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王彬彬：《鲁迅年谱》增订本亟待再次修订

吹笛在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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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笛：燕谈号称“鲁粉抗打击论坛”，过去翻阅不够，这两天补课，所有有关“鲁迅”标题转贴、原创均浏览了一遍，但没有看到此文。反而，引用此文内容的很多，故转来此文，以凑齐鲁研“阵容”。

1981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由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写的四卷本《鲁迅年谱》。2000年9月，这部年谱的增订本（四卷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

我给本科生开了一门鲁迅研究课，备课时常常翻阅这部《鲁迅年谱》增订本。平时写一点关于鲁迅或相关的文章时，也不时查阅这部增订本。我要说，作为工具书，这部增订本《鲁迅年谱》以其资料的丰富性，给了我很多帮助。然而，当学生要求我推荐一些鲁迅研究方面的入门书时，我却又从不敢向学生推荐这部《鲁迅年谱》。其原因，就在于这部经过增订后的《鲁迅年谱》，仍然问题太多，贸然向学生推荐，实在难辞误人子弟之咎。下面从几个方面，以举例的方式，谈谈这部年谱存在的问题。既然是举例，当然所指出的问题，并不是我所发现的全部。还应该说明的是，有些问题，由于时代因素的制约，仍然是无法避免的，因此我也就不予提及。

                                        一

我想从基本事实方面谈起。在这一方面，这部增订本年谱，仍然存在不少错讹。有些事情，本来在年谱增订时，已有很明确的结论，但增订者仍然沿袭了长期存在的讹舛。有些事情，在增订时或许还不清楚，但今天已很清楚了。这两种情况，都有从速改正的必要。

鲁迅逝世后，许广平开始写回忆鲁迅的文章。1949年后，许广平这方面的著述则更多。许广平对鲁迅的回忆，当然有着独特的价值，为研究鲁迅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但许广平对鲁迅的回忆，也有许多不准确、不真实之处。1979年11月，朱正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鲁迅回忆录正误》一书。该书的大部分文章，所“正”的都是许广平回忆鲁迅之“误”。该书出版后，在鲁迅研究界应该说产生了很大影响。

例如，许广平在《民元前的鲁迅先生》一文中说：“鲁迅先生对于章太炎先生是很尊敬的，每逢提起，总严肃地称他太炎先生。当章先生反对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时，曾经被逮绝食，大家没法子敢去相劝，还是推先生亲自到监狱婉转陈词才进食的。”按许广平的说法，章太炎是在鲁迅的“相劝”下才停止绝食的，而且，在章太炎绝食期间，鲁迅还是“敢去相劝”的惟一之人。朱正收入《鲁迅回忆录正误》中的长文《章太炎中止绝食一事与鲁迅无关》，对许广平所说此事进行了详细的梳理考证。朱正依据《太炎先生自定年谱》、依据章太炎被囚期间致夫人汤国梨的信、依据汤国梨为影印本《章太炎先生家书》所做的《叙言》、依据鲁迅日记、依据许寿裳、马叙伦等人的有关回忆，指出：在章太炎绝食期间，鲁迅没有去看望过；鲁迅首次看望被囚禁的章太炎，已是在章太炎中止绝食之后的1914年8月22日，章太炎此次中止绝食，“完全与鲁迅无关”。

至于许广平所说“大家没法子敢去相劝”，也不准确。章太炎绝食期间，他在北京的弟子中许多人都赶去相劝了，以至于有“环吁床前”的场景出现。朱正对此事的梳理考证，十分令人信服，堪称无懈可击。

但增订本《鲁迅年谱》，却完全无视朱正对此事的考辨。在叙说1914年8月22日这一天鲁迅的活动时，文中记载了与许寿裳同至钱粮胡同“谒见章太炎”一事（《鲁迅年谱》增订本第1卷，第318页。以下引文凡出自该著者均只均注卷数及页码）。谱文在依据徐一士的《一士类稿》和《太炎先生自定年谱》，对章太炎被囚和绝食一事做了说明后，仍然有这样一番话：

“绝食期间，他的许多弟子都十分焦急，但‘大家没法子敢去相劝，还是推先生（指鲁迅）亲自到监狱婉转陈词，才进食的。’”

引号中引用的，当然是许广平《民元前的鲁迅先生》一文中的话，《鲁迅年谱》第319页也对此做了注释。增订者固执地沿袭许广平的错误说法，实在有些令人费解。朱正的《鲁迅回忆录正误》一书，1986年12月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修订本。

