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文革地下思想与地下文学的交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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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地下思想与地下文学的交接 2014-07-20 文革地下思想与地下文学的交接 ——由长篇小说《百年车祸》的写作说起 赤眉陈更 一、序： 地上、地下概念的应有界分 　　这里所写是我的个人小传，也是我对自己迄今为止最重要一部文学作品——长篇小说《百年车祸》的首次推介。 　　重要的是，文化革命过去已经三十七年，在全世界的范围里，尚没人对文化革命中中国地下思想的发展脉络加以梳理。而对于文化革命中地下小说、地下诗歌的发展脉络的研究倒是存在的，尽管，由于缺乏地下思想发展脉络研究的指导，这种研究是极其偏颇、极不全面的。本文借对本人历史情况的初次披漏，启幕这一相当重要的研究领域。 　　建国后的中国思想发展研究，大的分为两支：统治的和非统治的，亦即主流的和地下的。正统的、主流的思想反而是一个无甚研究价值，或者因研究之滥而变得缺乏研究价值的领域；唯非统治的，或地下思想的研究，则迄今为止，无人问津。这是一个极其敏感的问题，我是一个过来人，且处于这一问题的核心旋涡，当锐身自任，提出这一问题，讨论这一问题。否则，它将湮灭，对不起后人。后人将说，在那样深度黑暗的天空下，我们的先人，仅仅那么一些并不丰富的思考。 我们愧么？ 　　以对封建主义的评判为界分，文化革命之后，主要是文化革命末期，中国地下思想分为两支。一支认为以共产党为领导的中国现代革命，因反帝目标掩盖了反封建目标之下的斗争任务，建国之后封建意识膨胀，导致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封建专制主义复辟的政治灾难。此种思想以北京严家其为代表，其代表性著作为《跨越时代的旅行——宗教.理性.实践三个法庭访问记》。魏JS的思想未逾于此，遇罗克的思想则更未超越“革命”的范畴。另一支认为，中国的某种势力固是一种封建势力，借助于某种西方思想，打扮一番罢了。它导致的结果是，袁世凯“洪宪”、张勋拥护废帝的目标，变成地上的现实。这种思想的代表者在中原，中国密封最严、封建因素也最根深蒂固的地方；这一地方迸发出最强烈、最耀眼的思想光辉，倒也有它的合理之处，所谓压抑最深反抗最烈。 　　我不能不说，后一支思想，在逐步改革开放，讨论氛围逐步放开之后，又有新的发展。后一支思想的本来意义是，否定某种固有势力，肯定其相对势力。但这种思想的继续发展，从宪政意义上否定了这一结论——它认为《退位诏书》和《临时约法》是中国的宪政之基，“光荣革命”在中国是大有希望的。是谁破灭了光荣革命的希望？ 　　这是一种进一步的思想，它出现的晚一些。这种思想出现时，压制的氛围已相对稀薄，且因为其两边各打五十大板的性质（它认为在宋教仁之后，国民党也背叛了民主宪政的初衷，更不要说共产党），是半公开或者完全公开的。此种思想以广州的袁伟时先生为代表。就南方思想来看，李一哲的思想没有脱出正统思想，即“革命”思想的窠臼，以他的著名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为代表，无甚研究价值。——由之看，最艰难的，倒是地下思想发展的第一阶段的思想，它既是正统思想的背叛，亦是袁伟时思想的滥觞。 　　以下转入个人的介绍。因是引出个人作品的，个人介绍简单一些，只是线索。 二、我在文革中的文学实践和思想活动 　　我，赤眉陈更，陈更，又名陈守中，河南南阳内乡赤眉人，1951生。9岁随父移居南阳，开始关心国事。本人成份，“革命干部”。有阅历者知道，“革命干部”是坏成份，地主、富农等，其父为干部者。1960年，本人开始思考“自由”问题，以为能够高喊“不自由”的鲁迅时代，其实是自由的。 　　