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明：“红知兵”为什么要打“大老虎”（附一篇）

吹笛在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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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知兵”“唱红，打黑，面向社会底层给好处”的执政路线，确定容易落实难。

    先说“面向社会底层给好处”。好做的事情，胡温已经做了，比如免除农业税，建立农村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农民工子女免费异地借读，等等。需要“红知兵”来做的三件事，都涉及到修改宪法，落实发达国家已经普遍施行的基本人权。第一件事是将1954年宪法中的“迁徙自由”重新写入现行宪法。要真正落实“迁徙自由”，就要用个人身份证制度全面取代户籍制度，取消在高考、购房、购车等一系列具体事项上面的现行户籍限制。第二件事是修改现行宪法中的土地制度，进一步保障包括土地在内的个人财产权，让农民可以带着财产进城落户。第三件事是修改现行宪法中的社会保障条款，使每一个公民在社会保障方面享有完全平等的权利，建立全国城乡统一、各省市自治区统一、公务员与非公务员统一、企事业单位与居民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做这三件事的阻力和困难都很大，在“红知兵”掌权初期恐怕是迈不出这个步子。

    再说“唱红”。在邓小平“不争论”、江泽民“闷声发大财”多年之后，想要重新建立“争论”的队伍和能力，掌控意识形态主导权，并不是一件唾手可得的事情。“红知兵”上位后走了三步棋，从结果来看，都只能说是臭棋。

    第一步棋是去年底《在广东考察工作时的讲话》中提出“男儿论”：“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一路否定下去，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有什么作用了。为什么我们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就是从苏联解体汲取的教训。……按照党员比例，苏共超过我们，但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所以，我们要坚持不懈教育引导党员干部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观察世界，廓清思想迷雾，排除思想干扰，矢志不渝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奋斗。”这个讲话传达到省军级，但是中共各级组织对此没有做出什么即时反应，民间得知“男儿论”后，竟将其视为一个笑话，甚至认为是党内保守力量栽赃层峰的一个谣言。

    第二步棋是于今年5月下发《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中办发[2013]9号文件）。９号文件列举了意识形态领域的七条“错误思潮和主张”：1.宣扬西方宪政民主，企图否定党的领导，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2.宣扬“普世价值”，企图动摇党执政的思想理论基础。3.宣扬公民社会，企图瓦解党执政的社会基础。4.宣扬新自由主义，企图改变我国基本经济制度。5.宣扬西方新闻观，挑战我国党管媒体原则和新闻出版管理制度。6.宣扬历史虚无主义，企图否定中国共产党历史和新中国历史。7.质疑改革开放，质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性质。文件指出：“上述错误思潮和主张，在境外媒体和反动出版物中大量存在，并通过互联网和地下管道向境内渗透；在境内网络论坛、博客、微博客上也有一定传播；在报告会、研讨会、高校课堂、论坛讲座、民间读书会、个别出版物中也时有出现。如果任其蔓延，就会干扰人们在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朝着什么目标前进等重大问题上的思想共识，干扰我国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这个文件传达到县团级，随后在官方媒体上发表了与之呼应的若干文章，但是很可怜，出来写署名文章批判宪政的只有几个不知名的副教授。

    第三步棋是在8月19日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除了报纸上已经刊登的内容外，据孔庆东在“腾讯微博”中透露，层峰在会上还讲了这样一段话：现在，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谁发表正面的言论，谁发表支持党和政府的言论，谁驳斥那些攻击、污蔑党和政府的言论，谁就会受到围攻，而且有些围攻充满污言秽语、不堪入耳，而我们这边常常是鸦雀无声或者声音不大。这是很不正常的现象。据高瑜在“推特”中透露，还有一句插话：有一小撮反动知识分子，利用互联网，对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政权造谣、攻击、污蔑，一定要严肃打击。这一次，不仅全国官媒“对表”呼应，连公检法机关也紧急出动，援手宣传部门。各地公安局先出手抓网络大V，最高法与最高检随后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但是配合政府写文章的人却“一蟹不如一蟹”，连署真名的文章都难以见到了，宣传部门力推的文章竟然大部分出于妾身不明的机构“海洋安全与合作研究院”院长戴旭手下的化名研究员郑里、高翔、马钟成（仲呈），以及网络混混王小石之流。

