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德国的秘密读者：禁书的审查与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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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德国的秘密读者：禁书的审查与传播》 　　
[德]齐格弗里德·洛卡蒂斯等著 　　
吴雪莲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林贤治：书报审查与秘密阅读


在我国，有关禁书方面的书寥寥可数；其中，专一叙述号称“社会主义国家”的禁书者，《民主德国的秘密读者》恐怕还是第一部。

书的名目，来源于2007年在莱比锡召开的“民主德国的秘密读者”大会。所谓“民主德国”，早在十几年前即已成为历史，而德国人民仍然没有忘记把那段沉痛而屈辱的记忆发掘出来，讨论、研究、传播，做别些有着同样命运却善于健忘的国民认为是多余的事。在大会上，禁锢时代的见证者分别讲述当年如何打破审查和封锁进行秘密阅读的情况，书中的内容，即由大会发言稿整理汇编而来。这些保持缄默、被封存多年的话语，对于认识一个延续了数十年的极权体制具有重要的价值，所以有评论认为，此书是一份对民主德国社会史的贡献。

二战以后，德国国土被划分为东西两块，即苏军占领区和盟军占领区，及后分别建立“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两个国家，习惯上，我们称作“东德”和“西德”。东德同其他一批中、东欧国家都是苏联的小矮人，走苏联的道路；西德倾向西方，实行的是美国和西欧国家的民主政制。的确，这是两个对立的阵营；从上世纪四十年代末起，一个“冷战”时代就已经开始了。

东德是一个苏联式社会主义国家。它为特点是党在国家之上，由党治国，一党专政。由于强制实行政治统一，因此，要求思想一致性，加强意识形态控制是势所至的事。书报审查制度本来是中世纪教会及君主专制制度的派生物，这笔旧制度的遗产何以为新国家所继承，绝对的集中与统一是症结所在。马克思对普鲁士的书报审查从来深恶痛绝，而东德的“马克思主义者”却奉之为“国宝”，真是一大讽刺。

东德审查体系的枢纽是隶属文化部的“出版社与图书贸易总局”，负责审批各项出版计划，并向最终授权的近百家出版社下发文件。出版社每出一种新书事先都必须通过发行许可审查。这是一种经典的预审查模式，其实是一种预惩制，把异端思想给提前处理掉。此外，它监控着全国的销售系统，统领图书馆、相关的外贸机构，包括版权贸易，并严格组织安排书号发放工作。它还不定期地向海关提供官方咨询性服务，当然，海关和邮局一样，处理邮递及日常图书审查更多地要和国家安全部门合作。

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国家就发布了1945－1953年的筛除书单，令人想起罗马教廷的《禁书目录》。出版社的图书品种和内容受到严格限制，―些被认为有反党思想倾向的作家无法出版作品，出版之后，也要受到政治迫害。书中有两个著名的例子：巴赫罗写出《抉择》，交由西德出版，然后通过救护车成功偷运到东德。他没有被看作作家，而被视为间谍、叛徒、反革命而遭到逮捕。哈费曼通过地下渠道发表文章，批评斯大林和乌布里希，以及“标准化的马列主义”，被两次开除出党，并被东德科学院开除。

除了出版社，在图书馆，书店，书展，都要求建立“自主的检查体系”。就是说，除了审查机构的监控与审查，还要求互相监督和自我审查。书中写道：“最有效的控制和培训监控技术，其真正目的是自我审查，把作者、电影制作人和词曲作者、记者和科学工作者都自愿变做政权的‘精神帮凶’（布莱希特语）。”

对图书馆的审查，是指对图书发行传播的审查，目标针对各种信息传播载体，包括印刷商、出版人、销售商以及图书管理员，实质上读者被当成了监控对象。在图书馆的管理流程中，馆长决定一切。在分配完书目号之后，馆长要对“有问题”的图书进行预检，最终决定图书的可用度，对图书设置使用权限，并决定是否从书单和书库中剔除。图书馆设有封锁书库，即所谓“毒草室”。其间存放的书籍被归为法西斯主义、色情、非人道或者反马克思主义等类，即属于危害国家的书籍。所有这些书籍不能外借，只有出示证明才允许进去查阅。大约有点类似我国六十年代的“灰皮书”之类，印有“内部发行”、“内部参考”字样，以供应一定级别的干部和机关单位，但也同样需要持证购买。关于东德审查的严密程度，书中说是每本书的书名或标语、前言后记、索引目录以及作者或编者的名字构成了这本书的敏感词场，也就成了图书馆的调查对象，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990年德国统一时为止。

书报审查制度豢养了一大批专门负责鉴定书刊的政治品质、凭身份随时制造权力又随意消费权力的隐身人，这就是“审读员”。国家利用他们窥探、监视、恫吓出版社，而鉴定费用又须由出版社负担。在书中，柏林新教出版社社长说他每年圣诞节前就会收到一份多达200本书目的长长的书单，每本都有评语和具体的鉴定费，然后，他就得按惯例统一签名付账。德国统一后，他曾在柏林某街区的国安部隐蔽处所内见到3000多份装订整齐的鉴定书，大为震惊。他了解到，这些审读员都是由国安部物色的，其中有神学家，也有来自多所大学的教授。他愤怒地说道：