《鲁迅年谱》的增订者都是研究鲁迅的专家，要说他们根本不知道朱正《鲁迅回忆录正误》的一版再版，那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实际上，这部增订本年谱，还是有一处借助了朱正该书的考证的。增订本第3卷第441页，叙及1933年7月间，鲁迅“第三次接待瞿秋白夫妇”，并在第442页对此句注释道：

“据朱正考证，鲁迅这次接待瞿秋白的时间是在七月十日，参阅《鲁迅回忆录正误•关于鲁迅保护瞿秋白的经过》。”

这说明，增订者是注意到朱正的这本书的。至于增订者在鲁迅与章太炎中止绝食一事的关系问题上，舍朱正考辨而仍采信许广平说法，惟一的解释是，许广平的说法能为鲁迅增光，而朱正考辨则使鲁迅形象“减色”。但年谱是史书，是工具书，求真应是绝对的追求。无视事实而往鲁迅脸上贴金，在鲁迅研究中是长期存在的现象，这种做法最终给鲁迅带来了明显损害，它是导致一些人对鲁迅误解、反感、甚至厌恶的原因之一。

在叙说“五四”运动时，有在今天看来十分陈旧且完全站不住脚的套话：

“在这一运动中，以李大钊等为代表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站在最前列，起着领导作用。”（第2卷第1页）

在1919年的中国，还没有真正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即便是李大钊，也还不能说是够格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领导了“五四”运动这样一种套话，在学术界早已被淘汰，当然也应该尽快从工具书《鲁迅年谱》中消失。

必须强调的是，这部增订本《鲁迅年谱》中，类似的早被淘汰的套话，还大量存在。

在介绍1931年1月的“时代背景”时，说本月上半月，“王明迫使党中央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通过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夺取了党中央的领导权，开始了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统治。”（第3卷第240页）但其时的王明，何来“迫使党中央”的力量？实际上，在1930年12月之前，王明因犯“错误”而受到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被发配到江苏省委宣传部工作。1930年12月，在中共面前具有至上权威的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来华，才将王明带进了政治局。“迫使”中共中央召开六届四中全会的是米夫，扶持王明集团掌握中央领导权的是米夫，而在米夫背后，则站着共产国际，在共产国际背后则站着斯大林。在对中共党史的叙述中，曾经把王明集团的“罪责”全部推到王明头上，原因是为共产国际和斯大林讳。此种现象，在学术界也早已得到改变。作为工具书的年谱，对此类问题更应该有尽可能准确的表述，

增订本年谱中，还有几处涉及王明的叙述值得一辨。在介绍1934年1月的“时代背景”时说：

“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在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王明提出：‘中国革命危机已到了新的尖锐的阶段，直接革命形势在中国存在着。’……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发展到了极点。”（第4卷第1页）

王明在瑞金的会议上发言一事，纯属子虚乌有，王明根本就没有到过“苏区”瑞金，也没有到过其时中国境内的任何一处“苏区”。在1931年1月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进入政治局，其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则是向忠发。1931年4月，顾顺章被捕后立即叛变。顾顺章的叛变，给中共地下组织带来毁灭性的打击。1931年6月22日，向忠发被捕后也立即叛变，叛变后仍很快被枪决。向忠发被捕杀后，王明才在名义上和实际上都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中共最高权力虽然是王明梦寐以求的，但顾顺章的叛变又使得王明终日惶恐不安。终于觉得与这地下组织的最高权力相比，还是生命更宝贵，于是1931年10月18日，带着妻子孟庆树，离开上海到了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走后，政治局委员卢福坦短暂地代理过总书记，不久，王明集团的二号人物博古（秦邦宪）接替卢福坦主持中央工作。直到1937年11月，王明才又离开苏联，到达延安。曾经为了某种政治需要，硬说王明到了瑞金，在瑞金亲自推行极左路线，直到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被毛泽东推翻，王明才跑到苏联。这种说法，早该抛弃了。

增订本在介绍1935年1月的“时代背景”时，首先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号召全国人民，不分阶级，不分党派，联合起来，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挽救民族危亡。受到全国人民热烈拥护”（第4卷第239页）。对所谓《八一宣言》的问世，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这样表述，这很容易让人误解为发表《八一宣言》的，是毛泽东实际主导的中共中央。其实，所谓《八一宣言》，是其时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根据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精神所起草的，经共产国际批准后，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八一宣言》发表时，毛泽东所主导的中共中央，尚在毛儿盖一带东奔西突，在六盘山一带翻山越岭。所以，《八一宣言》的问世，与其时在雪山上、草地中的中共中央毫无关系。