    据内部人士透露，第二步棋主要是受国家安全部门的诱导，敌情观念过于浓重，外行色彩暴露无遗，连宣传部门的行家里手都颇有微词。选择宪政作为主要打击对象，将法学界大多数院长、所长、系主任和大牌教授推到了对立面，将毛泽东和中共在掌权前的宪政言论、吴邦国李克强等前辈和同僚在几年前的宪政言论置于尴尬境地。第三步棋向数以千计的网络大V（其中包括身价百亿的民营企业家、拥有千万粉丝的影视明星、执舆论界牛耳的媒体大腕、著名作家学者律师公知等）“亮剑”，严重违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的统一战线基本原则。可以预言，当局正在推动的这一场“舆论争夺战争”，与1980年代的“清污”与“反自由化”一样，最好的结局也就是不了了之，黯然收场。

    “面向社会底层给好处”眼下难见真章，“唱红”又完全没有胜算，这样一来，就更加凸显了“打黑”的紧迫性。面临十八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打“大老虎”还可以起到缓解党内外要求政治体制改革的压力的作用。如果“红知兵”连“老虎”也打不成，他们就无法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和比上一代领导人的优越性了。

    这里首先需要定义一下“老虎”的档次：“超级老虎”是现任政治局常委和卸任总书记，“大老虎”是现任政治局委员、卸任政治局常委和相当于这一级别的具有特殊权势的人物，“中老虎”是现任正省部级干部和卸任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小老虎”是现任副省部级干部和卸任中央委员。其余的各级干部就只能算是“苍蝇”了。“红知兵”不会碰“超级老虎”，但是他们下决心打“大老虎”。

    为了争取民心，为了新君立威，需要至少杀一只“大老虎”来祭旗。打“大老虎”自然会受到国人的欢迎，但是国人更希望看到打造限制权力的宪政“笼子”。否则，打“老老虎”就会变成为“新老虎”腾位子，成为老虎界的“生态平衡”。

吹笛在湖北

“红知兵”对于上一代领导人是非常不满的。这从他们的智囊兼发言人张木生十八大前的言论中清楚地表现出来：“很多领导对我那句话不满，我说，现在中国已经形成了‘贪官搭台、奸商唱戏、权力市场化、执政产业化、地方政府黑帮化’……王立军以前带着两位上将参观重庆的打黑展览的时候，当时，两个上将问，重庆之黑，你是从东北来的，究竟黑到什么程度，你能不能给一个评价。他说，重庆之黑在全国只是属于中下，比重庆还黑的地方还真多，而且，很多还是发达地区。”“东北和广东就比重庆黑得多”。“确实有人这样想，再有一年多，就该交班了，下定决心，排除万难，绝不作为，我们现在是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   

有人说，在现在腐败横行，天下乌鸦一般黑的情况下，反腐肃贪是找死，不反腐肃贪是等死。上一代领导人其实是相信这句话的，所以他们宁肯“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拖时间，多拖一段是一段。“红知兵”因为有“三个自信”，因此不怕鬼，不信邪，拼命也要从痛苦等待死亡的陷阱中跳出来。张木生曾信心满满地说，虽然中国已经黑成这样了，“但是新一代的党中央集体领导，不会允许这种状况继续下去。”     

中国官方所说的“三个自信”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我所说的“三个自信”与之不同，是“基因自信、资源自信、路线自信”。     

“红知兵”认为，他们比上一代领导人拥有更多的红色基因、毛泽东基因。毛泽东基因不仅是指毛泽东的经验、理论、话语，也包括毛泽东的自信。“红知兵”从少年时代起就耳熟能详：“人定胜天”；“愚公移山”；“精神原子弹”；“自信人生两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把当年苏共评判毛泽东的话用在“红知兵”身上，就是：他们比上一代更多地继承了毛泽东的“唯意志论”。   

毛泽东当年的自信，很大程度是因为他对中国人口资源世界第一的自信。1957年，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说：核战争有什么了不起，全世界27亿人，死一半还剩一半，中国6亿人，死一半还剩3亿，我怕谁去。“红知兵”现在的自信，不仅建立在人口资源上，也建立在经济资源上——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GDP第二，很快就会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比毛泽东时代牛多了。     

我有一条微博：“清污、反自由化和反和平演变，都是在80年代底色上的斑点。最近层峰打通了前30年与后30年，官方就可以在50年代的底色上泼墨了。不可小看这个变化。”我在解释这条微博时写道：我所谓80年代的底色，就是4）胡耀邦在中共十二大报告中所说“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现代化国家的总任务，也就是“改革开放”与“普世价值”大方向的一致性。我所谓50年代的底色，就是毛泽东在抛弃了1）胡适“所谓维多利亚时代的西欧文明：精神是爱自由的个人主义，生产方法是私人资本主义，政治组织是英国遗风的代议政治”后，又抛弃了2）“苏联模式”的现代化道路，企图摸索3）一条“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中国道路”，结果是把中国引入了“大跃进”和“文革”的历史陷阱。在“红知兵”打通“前30年”和“后30年”之后，从“不给普世价值留空间”这种叫嚣来看，他们所心仪的“中国模式”不是接续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而是接续毛泽东式的“亮剑”与“谁战胜谁”。自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以后，“红知兵”的尾巴翘到天上去了，不要说什么“西欧文明”、“苏联模式”不在话下，“全球文明”、“普世价值”算个屁啊，他们要像毛泽东所说的那样，“写最新最美的文字”,“画最新最美的画图”。   