我们认为最恶劣的审查官不是国家机关，而是这些所谓的审读员。和国家机关有商量的余地，他们也要在党中央面前汇报工作——他们也害怕，比我们还要害怕。更令人气愤的是我们无法认识的那群人，为国家机关提供审查辩词的那群人，就是因为他们那些鉴定书，有时让我们的工作进行得非常艰难。

1961年以前，柏林的西德边境还是开放的，东德的读者可以不断地从西德一边携带需要的书刊。在西德，各报社也乐于向东德同胞提供报纸，甚至免费取阅。柏林墙修建以后，特别在七十年代以后，旅游活动在封锁中变得频繁起来，此时，西德有关机构继续有计划地向东德教会、其他团体和个人输送报刊和宣传品。这样，在整个审查体系中，海关和邮局的作用便显得格外重要了。

邮局对投寄书刊有严格的规定：除内容符合意识形态的标准之外，寄件人和收件人都必须是私人并且每次只能邮寄一册，否则被没收。据统计，六十年代经没收的图书包裹每年达7万件，印刷物总计42万册，仅1960年一年，经检查的邮政包裹就有2100万件。从1963年起，各地区海关管理处专门成立了图书委员会；至八十年代，海关当局进一步要求成立图书审查核心工作组。海关管理处在建柏林墙当年的年度报告中写道：“邮政检查涉及的检查工作及安保工作的口号，一律为‘不能放过敌人’。”

所有的审查机构都通向国家安全部。在东德，国安部是一个握有无限权力，令人生畏的机关。极权国家一方面是专制政治，另方面是神秘政治，而国安部则是完整地体现了国家的这种既残暴又阴鸷的两面性格。国安部的人员及功能深入渗透到出版社、书店、图书馆、各种书展、海关和邮局，以致后来接管了邮政审查。可以说，国安部无处不在，随时随处捕获那些胆敢制造、输送和阅读禁书的“敌人”。由于它无权实施处罚，便与其他有权处罚的部门、机构如警方、法院进行有效合作，以确保其工作的“合法性”。一个国家，竟至于依靠安全部门插手文化，可见集权政治的全能性；实质上，这种干预只是维持表面的稳定，它根本无法掩盖统治关系的内在的紧张。

作为一种制度，书报审查自然形成它的对立面，那就是大批的秘密读者，也就是潜在的敌人。这些读者中除了市民、工人、教徒、危险的大学生和知识分子之外，还有官员和一般公务人员，覆盖面很广。所以说，书报审查并非是统治集团在唱独角戏，它是一个社会工程，一场众人参与的洗礼仪式，甚至是一场战争。

由于书报审查制度的存在，读者发明并发展出了一整套秘密阅读的技艺，从图书走私、行窃到地下印刷、复制与传播，五花八门，极具创意。自由领导读者。他们大多从个体出发，以不同的方式，目标一致地致力于打破禁闭的世界。中国成语所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确实如此。书中秘密读者的众多事例提醒我们，没有理由对人类进步的未来丧失信心。

从书中可以看到，每位秘密读者都是名符其实的“藏书家”。有一位编辑说，他把最著名的禁书《新阶级》装进塑料袋捆好后去入化粪池，后来他才知道，这种藏书法并非他的首创，国安部知道，每个“白痴”都是这么干的。他还提到女作家金斯堡写劳改营经历的《生命的轨迹》没有封面，也没有内封，而是被一层油布包着，据说该书由西德出版，然后空投到东德境内，所以才用防水油布做封面。图书走私商埃克特的书架有120本禁书，由于害怕国安部发现，把它们全都藏到了屋顶上。从西德带书到东德，人们常常把书藏到火车的厕所里，办法是用钥匙或简易螺丝刀把厕所的镶板墙揭掉，等过了边境再行取出。也有人过境时，关掉厕所水箱的进水口，用塑料膜把书包好藏进水箱，过境后再取出来，据说把书藏进厕所有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即使被发现，也无从识别藏书者的身份。为方便计，许多人将报刊藏进背包里或贴身上口袋里，也有人藏进裤腿里或者自行车轮胎里，有一个胖妇人还把报纸直接绑在肚皮上。在东德遭到严重迫害的宗教团体“耶和华见证人”的做法别出心裁，把《圣经》和它的核心期刊《守望台》剪成纸条，塞进无核的烤李子或者去了仁的核桃里面，然后把这些李子、核桃放在包裹里寄给狱中的教徒。

另一方面，在西德，策划秘密阅读的组织者采用科技手段，比如用无线电广播为图书做宣传，利用西风和热气球，乃至用定位精准的火箭分发传单和宣传手册，“耶和华见证人”则利用微型电影胶片。

