论家的身份逐渐靠近。
1983年，在纪念马克思诞辰100周年时，父亲发表了《关于马克思理论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提出了“异化”理论。但他没有料到，在新的历史时期，一个学术问题，竟然又会演变成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甚至很快上升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高度上来，继而引发了全国范围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
那时，全国所有的报纸、杂志，都在显着位置刊登文章，批判他的“异化”理论。父亲又一次被卷入政治风浪、陷入矛盾和痛苦挣扎中。他曾经不无苦涩地说：我这辈子前后被打倒过三次，每一次都是我所尊敬、信任和亲近的人，相信了卑鄙小人的谗言，要打倒我。现在我已经筋疲力尽了。还有一次，他曾很有感慨地说：“我若不做文艺界的领导工作，专门从事文艺理论的研究，我会是很有成就的……”
1984年，中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父亲因病未能出席，他只能从医院打来电话表示祝贺，虽然只是一句普通的祝贺，但会场却突然爆发出长达两分钟的热烈掌声。1985年1月，在京西宾馆开会的作家们给他写了一封信，一共356人在上面签了名，其中包括不少在反右、反胡风等运动中挨过整的老同志。他们也是用这种方式表达了对父亲的敬意。
不过，父亲在这一次政治风浪中所承受的压力和不解，远远超于文革时期。他身体每况愈下，反应也渐渐迟钝，给他拍的CT片子一张张放下来，上面显示，他的脑子一点点萎缩掉了，很快他就成了植物人，夜里，会有蟑螂爬上他的脸，而他也毫无知觉。他身体不好之后，却对我们之间的亲情是一种弥补。我们看护他时，他不断回忆起妈妈的好，说对不起妈妈。不过于我而言，我还尚未来得及感受一位父亲的回归。
1989年7月31号，我正在胶东出差，接到电报说父亲去世了，我日夜兼程赶回来。当时报纸上发表了一条特别简短的消息。那段时间我会接到一些电话，认为应该给父亲一个合适的评价。而我和两个弟弟的态度是一致的：将父亲交给历史来评价吧。历史如何评价父亲，肯定还需要一段时间。不过在后来的追悼会上，父亲还是得到了相当高的评价，很多重要领导人悉数出席，邓小平也送了花圈。
在我看来，父亲晚年又回归到他早年的人道主义者的立场上。现在很多人说“悲剧周扬”，我同意这种说法。他身上充满了各种矛盾，而他身上悲剧的根源，也许有对领袖的迷信、对文艺界领袖位置的追求，遗憾的是，父亲最终也没有来得及给自己在文字上语言上的一个总结。以我的理解，其实父亲自始至终也没有获得真正的心灵上的解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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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0-18 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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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0-21 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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