这是少年时期的灾难性想法，带来了整个青春葱茏时代——特别高中阶段——的苦痛。青春之末，又有更进一步的灾难性思想发现，带来了影响我整个人生的艰难坎坷，那才是真正的灾难，它不是一般性的痛苦了。后有叙。 　　文革期间，特别是文革后期，我坚持写自由诗，自由的形式，更是自由的思想。以爱情长诗《神矢》为代表作，简单介绍几段： 请将这神矢积垒， 　　 这积垒将是我的金字塔。 　　 或者我在这塔上成王， 　　 或者我在这其中埋葬！ ——扉页题词 　　诗的积累，矢的积垒。如果征服女神，金字塔便是我盛大的检阅台，我在这塔上快乐的成王；如果失败，金字塔则是我巨大的坟墓，我埋葬于此罢！ 　　《神矢》写于1974年，这是文革时代生命绝望中的人生奋斗的呐喊。本人所出门望低微，所处地域偏狭，时代的原因又不可能得到系统的文化锻炼，我深知自己生命能力的有限。因而，自己将尽生命之力而为之，以实现青年时代的诗人之梦、思想之梦：虽然在金字塔上成王的机会极微，但他不惜冒千分之九百九十九在塔下埋葬的危险，在极端反文化、反思想的时代，仅凭个人力量做着文化和思想努力的孤军奋战。 　　《神矢》是爱情长诗，它的作者总不忘，个人的苦痛源于社会的苦痛，他的爱情的痛苦是社会性的痛苦，是整个文革一代青年的痛苦。在《炼狱》一章，作者如此痛苦地呼号： 　 这里，浩瀚的火焰正发着如此凄厉的白光， 　　这里，炽热的火苗正行着如此凄厉的合唱。 　　啊，啊，那是什么正随着白炽的焰光在痛苦地剧烈地跳荡？！ 　　啊，啊，原来是无数忠诚善良的年青的心脏！！ 　　这里燃烧的不是石油和煤矿， 　　那着火的元素原来是青年的热血和希望！ 　　这里提炼的不是铁石和金钢， 　　那将是人世间最浓重的痛苦的悲凉！ 　　啊，啊，我们的心将毁了； 　　我们的血将涸了！ 　　在这凄厉惨绝的人宇中 　　原来还有着这最最凄厉惨绝的地方！！ 　　在文字狱时代，他不怕杀头，他如此大骂上帝： 如今的上帝确是个昏庸的上帝， 　　 纯洁的爱神也成了财神的娼妓； 　　 跟科学家谈了多年恋爱的花神， 　　 昨夜里突然跟凶狠的权神成就了婚姻。 　　 我们这炼狱之中， 　　 便只好埋没着许多诚者、能者——作家、画家、 科学家、艺术家、诗者、哲人！ 一个痛苦思想的人——思想使他变得如虫，异世的——对爱情的渴求，也是卑怯的。关于个人爱情也引一段吧，《第二十二首》： 　 啊，姑娘—— 　　我若是船舟， 　　你的爱情于我则大如江流； 　　我若是江流， 　　你的爱情于我则大如地球； 　　我若是地球， 你的爱情于我则广如宇宙； 　　江流可以浮舟，江流亦可没舟； 　　地球可以载流，地球亦可断流； 宇宙可以养球，宇宙亦可毁球。 　　你对我已如这般至圣至神， 　　从此我不敢妄称去征服你的爱心。 　　我将谨以我这赤诚， 　　祈求你神圣般的怜悯！ 文化革命刚刚结束的二年，是人民可怕沉默的二年。邓小平先生说：“中国人民是最好的人民啊！”我也沉默，我也痛苦。1977年4月，在失恋欲死的苦痛中，我巡行南北二十天，写《北行杂拾》，存诗八十余首。期间，曾到北京万牲园（动物园），写《老龟》一诗，大骂“万寿无疆”，应是文化革命时代骂声最尖锐、最激烈的： 　　应当把它们从动物园中开除出去， 　　不，应当把它们从动物界中开除出去！ 　　动物，动物，生以动为据，长以动为据， 　　可它们却是动物界中的反动， 　　以不动维持生长，以不动避免死亡。 　　瞧啊，它们静得像一段段植物， 　　植物还随风摇曳呢， 　　它们静得简直像一块块顽石。 　　它们堪称是动物界中的万寿无疆， 　　但这样生命的存在可不是绝顶荒唐！ 　此诗，在思想开冻以后，在《诗刊》、《中国文学》（英、法文版）刊出。此诗的刊出，与一九八一年一月河南大学的学运一起，成为我人生实质性灾难的开始，后有叙。我也因此诗和后边提到的《生命》一诗，与舒婷、北岛、顾城、王小妮等人一起，成为《诗刊》文革后推出的首批青年种子诗人之一。 一九七八年后半年，我是在思想极度兴奋狂躁不安中度过的。思想解放的暴风雨来临，各地的海燕在极度沉闷压抑的天空中孤独地搏击，它们热切地希望取得联络。当年和我保持通信联络的，思想界有民阵领导人严家其等，文学界有诗人艾青、管桦、蔡其矫等。 