由于国家垄断了出版业，一些怀有异端思想的编辑只好根据“斜线战术”安排出版计划。“斜线战术”源于古希腊，即左翼的大举进攻，右翼的则往后撤。这是一种隐蔽的，平衡的战术，相当于所谓的“打擦边球”的比喻。如果放弃原版书的出版，改为复制图书，那么读者只好重新采用传统的办法。这些办法，在他们手中也被发展到了极致。书中说，从手抄、背诵到手工印制艺术家手制书，各式各样的办法犹如剧场保留节目一般，令人看了不由得发出惊叹。

据介绍，八十年代，没有哪个国家像东德一样，每个印刷所，每台复印设备都要受到缜密的监察。因此，非法和秘密出版业得以在波兰等地出现，并获得相当的完善和发展，东德却是姗姗来迟。对比之下，东德有人慨叹：“他们那么多自由刊物令我们自愧弗如！＂当然，这些称为“萨米亚特”的地下出版物勃兴的现象，与波兰众多政治反对派组织的出现有关，是反对派地下活动的组成部分。由于地缘政治的关系，波兰反对派多样化的活动内容和富于想象力的实践毕竟为东德反对派从事政治和社会反抗运动树立了典范。从八十年代中期以后，东德也出现了定期出版的萨米亚特刊物。东德的这类刊物比苏联晚了二十年，比东欧各国晚了十年；与邻国波兰相比，数量也少了许多，但是，在政治诉求和文字内容等方面都体现了高度的同一性。它们不但为苏联和东欧反对派独立政治运动的产生和铁幕的落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在1989年以后东欧新民主秩序的建立中仍然迸发出特异的光彩。

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七十年代，众多的秘密读者渐渐形成了若干圈子，开展了有组织的集体阅读活动。著名的有“阿多诺圈”，后来又有“潘科和平圈”等。加入圈子的大都是青年知识分子，他们阅读各种禁书，特别是政治、哲学和文学作品，定期进行讨论，唤醒了思想，培养了一种激进主义的政治热情。国安部调查圈内成员的理由，就是“教唆反国家”和“组建反国家团体”。

某个被禁的作家和作品，也可以形成一条“接受链”，把众多不同成分的秘密读者串连却来。比如小说家卡尔•麦，就有一个历时长久的庞大的阅读群，称“卡尔•麦爱好者团体”。巴赫曼的批判东德现存的社会主义的论著《抉择》，在国家安全部、国家计划委员会，各部委、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的社科院、马列主义研究所、领导干部进修班里，都被不同程度地秘密传阅。出版社、报刊编辑部工作的编辑人员争相传阅，一家大学杂志《论坛》的编辑在阅读时害怕留下指纹，竟发明了带手套阅读的方法。《抉择》在很多地方，都是研讨会和书友会交流的内容。

书中提出一个“反对派公众”的概念，说：“凡有图书审查的地方，由反对派和抵抗者形成的公众就是反对派公众，这是对国家或体系持批判态度的公开言论被阉割的反应。”东德的垄断官僚专制体制对反对派公众异常敏感，所以除了一般采用书报审查的手段之外，必要让安全部门介入，并对从事反体制论坛活动的人给予刑法制裁。但是，所有这些，都无法阻止行动者和接受者的圈子的形成，其内部交流加强了参与者的批判意识和共同体的凝聚力，极大地提高了反对派的颠覆性能力。

德国是一个阅读大国。在那里，有世界上最大的出版公司和国际性书展。从书中可以看到，大量读者阅读、携带、收藏禁书是冒风险的，这种读书景观不妨说令人生妒。虽然，被官方缴获的图书中大多数属于低劣读物，包括黄色书刊，但是，仍然有极少数的政治性读物，被比喻为“能引发手榴弹般的反响”。重要的是，这些爆炸物为知识分子、社会精英所拥有，完全有可能在他们未来的政治实践中转化为巨大的能量。

有一个叫“反对非人道战斗团”的组织的领导者蒂利希非常重视阅读，他强调指出：“对极权主义的反抗开始并结束于每一个人身上”，必须“通过图书和优秀杂志”来“摧毁寂寞、实现集体的无声教育，借助精神作用来撒播欧洲文化已被腐蚀的土壤”。他认为，有意识地把自己变成欧洲文化的承载者，只适用于“少数人群”，适用于一个社会内部某个民族的特殊核心，“为将来辐射到全社会，重要的是以这类少数人群为核心并对他们起到引导作用”。

―位曾积极投身于“潘科和平圈”阅读活动的物理学家施达德尔曼有一段话这样说：“我们到底有多重要？这一问题无人能答。可以肯定的是，那段时间至少对我们这个小团体的成员很重要。混沌理论中称此为耗散结构。在热力学非平衡状态下，能量会在一定时间内达到稳定状态，进而推动不可逆转的变化：著名的蝴蝶效应——蝴蝶扇动翅膀改变了气候。”