书中说1936年6月9日，鲁迅“审定《答托洛斯基派的信》”（第4卷第352页）；又说1936年6月10日，鲁迅“审定《论我们现在的文学运动》”（第4卷第355页）。这里的“审定”二字用得极其不近情理。这两篇文章都是在鲁迅病重期间，由冯雪峰执笔写成，再以鲁迅名义发表的。关于鲁迅与这两篇文章的关系，冯雪峰有自己的说法，但似乎从未敢说鲁迅“审定”了这两篇东西。另一个见证人胡风，在写于1984年的长文《鲁迅先生》中，则有不同的回忆。胡风说，冯雪峰将《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写好后，

“他约我一道拿着拟稿去看鲁迅，把拟稿念给他听了。鲁迅闭着眼睛听了，没有说什么，只简单地点了点头，表示了同意”。

胡风说，《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写成后，冯雪峰“又拟了《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又约我一道去念给鲁迅听了。鲁迅显得比昨晚更衰弱一些，更没有力气说什么，只是点了点头，表示了同意，但略略现出了一点不耐烦的神色”①。我们当然不必只相信胡风的回忆。其实单从鲁迅这时期的日记和书信中，也能看出其时的鲁迅不可能“审定”任何文章。鲁迅长期坚持记日记，但从6月6日开始，中断日记的写作。病得连日记都废止，在鲁迅一生中，只有一两次。6月30日这天，鲁迅大概勉强可以起坐了，遂在6月5日这天的日记后面写道：

“自此以后，日渐委顿，终至艰于起坐，遂不复记。其间一时颇虞奄忽，但竟渐愈，稍能坐立诵读，至今则可略作数十字矣。但日记是否以明日始，则近颇懒散，未能定也。六月三十下午大热时志。”②

这期间，鲁迅总体上处于重病状态，但也有较为好一些和特别严重的时候。特别严重的时候，到了“颇虞奄忽”的地步，也就是奄奄一息、病得要死吧。那么，这是哪几日呢？从鲁迅书信中也可找到答案。鲁迅此番病重期间，回信往往由许广平代笔。但6月19日这天，鲁迅大概感觉好些，便亲笔给邵文熔写了一信，其中说：

“弟自三月初罹病后，本未复原，上月中旬又因不慎招凉，终至大病，卧不能兴者匝月，其间数日，颇虞奄忽，直至约十日前始脱险境，今则已能暂时危坐，作百余字矣。”③

鲁迅于6月6日中断日记写作。6月19日这天，则说“约十日前始脱险境”。那么，6月6日至6月10日前后，正是“颇虞奄忽”的几日，正处于随时可能死去的“险境”。说鲁迅在这样的状态中，“审定”了《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我们现在的文学运动》这样诘屈聱牙的东西，岂非笑谈？

增订本在基本事实上有明显出入甚至颠倒黑白、指鹿为马之处颇多，难以逐一细加辨正。

再举一例，只略做说明。说到1932年11月，瞿秋白夫妇第一次到鲁迅家中避难时，强调：

“在这期间，中共地下党组织经常派人与瞿秋白晤谈。”（第3卷第360页）

这种说法是与事实颇不相符的。

瞿秋白被王明集团踢出局后，便像一块闲置的抹布，连基本的生活费都得不到保证，更不会经常有党组织的人来“晤谈”。而且，这也与第4卷中的另一段谱文相矛盾。说到1934年1月4日夜，瞿秋白赴江西“苏区”前来向鲁迅告别，引用了胡兆才《长征前夕的瞿秋白》一文中的这样一番话：

“一九三三年九月，王明、博古以‘搞派别’为罪名，残酷地打击重病缠身的瞿秋白。瞿秋白在上海除了能得到鲁迅等人的帮助外，党中央机关几乎无人过问他的工作和生活。消息传到江西中央苏区后，毛泽东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和张闻天商谈，决定将瞿秋白请来中央苏区，边养病边工作。次年二月，瞿秋白辗转来到瑞金后，毛泽东常去看望他，还经常叫贺子珍送去蔬菜、白糖、大米等。毛泽东见到瞿秋白，总是以‘老师’称呼他。”

