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胎”之选：苏俄眼中孙中山2014-12-02 11:48
来源:作者博客作者:BBpanda1325次点击:我要评论
 在1920年代初，如何通过与各方的斡旋来获得外交上的有利位置才是苏俄所真正关注的问题。孙博士之于莫斯科，也不过是其中国政治盟友的“备胎”而已。
在孙中山的政治生涯中，与苏俄的联盟无疑是极为重要的转折点，而此政策也深刻地影响了整个20世纪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1923年1月，孙中山与苏俄外交代表孙越签署并公布《孙文越飞宣言》可被视为双方政治合作的正式开始。而在此前双方曾经历了一段相当漫长且曲折的彼此试探过程。
“十月革命”后，对于尚处于激烈内战中的苏俄政权来说，能获得周边主要邻国的外交承认有着重大的现实利益。在此背景下，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之初，便面临如何处理对华政策的难题。北洋政府与南方政府，究竟哪一方才是新生苏俄政权潜在的政治盟友呢?
若仔细探究，或可发现苏俄政权最初是希望与北洋政府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早在发表《加拉罕第一次对话宣言》时，便向北洋政府释出善意及合作之意愿，并借以换取中国的外交承认，进而改变当时在国际关系上的困境。然而，北洋政府对此反应消极。1917年12月，北洋政府与协约国阵营合作，进占中东路沿线地区，武力驱散俄方在哈尔滨的工农兵苏维埃。另一方面，则迟迟不愿正式承认布尔什维克的外交地位。事实上，北洋政府直到1920年9月才正式宣布不再承认前沙皇俄国的外交人员，并下令关闭各地的沙俄领事馆。
有鉴于北洋政府所持的敌对态度，1918年2月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向各边疆工农兵代表发出指示，特别指出：“与中国人交往时，应该记住目前的北京政府不是中国人民意志的代言人，它在同居起义反对北方反动势力并建立联邦共和国的中国南方人民作对”。
较之北洋政府的消极乃至敌视的态度，偏居南方的孙中山却在第一时间以南方议会的名义向列宁和最高苏维埃去信致意。在与北洋政府交往多次碰壁后，苏俄政权决定开始与孙中山为首的南方势力进行正式接触。
1918年8月1日，在时隔数月后，时任人民外交委员契切林以苏俄新政权的名义答复孙中山：
“人民委员会交给我们一项光荣任务，向您，尊敬的导师表示感谢，感谢您几个月前以中国南方议会的名义给工农政府寄来贺信，并向您，中国革命的领袖，从1911年起在特别困难的条件下继续带领中国劳动群众反对奴役着——中国北方的和外国的资产阶级以及帝国主义政府——的伟人表示敬意”，末尾处还特意强调：“因为我们的成功，就是你们的成功，我们的灭亡也就是你们的灭亡”。
除了与孙中山进行频繁接触后，苏俄方面也通过各种渠道来全面了解孙中山在中国的实际影响力与政治立场，观察其是否是一位真正适于合作的潜在“同盟”。
1920年12月，苏俄外交官在给人民外交委员会的报告中写道：“我在上海时同孙逸仙博士联系密切，他是一位狂热的反英者，与北京政府和(目前垮台的)广州政府势不两立。他本人在中国人民中享有很高声望，在报刊上常常被称为国民党首领，但这个党至今未成立”。
从此报告中，不难看出苏俄当时所关注的重点即孙中山对当时帝国主义列强及北洋政府大真实态度以及其是否在中国真正具有强大的“政治动员力量”。此外，该报告也对孙中山未来的政治倾向进行了预测：“它可以发动起义并能够得到督军朋友们的支持，督军们兵合一处，为他提供一支颇为客观的武装力量……中国恢复统一后，孙逸仙博士打算通过普选组织议会”。
尽管已与孙中山建立了联系并初步认识到双方的合作前景，但莫斯科的决策层依旧犹豫不决。
首先，莫斯科方面并不愿彻底与北洋政府断绝往来。1922年2月7日契切林在致孙中山的信中，直截了当地写道：“不管北京政府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它终归是中国的正式政府，所以，我们仍力图同它建立正常关系。”
其次，除孙中山外，苏俄方面当时还在考虑拉拢吴佩孚并一度对其寄予“厚望”。1922年7月，苏俄观察员维连斯基给契切林和托洛茨基的电报中称：“中国政治中的主要人物是吴佩孚将军，他掌握着军地、财政、交通及内政部，南方多数省份现在投靠了吴佩孚，其结果是孙逸仙政府几乎彻底垮台”。
在陈炯明发动政变，孙中山流亡上海后，苏俄方面曾试图促成孙中山与吴佩孚进行合作。苏俄派往吴佩孚处的代表“试图说服他转向国民党，同孙逸仙和解”，并要“防止吴佩孚与孙逸仙发生冲突”。
又如苏俄大使越飞还曾幻想孙、吴组成联盟，实现“孙主政，吴主军”的格局，即“孙逸仙是中国的思想领袖，吴佩孚是军事领袖，两人联合后将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国。”
为此，越飞在给孙中山的信中着重指出：“我不清楚，如果说您现在同吴佩孚达成协议，而您和国民党的影响因此而更大，那么为什么中国政府特别是外交部在奉行一种既丝毫不符合国民党的纲领，也丝毫不符合中国人民的实际利益的政策呢?”
托洛斯基被打倒后，越飞（右）被视为其亲信，于1927年自杀。
苏俄对与孙中山及国民党进行全面合作始终有所顾及的缘由，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对国民党政治立场的不信任。早在1921年苏俄驻华情报人员的绝密报告中，便曾这样评价国民党：“国民党，大约成立于15年前，有纲领，与我的社会革命党有些相似。该党策略经常改变，受政局左右。它有时革命情绪高涨，有时黯然失色，成为缺乏信心的知识分子党”。
另一方面，在莫斯科看来孙中山作为一名具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政治家，其未来的政治走向仍需警惕。例如1922年8月在给越飞的回信中，孙中山直言不讳地质询：“我想知道，为了同日本取得谅解或更准确地说达成协议，贵国政府是否准备牺牲中国的利益?” 孙在此类政治问题上的坚决态度，一定程度也让苏俄方面担心其整个远东外交格局会因此而受影响。
即便是在1923年孙中山与苏俄正式“结盟”后，莫斯科依旧未给予其充分信任。列宁去世后，苏俄政权对孙中山以及广东政府的态度还是曾有过疑虑，尤其对国民党势力与商人的关系甚为关注。当时俄共中央得到的情报显示经济条件对孙中山与国民党能否扩大权力、控制局势有着极重要的意义，而广州的“商业资产阶级”也在期待着孙中山能够稳定广州的货币。
共产国际远东局在报告中并称“国民党迄今为止一直靠广州和南方商人的分立主义而生存”，但这些商人出于自己的经济利益更倾向于香港。 香港在当时苏俄眼中是“英帝国主义”的据点。苏俄似乎不愿意看到孙中山政府与“英帝国主义”潜在同盟者――港粤商人关系过分接近。
在处理国家安全的事务时，苏俄决策层也并不会拘泥于意识形态的教条，相反他更多时候表现出是一种实用主义乃至功利主义的政治策略。在1920年代初的远东局势中，如何通过与各方的斡旋来获得外交上的有利位置才是苏俄所真正关注的问题，而非援助包括中国在内的民族革命斗争。孙博士之于莫斯科，也不过是其中国政治盟友的“备胎”而已。
责任编辑：孟尧 | 
发表于 2014-12-3 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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