1989年，气候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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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轶
《民主德国的秘密读者》：读者生而自由，也应保持自由

　

　 读者生而自由，也应保持自由。——纳博科夫
　　
　　

禁忌下的阅读生活
　　
　　在单向街图书馆，发生了这么一场购书故事。一位伤残人士在单向街图书馆逛了一下午，直到关门之时才离开。离开之前，那位读者问店员：“请问有《上海生死劫》这本书吗？”“不好意思，这本书只在1988年出版过，之后再无再版。”“你们店老板是许知远吧？听说他还有一本《极权的诱惑》的，这里有卖吗？”“不好意思，恐怕你得去香港或者台湾才能买得到。”“《五十度灰》。中文的？”“不好意思，这书恐怕不会出版。”“我以为你们图书馆应该什么书都有的。”“……”“你知道有图书馆自由宣言这回事吗？”“……”就在单向街图书馆的店员一脸尴尬之时，那位读者从包里拿出几份文件向店员讲述日本《图书馆战争》的故事，一个关于政府出台“媒体净化法”和成立媒体净化行政执法局的故事，一个审查和查封不干净不健康具有腐蚀性内容的报刊杂志电影话剧等的抗争故事……
　　
　　当然，如今生活在天鹅绒监狱的我们依旧还能偶尔购买到一些禁书，甚至有专门做禁书盗版的人士，互联网上也能下载到一些禁书的电子版来阅读。倘若是在诸如北韩这类社会主义活标本的国度里呢？在《无可艳羡：北韩人民的真实生活》一书中，芭芭拉·德米克记录了一位叫做俊相的北韩年轻人，他热爱阅读。但在北韩，“他只能躲在被子里用手电筒偷偷地看”，因为在一个充满禁忌的极权国家里，“只要你还住在北朝鲜，你就不可谈论政治。对你最好的朋友不能，对老师甚至父母不能，当然对你的女友也不能。俊相从来不在女友美兰前谈及对这个政权的感觉。他没有告诉她，他在看南韩电视，读资本主义小册子的事情。他当然也没有告诉她”。
　　
　　芭芭拉·德米克对禁忌之下的读书状况如此写道：“在北朝鲜，想成立读书俱乐部或者进行一个政治研讨是不可能的事情。任何自由的交换思想观点都将不可避免地延伸至禁区。在任何三人或四人的小团体中，就至少会有一个告密者或者各种各样的特工。”然而，禁忌毕竟是有限的，相对于无限的自由来说。“他读完了所能找到的所有的书，从西德尼·谢尔顿的《天使的愤怒》到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阅读能够创作一种虚构的生存环境，于是“他已经开始幻想叛逃”。
　　
　　虽然阅读作为一种私人化的生活方式本身并不构成政治化事件，但它却在充满禁忌的高压政治环境之下构成了一种反抗政治的私密之举。在另一个极权国度东德，年轻人巴德尔·哈泽尚未从痛苦的初恋失败经历中走出来，收到了笔友雷纳寄来的一本书。封面是荒无人烟的灰色地带之上，飘落着一张写着“I love you”的皱巴巴的纸条。巴德尔·哈泽以为这是一本有关于爱情的故事书，以为是雷纳寄给他疗治情伤的，并相信会在书中找到自己的患难之交。七个月后，他被国安局逮捕，成为反东德、反党和反社会主义的政治犯。
　　
　　最重要的犯罪证据之一，就是搁在床头柜上的那本书——乔治·奥威尔的《1984》。逮捕之后，巴德尔·哈泽才知道这一切都是国安局布下的一个圈套，因为国安人员早就写好了对他以及对那本书的一切鉴定报告。他的姐夫是国安局的通报合作者，他举报巴德尔与西德文学青年保持不正当关系，而雷纳寄来《1984》一事国安局早就了如指掌，故意放行到巴德尔手中，为了方便日后给他定罪。但《1984》给巴德尔·哈泽以巨大的思想震撼，因为他在书中读到的所有恐怖，都能够在现实生活中找到活生生的例子，最后他自己也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一九九一年，巴德尔·哈泽以合法财产为由从法院要回了那本《1984》，并且将这本书放在了书架的首要位置。像巴德尔·哈泽这种“在东德读奥威尔”的人，并非仅其一人，而是拥有一个庞大的群体。
　　
　　最近出版的《民主德国的秘密读者——禁书的审查与传播》，从书名可知，是一本内容关于当年东德政府极权统治之下禁书审查与传播的书。这本书讲述的是，极权统治之下的人们是如何获取一本禁书或西方图书的，当年东德人是如何在高压禁忌之下做一位禁书的“秘密读者”的，阅读或传播禁书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禁忌下的禁书传播
　　
　　二战后的德国，苏联接管了东德之后，继纳粹之后，极权再一次蹂躏这块土地。同样的，继希特勒焚书禁书之后，为了保持社会主义的纯洁性，以及为了防止西方资本主义腐化纯洁的社会主义，东德政府继续着禁书大业。1946年，东德国民教育中央管理局编辑出版了一份长达526页的“筛除书单”，到了1952年的第三次补充，这份禁书书单已经长达785页。其中，不仅包括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书刊，还包括殖民史、经济史、地理、前德国东部史等方面的书籍，甚至还包括自然科学，因为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被官方认定为对制造武器弹药有帮助。只是在任何时代，书作为人类精神粮食，再怎么“严防死守”的禁书手段也不可能做到“万无一失”。越是禁忌的图书，被极权奴役下的人们反而越发好奇，用尽各种办法以求一窥，哪怕获得一本书之后会被东德警察敲门查水表。哪怕会带来灭顶之灾，也无法禁锢着人们浓厚的好奇心。
　　