恢复高考后，首年未考。第二年，一九七八年，参加了考试。以多种原因，首批未取。我沉浸在思想与诗的兴奋中，确切说，沉浸在思想与诗的疯狂中。疯狂使我遭遇灭顶之灾，自然，也要消灭狂妄。 具体日子确切不起来了，南阳人民医院应有纪录。大致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左右，黄昏即将降临的时刻，我陷身东方红拖拉机的巨型轮觳之下，满载的拖拉机从我腹胯位置两次辗过（前、后轮）。我内心的第一声呼叫是自然的呼叫——对生命起源的呼叫；第二个呼叫是：“中国的思想啊，中国的诗歌啊！”——我有些不切实际，但这是我生命的目标和原动力！ 　当时的我，期望不死，但认为必死，不可能不死，但是我没有死。在一位我们分别了半年之久，因看见老同事（我曾作医生）罹祸，从惊惶失措中马上镇静下来的一位大夫的精心手术下，我从死亡中复活。 使我复活的，不是空气，是时代所鼓荡着的希望，是当时的中国所鼓荡着的希望。那时的中国百孔千疮，正是这百孔千疮鼓荡着再生的希望。天安门的墙壁上粘贴着各种思想和文学，事故虽然发生在冬季，但我看到的是柳树在发芽，万物都很葱茏，天空正扫去阴霾，云褪去，渐显蓝色的天。 　我感谢时代鼓荡的希望，我感谢复苏的中国所鼓荡的希望，它们鼓入我的心田，使我的生命复苏！——当然，有人说，我那次与死神的交合，也是那鼓荡着的希望，使我过度兴奋、钻入车底所致！ 　在死神的床上，我仍不放弃思想。我的思想是与我的诗纠合在一起的，我将它谓之《诗与理性》，略引几段： 近世的人们侈谈本性的改造，他们为什么不去改造水呢，他们为什么不去改造火呢？那泛滥决堤的力量在大坝中产生出电来，那焚毁城市的力量却推动了机车的前进。把横流的人欲也装进一个机器里去吧，那伟大的机器便是一个合理的社会结构！ 　人是宇宙间最复杂、最伟大的了，但他们的制造却并不复杂。无须聪明和智慧，只须他们的同胞懂得，上帝交给的一个秘诀：爱！ 　不是鲸鱼和大象，伟大不是自然的出产。伟大的是艰难奋斗的结晶，是痛苦黑暗的产物，有时候是与可能排除也可能排除不了的死亡在一起的。（手头无资料，略有异） 幸福有时候与灾难并生。车祸发生的第六天，我接到了河南大学的入学通知书。文革前的河南大学是中国文史教育的重镇，是与范文澜、冯友兰、郭沫若等文化巨擘具有重要历史联系的地方。在这里我度过了对确立自己的人生定位、扩展自己的胸襟抱负极具影响的两年多时光，光荣与重创，都刻骨铭心。 第六十天头上我出院，第六十三天，我独自一人奔向河南大学。疗伤期间，遍身插满了管子，我小心地牵着管子夜深时倚床活动，为提早入校做准备——一个久躺病床的人，是不能一下子站立，更不要说行走的。入校之后，我写下的第一首诗是《生命》，是生命的自豪，也是生命的告诫： 在北冰洋，在南极洲， 　　 在高高的珠穆朗玛峰顶， 　　 你都燃烧起不熄的生命之火； 　　 当你失去太阳的宠爱 　　 在万米以下的大海之底层， 　　 你自己便是太阳，放出光明； 　　 你是坚定的，当你面对着暴君的磨折， 　　 你是勇敢的，当你和专制魔王进行抗争， 　　 你是刚硬的，当钢铁的利刃要刺进你的喉咙， 　　 你是不死的，当你的头上滚动着死亡的万钧雷霆。 　 　但是，生命啊， 　　 你却是雪，幸福的太阳之下你会消融！ “你是坚定的，当你面对着暴君的磨折，你是勇敢的，当你和专制魔王进行抗争，你是刚硬的，当钢铁的利刃要刺进你的喉咙，你是不死的，当你的头上滚动着死亡的万钧雷霆”——所以，我为生命自豪。河南大学是历史悠久的国内文科大学，虽其地位渐沉，但它有辉煌的过去。历经文革，又曾作低层工作，失父，失恋，岁月至此，却又被社会拣了起来，这是多少年了未曾经历的幸运和幸福。所以，我告诫生命——“但是，生命啊，你却是雪，幸福的太阳之下你会消融！” 我在校不足三年（七八届与七七届同时毕业，共三年），含被羁禁的七个多月。在校期间，我与北京、安阳、开封等地一些进行思考的人物及所谓的地下刊物有联系，在河大学运之后，我被遣回家，奶奶的床下还有严家其先生与我讨论思想问题的一些信，字迹工整、娟秀。我不善保存，要不然，这些可以作文物保藏了。 　