胡兆才说，瞿秋白在去江西前的几年间，“党中央机关几乎无人过问他的工作和生活”（第4卷第471页，补遗部分），这句话虽与第3卷第360页的说法相矛盾，但却是准确的。然而，胡兆才这番话中，也只有这一句是准确的，其他纯属胡编乱造。从被王明集团踢出局，到不得不遵命离开上海赴瑞金，这几年是瞿秋白短暂一生中最安宁、最幸福的时期。这期间，瞿秋白与杨之华相濡以沫、相依为命。瞿秋白在这期间积极介入了“左联”的工作，成为“左联”的精神领袖和实际上的领导人之一。瞿秋白与茅盾本是亲密故交，此番在上海重逢，更是常常往来。而这期间，又与鲁迅结下了极为亲密的友谊。这期间，瞿秋白笔耕不辍，留下了大量著译。这期间，瞿秋白依靠稿费收入，也能维持生活。鲁迅等友人，不但给予精神上的安慰，也能在物质上有所帮助。虽然“党中央机关几乎无人过问他的工作和生活”，但瞿秋白却工作和生活得很好。王明集团视瞿秋白为眼中钉，念念不忘对其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王明跑到苏联后，博古执掌了中央大权。博古是完全秉承王明旨意的，仍然视瞿秋白为肉中刺。但博古中央也于1933年1月迁往瑞金，要打击迫害留在上海的瞿秋白，多少有鞭长莫及之感。在物质生活和医疗条件上，上海与瑞金不可同日而语。

胡兆才说是毛泽东建议将瞿秋白“请来”瑞金，也真是滑稽透顶的说法。

其时，毛泽东正受着博古中央的打压、排斥，可谓自身难保，怎么会想到“请来”瞿秋白。如果毛泽东真关心瞿秋白，是希望他留在上海而不是来到瑞金的。命令瞿秋白来到瑞金的，是博古中央。当瞿秋白接到命令时，曾怯怯地要求杨之华同行，但被断然拒绝。由于瞿秋白是博古们极力打击的对象，他到瑞金后，哪怕是昔日老友，为了避嫌，也尽量与之保持距离。至于同样受博古中央打压的毛泽东，就更不敢“常去看望”了。在瑞金，连盐也吃不上，毛泽东即便有常送瞿秋白白糖一类食物之心、之胆，也无此之力——这些，早已是瞿秋白研究界的常识。胡兆才文章发表于一份叫《周末》的报纸（1996年11月16日出版）。如此严肃的史书、工具书，竟然把一家市井小报上信口开河的文章大段收入，实在有些匪夷所思。

                                    二

增订本《鲁迅年谱》，在介绍鲁迅作品时，往往要做些解释和发挥。这类解释和发挥，有时给人以牵强附会、驴唇不对马嘴之感。

说1922年4月22日，鲁迅

“作《无题》。……收入《热风》。通过写‘我’买‘黄枚朱古律三文治’（巧克力杏仁夹心面包）和店员发生误会一件小事，反映出旧社会人与人之间存在的相互猜疑和不信任的现象”（第2卷第72页）。

这里的“旧社会”三字，实在生硬异常。鲁迅在这则《无题》中说：“我买定了八盒这‘黄枚朱古律三文治’，付过钱，将他们装入衣袋里。不幸而我的眼光忽然横溢了，于是看见那公司的伙计正揸开了五个指头，罩住了我所未买的别的一切‘黄枚朱古律三文治’。”伙计之所以如此，是防范“我”顺手牵羊。这样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猜疑和不信任”，是迄今的哪个时期都在中国社会上存在着的，正不必特意强调只存在于“旧社会”。在解释鲁迅《答客诮》诗时，也有同样可笑之处（第3卷第371页）。这一页，说1932年12月31日，鲁迅作《答客诮》，写赠郁达夫：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

并解释道：

“这是答复别人讥诮鲁迅疼爱儿子海婴而写的，抒发了挚爱革命后代的情怀。”

这“后代”前的“革命”二字，实在多余。海婴其时尚在蹒跚学步，鲁迅怎么知道他一定是“革命”的呢？

在解释鲁迅文字时，出于某种现实需要而故意曲解鲁迅原意，这种现象在增订本年谱中，是屡见不鲜的。鲁迅1912年6月27日日记写道：

“下午假《庚子日记》二册读之，文不雅驯，又多讹夺，皆记‘拳匪’事，其举止思想直无以异于斐、澳野人。齐君宗颐及其友某君云皆身历，几及于难，因为陈述，为之瞿然。某君不知其名氏，似是专门司司员也。”④