　　由于严密的禁书政策，东德的出版和图书的传播变得极为难得，一书难求的境遇让东德人不惜付出生命去获得。当年很多禁书，都是从西德流到东德的，黑市汇率让西方图书变得如同天价。然而即使如此，也无法阻止东德人去换取一册西方图书。很多人到西德探亲回来之时，都会带上一两册禁书，或偷偷地留给自己看，或私底下给朋友传阅，甚至当做礼品赠送给朋友。当年从西德到东德火车里，很多图书是偷偷放在厕所或座位下面带过境的，以躲避审查人员的视线,比如撬开厕所的板墙，有人用塑料膜把书包起来放进水箱。还有一些从西德往返东德的私家车，将书籍放在车底部或改装车皮来运送禁书。审查人员在每个交通检查站的一项重大任务，便是检查车辆或行人是否携带具有腐蚀思想方面的“大毒草”。每年高速公路过境处被查获的“思想道德败坏”的图书案例多大十万多起。
　　
　　比起高速公路的查获案例，邮政海关每年查获的数量则比之多几十倍，那里每年大约查获300万起，内含印刷物的邮政包裹总计1200万件。海关管理处作为出入境的必经之地，海关的安保工作极为严密，检查工作的口号被定为“不能放过敌人”。每年，在海关被没收的包裹不计其数。惩罚措施依旧走私的形式和数量而定，轻者进行说教，重者大量图书被没收，更为严重的则被上诉到检察机关，接受刑事处分。而对于一些诸如艺术家、宗教界名流、科学家、作家和记者身份的人，海关则使用针对性措施，以防他们公开发表不利言论或携带“不健康”图书。每年约有12000份来自各个研究领域的专业杂志被没收，因为杂志中刊登有招聘启事，国家安全部担心西德会“有目的地挖走东德的专家人才”，所以这些杂志被国安部认定为高度危险刊物。而审查官和海关检查官自身也同时被高度监控，害怕他们因检查西德刊物而思想被“腐化”。 当然，极具反讽的是，海关关员本身也是东德秘密读者中的一员，虽然成为海关关员之前他们都需要经历被洗脑之后才能上任。然而，正如书中所言：“即使严厉的惩罚措施也不能完全阻止这些精挑细选通过考核的统一社会党拥护者，利用西德报纸杂志，越过自己所处的体制这堵思想高墙，看看外面的世界。”
　　
　　另外，二战之后的冷战对峙，西德方面也不断使用各种方式渗透东德，欧美国家在意识形态的对立中也帮助着西德的渗透计划。西德有政府出头或民间组织的文化机构，专门定期印制各种传单或杂志，利用火车、汽车或人本身带入东德境内，送到东德人手中。在东德，参与这项计划的人则定期收到这类杂志，再在自己的圈子内流传这些印刷品。在过境处附近，西德使用高音喇叭宣传西方民主思想和极权奴役危害等。更有如同当下的南韩与北韩，西德使用热气球将印刷品投放免费传单或西方图书。于是，东德边防人员则增加了一项任务，那就是将飘过境的热气球击落。很多东德人当年就是如此得到禁书的，还有人因为采蘑菇而捡到一本图书，从此启蒙了他的思想之门。
　　
　　在各种“严防死守”的禁书政策之下，东德的图书出版处境也十分难堪。不仅图书被严格地被各种政策或黑名单所钳制，即使编辑认为没有任何问题的图书，也有可能在书籍出版之后被迫无辜接受惩罚。但是，东德的图书管理学典范著作和文艺学专业字典里，读者所读到的却是“审查在东德是不存在的”：“审查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文化政策，社会主义既不存在政治上的也不存在道德上的审查问题……对特殊文献设置使用权限通常是出于藏书保护的目的”。在禁忌遍布的东德境内，图书审查作为一种统治实践活动，不仅显示政府的公开强制及民众的顺应顺从，而且体现出一种以管教和征服为目的、细致入微的统治机制，其独特之处不在于实行压迫，而在于被统治者情愿接受的主观意志。“它不是统治集团的独角戏，而是一个全社会的工程，连同图书走私一起就像一场众人参与的礼拜仪式。”而出版社编辑作为写作者与读者的中间人，作为图书行业能够第一时间接触书稿的工作人员，他们的生活也被处于严密的监控之下。曾是东德人民与世界出版社总编的罗兰德·林克斯说，他在国安部的档案有500页，都是阿尔弗雷德记录的。阿尔弗雷德在1958年被判两年多的监禁，在狱中被国安部招募。兰德·林克斯调侃说：“要是为我写传记的话，这些档案材料可就太棒了，可惜从来没有人对我做过什么……”东德的一位编辑说，每年他需要向党的上一级呈送一份自我陈述报告，且他一直处于被监控状态，他在东德的岁月几乎是双重变态人格的生活。当然，异见写作者也难逃罗网。诸如，东德作家希尔毕西与西德某社签约出版诗集《缺席》。1979年5月，一熟人在旅馆将其诗稿烧毁，国安部立马以涉嫌纵火为由将其投入国安部监狱，恐吓其达两月之久。拒绝撤消出版后，好友及其自己遭莫名殴打。出版后被处以2000东德马克罚款。
　　
　　东德图书馆也在政府禁忌之下，像出版社或报刊杂志的编辑一样，一套自主的审查体系早早地就融入了图书馆的管理流程：“在图书面前的无能、苛刻、不安、顺从、愚昧和自大充斥着东德各图书馆无处不在的审查。”在经历了一层黑名单的审查之后，馆长及其他图书管理员还会亲自再一次对图书的使用权限进行设置，以免因图书馆里的书而惹祸上身：“审查机制源于社会体制而建立起来，主观性强，透明度低。投机主义、政治责任意识、惧怕决策错误、因祸得福（统一社会党成员去往国外，与西方建立私人关系）还有惧怕被免职，这些构成了审查机制的大杂烩。”如果说，出版方面的审查机制让图书市场变得荒漠化；那么，图书馆的审查则让本是知识宝库的图书馆变成掩藏知识的存库。
　　
　　不仅仅图书馆有着审查，当年的莱比锡书展理所当然也成为审查的重要目标。东德对图书的巨大需求源于图书的匮乏，而图书匮乏与图书供给严重分裂，这就决定着书展的特殊角色。战后的莱比锡书展，所有图书事先已被国安部严格审查过，有些西方的图书只能以空壳无字之书现身于书展。前往书展的东德人，要么站着读完，要么手抄或组团抄书，要么做偷书贼，国安人员扮成学生等便衣身份混入书展，继续审查图书，以及监控东德读书人；涉嫌偷袭西德图书者，将被送去国安部。理所当然的，最拥挤的展台当然是内容多样且又展出“非正常图书”的西德出版社展台，或者说是展出那些未受审查的图书展台。1982年莱比锡书展的第一天，就有44人被抓，其中15人被送往国安部。国安人员自己也参与了图书偷窃，当然，有些国安人员是在夜里将西德展览区的图书偷走，以免第二天东德人前来阅读或摘抄，但也有很多国安“窃书贼”也像海关关员一样，借助莱比锡书展中饱私囊，他们也成了体制内的体制反叛者——“民主德国的秘密读者”。一位作者在书中如此评论莱比锡书展：“从经济上的预期收益来看，西德的出版社几乎没有为书展做出任何贡献，国安部就此认为，本来为促进图书贸易举办的书展仅仅成了服务于敌对宣传活动的工具。”
　　