我的思考是可怕的，国内最突出、最黑暗的。曲折地表达如下： 　　湖南农民运动是文革的历史预演，文革是湖南农运的必然结果。邓有权处理四人帮，那么，四一二… 　　G1与G2的斗争实质上是中国新兴资产阶级和中国传统封建主义的斗争，中国人民近代史上的悲剧，集中体现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悲剧。 　　某种思想被称为某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的相结合，实质上，它是中国封建主义与某种主义错误部分——暴力斗争部分的相结合。 　　中国的当前是借尸还魂，借某种主义之尸，还封建主义之魂。 　　有人说，他一生干了两件事。一件文革，一件解放。自以为否定一件，还有一件。事实上，中国的封建主义复辟从××4×年就开始了！ 　　孙中山的早期思想是正确的，他说：“农民革命将导致新的专制。” 　最难以接受的是关于毛与蒋的对比。今天这种对比倒是不可怕的，那时候可怕得很，它使我在激进的右翼人士中也常遭到群起而攻之。文革过后的地下史，将记载开封“木场街”一次会议。我的上述观点加上毛蒋对比，简直使我无法存身——那些反对我的人，多是从青年马克思的立场上理解现实的。他们后来入狱，再后来，有死亡的，有流亡的，流亡者中，有流亡美国做神父的，有流亡法国不知所务的。我当时说： 毛与蒋同生于中国封建主义土壤，故身上都有程度不等的封建主义因素。但是，由于他们各自信奉主义的不同，建立政权的模式不同，与之密切为友的国家不同，其获得政权后，身上民主主义因素和封建主义因素的消涨情况将呈相反的态势。一者，…，另者… 　关于共产主义的两大论证基石，思想觉悟极大提高和物质极大丰富，我认为是某位哲学家不可原谅的荒谬。所谓思想极大提高，无非是说人“不为我”了，去掉“私”字，那么除非万有引力失效——一切不向自我吸引，而自动向他方投去。 　前述关于人的本性改造的“火的”、“水的”比喻，缘此而发。 　就物质极大丰富问题，我说： 物质极大丰富是两个不同历史阶段的物质状况相比较，还是人的欲望同他立足的现实的物质状况相比较？如是前者，较之于原始人，早就物质极大丰富了；如是后者，永远也不可能极大丰富。… 河南大学一九八一年一月十二日发生了游行，无论导因如何，它是北京蓬勃的民主运动的余绪。从全国范围看，它是最末一波，却是最激烈、最尖锐的一波。北京人是温良恭俭让的，包括严家其，没提出过特别激进的思想。河南人由于其愚、其蛮和执，其表现是特别突出的，事件发生，马上被美国之音、BBC、法、德、澳、西、意、苏、越等三十余家电台所播。对此实质，本文序言已作简论，此处不论。 北京人士所持只是这种观点，他们被视为敌人，流往国外。与我的观点对照，我是不可容的，但我竟在自己的国土之上渡过六十年。幸矣，我常说，“芥末之虱，安于虎顶”。 　的确如此，严格说来，或者宽泛说来，后来我是体制内人，我是体制内的律师！ 　我本岌岌可危，河南大学发生的那次运动，将我的言论、思想、社会联系以及我的诗歌所表达的思想情绪结合起来，于是我被羁押，是河南，包括郑州多所大学最先被羁押和羁押时间最长者。 　拘十日，监视居住七个多月，有副校长级人物陪我，处理我问题的工作组组长，是当时的省委副书记戴苏理。我很傻，以为我的思想错误将报往中央，并在对全校师长、学生检讨录音中公布。我以为，那也是一种思想的传播，所以我将我的思考写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条，至十一、十二，比今天要细。 我太傻了，纳闷了很多年，为什么同学们只知我的灾难，但对我在灾难中的交待似乎都不知道？今才想到有音像剪切技术。多么愚蠢，还想当思想家！ 以上思想只是我的阶段性思想错误，早已纠正的，我进步了，与党的步调一致了。 　　1998年底我来到北京一家极具名望的律师事务所，并没有隐瞒自己的经历和思想。我对自己思想错误的介绍是这样的，我说： 文革过后，自己未曾预料到，经过一个阶段的蕴酿，党最终带引中国人民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因而，曾经犯了‘右翼激进主义’的思想错误。 ——的确，受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当时没有意识到马克思主义是可以改良的，中国的现实也是可以改良的。那样的思考，是将“革命”当成社会前进的唯一出路。这，正是传统思想的错误，并非只是我个人的错误！ 　　在改革开放已经相当深入的阶段，南阳有些朋友批评我投降。我反问：是某种势力向我们的思想投降了，还是我们的思想向某种势力投降了？ 　　必须看到，中国的现实，是文化革命过后，两种势力和思想互相投降的结果，是社会妥协的结果。我也是受益人，几经错合在广义的体制之中终于找到自己的位置，有房屋、爱车、贤妻、娇女，有什么不满意的呢？孜孜思考，痛苦地，只期望于国家、社会有更好的未来！ 　　即将结束河南大学生活的介绍了。长篇小说《车祸》的介绍虽然还没开始，先引用一些关于河南大学生活的段落吧！以饱满那段生活的介绍： 青年时代曾经写过一首诗，题目为“风”，风是无形的，思想也是无形的，但思想和风都可以形成实实在在的无限的破坏力，都是需要特别警惕的。 　　那时笔者的生命还很葱茏，因葱茏而敏感、脆弱，任何时候都可为家国而流出泪来。面对黑暗中的星月、面对白晃晃的太阳、面对绿色的树木和草、面对空中的风，时时伤感，任何时候都能嚎啕痛哭。 　　这首简单粗鲁的诗，只是一种思想而已，在现在这温婉的时代，根本就不属于什么诗了。它是在开封一座黑兀兀的铁塔下写的。 　　开封这座城市，有我们民族的血脉之河黄河苍茫流过，大风大沙是这座城市的特点。尤其在春季，漫天狂风裹胁着漫天黄沙，铺天盖地而来，人在一片昏黄的世界中，是创世前的浑沌初开，还是身处阴冥之界，在这样的狂风大沙中，是无法辨别的。 　　那一天，在黑兀兀的铁塔下，狂风卷裹着粗砺的砂籽，又一次汹涌喷薄而来。风啸戾着，黄沙如扑，给人以真实而具体的打击，面部和其它皮肤暴露于外的地方，感到一浪高过一浪的刷痛。巍巍的铁塔也被暴虐的力量所震撼，周围的柳树在摇，扑了地面，乱发俯伏，如妇人跪在地下求泣。湖被蒙了眼，不忍见妇人对风的哀号。 　　神经质的我又为家国而哭了。这首粗糙的以“风”为题的诗，只做为散文平写给大家吧： 　　因为人们定义你为空虚，/你便要做个样子让人看看，/你掀动起飞沙走石遮日蔽天，/搬动着千万个沙丘/使千里绿洲一夜变为沙原，/你的进攻有时候是在海上，卷动起千尺巨澜、万丈狂飚/以汹涌的气势要把地球推倒，/于是人们便不敢小觑于你，/无线电台天天发布着台风警报。/现在你的千军万马已经去了，/只撇下些散兵游勇闲荡在花间柳梢，/可谁敢担保你晚间不会卷土重耍威风，/千万个测风雷达一齐转动，/象防备共产主义的空虚幽灵/欧罗巴洲建起神圣的国际同盟！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徘徊在欧洲上空。旧欧洲的一切势力，…都为驱除这个幽灵而结成了神圣同盟”，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话，极言思想与理论力量的不可小觑。现在，某种排山倒海、不可一世的思潮的“千军万马已经去了”，那巨大的破坏已经成为刚刚的过去时，但我们不该对刚刚过去的经历善做思考吗？不思考，就违背了“思想幽灵”的提出者——马克思对思想力量的概括和总结。 　　我刚才说，对我这个人不要过分惧怕，我的错误是阶段性的思想错误。河南大学也是给我作出这样结论的：“陈守中（我当年的名字）同志犯了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想错误。”无论反对的是什么，学校对我所作的结论，只是一种思想错误，而且概我为“陈守中同志”，是内部矛盾。我就这样回到了我的故乡南阳，在一家企业工作，我的做厂长的同学还曾认真聘请我当过司法保卫科长！ 我被遣送回我的故乡南阳，于是我开始了我思想努力、文学努力、生活奋斗的第二阶段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