6月27日这天下午，鲁迅借得《庚子日记》二册，其中所记述的所谓“义和团”的思想行为，令鲁迅震骇，觉得与非洲和澳洲的野蛮人无异。鲁迅在教育部的同事和好友齐宗颐（寿山），以及齐氏的友人某君（也在教育部供职），都曾身历庚子之乱，差点遇难。他们向鲁迅讲述身历之事而鲁迅“为之瞿然”。熟悉鲁迅作品的人都知道，其实鲁迅毕生都称所谓“义和团”为“拳匪”，对历史上的任何一次农民造反也都从无正面评价，张献忠的祸蜀，更是他屡屡道及并且每一道及就义愤填膺的。鲁迅对历史上农民造反的基本看法，后来长期被改写和歪曲。首先改写和歪曲鲁迅1912年6月27日日记的，是许广平。许广平在《鲁迅回忆录•北京时期的读书生活》（作家出版社1961年5月出版）中，这样解释鲁迅这则日记：

……其时，鲁迅初到北京才不到两个月，留心历史掌故，就借得《庚子日记》二册阅览，但不能满意。“读之，文不雅驯，又多讹夺，皆记‘拳匪’事”，鲁迅从文字的不“雅驯”与“讹夺”，予《庚子日记》以批判，更进一步看到这位作者思想不对头。义和团事件，是人民热爱自己的祖国，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一种革命运动，而当时一般人称之为“拳匪”。鲁迅于此发生疑问，探讨真相，但书本上的纪录却令人失望，感到不满；又向当时目睹现状的友人了解，由于被询问的人有着局限性，因此也未能彻底弄清这一事实的真相。这是一种不读死书的明证，也就是他不会被书本的错误思想所误的表现。

任何一个稍有文化的人，将鲁迅日记与许广平的这番解释对照，都会发现鲁迅的本意被改写和歪曲到何种程度。增订本说到鲁迅1922年6月27日的这则日记时，引用了许广平的解释，沿袭了许广平的看法。鲁迅在写于1925年4月29日的《灯下漫笔》（收入《坟》）中，表达了对中国历史的基本看法。鲁迅异常简洁而深刻地指出，一部中国历史，只有两个时代：民众“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与“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所谓“太平盛世”，就是民众“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而所谓乱世，则是民众“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庚子之乱”，也正使得百姓“想做奴隶而不得”。对“庚子之乱”以及历代农民造反的看法，牵涉到鲁迅的基本思想，不可不辨。对鲁迅这一思想的改写、歪曲，不能继续在《鲁迅年谱》这样的工具书中存在下去了。

说到1931年12月鲁迅“作《中华民国的新‘堂•吉诃德’们》。……收入《二心集》。文中指出当时在上海的青年援马团是中国式的‘堂•吉诃德’。青年援马团是上海部分青年为了援助黑龙江省代理主席马占山抵抗日寇侵略而组成的。鲁迅通过对这个团体的剖析，抨击国民党当局奉行不抵抗主义，对青年的爱国行为进行种种欺骗、破坏的行径；同时也批评缺乏斗争经验的青年，要求他们丢掉幻想，投入实际的艰苦斗争，才是真正的抗日与爱国”（第3卷第302页）。这样阐释鲁迅的《中华民国的新“堂•吉诃德”们》，实在难逃无中生有、迷人眼目之讥。鲁迅这篇杂文，可以说完全是在批判民间的“做戏”，丝毫没有把矛头指向“国民党当局”之意。鲁迅先是指出，堂•吉诃德“乃是西班牙的书呆子，向来爱讲‘中庸’的中国，是不会有的”。堂•吉诃德的行为虽然可笑，但他的认真、执著，在鲁迅看来，却是大可佩服的。鲁迅称中国人为“做戏的虚无党”，但“做戏”时又缺乏那份认真与执著。有了这番泛论后，鲁迅便开始嘲讽中国式的堂•吉诃德了。他先举了几个看剑侠小说入迷而要到武当山学道的店家小伙计为例，说这几个小伙计“以‘中庸’的老例推测起来，大约以回了家为合适”。接着，鲁迅便说到“青年援马团”了：