　　　
　　　　　 禁忌下的“专制育人”
　　
　　在这种社会环境里，书籍成为奢侈品，要想读一本书，并不是金钱的问题，而是书籍有无的问题。莱比锡书展的举办，让东德人在一书难求的精神困境下培养了民主国家里大部分人没有的能力。那就是，东德人为了读书，不得不练就好的记忆力，不得不学会速记，不得不练就快速抄写的能力。另外，有一些人为了获得知识，不得不学习外语。因为只有掌握了外语，才能学到德语之外的知识。除此之外，一些图书的传播或者文章的传阅，让地下文学涌动起来，也就是萨米亚特，如同我国当年的手抄本。最震撼的当属蒂姆勒，他从1962年10月开始，耗费十七年用手提式打字机，把一万一千九百三十三页、二十一册的卡尔·麦作品集打印出来，供儿子阅读。有些胆大的艺术家，则利用印刷艺术图书的形式在纸张上附带一些“具有腐蚀性的不健康的文字”。而由于对出版的控制严格，后期出现一些民间出版机构则自己改装机器来印刷出版物。对于这一系列因审查而带来的连锁反应现象，书中极具反讽地称之为“专制育人”。
　　
　　朱大可说，读禁书是心灵练习，为思想飞跃提供了隐秘而坚实的支点；在恐惧与战栗之中，提前实现灵魂觉醒。上一代国人靠偷窥禁书自我启蒙，这一代国人靠翻墙上网获取认知，不过是新一轮偷窥运动。无论是偷窥禁书，还是翻墙上网，正如本书中恩斯特·蒂利西所说的那样：“对极权主义的反抗开始并结束于每一个人身上。”在另一本关于伊朗高压政策之下阅读禁书的《在德黑兰读“洛丽塔”》中，阿扎尔·纳菲西写道，阅读造就想象，想象虚构的生存环境，以虚构世界创造出的无限可能去对抗现实。通过阅读，“书籍开拓出一片无际的自由国度，也可以说是将国家权力通过艺术和文学来塑造灵魂的要求内在化并辩证地实现逆转。如果转向文化知识界，那么便无须再柏林墙后弥补经历的贫乏，同时又在遵规守纪的前提下，用微妙的方式体现出反抗精神。”因为，在审查体系之下，无论是被允许出版的还是被政府禁止的，它们都被迫带上了政治色彩，而秘密读者们手里拿起一本禁书来阅读，本身就构成了反抗极权的象征意义，虽然它或许是一种最简单的表现形式。
　　　
   　在阅读《民主德国的秘密读者——禁书的审查与传播》的过程中，有一个疑问一直困扰着我：读与不读，有何区别？别人所回忆的，我们正在经历；别人所抛弃的，我们正在且还将继续。在别人的历史里，满纸都是我们的生活，魔幻现实主义国度总给人时空错乱感。过着他人早已抛弃的荒诞，而我们依旧是如此的无力。值得一说的是，制造恐惧与邪恶的极权机器螺丝钉们诸如臭名昭著的国安局人，在《民主德国的秘密读者——禁书的审查与传播》的作者回忆录或口述史里，他们最终与受害人及其荒诞的历史，一同被铭记在册。
　　　　　