更重要的是，“红知兵”经过十七大以来反复的酝酿、推敲，其中也包括薄熙来在重庆的探索，他们自认为已经找到了5）一条正确的执政路线，简而言之，就是“唱红，打黑，面向社会底层给好处”。     

“唱红”，就是改变邓小平在意识形态上“不争论”，用政绩重塑合法性的思路，重新夺回意识形态主导权。在最近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后的统一表态中，河北省委宣传部长艾文礼说：“不争论”，不是回避矛盾、取消斗争，特别是牵涉到大是大非问题，牵涉到政治原则问题，决不能含糊其辞，更不能退避三舍，要敢于亮剑，不当所谓的“开明绅士”。对于攻击、污蔑党和政府的言论要带头发声，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地进行反击。北京市委宣传部长李伟说：要把握主动权，强化宣传思想工作的领导责任，敢抓敢管、敢于亮剑。用刘云山的话说，就是“各级党委要切实加强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以强烈责任感和担当精神把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的要求落到实处。”薄熙来在重庆“唱红”，与当下“亮剑”的腔调相比，真可谓“小巫见大巫”了。   

薄熙来在重庆“打黑”，主要打民营资本，打所谓“黑社会”；当下的“打黑”，是要扩展到“反腐肃贪”，打“大老虎”。因为“红知兵”深知，只打苍蝇，不打老虎，就无法扭转民心，就无法树立“朕”威，就会一事无成，重蹈上一代领导人放任贪腐、维稳等死的老路。     

“面向社会底层给好处”，就是不要太拿公共知识分子、媒体人、律师、白领、民营企业家当回事，只要把实惠给到社会底层，就可以掌握群众的大多数，立于不败之地。这是毛泽东阶级斗争和群众路线的实质，是民粹主义的精髓，也是有过底层经验的“红知兵”自认为拿捏到位的一条红线。   




吹笛在湖北

又附：茅于轼微博：半多中国人还处于文革状态

    中国占人口一半多的人，还处于文革状态，或皇权统治状态。基本上不懂得现代社会的处事原则。要么是一些缺乏理性的文革战士，要么是逆来顺从的奴隶状态。这从网上很多的发言可以看出来。

吹笛在湖北

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意思是对对象的了解越多，控制对象的力量越大。中学时学哲学，说只有理解了的才能感受到。新一代领导人上台闪转腾挪，到底什么套路，大家瞠目结舌。有一个专门评论员陈子明。可惜陈子明日前癌症去世，根据网上哀悼搜了几篇文章，果然一个体制外的时事政治评论家，灰常了得。看了，觉得《“红知兵”的“三个自信”》、《“红知兵”为什么要打“大老虎”》流传广，说的也十分合理和逻辑。中国领导人这次换届是从“红色工程师”到“红知兵”。我辈作为臣民，在新一代领导下的十年将会如何度过？我们的后边十年将怎样面临，陈子明的文章给了一个预见，很好看，也很有道理。从陈子民文章里去作了解，了解了便做到心中有底了，稍稍遇事不惊一些。这是读聪明人文章的好处。（吹笛）

ironland

现在是士族制的时辰，和以前技术官僚管事的时候不一样啊。

挺赞成这几篇的说法。西红柿不是一个，而是一筐。现在只是暂时没用西红柿那种形式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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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然意识到居然是那个陈子明。

读史拍案

红二代整体并不持统一的思想认识，大家都是一个起跑线上的人，于是为什麽小尼姑的头你摸得我摸不得思维不可避免油然而生，于是当今所最先顾及的其实是如何拉起一支绝对忠诚于自己的人马确保能立于不败之地，其它都是次要的，于是东一郞头西一棒子抡开。

菜农

红知兵的老虎打下去，又搞文革一套，恐怖再来一个喊万岁的林彪，就没有毛泽东那么牛了。

读史拍案

相信当今中国社会已不是毛祖当年疯狂推行个人崇拜的时代了，-虽然有人借机想蹭蹭也是一厢情愿的发痴，恐怕是落花无情流水有意的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