这以后的中国式的“堂•吉诃德”的出现，是“青年援马团”。不是兵，他们偏要上战场；政府要诉诸国联，他们偏要自己动手；政府不准去，他们偏要去；中国现在总算有一点铁路，他们偏要一步一步的走过去；北方是冷的，他们偏只穿件夹袄；打仗的时候，兵器是顶要紧的，他们偏只着重精神。这一切等等，确是十分“堂•吉诃德”的了。然而究竟是中国的“堂•吉诃德”，所以他只是一个，他们是一团；送他的是嘲笑，送他们的是欢呼；迎他的是诧异，而迎他们的也是欢呼；他驻扎在深山中，他们驻扎在真茹镇；他在磨坊里打风磨，他们在常州玩梳篦，又见美女，何幸如之（见十二月《申报》《自由谈》）。其苦乐之不同，有如此者，呜呼！

1931年11月间，日军进攻黑龙江等地，黑龙江省代理主席马占山奋起抵抗。消息传到上海，上海滩上一些青年自发组成“青年援马团”，说是要开赴黑龙江援助马占山。然而，鲁迅从《申报》上得知他们的种种行状后，痛感他们不过是在“做戏”，而且是那种缺乏起码的认真和执著的“做戏”。于是，鲁迅提笔写了《中华民国的新“堂•吉诃德”们》。鲁迅这篇文章，既批判了“青年援马团”，也批判了对“青年援马团”的“做戏”发出“欢呼”的广大民众。如果说“青年援马团”是在演戏，那欢呼的民众便是在看戏。鲁迅在上海时期的确有许多文章批评了国民党当局，但鲁迅写这一篇《中华民国的新“堂•吉诃德”们》，却实在没有批评政府之意。“政府要诉诸国联，他们偏要自己动手；政府不准去，他们偏要去”这样的话，在这篇文章中，也只有对“他们”的批评，而并无指责“政府”的意图。硬说鲁迅此文主旨是在批评政府，实在过于牵强。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大陆学术界对胡适、陈独秀等人的评价已有了巨大变化，作为工具书的《鲁迅年谱》，在这方面也实在应该与时俱进，应该与学术界的共识接轨。

胡适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贡献、胡适巨大的正面价值，越来越被人们认可。增订本屡屡言及胡适，但却总是彻底否定，在今天看来，显然是过于简单粗暴了。增订本这样对“新月派”进行注释：

“主要成员有胡适、徐志摩、陈西滢、罗隆基、梁实秋等。一九二三年在北京成立‘新月社’，……他们先依附北洋军阀政府，后转而投靠国民党政权。”（第3卷第27页）

对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大陆学界的评价已今非昔比，增订本年谱的“依附”、“投靠”一类说法，已与人们的共识相差太远。增订本在介绍1935年12月的“时代背景”时，说本月“胡适在《独立评论》一二八号发表《为学生运动进一言》，诬蔑‘一二九’运动是盲动、轻率；又在北大演讲，劝学生上课，被学生哄下台”（第4卷第284页）。这样的说法，在今天看来，实在是太不负责任了。1935年，日本积极策划所谓“华北自治”，企图让华北成为第二个东北。对此，胡适在各种场合都旗帜鲜明地表示反对。在1935年12月1日出版的《独立评论》第179号上，胡适发表了《华北问题》，坚定地指出：

“决不能容许任何区域在此时机脱离中央而变成受外人卵翼的独立区域。在这个全国统一的时机，若有任何破坏统一的事变出现，主持人必定成为全国人痛恨的对象，必定成为历史上孝子慈孙永永不能洗刷的大罪人。”

又强调：

“在今日形势下，一切委曲求全的计划都是空谈，决不能‘枉尺而直寻’，只有我退一寸，人进一丈。屈辱是永无止境的，求全是决不可能的。只有我们能守御的力量是屈辱的止境。一切甜蜜的诱说都是骗小孩子的诳语。”

“一二•九”后几日，胡适写了《为学生运动进一言》，在12月15日的《大公报》和12月22日出版的《独立评论》第182号两处发表。在文章中，胡适充分肯定了学生运动的合理性：