水笺

對專制的思考： http://movie.douban.com/review/1147905/
　　
　　中文名《竊聽風暴》英文名繙譯過來是《別人的生活》，我願意叫它《好人鳴奏麯》。1989年11月9日 柏林牆倒塌。我並未有記憶。民主的東德，民主的蘇聯，民主的中國。對歷史的審視和反思，落腳卻在脆弱與令人尊敬的人格。
　　初看完這部電影的時候，感情復雜。堆積在胸口說不出。說感動或震動來抒情，我怕輕薄了它。
　　那個自殺的被禁止工作的戲劇導演說“質疑精神，熱愛人類才是對一個民族的最大力量。”我也堅信。
　　我想起大一上《烈日灼人》分析，老師的教案里寫：人如何警惕自身的恶，如何在历史的险恶境遇从背后袭来时决定自己的选择。
　　面对历史的几种选择：随波逐流（中国古训：识时务者为俊杰）
　　 独善其身（王小波的总结：沉默的大多数）
　　 自我救赎（萨特：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选择不可避免、不可逃避。哈维尔：反政治的政治，无权者的权力）
　　柏林墙在1961年建立，到1989年倒塌的二十八年光阴里，秘密警察最大宗的业务就是防范人民逃亡。7万5千人因为企图逃亡而被监禁，809人因为逃亡而丧生。大约7500名边境警察“监守自逃”。其中三分之一成功逃走，不成功的三分之二被关进监牢。东德总共雇用了9万名正式秘密警察和17万5千名秘密线民去控制1700万人民，这其中有过妻子监视丈夫，学生监视教授，儿女监视父母，情人相互监视。
　　這不禁讓我想到了中國的文革，互相揭底，互相拆臺。那些告密者，并不能以單純的態度來分析的。我覺得其中有既有人性，也有集體的無意識性。我有時能夠理解那些背叛別人的人。他们使我沉思人，沉思人性。
　　這不是單純的犬儒主義。
　　統一后有曾經東德的告密者为自己辩解说，他实际上是一个君主主义者。他不相信制度是可以被改造的。他不否认为秘密警察工作，但是他坚持说，那只是一种无奈，"秘密警察并不能控制我。"他承认他有恐惧，如果不合作，会被拷打甚至致死。"我存在下来，这对我是一种胜利。"
　　也有的人没有忏悔之感。"因为告密是件平常的生活，如果别人受到伤害，那我承认我作了恶。因此，告密和作恶还是有差别的。"
　　文革紀錄片《八九點鐘的太陽》中對青年人在文革中表現出的某種宗教性進行了分析。
　　在德國也是這樣，的确有一部份人信仰马克思主义，所以自愿为秘密警察工作。
　　但多数人是机会主义者，通过为秘密警察工作赢取一些实惠。还有许多人相信，要让自己不成为专政的牺牲品，唯一的办法是与当局合作。另一些人则在受到胁迫的情况下无可奈何地干了。這是我認為的軟弱。
　　
　　 這些和中國文革中都驚人的相像。巴金的《隨想錄》被認為是他文革的懺悔錄。看過馮驥才的一本書《一百個人的十年》，世界上最陰險，最兇殘，最有獸性的不是猛獸，是人。
　　
　　著名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将极权主义国家治下普通人的罪责分为四种：刑法罪责、政治罪责、道德罪责和形而上罪责。这四种罪过是雅斯贝尔斯在战后写作的《德国罪过问题》中提出来的，我认为，这四种罪责的辨析和区分对反思纳粹统治下的普通人（前苏联的米•罗姆拍摄过一部纪录片《普通的法西斯》）的生存性质至关重要，对思考其它形态的极权统治仍有现实意义。在雅斯贝尔斯区分的四种罪责中,第一种是刑法罪责。负有刑法罪责的是那些违犯法律并在正当法律程序中被定罪的人。这里的法律不一定是指一国内现有的成文实在法,因为这种实在法本身就可能是违背道德的更高法的,如自然法和国际法。刑法罪责是由审判罪犯的法庭来确定的。就德国情况而言,先是由在纽伦堡的国际法庭追究纳粹首恶们的刑事责任,然后德国司法机构继续追究犯有重大罪行的纳粹分子。对刑法责任的裁判归法庭所有。〔Karl Jaspers, The Question of German Guilt. Trans. E. B. Ashton. New York: Capricorn Books, 1947, p. 31.转引自：徐贲：知行合一的灾难历史见证: 站在极权道德废墟上的雅斯贝尔斯。〕
　　
　　 东德政府需要一个良好的国际声誉，他们不能使用毒气室、暗杀队。于是他们暗地里进行最恐怖的勾当。
　　东德的秘密警察收集如此众多公民的、如此无聊的秘密档案。充分反映了那些统治者病态的恐惧。他们把每个公民都视为潜在的敌人，记录他们日常生活的一切，但结果他们还是不能及时发现与控制住有组织的反抗运动席卷全国，推倒他们的专政。
　　
　　 90年十月德国统一后，波恩国会就秘密档案如何处理犹疑不决。一些议员警告，档案中的秘密太具爆炸性，以致于不宜公开，并建议烧毁。另一些人则建议为了社会安全的理由，必须封藏若干年后才可以公开。或者经处理后部份公开。
　　　　 然而东德当选的议员则反对这些意见。他们说服国会公开档案的名字，每个被专政监控迫害的人，都可以去查阅自己的卷宗，而不对第三者公开。西德报纸评论称，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政府将如此浩繁的警察记录公开给如此众多的人口。
　　
　　相對比中国在1980年前后也曾经搞过一次处理文革中的告密材料、检讨交代文字的档案清理工作，当时对文革中的所有这类材料都采取一个办法：从档案中取出来烧掉。
　　德國這個民族是值得尊重的。
　　
　　人如何抵制自身的惡。如何做到不真正的軟弱。如何在歷史的洪流從揹後襲來時決定自己的選擇。
　　這三句話，在和平年代里鞭策著我。
　　

sunchuanzhao

且不说东德，他还有一个兄弟西德，历史上有过魏玛时代民主体制，就连匈牙利、捷克可和波兰人，中国是不能直接比较的，退一步，再往东的旧苏联的俄罗斯人的传统与我们也有很大区别，二战后，赫鲁晓夫雪崩后，他们出过不少好的地下著作，我们没有，我们地下流行的是《第二次握手》之类的东西，再则体制内开明派的顾准等的东西。东德人当年想读的、写的东西和中国人想读的东西不是一个层面的。
今天也是如此，严格地说今天的儿童已经失去读书的习惯、欲望和时间（教科书和教辅应试书之外的阅读）书店是充斥宣传品和半宣传品，社会公共图书馆里读者借阅的生活实用书和考资格的指南，
我曾代课的二本大学，图书馆里几乎没有21世纪出版的图书，教师家里除了教科书和肤浅教学参考书外，就是他们自己上大学时的教科书，他们不买书，学生更厉害，大学一年级就不买教师指定教科书，行政当局不敢得罪学生，怕以后没有生源，教师如何执行考试，这些农村出身学生和教师从小不接触印刷品，加上每天长达10小时以上的中小学封闭应试生活，厌恶阅读、猛烈反知性，，

网上关心国家大事的文学青年，对稍微读起来吃力的其他民族学术经典，都依赖公共知识分子的介绍和转述，就算文学作品，他们的解读往往是在不知道外部世界前提下“解构”的
现在都可以到外国旅游，不存在禁书问题，许多在海外留学海龟，在国外有选择读点什么呢？回来后依附体制，还要当公共知识分子

ironland

接触的群体类型不同吧。

固然有许多少年期阅读范围不超过课本的人，但也有自小迷妥斯耐耶夫斯基的孩子。看看豆瓣读书那些地方，年轻人热衷于读书的只多不少。甚至还有不满某本书的译笔，自己动手翻一遍的。他们甚至发明一个词，仓鼠病，自嘲看不过来地收藏电子书。

拜过去二十年开放和网络所赐，现在的年轻人拥有更广阔、更多元化的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