所以12月9日北平各校的学生大请愿游行，是多年沉寂的北方青年界的一件最可喜的事。我们中年人尚且忍不住了，何况这些血气方刚的男女青年！

那一天下午三点多钟，我从王府井大街往北走，正碰着学生游行的队伍从东安门往南来。人数不算多，队伍不算整齐，但我们望见他们，真不禁有“空谷足音”之感了。

那一天的学生反对“自治”大请愿，虽然平津各报都不许记载，（《大公报》虽然登了，但因禁令还未解除，北平看不见。）却是天下皆知的壮举。天下人从此可以说，至少有几千中国青年学生是明白表示不承认那所谓“自治”的傀儡丑戏的。

接着，胡适表达了对学生无休止地罢课的异议，因为“罢课是最无益的举动”，罢课“不能丝毫感动抗议的对象”。简要地说，胡适并没有“诬蔑‘一二九’运动是盲动、轻率”，他只是苦口婆心地劝学生不要在游行请愿之后，再没完没了地罢课。1949年后的数十年间，胡适头上被强加上许多不实之词，被强加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2000年版的增订本《鲁迅年谱》，仍然沿用了这种评价模式。这种现象实在应该尽快得到改变。

鲁迅是人不是神，这应该也是一种常识。既然是人，就难免有局限。对鲁迅的局限，不应该回避，更不应该把鲁迅的局限也作为光辉的东西来强调，从而显示出比鲁迅更大的局限。鲁迅当年对胡适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的批判，自然不无道理，但也未必完全合理。今天，我们在评说鲁迅的这类批判话语时，是应该指出其局限的，否则就与知识界的常识相冲突。鲁迅当年对国民政府的嘲骂，总体上显示了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反抗和批判精神，这种精神无疑是难能可贵的。但是，在总体上肯定鲁迅的这种反抗和批判精神，并不意味着对鲁迅这类文章的每一篇每一句都要予以肯定。

1933年1月日本侵占山海关后，国民政府决定将北平的文物运至南京、上海。对此，鲁迅写了《学生和玉佛》（《南腔北调集》）、《崇实》（《伪自由书》）等杂文予以尖锐的讽刺。当山海关告急时，北平的一些大学生擅自逃离学校，连考试也不参加。国民政府教育部于是电令北平各大学“迅将学生逃考及提前放假情形，详报核办，并将下学期上课日期，并报为要”。鲁迅于是将文物南迁与不准学生逃考两事联系起来，认为是重物不重人。

我们在今天回首当年，应该说鲁迅的这种批判并不合理。文物一是死的，二是搬迁起来特别繁难的，所以应该早做打算，若等到日寇兵临城下再去迁移，显然不可能。国民政府在1933年将北平文物南迁的行为，无疑是十分正确的。否则，定被日寇掠夺回国无疑。而今天留在大陆博物馆的许多文物，肯定只能在日本的博物馆里见到，台北的故宫博物院也决不会如此壮观。至于北平的大学生，是长着双腿的青年人，不必山海关一告急就仓皇出逃，等到听到日军攻城的枪炮声再跑也不迟。

事实上，国民政府也并没有像鲁迅所说的那样，只救北平文物而置北平大学生于不顾。北平告急时，国民政府做出北平大学南迁和西迁的决定，一部分大学在昆明组成了西南联合大学，一部分大学在西安组成了西北联合大学，这是大家熟知的事。

所以，像《学生与玉佛》、《崇实》这样的文章，编写鲁迅年谱时，大可不必入谱；即便要入谱，也应该力求客观公正地予以解释。

但《鲁迅年谱》增订本，则往往在鲁迅的局限上变本加厉。增订本说1933年1月30日，鲁迅

“作《学生与玉佛》。……揭露国民党只顾抢掠财物，不管人民死活的丑恶行径”（第3卷第381页）。

文物南迁，是国家行为，是以国家的名义将国家财物从一处迁到另一处，就像一个人为防偷劫而把钱包从外面口袋移到里面口袋一样，怎么能说成是“抢掠”？紧接着，则说1月31日，鲁迅

“作《崇实》。……生动地揭露了国民党阔人置民族存亡于不顾，醉生梦死，借机大发国难财的罪行”。

即便从政治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借题发挥，也是应该尽快改变的，因为这不利于两岸的对话和祖国的统一。

《鲁迅年谱》增订本存在的大大小小的问题，远不止以上指出的这些。我这篇文章只是选择了若干问题作为例子。这部四卷本的《鲁迅年谱》，是一部重要的工具书。正因为重要，所以有必要尽快再次修订。而此次修订，小修小补无济于事，必须动大手术。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原文载《文艺研究》200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